第一章　瓯海之滨

一　瓯江流过这里

瓯江，一条十分清澈而美丽，名字又十分好看好听的江，曲折蜿蜒，在浙江省南部群山叠峦中奔腾跳跃而下。它一路汇集了无数条支流，当临近大海时，眼看地势渐趋平坦，江面骤然开阔，于是它便轻快地流过那块被穹隆般的蓝空笼罩着的冲积平原。每天的潮涨潮落，就像它袒露着的胸膛的均匀的呼吸，似乎在消除着一路奔波的疲劳；同时，又怀着无限的憧憬，不停步地投向那思念已久的万顷东海的怀抱。

在这东海之滨，瓯江南岸，是一座屋宇栉比、人烟稠密、历史悠久的城市——温州。就像它的名字所表示的，这里是四季温润的地方。它最早即称“瓯”，因为汉初东瓯王受封、建都于此。古又称“永嘉”，那是“水长而美”的意思。从唐朝以后，改名“温州”。宋、元、明、清以来，“永嘉”与“温州”是同一地理概念（但现今的永嘉县，则移置于瓯江之北）。民国成立后，这里属“瓯海道”；后来道制取消了，但提到温州，人们仍旧必然想起瓯江与东海。宋代温州太守、苏东坡的诗友杨蟠，曾这样歌咏它：

一片繁荣海上头，从来唤着小杭州。

水如棋局分街陌，山似屏帏绕画楼。

是处有花迎我笑，何时无月逐人游。

西湖宴赏争标日，多少珠帘不下钩。

诗写得不算太好，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温州历史上的风貌。如今，城里“水如棋局”的景观已有变化，“山似屏帏”则依然如故。且不说温州城外西北群山，就是在城里也有七座山：正东为华盖山，气势独壮，遥望似华盖，故名，“道书”上甚至称其为“第十八洞天”；东南名积谷山，因其山形圆正，有如谷仓；西南为松台山，山上多松；西北为郭公山，据说为纪念晋朝郭璞而名；东北为海坛山，南宋遗民诗人郑思肖（本书传主故乡的宗祠的楹联中也写到这位郑氏先贤）所著《心史》中记有古谶云“海坛沙涨，温州出相”，可知海坛山原是海边沙丘；海坛之南为慈山；城中又有小阜名曰中山。诸山错立，如同七斗，为整座城市平添了佳景，故温州又称“斗城”。这个佳称，不由得令人想起郭沫若的名诗《天上的街市》。传说晋朝时永嘉太守郭璞，就曾对照北斗星座位置，组织当地民工建筑城墙于诸山之上。又传说在筑城时，有白鹿衔花从城中穿过，花吐在城墙上，便化作了彩云，鹿跑过的地方到处鸟语花香。因此，温州又有一个美丽的名称叫“白鹿城”或“鹿城”。旧时华盖山下，就有一座白鹿庵，庵内供一白鹿塑像，昂首奔跑的姿势十分优美。

温州既为东瓯故国，古迹名胜自然是所在皆有。像“吹笙台（传为王子晋吹笙处）”“戏彩堂”“一镜池”“浣纱潭”这类故址，现在的一些老人大概仍能指点依稀吧？温州古代最有名的太守，是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和南朝大诗人谢灵运，于是，有关他俩的古迹就更是特别多。史载王羲之治尚慈祥，民安讼息，平时庭列五马，金勒绣鞍，出即乘之，郡人慕其风采，竞携壶相候。至今城内仍有“五马坊”地名。还有“墨池坊”，乃羲之在此临水作书，洗砚于池，宋代米芾曾书“墨池”两大字镌于池边石上。史又载谢灵运恺悌化民，不事鞭扑，罢郡时吏民送于北亭，赋诗叙别，父老无不攀衣泣下云。城内有“竹马坊”“童子坊”，即为当年谢灵运出游时，儿童们纷纷骑竹马相接，故名。千百年来，能够在民间留下这样美好的故事的书家、诗人，确实是非常难得的。而这里山水之美妙闻名于世，也与谢灵运任太守后创作了许多著名的诗文播传四方分是不开的。例如，他的名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千古流传，从而当地的“池上楼”“春草池”等都因此出名，附近的坊巷也就被称为“谢池巷”了。

要说温州风景最美妙、古迹最集中的地方，无疑当是城北瓯江江心中的一座小岛。那好像是这座古城的冠上明珠。江心孤屿历来有“蓬莱仙岛”之称。往昔，那里有“春城烟雨”“塔院筠风”“瓯江月色”“罗浮雪影”“海淀朝阳”“翠微残照”“孟楼潮韵”“海眼泉香”“沙汀渔火”“远浦归帆”等十景之说。即使没去过，仅仅从这些名称上，也可以想象其美了。历代骚人墨客在那儿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如谢灵运便写过《登江中孤屿》：

江南倦历览，江北旷周旋。

怀杂道转迴，寻异景不延。

乱流趋孤屿，孤屿媚中川。

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

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

想象昆山姿，缅邈区中缘。

始信安期术，得尽养生年。

北宋时，岛上建有“澄鲜阁”，即取名于此诗。岛上还建有纪念谢灵运的“谢公亭”，唐代韩愈题咏谢灵运之《孤屿》曰：“朝游孤屿南，暮嬉孤屿北；所以孤屿鸟，尽与公相识。”写尽了谢公在此流连忘返的情景。此外，唐代大诗人李白写过：“江亭有孤屿，千载迹犹存。”杜甫写过：“孤屿亭何处，天涯水气中。”孟浩然写过：“众山遥对酒，孤屿共题诗。”他们虽未必来过永嘉，却为此孤屿美景写下了千古佳句。而南宋时陆游、王十朋、文天祥，明末顾锡畴、钱肃乐，清代朱彝尊、阮元等等著名人物，都曾涉足于此。后人为了纪念文天祥这位不屈不挠的民族英雄，在他就义二百周年的明成化十八年，特在此为他建立了祠宇“宋文信国公祠”，至今保存完好，被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山水钟秀，地灵人杰，温州历代产生过一些著名文人学者。北宋时，这里就有王景山提倡儒学，著有《儒志编》一书，学者翕然从之。当时，伊洛诸儒未作，此书或可视为宋代理学之先驱。元丰年间，又有周行己等九人在此讲学，为一时之盛。到南宋时，叶适、薛季宣等人又起而振兴学术，发挥先人哲理精华，蔚成一家之说，世称“永嘉学派”。因此，当时温州便有“小邹鲁”之嘉称。降至晚近，温州还出现了陈虬、宋恕、陈介石这样的改良派学者，人称“东瓯三先生”，又称“温州三杰”；还有孙诒让、黄绍箕等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孙诒让曾主编《永嘉丛书》，便收辑当地历代学者的二百余种著作。可知弦歌之声不绝，温州一直是浙南的学术文化中心。另外，温州的民间文艺也向来十分兴盛。例如，我国最早的成熟的戏剧——宋元南戏，发源地即在这里。而明清以来流行于温州地区的永嘉昆剧，与宋元南戏一脉相承，并有其独特风格。当代著名昆曲大家俞振飞说：“南昆北昆，不如永昆。”元末最有名的南戏《琵琶记》的作者高明，便是温州人。

