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负笈京师

五　新的天地

当他背着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行李，手中拎着一捆他在上海买的书，瞪大着眼睛，走出熙熙攘攘的火车站时，幸亏个子长得高，很快就被等候着的三叔发现了。多年不见叔叔的面，如今在这远离故乡的地方听见叔叔的亲切呼唤，感到分外激动。坐上叔叔叫来的“洋车”，一面用家乡话亲热地交谈着，一面忍不住东张西望。高高的城墙与牌楼，低矮的平房与土墙，乱纷纷的人和车，还有马，甚至还有高大的骆驼缓缓地走过，带着一串丁当丁当的铃声……古都北京的一切，似乎都与南方滨海城市温州不同，使这个十九岁的南方青年觉得新鲜。七转八弯，没多久，车子便拉到了东城的西石槽胡同六号。

这就是叔叔的家吗？与一路上看到的一些破败民宅相比，体面多了。叔叔毕竟是在外交部里做事的，他心想。其实，三叔比他的年龄只大十来岁。叔叔原先在温州是娶过亲的，留学归国当了个小京官，在北京又娶了第二个妻子。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位年轻的新婶婶。婶婶穿戴得十分讲究，笑嘻嘻地迎接远来的侄儿。打量着他身上洗得已经褪了色的夏布衫，婶婶似乎皱了皱眉头，随即又唤老妈子拧了把湿毛巾让他擦脸。

7月中旬的北京，可真热！本来，他在月初就可以到北京的。上个月，他乘船到上海，在虹口的外公家住了几天——这时外公家已从福州搬到上海。他不知道，就在这时，堕落为清朝复辟势力代表人物的康有为，已从上海坐火车，乔装潜入北京，为封建军阀张勋密谋复辟的具体方案去了。6月30日，张勋率领三千“辫子军”进入北京，全城戒严；接着，废帝溥仪便又坐了“龙庭”；又接着，北京和全国各种“讨逆军”蜂起，动刀动枪，去北京的火车就停开了。他自然买不到车票，也就只好焦急地住在外公家里等。上一次，袁世凯的“洪宪”皇帝梦，做了百来天；想不到这次的复辟丑剧，却只闹了短短的十二天便收场了。这说明“皇帝”的时代毕竟已过去了。事态平息后，他才买到了车票。他的这次进京，恰巧与这一历史事件碰上了，也算是一种“缘份”吧。此时他还不认识的周作人（启明），是在张勋复辟前一个月到北京的，后来多次谈到这一事件在自己思想上产生的震动：“我来到北京，正值复辟的前夜，这是很不幸的事情，但也可以说是一件幸事，因为经历这次事变，深深感觉中国改革之尚未成功，有思想革命之必要。”“无论大小事情，都是在眼前演出，看得较近较真，影响也就要深远得多；所以复辟一案虽然时间不长，实际的害处也不及帝制大，可是给人的刺激却大得多，这便是我在北京亲身经历的结果了。”另一位后来成为他最亲密朋友的瞿秋白，是4月到京的（后入外交部主办的俄文专修馆读书），也一定看到了这一切。而还有一位他此时也不认识的郁达夫，事变时正从日本回上海，写有《过龙华闻北京政变》的诗，第一句是：“干戈满地客还家，望里河山镜里花。”他没有目睹北京发生的事变，但他比郁达夫更看到了“干戈满地”的情景，这对他也一定是很有刺激的吧？

他于盛夏时来到北京，直到年底，12月16日至19日，才在风饕雪虐之中参加了交通部北京铁路管理学校（今北京交通大学的前身）高等科的招生考试。那么，在这以前的五个月中，他又做了些什么呢？是暑期招生考试没考上？（根据他的学习成绩，似乎不大可能。）是误了时间没能赶上暑期考试？还是没有合适的报名学校？这些，我们现在已无从知道了。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不会白白浪费这五个月。在后来写的一篇未刊稿中，他说：“在北京念书的时候，常托家叔莲蕃先生向外交部图书馆借些古书来看。刘知几的《史通》，便曾花了整整一个暑假的工夫把它全部抄录下来。”抄录《史通》一书，应是他刚到北京后的事。这部唐代史学名著，共二十卷，四十九篇，少说也有十来万字；如果是注释本，字数更得多出几倍。这是继抄写《文心雕龙》之后，所知他整部抄录的第二种书。由此不仅可见他的苦学精神，同时也可见他当时的兴趣实在是在文史方面。

那么，为什么不去考文科大学呢？原来，他的三叔虽然官儿不大，但这时已经开始染上官场中的一些坏习气（另娶妻子就是一个证明），对这位远道而来的穷侄儿，这位叔叔，尤其是新婶婶，缺少慷慨大度的心肠，只是碍于寡母和寡嫂的千里相托，才收留了他。当时，文科院校的费用都很昂贵，读完大学需花去一笔相当可观的钱。所以叔叔主张他报考铁路管理学校，因为这所学校不仅学费低，而且毕业后的职业又有保证，被人称为“铁饭碗”。就这样，最初读过农业中学的他，这回又考工科大学了。

铁路管理学校是清政府于1909年设立的最早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的十所高校之一，初名铁路管理传习所，后改称交通传习所。一年前（1916年12月）传习所分为铁路管理学校和邮电学校两所学校，各级学生都是以前传习所留下来的。1917年冬，铁路管理学校校长俞人凤决定新添“英文高等科乙班”，招收六十名学生，增聘教员十余名，专授铁路管理课程，大多用英文教授，学制三年。这实际是铁路管理学校改名后自招新生的第一班。当时，报考的人很多，竞争相当激烈。1月5日公布录取名单，共五十八名，他考上了！

就在他参加考试的前夕，世界上发生了一起非常重大的事件，那就是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列宁的领导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件大事，当时在中国的报纸上就有所反映；然而，此刻也许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不过，由于这一历史性事件的发生，改变了整个世界包括中国的发展的方向，当然不久也在实际上深深地影响到他的一生，尽管他在一开始不可能觉察到这一点。

1918年1月14日，这是他大学生活的第一天。课程甚多，有铁路工程学、测量学、机械学、铁路行政、商业簿记、会计学、商品学、旅客运输、电学原理、法学通论、商业通论、捷算法、珠算、经济学、国文、日文、体操等等。其中，国文教师是广东人黄节，字晦闻。当时四十四岁，是一位参与“南社”发起的著名爱国诗人，学问很渊博。可惜，不久又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所以只教了一年古文就辞职了。据他后来回忆，黄节没有给他什么大的影响。日文教师则还是一位日本人，叫原冈武，但也只教了一年。到第二年春便改学俄文了。后来，他在介绍和研究外国文学时，也许用上了一点俄文或日文，但真正派上用场的还只是从中学就开始学的英文。

学校在西城的李阁老胡同，从叔叔家到学校，要横穿半个北京城。不论冬夏，无分晴雨，他总是早晚徒步往还。中午就只吃一些从家里带去的饼之类食品。他不抽烟，不喝酒，身上老是穿着一件母亲给他缝的布长衫，过着极为艰苦的生活。时间一长，叔叔婶婶对他越来越显得冷淡了。他们只顾自己吃好的，穿好的，对侄儿漠不关心。甚至到了冬天，他只有外面一件棉袍，里面贴身穿的还是夏天的那件布褂衫。有亲友从北京回温州，把情况告诉了他的祖母。老人家十分心痛，去信把这位当叔叔的痛骂了一顿。不过，他自己倒也并不怎么怪怨叔叔。他常常想到可怜的母亲和祖母。母亲真苦，她常常拖着两个妹妹到上海的外公家去住上一段时间，并打些零工。但她托人写来的信中从不说苦，只是嘱咐他好好读书。

他在生活上不怕苦，但课堂上教的专业技术知识，远远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这使他十分苦恼，总觉得精神上得不到满足。晚上在家里，他便常常翻看从上海四马路（福州路之俗称）旧书店里买的一部小字石印本《九通》。每当摩挲着这部书时，他总要回想起当时是如何咬紧牙关摸出身边仅有的钱来买下它的，又是如何捧着这样一大堆书好容易从四马路走回在虹口的外公的家的，后来又是如何受到外公轻轻的责备的。这部书虽然已经是自己的了，但他还是亲手抄录了其中郑樵《通志》中的《校雠略》和《艺文略》。他觉得抄书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法，抄过的东西不容易忘记。直到他后来成为著名的学者和藏书家时，他还在一篇未刊稿中温馨地回忆说：当时买下这部书，“心里觉得饱满，觉得痛快，这是我收集线装书的开始”。

但是，一部书老是翻看，终将感到乏味。没办法，他又请叔叔向外交部的图书馆借些书来看。叔叔在这件事上，倒是尽可能满足他的要求的。例如，叔叔借来的清人章实斋的史学名著《文史通义》，他读后曾十分心折。如能省下一点零用钱，他也总是拿去买书。他在一篇未刊稿中回忆说，有一次他忽买得一部较便宜的清人张寿荣辑刻的《八史经籍志》，“乃大喜，类贫儿暴富”。

一到晚上，他总是避开叔叔家里灯红酒绿、笙歌喧哗的人们，悄悄地拿一盏小油灯，躲到后院堆放杂物的小阁楼上去读书。寒冬腊月，小阁楼四面透风，他衣衫单薄，手脚都长满了冻疮。有一次，他正聚精会神地读着，一只小老鼠碰翻了油灯，烧着了桌旁的一床破棉絮，险些酿成火灾。这当然遭到了叔叔婶婶的责骂。从此，他晚上便不能再爬到小阁楼上去看书了。

就在这时，他找到了一个新的好去处——离叔叔家不远，在热闹的米市大街金鱼胡同口的新造好没几年的北京基督教青年会会所。宣统元年（1909）春，美国人格林（R．Gailey 1870～1948）与张佩之、袁子香等人筹创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翌年夏组成第一届董事会，格林自任总干事。1911年春举行会所奠基礼，历三年之久这座富有西方建筑特色的红楼始竣工。他常去那里并不是参加基督教的活动，而是因为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图书馆，馆里有七八个玻璃橱的书，其中以社会学方面的书，和俄国文学名著的英译本为最多。他虽然不是教徒，也不是会员，但也可以看书。他觉得好像发现了一个新天地。（这个青年会故址，一直保存到1988年；后来被拆除，盖起了辉煌的大饭店。主其事的人压根儿就不知道，原先那座楼房曾经是瞿秋白、郑振铎等人最初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

他几乎天天去那里。最初，他主要读那些西方有关社会学的原版书。例如，吉丁斯的《社会学原理》、白拉克麦的《社会学要义》、海士的《社会学》、爱尔和特的《社会学与近代社会问题》等等。他也不知道这些书在西方有没有名气，他都拿来翻读。这些书中提到的种种社会问题和种种解决方法，都引起他深深的思考。

