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将进酒

一

西风寒水，秋老中州。京师护城河边的槐树和柳树仿佛在一夜之间就落尽铅华，萧索中透出几分孤傲之气。大街上，达官贵人的马鞍已经换上了狨座。狨是一种比老鼠大不了多少的猿猴，长可六寸。越小的东西往往越值钱，用狨尾编成的鞍鞯谓之狨座，皆来自辽国，极名贵。但这种名贵的鞍鞯也不是你有钱就可以享用的，要看身份。本朝制度，有资格享用狨座的，须是文官“两制”以上，武官节度使以上；每年九月乘，二月撤。至于什么时候乘，什么时候撤，倒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潜规则还是有的，那就是须得等宰相先用了，其他人才可以用。撤亦如是。曾有位老兄久居卿监，想来早晚必迁“两制”，就预先购置了狨座放在家里，结果被人告发，因“躁进”而罢斥。^[1]可见在官场上，不光要看领导的脸色，有时候还要看屁股的，所谓逆风尿三丈，那是爬到一定的位置才可以显摆的，你没爬到那个位置，对不起，只能夹住尾巴，慢慢等。

宏观地俯视京师的地理形胜，可以把横向的汴河和纵向的御街作为两条坐标轴。汴河是京师的生命线，东南财赋，尽赖此河输挽入京。京师的旧称汴梁亦得之于汴河。当年吴越王钱俶初次到汴京朝见太祖，进献了一条宝犀腰带。太祖说：“朕有三条宝带，与此不同。”钱俶请示其详，太祖笑称：“汴河一条，惠民河一条，五丈河一条。”这样的胸襟和气魄，让本来就诚惶诚恐的钱俶大为叹服。^[2]汴河与御街交会于州桥，从州桥向北，御街东侧为著名的大相国寺，西侧则是接待辽国使节的都亭驿。都亭驿是真宗年间建造的，原先接待辽使的驿馆在封丘门外的陈桥，也就是太祖黄袍加身的龙兴之地。澶渊之盟后，因为和辽国通好，朝廷在靠近皇城的核心区新建都亭驿接待辽使，从这里经御街向北不远就是大内的宣德楼，很方便的。而作为辽使进入京师必经之地的陈桥驿则改名为班荆馆。班荆者，班荆道故也，朋友途中相遇，共话旧情，典出《左传》。这样的命名，自然有宋辽两国是老朋友，愿世代修好的意思。从都亭驿到皇城的右掖门，中书省、枢密院、尚书省、开封府、大晟府、御史台，星罗棋布，都是炙手可热的大衙门，要说天子脚下，辇毂繁华，这里才是名副其实的天子脚下。而在这些大衙门的夹缝中，却有一处不大起眼的小单位——进奏院。^[3]

京师的大街小巷里，大抵一年四季都会听到叫卖香印的锣声，入秋以后尤甚，因为这时候各家衙门都要举行赛神会酬神仪式，酬神当然要烧香，香印销售由是大增。这种用模子印制的带有造型的香料，唐代已很流行，这从唐人的诗句中可以看到不少，所谓“闲坐烧香印，满户松柏气”^[4]，说明香烟不仅缭绕于祀神的殿堂，也弥漫在民间的日常生活中。但要说商贩在街上“叫卖”其实是不确切的，因为他们并不吆喝，“香印”两个字的发音和太祖皇帝的圣讳“匡胤”相近，为了避讳，商贩不敢呼叫，就用敲锣代替。^[5]秋风吹送着纷飞的落叶，也吹送着远近有一声没一声的锣声，大大小小的衙门里，一年一度的赛神会次第开场。

