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逝者
我相信你的数世老宅是有神灵护佑的。且不说国势衰微时连年战火、盗匪蜂起,即便和平年代的天灾、动乱、拆迁,也足以让它消亡殆尽。我还相信,如果这座老宅一直空着的话,你说不定如影随风地回来过了。几年前的春天,我到“铁砚山房”私访过你。对你而言,返家的路类似从青田石阴面刻出的朱色阳文。不过,对访者来说,倘在途中迷了路,还可以看看你当年亲笔写给外省亲友的路条,“邓琰,字石如,住安庆北门外,问分水岭,问郭家塘,问白麟坂,问神霄观,问界牌石邓家大屋便是。自北来,由桐城到练潭问余家岭、罗家岭,问界牌石邓家大屋便是。”从乾隆六十年乙卯(一七九五年)起,这座四进穿斗式老宅已跨越四个世纪了。你的故宅已破败,楼梯有些摇晃,地板也朽了,门楣上漆皮剥落,老光阴漫漶其上,一片斑斑驳驳。然而我没见到你。恍惚之间,我被凝定在虚无的高处,唯见两百年的生死流波如阳凸阴凹的印面一刹那闪现。房子确乎是空的。自从曾孙邓绳侯死后,这里只诞生过一个男婴,即山人六世孙邓稼先,他尚在襁褓便被抱往北京。后来山人六世外孙葛康俞、葛康素,也曾在这座老屋中居留、栖息。此后,这里就不曾有人居住了。房子空得只剩下它自己,仿佛它就是虚无的铁砚,一年又一年地磨着黑白时光,而檐鸟的啁啾听起来像遥远的雨的回声。当然,谁也不知道老宅有没有记忆,也不会有人领悟一座老宅的心境。反正我来时没有见到你。房子空得只剩下我这个过客——傻乎乎地立于大堂中央,听那刮了两个世纪的风仍旧那么呜呜地刮着。
一个人逝去了,他的幽灵还会回来的。我这样想。倘幽灵也感到孤单的话,那么这座老宅便很有些凄惶了。
今晚我重读了你的《陈寄鹤书》,然后上网细赏这幅元气淋漓的墨迹,从中体味你的胸襟、性情和书艺,恍若听到你的怀宁话,如沐皖河之风。此书沉雄灵动,若锥划沙,一波三折,直指本心。它让我看到一袭素袍、长髯飘垂的身影——你就端坐在我对面低诉与抗辩。后世公认你是书刻大家,可是当年你不过一草民耳。读小人物遗存的手札,给我的感觉是一次特殊的访问。而读大人物的手札或传记,我不曾有过类似的感觉。他们总是居高临下,口气强硬、夸张,眼睛盯着虚无缥缈的远方。
当然,你并非想与两百年后的我对话,而是执意索回知府樊某掳走的鹤。你双眼冒火,但强压怒气,委婉而述,以免冒渎知府大人,甚至伤及无辜的孤鹤——它已被你视为另一生命。记得筑“铁砚山房”那年,你喜得儿子传密,第二年往京口访老友,受赠雌雄二鹤。“山民年垂耳顺,得此以为老伴,询旷事也。”老友知道你对鹤情有独钟,气神相通——旧年秋,你作对联一副:“万花盛处松千尺,群鸟喧中鹤一声。”再稍远点,你云游杭州灵隐寺,写过“海为龙世界,天是鹤家乡”的草书联。你在《陈寄鹤书》中说,此鹤已“百三十岁,可屈指而记者”,“元裳缟衣,铁足朱顶,鸣声闻于天,乡里以为异。谓‘徒闻千岁鸟,今见九皋禽’。扶老携幼,日拥户外。”然而,既有喜,则必有悲。六年后(一八〇一年)冬天某日,雌鹤在溪涧饮啄时,竟遭“野人之厄”而毙,雄鹤孤鸣不已。仅仅隔了十数天,妻子沈氏竟撒手人寰。山人你迭遭打击,心伤至极,于是择三十里外的集贤关佛寺,将孤鹤寄养僧舍中。之后你竭尽所有,以十金助兰亭和尚建“寄鹤亭”以及东轩,修竹万竿,清荫满座,“施茶以济行人”。在作出寄鹤决定后,你在书中写下一段与孤鹤的对话:
尔乃胎禽,浮邱著经,云门鼓翅,华表飞声,带负霄汉凌云之志,恐终非贫家有也。尔有遐心,亦听尔之翱翔寥廓耳?不尔羁也。今嘱尔寄一僧,以修尔龄,僧托于尔以辅成其名,尔无负山翁寄托之意,以徜徉于此尔。此地有修竹古木可庇荫尔;有青灯古佛可忏悔尔;……有钟鼓镗鞳声,可启尔海峤搏风,盘礴乎青云之志;有风雨草木摇撼之声,可触尔引颈高唳。……有僧癯然,形同尔瘦,心比尔劳,可称尔之侪偶,尔应惜其志而憨其劳。凡山中四时之致,雪月风花之候,阴晴雷雨之辰,尔皆得默领其常变。
山人你罕用第二人称,款款低语,口吻之亲昵,用辞之良苦,殷殷如对妻儿言。鹤乃通灵之物,听山民说完,便“有懊恼意”。于是山人“慰之曰:尔其安此,山翁时笠杖踌躇而来,谂尔于此。”我恍然了悟:在今人这里,“逝者”即死者。而在先秦时代,“逝者”远大于“死者”——它还包括那些已经或正在被灭绝、被消逝的事物,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人必与万物存于一处,即便死去也离不开青山、离不了泥土。“逝者”外延的缩小,表明物性世界正急速地人化乃至异化。人其实早已看不清“我”之外的万物了。
这样的世界怎么可能不险恶怪戾?