青年会干事、美国人步济时（J．Burgess 1883～1949）立即注意到这位眼睛大大的、有着一个希腊式鼻子的青年人。因为步济时不只是一般的教会人士，而且还是一位社会学学者。他于1909年来华，后于1919年被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聘为教授，并一度任该系系主任。

“你还可以读读这些俄国文学名著，”有一次步济时和蔼地向他推荐，“俄罗斯的小说，所描写的不少地方与中国太相似了。”果然，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高尔基的短篇小说，契诃夫、安特列夫的戏曲与小说等等的英译本，一下子深深地吸引了他。

俄罗斯文学，真是形象的社会学著作。这个在深沉地思索、坚韧地斗争着的伟大民族的文学作品，震撼了他的心灵。在他眼前，好像新开了一扇面向大海的窗，由那窗口看到了美丽的朝晖、蔚蓝的海天、澎湃壮阔的波涛、风云变幻的奇景。这是他从来没有梦见的新的天地。正如鲁迅后来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中说的：“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也正在侵略中国，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

差不多同时，他又在《新青年》杂志上读到了鲁迅先生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灵魂更是受到了巨大的震颤。他的耳朵边整天嗡嗡地响着“狂人”的话：“……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啊，真是“从顶上直冷到脚跟”！鲁迅巧妙地通过“狂人”的疯话，用象征、隐喻的手法，一语双关地寄寓了他完全能够领略的战斗的深意。他想大声跟着鲁迅喊：“救救孩子！”他要加入到踹翻那四千年“吃人”的“陈年流水簿子”的战士的队伍中去！他同时也为鲁迅的白话新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所深深吸引。

在这个小小的阅览室的新天地中，他还经常碰到也来看书的一位脸色白白的、手指因吸烟而熏得黄黄的青年，叫瞿秋白。还有一位是矮矮胖胖的耿匡（济之）。另外还有面容清瘦的瞿世英（菊农）。他们也都住在附近，因常常来看书也就互相认识了。秋白和济之都是俄文专修学校的学生，都只比他小一二个月。菊农要比他小二岁，但排起“辈分”来却是秋白的远房“堂叔”。菊农是汇文学校（一所教会大学，后与他校合并组成燕京大学）的学生。他们都不是教徒，又不是同一个学校的学生；但都爱好文学，又都关心国是，因此谈起来十分投机。他们一起阅读俄国文学，一起议论十月革命，一起体味《狂人日记》，一起分析林琴南的“小说”《荆生》《妖梦》和蔡元培的《答林琴南书》……

特别是，当时正在开所谓“巴黎和会”，他们最关心的是能否真的“公理战胜”？既然德国被打败了，中国也算是参战胜利国之一，那么，以前被德国强“租”去、后又被日本占领的我国山东领土，该可以收回了吧？

他们几乎天天见面，关系越来越亲密了。然而，真正的友谊，总是要在共同的斗争中建成的，是要经过暴风骤雨的考验的。而这时，正是暴风雨的前夜，北方隆隆的雷声已经传了过来，空气已经沉闷得令人难受了。

六　赵家楼的火

“失火了！”“赵家楼失火了！”

1919年5月4日，这一天是星期天。午饭后，他在家里略为阖眼休息了一会，便被外面一片叫喊声惊醒了。急忙翻身下床，到外面一个空场上去看。只见东面近处的上空，正翻腾着浓黑的烟，夹着血红的火焰，突突地向上冒着。

“是哪一家失火呢？”他正这么想着，忽见一个头上受了伤、裹着白纱布的巡警，由两个同伴搀扶着，进了空场上那个“巡警格子”——空场的一角有一个警察派出所的小屋，他称之为“巡警格子”。又过了一会，看见一个弱小的学生模样的人，穿着蓝布大褂，慌张地逃过来，几个凶神恶煞般的巡警在后面追着，追到空场上，像老鹰抓鸡一样抓着了那个青年。

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心想一定是件大事。他当时自然不会知道，正是这一天，点燃了“五四运动”的伟炬，中国现代革命史的第一页从此开启了！

第二天到学校，几个同学在激动地议论这件事，他又看了报纸，才得知其详。原来，北京大学等校学生因得悉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有三千名学生去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会后，他们打算去外国使馆所在的东交民巷游行抗议，因受军警阻拦，便转到赵家楼曹汝霖（曾任外交次长，参与“二十一条”谈判）家。曹氏不肯出来见学生，紧紧关闭了门，于是他们便冲了进去。曹氏已从后门溜走，但他们却抓住了躲进附近小铺子的章宗祥（时任驻日公使，亲日派），把章氏揍了一顿。此时大批警察赶到，而曹宅却起了火，三十余名学生被军警逮捕。

他了解了事情的原委，深深地为爱国运动的爆发而激奋；同时，又为自己学校因为较“小”而未被通知参加昨天的活动而感到遗憾。他与同学们商量后，便立即赶到马神庙的北京大学第二院，参加了当天组织起来的“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他作为铁路管理学校的学生代表，积极参加了发表宣言、援救被捕同学等活动的讨论会。

他们打听到一些在天安门广场演说的同学，被军警关押在天安门的两个门洞中，便去送食物和铺盖，但被阻挡了。那天晚上，他回到叔叔家，已经是中夜了。好久，好久，才敲开了门。“老爷、太太好不着急呢！您怎么到这时候才回来？”老妈子睡眼蒙眬地问。他一句话也没说，摸进自己的房间，点亮了如豆的油灯，默默地回想这一天的事，心里充满了激动和义愤。

第二天一早，叔叔便跑来责问他为什么那么晚才回家，并再三要他“不要多管闲事”。吃早饭时，婶婶又要他今天别出去，千万不要和“闹事”的学生混在一起。他们还郑重地说：“木官，你要想想你妈妈，千辛万苦抚养你成人，又再三托我们照管你。要是你出了事，你妈妈将怎样……？”

他低着头，一声不吭。但他眼前却浮现了他的因忧愁和苦作而早老的母亲的面容。他心想：啊，亲爱的妈妈，我怎么会忘了您呢？我平时发奋读书，并不大想为自己将来如何如何，倒是常常想为了让您将来不再过冻饿的生活。他默默地听着叔叔和婶婶的唠叨，很快地吃完了早饭。他的胸中沸腾着青年的勇敢和自觉。这种勇敢和自觉曾经时时因他的母亲而燃起；而现在，却为着另一个更大的目的而燃起了。啊，请原谅您的儿子吧，亲爱的妈妈！如今，他真的要暂时忘记他的妈妈，忘记他以前的个人目的了。此刻他所记得的，只有一个更伟大的责任，更伟大的目的。乘着叔叔婶婶不注意，他又一溜烟地跑出门外，到北大去了。

事态越来越扩大了。北洋政府拒不接受爱国学生的要求。5月9日，北大校长蔡元培（孑民）先生辞职离京，学界震动。各校学生相约于11日一致罢课，组织讲演团赴各处讲演。听讲的市民，有的流泪了。人们的血，被学生运动的火烧得沸腾起来了。

学生代表天天开会。他特别高兴的是秋白、济之、菊农等人，也都分别做了各自学校的代表。当然，在这个大运动中，青年学生们的思想和态度，也不是自始至终完全一致的。他后来回忆说：“我们有辩论，有斗争，有说服，有打击，有协商，我们的政治工作是复杂而严肃的。其中也显得出有‘封建性’的‘门户’，像在‘学生联合会’里，北京大学和高师就是两‘派’。不过反帝、反封建的主题，却是以万钧之力领导着大家向前走，总的方向和总的口号是一致的，是能泯灭了一切不同的意见的。我们几个人代表的都是小单位，而且在那些单位里，做工作十分困难，群众意见多，领导不起来，特别是我几乎成了‘单干’。我们这一群代表着‘俄专’、‘汇文’和‘铁路管理’的便在一起，成了一个小单位，主要的原因是平常见面多，比较熟悉，因之，在开会、活动时也就常常在一起了。”在他们这无形中形成的“小集团”中，秋白显得最老练，常常一边抽烟一边说出比其他人成熟、深刻的话。虽然秋白的年龄并不比他大，他却觉得秋白是他们的“老大哥”。而他自己，则无疑是他们之间最热情、最积极，而且最善于做组织、联系工作的一个。

开会的地方常常变换。为了防备反动当局的迫害，他们常常选在几个教会学校，如汇文学校等处开会，时间总是在晚上。一个个地溜进去，开完会后，又一个个地溜出来，还要看看背后有没有“狗”跟踪。那些军阀的走狗变得更狡猾了，有时候埋伏在暗处，叫一声名字，如果回头一答应，就会被他们抓去。有一次，秋白就被一个侦探盯梢了好久，但秋白转弯抹角地兜圈子走，终于甩掉了那只“狗”。事后，他们都为秋白的机警而佩服。大家也都尽心尽力地为学生运动的发展做工作。他后来回忆说：“我们都是第一次从事于学生运动和组织工作的，所以一切都很生疏。但是，议决了，便去做，谁也不推诿，谁也不躲避。虽然行动很谨慎小心，却绝对不故意的躲避危险。”

这时，交通部和铁路管理学校的当局却十分害怕学生“闹事”。先是下令全体学生于6月3日分赴京汉、京奉、津浦三路旅行参观；后又宣布取消学期考试，提前放暑假，要学生在6月4日回家，可以免费乘火车。他本来是不愿意回家的，但叔叔婶婶却巴不得他回温州，哪怕是暂时离开也好，免得“闯祸”而牵连到他们。而他因为没钱买车票而已有两年没回家了，心中也实在压抑不住对母亲和祖母的想念之情。于是，他便利用这次不用买票的机会，回温州了。

这时，他家已搬到了沧河巷，房屋比以前小了。在他回来之前，北京爱国学生运动的巨浪也已经激荡到了这个边远的东瓯古城。5月中旬，温州学生成立了“东瓯中等学校学生联合救国会”；20日，温州各校学生团上街游行；22日，发表了抵制日货宣言；6月4日，实行罢课；接着，印刷和织布工人也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他在这时回到老家，童年的伙伴，中学的同学，都围住了这位从北京回来的大学生，向他问长问短；而他，当然少不了慷慨激昂地讲述赵家楼的火、天安门的演讲……

他积极地参加了家乡的爱国运动。除了出席各种会议，发表演讲，介绍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与经验外，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参与创办了《救国讲演周刊》，二是参与发起了“永嘉新学会”。

