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乡的清明节

父亲还活着，他的不苟言笑、他深陷而祥和的眼神，就在眼前的轻烟中……母亲也活着，每天的晨曦里，她裹着头巾在池塘边的石板上捣衣，在袅袅的轻烟中默默地给我们做饭……我还看到我们在一起相处的场景：在水田里割稻子，围着灶膛吃饭，坐拖拉机去卖棉花，雪天到我的学校送米送菜……一年中的这一天，夜风中，我和一些远离故乡的异乡人一样在燕郊的街头烧纸钱(请原谅我的不环保)，祭奠逝去的亲人。缕缕飘逝的轻烟中，我有一种飞升的感觉，海市蜃楼一般朦胧，如此强烈，像和亲人一样上了天堂——睁开眼，在车来车往的燕郊的大街，我默默地想着亲人，沉痛悲伤，发现渐渐喘不过气来。

醒来时，我发现自己睡在父亲怀里。绿皮火车还穿行在漫漫黑夜中。时间是星期六凌晨3点多。我没有叫醒已经站了大半天的父亲，一个人打起精神看着窗外。窗外除了偶尔一闪而过的点点灯光，什么也看不清，月亮老是钻进云层……车厢里一个男孩看了我一眼，又继续睡眼惺忪地喝水，他的母亲和怀里抱着的婴儿还在昏睡。我想拿下箱子，我抬头看了看，箱子挤在一堆行李中，算了——我总是想看看大学录取通知书，抚摸它……它……和我全新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早上9点就要到北京了，还有5小时，我对北京深情的向往就要变成现实——幽暗的灯下，我展开表哥送的满是皱褶的北京地图，手指又停在那个叫学院路29号的地方。前天，我在有许多亲人送行的饭桌上喝多了酒，我说我会成为一名地质学家，会的，我会成为你们的骄傲……但此刻，想到那几句豪言壮语，我沉默不语……或许我再也没勇气说那些话，特别面对患有青花眼的严厉的父亲——父亲还在梦乡，口水顺着他干枯的嘴角流了下来，或许他梦到了由我带来的他梦寐以求的什么荣耀……

终于要到北京西站了，在不断有人叫卖地图、特产的嘈杂中，父亲和许多人一样忙着收拾行李，不少人已挤到了门口。父亲要我拿了那份别人不要的报纸，说留着以后路上打发时光，自己一边将那几个喝光了水的空瓶子捡起来。“一角钱一个……北京一定有收这个的……”父亲背着鼓鼓囊囊的大包走在前面，不时用细长的眼睛东张西望——我也一样，这个特大城市的汹涌人潮中，生怕失去了方向。

我们来到了站前广场。“累了吧，”父亲帮我卸下了肩上的小包，“休息一会儿，我去买两瓶水。”我冒着汗，眼睛看过头顶上的大钟后，就盯着面前巨大的电视，全是广告，全是我没吃过的东西的广告，终于开始介绍起了北京，首先是航拍的秋天的长城，然后是有人划船的颐和园……父亲去了很久，谢天谢地，他着急地走来了——原来，一瓶水这里要卖3块，他觉得贵，便找了一家只卖1块的超市。一瓶水我一下子喝了一半，喝得很痛快。

我们在公车上一路站着，路过一些看上去有些意思的大楼或什么地方，父亲偶尔露出笑脸说上几句，粗壮大手里的一块面包，一直到下车了还没吃完。“一点不错，一点不错，一点不错，”父亲对着高大的校门反复说了三遍，声调欢快、和气——我们的行李在一堆行李中很是抢眼，几个看上去也是从农村来的家长主动和父亲聊天，他们交流困难。我也是，除了有人主动问我，我沉默寡言，只是观察着我将要生活四年的地方，有不少高高的杨树，九月的太阳照在上面不时颤动着刺目的光芒，那个不高的图书馆或许我喜欢，球场上一些人在踢足球，红蓝色的座椅空无一人……

父亲跑来跑去给我办各种手续，好一会儿，他抱来了被子、脸盆和其他一些生活用品。我们被大二的学长领着穿过两条浓荫匝地的小路，然后来到了好像能听到火车声音的宿舍，三楼，八人间，只剩下两个我不喜欢的上铺。父亲给我铺床，他要铺的，我只好坐在下铺听几个新同学说话。他们又说起了高考成绩，我也差不多，我想，这里不是我能常拿前三名的高中，在全国各地的好学生中间，我或许再也自豪不起来——父亲要我上去，问我放台灯的位置合不合适；又嘱咐我好好用功，同时要和同学融洽相处……在北京的最初两夜，我们父子就挤在这个小床上，他的鼾声很大，然而我还是做了一个梦见自己戴上了博士帽的美梦。

