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天涯茫茫夜归人

仙侣奇缘:郁达夫与王映霞 作者:张金梦 著


天涯茫茫夜归人

有人说,民国,是一段生动浪漫、缠绵悱恻的风月往事。有着恍如梦境的黛瓦白墙,也有着灯红酒绿的歌舞升平,有着一段段口齿含香的青涩旧事,也有着一双双吟诗煮酒的才子佳人。然而千帆过境,岁月悠长,于我于斯都是匆匆过客,凡尘往事多少已经物是人非,在经历了岁月的放逐之后,留下的不过是一地叹息。那个年代,乱世的战火硝烟弥漫在每一寸土地,不知有多少风骚人物在掀起惊涛骇浪,又有多少传奇过往在人间上演。

即使那样的时代是黑夜,也在黑夜中有着一个人,他被那个阴沉沉的夜晚敲碎,同时也被唤醒。他踽踽独行,以最孤独情绝的姿态,睥睨世间的一切沉沦与茫然,他从海上归来,风尘仆仆,将满腹才情抛洒于这个风云时代,转个身,再没有人能循到他的踪迹。

他是郁达夫。

每个人从出生起,就意味着不同的个人将走向不同的命运,被岁月搁置,打磨成满目疮痍的模样,或坎坷,或平庸,或孤寂,或雍容……然而命运早已谱写在册,容不得你去打量揣度。

郁达夫出生在1896年的富阳县城里,儿时的记忆对他来说,只有孤儿寡母的窘境和步步紧逼的饥饿。

“丙甲年,庚子月,甲午日,甲子时”,儿时的回忆,尽是空洞。四十年前的中国国民经济民生凋敝,雇乳母在当时是一件不可容许的罪恶的事。母亲常年操持家务,奶水又不充足,让年幼的郁达夫因为营养不良而罹患肠胃病,衰弱、发热、痉挛,家中上下被这样一个小生命拖得筋疲力尽,到了郁达夫三岁那年的春夏之交,父亲因病去世,这正是孤儿寡母悲剧的序幕。

只有孤儿寡母的人家,难免受到邻居亲戚们的欺凌,田地被盗卖,堆在乡下的谷物被偷窃了,又或是祖坟山上的坟树被砍了,母亲争夺不来的时候,最后只有抱着年幼的郁达夫在父亲的遗像前痛哭一场。

那年富春江两岸的乌桕树挣脱了许多病叶,显露出疏匀红艳的秋收后的浓厚气息。一碧的长天里飞着白象似的云,离南码头不远的一块水边大石条上,总是坐着一个五六岁的孩子,他样貌清瘦,着一身青粗布的棉袍子,在太阳里张着眼望江中来往的帆船。他既不和其他同龄的孩子玩,也不愿说话。

饥饿和孤独,是郁达夫对童年最深刻的记忆。儿时的生活中,除去两个年龄相去甚远的哥哥,就是扁着嘴念佛念经的祖母和身兼数职的母亲。在这样孤独的年月里,唯一能让他感到温暖的,只有日日与他相处、讲故事给他听、也同他嬉闹的使婢翠花。

还记得小时候,郁达夫一个人在花坛边的石阶上,看着阳光漏过院子的树叶,洒下斑斑驳驳的光影,照映着水缸中游曳着的水藻和金鱼,显得通透明亮。那一次,他痴迷于水光之间的幻影,想去伸手将那一丝一丝的日光捉在手中,却栽倒在水里险些溺亡。那种深陷囚笼的恐惧和麻木,让长大后的他每每想起都记忆犹新。

故乡带给他的恐惧和迷惘,使得成年以后的郁达夫,无论何时都依旧是那样清瘦,一袭长衫,深锁长眉,沉默寡言。

经过了三十年的岁月,郁达夫依然觉得七八岁时在私塾里的时光是最澄净的。他朦胧地记得麦田里绒样的桑树枝芽,“晴天里舒叔叔的一声飞鸣过去”,澄碧的水面里有澄碧的青天,悠远的唱戏声长久地在耳边回荡,那个对憧憬着成长的少年时常被突然来袭的“对远处的遥念与对乡井的离愁”感伤得心酸落泪。