《救国讲演周刊》是由他和老同学仲陶等人组织的“救国讲演周报社”在6月创办的。编辑部设在华盖山上资福寺内的双忠祠。参加该社的社员，主要是温州各学校的教师和学生。经费由各校和社会人士资助。给该刊写稿的还有李荫芳、李景贤、莫邪、痴生、声素等等，其中有几个显然用的是笔名。这样，久违了整整两年的华盖山上，又经常出现他的身影。在他和仲陶等人的努力下，该刊的思想性和战斗性都很强，勇敢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形式上也很生动活泼，有言论、时评、记载、讲演稿、调查、艺文、杂俎、别录、插图、来信等栏目。在《征文启事》中，他们激动而恳切地说：“强邻逼处，疆土日蹙，外交失败，丧亡旦夕，民智未启，酣嬉如故。同人有鉴于此，刊发兹报，藉谋普及。惟是学植肤陋，才不逮志，绝膑之讥，知所难免。吾瓯江山雄杰，人文蔚然，凡耆儒英俊，名媛闺秀，其有杜陵忧时之什，贾生痛哭之书，幸惠然见遗，以光篇幅，同人当削简以待。嘤求之诚，祈鉴詧之！”这是一篇笔意颇为老到的文言文。而它发表的演讲稿则是白话文，这当然是为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它还经常报道工人农民深明大义抵制日货的爱国行为。温州百姓看到了这份石印出版、红黑二色套印、二十四开、售价五枚铜板的小刊物，无不受到教育和鼓舞。该刊颇受欢迎，曾推销到八百多份。不少读者热情地为它写“祝词”。有一段“祝词”这样说：“翳维贵报，应运生朝。雄声摇岳，热血涌潮。外为戈盾，内作刍荛。提倡国货，抵制苛条。导善锄恶，义薄云霄。”

他自己也为该刊写稿。由于该刊今存者已不全，所刊文章又大多使用笔名，因此我们今天已不能确知哪些是他写的，一共写了多少篇。但至少，发表在7月出版的该刊第4期上署名“铎”的短讯《私进日货被获》，可以肯定是他写的。这是迄今我们能见到的他最早发表的文字了：

前日广济船到，学生会前往检查，于水手私货中搜获日本草帽、皮鞋扣等物，当即立予扣留。访系城内元大及广源两店之物，因前往质问，议定将各货烧毁，后并罚银若干，以为设立“提倡国货”木牌之用云。

该刊大概只出了六七期，就被温州当局扼杀了。起因是该刊登载了一则《漏海道尹黄庆澜》的消息，揭露了“瓯海道尹”黄某（民国成立后，温州隶属瓯海道，1926年取消道制），特用一“漏”字便是讽刺他破坏抵制仇货运动的行为。这当然触痛了他。而该刊还故意在下一期上再登载一则《漏海道尹乃瓯海道尹之误》的“更正”，这就更富有讽刺意味了。黄某老羞成怒，便派兵到华盖山上搜查一番，把刊物都抢走，并查封了编辑部。幸而他们都闻风逃走，没有受到伤害（当然，黄某鉴于当时的革命形势，也不敢将事情闹大）。这是他第一次从事报刊编辑的尝试，也是第一次尝到被查封的“滋味”。他当然没有想到，这辈子还将有更多、更严峻的斗争、查封、迫害在后头等着他呢。

“永嘉新学会”是温州第一个新文化团体，成立于7月20日下午。成立大会的地点，就是他的母校——浙江第十中学校的礼堂。当他又一次踏进母校的礼堂时，心里自然是十分激动的。参加会议的有四十多人，大多数是熟面孔，年龄很少超过三十岁的。这些青年人的思想并不完全一致，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以为今日世界思潮，日进不已，墨守成法，决不能适应于新时代之要求”；因此，他们决心“收世界种种新智识，为集思广益之助；其于我永嘉诸先哲有用之学说，益发挥而表彰之，使新旧学术，融化于一炉”。后来他们发表的《〈新学报〉发刊词》中的这些话，就是他们组织这一新学术团体的宗旨。

从现存资料来看，会员中从北京诸大学（如北大、清华）毕业后回温州的就有七人，在北京肄业的（包括他在内）有十一人，还有毕业或肄业于其他各地的大学生，可谓人才济济了。他虽然不是该会主要发起人，但他却作出了特殊的贡献。8月1日下午，他们又在十中礼堂召开永嘉新学会第一次常年大会，会上讨论通过了该会《宣言书》后，他便站起来提议：“应该创立出版部，筹备出版会刊。”这一富有远见的提议受到与会会员的一致通过，当场决定其刊名叫《新学报》，初步拟定为半年刊。但是，作为提议人的他，这次却未被推选为编辑委员。这显然是因为那些大学先毕业的，或者那些现正在名牌大学肄业的会员，有点看不起他这个工科学生。

但他毫不介意。8月中旬回到北京以后，在紧张的社会活动及补考、上课之余，他就为即将创刊的《新学报》撰写了一篇长达一万六千余字的论文《中国妇女解放问题》，副标题为《中国妇女解放的必要——道德、社会心理、教育、职业、政治各方面解放的方法》。他指出，妇女解放是当今世界上的一个大问题，今后的社会将是男女协力合作、互助进行的社会，这将是人类的大觉悟、德莫克拉西（民主）的大进步。但是，现在的中国妇女，仍处在“九渊之下”，黑魆魆地不见天日。这位二十来岁的青年大声地疾呼：“咳！这是人类全体的耻辱！这是中国人洗涤不去的污点！解放！解放！二万万的中国妇女，快起来要求解放！”他分别从副标题中所说的五个方面，详细地论述了妇女如何解放的问题。该文是他多年思索和认真学习西方社会学著作后写出的，同时也包含着他对包括自己母亲在内的中国劳动妇女艰辛生活的同情和思索。这是他发表的第一篇社会学论文，也是我国妇女解放运动史上的早期重要文献之一。他将它投寄《新学报》，是对该刊的重大支持。

就这样，1919年夏他回到温州虽然只有短短两个月，却做出了不小的成绩。他在翌年写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去年夏天，北京学生回他们的家时，有几个人很做了些成绩，把新文化带了归去，传播到他们的乡里去。”文章举出的“最显著的例”之一，就是“温州的永嘉新学会之产生”。

《新学报》至1920年1月方才出版，在北京印刷。这时，他已在北京与秋白等人创办了《新社会》旬刊。《新学报》创刊号的要目，就登在《新社会》上；而《新学报》的印刷出版及发行，主要也得力于他的奔走联络。他后来还继续为该刊写了不少重要文章。由于他的工作和贡献，赢得了新学会同人的拥戴，后来，在1920年8月召开的该会第二次年会上，他虽然未能回温州出席，却被大家一致推选为该会的编辑委员。

七　《新社会》《人道》

他从温州回到北京后，仍旧一下课便往青年会图书馆跑，往北大、汇文等学生运动领袖和积极分子经常碰头、开会的地方跑。他又与秋白、济之、菊农等人几乎天天相聚。

一天，青年会一个姓孔的干事兴冲冲地来找他，说青年会方面想出资出版一个专供青年阅读的杂志，希望请他和秋白等人来编。原来，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早在1913年11月间就成立了一个群众性的组织“社会实进会”，成员基本是中学以上的学生，也有少数青年教职员。该会的宗旨是举办一些社会服务性事业，改良旧风俗，同时以此来扩大青年会的影响。该会并在去年（1918）秋天成立了一个编辑部，不过却未能编出多少书来；偶尔出了一点宣传品，又因宗教气息太重，不受一般青年人的欢迎。这时，他们眼看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也很想有一番作为，又想乘机扩大青年会的影响，便打算“招聘”经常来青年会看书、而且在当时学潮中崭露头角的他和秋白等人来专门办一个刊物。

这当然是可以考虑的。他跃跃欲试，立即与秋白、济之、菊农商量。大家一拍即合。经过几次研究后，决定由他们四人组成一个编辑部，合编一份旬刊，定名为《新社会》。由那位孔君担任经理，负责经济方面的事；而编辑部部长，他推给济之担任，但实际编务后来主要由他负责，所以后来他又由编辑部副部长改为部长。大家还推定由他起草一篇《发刊词》。

10月29日，上海著名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刊出了《〈新社会〉出版宣言》（即《发刊词》）。这里摘录如下：

中国旧社会的黑暗，是到了极点了！它的应该改造，是大家知道的了！但是我们应该向哪一方面改造？改造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应该怎样改造？改造的方法和态度，是怎么样的呢？这都是改造的先决问题，主张改造的人所不可不明白解答的；在现在改造的动机方在萌芽的时代，尤不可不慎重地决定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问题，就是表明改造的目的和手段的。凡作一件事，要没有预定的目的和手段，是决不能成功的。目的稍有偏向，可以贻将来的弊害的。……手段略有差误，也足以使改造的事业生阻碍的。所以我们不可不仔细地研究，慎重地决定，取最精密、最有效的手段，向最好的方面去改造。我们……现在创刊这个小小的期刊——《新社会》——的意思就是想尽力于社会改造的事业。所以在未发表一切言论之先，不可不先把我们所仔细研究、慎重决定的所自以为最精密、最有效力的手段和所自以为最好的改造目的写下来，作我们一切言论的方针。

什么是我们改造的目的呢？我们向哪一方面改造？我们是向着德莫克拉西一方面以改造中国的旧社会的。我们改造的目的就是想创造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

什么是我们改造的手段——态度和方法——呢？我们的改造的方法，是向下的——把大多数中下级的平民的生活、思想、习俗改造起来；是渐进的——以普及教育作和平的改造运动；是切实的——一边启发他们的解放心理，一边增加他们的知识，提高他们的道德观念。

我们的改造的态度，是研究的——根据社会科学的原理，参考世界的改造经验；是彻底的——切实地述写批评旧社会的坏处，不作囫囵的新旧调和论；是慎重的——实地调查一切社会上情况，不凭虚发论，不无的放矢；是诚恳的——以博爱的精神、恳切的言论为感化之具。

概括起来说，我们的改造的目的和手段就是：考察旧社会的坏处，以和平的、实践的方法，从事于改造的运动，以期实现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

这篇《发刊词》虽然后来是署他的名字发表的，但无疑也是代表了秋白等人当时共同的认识和态度。这样一种热烈追求民主和科学的精神，是充分地代表了五四运动的时代精神的，尽管其中有些说法带有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当时，毛泽东的老师（后又成为毛泽东的岳父）杨昌济先生就非常重视这篇文章，从报上读到后曾在《达化斋日记》中作了详细的摘录。

《新社会》于1919年11月1日正式出版，为四开一张的小报纸型。每份售铜元三枚，外地邮购大洋三分。创刊号头版除发表他署名的《发刊词》外，还在《本报简章》中说明它的主要内容是：“（一）提倡社会服务（二）讨论社会问题（三）介绍社会学说（四）研究平民教育（五）记载社会事情（六）批评社会缺点（七）述写社会实况（八）报告本会消息”。这些几乎都紧紧扣着“社会”两字，该刊实际上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一份社会学专刊。为办好此刊，他不仅钻研社会学，还做了不少社会调查工作。例如，他在创刊号上菊农的《中国人的劣点》一文中，以“记者”的名义加了按语，便提到他曾调查了好些人力车工人和小贩的情形。在这一期的“社会实况”栏，还发表了他的调查报告《北京的女佣》。