当然，温州也历来不是一个仙境般的世外桃源。这里有美丽的风景，高尚的文明，也有过黑暗的统治，血腥的杀戮。甚至连谢灵运这样的太守也在此受过难。前面提到他的名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居然当时就有宵小向朝廷诬告说前一句是影射“王泽竭也”，后一句是暗示“候将变也”。后来，谢灵运被迫离开这里，最终在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中被杀，年仅四十九岁，未能做到自己诗中说的“得尽养生年”。前面提到的文天祥，来到江心屿更不是为了游赏山水之胜，而是在家国覆亡之际，从元蒙军拘囚之中脱逃南来，寻找赵宋宗室，以图抗元复兴。文天祥在温州留下的踪迹，是沾满了血与泪的。前面提到的钱肃乐、顾锡畴，他们到温州也是与抗清救国有关。至于温州普通劳动人民，历来所受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之苦，那就更不用多说了。因此，温州地区城乡人民的起义斗争，史不绝书。例如，太平天国时期，温州地区连续发生响应太平军的农民起义；而太平军也一连六次攻到温州城郊，并在乐清县建立过政权，先后在温州地区转战达半年之久。再如，1898年5月，温州城内民众为抗议米价暴涨和荒年征收新税，愤然集会，喝令各店关门罢市，搜查奸商囤积之粮食，还捣毁了道台、知府和知县的衙署。最后，镇台衙门士兵开枪镇压，死伤群众数人。事情闹大后，当局被迫撤换县令。

由于温州东临大海，这里的人民还最早遭受外国海盗和帝国主义的侵掠。早在明朝年间，倭寇就经常侵犯我东南沿海，著名爱国英雄戚继光就曾在温州一带领导过抗倭斗争。尤其是十八世纪后，帝国主义更将其魔爪伸向这座美丽富饶的城市。外国传教士也很早就在温州活动，建于一百多年前大南门外花柳塘巷（两年后迁至周宅祠巷）的天主教堂，为浙南教堂之首。很多传教士都欺骗和鱼肉百姓。同治七年（1868），英帝国即企图以交还在咸丰八年（1858）订立的《中英天津条约》中被规定的“通商口岸”之一的琼州为条件，想换取开放温州为商埠。光绪二年（1876），英国便借口“马嘉理案件”，以武力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从此，温州与宜昌、芜湖、北海等地一起，成为新辟“通商口岸”之一，并作为外国领事官员驻扎之地。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官吏、间谍、奸商、流氓等等，更纷纷拥入温州。这里成为他们冒险、掠夺和横行的地方。但是，温州人民才是这里的主人，岂容外来强盗为非作歹！十九世纪末，这里就爆发过两次声势浩大的反帝斗争。1884年，愤怒的老百姓曾烧毁了帝国主义者设在城里的教堂，吓坏了那些作恶的洋人和清政府。1898年夏，温州地区兴起了更大规模的“神拳会”反帝运动，号召“除教灭洋”，与中国北方的“义和拳”相互呼应配合，并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仍继续进行了斗争。这些斗争虽然最后都惨遭失败，但是却在温州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播下了永不屈服的反抗的种子！

滔滔瓯江啊，你从这里流过，日夜不息。在你的河床里，曾经流淌过多少温州百姓的泪水、汗水、血水！你是这一切欺凌和反抗的见证者！你滋润了这里的土地，你哺育了这里的儿女；那么，你的儿女又怎能不报答你，怎能不为你的尊严和纯洁而斗争呢！滔滔瓯江啊，你一定记得，就在温州民众闹荒毁衙的那一年，就在“神拳会”高举义旗的那一年，你的又一个日后可以骄傲的儿子，呱呱啼哭着诞生在你的身边。

他，就是本书传主——郑振铎。

二　家世之谜

我们的传主，1898年12月19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七）出生在浙江温州，但他一直称自己是福建长乐人。他在写文章时，常常特意署名“长乐郑振铎”；有一部他编印的书，就叫《长乐郑氏汇印传奇》；他还有几枚图章，刻着“长乐郑振铎”“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等；直至他遇难前十天，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作的“最后一次讲话”中，还说：“我是生长在温州的福建人。”那是因为，他始终不忘记他的故乡是福建长乐县（1994年撤县设市）的首占村。

长乐设县始于唐武德六年（623），“地名长乐，居者安之”。据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和三国时期吴主孙皓都曾在此屯兵造船，故长乐又别名“吴航”，简称“航”。明代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庞大船队“累驻于斯，伺风开洋”，随航中就有不少长乐人。其后，长乐移居海外的人越来越多，“尤以操舟行船居多”，成了我国著名的侨乡。首占位于长乐县治西南约十里，临东海，襟闽江，坐北朝南，四周沃野葱翠。东南有起伏连绵的董奉山，该山是长乐的主峰之一，三国时期“建安三神医”之一的董奉曾经在这里结庐行医，并留下“杏林春暖”的人文佳话。因此，董奉山历来被看作福山宝地。登山西眺，鼓峰高耸云表，马江奔流不息。鼓峰即传说中少年林则徐吟联“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的地方（但据考，其实乃福建无名诗人甘少潭之句）；马江则是甲申（1884）中法海战的古战场，中国海军将士曾在此牺牲七百余人。南宋景炎年间，首占就形成了村镇。最初称“洲店”，后来音讹为“酒店”。明嘉靖年间改名“首占”，取地灵人杰、出类拔萃之嘉意。这当然比“酒店”好听多了。而小小的首占村，历史上确实出了不少名人。明清时代进士就有六名，举人二十名，还有众多贡生、附学生、太学生、庠生、监生等；民国以后也出了博士、教授、院士多名。现在，全村在籍人口三四千，几乎全都姓郑。而分布在世界各国的首占乡亲竟也有两千多人，真是名不虚传的侨乡。

我们知道，有许多著名人物，他们的故居被后人保护下来，精心维修，成为文化胜迹，为乡梓增光。不管是简陋的农舍，还是考究的楼房，都吸引了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参观者。至今，在首占郑氏宗祠右侧，还有着一座不算宽敞的据说是本书传主的祖居。几百年风雨侵袭，梁柱斑驳，已十分破败。经有关行家鉴定是明代的建筑。近年，也有一些人士因为仰慕本书传主的大名，而去那里参观；但要道一声遗憾，那座古老的房屋是不能称作“郑振铎故居”的。因为据一些史料推算，大概在他出生前三年，他祖父便已率领全家搬迁到了温州。他长大后，我们仅知在1921年他葬祖的时候回首占去过一次，也不知道是不是住过这屋子。

那么，在本书传主的出生地温州，在那个至今有着“五马坊”“墨池坊”“谢池巷”等令人生发无穷之思古遐情的地名的古城，哪里是他的故居呢？遗憾！不得不再说一次遗憾：由于年代的久远，更由于以前一些人对他的忽视，没有及时调查，如今悔之晚矣，居然连他诞生的具体地方也不很清楚。本书传主的亲属说，他们老家在温州的“盐官塘”（一说为“盐公堂”）；而当地人士则听老辈说，他诞生在“乘凉桥”（一说为“蝉街”）的一间名叫“炮丁”（一作“炮厅”）的旧屋子里。那到底是哪里呢？如今，传主的童年友人几乎都已过世了，这个谜也就永远没人能解答了吧？我们只是从保存至今的1913年印行的《浙江第十中学校同学录》中，得知他读中学时家住在“瓦市殿巷”；又从1918年8月印行的《永嘉新学会会员录》中，得知那时他家住“沧河巷”。可知也曾几度搬迁。茫茫遗迹，何处可寻？

