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年号那些事

一

仁宗的飞白书不错，至少他自己是这样认为的。史书中说他“万机之暇，无所玩好，惟亲翰墨，而飞白尤为神妙”^[25]。这话大致不差，只是“惟”字用得绝对了，因为他的业余爱好除了写字，还有女人，这有谏官滕宗谅等人不止一次在上书中的劝谏为证。但喜欢写字和喜欢女人并不矛盾，这一结论应该没有问题。

就皇帝这一特定群体的书法素养而言，宋朝应该是最高的。除去开国皇帝赵匡胤——他是武人，不去要求他——其他皇帝的字都写得不错，其中徽宗赵佶和高宗赵构父子甚至可以进入书法名家的行列。仁宗的字也不错，尤擅飞白。当然以他的身份，耳边听到的肯定都是好话，时间长了，自己就真的以为很了不起，飘飘然了。有时他把大臣叫到宫里来喝酒，自己亲书飞白，分赐给大家，顺带还搭上宫里的名墨。宋宫里的名墨都是当初南唐李后主给造的。李后主治国不行，但文采绝对风流，他让徽州人李廷珪主持制墨。李不仅是制墨世家，我甚至怀疑他祖上是不是当过郎中，因为他制墨的配料比治病的药方还要讲究。且看：烟松一斤，胶对半，珍珠、玉屑、龙脑各一两，另外还有麝香、冰片、樟脑、藤黄、犀角、巴豆等药物十二种，再和以生漆，捣十万杵。这样讲究的墨，偏又造了忒多，简直数不胜数，打算千年万载地用下去了。但曹彬的大军一到，全都成了人家的战利品。平定南唐，宋朝的战利品多了去了，李氏名墨只是小菜一碟，似乎也就不大当回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建造玉清昭应宫，竟用李廷珪墨代替建筑涂料，糟蹋了不少。现在仁宗又慷慨出手，搭在自己的飞白书里赐给臣子。皇恩如此浩荡，臣子们自然求之不得。蔡襄曾有幸参与过这样的内宴，也得到了一锭李廷珪墨。而他身边的一位大臣得到的却是一锭“李超墨”，蔡襄见他似乎意有不足，便悄悄地说：“我们换吧。”当下欣然易手。宴罢，出大内宫门，将分道，蔡襄在马上长揖道：“谢谢老兄，你知道李超是李廷珪的老爸吗？”^[26]——那位老兄傻眼了，他只知道李廷珪墨珍贵，却不知其老爸“超”贵啊。蔡襄是书法大家，但不以飞白见长，他的字珠圆玉润，雍容自足，即使是一张随手的便条（例如我们现在可以见到的《脚气帖》），也不见露白的枯笔。皇上喜欢飞白，你也跟着写，有意思吗？他是朝廷谏官，不是皇上写字的陪练。陪练不好当哩，例如陪皇上钓鱼，要等皇上先钓到了，你才能有所收获，而且还要把握好，你钓到的鱼不能比皇上的大。曾有人一不小心坏了规矩，先把鱼钓上来了。臣子乖巧啊，怕皇上不高兴，赶紧赋诗一首，说：“凡鱼不敢朝天子，万岁君王只钓龙。”其实，自己有真本事的，谁愿意去当陪练呢？飞白书，最难写的笔画是点，宫中有一位“陪练”的书待诏煞费苦心地撰写了一本《飞白三百点》进献给皇上，仁宗为了表示领情，特地写了“清净”二字赐给他，据说其中的六个点尤为出彩（“净”的异体字偏旁为三点水），写法都是那三百个点中所没有的。他为什么要写“清净”两个字呢？当然是要炫耀一下自己的点写得好，不落前人窠臼。另外，他可能也确实向往那种境界，人生在世，大抵缺少什么才会格外向往什么，权力、财富、名声、女人，莫不如此。这些东西皇帝当然都不会缺少，他向往的只有清净。