在《新社会》问世后的第一个星期天，他与济之一起，携带创刊号，找到箭竿胡同陈独秀（仲甫）先生的家，去访问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并征询关于该刊的意见。仲甫认为，现在很需要有专门给劳动界和商界看的周刊和日报，以灌输新知识于工商界。仲甫还希望他们考虑将《新社会》的内容略作调整，变成这样的一种通俗的报纸。仲甫并就社会改革问题发表了很精彩的论述。

他听了以后，深受启发和感动。回来后他仔细想了一下，觉得调整刊物方针一层不宜照办。因为，第一，国人素来不重视社会学，第二，国内还将出现更多的社会服务团体，所以，不如仍维持原先的办刊方针，让《新社会》登载社会研究的文章，传播社会学，同时发表各种工作报告，使大家有所参考；至于通俗报刊，打算在将来另行编辑。但仲甫关于社会改革的意见，却是很深刻的。于是，他便根据仲甫的观点，写了一篇论文《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发表在第三期上。他指出，当时的社会改造运动有三个缺点，一是仍局限于知识阶级，二是没有切实去做工作，三是范围过于宽泛。因此，他提出了今后必须“（一）着眼于社会的全体，（二）实地去做改造的工作，（三）从小区域做起”。这篇文章后又被《民国日报·觉悟》转载。

他自己就是脚踏实地地在工作着。每天在课余起早摸黑地为刊物操劳，从亲自撰稿，到约稿、编稿、校对、跑印刷厂等等，什么都干。刊物很受欢迎，发行量逐期增加，他们从第四期起，便主动降低售价（每期铜元二枚，外地二分大洋）。刊物更及时地讨论当时社会上的热点问题。例如，10月，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女生李超，因封建家庭包办婚姻，忧郁而死；11月，北京大学男生林德扬，又因对社会失望而自杀。这两件事引起社会震动，李大钊（守常）先生也写了文章。他也非常悲愤，先在《新社会》第四期上发表一则随感录《万恶的社会》，大呼：“咳！万恶的社会！你不改造，中国纯洁的青年，个个都要被你磨折死了！”接着，他又在第五期上连发三篇文章（其中一篇是他写的），来讨论这个问题，并在前面加了按语。

《新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他们又决定从1920年元旦的第七期起改为十六开，这样便可以增加刊物的容量。但是，他们（尤其是他）又实在太忙了，于是决定增加编辑部人员。元旦那天，他们四人加上许赞堃（地山），在他的住所召开编辑会议。地山是菊农的同学，新由菊农介绍加入编辑部。其实这位长发垂耳、说话沉缓的地山，也积极参加了学生运动，因此他们早就认识了。地山祖籍台湾，父亲是一位爱国诗人。地山从小在福建长大，所以用福建话与他交谈，倍感亲切。同月，他又邀请北大学生、《奋斗》周刊编辑郭弼藩（梦良）、徐其湘（六几）二位加入编辑部。这二位也是他在福建同乡会认识的老乡，同时他俩对社会学也颇有研究。刊物扩大后，经费自然也要增加，他们便特邀社会实进会副干事萧元恩担任该刊广告主任。由于刊物影响较大，不少银行、公司等愿意在它上面刊登广告，如美国友华银行、北京花旗银行、美商茂生洋行、英国邓禄普橡皮厂等等，就都到该刊登过广告，这样便有一笔可观的收入，解决了经费问题。

他们决定提高刊物的学术性，注重社会学的介绍，登载的论文必须具有较严密的科学性。从第十一期起，他新辟了《书报介绍（关于社会科学及社会问题的）》专栏，每期发表他撰写的有关西方社会学著作的提要。与此同时，《新社会》的斗争锋芒也越来越尖锐，尤其是他和秋白的文章，倾向最激进。例如，他在第十一期上发表的《现代的社会改造运动》，便指出：“资本主义支配下的社会，已经没有存在的余地了！”高度评价了“信奉马克思的国家主义”的俄国布尔什维克，认为“这种主义，实在是社会改造的第一步。有许多人称他们为过激派，确是不对”，“实在是神经过敏”。尤其是为了纪念国际劳动节三十周年，他特地把《新社会》第十七至十九期（分别于1920年4月11日、21日和5月1日出版）连续三期都办成“劳动号”。他并写了好几篇有关“劳动问题”的重要论文。在《什么是劳动问题？》一文中，他得出了“雇佣制度的推翻”的革命结论。在《中国劳动问题杂谈》中，他说：“我很希望各业工人，能够组织工会，互相联络，做欧洲式的大规模的罢工。不然，……怎样能同资本家反抗呢？”在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还没诞生之前，一个青年学生能这样提出问题，真可谓石破天惊！

连出三期“劳动号”后，北洋军阀政府惊恐万分，再也坐不住了，便于5月上旬派出武装警察，以“主张反对政府”的罪名把《新社会》扼杀了。那位孔经理，被抓去关了好几天。其实，早在该刊刚刚创刊二、三期时，远在南方的浙江“督军”和“省长”就在1919年11月27日密电“大总统”“国务院”“内务部”“教育部”等处，提及：“如《新社会》《解放与改造》《少年中国》等书以及上海《时事新报》，无不以改造新社会、推翻旧道德为标帜，掇拾外人过激言论，迎合少年浮动心理，将使一旦信从，终身迷惘。”而所谓的“国务院”，在12月2日即密令各省“督军”“省长”“都统”“护军使”等：“此种书报，宗旨背谬，足为人心世道之忧。……应即随时严密查察。”在这些当时他和秋白等人绝不可能见到的密电中，《新社会》被列于许多刊物之首。而这，正是它的光荣！

《新社会》被查封了，几个青年人都聚集到他那儿开会商量。“真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他连声地叫着。秋白则低着头不住地抽烟。济之与菊农愤愤地说：“听青年会方面讲，当局见到‘社会’二字，就想到‘社会主义’，如同见了洪水猛兽；更何况还加上一个‘新’字，怎不让他们惊恐万分！”

“这真是一种奇异的现象，”秋白抬起头，深思着说，“社会思想的变态——一方面走得极前，一方面落得极后。”

“我们还是要继续办一个刊物！”他大声地喊出了大家的心声，“既然‘新社会’他们感到害怕，那么改叫‘人道’——法语的Humanité——怎么样？”他瞪大眼睛，征询大家的意见。地山、菊农等人都点了点头，但秋白还有点犹豫。秋白隐隐感到这个名称，与当时严酷的社会现实是不和谐的；不过，也还说不清自己的想法。又看到他的态度比较坚决，秋白便不响了。再说，取这个名称，也许便于刊物的生存。

他去与青年会方面谈了。在他的力争下，他们勉强答允考虑，但又说旬刊绝对不行，太快太尖锐，要么就出一个月刊。“好吧！”像以前一样，他捋起袖管就干了起来。他果断地提出了《人道》创刊号的编辑设想。以前《新社会》的积稿，先选用一些；他自己，再来一篇《人道主义》的专论；另外，向守常、仲甫、启明等先生发函，请求支援。刊物，定在7月1日问世！他觉得，这是对反动当局的一种对抗。

他在6月8日给启明的信中，就已经约《人道》第二期的稿子了。他说，第二期打算出一个“新村号”，希望启明来一篇关于日本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新村运动”的研究文章。

13日晚上，青年会召开社会实进会新董事的茶话会。在这个会上，青年会方面总算正式通过了继办《人道》月刊的事。但是，青年会方面的态度实际并不那么积极，《人道》的问世也不很顺利。7月1日未能出刊。8日，直皖军阀战乱爆发。15日在京郊大战，18日皖军溃败企图窜入北京，引起市民大恐慌。19日，皖系段祺瑞通电辞职后，停战。当时，铁路管理学校正要举行考试，也因战事而暂停。

《人道》拖了一个月才出来。8月2日，他手持新出的刊物去启明家。这是他第一次去周家访问，他知道鲁迅先生就住在隔壁，但出于对先生的尊敬，他未敢随便去打扰。又过了不久，《新青年》杂志上刊出了《人道》第一、二期的要目广告。第二期预定有守常先生的《美洲的新村运动》、秋白的《新村运动与社会主义》等文。但是，这第二期却更是难产了。因为尽管刊物改了名，又改为月刊，尽管他在《人道主义》这篇长文中大力提倡“行于人类间的，无论人种、国家或阶级之异同，尊重人类人格的平等，博爱一切人类”的人道主义，但青年会方面还是心有余悸，十分害怕。他们借口经济方面有困难，便让它一直搁着。

一拖拖到9月底，还没有消息。这时，他又与六几及其他几位北大学生罗敦伟、周长宪、张邦铭、缪金源等，组织了一个“批评社”，准备创刊《批评》半月刊，附于上海《民国日报》发行。10月1日，青年会召开会议商量《人道》之事，启明也参加了，但仍无进展。20日，《批评》倒创刊了，他在上面发表了打头文章《人的批评》，文中尖锐地抨击了帝国主义对苏俄的污蔑。直到29日，青年会方面才最后通知：《人道》不再出了。当天晚上，他便赶到启明家里，气愤地告知此事。

漫漫长夜，孤灯一盏。他在灯下一个人沉思着。

《人道》的再次被迫停刊，是不是象征着自己大声呼吁的“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呢？呵，秋白当初的保留态度，看来是有道理的！——可惜，秋白在两个星期前已经离开北京，登上去遥远的苏俄的漫漫道路了。秋白还不知道《人道》最后停刊的事呢。是的，前几天他还收到秋白在途中寄来的一封信和一首诗，那封信的题目就是《致Humanité（人道）》。他读了以后，便将此信加上按语发表在25日的《晨报》上了。直到1921年2月，秋白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公报》第一期上发表《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一文时，还充满感情地向国际工人阶级的战友们介绍中国的这本进步刊物《人道》呢！因此，后来有人说什么秋白是反对《人道》的，郑振铎编《人道》是他思想上的倒退云云，那才是胡说呢。

八　向光明走去

啊，最知心的朋友秋白，你现在已到了哪里呢？他眼前浮现出那飞转着远去的车轮，又默默地想起在半个多月前依依不舍地送别秋白的那一幕幕情景。

那几天，秋风已起，黄叶片片飘落，院子里的树吹得簌簌作响。他匆匆来到今年刚结识的中国大学学生、“曙光社”社员王统照（剑三）的家，然后又一起去找地山，最早告诉他俩：秋白马上要去当时人人视为畏途的苏维埃俄罗斯了，同行的有俞颂华和李仲武。

“铎兄，”不知什么时候起，朋友们都这样叫他，“秋白非去不可吗？那可是酷寒、动乱的地方啊！”剑三和地山都非常吃惊，而他则沉重而意味深长地说：“秋白这一走是肯定了！……他为什么走？他决心要往这条路上走！他的心意的罗盘针，与他的四周的环境氛围，使他下决心走这条路！……他这一走，是抱着满腹人生的痛苦走的。是从艰辛与烦闷的人生中，找出一条死路，也可以说是一条生路……”

