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季节的轮换让我此刻置身于萧索的深冬。第一场雪后，草地透出赭黄，树木凋零，寒鸟颤鸣着一掠而过。但冬天自有一种萧疏之美，寥旷之美，仿佛是冬天为自己结出的果子。

回味这么多年的写作，越往后越感到一种霜意。这不仅因为生之有涯，写作中面临的晚年意味着山寒水瘦；还因为精神生态的恶化，个体的自由言说愈益艰窘，“灯火阑珊”不足以形容之，倒接近于“独钓寒江雪”了；当然，对写作的敬畏也愈加深了，是不敢轻易动笔的。

重新审读这本集子里的旧作，其写作跨度超过二十年，倘说它们还存在某种一致性，那便是它们散发着卑微的、混杂的草间气息。草间气息意味着写作中的价值取向和基本立场，它包括与时代、与主流话语的疏离程度，也包括在写作王国对大路的弃置，对自成一蹊的渴望。回首来路，暗自心惊那雨季的泥泞，那陡坡，那沼泽，虽不曾让自己人仰马翻，满地找牙，但也相当狼狈了。眼见同行渐稀，四周寥寂，前方一片苍茫，不觉又添几分寒意。

尼采说过关于“好的散文”的名言：只有面对诗歌才能写出好的散文，好的散文是与诗歌进行连续而礼貌的战争，它的全部美妙之处就在于不断地回避诗歌并与之作对。不可能有不与普通散文保持一定距离的诗，反之亦然，好散文总与诗歌保持相当距离。尼采这段话有点道理。完全诗化的散文其实并不好，而太过通俗的散文更不好。这意味着必须在诗性和散文性之间找到激活点和平衡点。当然，散文写作还必须处理现代与传统、在场与形上、描述与辨析、气与张力等关系。某些“新散文”文本过度描写，自以为“新”，冗长而沉闷，是笔者所反对的。我是从写诗开始文字生涯的，后来又从事理论批评和散文随笔写作。文体的变换并非为了赶时髦，而是我们置身其间的世界越来越复杂和荒诞了，借助单一文体来传达这种复杂和荒诞显得捉襟见肘。博尔赫斯之所以用小说和诗歌这两种文体重复写作同一对象，是因为他在小说中“看见”在诗歌中看不见的东西，反之亦然。就笔者而言，在我的体验和思悟中不适合由诗歌来承担的那一部分，只能交给散文随笔了。不过有时我也在思忖，它们是不是承受了过多的重负？当然这重负的一部分，并非仅来自某个敏感而思辨的个体，而且来自比个体的生存更深厚更虚无的力量。每种文体都需要思考力的支撑，因为它不是对既定思想的学舌和修补，而是写作个体对当下存在的凝神、掘入与透析。对于世俗的、权威的话语，它注定只能是偏见和抗辩。然而文学并非哲学和历史学，它是置身其内又超乎其外的那个东西；而且文学的任何文体都有它本体的界线和限制，是否清醒地意识到这种界线和限制，决定了你在文体中能获取多大的自由度。

凡此种种，无不呈示着四围的脚印太多，几乎无路可走。然而最可怕的，是心中有“贼”，胸中无“竹”。

我在《内心的斑马》中写道：只要有“思”在，就意味着“斑马”没有被“白马化”，那黑色条纹仍散发着一种执拗的、拒绝同化的血气与个性精神。然而，谁看见了沈从文内心深处的斑马？谁听见了他的亡灵随斑马奋蹄而去？谁懂得这种斑马除了自由，别无故乡可返，别无他处可以存活和栖息？！

对于写作者而言，搏取自由与慎用自由，正如斑马之黑纹和白纹，同样是不可或缺的。

苍耳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