双鹤的命运如同一个谶语。你平日里担粮饲鹤,往返三十里,每月坚持不懈,但厄运还是躲不过去。写《陈寄鹤书》的背景是,你去扬州大明寺小住,忽得传报,安庆知府樊晋过集贤关律院,见鹤神异便强掳而去。你心急火燎赶回安庆,立即上书知府樊晋索鹤。纵观此书,你从几个方面“陈情”,软中有硬地敲打知府,在书末表达了决绝之意:“大人若徒手而有之,山民能负袁郎中赠鹤之意乎?亦何以对此鹤也。而外议且谓太守有夺山人鹤之名,若以草野冒渎尊严而罪之,大人之力可移山,则山民化鹤、鹤化山民所不辞也!”足见你铮铮铁骨,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知府接书后,自知理亏,无言以答,没几天便将鹤送还僧院。
然而此鹤命运多舛,几年后集贤僧院发生一场蛇鹤恶斗,最终鹤不敌蛇,困厄而死。这几乎成了一个善不敌恶的黑色寓言。其时,你正在泾县书写《孔庙礼器碑》,得知消息后迅即赶回,兰台和尚已在竹院葬鹤。山人你强抑悲情,颤抖着为之题字刻碑——“鹤冢”。你的好友师荔扉有诗叹曰:“山人清比鹤,鹤忍负山人。”自鹤死后,你卧病不起,半年后也随鹤而去,应了那句“山民化鹤、鹤化山民”的心言。像山人这样与鹤喜同悲应者,自古而今相当罕见。在书中我还读到一个细节,足见山人的定力:在京口得鹤后,“舟过金陵,孙中丞悦之,欲聘山民鹤,并以灰鹤二赠山民,此海鹳也,非鹤也,与鹤为奴,鹤不受也,却之,载吾鹤归。”鹤就是鹤,以海鹳冒充鹤,这是你所不齿的。
有意味的是,在山人小住的扬州大明寺,九十年后也出现一“鹤冢”,其碑铭曰:“清光绪十九年(公元一八九三年)住持星悟和尚在平山堂前鹤池内放养白鹤一对,后雌鹤因足疾而亡。雄鹤见状昼夜哀鸣,绝粒而死。星悟感其情,葬鹤于此,并立碑云:世人不义,愧斯禽。”然而,今之游人只知此鹤冢,却不知彼鹤冢矣!