名义上是酬神，实际上是人的节日，或者说是假借神的名义举行的一次聚餐。而各家衙门敬奉的神祇也不尽相同，这与他们各自的职能有关。例如这家不起眼的进奏院，其职能主要是掌管各种官府文书的上传下达。中央文件下来了，他们要以最快的速度组织抄写甚至印刷，然后下发地方；各地进呈中央的奏章，亦要经由他们分送有关部门。进奏院的选址也是基于这种职能的特殊性：毗邻皇城，在中书省、枢密院、尚书省等中央机构的几何中心，既便于政府各部门文书的传递，又可以防止机密信息的泄露。但毕竟是一个小单位，品级不高，一号长官（监都进奏院）也不过从七品或正八品，在冠盖云集的京师，恐怕连芝麻绿豆也算不上。一百二十多号人，大多是抄抄写写的胥吏，一年到头，屁股嘬板凳，忙得灰头土脸的，也只是养家糊口而已。进奏院的神祇是苍王，这个苍王究竟是哪路神圣呢？说出来估计大家都不会陌生，就是苍颉。苍颉是中国文字的始祖，苍颉创造了文字，才让他们有了这份饭碗，他们用小木龛把苍王供奉在门厅里，称之为“不动尊佛”，每天一上班就先朝拜一番。^[6]苍王就苍王，为什么又称之为“不动尊佛”呢？要知道，在最神圣的朝拜背后，往往潜藏着最世俗的诉求，因为这些人最关心的就是保住自己的饭碗，“动”往往意味着下岗，因此他们的最高理想就是“不动”。这年头，官越是做得大的，越是想着“动”，往上爬；而这些养家糊口的小吏所念兹在兹患得患失者，只是保住自己的饭碗不下岗而已，这种小公务员的卑微心态，实在可悲可叹亦可怜之至。

上面已经说过，酬神说到底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吃顿饭。吃饭不是问题，因为各单位都有小金库。至于小金库的财源，则各有各的来路。就拿时下流行的“三班吃香，群牧吃粪”来说，这个“吃香”就是吃“香”，动宾结构，并不是后来人们形容的有世面、吃得开的意思。三班本是武职，掌管低级武官的铨选和差遣，所谓“吃香”是他们创收的一种手段。每年的乾元节（皇帝生日），他们就发起组织祝圣道场，为皇上庆寿，并以此为由头向方方面面收取赞助费，谓之“香钱”。一个是颂圣，一个是敬神，这样的由头谁还敢不掏钱？财源滚滚，除用于和尚尼姑的劳务费外，结余的部分就“滚”进了单位的小金库。再说“吃粪”，群牧司是主管国家马政的部门，牧场上的马粪晒干了可以做燃料，谓之“粪墼”。卖粪墼的钱也堂而皇之地进了单位的小金库。但进奏院是个清水衙门，既没有香钱，也没有马粪，他们“吃”什么呢？都说水过地皮湿，经手三分肥，他们“经手”的只有公文，下发的要抄写印刷，上奏的要改装封题，“经手”过后，剩下的只有一堆废纸。废纸当然也可以卖钱，日积月累，一年也有好几十贯，虽然只是小钱，区区之数，但吃一顿饭也差不了多少。

那么就吃吧。

二

进奏院虽然是个不大起眼的小单位，但这一任的监进奏院却不是无名之辈。

苏舜钦，字子美，太宗朝名臣苏易简之孙，诗文和书法的名头都很响。在宋代文学史上，苏舜钦的诗文和梅尧臣齐名，一“舜”一“尧”，并称苏梅。至于他的书法到底怎么样，我们不妨听听两个人的评价。一个人说自己研习草书三十多年，始终不脱俗气，晚年学了苏舜钦的字，“乃得古人笔意”^[7]，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话说得够谦卑了吧？要知道，说这话的可是北宋书法四大家之一的黄庭坚。另一个人形容苏舜钦的书法“如五陵少年，访云寻雨，骏马春衫，醉眠芳草，狂歌玩乐”^[8]。这种张扬着审美直觉和艺术想象的评价出自米芾——和黄庭坚一样，他也是名列北宋书法四大家之一的高手。老天对苏舜钦真是太慷慨了，除去超迈的才华，他还是个美男子。他虽然是蜀人，却身材魁伟，据说“与宋中道并立，下视之”^[9]。与别人站在一起，居然要“下视之”，就算那个宋某人比较矮，但苏的身高大概也不多见。再加上一副在文学青年中非常时髦的美髯，要多帅有多帅。综合以上种种优势，再顺便说出他的另一重身份，人们大抵都会觉得再正常不过了：他是当朝宰相杜衍的女婿。如果把“富”理解为学识和才华，苏舜钦是名副其实的“高富帅”，一点也不用将就。

高富帅属于稀缺资源，在当时的朝堂上，称得上美男子的大臣还有几个，例如韩琦和富弼。但韩、富都是中央高官，苏舜钦虽然有着显赫的家世和出众的才华，又是进士出身，却一直沉沦下僚，在远离京师的基层任职。他是个有政治抱负的人，曾多次向当局上书批评时政，有些意见且得到采纳。前不久，他刚由范仲淹举荐调入京师，现在他名片上的头衔是：大理评事、集贤校理、监进奏院。宋代的官职很复杂，有的是职称，有的是级别，最后一个才是每天上班打理的差事，这我们且不去管他，反正也就是个正八品吧。但京师毕竟是京师，那种张扬的士风和议政的热情让苏舜钦如鱼得水，在文人的诗酒雅集中，他很快就成了风云人物。人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位政治新星面前，一条鲜花着锦般的青云之路已经铺开。