这是具有深刻人生哲理的话，这也是只有最知心的朋友才能说得的话。剑三和地山都沉默了，大家都觉得对于人生，谁也要为它去领受些酸苦的味道。

两天后的晚上，他与济之、地山、剑三、梦良、绍虞（郭希汾，北京大学旁听生，“新潮社”社员）等六七个朋友，大家凑了点钱买了一点糕点糖果，在万宝盖胡同的济之家里为秋白开送别会。但被送的秋白，这时却因去北京饭店找苏俄远东共和国的驻华代表优林办理护照而还没有来。眼看各位朋友都为秋白要远走而怅然若有所失，提不起精神，他便问起济之近来翻译屠格涅夫《猎人日记》的进度，并由此而谈起屠格涅夫与托尔斯泰所走的不一样的人生道路。这样，大家渐渐恢复了以往高谈阔论的兴致，并由此联想到秋白所选择的新的道路。

等了好久，已经十一二点钟了，秋白才从夜风中匆匆冲进来，一身西装上沾满了尘土。秋白高声宣布：明天一早六点半，天不亮就离开北京。大家围着他问长问短，尤其是担心他羸弱的身体。“不要说现在的莫斯科，一到哈尔滨就冷得够受。你虽有皮大衣，可是身子骨……”

一位朋友的话还没说完，他却激动地说：“冷？我看北京也够冷。——到更冷可也更热的地方去重新锻炼一下，秋白这把瘦骨头准会有抗冷的本领！怕冷的还能去？——要找热的他才能去！”

听了这话，秋白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还是铎兄最了解自己。他们互相注视了好久，然后，秋白又深情地环顾身边的朋友，缓缓地说：“思想不能尽是这样紊乱下去的。我们对社会虽无责任可负，但对自己心灵的要求是负绝对的责任的。唯实的理论在人类生活的各方面安排了几千万年的基础。——用不着我和你们辩论。我们各自照着自己能力的限度，适应自己心灵的要求，破弃一切去着手进行。……”

大家静静地听，只觉得这些话很深奥，需要好好想一想。而秋白又提高声音说：“清代的管异之，称伯夷叔齐的首阳山为‘饿乡’——他们实际心理上的要求，胜过爱吃‘周粟’的物质欲望。现在，我也有自己的‘饿乡’——苏维埃俄国！俄国怎样没有吃，没有穿，饥饿，寒冷，我都不管！她毕竟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东西文化的接触地啊！……我认定‘思想’是不能私有的，我已决定去那里，一切都已预备妥帖，明天就动身，……诸位同志各自勉励，努力前进呵！”

尽管秋白再三说谁也不必去送行，但第二天10月16日一早，他与济之等人还是去了车站。回来后，他怅惘无已，当晚便提笔写了一首诗，后来以他与济之的名义在《时事新报》和《晨报》上发表：

汽笛一声声地吹着，

车轮慢慢地转着；

你们走了——

走向红光里去了！

新世界的生活，

我们羡慕你们受着。

但是——

我们呢？仍旧是陈旧，黑暗；

更加了孤寂。

松柏依旧青着，

秋花依旧笑着。

旧游——几时再续？

惜别——谁忍记起！

汽笛吹碎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随着车轮转了。

秋风起了，

黄叶落了，

西比利亚的草原还青着么？

高加索山的寒气已重么？

别离——一日，两日，

相隔——千里，万里！

鱼雁呀！你们能把我们的心事带着去么？

汽笛吹着，

车轮转着，

灰色的国，远了，看不见了！

红光，近了，更近了！

汽笛呀！你把我们的心吹碎了，

我们的心随着车轮转了！

诗歌寄托了他的深情。他佩服秋白，羡慕秋白；但同时，又自知没有秋白那样的一股勇气。他明白自己的思想，确实还是紊乱的，有很多问题没有搞通。不过，他心灵上分明也感到了饥饿。他也热烈地向往苏维埃俄国那红光照耀的地方。“各自勉励，努力前进呵！”是的，他将永远记住秋白的这句话，继续向着光明的所在，走去。

与秋白一起编辑《新社会》及《人道》的这一年多来的日日夜夜，对他来说，是多么难忘啊！而在办这些刊物的同时，他还参加了一系列社会活动。1919年11月，他不断听到从祖籍福建传来的消息：15日，日本驻福州领事馆派出日本浪人和便衣警察，殴打正在表演抵制日货的爱国戏剧的学生。次日，日本浪人竟悍然开枪，打死打伤我学生、市民多人。18日，日本领事向日本政府要求派军舰。23日，日舰“嵯峨号”杀气腾腾地开进我福州港。26日，日军全副武装登岸挑衅威胁……。这就是后来史称的“福州事件”。

真是欺人太甚！作为一个中国人，尤其作为一个福建人，他能不义愤填膺吗？他作为学生代表，与其他学校的代表一起，向北洋政府的教育部、外交部等请愿，责问详情。27日下午，北京数千学生在北大法科集会，听取代表的交涉情况。由于政府的暧昧态度，北京学生于28日晚通电全国：明日起罢课游行！

天安门广场又一次沸腾了！数万名学生在游行、讲演，救国的传单像雪片般地飞扬着。他是其中特别积极的一个。他参与发起了旅京福建学生抗日联合会，该联合会的主任干事就是他的首占宗亲、后来成为著名史学家的北大学生郑庆甡（天挺）。天挺年龄要比他小一岁，但按辈分他却是天挺的侄子。他们经常在福建会馆开会，还创办了该会的油印会刊《闽潮》周刊，他并亲自写稿（可惜该刊未能保存下来）。他们还组织了一个名叫S．R．（Social Reformation）的学会，研究社会改革理论。他在当时写给上海《时事新报》的张东荪的信中，说自己“奔走忙碌得了不得”。当时北京协和女子大学学生谢婉莹（冰心）也参加了一些活动，数十年后她还记得他慷慨激昂发言的情景。12月7日，北京各界群众万余人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提出八条对日宣言。日本帝国主义慑于中国人民的悲昂民气，方才不敢肆意扩大事态，暂时收敛了一点。

在这样火热的斗争生活中，他更是如饥似渴地阅读了从各种渠道借来的各种政治理论书籍。有无政府主义的，有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有人道主义的；当然，也有马克思主义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书。而且，后者对他的吸引力，还更大一点。在他发表于《新社会》的文章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一点。而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在1919年12月15日《新中国》杂志上，发表了从英文杂志《俄罗斯》上翻译的列宁的《俄罗斯之政党》及《对于战争之解释》二文。他在附记中说：“此篇所载，于世界问题之广义派主义［按，即布尔什维克主义］亦可因此略见一斑。文末所附《对于战争之解释》一篇尤足见广义派之精神，实当今研究俄事者之最好的参考资料也。”这两篇文章不仅内容十分重要，而且是列宁著作中最早被译成中文的，不数第一，也是第二。因此这实在是他的一件光荣的事（后来，他至少还在1921年11月5日发表了列宁的一篇告全世界工农书的译文）。

1920年8月，他又从英文杂志《苏俄》上翻译了介绍苏俄军事、生产、文化等方面情况的三篇文章，发表在他已加入的“曙光社”的《曙光》杂志上。其中《我们从什么着手呢？》一文，还是托洛茨基写的。托氏虽然后来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子，在当时可是苏维埃著名的领袖人物之一。正当胡适到处不满地嚷嚷“《新青年》差不多成了《苏俄》的汉译本”的时候，他却从《苏俄》上一口气连译了三篇文章。这就鲜明地显示了他的政治倾向。

他更曾明确地号召参加新文化运动的人们，向马克思和列宁学习。1920年4月，他写了一篇重要的论文《新文化运动者的精神与态度》，后发表于他倡议创办的《新学报》第二期上。文中认为新文化运动者是新文化运动的“原动力”，所以第一必须有“实践的精神”，要学习列宁刻苦实践的精神；还必须有“彻底坚决的态度”，要学习马克思以数十年功夫写作《资本论》的精神。在他的笔下，二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名字，就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紧紧地联系了起来。

他与中国的一些早期共产主义者建立了较密切的联系。仲甫先生，前面已经说过，他在《新社会》创刊之初就去拜访过。申府（张崧年）先生，这位后来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他也常常去请教与借书。尤其是守常先生，他也早就认识了。因为常去北大图书馆开会，守常先生的办公室几乎成了进步青年的俱乐部。当时，这间办公室还有一个秘密的称呼：“亢慕义斋”。所谓“亢慕义”就是Communism——共产主义。来这儿的人，都是仰慕这个主义的。他和秋白还参加了守常先生主持的一个秘密组织，他后来记得好像叫“社会主义研究会”，秋白则回忆说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或“俄罗斯研究会”。总之，他后来在文中说“这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们的联合阵线”，“经常地在北大图书馆和教室里开会。相当地秘密。守常先生尤其谨慎小心。在开会之前，必须到室外巡视一周，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在附近。但这个‘会’，很快地就结束了，一来是，为了环境更恶劣下去的关系，二来是，联合阵线显得不太联合，而共产党需要一个更严密的组织”。

其实当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而他却可能最早参加过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因为在1921年3月30日，有一个叫关谦的内奸给北洋政府写了一份秘密报告（这份报告现在还可以在历史档案馆查到），内中提到他的名字，并记载他与守常先生在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四次大会上被推选为团的出版委员。创办团的出版事业，本来就是守常先生在会上提出来的，因此，他的被选，看来就是守常先生提的名。而他当时已办过《新社会》《人道》《批评》等刊物，确实是最合适的出版委员人选。不过，这时他已经离开北京到上海去了，他不可能参加这次在北大第二院召开的会议。那么，他是在缺席的情况下被推选为出版委员的。

他在京时，还曾同周恩来、邓颖超等人开过几次会。那是1920年8月，天津的“觉悟社”召开年会，周恩来提出只有把“五四”以后诞生的各进步团体联合起来，才能改造中国。于是，周恩来带领十名社员去北京，请守常先生指导和帮助。守常先生很赞成恩来的意见，便建议以“觉悟社”的名义，邀请北京几个进步社团一起开会讨论。守常先生并亲自开了一张团体名单，其中有自己领导的“少年中国学会”，有郑振铎负责的“人道社”及他参加的“曙光社”，还有“青年工读互助团”，共四个团体。16日上午，这五个社团的主要骨干在陶然亭开会，守常先生在会上作了指导，鼓励大家要有一个共同的主义，才好团结一致；否则，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能整齐步伐，对外尤不能联合行动。会后，各团体又推派代表继续商量联合的办法。最后，在18日下午，在北大通信图书馆开会，正式成立了一个名叫“改造联合”的社团联盟，发表了《宣言》与《约章》。《宣言》的第一句话就说：“我们集合在‘改造’赤旗下的青年同志，认今日的人类必须基于相爱互助的精神，组织一个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接着，又提出了“到民间去”的口号，说：“我们这次联合，……是要组织起来去切切实实的做点事。”这些观点，也与他在《新社会》上发表的言论是一致的。