还有更令人遗憾，或者更令人难以相信的事呢。那就是这位后来享誉中外文化界又突然去世的大名人，很长时期以来，人们（甚至包括他的遗属）都不知道他的父亲和祖父等人的名字，也不知道他们确切的生卒年月。仅仅知道他的三叔叫郑庆豫（莲蕃），早在1940年代就已逝世；他的母亲叫郭宝娟，一名葆贞。（他后来曾取笔名“郭源新”，大概是想到了母亲的姓吧。）这位在旧中国吃过不少苦的母亲，后来又不幸过早地失去了最心爱的长子，但她安度晚岁，颐养天年，直到1968年10月，在她儿子为国光荣牺牲十年之后，才以近九十高龄辞别人世。那么，在她健在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人向她问一下呢？

我们的传主，一生留下了那么多文字，其中包括对很多同时代人的回忆文章，对很多历史人物的研究考证文章；但是，唯独很少谈到自己和自己的家世。这当然体现了他的美德，然而却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了莫大的缺憾。本书作者曾千里迢迢找到位于北京西山的中央档案馆，怀着很大的希望，通过非常严格的手续，调阅了传主的人事档案，本以为可以解开他的家世之谜，但最后还是失望。于是，只能寄希望于首占的父老乡亲和福建当地的研究者了。

当地父老乡亲和研究者终于给了我们多年等待的欣喜。

最初，1988年，福建的研究者陈松溪在首占读到并撰文介绍了手抄的明嘉靖年间郑世威（环浦）所修《岱阳郑氏族谱》，和清末郑用权所修《义福房谱》等珍贵文献。所谓“岱阳”，就是首占，因为首占位于当地一座名叫岱山的小山之南。据族谱所载和当地老人所述，岱阳郑氏从元皇庆延佑（公元十四世纪一二十年代）时起，以二十四字排辈：“子、孔、淑、德，汝、世、昌、大，崇、学、师、善，惟、道、用、宏，允、中、克、守，于、祖、友、光”。而“子”字辈郑子悦有五个儿子，又分为“仁、义、礼、智、信”五房；各房后又再分若干房，如“义”房又分为“福、禄、寿”三房。《义福房谱》即记岱阳郑氏之一支。当地长者对陈松溪说，本书传主就应属“义福”一房，可能是“克”字一辈。他们并初步推测传主的父亲应叫郑庆咸，祖父应叫郑允屏（承晟）。只因族谱编修时间太早，房谱也只记到清光绪年间的“中”字辈，又没有出现已知传主叔父郑庆豫的名字，所以仍然无法确认他们的推测到底对不对。

又过了好几年，首占的父老乡亲又发掘出两件与本书传主有关的十分重要的文献。一件是至少八九十年以前首占某位郑氏老人逝世时，族里办丧事用的类似治丧人名册的印刷品（当地人称为“承服帖”）。虽已残破不全，但正好能看到其中有“功服侄孙庆咸、庆晋、庆豫、中谦、中礼［按，以下字缺，但可肯定是“抆泪顿首”四字］；缌服侄曾孙振铎抆泪顿首［按，此四字残缺，但可确认］”诸语。由此，就可以确定无疑地判断传主的父亲就是郑庆咸，正是“中”字辈。另一件是《郑兆祺家谱》，也是印刷品。郑兆祺是“允”字辈，属“礼”房；但该家谱对岱阳郑氏各先祖及堂兄弟、堂侄等亦简明列出，若有功名者还扼要加以注明，其中便记有“承晟，浙江试用从九品”。由此，我们知道了本书传主的祖父曾当过小得不能再小的官。

对上述文献和其他资料进行综合对照研究后，本书传主原先像谜一样的家世就基本上搞清楚了。这里作一点简述。

本书传主的父亲郑庆咸，家中长子，光绪辛巳年四月十七日（1881年5月14日）生，约1909年卒。母亲郭宝娟（葆贞），约1880年生，1968年10月卒。

祖父郑允屏，名承晟，号绍平，家中次子，行六，咸丰己未年正月初七日（1859年2月9日）生，约1911年卒。祖母陈氏，咸丰乙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856年1月29日）生，1943年3月卒。

曾祖父郑宏溥，名景渊，号星海，家中三子，庶出，行八，道光乙未年六月初五日（1835年6月30日）生，同治己巳年六月初四日（1869年7月12日）卒。曾祖母郭仲年，字敏斋，道光丙申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837年2月4日）生，光绪丁丑年十一月初一日（1877年12月5日）卒。

高祖父郑用苍，又名元璧，号锡侯，家中三子，行三，嘉庆丙寅年三月初八日（1806年4月26日）生，同治甲子年九月二十九日（1864年10月29日）卒。高祖母陈氏，嘉庆丁卯年九月十八日（1807年10月18日）生，道光己丑年五月二十三日（1829年6月24日）卒；王氏，嘉庆壬申年七月二十三日（1812年8月29日）生，卒年不详。

本书传主的祖父母以上的前辈，他不可能接触过；但他一生酷爱历史，本族祖先艰苦创业的精神和家族史上一些著名人物的遗训和业绩，对他不可能没有影响。这里也择要作一点介绍。

相传，首占郑氏是南宋嘉泰甲子年（1204）从长乐福湖（今北湖村）迁来的。再上溯，其先祖是唐末从河南来到福建的。郑氏刚到首占村时，根基浅薄，只是靠帮人家看管鸭子为业。由于地位低下，加上年代久远，首占郑氏始迁祖的名字在明初时已无从查考，于是姑称其为“了公”，意为“不了了之”。自了公而下，到元代的郑以志，不知几传，中叶无考。于是首占郑氏后人便把郑以志称为第一世祖。郑以志以下，便按“子、孔、淑、德……”排行了。传至明初第四世（“淑”字辈）郑淑敦，名崇，出任山东平原县学教谕，其门生孙贤高中状元。后来孙贤巡抚闽疆时，特意赠匾一方致谢，文曰“郑老夫子视学山东／邹鲁文衡／门生孙贤敬书”。这是首占郑氏历史上第一件自豪的大事情。自此郑氏在首占站稳脚跟，开始繁荣。该匾保存至今，为宗祠中第一块大匾。此事当然也极大地激励了郑氏子孙发愤向学，本书传主只要去过宗祠，一定见过此匾。