和父亲在一起生活加起来实际还不到十多年。他常年在外打工，给在景德镇开店的远方亲戚送过货，在鄱阳湖边上帮人看过鱼塘，在广东的工厂做过搬运工，在省城路边卖过菜……我上初中的那一年春节，混得不错的表哥来家里拜年，他是亲戚中第一个有相机的人，在一个年后的阳光里，他给父母在老屋前拍了一张合影。合影被我用稀饭的米粒粘在厅堂的土墙上。父亲不在家的日子，我时常盯着照片看。父亲穿着藏青色的旧棉服，额头宽阔，双眉挨得很近，左眉上有一颗很大的黑痣，身材比母亲高出半个脑袋……

我极少见父亲笑过，他是爷爷7个孩子中的长子，由于家里穷，直到30岁才娶了10多里外的母亲。母亲说，父亲用两袋谷子把她娶回了家，她的嫁妆是一床红被子和一个漆成紫色的木箱。那个木箱后来我拿到寄宿学校用着，油漆剥落暗淡，和我一起度过了整个中学时光。在我人生的最初几年，父母在生产队里挣工分，相处得还算和睦，但后来分田到户，父亲本来不好的脾气越来越让母亲难以容忍，于是时常吵架，父亲嗓门大，我们三个孩子躲在破败的木门后，一言不发，沮丧得像是在等天塌下来。

母亲结扎后的第二年，父亲和他的几个兄弟分家。我们一家五口于是搬到村西头用泥砖砌的两间非常阴暗的土屋里，其实先是砌了一间，直到第四年小屋才完整了起来。那三年，夏天，孩子们则睡在铺着凉席的地上，天冷了，一家人才挤在一张大床上。等到我们几个孩子要读书了，为了多挣点钱，父亲终于在母亲不断唠叨下，在小屋后面又搭了个农舍，农舍里养猪养鸡，里面又脏又臭，不知什么原因，我倒喜欢那里——我常常和猪们鸡们说话，有时朗诵课文，有时对着捡来的报纸照本宣科，老师说，我缺乏大庭广众之下说话的才能，好好练练吧，这对成才有利。

父亲并不是养猪的能手，我记得那一年发了流行性瘟疫，五头猪里最后只剩下一头病怏怏的小猪仔。小猪仔父亲也不想要了，母亲想留下养着过年——过年孩子需要吃肉，“孩子个个瘦得像猴，”母亲哭了，抱起猪仔回了娘家，“不就是为了孩子么……我们活着不就是为了孩子长大后活得有个人样……”我以为还是母亲对我们好些，我们常常围在还没有冒蒸气的大锅边，等待就要煮熟的红薯稀饭——一家人总是站在灶台边吃饭，默不作声。菜通常只有母亲自制的霉豆腐，我吃了太多的霉豆腐，一直吃不厌。

那一年秋天，我们已经习惯了的父母间彼此目光里常常含有的敌意永远消失了。在那几天落不尽的秋雨里，母亲挑粪浇了两遍菜地后，竟一病不起，在床上一共躺了8天，死前只在大队里的赤脚医生那里瞧了两次——我在乡里的中学上初二，一赶回家，就被母亲冰冷的样子吓得大哭起来——再也没有人郑重地看着我的脸，“给我买支钢笔吧……”从此也只能硬着头皮向父亲说。父亲执拗地沉默着为母亲料理了后事——母亲此后只是一个埋在小山里的寂寥的土堆，那个她钟爱的用来制作霉豆腐的小罐缸一直废弃在家门外的杂草中……

母亲的突然离开不由分说地改变了父亲和我们的生活。感谢上帝，父亲开始懂得了自己的责任，他不得不变得忙碌起来，学会了做饭、洗衣，给水稻、棉花打药也更勤了……但20世纪90年代，农产品的价格一直上不来，而种子、化肥、农药，还有各种税款一直居高不下……和许多乡亲一样，父亲也抱怨不已，我们一家子在昏黄的灯下老是愁眉苦脸。父亲感到迫切需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也正在渐渐长大。上高一的哥哥打死也不去读书了，一个冬天，他满是皲裂的手提起行李，跟村里几个男人上鄱阳县的砖厂拉砖去了。