改造中国，改造社会，改造人生。一切向着光明。

我们不禁又想起了他在《新社会》创刊号上发表的他的诗《我是少年》：

我是少年！我是少年！

我有如炬的眼，

我有思想如泉。

我有牺牲的精神，

我有自由不可捐。

我过不惯偶像似的流年，

我看不惯奴隶的苟安。

我起！我起！

我欲打破一切的威权。

我是少年！我是少年！

我有氵贲腾的热血和活泼进取的气象。

我欲进前！进前！进前！

我有同胞的情感，

我有博爱的心田。

我看见前面的光明，

我欲驶破浪的大船，

满载可怜的同胞，

进前！进前！进前！

不管它浊浪排空，狂飙肆虐，

我只向光明的所在，

进前！进前！进前！

九　事业的发端

人生的船，破浪进前，选择着航向。

时代的海，惊涛拍岸，淘洗着金沙。

一位革命先哲说过这样意思的话：伟大的变革的时代，必然需要英雄人物，而且，必然会挑选、培养出英雄人物的。这些人物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和枪，一些人则两者并用。

不是吗？就说秋白吧，用其自己的话来说，最初不过是以菩萨行的人生观、无常的社会观来指导自己的（这一点与我们的传主不甚相同）；五四运动爆发，于是卷入漩涡，孤寂的生活打破了，与本书传主等人一起参加学潮，创办刊物，讨论问题；而同时，又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特点，更趋重于哲学真理的思索，于是更勇敢地跨出一步，离中国，入饿乡，秉着刻苦的人生观，去追求满足“内的要求”了。时代需要秋白成为一个剑与笔并用的政治革命家，秋白后来终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代领袖人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战士。秋白牺牲前说过，这是身不由己、是“历史的误会”之类的话；但其实，秋白是分明认识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的，不会后悔自己的人生道路的选择，更不会埋怨时代对自己的选择的。

这是一种双向选择。我们的传主也逃脱不了这种选择。时代的呼唤，历史的机遇，个人的天赋和爱好，一切必然与偶然、内与外的要求，使他成为一位与众不同的文学家、学者，一位具有杰出个性的文化战士。

周恩来曾经这样评说郭沫若：“……一出手他就已经在‘五四’前后。他的创作生活，是同着新文化运动一道起来的，他的事业的发端，是从‘五四’运动中孕育出来的。”这段精辟的话，如果移在本书传主身上，也是非常合适的。他也正是从那时起，开始成为文学家、学者和文化战士的。

前面说了，那青年会图书馆的几大玻璃橱里的英译俄国文学书籍，在“五四”前夕开始吸引了他。意味深长的是，学生运动猛烈开展后，紧张的火热的斗争生活也没有转移或减弱他对这个北方大邻国的文学作品的兴趣，反而愈加增强了。他甚至还常常把这些书带到会场上去看。秋白、济之等人看见后，往往相视一笑，因为他们也常常这样带俄国文学作品到会场上去看。由看书而互相讨论，进而又产生了翻译、介绍的欲望。他读的是英译本，秋白、济之却是直接从俄文读原作。不过，在当时的中国，俄文原版作品远不如英译本好找。有时候，他们读了作品后，很想了解其写作背景和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和地位，很想了解有过些什么评论等等。如要翻译介绍的话，也很有必要了解这些。但这方面的俄文版文学史、文学批评著作就更难找了。于是，秋白、济之等人便请他在英文书籍中寻这类材料。这促使他进而研读了一些有关俄苏的文学史、文学理论书籍。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数量，便会转化为质量。他因此竟实际成为我国最早、最系统地研究俄国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专家了。

后来，他亲切地回忆说，最初，1915年英文版《家庭大学丛书》中的巴宁写的一本小小的绿皮的《俄国文学史略》，就简直成了他的怀中之宝。接着，他又千方百计地搜读其他有关书籍和文章。1920年3月20日，他为济之、沈颖（也是俄文专修学校学生）等人翻译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第一集写了一篇序。这本书，后来由新中国杂志社出版，是我国最早的、而且是直接从俄文翻译的俄国优秀短篇小说选集。秋白也写了一篇序。可惜后来的研究者，大多只提秋白的那篇序，很少提到他的序。他的这篇序，不仅也是我国较早正确论述俄国文学的重要文献，而且他的那篇序还可算作他最早的一篇文学论文。他在这篇序中指出：俄罗斯文学体现了“世界的、近代的文学真价”，介绍进来可以作为建立中国新文学的基础；俄罗斯文学在反映人的感情和社会现状上都是“真”的，介绍进来可以改掉中国旧文学虚假的毛病；俄罗斯文学是“切于人生关系的文学”，介绍进来可以除掉中国的“非人的文学”；俄罗斯文学是“平民的文学”，介绍进来可以治疗中国旧文学与平民无关的病体；俄罗斯文学“独长于悲痛的描写”，介绍进来可以打破中国旧文学的“团圆主义”。这样的论述，在当时是非常杰出，非常难得的。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他受到当时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的论述的影响，并有所发展、提高；同样的，周作人也从他这篇序论得到启发，周作人在翌年1月发表的著名论文《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就明显地可以看出受到本书传主这篇序的影响。

这本俄国小说“第一集”出版后，虽然没有接着出第二、第三集；但他与他的朋友们仍继续翻译了很多俄国文学作品，发表于各种报刊上。他还在1920年代初发表了一系列的关于俄国文学的长篇论文，如《俄罗斯文学底特质与其略史》《写实主义时代之俄罗斯文学》《高尔基〈文学与现在的俄罗斯〉译后记》《俄国文学发达的原因与影响》《托尔斯泰〈艺术论〉序言》《俄国文学中的翻译家》《俄国文学的启源时代》等等。文章数量之多、水平之高，在当时整个中国，是没有第二个人可比的。这也可见他为这个北方大邻国的文学感染、浸润之深。

其他国家的一些优秀文学作品，他当然也读，只是总的说来吸引力不如俄国文学来得大而已。而其中比较引起他较大兴趣的，是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诗。那是与俄国文学作品不同的另外一种风味的作品。俄国文学作品是他在青年会图书馆阅读严肃的社会学著作之时发现的新天地，是可以在慷慨激昂的学生代表会议的间隙偷空读几页的；而泰戈尔的诗则是由有着传奇般经历和浪漫色彩的朋友地山介绍给他读的，是需要在静谧的氛围中才能好好鉴赏体味的作品。

他不会忘记，1920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地山来到他的住所，长发披垂在双肩上，在夕阳的余辉中，用梦幻般的似乎带有神秘的表情，向他介绍泰戈尔。说在缅甸游历的时候，看到泰戈尔的画像，又听人讲泰戈尔的故事，便买了泰戈尔的诗集来读，一读就入了迷。真的吗？他有点将信将疑。隔了几天的一个傍晚，他到地山的宿舍去，地山拿出一本绿纸面的日本人选印的泰戈尔英文诗集送给他。他站在窗前，借着夕阳的余晖读了起来。四周静悄悄的，只有小池里喷泉的潺潺声。他体验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诗意境界。泰戈尔的诗把他从忙扰的人世间，带到美丽和平的花的世界，使他暂时忘却了艰苦的境遇，随着老诗人走进有着一池绿水、有着五彩弧虹的天国中去了。那天夜里，他破例坐了人力车回家，为的是在车上借着明月和街灯的微光，急不可待地先读为快。那以后，他便搜读了泰戈尔的所有用英文写的诗集以及英译诗集。他像地山一样入了迷。每读一遍，便愈加感受到泰戈尔的超脱和飘逸。虽然他并不怎么受其神秘的快乐主义的影响，但他的有时会产生莫可名状的忧郁与烦闷的心灵，则时时受到泰戈尔诗的慰藉。

与此同时，菊农也由地山的介绍而沉醉于泰戈尔的诗。1920年的夏天，他与菊农便常常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后门的柏树的绿荫下讨论泰戈尔。在宁谧的心境中，静静地聆听高树上的蝉鸣，忘却了四周的炎热。在地山的怂恿下，他们又开始翻译泰戈尔的作品。这一年，他选译的《偈檀伽利》便发表在《人道》杂志上。那以后，他又曾翻译了《飞鸟集》《新月集》，还专门写了一本《太戈尔传》出版。当然，那是后话，这里便不说了。

但并不能认为他只喜欢泰戈尔那样的歌颂自然、儿童、生命、静谧、优美的诗歌。不，他同样也喜欢俄苏的革命诗歌。同是在1920年夏天，他从友人处得到一本海参崴出版的“全俄劳工党”（即列宁领导的俄国共产党）第十四种出版物《赤色的诗歌》，其中共有二十五首，大多是俄国各地革命工人中流传的诗。他与济之略读了一遍，深受感动。由于他的俄文水平不高，于是便约济之一起翻译。第一天便译了该书中的第一首《第三国际党颂歌》。第二天本来约好再译，忽为他事所牵而止。后来，预定发表它们的《人道》又停刊了，便未能译下去。这译好的一首，后于1921年发表于5月27日的《民国日报·觉悟》和9月出版的《小说月报》号外《俄国文学研究》上。值得重视的是，这首《第三国际党颂歌》实际上不是俄国诗歌，而是著名的《国际歌》的俄译！也就是说，他与济之在无意中完成了这首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歌的歌词的中译。（虽然，1920年10月至12月，北大毕业生列悲更早在广州《劳动者》月刊上发表了《国际歌》的另一种汉译；但是，从有确凿的文字记载来看，最早着手翻译的还是他与济之的这一首，而且发表后影响也是最大的。）在发表这首译诗时，他还写了几段充满激情的话，评价了苏俄革命诗歌：

其中所有的诗，都很不错，音节极响朗，虽然仍旧都是用旧诗体，没有一首是未来派的作品，然而精神却是与旧的诗歌完全不同。它们里面，充满着极雄迈、极充实的革命的精神，声势浩荡，如大锣大鼓之锤击，声满天地，而深中乎人人的心中。虽然也许不如彼细管哀弦之凄美，然而浩气贯乎中，其精彩自有不可掩者，真可称为赤化的革命的声音。不惟可以藉此见苏维埃的革命的精神，并且也可以窥见赤色的文学的一斑。所以不惟是研究赤色革命的人的好材料，也是研究赤色文学的人所必要看的。