现在苏舜钦开始筹备赛神会的聚餐了。他是个朋友人，也是个好热闹的人，调入京师以后，又欠了文友们的好些人情，他想利用这次活动，把文友们请来一起聚聚。但小金库里就那么点钱，为了把场面搞得风光些，就自己拿出十贯钱贴进去。那些受到邀请的朋友体谅他的难处，也多多少少赞助了一点。文人嘛，向往的就是那份诗酒风流的氛围，谁还在乎吃喝什么？当然也不是你愿意掏钱就能参加的，至少必须意气相投吧。例如有一位叫李定的老兄，听说这里有文酒之会，就跑过来说，他也出份子，希望能“忝陪末座”，被主人毫不客气地拒绝了，理由是：“乐中既无筝琶筚笛，坐上安有国舍虞比。”^[10]意思是说，我这里的酒席上既没有妓乐助兴，参加者怎么会有“国舍虞比”呢？所谓“国舍虞比”，就是国子博士、太子中舍、虞部员外郎和比部员外郎，这四种人皆属于“任子”。任子是宋代官场恩荫制度的产物，当朝五品以上大臣的子弟和后人，可以推恩补官，每三年一次。但这种“恩补”的官员一般不安排重要职位，多是“国舍虞比”一类闲差——除非你后来参加科举取得了功名。这个李定大概就属于“任子”吧，不然主人不会这么说的。平心而论，苏舜钦这样打发人家，于人情世故是不大妥当的。有道是“揭人不揭短，打人不打脸”，你可以拒绝，但也完全可以说得委婉一点，犯不着当面寒碜人家。他太率性了，也太自负了。

起初我看到李定这个名字，觉得有点眼熟。不错，神宗年间也有一个叫李定的人，曾当过翰林学士和御史中丞一类的高官，但真正让他青史留名的不是他做过什么官，而是他干过一桩很露脸的事，他曾向皇帝打小报告，揭发苏东坡的诗中有影射和攻击现实的政治问题，让苏东坡差点被杀头（后来被流放黄州），历史上把这次文字狱称为“乌台诗案”。那么，他和现在这个想到进奏院来蹭酒喝的李定是不是同一个人呢？从时间上看，前后相距二十多年，并不能完全排除。我查了一下，发现不是。现在这个李定是洪州人，后来那个诬陷苏东坡的李定是扬州人，查实了以后，心中似乎轻松了几分，俗话说：宁得罪君子，莫得罪小人。谁愿意碰上那种无事生非的肖小之徒呢？

外单位的文友一共请了十几位，身份多为馆职，也就是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和秘阁的文学侍从。这些人虽然级别不高，但馆职向来被称为储才之地，皇上要用人了，目光首先会落在这些人身上，因此官场上都把馆职视为终南捷径，前程普遍看好。若是日后能“侍从”到学士甚至翰林学士那个份上，就进入了中央核心机构。翰林学士其实就是皇帝的私人秘书，不仅地位尊崇，收入也非常可观，除俸禄而外，还有不少外快，这是制度允许的，不算灰色收入。例如每次“承旨”起草官员的任命书，照例都有一笔不菲的润笔，特别是起草册立后妃、太子、宰相的文书，所用的文具——砚匣、压尺、笔格、糊板、水滴之类——“计金二百两，既书除目，随以赐之”^[11]。如果文书中的用典或用语惊艳出彩，皇上一高兴，还会有特别的赏赐。有时任命宰相后，皇上顺便就让草制诏书的学士顶替宰相原先的职位（一般是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世人谓之“润笔参政”^[12]。

你说，这份“润笔”该有多丰厚。当然“承旨”那活儿也不是好干的，须得有落笔成章文不加点的捷才。例如有一个叫盛度的学士，是个大胖子。当时朝臣中有所谓“盛肥丁瘦”的说法，“盛肥”即指盛度，而另一位翰林学士丁谓则长得身小体瘦，脸如刀削，故谓之“丁瘦”。一次皇帝叫盛度起草诏书，胖子一般都比较迟钝，文思也比较慢，他怕当堂出丑，就找了个借口，说自己身子臃肿，伏下来不方便，请求给他找一张大点的桌子。等到桌子找来时，学士的腹稿已经打好了。^[13]大块头有大智慧，他是个聪明的胖子。