但既然当了皇上，想清净就不大可能，特别是最近这几年。

他今年三十四岁，属鼠。属鼠不等于鼠辈，他已经当了二十一年皇帝，其中的前十一年属于见习阶段，真正执掌朝纲的是垂帘听政的刘太后，这从年号上可以看出来。刚登基时，用的年号是“天圣”。“天圣”者，“二人圣”也，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有皇帝和皇太后两个圣人。这样的文字游戏显然是为了取悦刘太后。真宗皇帝龙驭宾天时，遗诏军国重事由刘太后“权取处分”。“权”本来是权且（暂时）的意思，但刘太后喜欢权力的“权”，不喜欢权且的“权”，她乐此不疲地在权力的宝座上“权且”了十一年。这么大的国家，什么事情都要一个老太婆在帘子后面发话定夺，也真是难为她了。那些年，刘太后简直就跟米缸里的老鼠似的，既忙碌又受用。为什么不是米老鼠而是米缸里的老鼠呢？因为米缸里的老鼠多少有点串岗的意思，它不光忙碌和受用，还要操心什么时候从这里撤退——对于刘太后来说，就是什么时候撤帘还政。小皇帝倒不担什么心事，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喜欢光着脚板在后宫奔走，只有每逢单日要坐朝了，才不得不穿上鞋袜。其实坐朝也没有他什么事，都是刘太后说了算。一退朝，他就迫不及待地蹬掉鞋袜，仍旧光着脚板奔走。天圣年号用了九年，又改元明道。这个“明”字的意思是“日月并立”，与“二人圣”差不多，玩的还是文字游戏。明道年号只用了两年，虽则仍然是太后当政，但小皇帝已经不小了，对自己的角色定位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有一个叫李宸妃的女人死了。宫里老一代的妃嫔那么多，而且真宗驾崩后，刘太后就打发李宸妃去守陵，因此小皇帝对那个女人并没有任何印象。但第二年刘太后也死了，小皇帝亲政，这时候他才听说，原来刘太后并不是他的亲生母亲，他的亲生母亲是一年前死去的那个李宸妃。这件事对他刺激很大，而且从此以后，就不断有人在他耳边叽叽咕咕地说刘太后的坏话，然后又有一拨人要他顾全大局，不要纠缠历史旧账之类，弄得他很烦。

皇帝亲政，当然要改元。经群臣集议，新的年号定为景祐，虽然只是空洞的吉祥语，但也不是一点指向没有。皇帝亲政时虽然才二十三岁，但身体一直不大好。上文说他从小就喜欢光着脚板奔走，用中医理论来解释可能属于内火旺盛。如果仅仅是内火旺盛倒也罢了。成年以后，他动不动就神志不清，胡言乱语。这种症状在太宗长子赵元佐、三子真宗和南宋光宗身上一再出现，极有可能是赵宋皇室的家族病。仁宗亲政不久，还没来得及改元，就出现了这种症状。当时的对策之一是敕封历史上的名医扁鹊为神应侯。讨好一个千百年前的亡灵有什么用呢？就像后来到了徽宗年间，战场上老是打败仗，就给关羽封一个什么侯，希望他骑着赤兔马，挥着青龙偃月大刀来保护大宋，这是典型的病急乱投医。皇上龙体欠安，再加上适逢天下大旱，因此才祈求“景祐”，这个年号虽然吉祥，其实一开始就透出几分无奈，几许悲情。