此后，首占郑氏族史上出现过不少杰出人物，如七世祖郑世威（1503～1584），名钺，字中孚，号环浦，又号岱阳山人，是首占出的第一名进士，也是一代名臣。清《古今图书集成·官常典》中有传。《明史·艺文志》著录了他的著作。据明宰相叶向高为郑世威写的墓志铭等记述，嘉靖己丑年（1529）高中进士那年，正好台省空缺官员，别的进士都抢着想去，世威却说：“才脱章句，遂躐司耳目，毋论躁，且虞旷也！”（刚刚摆脱完考试作文，就争先恐后打探钻营，不说太急吼吼，实在也怕太浪费时间了吧！）世威为人耿直，为官清正。许多官员去拜谒相国夏言，都由边门进，世威却对看门的说：“相国诚尊，然奈何使邦大夫蹜蹜旁趋？还吾刺，去耳！”（相国固然十分尊贵，但为什么让国家官员畏畏缩缩从边门进去呢？还我名片，我回去了！）看门人大惊，赶紧把正门打开，世威这才不亢不卑地进去。巡抚汪元锡和相国夏言说要参拜上清宫为国祈福，诸官员都跟去，世威看到“祝辞”上写的却是为相国祈子，愤然对同僚说：“吾侪非相国私昵，胡为乎来！”（我们又不是相国家里人，干什么来呢！）拂袖而去。焚烧符箓时，要他署名，他又拒绝。夏言自然怀恨在心。后来严嵩掌权时，暴虐过于夏言。严嵩族党、副使熊楫欲抑价收买寺田千亩，世威则估以平值，鬻田以赈饥民。熊楫拿了严嵩写的条子给世威看，可他就是不予理睬。严嵩更对他恨之入骨。

世威一生两次辞官还乡。一次就是考虑到严嵩父子会报复，故辞官回首占，教授生徒，并写出了《四书答问》《诗经答问》等书。十年后，严嵩倒台，朝廷诸官力荐，世威再度出山，“一岁四迁其官”，官至南京吏部右侍郎，改北刑部。他曾经向皇帝上《举真儒崇正学以隆圣治》疏，条分缕析，至为周全。而当皇上下诏大采珍珠宝石时，世威上疏谏止，不听，于是他再一次谢病辞归。世威居家简朴，回乡后喜欢与村民话桑麻农事，时常下田耕作。一天，一位访客在田间遇到世威，说：“请通报你家老爷，有客人拜访。”世威应允而入屋，不久穿戴整齐来见，客人才知道就是先前田间劳动的那位老者。

世威去世后，万历皇帝特颁旨赠其刑部尚书，并赐谥“恭介”。“御制”中称赞他：“宠辱不惊，朝野尚留清誉；初终一节，士林共仰高标。”至今在福州，还多处遗存世威的字迹，如“晦翁岩”、“洞天山斗”以及朱熹的“读书处”等。在首占郑氏宗祠里，更至今保存着出自八十老翁世威手书的四个大字“世培忠厚”的大匾，笔迹遒劲淳朴，力透人心，体现其一生孜孜以求的道德境界与学养。本书传主如果去宗祠，也一定会看到此匾，并听到有关这位先祖的故事的。

上面写到的传主的高祖郑用苍（元璧），则是首占出的第二名进士，时在清道光庚子年（1840）。他也是一位美誉度很高的郑氏先贤。据民国时《长乐县志》载，他成进士后，改庶吉士，因生母病故而回首占。“时夷氛正炽，全闽震动”，即帝国主义正发动鸦片战争，元璧“偕当事密筹方略，众以无恐”。庚戌年（1850）他当陕西道御史时，一上任“即弹劾夷务，不避权贵”。后又因嫡母病故而回首占，“主讲凤池书院，训士有方”。其时“土匪不靖，会同地方官，劝办捐输团练”。己未年（1859），他被授湖南长宝道，大修水堤，“民利赖之”。“楚省求忠书院少藏书，特捐购群籍，以资诸生讨论”。辛酉年（1861），主持粮道，“改办漕折，严禁浮勒”；后主管司法，“用法持平，所获匪党，必悉心审鞫，从不株连，全活甚重”。后又升任山东盐运使司，并钦加按察使衔，赏二品顶戴。然而，他还未及赴任，便因操劳过度而在官寓过世。他病重时，一位姓恽的抚军曾亲自到他病榻前问视，“见敝帏布被，不异寒素，出语人曰：‘吾不意其清俭若此！’”（我没想到他廉洁到这样！）元璧过世时年仅五十九岁。诰授资政大夫，入祀凤池名师祠。至今首占还保存着元璧的四轴中堂诗幅，诗字俱佳。在福州鼓山涌泉寺藏经殿，还有元璧书写的《增置鼓山寺田碑》，本书传主也是有可能看到过的。

还可一提的是元璧的儿媳、本书传主的曾祖母郭仲年（敏斋），首占郑氏族谱称她“简默能文，精于试帖、杂体”。民国《长乐县志》有传：“宏溥公妻郭氏，闽县柏荫女也。年三十而寡，事姑曲尽孝道。抚诸孤成立，躬课之读。长子承晟，浙江永绥县丞；孙庆豫，毕业译学馆，以中书用，后任外交部主事。氏博览群书，工诗，著《继声楼诗集》二卷，其父柏荫为之序。”（按，县志对本书传主祖父的官职所述不确，浙江亦无永绥县。）郭柏荫是清代的大人物，他为女儿作序刻行的《继声楼帖体诗存》二卷、《继声楼古今体诗》一卷，共收诗二七八首，多清雅可读。如帖体诗《万里重山绕福州》中写到“乌石天何小，螺江水自流。会须攀屴崱，指点话琉球”，表达了女诗人的开阔胸怀。古今体诗《文士多妄戒儿子》说“聪明天所贻，文人愧不羁”，不赞成大人“妄戒”和压抑孩子的天性，“吾为汝曹忧，一夜生鬓丝。”本书传主对这位曾祖母当然是知道的。我们从他的藏书目录（《西谛书目》）中，就看到有《继声楼古今体诗》。

三　坠入困顿的家

有关本书传主的童年和少年生活的材料也非常之少，这一点也与许多同时代、同层次人物（鲁迅、郭沫若、茅盾等）大不相同。现在，我们只能根据极少的文献材料，和传主生前在文章与讲话中偶尔涉及童年的回忆，以及他的一些亲友的回忆与传闻，来简单地勾勒描述他的童年和少年。

他的祖父郑允屏在少年时便双亲相继亡故，而且前面讲过郑用苍一生那么廉洁，因此祖父少年时的生活大概也是比较艰苦的。大约在1895年，祖父为投靠表亲而从福州迁到了温州。据传主遗属说，有一位表亲（当姓郭，名不详）在温州当道台。这是一个省以下、府以上的级别不低的官儿。祖父便在道台手下当幕友，平时在衙门内做做文书工作。又据说，后来祖父还曾被委派为铜山岛的海防小官。但据查铜山岛位于福建省南部诏安县东海中，距温州甚远。那么，岛名是否有误记，也就不得而知了。反正其官职只是“浙江试用从九品”。

祖父共生有三男三女。长男即本书传主的父亲郑庆咸，生于1881年5月14日。二男郑庆晋生于翌年，可能较早就死了。三男即郑庆豫，字莲蕃，光绪三十四年（1908）毕业于京师译学馆，在毕业生清册上登录为二十三岁，因此约1886年出生，后赴西班牙留学。今知福州郭家有人留学比利时（郭则寿，字舜卿，1883年生），郑庆豫留学不知是否与此有关？庆豫归国后在北京外交部任签事等职。祖父的三个女儿则均不知其名。据说长女后嫁福州陈家，陈父在云南大理府任知府云。二女后嫁福州李家。三女生下不久即送给人家当养女。从长女的婚配和三男的留洋来看，早先这个家庭的景况应该还是很不错的；但是不知什么原因，又很快就落破了，竟至将小女儿也送了人。