秋光正好，新酒呈祥，欢迎各位文友光临进奏院。请！请进！快请进——

朝廷诸公中，有必要先说说王洙，因为他是这中间级别最高的一个，其他那些人大体都在“校理”这个层面上，处于馆职的中下层，在此之上，还要经过直院、修撰等好几个台阶才能爬到学士。王洙级别高，直接原因是参与监修《国朝会要》，今年四月刚刚获得了“直龙图阁”的头衔，赐三品服。从“龙图”这两个字就可以掂量出，龙图阁在馆阁中地位最高，后代戏剧舞台上的包拯，往往一出场就先来一句：“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之所以自称“包龙图”，就因为他是以“龙图阁待制”的身份担任开封府最高长官的。如果说舞台上的那些剧情大多于史无据不靠谱的话，“包龙图”的身份则是实实在在的。但在苏舜钦筹备酬神聚会的这个时候，包拯尚在御史台任职。御史台与开封府是隔壁邻居，这位脸其实并不黑的监察御史在仕途上还要走好长一段，才能走进隔壁的开封府。当然，此刻他的官阶比“赐三品服”的王洙要低不少。而且王洙的势头很好，他得到晏殊和范仲淹等高层要员的赏识，在经历中又有一段时间担任过天章阁侍讲，定期到弥英阁去给皇帝讲课。给皇帝讲课至少有两个好处，第一是学问得到认可，不然不会派你去；第二是可以和皇帝混个脸儿熟。仅凭这两点，他的仕途前景就值得期待。

集贤校理王益柔，字胜之。古人的字往往是对名的阐释或补充，形成互文效果。例如范仲淹，“仲”是排行，不去管他。中心字是“淹”：渊博精深。什么东西渊博精深呢？那就在字里了。希文：杰出的才华。渊博精深、才华出众，这就是他的人生期许。王益柔的名和字都围绕着一个“柔”字，又以“益”和“胜”加以递增。柔当然很好，柔而不弱，百炼钢化为绕指柔，那是一种很高的境界。但他这个人偏偏不柔，处处锋芒毕露，傲气逼人。年轻、有才气，而且才气和傲气又往往成正比，这也很正常。再加上他是真宗朝名相寇准的外孙，本朝名相王曙的儿子，名门之后，翩翩贵公子，傲气又与门第成正比，这就更正常了。但在他身上，傲气有时表现为一种居高临下的调侃和尖刻，这就不大好了。例如，有个姓李的官员，写了一首诗赠给同姓人，其中有这样一句：“吾宗天下著。”意思是夸耀他们姓李的多么牛逼。他当然可以这样写，因为宋承五代，五代承唐，李是唐朝的国姓，也是第一大姓。但王益柔知道后，竟洋洋洒洒地给加了一段注解，你看他是怎么说的：是啊，你们姓李的确实挺著名的，住在甘泉坊的以娼妓著名（京师名娼李氏，居甘泉坊）；卖药的以木牛著名（京师李家卖药，以木牛自表，人称“李木牛”）；下围棋的以痴憨著名（李乃国手，而神思昏浊，人呼“李憨子”）；写诗的以豁达著名（有自称“豁达李老”者，喜为诗，到了什么地方就乱题乱写，而诗句又十分鄙下，闻者哂之）。^[14]你看，人家在诗中吹了句无伤大雅的牛皮，关你什么事呢？何苦要去翻箱倒柜旁征博引地挖苦人家？说到底，这是一种文人的卖弄癖和表现欲。这个王益柔啊！