二

景祐何曾祐，麻烦岁岁多。改元前夕，就先发生了废后风波。一般人都认为皇帝是天底下艳福最好的男人，但仁宗恰恰认为自己的婚姻生活很不如意。王蒙正的女儿姿容绝世，是公认的大美人。公认的大美人当然应该属于皇帝。仁宗也是这样想的。但刘太后不这样想，而她反对的理由恰恰是：王是川女，川女明艳，太漂亮了，“恐不利于少主”。要知道，刘太后本人也是川女，一个身为川女的太后否决儿媳的理由居然是“川女明艳”，这有点说不通。更加说不通的事还在后面，刘太后不让王姑娘嫁给皇上，却马上让自己的侄子刘从德娶过去。你说这姑娘太漂亮了，对男人不利，怎么就不怕害了你侄儿呢？所以说，仁宗在这件事上想不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刘太后横刀夺爱，王姑娘嫁入刘门，也罢！皇上又看中了大将张美的曾孙女。开国功臣的后裔，应该没问题吧？可刘太后还是认定一条：你看中的不中，我看中的才行，硬是把另一位开国大将郭崇的孙女塞给他。郭皇后是将门之女，又仗着太后的权威，任性和骄纵自是难免，特别是因为和皇帝宠爱的尚、杨两美人争风吃醋，弄得仁宗很不爽。一次尚美人当着仁宗的面顶撞皇后，皇后岂能容忍，跳起来打尚氏的耳光。仁宗扯硬劝，庇护尚氏，被皇后一巴掌误打在脖子上。这下摊上大事了——不是事情本身有多大，而是仁宗故意要把事情闹大，以达到离婚的目的。他把宰相吕夷简喊来验伤，把家庭矛盾政治化。这时候刘太后已死，吕夷简因和郭皇后有积怨，也支持仁宗废黜皇后。但废后是大事，诏书一出，百官哗然。御史中丞孔道辅率领范仲淹等十名台谏“伏閤请对”。为什么要“伏閤”呢？因为皇帝知道他们是来劝和的，一个铁了心要离婚的人，最讨厌别人来劝和，他们那种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喋喋不休的说教，让你说什么都不是，便索性关上殿门，赏一个不见。严冬腊月，寒气彻骨，台谏官们跪在大殿外，泪水和鼻涕都冻成了冰溜子。他们拍打着门环呼天抢地地叫喊，喊声在平日阴森沉闷的皇宫里回荡，有如村夫喊冤一般，惊扰得殿角上的鸟雀也跟着聒噪不休，这情景正如吕夷简在仁宗面前煽风点火时所说的“非太平美事”。于是第二天一早，圣旨下，“伏閤”的官员或贬出京城，或罚铜二十斤。皇帝如愿离婚。被废的郭皇后净身出宫，没多久就不明不白地暴卒。但尚、杨两位美人也没占到什么便宜，因为皇帝老是病恹恹的，大臣们便认定是这两个小妖精“每夕侍上寝”的缘故。他们力图证明：每一个不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对轮流上床的女人，硬是撺掇皇帝把两人逐出宫去。男人管不好自己的家伙，却把责任算到女人身上，这正应了民间的一句俗语：拉硬屎怪茅坑。

离婚这种事，总是不宜张扬的。特别是皇帝离婚，虽说自己满心满意，但毕竟于圣德有亏。不久以后，这种说起来倒也不坏却不宜张扬的事又发生了一起。

这件事似乎有点八卦，甚至荒诞，如同瓦子里的说书人胡编乱造的噱头一般，但又确确实实发生在景祐初年的北宋王朝。广州巡检使臣陈文琏密报朝廷，说捕获当年在蜀中作乱的贼首李顺。这开什么玩笑？众所周知，李顺的脑袋早在四十年前就挂在成都的城楼上了，现在怎么会又跑出来一个李顺？难道他有左道旁门之术，能让脑袋像韭菜一样割去了再长出来？

四十年前的事还不算太遥远。太宗淳化四年，王小波在蜀中起事作乱，连陷青城、彭山、江原诸县，后死于战阵，所部由李顺率领。次年李顺克成都，被推为大蜀王，建元应运。当年五月王师破贼，枭示李顺，收复两川（当时“王师”的统帅恰巧姓王，叫王继恩，是个宦官头子。此人曾是“烛影斧声”中一个极关键的人物，太祖死后，就是他最先给太宗——而不是给太祖的长子德昭——报信，让太宗捷足先登当了皇帝）。朝廷论功行赏，入蜀平叛者无不升官晋爵，皆大欢喜。如今整整四十年过去了，突然说在广州捕获已七十余岁的贼首李顺，这不是卖布不带尺——乱扯吗？

但陈文琏既然向朝廷报告，就肯定有十足把握，这样大的事，就算他吃了豹子胆，也不敢作假欺君。朝廷令陈文琏将该人囚赴京师，经秘密讯鞫，果然是贼首李顺无疑。淳化五年五月王师破城时，他趁乱逃出，隐居岭南四十年，后因酒后失言暴露了身份，被人举报落网。当年叱咤风云的大蜀王，如今已是皓首老翁矣。对于这样的结局，朝廷真有点哭笑不得。照理说，潜逃四十年的贼首就擒，这应该是值得庆贺的事，甚至还要告祭宗庙。但如果这样，岂不是让当年的太宗皇帝和平蜀将士大失颜面？因此，皇上起初打算将李顺问斩于市曹，且令百官进贺。吕夷简以平蜀将领功赏已行、不欲公开其事为由，就在狱中偷偷摸摸地把李顺结果了，然后又给陈文琏连升了两级官阶，就此了结。