有两年，我和弟弟的学费总是没有着落。我记得，无可奈何的父亲每逢开学的时候，都要来学校和老师说好话，打欠条，70块钱的学费有时期中考试了还没交清——没交清学费的学生暂缓发新书，甚至不发卷子让你考试。坐在空空的课桌前，我越来越没有了自信，面对老师和同学，也习惯低着头一个人匆匆走过。我尽管有梦，那唯一的精神食粮，却从来无人知晓，对父亲也只字不提。父亲由于早年那些好斗而懒惰的毛病，后来也一直受着全村人的蔑视，以致邻村那个守寡多年的哑巴又改了主意不愿嫁到我们家。父亲对此没有发泄不满，也没再提过这事——我不知道，过着这种黑暗生活的他是不是觉得没奔头，如果是这样，那真是可怕。

为了挣钱，父亲那半个夏天闷声不响地在滩涂边开垦了一块荒地，他说要种西瓜，西瓜人人爱吃。快要收获的时节，他带一台小收音机，睡在那一片荒凉中用茅草搭起来的小棚子里。这时候，我领着小我3岁的弟弟睡在家里感到害怕，虽然我如此怀念母亲，但黑暗中，又有老鼠和不明事物发出的细碎声响，让我总是噩梦连连，有时竟觉得母亲扑上来要扼住我的脖子似的。西瓜地被勤劳的父亲侍弄得很好，有三年，每逢露天电影在大队里的草地上放映，我们就卖西瓜，5分一斤，瓜皮总是被扔得满地都是——我们兄弟两个经常打着手电，在浓密的藤叶中找寻大个的甜西瓜，然后吃力地抬着满满一箩筐赶去放映场继续我们的好生意。我们都笑了，就觉得为我们未来的好生活找到了好办法似的。这是我上大学以前数钱最多的时候。

家里越来越难待下去，父亲说，种田一不小心就会亏本，要养活一家子异常艰难，况且你们还要读书考大学。初三时，我的用功和表现，父亲突然觉得这个家庭需要一名大学生。“考上大学是我们最后抬头做人的机会，”这一年春节我发现父亲一下子像是老了许多，焦黄的脸上皱纹越来越多，背好像也累驼了，“我明年就50了……这身力气也用不了几年，现在，它需要发挥更大的价值，而不是只窝在一个穷地方……”我们高兴又难过，哥哥说等他学会了开车他会挣得更多。父亲把我们托付给和他关系并不亲密如兄弟的叔叔后，在那个无边的天空还呈现着幽深蓝色的黎明，上了开往景德镇的班车，我看到，一会儿，半是红色的旧班车消失在蜿蜒的乡村公路上，只有影子一样的群山在远方起伏。

父亲在景德镇给开店的远方亲戚送货，主要送瓷器。他说他过得还好，就是脱离了原来的社会，有些孤单。我给父亲写信，信寄到远方亲戚的店里，我奇怪父亲通常为什么好久才收到。父亲偶尔也给叔叔打电话，有一回我正好就在旁边。叔叔在小店里买烟，后来好像和他出了点事儿的小店的女主人，那时和他的地下关系刚刚开始。叔叔心不在焉地听着父亲的叮嘱，每回父亲谈的几乎都是成绩，只有好成绩才能让父亲在那边安下心来。那年暑假，我想拿着成绩单去看父亲，还想去大城市看看。长这么大，除了去过三回县城，我哪个城市也没去过，景德镇我向往了多年，但直到父亲离开了我也未能成行。

从景德镇开始，已步入老年的父亲从此开始了漂泊。是环境迫使他这样做的，如果他不这样谋生，我的学业或许就要止步于那个破败的农村中学，况且我成绩一般。在村里，我是第二个有幸熬到了中学尽头的人，其他十来个同伴都中途去广东打工了，不久有人盖房，有的结婚。父亲也想趁早抱上孙子，但哥哥总是说等事业小有成就再说吧，他想回来办一个砖厂，再干两年创业的钱就能准备得差不多了。我期待哥哥的成功，更期待自己考取大学，只有这样，我们才对得起父亲，才能以此扼杀乡亲们对我们一家的嘲弄。

高二开始，除了在学校没完没了的补课之外，我在家里的灯下也要常常复习到深夜。有一夜，给人看鱼塘的父亲带来了两条活鱼回来，又做好了鱼汤给我端来。我在狗吠蛙鸣、蚊蝇的嗡嗡声中，流着汗喝有点咸的鱼汤。父亲像母亲一样站在我身后，一声不吭地看着我。“这些都会做吧，好好做，不懂的地方问老师，”父亲走之前看着我写得密密麻麻的数学资料终于说了一句。我讨厌数学，但又不得不为它花去大把的时间。高考前一月，父亲特意从广东赶来看我。他带来了两袋我从没见过的吃着甜而脆软的零食，我还想献给那个坐在我前排的女生，她白净饱满的圆脸在女同学中真的很美，但直到毕业后我们也从未在一起单独待过。