这位是大诗人梅尧臣。苏梅并称，又惺惺相惜，这种场合他自然不会缺席。但梅的妻子谢氏刚刚在几个月前病逝，梅尧臣官小俸薄，这些年踉跄奔走，情怀的寄予一半在良朋好友，一半则在贤淑的妻子。如今一旦沦逝，自然追念不已，难以自拔。这期间他写了不少悼亡诗，从诗中可以看出，妻子逝去后，他常常彻夜难眠，对身外的一切万念俱灰。前不久，欧阳修按察河东回京，在途中写了一首长诗寄给苏舜钦和梅尧臣，他可能还不知道梅尧臣家中遭遇的变故，因此在诗中想象京师的文酒之会是何等热闹，而其中肯定活跃着苏梅两位的身影。^[15]可见苏梅一体，已是圈子里的共识。既然文酒之会最能让大家心情放飞，苏舜钦也就多了一份借助这次聚会，帮助好友尽快从悲痛中走出来的用心。另外，梅尧臣来了，或许还会让宴席上增加几道可口的南方菜肴。这是什么说法呢？在南方人看来，北方人大多不讲究吃鱼，也不会烧鱼。京师最上档次的鱼就是黄河鲤鱼，其实鲤鱼只是有那么点跳龙门的寓意，口感实在不敢恭维，肉质既粗，又有一股土腥气。南方人吃鱼讲究啊！例如鲈鱼讲究吃四鳃鲈鱼，四鳃鲈鱼又讲究一定要某个地方某座桥下出产的。至于醋鱼的烹饪，甚至讲究到席位与厨房之间的距离。梅尧臣是南方人，他家有一老婢烧得一手南方菜，尤其擅长烧鱼。欧阳修也是南方人，且特别喜欢吃鲫鱼，他常常到梅家来蹭鱼吃。梅家买了活鲫鱼，就养起来，留给他来吃。有时欧阳修也买了鲫鱼拿到梅家来烧。这种鸡零狗碎的说法有什么根据呢？当然有，因为都在梅尧臣的日记里一笔一笔地记着，后人说欧阳修嗜鲫鱼，根据就在《梅圣俞集》里，一共记了好几十处。^[16]今天进奏院聚餐，会不会让梅尧臣把家里的老婢带过来烧几道南方菜呢？此事虽然梅在日记里没有记载，但应该是有可能的。

此外，参加者大致还有集贤院校理刁约、章岷、陆经、江休复，直集贤院吕溱，太常博士周延隽，殿中丞周延让，馆阁校勘宋敏求，将作监丞徐绶，等等。

需要说明的是，今天的活动实际上是分两个阶段进行的。第一阶段是本单位职工的内部联欢，敬神、聚餐，也喝酒，还请了外面的优伶来助兴。作为单位领导，苏舜钦要热情洋溢地致祝酒词，要一桌一桌地敬酒，然后还要接受大家的回敬，互相都勾肩搭臂地说了很多话，虽是贴心贴肺的，却有点夸张。这些都是例行公事，任何一个单位的聚餐都会上演类似的情节。等走完了一应程序，助兴的优伶也唱了几阕小词，说了几段笑话，联欢就恰到好处地收场了，一点也不拖沓。本单位职工散去之后，文酒之会才正式开场，前面的活动实际上只是起一个暖场的效果。为了让文友们更尽兴，还把野路子的优伶换上了颜值更高的营妓。这是重整旗鼓的意思，预示着后面的活动才是重头戏。

来啊，都满上，将进酒，杯莫停！

三

酒当然要喝南仁和。京师名酒很多，例如樊楼的“寿眉”，潘楼的“琼液”，梁宅园子正店的“美禄”，但唯我独尊者，南仁和也。这中间是有说法的。当年真宗皇帝在太清楼大宴群臣，喝得高兴了，顺便问道：“街市上有什么好酒？”下面的人告诉他：“只有南仁和最好。”皇上当下就叫到南仁和去买酒分赐群臣。既然说到买酒，皇上又问：“唐朝的时候，每升酒多少钱？”这种脑筋急转弯的问题就没有人能回答了。少顷，宰相丁谓说：“那时候的酒价，每升三十钱。”问他何以知之，丁说：“我记得杜甫诗中有这样的句子：‘速来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一斗三百钱，一升自然就是三十钱了。”这账算得不错。皇上大喜，说杜甫的诗可以作为一个时代的历史来读。^[17]皇帝和宰相的这番对话，无疑为南仁和酒做了一次极好的广告，南仁和亦由此风靡京师。