一件本来会引起轰动效应的事，最后被低调处理，亦未曾诏付史馆，因此官方史书中一直未见记载，只是到了北宋后期被沈括记入《梦溪笔谈》，算是留下了一点蛛丝马迹。沈括生于天圣末年，陈文琏捕获李顺时，他大概四五岁。真假李顺的故事，虽未目染，但耳濡是肯定的。而且陈文琏老归泉州后，他还亲眼见过，且说陈家有《李顺案款》，本末甚详，云云。

“伏閤”事件后，范仲淹贬知睦州，这是他一生中“三起四落”中的第二次“落”，但这次事件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两年后，他被召入朝廷担任天章阁待制，这是清望之职，向皇帝进言也很方便。吕夷简嫌他在朝中碍事，就给他挪个位子，去当开封知府。开封为帝都，天子脚下，冠盖如云，皇亲国戚盘根错节，在大街上随便扔一粒石子，说不定就会砸中一个权势者的脑门。在这种地方主政，没有点杀伐决断是不行的。因此，皇帝也常常让储君兼领开封知府，以锻炼他的行政能力。太宗和真宗当年都做过开封府尹。也因此，后来的大臣知开封府，前面都得加一个“权”字，含意是不敢僭登先王之位，只是临时差遣，但实际上都是正式职位。北宋不少名臣都有权知开封府的经历，治得开封府方能治得天下，这几乎成了一种通例。吕夷简当然不是为了把范仲淹放到那里去锻炼或镀金，作为日后提拔他的一个台阶，而是想用冗繁的政务捆住他的手脚，让他无暇对朝政指手画脚；亦希望他在那里忙中出乱，乱中出错，好抓个把柄把他踢出京师。从这个意义上说，吕夷简确实是让他去“权”的。岂料范仲淹的首都市长“权”了仅仅一个月，就使素称难治的开封府“肃然称治”，以至于京师有这样的民谣：“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范仲淹字希文）。”吕夷简本想做个圈套让他钻，结果反倒成全了他，给他提供了一个大显身手的舞台。这就叫聪明“过”人——不是超越之“过”，而是转移之“过”，例如过户、过账，经此一“过”，反正都不属于自己的了。

范仲淹一边游刃有余地处理开封府政务，一边也没耽误了注视朝廷上的风吹草动。吕夷简很会当宰相，特别会搬弄人事，以至门庭若市，幸进之徒纷纷拍“马”而入。范仲淹看在眼里，他绘制了一张《百官图》进献给仁宗，以图表的形式明细标示近年来升迁的官员中，哪些是正常迁转，哪些有宰相的私心。他还援引汉成帝过分信任张禹，导致王莽专政的历史教训，说今天朝廷里也有张禹。这样的奏章不仅让吕夷简很愤怒，估计皇上也不会高兴。青年时期的仁宗是一个较为自负的君主，由于先前长期隐身在刘太后专擅的阴影之下，形成了强烈的逆反心理，最不喜欢别人对他耳提面命。范仲淹激进张扬的腔调，自然不及吕夷简那般讨喜。况且，你把吕夷简比作张禹，那么皇上就是汉成帝了？历史上的汉成帝以荒淫昏聩著名，他的著名还让他宠幸的两个女人也跟着著名，那两个女人就是“楚腰纤细掌中轻”的赵飞燕和她的妹妹赵合德。偏偏汉成帝也曾有过废后的前科，这让仁宗会很不愉快地联想到上次废后风波中范仲淹的表现。这些当然都是私下的想法，摆不上台面的。摆上台面的理由都很堂皇：一、越职言事。你老范上书只能说本职工作以内的事，监督宰相自有谏官御史，你没有资格。二、荐引朋党。你不是说宰相荐用私人吗？其实真正搞小圈子的是你自己，于是在朝堂张贴《朋党榜》，把范仲淹推荐的人都列在上面。又重申政治规矩：今后任何人不得越职言事。