据说，本书传主的父母亲是由双方大人“指腹为亲”的。所以，当郭宝娟十六岁那年，她母亲去世，夫家又将从福州去温州时，她便随出嫁而跟夫家到温州定居。本书传主出生时，母亲仅十八、九岁，父亲的年龄也相仿，因此，家里的一切是由祖父作主的。

祖父为长孙取了个小名，叫“木官”。那是因为算命先生根据他的“八字”算下来“五行缺木”。这当然是民间迷信。但是，祖父为他正式取名“振铎”，则是有寓意的。“铎”是古代的一种大铃，盛行于春秋至汉代；“振铎”，即是摇铃发出号召的意思。《周礼·夏官·大司马》载：“司马振铎，群吏作旗。”注曰：“振铎以作众。”《史记·周本纪》上说：“武王弟叔振铎奉阵常车。”《淮南子·时则训》说：“振铎以令于兆民。”郑振铎又字“警民”（一作“铎民”），与名相应，都有“唤醒民众”的积极意思。他出生于“戊戌变法”那一年，长大后曾回忆自己从小就在家里看过《新民丛报》《黄帝魂》等书刊。可以猜想到，他的祖父应该是一位具有维新救国思想的知识分子。

他出生两年后，大妹郑绮绣出世。再过六年，又有了小妹郑文英。他本来还有一个小弟弟，可惜不幸在襁褓中夭亡。多年以后，他在一首《死了的小弟弟》的小诗中沉痛地写道：“虽然我们只见了五六面，／但是这初生婴孩的最后的哑而不扬的哭声，／至今还使我负着悲哀的重担。”

1945年，他在为自己购藏的一部清人贺君召的《扬州东园题咏》题跋时，曾写道：“余幼客扬州二载，尝游法海寺。”他童年时，怎么又会到离温州有千里之远的扬州去客居二年呢？根据他的大妹绮绣的回忆，再结合他小妹文英的印象，我们才得知在这则题跋的短短一句话中，正隐含着一个十分悲惨的不为人知的故事。

原来，他的父亲年轻时也与祖父一样，为了生活，千里迢迢离家去扬州当幕友。有一天，偶然在县衙门的后花园中，看到知县的小妾，觉得长相很像自己的小妹妹，心里便产生疑问。后经打听，证实果然正是家里早先送给人家当养女的小妹妹。顿时，他父亲思想上受到巨大刺激，悲愤难言，精神便有些错乱。后来越来越严重，家人接回温州，治疗无效而病逝。父亲得病那年，大概是1906年，因为他小妹便是这一年生于扬州的。据她说，她虚龄四岁那年，父亲便死了；那么，那时他也只有十一、二岁，而他母亲只有三十来岁！

父亲病逝后，家庭沉重的负担便几乎全压在祖父一人肩上了。大概是为了摆脱愁闷吧，祖父常常喝酒。一把锡制的酒壶，将黄色的酒倒在白磁小杯里，一个人慢慢地喝着。渐渐地，祖父的脸上泛出了微红，便常常会叫道：“孩子们，来！”于是，孙儿孙女们便围到他的跟前。祖父夹了一筷只有他独享的菜，放在他们的小嘴里，亲切地问：“好吃么？”孩子们便瞪大眼睛，点头作答。在孙儿孙女中，祖父特别喜欢木官，叫他前去的时候最多。祖父有时还喜欢用留着短髭的嘴来亲吻木官，使他感到微微的刺痛。而祖父口鼻中冒出的酒气，又使他感到难闻。二十年后，当他写散文《宴之趣》时，还回想起童年时的这些情景。这时，他已明白祖父当年喝酒主要是为了陶醉自己，“为快乐的雾所围着，似乎他的沉重的忧郁都从心上移开了，这里便是他的全个世界，而全个世界也便是他的。”

但是，祖父这种浅盏独酌、借酒浇愁的日子也未能维持多久。大概在木官十七、八岁时，祖父也郁郁而亡了。这样一来，家里就更为贫困了。三十几岁的寡母，上要侍候同样守寡的婆婆，下要拉扯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其艰难是可想而知的！这是一位坚强的母亲，她凭着自己的双手帮人家缝缝洗洗，来挣点微薄的收入。逢年过节，还亲手做些玩具拿出去卖。好在木官的三叔这时留学已回国，在外交部当个小京官，有时寄点钱来帮助寡母及寡嫂的生活。多年以后，我们的传主在他的一部未写完的长篇小说《向光明去》中，塑造了一个参加五四运动的进步青年刘仲芳的人物形象，其中就融化进自己童年的生活，并描写了一位“中年的因焦愁与苦作而早老的母亲”：

他父亲死得很早，……他之能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地一步步上去读书，其费用完全由他母亲东借西挪，卖田集会来的。他母亲对他属望极深，差不多全个性命都寄托在他的身上。他因此也很能刻苦用功。有一次，他坐在方桌上读《赤壁赋》，他母亲在旁一针一针地把零碎的花缎，做成各式各样的禽鸟野兽，或青蛙之类，这是他母亲最擅长的手工艺，许多戚串都极赞许她。针篮中已经有十几只了，她还在不停不息地做着。他问道：“妈呀，今年做这许多香袋有什么用？”他母亲抬起憔悴的双眼，脸色青白得可怕，颧骨高高地突出，凝视着他，良久地才答道：“你七姨要几只，还要送几只给你五姊的保官、清官。”

“但是还有那许多呢？他们两家只要七八只够了。”

他母亲踌躇地缓慢地说道：“那几只是拿出来卖给洋货店的。叶妈说，他们要买，可出两角小洋一只。”

仲芳想不到他母亲要如此地工作着度日，不禁得放下了书，走到他母亲膝前，把头伏在她膝上哽咽地哭了。良久，觉得头发上有冰凉的水点滴着，他抬头看他母亲，她的泪水也如两行珠串般地不自禁地落下。

“只要你好好地读书上进，我受什么苦都可以。”她把仲芳抱在胸前，如她在十几年前之抱他一样，柔和而感动地说。

这段催人泪下的描写，谁都可以看出，不是完全虚构的，而正是作者自己的经历。此外，他在后来写的《压岁钱》等小说中，也反映了自己童年时家庭的艰苦的生活状况。鲁迅在《呐喊》一书的《自序》中说得好：“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童年的木官，不正是经历了这样的生活道路吗？鲁迅小时候，因为避难，曾到乡下外婆家住过一段时间，使他有机会接触到更贫困的底层农民的悲苦生活，留下毕生难忘的印象。不知为了什么原因，童年的木官也曾一度生活在农民中。他在1930年代写的论文《玄鸟篇》中，就有这样一段自述：

著者童年时，那时已经是在民国初元了——曾有一个时期居住在农民之间。农民们常苦于横征暴赋，叹息于兵戈的扰乱不息。当夏天，夕阳下了山，群星熠熠地明灭于天空，农民们吃过了晚饭，端了木凳，坐在谷场上，嘴里衔着旱烟管，眼望在茫茫无际的天空时，他们便往往若有所思地指点着格外明亮的一颗星道：“喏喏，皇帝星出来了，听说落在西方呢。真命天子出来，天下便有救了。”