气氛也不是一下子就进入高潮的。一开始就进入高潮的宴会往往不能持久，那是有些人为了赶场子而特意加快节奏。起初的斟酌很有分寸，所谓觥筹交错也只是礼节性的，整个节奏平缓而流畅，是稳打稳扎步步为营的做法，也是准备打持久战的做法。大家心里都知道，高潮迭起是迟早的事，惊涛骇浪其实正在酝酿。这种场合，吃喝并不是第一要务，第一要务是说话。先说的总是时政要闻：元昊的誓书已经送到，与西夏签订和约指日可待，看来朝廷这次又要拿出去一大笔钱了。保州兵乱刚刚平定，朝廷令枢密副使富弼宣抚河北，这当然可以视为是一种善后举动，但朝廷最近的一系列人事变动却颇有意味，除去富弼，在此前后还有范仲淹、欧阳修、石介等几位君子党的领军人物或问边，或外放，相继离开了京师。晏殊不久前也被罢枢密使，知颍州。他是持重的老臣，并不能算在新政的阵营里，但他毕竟是富弼的老丈人。据说贬斥晏殊的诏书是翰林学士宋祁起草的，这么多年来，晏殊恰恰对宋祁最为欣赏且推重，被罢斥的前一天晚上，宋祁还在他家喝酒，主人让家妓演唱了为宋祁带来巨大声誉的《采侯诗》和《玉楼春》（“红杏枝头春意闹”），于是便有这样的说法：“方子京（宋祁字）挥毫之际，昨日余酲尚在，左右观者亦骇。”^[18]为什么“亦骇”？因为宋祁竟然用那么既险恶且没根的词语来贬损晏殊，这就不能不令人唏嘘了。晏殊这个人真不愧富贵宰相，他历仕两朝，为官既端方超脱，又是当之无愧的词坛教主，而自己的小日子也过得优游闲适。曾有人在诗中显摆富贵，其中有“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这样的句子，且极为自得。晏殊看了，大不以为然，认为“此乃乞儿相”。在他看来，真正的富贵应该不言金玉锦绣。那么说什么呢？唯说气象，例如“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19]。他是真正懂得享受富贵的人。但话又得说回来，若果真贫如乞儿，连肚子都吃不饱，那些杨花柳絮，那些“溶溶月”“淡淡风”还有什么“气象”呢？

气氛开始热闹起来。酒是个好东西，三杯两盏下去，虽还不到微醺那个份上，但已有了放纵的效果。放纵也是一种力，在酒席上，它绝对能够验证力学的三大定律：一、惯性定律，一旦启动，就刹不住车，不会轻易停下来。二、加速度定律，只要有人跟着哄抬、较劲，热情就会逐步升级，一路走高。三、万有引力定律，大家互相感染，互为激励，都成了人来疯，没有谁能置身于外。这时候，所谓的奋不顾身、前仆后继已不再是难能可贵的壮举，一个个都有了纵横捭阖的豪气。况且场面上又有营妓助兴，那般的红袖添乱，绝对都是专业水准，不由人不心旌摇荡，生出几分轻狂来。

在这种场合，段子当然是不可或缺的佐料，或者叫催化剂。没有段子，还能称之为文酒之会吗？虽然那时还没有后来“不喝酒就不叫吃饭，不讲段子就不叫饭局”的说法。但没有说法不等于没有内容，像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好多东西都是一脉相承的，所谓源远流长绝非虚话。后人可能认为在宋代中期那个时候，士大夫们的宴会，主要内容应是低吟浅唱，行酒之余，宾主当场填词，让美丽的歌伎敲着红牙板演唱。这固然是对的，但是只对了一半，因为那指的是家宴。群体性的文酒之会另当别论。那种聚会的档次，不是以吃什么喝什么来评判的，甚至也不是以谁谁谁写出了什么绝妙好词来评判的，而是看有没有一经问世即脍炙人口的段子。段子既可以炫示个人的见识和才情，又可以活跃气氛。讲段子的有一个特点，一般都说是亲历亲闻，至少也是身边的朋友亲历亲闻的，这是为了增加原创性和真实感，证明不是经无数人口水稀释的戏说。段子当然也是有各种档次的，有的一味以荤腥迎合人们的低级趣味，固然难登大雅之堂。而那些调侃政坛大腕的段子，则要承担一定的风险。最好的段子不是油嘴滑舌的卖弄，而是那种富含人生智慧和文化品位的趣闻。它大抵来自饭后茶余，街谈巷议，却又是尊卑咸宜雅俗共赏的。它不一定关乎政治，但搞政治的人肯定也乐于关注——当然那须得放低身段。

没意思的段子都是相似的，有意思的段子各有各的意思。且听这一段：

柳七的慢词，不仅传唱于市井巷闾，士大夫其实也很风靡。朝官某人（姓名且隐去），每天酒后要吟一曲柳词，最喜爱的是那一句“多情到了多病”，几乎每天都要细吟慢品，连家里的老婢也听熟了，却又百思不得其解：当官的人，身体就是娇贵，我这里每到刮风下雨身体就不舒服，而贵人偏偏“多‘晴’致病耶？”^[20]（现场评点：都说柳七俚俗，然毕竟绮罗香泽，倚红偎翠，还没到老婢能解的地步。可见文野之趣，雅俗之音，得无异乎？）