家境的贫寒与成长的波折,让郁达夫在年少的时候就显露出与同龄人不同的老成,在公办书塾就古典文学全面的系统学习让年少的郁达夫产生了对旧体诗和韵文浓厚的兴趣,同时显露出卓群的天赋,十几年后,郁达夫这样评价自己的创作表现:“九岁题诗四座惊,阿连少小便聪明。谁知早慧终非福,碌碌瑚琏器不成。”

他十三岁那年,小小的富阳县传来了光绪皇帝的哀诏,光绪升天,溥仪继位,载沣监国,举国震惊,也昭示着腐败的清朝政权土崩瓦解。书塾里的国文教官拿着印有一张青年军官半身肖像的报纸,那是郁达夫初次听到关于皇室的荒淫,种族歧异的言论,朝廷日日下罪己诏,办官书局,修铁路,讲时务,和列强缔结和约。酣梦中的东方睡狮内脏已经腐败,却还发出天真的鼾声,沉浸在“天朝”遗梦中不知醒转。

郁达夫怔怔地看着,第一次那样深切地感受到所谓种族、所谓革命、所谓国家的概念。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一代人由旧社会走出,却难以看到新时代的曙光,身上带着蜕变的矛盾和痛苦,为时代交接、政权更迭、文化更替付出了巨大的个人代价,他们看不到自己的出路。

年轻的郁达夫难以理解和承担这种历史和民族造成的剧烈而实际的矛盾痛苦,这种矛盾仿佛是一把火焰点燃了他心头的热血,那是一种影影绰绰的远景,却是无比的沉重和坚定。从而在他的性格和行文中表现出强烈的苦闷、哀伤乃至颓废的色彩,这种苦闷是整个社会的苦闷——人生的苦闷,思考的苦闷,独战社会的苦闷。

1913年,是郁达夫生命中一个重要的渡口,随长兄去日本留学。当看着船慢慢驶离黄浦,故土在郁达夫的眼中渐渐被空虚的地平线吞没了的时候。天幕秋星,白鸥绿鸟,明蓝的海面,让郁达夫有一种遗世独立的孤独感。然而他的一生都是孤独的,也只有孤独,能让他沉浸其中感到无比的自由。

十年来的离家去国之悲,让郁达夫从此和家人亲友斩断联络,从此如同一缕游魂,一只断筝,在没有根基的异国他乡、漫无目的地游走,他的一生潦倒漂浮,仿若一叶扁舟,在没有方向的江河里随波逐流。

岛国十年的光景,让他看到了对于“奄奄一息的我们这东方古国的居留民,尤其是暴露己国文化落伍的中国留学生”而言,日本的新兴气象雄伟豁达,如同旧囊装新酒,焕发出圆熟蓬勃的生机。“日本的文化,虽则缺乏独创性,但她的模仿,却是富有创造的意义的;礼教仿中国,政治法律军事以及教育等设施法德国,生产事业泛效欧美,而以她固有的那种轻生爱国,耐劳持久的国民性做了中心的支柱。”(《郁达夫自述》)这样的岛国,让郁达夫为故国的前景感到了莫大的危机和悲哀。

谙熟日本的语言风俗,挥别了血族相连的家人亲友,在东京独自生活的郁达夫,时常感到阵阵难以平复的烦乱与哀愁。那是来自于男女两性之间神秘的牵引、感受到炎黄子孙日渐消沉的无奈。在他踱步于寒亭孤月下的时候,捧卷夜读的时候,漫步街头的时候,这些思绪如同幽幽凉凉的潮水一荡一漾地袭来,将他的意志冲散,让这个“灵魂洁白,生性孤傲,感情脆弱,主意不坚”的异乡游子,如同海浪上无助的泡沫,“两重三重地受到推挤,漩涡,淹没与消沉”。