于是，小木官便随着他们的手指，仰望那灿灿的星空，憧憬着将来的比现在好一点的生活。“皇帝星”，那当然是迷信之言；但农民们真切地盼望救星的心情，深深地感染了他。

在他1932年写的长篇宏文《宋金元诸宫调考》中，也提到童年的往事：

南方的夏月，天空是蓝得像刚从染缸中拖出来的蓝布，有几粒星在上面眨着它们的小眼，还有一二抹的轻纱似的微云在怡静地懒散地躺着。银河是唯一的有生气的走动的东西，在这一切都静默不动的空气之中。除了黑夜的来临而同到的是若有若无的凉飔。白日的烦躁已经被洗涤得干净。女人们厨房里最后的工作已经完毕了。街头巷尾的广场上，有一个高出膝盖头的板台，台上是一桌一椅，一茶壶一茶杯，一个盲目的说唱者，执着三弦或鼓板，在叮叮咚咚地做场。台下是一排一排的板凳，坐着那条街上各宅里出来的妇孺。除了说唱者的说话声歌唱声和三弦声外，静悄悄地仿佛没有其他人在。各人的脸色在黑暗中辨不清楚，但就其身形，各知其为某嫂某婶。只有小小的火点，间时地闪出红光，那是从某某婆的水烟袋口上放射出来的。孩子们倚靠在母亲或祖母、或奶娘的怀里，默默地一声不作。方卿、杨延昭、罗通诸民间熟知的英雄们便这样地一一出现于童年的回忆之中。

而在同年10月他在北京大学作的一次学术报告中，又提到：“回想儿时居乡，合村公请一盲者宣卷，远近咸至，返家竞相转述，当时情绪之激涨，今犹历历如在目前。”这不仅反映了民间讲唱文学对于童年木官的熏陶和影响，同时也可作为他从小就与乡下农民或城镇贫民喜怒哀乐相交流的证明吧。

四　峥嵘头角

母亲最大的心愿，是要木官“好好读书上进”。在极度拮据的情况下，她宁愿自己饿肚子，熬夜做工，也要让木官得到求学的机会。她觉得只有这样，才对得起已经逝世的丈夫。木官呢，他也暗暗发誓：不能辜负慈母的期望！为了母亲将来能过好一点的生活，为了谋求将来自己有出头的一天，他必须发愤读书！

据说，他最初是在县城隍潭（今公园路）一家私塾里读书。不久，转入三官殿巷的永嘉高等小学。小学的校长兼教师黄筱泉，是一位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教书育人的老师，他的儿子炎甫，也是木官的同学。同学中还有一位比木官小一、二岁的夏承焘（瞿禅），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词学专家。黄老师原是旧式科举出身，但却不是三家村冬烘先生，而是很注意吸收新思想，更新自己的知识和教育方式。当时，在温州这样的小城里，看报的人还很少，读杂志的人更少；但木官却看到黄老师在经济并不宽裕的景况下，订阅了一份新式的教育杂志。黄老师是教“国文”的。国文本来就很难教，尤其在清末到民初的高等小学里的国文更难教。因为在这个过渡时期，既不能过“新”，放弃旧的“四书五经”不讲；同时也不能太“旧”，无视社会上已出现的新事物新思想。在木官原先就读过的私塾里，那先生就只知道拖长了声音，板正了脸孔，教他们读《古文观止》。这使他一辈子都不喜欢这部无聊的选本。而黄老师却能给学生以新鲜的材料，并循循善诱。他也教他们读《左传》，但却能用新的方法，使木官对这部艰深的史籍感到有兴味。而且，黄老师从不把小学生看作是无知的小孩子，而是像对待自己的儿子炎甫一样，把他们当作小朋友，出之以至诚，发之于心坎。木官从来没有见过黄老师对学生有过疾言厉声的训斥，即使有学生犯了过错，黄老师也总是和蔼地劝告。

高小读完，预备考中学。这时大概在1911年初，木官和炎甫等几个同学在一所庙宇里天天补习迎考，又由筱泉老师亲自辅导。木官觉得在这些强化补习的日子里，他的语文水平进步得最快。他第一次认真地学习着新式作文。这些日子虽然十分紧张，却感到分外快乐。他一直记忆着这段难忘的时光。二十年后，当他已成为著名教授时，在一次外出旅游的火车上，还为新创刊的《太白》杂志第一期，写了一篇《记黄筱泉先生》。他回忆起这些往事，深情地说：“我永远不能忘记了黄筱泉先生。他是那样的和蔼，忠厚，热心，善诱。”“我第一次有了一位不可怕而可爱的老师。这对于我爱读书的癖性的养成是很有关系的”，“假如我对于文章有什么一得之见的话，筱泉先生便是我的真正的‘启蒙先生’，真正的指导者”。而当年与木官同学的瞿禅，在1978年写的一首悼念他的《减字木兰花》中，也曾温馨地回忆起小学时一同跟从筱泉老师学习的难忘的往事：

峥嵘头角，犹记黄门初放学。池草飞霞，梦路还应绕永嘉。

“池草”指春草池，“飞霞”指飞霞洞，均为温州著名古迹。而“峥嵘头角”，则是说小木官当时已经显示出他的聪明才气了。

大概是为了省一点学费，或者是为了今后能早一点找一份工作以帮助家里吧，他在1911年春考取了一所职业中学——温州府官立中等农业学堂。这件事情，他本人及其亲友从未说起过，湮没达七十多年之久。直到1987年，温州鹿城区政协出版的《鹿城文史资料》上，发表了冯举千写于1960年代的《我所知道的温州蚕桑学堂》，其中偶然提到了郑振铎的名字，才使我们略知这件佚事。

原来，温州蚕桑学堂是在1902年由温处道尹童兆蓉创办的，主要传授中西育蚕新法。继任道尹郭则沄好大喜功，打算扩大范围，培养农业技术人员，便于1911年春将蚕桑学堂改成温州府官立中等农业学堂。木官便成了第一批招收的新生。当时，该校校董是吕文起，监督施震泽，监学潘宣丞。预科第一年级教学内容有修身（品行）、文学、历史、地理、经学、英文、算术、物理、化学、植物、图画、体操等十二门课，与普通中学大致相同。育蚕另设技术课，由蔡冠群担任。但该校缺乏必要的师资及设备，教师上课又不得法，学生们反映读了一年没有学到什么。因此，部分学生自动转学，如同学陈经转温州师范，包容、夏铣转法政学校，而我们的传主后来则转考入温州的浙江第十中学校去了。（辛亥革命后，温州中等农业学堂便停止招生；后来，又恢复为蚕桑学校。这些就一笔带过了。）

从今存《浙江第十中学校同学录》上看，木官大概是1913年秋考入该校的。这所学校，在当地很有点名气（今改名温州中学，仍是浙江省名牌中学）。它是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由著名教育家孙诒让创办的。孙诒让做第一任校长，亲自培养了不少人才。当木官进校时，校长是黄人望（伯珣）。黄是金华人，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师范专科毕业生，还是浙江省的视学员，在当地的身份是很高的。未久，改换何敬煌（酉生）任校长。何是绍兴人，浙江高等学校毕业生。木官那一届学生，共有122名，可见该校规模实在不小。该校条件要比原先那所农业学堂好多了，所以求知欲极强的木官才转到了这里。但这时他家里的经济状况则更窘迫了，据说有好几次因为交不起学费，校方竟不准他参加考试。