再听这一段：

大凡单位的长官过生日，下面的人都要送寿星图为贺，长官照例只收贺词，寿星图是要退回的，甚至都懒得打开。某州守生日，僚佐中有些人家没有寿星图，觉得反正只是个形式，主人也不会打开来看，就胡乱地拿一张别的画轴装在绣囊里送去。不料该州守偏偏喜欢排场，叫家人把所有的画都挂在客厅里，标上献画人的名字，让大家参观。这一来洋相就出大了，那些没有寿星图的主儿，有送佛像的，有送鬼神的，还有送猫狗的。据说有一绣囊里装的竟是一轴墓志铭，家人骇怕，没敢挂出去。^[21]（现场评点：有趣！建议改编为小品演出。为避免讥刺官场之嫌，且将主人身份改为富豪可也。）

这些段子后来流传到社会上，被一些有心且无聊的文人载入自己的笔记传之后世（其中难免有张冠李戴的），再后来又成了我今天写作的素材。

酒喝到这个程度，就从敬酒时的甜言蜜语进入闹酒的胡言乱语了。而且不仅是胡言乱语，举止也张牙舞爪百无禁忌了。营妓属于官妓，官妓是有纪律的，那就是只能在公宴上表演，另外，不能与喝酒的人“杂坐”。因此，他们的表演区和宴席是分开的，这中间的距离既是士大夫身份的体现，也是纪律的禁区。但男人的荷尔蒙往往所向披靡，一旦勃发，就会无视身份也无视纪律，那是一种近似优美的嚣张。不知什么时候，几个漂亮的女妓就进入了宴席，和宾客坐在一起了。虽然男女搭配，喝酒不累，但也授受不亲了，调笑时难免有些小动作，至于有没有投怀送抱或坐到客人的大腿上，那就难说了。身边有了女人，男人就更男人了，最显著的表现就是争强好胜、抬杠，你说什么，我偏说不，一个比一个牛。王益柔本来就傲气逼人，此刻就越发地心雄万夫气吞万里，简直不可一世了。有人说前不久石介作过一首《三豪篇》，极好。三豪者，石曼卿豪于诗，欧阳修豪于文，杜师默豪于歌。王益柔就不服气了，于是即席作《傲歌》一首。此公的才情是明摆着的，又仗着酒兴，自然是口吐珠玉，笔走龙蛇，一挥而就，完全是关云长温酒斩华雄的气概。写完了，又兀自吟诵一回，其中最得意的是这两句：

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

果然口气很大。但这种话，是不是傲得有点……过分了？

不过分！书生意气嘛，只有更傲，没有最傲。况且酒后狂言，当得真吗？酒乃天之美禄，这是太祖皇帝说的，太祖皇帝最喜欢看臣子醉酒，谁不喝醉了，他还不高兴呢。

进奏院的这场文酒之会一直闹腾到夜间，散席时，已是残月在天，霜华满地。白天车水马龙的御街，此刻灯火阑珊。时令已是深秋，夜归的行人衣着已见出臃肿，一个个皆行色匆匆。晚风亦百无聊赖，顽童一般驱赶着大街上的落叶，追逐着行人的脚步且飞且栖，翩然作态。枯水期的汴河水色如带，阒然无声，全不见先前的浩荡气象。谁家窗帘里透出歌伎若有若无的清唱：“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这个夜晚，有多少人在柳词中沉醉呢？

四

不料几天以后，与会诸公大抵还没有完全从亢奋和沉醉中清醒过来，风云突变，一场大祸从天而降。

还记得那个李定吗？对，就是那个当初揣着几吊钱想凑份子参加聚会、被苏舜钦拒绝的洪州人。我曾庆幸他不是那个打小报告诬陷别人的肖小之徒，现在看来，我的庆幸还是早了点。那次讨了个没趣之后，李定自然怀恨在心，也自然对进奏院聚会的点点滴滴格外关注，然后又把打听来的点点滴滴断章取义，添油加醋，演绎成负面新闻大事宣扬。史书中说他“遂腾谤于都下”^[22]，可见那种上蹿下跳、煽风点火、无所不用其极、唯恐天下不乱的闹腾劲儿。事情很快传到御史中丞王拱辰耳中，他觉得这中间大有文章可做，就示意下面的御史刘元瑜和鱼周询上了一道奏章，所列罪状有四条：一、监主自盗，公款吃喝。二、王益柔作《傲歌》，诋毁先圣。三、与女妓“杂坐”，举止轻肆。四、与会者有数人“服惨未除”，也就是在服丧期间，不孝。对照《宋刑统》中的律条，其中的第一、第二两条如果坐实，都是可以判死刑的。