我擦去额头的汗，走进了鸦雀无声的考场。那黑色七月中的三天，每天如此。我在做考卷的时候，父亲去了省城卖菜，没多久，他从省高招办打听了好消息匆忙赶回老家，回到我身边没几天，邮递员果真给我们送来了入学通知书。那些天里，父亲高兴地打扫起老屋门楣上的蛛网，又到乡墟上买了一套像样的灰衣服，而我终于有了些时间，骑着那辆浑身散了架一样的旧单车在暑热的大自然中闲荡。那年，乡下干旱，所有的庄稼都耷拉着脑袋，乡亲们都满头大汗地四处找水，有的甚至为抢水打到了大队书记那里——为了迎接重新开始的一切，我在山脚下的水洼里故意让游泳弄得筋疲力尽，还故意抓满一瓶蝉放进蚊帐……放纵之后，怀着甜美的希望，我躺在夕阳下的草地上，时而吟咏起我喜欢过一段时间的汪国真的诗句，时而想象一个少年没有实现的爱情……

2009年，我硕士毕业。夏天的一天，带着这份喜悦我回了趟家。其实不是回家，而是到了父亲打工的小城九江。两年没见父亲了，我还想告诉他，经过几年的磨砺，我变得不再内向，而且已经向一个也喜欢我的重庆女孩表白了爱情……幸福生活开始向我们招手啦，我们就用这只正宗的北京烤鸭祝福吧……笔记本电脑里有她的照片，我相信每一张照片都会让父母乐开花。南下的列车上，我一边和她网上聊天，一边继续投递简历，好工作就会有的，以我的专业，起薪要求5000不会有什么问题……窗外的月光也在看着我的好心情，夜色如此温柔。

父亲骑着三轮车在晓雾中接我。是改装过的绿皮三轮车，父亲1000元钱从老乡那里买来，然后，在这个南方小城拉客，半年多了，生活过得比在省城卖菜要好。父亲一路上问个不停，我更担心的是，他在大街上骑行的技术有时会吓得我一身冷汗。“小心点，安全第一，”坐在狭窄而颠簸的车厢里我不断提醒说。“习惯了，没事……得快，城管盯得紧……要不怎么多挣些钱……”父亲苍老的声音在我能感受到的风中传来……一路上，我不断打量这个宁静的小城，房价已经3000了，一个美丽的街头广告告诉我……安家，在哪里对我都只是一个梦想，我想，或许哥哥能干，我们常在QQ里聊天，我相信他说的，现在打工挣钱的都想回家盖房，水泥砖市场太大，明年水泥砖机他或许就能采购……

大约二十多分钟后，父亲把锁三轮车粗大的链子和一棵看上去很结实的大树锁在一起。我跟在父亲后面走着，突然想起给父亲买几瓶啤酒，吃烤鸭需要点酒助兴。“算了，下午还得拉活呢……”父亲说，高兴装在心里就好，要形式还浪费钱。父亲的租住地不比他的三轮车大多少，是一排临近污水沟的民房中的一间，石棉瓦盖的简易厕所在不远的枯树下不时传来令我掩鼻的气味。屋里吊着一个灯泡，我走动时必须低着头避免碰着脑袋。那个印着红花的脏被子我想父亲睡了至少10年。父亲提起用木料自搭的桌子上的开水瓶给我倒水，我又拿起中学时用过的搪瓷水杯喝水——父亲在旁边准备中饭，半碟土豆的剩菜又倒进了煤炉上的黑锅里。我在热气半天散不尽的小屋里打开电脑，身上感觉到一股燥热。

上大学以后，父亲很少说我的不是了。“你已成人，而且在能见到世面的大城市，”他说，“你知道该怎么做，我相信你能做出好的选择。”就这样，我沿着自己的路，换了专业，假期留在城市打工，大三向那个像中学女同学的女孩开了口，决定考另一个大学的研究生……除了嘘寒问暖，父亲再也不管我们。租住在隔壁的是一对来自同一个乡的夫妻，我们在看照片的时候，听到他们尖锐的叫嚷声，“又是那点生活上的破事，”父亲说着，随后走了出去。城郊一会儿平静了下来。下午，我一个人在这个小城闲逛，虽然地处长江之滨，但环境并不如我想象中的好。这不像我的故乡。