范仲淹的开封知府当不下去了，落职知饶州。

仁宗这番处置，本想求个耳根清净。但诏书一下，反倒又闹了个沸反盈天。

先是集贤校理余靖干冒宸严，上书为范仲淹辩护，话说得很不客气：“陛下自专政以来，三逐言事者，恐非太平之政也。”并请求追回贬黜范仲淹的诏书。结果是，余靖自己被贬黜出朝。

馆阁校勘尹洙前仆后继，自己往枪口上撞，他说，余靖向来和范仲淹没有什么关系，尚且以朋党得罪，我才真的和范仲淹有关系，也以成为范仲淹的朋党为荣，“乞从降黜，以明典宪”。朝廷只能尊重他的意愿，遂逐之。

欧阳修当时也在馆阁校勘的位子上。校勘为馆职中的最低等级，朝廷已下诏禁止越职言事，他没有资格站出来说话，而有资格说话的左司谏高若讷非但不仗义执言，反而附会吕夷简，说范仲淹罪有应得。欧阳修十分愤怒，连夜写了一封信给高若讷，痛斥高是“君子之贼”。后世骂人时常说的“不知人间有羞耻之事”亦最初出自这里。这封著名的《与高司谏书》文气浩荡，痛快淋漓，在中国散文史上亦被视为名篇，现代中学语文课本中多有收录。在信的最后，作者堂堂正正地敦促对方：我以上所说的这些，你完全可以视为我与坏人结党的明证。希望你把这封信交给朝廷，治我的罪，也成全你作为谏官的一次立功机会。

高若讷觉得如果不把这封信尽快交给朝廷，就很对不起写信的人了。于是，欧阳修被贬斥夷陵。

朝野哗然，很大程度上与蔡襄所作的一首诗有关，这首《四贤一不肖诗》实际上是一张小字报，对事态扩大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四贤”指上述被打压的范仲淹、余靖、尹洙和欧阳修；“一不肖”就不用说了，非高若讷莫属。此诗一出，立时洛阳纸贵，争相传抄，据说“下达灶间老婢，亦相惊怪”^[27]。这虽然有点夸张，但传布之广大概可以肯定，以至“鬻书者市之，颇获厚利”。连辽国的使臣也要偷偷买一份带回去，作为研究宋朝高层政治动向的情报资料。后来宋朝有使者去辽国，在沿途的驿站中也看到这首诗和欧阳修的信被抄写在墙壁上。^[28]让书商们大获其利的手抄本和驿站粉墙上淋漓的墨迹，宣示着北宋士大夫诗文干政的热情。

但是这中间有一个问题，既然蔡襄诗中的“四贤”都遭到贬斥，而蔡襄实际上又以此诗宣示自己与“四贤”为朋党，为什么唯独他能安然无恙呢？归根结底恐怕还在于仁宗赏识他——不，是喜欢他。喜欢不同于赏识，赏识可能因对方的学养和能力，是一种带有距离感的理性评价——仁宗其实对范仲淹还是很赏识的，但老实说，不大喜欢。喜欢则带着更多的个人感情色彩。喜欢不需要理由，当然，仁宗喜欢蔡襄的理由可以有很多，例如蔡襄的字写得好，“仁宗尤爱之”^[29]，这是审美趣味的投契；蔡襄长得帅，长须飘拂，有“美髯公”之称，长得好的人总是更容易讨喜；蔡襄的性情平正冲和，抱璞而通透，有彬彬君子之风，虽傲骨峥嵘却不露锋芒。这些都可能是理由。因此，仁宗在位期间，蔡襄的仕途一直很平稳——仅仅是平稳而已，终其一生，也一直未能晋身中枢。蔡襄表字君谟，这是皇上赐给他的。“谟”是谋略的意思，“君谟”就是皇帝的智囊。一年殿试唱名，有进士恰好名“君谟”，仁宗就不高兴了：“近臣之字，卿何得而名之？”遂令更改。^[30]“君谟”这个名字竟然要人家避讳了。皇上既然喜欢他，在官场风波中放他一马又何妨？处分不处分，不就是他一句话吗？可见在有些时候，所谓的政治正确或不正确只是一张标签，可以随便贴的，关键还在于你和人主的关系，关系才真正“关系”着你的官场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