两百多年后,岂止是鹤冢湮没不见,集贤关连同那僧院也见了,甚至关口所依托的峻秀而葱郁的山体——也被开山炮炸得惨不忍睹。
山人死后被葬于生前看好的“乌鸦伏地”——据说其地酷似乌鸦踞枝。依我之见,那并非乌鸦,而是鹤,至少在山人心中它形神皆似孤鹤!死后他也要跟它在一起:二者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逝者。只有与原初的事物在一起,“逝者”才能“如斯夫”,世界才是完整的、圆融的。宋代有这样一首歌谣:“鹤飞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览兮,择所适。翻然敛翼,宛将集兮,忽何所见,矫然而复击。独终日于涧谷之间兮,啄苍苔而履白石。鹤归来兮,东山之阴。其下有人兮,黄冠草屦,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余以汝饱。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苏东坡在《放鹤亭记》中录下这首楚地歌谣,几乎成了皖白山人及其双鹤的传神写照。不妨说,汲物之神可为至境,与物而化便是福分。这如同大地沉寂后微闪在地平线上的一道光。
那么,“在者”能等同于活着的人吗?利奥波德说:“这些沼泽的最终价值是荒野,而鹤是荒野的化身。”这是西人眼中的鹤的形象。在中国古时,真爱鹤者固然有之,但大都还是出于矫情和伪饰。对山人而言,鹤是一种精气神,一种生死相贯的魂魄。后代乡贤陈独秀早年写下《咏鹤》一诗:“本有冲天志,飘摇湖海间。偶然憩城郭,犹自绝追攀。寒影背人瘦,孤云共往还。”可谓鹤之精神的另一种表述。葛康素后来回忆道:“居白麟时,祖母每每谈先父陈仲甫先生,故余幼龄即熟知陈先生。余早年丧父,是以先父友余尤敬之。后余居外家铁砚山房东楼,其间有三木橱,藏先外祖及舅氏与友人往返书信,暇时辄取读之,其中如曾国藩先贤手札,端楷书成;曼殊和尚短笺,字颇娟秀;均堪鉴赏。然较伙者乃陈仲甫先生书信也。先生作书,史笔跌宕痛快,字迹亦潇洒生姿。每于深夜,置浓茶一壶,挑灯阅之,趣味无既也。……先生为人书多作草字,信笔挥洒,有精神贯注气势磅礴者;有任手勾勒拖沓笔划者,一循情之所之。”
外祖即邓绳侯。其父葛温仲,其舅邓仲纯、邓以蛰,皆为陈独秀同乡世交,情同手足,东渡日本时又为同窗。在藏书楼发动拒俄演说时,葛温仲也是参与者之一。想不到的是,独秀晚年流落到江津的“鹤山坪”,仿佛命运的刻意安排。独秀拒绝任何馈赠,主要靠吃自种的土豆为生,其风骨,其正气,令人叹之。康素这段情深文字,旧景顿现,堪称这座数世老宅见于文字的最可宝贵的记忆了。陈独秀客死“鹤山坪”时,葛氏兄弟均在场,康素写道:“入殓时,余亦在侧,举体柔弱,而目如生。默观遗容,怆然者久之。先生灵柩于是年六月二日,安葬于鼎山之麓,碑文‘独秀陈先生之墓’,乃由余五兄书成,并亲自錾刻。”五兄即葛康俞也。为什么是康俞而不是康素书刻呢?这里还有一层关系:葛康俞乃独秀二姐之婿,他称独秀为舅舅。
“举体柔弱,而目如生”,让我猛然想到一只大鹤飞走了,远逝了,只剩下空荡荡的“鹤山坪”。七十年后笔者读此,仍悲从中来。在物欲横流的世界,达至“孤云共往还”之境界诚非易事,但“犹自绝追攀”的定力更显难得。对今人而言,与大地上原初的事物栖居在一起,已成奢求了。换句话说,活着的人,大都是“在”而无“者”,因而称不上是真正的“在者”。
我正是这样“在”而无“者”地活着,在高楼、噪音、尾气和烟囱之间苟延残喘。
“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那次来白麟坂探访你的老宅,没看到你的铁砚、你的江涛、你的笔歌墨舞,只看到你的曾孙之孙的大幅照片——当年最后一个在此出生的男婴邓稼先,长大后干出了一番惊天事业,成了邓家两百年来唯一的异数:偏离了从文习艺的根脉,搞出了核弹和蘑菇云!我在阅读中发现,邓稼先抗战时期避难、就学于江津,伯父邓仲纯在那儿开医院,陈独秀曾寄居于此,俩人必定见过面,真要聊起来话题可不少,独秀游学东洋与其父邓以蛰即为至交。国土沦丧,乱离惨痛,直接影响了他的人生目标和攻读方向——在西南联大和美国均专攻物理学,学成后毅然选择归国,在极艰难、极封闭的条件下从事着核研究与试验,其坚忍,其勇毅,其无私,酷似其祖邓石如。一次在罗布泊试爆核弹,从飞机上扔下后核弹未爆,邓稼先乘坐吉普向戈壁深处驶去。明知钚239在自然中的半衰期是24000年,侵入人体后的半衰期为200年,他仍冒着高辐射靠近摔碎的核弹。最后查明试验的败因是降落伞未打开!稼先因遭强辐射而患直肠癌,不久便英年早逝!然而三十年后,当颠覆、亵渎英雄成为时髦与噱头,竟有人怀疑、嘲笑这一细节,足见灵魂和道德中也有钚239!
离开铁砚山房时,我听见了那一声模糊而孤愤的鹤唳!此刻,我在想,它到底是来自云端呢,还是书墨之中?是来自泥沙俱下的浑浊此刻呢,还是风雨晦暝的迢遥彼处?
逝者已逝,但仍在此:这老宅,庭竹,老梅枝,雕刀,以及婴啼的回声、空空的燕巢……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