俄国文学与印度泰戈尔诗，是最早滋润他心灵的两种外国文学。当然，这二者似乎并不能等同视之：前者是指整个俄罗斯民族一个世纪以来的文学家的优秀创作，主要是小说和戏剧；而后者是一个国家的一位有世界影响的当代作家的个人作品，主要是诗。而且，这二者对于他的影响力也不是等同的：前者不仅是作品反映的社会生活、思想，作品的艺术创造方法，而且还有俄国作家的为人生的文学理论倾向，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后者对他的影响，则主要是诗的美感、意境、生活哲理、童心等等，几乎不涉及文学理论。前者厚重，后者清新。前者是阳刚之美，后者是阴柔之丽。正因为这样，我们可以把它们视作相济相克的一对矛盾。他的文学的精神世界，从一开始就是丰富、复杂、多彩的……

好吧，我们不多谈理论，继续讲他的故事。

在阅读、讨论、翻译之余，他又萌生了创作的欲望。他记得自己在中小学时代，曾尝试写过笔记体小说、咏物小词之类。但那充其量只能算是“旧文学”。如今，他想闯一闯“新文学”创作的领域。

他先是写诗。本书前一节最后所引的那首《我是少年》，便是他发表的第一首新诗。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炮打响”的。它发表后不久，就被我国新文学史上第一本新诗选集《新诗集》收入；后来，又博得著名语言学家、时任美国哈佛大学汉语教授的赵元任的喜爱，被选作教材，赵先生并亲自朗诵，灌制成唱片，在海内外广泛流传，朱自清（佩弦）就曾经听到过唱片。叶绍钧（圣陶）后来还回忆说：“振铎兄的这首《我是少年》发表在五四运动之后不久，可以说是当时年轻一代人觉醒的呼声。这首诗曾经有人给谱上曲，成为当时青年学生普遍爱唱的一支歌。”此诗谱曲可唱确是事实，我们在1929年的报纸所载中国播音协会的节目单上，就看到这支歌。圣陶的儿子至善直到晚年，还记得唱法呢！我们的传主发表的第二首诗《灯光》（刊于《新社会》第二期），则是一首典型的散文诗，意境、语言、节奏、章法都是很完美的。

这时，他也尝试写小说。1920年9、10月的《晨报》上，发表了他最早的小说《惊悸》《平凡的毁了一生》。前者描写看到押送死犯去处刑时的惊悸心情，后者描写一个青年学生平凡而早夭的一生。在当时他参与编辑的《北京铁路管理学校高等科乙班毕业纪念册》上，他还发表了一篇《一个不幸的车夫》，描写人力车夫被汽车撞倒的悲惨故事。另外，当时《新青年》所刊的《人道》第二期要目中，有他的小说《兵》。可惜《人道》夭折，这篇小说至今未能发现。与诗歌创作相比，他最早的小说的艺术水平较低，在当时也没有产生较大反响。他自己也不满意，所以便暂停了小说的创作。而这些作品也未曾收集，时间一长就被人忘记了。只有《一个不幸的车夫》，因为他后来又化名发表于《小说月报》改革后的第一期上，近七十年后被人发掘出来，“考证”说是茅盾（沈雁冰）的作品（并被收入《茅盾全集》），因而获得了一点好评。

他这时也开始了文学书籍的编辑工作，并就编辑学方面的问题开始了探索。那本《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便是他与济之等人编的。1920年1月1日的《新社会》上，发表过他的评论《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出版界》。7月初的《晨报》和《民国日报》上，还发表了他的《我对于编译丛书底几个意见》。就在这时，有人介绍他与“共学社”的蒋方震（百里）相认识。百里陪同梁启超（任公）游历欧洲，于3月回国，与上海商务印书馆谈妥了出版《共学社丛书》。百里见了他的上述论文后，大为赏识，便邀请他组织朋友译些俄国文学书加入这个丛书中。他答应了。例如济之译的托尔斯泰《艺术论》，便是由他作序后交给百里的。后来，百里索性请他主编了《俄罗斯文学丛书》和《俄国戏曲集》两部丛书，收入《共学社丛书》中出版。

当时，《人道》已经出不下去，《批评》主要由北大几个朋友在编，他则很想创办一个文学刊物。正在这时，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张元济（菊生）、编辑部主任高凤谦（梦旦），为了使这个中国近代最早最大的出版社能在新文化运动中获得新的动力，便于10月到当时新文化运动中心北京来寻求支援。他们先去拜访了胡适、任公、百里等名流。百里便向菊生、梦旦提到了本书传主等一批青年，并转达了他们想办一个文学刊物的意愿。

10月22日，他与济之去访菊生先生，可惜未遇。第二天一早，他又一个人去拜访，见到了这位比他年长三十一岁的出版家和老学者，谈了自己的一些打算。同时，他也拜访了梦旦先生。梦旦比他年长二十九岁，也是福建长乐人。梦旦的家乡龙门村与首占村而且是紧邻。他们便用方言交谈，更感亲切。梦旦还请他在西四牌楼附近的沙锅居吃了一顿饭。张、高二位对他很有好感，但是关于出文学刊物一事，他们考虑到商务已有《小说月报》，且已创办十多年，所以便不想再出新的了。当然，他们也已经感到《小说月报》赶不上新的时代要求，所以希望本书传主等人写稿，并表示可以将该刊全面革新。

然而他却坚持希望自编刊物以交商务出版，哪怕双月刊也可以。菊生便答应回上海后再考虑考虑。而他也表示支持《小说月报》全面改革，答应以后一定积极投稿和组稿。据当时已在商务编译所工作的胡愈之后来回忆说，此时梦旦请振铎推荐一位新文学作者来编《小说月报》，振铎说：“你们编译所里就有这样的人，沈雁冰。”可是梦旦却不知道雁冰，大概因为雁冰在编译所用的是沈德鸿的名字。其实，菊生此前已经对雁冰开始注意，曾让编译所事务部部长江经畲专门考察雁冰的工作情况，并已让雁冰在《小说月报》编辑部工作。雁冰则已开始在自己负责的“小说新潮”栏作了一点局部的改革。

眼看自己办文学刊物的计划一时难以实现，心中不免怅怅；忽然，他又想到：何不先成立一个文学会，以后可由这个文学会出面办刊物，这样，一来可以基础更为稳固，二来同各书局联系时也便于洽谈。他的这个想法获得了济之等人的支持。于是，在张、高二位离京后，北京的这些青年便开始酝酿成立一个文学会了。

11月23日，在济之家里开第一次筹备会。原《新社会》同人除了秋白已赴苏俄外，他和济之、菊农、地山等都出席。把启明和百里二位也请来了。还有绍虞和伏园（孙伏园也是“新潮社”社员，当时在编《晨报》的副刊）。剑三因事未能来。会上决定取名“文学研究会”，这好像只是一个学术团体的名称，与创作、翻译等无缘似的；但这出于他的主张，他喜欢“研究”一词，大家便同意了。随后推定启明起草宣言，他起草会章。

话分两头。正当文学会开始筹备之时，剑三却忽然收到上海雁冰的来信，急忙拿来给他看。原来，雁冰早在1916年8月即进商务工作，从今年1月起编辑《小说月报》的“小说新潮”栏，使该刊开始发表新文学作品。当时，他与剑三欣喜地注意到这个原为旧文人独占的刊物出现的这点变化，剑三便寄了一篇作品去，后发表在该刊10月号上。另外，绍虞以前曾在商务工作过，认识雁冰，也曾向他提起过雁冰。所以，当张、高二位北上“访贤”时，他曾向他们提起过雁冰。他不知道，原来百里也认识雁冰，雁冰还参加了共学社，百里也曾向张、高二人推荐雁冰是难得的新文学人才。张、高二人回商务后，就决定立即提升雁冰为《小说月报》编辑主任，从明年1921年起让雁冰对该刊全面改革。然而，雁冰却不了解这一决定的上述背景，时间又这么紧迫，离发稿只有个把月，但可用的新文学创作稿手头一篇也没有。怎么办？可把雁冰急坏了，即使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啊！急切之中，雁冰便想起了刚发表其稿子的北京作者剑三，于是急忙再向剑三邀稿求援，并说明《小说月报》将全部改革，由他主编。

他和剑三等人研究了雁冰的信后，觉得这是好事，应该予以支持。再说，文学会暂时也出不了自己的刊物，倒不如充分利用改革后的《小说月报》作为代用会刊。于是，便由他写了一封信给雁冰，说明筹创文学会的经过和宗旨，并热情邀请雁冰也作为发起人参加，同时答应立即筹集稿子寄到上海。雁冰收到此信，真是完全出乎意料，大惊大喜！虽然不曾见过面，但郑振铎这个名字则早就在报刊上知道了，也可说雅慕已久。这样一来，雁冰不仅吃了“定心丸”，而且大受鼓舞。

而雁冰的来信，也鼓舞了他和济之、剑三等人。11月29日，他们又借北大图书馆守常先生的办公室开会，决定加速筹备。他又给在日本的田汉写信，邀请他与郭沫若作为发起人参加。（不料收信人后来做了“洪乔”，非但不回信，连给沫若的信也未转去。）他还自告奋勇地要去请鲁迅先生参加，但鲁迅当时任职于教育部，受“文官法”的限制，不能随便参加民间团体。不过，鲁迅还是很关心、支持文学会的，启明起草的该会宣言，便经过鲁迅的审阅。他还打算请北大的胡适、康白情等人参加，不过也没成功。

他同时又开始积极为《小说月报》改革号筹稿。他通过地山，请刚从日本回国，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地山的哥哥许敦谷，为改革号画了封面画和扉页插图。封面画的是一个可爱的婴儿正睡在摇篮里，象征着中国新文学如同新生儿一样必将茁壮成长。这幅画作于11月28日。他还约了即将正式成立的文学会的各位会员赶紧写稿。启明便于12月5日托伏园给他带去所作《圣书与中国文学》及所译日本作家加藤武雄的《乡愁》。他自己则把为毕业纪念册所作的那篇小说略作修改，改题为《不幸的人》，并换署笔名“慕之”；又赶写了几则《文艺丛谈》《书报介绍》，翻译了三首泰戈尔的诗。另外，冰心、圣陶、地山、菊农、剑三等人都将自己新创作的小说交给了他，济之、伏园、剑三等人又交来了译作。他认真审阅后，即分批寄往上海。正当雁冰焦急万分时，一批批编好的稿子从天而降，加上雁冰与他通信商酌后写的《改革宣言》，以及雁冰与其弟泽民赶写、赶译的几篇稿子，改革号很快就编好了。而到临付印前，雁冰又收到了他寄去的刚刚通过的《文学研究会宣言》和《文学研究会简章》。这样，在我国新文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小说月报》的全面改革，虽然是由雁冰在前台任主编，实际上他却是更重要的一位幕后的无名英雄。第一期的约十分之七的内容，是他编好了寄去的。