这下事情就闹大了。

但事情也并非无可转圜。不错，朝廷确实有严禁公款吃喝的制度，但长期以来，这一制度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认真执行，以至在人们的印象中，公款吃喝甚至是一种身份的标志，只要没把钱放进自己的口袋，吃点喝点根本不是什么事。现在有人把已有的制度性规定与制度实际操作过程中的变异作为切入点大做文章，这对涉案的几个文人显然是不公平的，其中的委屈，苏舜钦在给欧阳修的信中说得最为深切。首先，“进邸神会，比年皆然，亦尝上闻，盖是公宴”^[23]。也就是说，这种活动已是惯例，每年都要搞的，用的都是公款，而且“亦尝上闻”——曾经向皇帝报告过。其次，搞这种活动也不光是进奏院一家，“都下他局亦然”，其他单位花的也是公款，而且手脚还要阔绰得多，因为他们有钱，哪像进奏院只有卖废纸的几十贯钱，捏捏掐掐地花不过来，还要靠大家凑份子。再说，《傲歌》中的那几句说的是李白，老李诗中对周公孔子不恭敬的地方还少吗？要说诋毁先圣，这笔账也不应该算到王益柔头上。

接下来就看皇帝的态度了。

根据多处史料的原始记载：皇帝龙颜大怒。

一般来说，这种奏章上去了，皇帝总要让群臣集议一番，或者暂时留中不发，冷处理，因为毕竟牵涉到这么多年的潜规则和这么多人。但皇帝大怒。大怒就用不着集议或留中了。大怒之后，他随即下诏，令开封府“穷治”——这个“穷治”厉害啊，大抵就相当于现代语境中的一查到底、决不姑息的意思，也是从重、从快、从严的意思。

开封府雷厉风行，火速组织抓捕。当如狼似虎的公差拿着一长串名单扬威于京师的一处处公衙或私宅时，那做派虽然有点夸张，但战果却毋庸置疑，当晚，参与宴会的一应人犯全部抓捕归案。一群戴着长枷、拖着铁镣的文人在差役的呵斥中踉踉跄跄地走向开封府监狱，这是当天汴京市民中最具爆炸性和关注度的话题。

作为差不多一千年之后的一个文人，笔者在重述这段历史时最感兴趣的倒不是开封府抓捕几个文人的效率之高，而是九重之上的皇帝为什么要大怒。因为这个皇帝不是别人，正是中国历史上以宽厚仁恕著称的宋仁宗赵祯。但凡对北宋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在仁宗四十二年的帝王生涯中，很少看到他在朝臣面前大怒的记录。就在不久以前，为了任命一名枢密使，御史中丞王拱辰竟然在朝堂上抓住皇帝的龙袍不放，一定要他收回成命。这就不仅无礼，而且大不敬了。但皇上发怒了吗？没有。同样在不久以前，为了他宠爱的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的任用，谏官余靖在争辩时把唾沫都喷到了皇帝脸上。这个余靖也实在不像话，大热天的，他不洗澡，也不换衣服，可能还有口臭加狐臭。他就这样带着一股难闻的异味站在仁宗面前，唾沫乱飞地指责皇上任人唯亲。皇上发怒了吗？也没有。他揩干净脸上的唾沫星子，一声不吭，退朝。到了后宫，才发了句牢骚：“今天被一臭汉熏杀了。”^[24]也仅仅如此而已——不是说谏官的争辩无礼，而是说他的个人卫生问题。这样度量大的皇帝，历朝历代不能说绝对没有，但多乎哉，不多也。

既然如此，仅仅因为一次司空见惯的公款吃喝，或者说得严重一点，因为一次花酒，仁宗为什么要龙颜震怒呢？

这一年是北宋庆历四年，岁在甲申。自宋太祖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已经八十四年，而距靖康之难北宋覆亡还有八十三年，也就是说，在北宋王朝的历史上，这一年恰好处在中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