这时的同班同学中，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有高觉敷（心理学家）。而他当时最要好的同学，当是陈闳憩（召南）。召南的三哥闳慧（仲陶），也是他们的高年级同学。而仲陶、召南的父亲陈寿宸（子万），号意园老人，原是清末举人，博学多才，工诗词，擅书法，辞官家居，课徒为生，辛亥革命后即应聘任第十中学国文教习。因此，他与陈家父子为师友之交，特别亲近。

陈家是书香门第，藏书甚富。他这时已爱书如命，但无钱买书，好在他家这时住瓦市殿巷，与陈家所在的倪衙巷甚近，每当放学后与节假日，常去陈家借书看，或倚立书橱旁翻阅。有时到了吃饭时间还舍不得离开，于是陈师母便留他吃便饭。但他觉得他更需要的是精神上的粮食——书。有一次，他坐在陈家的竹榻上看书，全神贯注，站起来时长衫被竹篾钩破了一个洞也没注意到。第二天，他又去看书，师母见他的长衫的破洞还未补好，大概他的妈妈这几天做活太忙，也没有注意到，于是师母便亲自帮他缝好。后来，师母多次将这件事告诉她的孙儿女们，赞扬他好读不倦、不讲究衣着。

他借到一本好书后，常常作详细的笔记。有时甚至还整本整本地抄录下来。他在四十年后写的《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的跋里说：“我在念中学的时候，就喜欢念历史。”这不仅是筱泉老师最早引起了他对于史籍的爱好，更因为他在知道了很多遥远的过去的往事后，会更深地对照和思考当今的事情。他喜欢沉浸在这种悠悠的遐思中。在后来写的一篇未刊稿中，他还说过：“余素喜治流略之学。童稚时，即手录《汉书艺文志》及《隋书经籍志》，时自省览。”他渴望继承先人创造的文化遗产，向往在精神上与前贤对话。

他更爱读文学作品，尤其是洋溢着爱国思想的优秀作品。例如，他特别喜欢清人孔尚任的《桃花扇》。十多年后，当他撰写巨著《文学大纲》时，便回忆起少年时代是怎样如痴如醉地读这部作品的：

……剧中随处沁染着亡国的余痛。读至诸镇之争，权奸之误国，史可法之死，都要使读者，悲而零涕，怒而奋拳击案；到了《余韵》一出，则无不废书而叹，而深长思者。它虽然以侯、李为贯珠的串绳，然全剧直是一部明亡之痛史，……慷慨激昂，蕴着一腔悲愤之气，足以使人低徊忧叹，不能自已。我少时尝读之，一再读之，至鄙夷《西厢》《拜月》，不欲再看；至于《燕子笺》，则直抛掷之庭下而已。这些书的气氛与《桃花扇》完全不同，任怎样好，所引起的读者的情绪，总远不如《桃花扇》之崇高，之伟大，之能博得热情少年的狂爱！

在进中学前后，他已开始尝试文学创作。据他后来为自己的《中国文学论集》写的序言中说：

年十三四时，读《聊斋志异》，便习写狐鬼之事。记得尝作笔记盈半册，皆灯前月下闻之于前辈长者的记载。迄未敢出示友朋。人亦无知之者。几经播迁，皆荡为云烟矣。后随长者们作诗钟。方解平仄，乃亦喜赋咏物小词。随作随弃，也不复存稿。

陈寿宸老师是有功力的老诗人。他“随长者们作诗钟”，主要就是跟寿宸老师吧？可惜这些作品都没有保存下来。

他还开始注意研究古代文学理论。据他在一篇未刊手稿中说，在中学时代，“曾向一位同学那里，借过一部《文心雕龙》，在暑假里抄了一遍”。《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最辉煌而有体系的一部文艺理论专著，共五十篇，约五、六万字；如果加上注释，字数就更多。抄录一遍，实在是一种刻苦的学习。还有一部卷帙远为浩瀚的《古今文综》，他当时也作过大量抄录。1957年，已经是中央文化部副部长的他，在北京旧书店里忽然见到这部书，当即购下，携归家中后激动地写下一段跋识：

一九一五年予在温州十中肄业，此书方出，一陈姓同学购得之。予健羡无已，乃假得之，穷一暑天之力，尽录其中论文之作，集为二册，题曰《论文集要》，殆是我从事纂集工作之始。今经四十余年矣，此二册钞本尚存行箧。顷过中国书店，见架上有此书，乃购之归，因追记少年时代一段艰苦求书之事实。

这段题跋中说的年份，当是1916年。因为这部书上印着“丙辰孟春中华书局锓版”，丙辰乃1916年。“一陈姓同学”，当即是召南，或是仲陶。这部书装成四大函，共四十册，售价十元（这对当时的他来说，是一笔大数目），为当时成立没几年的中华书局的编辑张相所编。其性质与前人所编的《文选》《文粹》等相类。书前《缀言》说：“兹书凡六部十二类。曰论著序录，推阐发明，是其帜志，为第一部。曰书牍赠序，所以敦伦好，寄情愫，为第二部。曰碑文墓铭，伐石镌辞，垂诸不朽，体则异，旨则同，为第三部。曰传状志记，表章人物，亦碑文墓铭类也，为第四部。曰诏令表奏，庙堂之制，高文典册，别成一体，为第五部。曰辞赋杂文，掞张之作，统记于此，为第六部。”今天来看，此书分类析目并非尽善，但搜罗颇广，蔚为大观，编者所附的论述各种文体的原委、流变诸语，对于初学者也是有参考价值的。特别是有关文论方面，收入了曹丕《典论·论文》、曹植《与杨德祖书》、萧统《文选序》、萧纲《答湘东王书》、徐陵玉《玉台新咏序》、苏洵《诗论》等等名篇，可说是相当丰富。他在1916年花一暑假之力抄录的，就是这类文章吧。这不仅是他“从事纂集工作之始”，而且也可视作他将来要成为著名文学评论家的预示。

更应该提到的是，小小年纪的他，已经开始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大事了。在少年时，他先是怀着好奇之心，偷偷翻看家中祖父购藏的《黄帝魂》《浙江潮》《新民丛报》等宣传民族革命的书刊。虽然，有的已是几年前出版的，但他仍然越看越激动，读过不止一遍。上中学后，陈老师家里所藏的几部梁启超的书等，他都曾仔细地读过，并与仲陶等同学交流过读后感。他只觉得有一股澎湃的热血在他的心胸中震荡。章太炎、邹容、孙中山、梁启超、谭嗣同、陈天华等等，还有索子（鲁迅当时的笔名），这些作者的名字对他有着强烈的吸引力。

呜呼，中国人之为戮民久矣！天戮之，人戮之，暴君戮之，污吏戮之，异族戮之。其所以戮之之具，则饥戮之，寒戮之，天戮之，疠戮之，刑狱戮之，盗贼戮之，干戈戮之。……草薙耳，禽狝耳，虽日死千人焉，万人焉，其谁知之！其谁殣之！……自今以往，十数国之饥鹰饿虎，张牙舞爪，呐喊蹴踏，以入我闼，而择我肉；数年数十年后，能使我将以口中未下咽之饭，挖而献之，犹不足以偿债主；能使我日日行三跪九叩，首礼于他族之膝下，乃仅得半腹之饱。不知爱惜民命者，何以待之！何以救之！……（梁启超）