那三个晚上，我做好了饭等父亲，但菜凉了，父亲依然没有回家。他在人民医院那边拉活，他说，他看到每个在路边等车的病人的脸都无法拒绝，如果母亲那时在九江，她还一定活着。我知道父亲好想回到一家人贫困却还活在一起的时代，和父亲同睡在一张床上，我像回到了久远的童年一样，只是少了会讲“狼来了”的故事的母亲。父亲克制着他所有的感情，力气全用在了三轮车上。“一天挣个五六十，”他说，“等你妹妹一毕业，我也该回老家养老了。”——他的理想是，在湖边上盖个不大的房子，房子里有不少孩子……别生什么像你母亲那样的怪病，偶尔打打麻将，直到终了。“会的，”我说，“你不是算过命了么……”

然而，那次九江之行过后的第二年的冬天，我在北京中关村的公司接到了哥哥语调悲痛的电话，父亲死于一次惨不忍睹的车祸，血迹中的现场零钱洒了一地。这是个晴天霹雳的消息，就在前一天，北京的暴风雪中，我还和女友在燕郊的家门口开心地堆了一个戴帽子的雪人，而更早的两个月前，父亲为了给我买房，专程来过燕郊三天。那三天他陪我们不断地看房子，终于在潮白河边选中了一套二居室。我多么开心啊，他说，你们兄弟一个个开始有了出息，有了自己的家……这个寒冷的冬天开始，我没了父亲……太阳发出的冰冷的光透过巨大的玻璃幕墙照着我低泣。

下班回家，我久久地坐在客厅的沙发里……父亲曾经坐在这里非要给我5000元钱。“你贷款买房，还准备要孩子……”父亲用毋庸置疑的口气说，“我没本事，在北京帮你买不了房，在燕郊买房也出不了什么力……”拼不了爹，“在外面比在家更难……那是你的血汗钱，好好留着吧，你身体也不好，花钱的地方太多……”我说，一边努力想把钱塞回父亲的大口袋。我最后留下了钱，那是父亲千里迢迢来看我的心意——遗憾的是，我没有领他去北京玩玩，他想看看天安门，爬爬长城……也没有给他在新家里照相……会有时间的，父亲才64岁，我想，等两年还准备让他给我带孩子呢……还没来得及领证的女友默默坐在我的身旁，她的眼睛里也透出强烈的悲伤。

收拾行囊，第二天我再次登上开往九江的火车。火车上，我的心情和去年夏天相比恍如隔世，十多个小时，没有睡意，一言不发。我饥肠辘辘地下了车，在飘着细雨的阴冷的小城的黄昏，四兄妹从不同的地方聚到了一起。父亲在太平间参加一家人的团聚。我哀伤地细细打量如此不幸的父亲，由于和卡车剧烈的相撞，父亲变得面目全非，甚至不容易发现他脸上的苍老。找个遗体化妆师吧，我提议，父亲的一生从来没有打扮过，我们要有全新的面貌送他去天堂。两天后，父亲化为灰烬，盛在我们手中的骨灰盒里。父亲坐在哥哥新买的车里回老家，第一次坐轿车，父亲笑了么……

送走父亲那天，我一次一次站在这幅镶着简单画框，蒙了一层灰尘的父母的唯一一张照片前面。照片摆在母亲出嫁时做的，后来我用了多年的旧木箱上，他们呆板地站在一起，都是一身旧衣服，面无表情。他们活着总是磕磕碰碰，死后相依为命埋在了一起，但愿在天堂学会了恩爱和睦。我们兄妹都想拿着照片，最后复印了几份——几天后，我们一起告别了老屋，屋后，父亲种植的一片竹林在风中沙沙轻喃。老屋人去楼空，两个叔叔说他们不会让它坍塌。车子向九江开去，我们不说一句话……后面好像有脚步声响起，我凝神静听，是父亲么……透过车窗，我只看见世界渐渐隐没在寂寥的乡下的暮色里。

失去了亲人的生活还要继续……每天，我经常在930公交车上一路站着，辛苦而疲惫地穿行在北京和燕郊之间。有时后悔这样的选择，但周末躺在阳台上晒太阳也觉得温馨。不紧不慢的时光带走一切好的坏的往事，繁忙的工作中，父亲渐渐已隐在我内心的一隅，只有父亲节、清明节，他的音容笑貌那么强烈地来到我的眼前——一个人无论多大年龄没有了父母，都是孤儿，我想起了哪里读过的这句话，是的，每逢祭奠的节日，孤儿的感觉在许多人的内心疯狂生长。在燕郊这个奇特的小镇，住着二三十万他乡人，我看到许多人这一天在烧纸，他们逝去的亲人的墓地在远方，唯有以这样的方式他们才觉得对得起那份沉甸甸的遥远的亲情——这一年，入乡随俗，我也带着纸钱走上夜晚的街头。幽暗中缕缕轻烟飘逝，我内心深处的感伤愈来愈浓烈，我想，我们曾经相濡以沫，其实永远相濡以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