宣言和简章是12月4日在济之家里开会通过的，并决定以他和启明、朱希祖（北大教授，启明的同事、鲁迅的留日同学）、百里、济之、菊农、绍虞、伏园、雁冰、圣陶、地山、剑三等十二人的名义发起。13日，北京《晨报》上刊出宣言等，接着《民国日报》《新青年》《小说月报》等报刊都刊登了，在社会上、文坛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要求报名参加的便不少。于是，30日他们又在济之家里开会，决定了第一批会员的名单，并决定在新年的1月4日，在中央公园的来今雨轩正式召开成立大会。

成立大会如期举行，到会共二十一人。发起人中，启明因病，绍虞正好离京，雁冰与圣陶则在外地，故未出席。其他发起人都出席了，另外还有梦良、庐隐等会员也出席了。会由百里主持。首先由他报告发起经过，并再次讨论并通过他起草的会章。接着，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职员。他因众望所归，被选为书记干事，主管会务，并决定以他的住处作为接洽一切会务之所。济之则被选为会计干事。选举完毕，又摄影留念。继而再讨论会务，决定成立读书会，推希祖、百里、他和地山四人起草读书会简章，并分为小说、诗歌、戏剧、杂文四组。另外，又讨论了募集基金、办图书馆、编会报、编丛书、开讲演会等问题。至六时始散。就这样，中国新文学有史以来最大的文学团体、后来作出重大贡献的文学研究会正式成立了！他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毫无疑义，他是这个团体的核心。但是，在那张成立大会所摄的照片上，我们却只见他谦虚地站在后排的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地方。

一〇　惆怅初恋时

就在文学研究会紧锣密鼓地筹备之时，他还得准备铁路管理学校的毕业考试。1920年12月16日，考试开始，交通部还专门派了一个参事关赓麟来监考。一直考到23日结束。尽管他因当时各种社会活动而忙得不可开交，无法全力备考，但最后还是得了个“乙等”的总成绩。考试后，立即就是年假休业，他被分到的“铁饭碗”是上海的沪杭甬铁路管理局，先当实习生。但是，他没有立即去报到，一直拖了三个月，才去上海。这除了因为文学会等工作一时走不开的原因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是只有很少几位知心朋友才知道的。

事情要回溯到一年多以前。“福州事件”发生后，北京的福建籍学生组织抗日联合会，经常聚集开会。他自然是每会必到，到则必慷慨陈词。当时，全国最著名的女子高等学府——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国文部，共有六名福建籍女学生。她们是黄英、王世瑛、程俊英、陈璧如、刘婉姿、钱丞。她们也勇敢地冲破了校方的阻挠，参加了福建籍学生的抗日联合活动。当时，女学生参加政治活动还是很新鲜的事，很受人注意和钦佩。大家都是福建人，叽叽呱呱的福建话一说，加上同仇敌忾，就自然而然地更加亲近了。

在这六个女学生中，黄英、俊英和世瑛又最要好，且最有反抗精神。她们三位，加上非福建籍的定秀，以春秋战国时的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自居，号称女高师的“四公子”。黄英最豪爽直率，便自封为“孟尝君”，她就是上面已经提到的女作家庐隐。她与本书传主的年龄差不多，也从小失去父亲，又遭家庭嫌恶，所以与他最谈得拢。而世瑛则比他略小，出身于有钱人家，家里既有恒产，又代代做官。她的父亲此时正任教育部的主事。像她这样的娇骄小姐，居然也参加爱国活动，而且还担任了校学生自治会主席，自然也不能不令他佩服。世瑛又长得漂亮，身材苗条挺拔，亭亭玉立，说起话来既文雅又有条理，不失大家闺秀的风度。在爱国学生运动中，他和世瑛互相对对方都产生了好感。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觉得只要几天不见到世瑛，便仿佛定不下心来。有时，他正好有有关学生运动的事，便闯进位于西单石驸马大街的女高师的红楼去。当时，虽然因五四运动的冲击，女高师当局已被迫放宽了原先如同监狱看守般的门卫制度；但他每次去时，总还有一些女学监、男工役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因此，有的时候，他会身不由己地在校门外徘徊，希望世瑛正好从里面出来，可以见上一面，随便聊聊。然而这样的机会几乎从来没碰到过。

这个二十岁刚出头的小伙子困惑了。他想在心中排除这种“杂念”，便写了一篇《反对“自由恋爱”！》的短文，交给福建老乡梦良、六几，发表于1920年3月10日的《奋斗》杂志上。几位朋友看了题目大吃一惊：怎么？难道铎兄主张维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然而，他的文章只是说：“我们是要为全社会的人而牺牲的，我们是要为无穷的将来而牺牲的！”“我们现在只有实行纯洁的独身主义，决不可轻惹情丝！”直到这年8月，他还写了一篇《对于青年的一个忠告》，也是告诫青年，当然也包括自己：不要光沉湎于谈情说爱之中！他这时开始耽读泰戈尔的诗，其中一个原因，也是想通过这些诗来“净化”自己的心灵，以摆脱烦恼。

然而，话是这样说，但他的那颗似乎被无形的金箭射中的心，却仍然平静不下来。不管他的各种工作、学习活动多么忙，眼前却老是浮现起世瑛对他的微笑。他相信这微笑绝对不是没有意思的，他知道自己的判断有根据。

怎么办呢？他想了好久，决定还是先和黄英谈一下。因为黄英早已自作主张订了婚，人又热情大方，可以请她帮忙。他终于吞吞吐吐地将自己的意思告诉了黄英，爽直的黄英当然一口答应从中试探与传递消息。而且，她感到世瑛对铎兄也是有好感的。然而，过后她仔细想想，又觉得此事似乎不容易。她对世瑛当然是比较了解的。虽然世瑛被选为校学生会主席，但她总觉得世瑛是个性格很矛盾的人，理智比感情更强。世瑛实际上为人极圆和，无论对什么事都不肯吃亏，而且又很拘谨。同级里每次开级友会，或是参加爱国活动，世瑛虽然热心帮忙，但如果要叫她出头露面，她总是不答应。她常用的推辞理由是：“家里不肯。”同学中能原谅她的，就说她家庭太顽固，她太可怜。不能原谅的呢，就嘲笑她“真正是个薛宝钗”。再说，王家极有钱，有钱人家往往势利，而铎兄家可是极为贫寒的。想到这里，黄英决定找个时间好好跟世瑛个别谈谈。

黄英还没机会找世瑛说呢，他却又匆匆寄来了一信。正巧，那时“四公子”正聚在校园的葡萄架下闲谈，一收到信，便凑在一起读开了。信中说：“最近心绪恶劣，常常感到无聊甚至痛苦。一身一心都觉得无所着落，如像在黑夜中，独驾扁舟，漂泊于四无涯际、深不见底的大海汪洋里，彷徨到了极点。日前所托事曾否进行？有希望否？极盼早得消息，以慰自己不安定的心……”

俊英在一旁笑着说：“这位铎兄，真有趣。上次在公园里遇见他，竟抱着一大捆书睡在椅子上看，……黄英，他托你什么事？”

黄英赶紧用别的话支吾开了。乘俊英、定秀走开之机，她唤住了世瑛，一起坐到一处柳荫底下，问世瑛：“铎兄的信你也看了，觉得怎样？”

“什么怎样？我不懂你的意思。”世瑛慌慌地说。黄英从世瑛的神色中，知道世瑛心中是明白的，便说：“其实也没有什么，……我说了你也不会生气吧？”世瑛说：“什么事？你快说就是了。”于是黄英便说：“他信里说他十分苦闷，你猜是为什么？……就是精神无所寄托，打算找一个志同道合的女朋友，安慰他灵魂的孤寂。他对你十分好感，曾几次向我说过。最近，他要我向你转达爱慕之情，我怕碰钉子，还不曾对你说，可他却来信催问了。……我想，铎兄的人品，你也是知道的，作个朋友，当然不是大问题，是不是？”

世瑛脸红了，沉默了半晌，才说：“作朋友自然不成问题，……不过，不知道我父母的意思怎样，等我回去问问再说吧。”黄英想了想说：“那也好。但……，最好快点告诉我啊！”她们谈到这里，听见俊英在叫她们，便结束了谈话。

这以后，世瑛便变得心事重重。见了黄英，总是有点想躲开的样子。黄英心中明白，有一次，借着谈起因反对兄嫂包办婚姻而郁郁病逝的同级学友李超的事来暗示世瑛。不料这似乎更增加了世瑛的心理矛盾和痛苦。这样一来，使得大刀阔斧的黄英也感到为难了。

黄英只得如实将情况向他说了。不过，世瑛也从来没有明白地表示过拒绝的意思。在一些会议上，他和她仍然像往常一样交谈。他还请她和黄英一起参加文学研究会。他向黄英表示，他愿意等待。他一次也没有冒昧地上过世瑛的家。拿到了毕业分配的报到证后，他还想等待她的一个比较明确的答复。他预感，如果就这样离开北京，这件事就更没有希望了。但是，世瑛却一直没有明白的表示。少数几位知情的朋友便劝他，先到上海去再说。

是的，不能再等下去了。他想起辛苦劳作的母亲带着两位妹妹，正日思夜想地盼望着他早日参加工作。他又想起上海的雁冰也等着他去，因为文学会的不少工作，如出版丛书、会报等等，均需要他去进行。

1921年3月21日下午，借石达子庙的欧美同学会礼堂，他主持召开了一次文学会的临时会。他首先宣布：前次本会议决的丛书契约，已获商务印书馆同意。大家非常高兴，接着又初步讨论了《文学研究会丛书》的选目等。接着，他又站起来说：他要于本月底离京去上海，因此，书记干事一职，必须请大家另举一人代理。于是当即投票，结果由菊农当选。大家听说他终于决定要去上海了，不免依依不舍；同时又希望他到上海后，能将会报办起来。这时，朱希祖又提议以后大家对于读书会，应该更加重视。大家都非常赞成。会散后，小说组的人就集中开了一次会。他和黄英、世瑛都是小说组的，坐在一起讨论，大家心里都有别的话，但是也不必说出了。

他把工作都妥善地安排和交待了。晚上，他坐在灯下沉思，他仿佛听见遥远的东方大都市、中国近代工业的中心上海，在深沉地呼唤着他。新的工作、事业在呼唤着他！他能感到，自己在事业的发端上，可以说是基本顺利和成功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在个人问题上，是并不成功的。想到此，一股酸楚的激流又涌上了心头。

但是，他强忍住了。他深深感到自己必须振作起来。前面，有那么多工作在等待着他去做。人生的路，还长得很。他再次给黄英写了一封信，珍重告别，并请代向世瑛等人致意。他表示，愿意在上海继续等待世瑛的选择和决定。写完这封信，他觉得精神上似乎轻松了一点。接着，他又想起远在莫斯科的秋白，便也给秋白写了一封信。告诉有关文学研究会的种种情况，并告诉秋白他已决定去上海工作了。他似乎又分明听见了那来自上海黄浦江上的汽笛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