1920年,郁达夫在自己的“抒情时代”,完成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次绝唱。游戏笔墨也好,闲暇之作也罢,他天真地将自己的苦闷与郁结晾晒在异乡的烈日下,让它生长,让它吐蕊,让所有人都知道,他的“抒情时代”是在“荒淫残酷,军阀专权的岛国里过的”。眼前充斥着故国的沉沦,自己深受异国他乡的排挤与屈辱,他将这样的忧伤与悲哀、这样的绝望与隐痛,“如同初丧了夫主的少妇一般,毫无气力,毫无勇毅,哀哀切切,悲鸣出来的”,就是当时名震文坛的《沉沦》。

“太不值得了!太不值得了!我的理想,我的远志,我对国家所抱负的热情,现在还有些什么?还有些什么呢?”心里一阵悔恨,眼睛里就更是一阵热泪;披上了妓馆里缊袍,斜靠起了上半身的身体,这样的悔着呆着,一边也不断的暗泣着,我真不知坐尽了多少的时间;直到那位女郎醒过来,陪我去洗了澡回来,又喝了几杯热酒之后,方才回复了平时的心状。三个钟头之后,皱着长眉,靠着车窗,在向御殿场一带的高原雪地里行车的时候,我的脑里已经起了一种从前绝不曾有过的波浪,似乎在昨天的短短一夜之中,有谁来把我全身的骨肉都完全换了。

“沉索性沉到底罢!不入地狱,哪见佛性,人生原是一个复杂的迷宫。”

1926年,暗夜闻笛,海面上笼着一层泛着银光的薄雾,在悠远的汽笛声中显得神秘莫测,淡青色的天空还透着夜色,唯有水声拍打着海面。

海上寂寂地冷,月光下只有一片灰寒。一切都在深秋雾霭沉沉的笼罩下显得没有一点生气。

郁达夫倚在船舷上,海上腾着闷人的潮气,逼得他冷汗直流。在薄雾中渐渐显露出无数的人家、无数的工厂烟囱、无数的船舶和桅杆,纵横错落地浮在一层薄薄的灰色雾霭里。

那样一个瘦削萧索的背影,昂首看向远方,目光深邃而沉静。谁能想见郁达夫此刻内心暗涌着的是怎样难平的思绪。

人生就是一场苦旅,无端地生出这么多的坎坷波折。

回想起岛国的十年,怀揣着朝露璀璨的梦想,将自己的青春消磨在异乡的天地间,受尽了凌辱与压迫,如今将离,不得不把十年来对日本的愤恨与悲哀化作两行泪水洒落在襟前。祖国的苍茫江山不知多少次出现在郁达夫的梦境中,他的同胞,他的梦想,都是要在祖国的故土上完成他们的命运。然而,祖国呢?祖国的前景是不是也如同这海上的迷雾,迟早有散开的时候呢?

迎着咸涩的海风,郁达夫心中一阵欺罔的茫然。

在日渐沦亡的故土上,远远浮出灰黑的夜色,他走近船舷,只觉得胸口一阵压抑的烦闷。

几个月前,郁达夫大病初愈,一身靡靡憔悴和颓然薄弱,与友人束装南下,到了革命最前沿的目的地——广州。1926年的广州,正是革命事业的策源地,郁达夫本以为可以在那里实现自己的宏图伟志,找到人生的曙光,将自己的满腔热忱都投入到革命事业中去,唤醒祖国大地的沉沦。

然而广州之行并不如意,国民新政府倒行逆施,蒋介石新军阀的盘剥污浊,让郁达夫深有幻想破灭的痛心之感,经年累月的憧憬已被虚妄和陈腐的古旧气息击得粉碎,不到半年的光景,他对于革命事业的憧憬已经如同大海中随波逐流的孤舟,踪迹难寻了。郁达夫在阴谋和倾轧下难以扛起革命的旌旗,任现实的风暴把所有美好的幻想打落,剩下一地对于中国人心的死灰。

所有对革命事业的美好期许都是漂浮在阳光下脆弱不堪的泡沫。

尽管我们都是带着使命来到这人世间,但是人事浮沉,对于已经流逝了的往昔,都已是过眼烟云,不知聚散。但是那些记忆对于郁达夫来说,却是永远无法磨灭的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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