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革命哉，革命哉！我同胞中老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无量男女，其有言革命而实行革命者乎！……（邹容）

沃野好土，任人割取；灵苗智种，任人践踏。此所以陷于悲境而无可如何也！方今世界文明，日益增进，国皆自主，人尽独立。独我汉种，每况愈下，濒于死亡！丁斯时也，苟非凉血部之动物，安忍坐圈此三等奴隶之狱，以与终古？是以仆不自量，欲乘变乱，推翻逆胡，力图自主；徒以时机未至，横遭蹉跌，以至于斯，悲矣！……（孙中山）

况吾中国，亦为孤儿，人得而挞楚鱼肉之；……况当强种鳞鳞，蔓我四周，伸手如箕，垂涎成雨，造图列说，奔走相议，非左操刃右握算，吾不知将何以生活也。……（索子）

像上面这样一些慷慨激昂的警句，他几乎都能整段整段地背诵出来。直到1946年，他在与国民党当局摧残民主运动的倒行逆施作坚决斗争的时候，还自豪而深情地回忆说：“我们在少年时候，便以读《黄帝魂》《浙江潮》一类的书为乐。‘雪夜读禁书’，公认为‘人生一乐’。”

这类书之被视为“禁书”，当然是在辛亥革命之前的事了。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不久，各省纷纷响应，终于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12月4日，浙江省府杭州发生新军起义，当夜通电全省，次日成立浙江省军政府。7日，温州各界也在道司前的第十师范学校操场，举行了庆祝光复大会，并发表了拥护革命的通电。温州也宣布独立了。当时，刚上中学的他，也跟着大人们兴奋了好一阵子。似乎邹容在《革命军》中提到的革命，已经胜利了。三十五年后，他在《双十节感言》一文中，还说到当时的情景“永远留在记忆里，那份童稚似的凑热闹的心境，及今念之，就有点自己脸红”。但是，老百姓不久就感到，一切是换汤不换药。就像新任温州临时军政分府兼温处警备司令的，就是原先的清军防营统领梅占魁，不过换了一个官名而已。1912年阳历元旦，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但这个“临时”大总统之职，只“临时”了一个半月便让给了窃国大盗袁世凯。辛亥革命以妥协而告终，实际上是失败了。

这些政治上的大问题，我们的传主当然还得等到以后才能认识清楚。当时，他只看到民国成立的第二年，孙中山先生又从日本回国，发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兵戈再起；他只看到袁世凯通令各地尊孔祭孔，为复辟帝制大造舆论；他只看到在民国成立第三年，帝国主义列强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乘机取代德国攫取了我国山东的一切权益；他只看到在民国第四年，袁世凯终于自推自戴，悍然龙袍加身。……不仅内政、外交方面如此，而且天灾不断。就在民国元年的夏天，一场罕见的强台风猛烈袭击浙南，温、处两府十多个县暴雨成灾，海塘被毁，山洪暴发，人死畜亡，房毁田淹。灾民数十万，呼号震野，惨不忍睹。……他当然更看到年轻守寡的母亲，头上竟生出了缕缕白发，脸色更憔悴了。……

目睹这一切，这位早慧的少年的脸上，不能不失去无忧无虑的笑容。他思索，他找书报看。《黄帝魂》一类书，已经渐渐失去了吸引力。他要看更新的书，要寻觅有新的思想的刊物。他需要哪怕很微弱的新思想的火花，来照亮自己孤寂的心。他需要拼命看书，来摆脱思想上的苦闷。他经常看当时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学生杂志》，那上面常刊登一些学生的“课艺”，有时讨论一些教育方法问题等等，也没有什么太好看的；不过，他注意到那上面有一个叫杨贤江的少年常常发表文章，特别是1915年杨贤江的一篇征文《我之学校生活》被该刊评为第一。这篇文章提出必须主动、刻苦地学习，并且强调必须德、智、体三育兼备。他觉得写得真好，因为他也正是一个苦学的少年。从那以后，他更注意刻苦自修，甚至还把《五种遗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之类书拿来作为参考，加强自律，简直弄得很像有点“道学”气了。

与此同时，他更爱看上海群益书社出版的《青年杂志》。他后来在1930年代曾回忆说：“当陈独秀主持的《青年杂志》于1915年左右在上海出版时，——那时我已是一个读者……”他感到，这份杂志虽然很多文章也与用文言写的提倡“德智体”三育的《学生杂志》没有什么两样，但陈独秀（仲甫）的《敬告青年》《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等文，似乎与自己以前崇拜的梁启超等人的文章的味道是不同的。到第二年，该刊改名为《新青年》，一开始虽然仍以文言文为主，但在思想上和主张上却开始又有一点变化，如李大钊（守常）先生的《青年》等文，虽然短，却是比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要耐读。这里面有新的东西。那是什么呢？他说不出，只是如饥似渴地读着，读着。在1917年的头上，他又连续读到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等文，更觉得新鲜、兴奋和心折。他感到胡适的文章是一个“发难”的信号，更为陈独秀那种不动摇、不退缩、冲锋陷阵的精神所感动。他朦朦胧胧地感到，这些似乎像一个新的时代的“前夜”的光景。他似乎听到在自己心灵的内部宇宙中，有一种深沉的呼唤。他当时当然不会想到，不久自己也会成为这“文学革命”的“第二梯队”的一个冲锋陷阵的战士。

就在这年春天，他读完了中学，终于毕业了。他想马上找一份工作，以减轻可怜的母亲的负担；当然，他也很想继续上学，求取更多的知识和思想上的光明。他在犹豫着，不料，他的母亲早已想好了。这真是一位平凡而又非凡的母亲，她宁愿自己咬咬牙再多吃几年苦，也要让自己心爱的木官继续读书上进。她牢牢记着丈夫和公公生前的遗愿，她知道自己的木官是个刻苦好学、将来有出息的孩子。

“木官，上北京去读书，去找你三叔……”

“妈妈，那么你……，还有奶奶和妹妹……”

“放心去吧，只要你争气……”

在含着眼泪仰望着同样热泪盈眶的母亲的眼睛时，他仿佛听见来自燕山脚下的古老京城的一种遥远的召唤；同时，又分明听到近在身边的瓯江的亲切慈祥的劝勉……

他又一次独自登上华盖山顶，在大观亭上远眺，俯瞰那瓯江上极为熟悉的片片帆影，遥望那江北岸青翠的峰峦，默默地想着，想着。有好些极伶俐的小燕子，乌黑的一身羽毛，光滑漂亮，尾巴像一双剪刀，在微风细雨中翱翔着，飞窜着，为春光平添了许多的生趣。他看到其中的一只尤其矫健俊劲，只见它在宽阔的江面上斜掠着，盘旋着，似乎在对滔滔瓯江低声诉述着自己的衷肠；然后，又毅然扬起双翅，搏击着，扶摇而上，向着瓯江的出海口渐渐远去了，是去领略那更壮观的大海的景色吧？

他看着，看着，出了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