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房子，一个冬天的童话

1975年的冬天，是一个多雪的冬天。从十月份开始，阿勒泰草原一个礼拜吼一场大雪。雪将戈壁滩严严实实地封住，积雪最深的地方深达两米。巡逻时，一不小心，连人带马就栽到雪坑里去了。位于中苏边界那被牧人称为白房子，军用地图上称作额尔齐斯河北湾边防站的地方，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岛。

一个放晴的中午，前面有兵团“斯大林一百号”推土机开道，边防站来了一辆吉普军车。车上走下来一位老军人。老军人个头不高，大约有一米六二左右，但是很雄壮，或者用陕西话说很“魁”。他两手总插在外衣口袋里，走起路来迈着标准军人方步。胸膛前挺，一步迈出七十五公分。他和我见过的别的老军人不同的地方是，上衣的上口袋别着两支笔，一支钢笔，一支圆珠笔。老军人叫那狄，时任新疆军区北疆军区政治部主任。

他是老延安，大约是一九四六年到延安的，是满族人。大约做过总政文化部电影局局长。后来因受罗瑞卿案牵连调到新疆。这次他是到边防一线搞调研。那主任在边防站住下以后，原来的日程是两三天后就走，想不到，天空又飘起了鹅毛大雪，因此那主任一行只好住下来，一住就是十五天。我从事文学，或者说，我将自己的一生，与这件被称为“文学”可诅咒的莫名其妙事情捆绑在一起，是因为那主任的这一次行程，或者说因为导致那主任滞留白房子的这一场大雪。

我是1972年12月14日在家乡临潼县何寨公社东高村穿上军装的。16号到西安火车站集中，一群三百多名关中平原上的农家子弟，被装在一列刚拉过马匹的铁闷子火车上，冒着珍宝岛和铁列克提的硝烟，开往中苏中蒙边界。这批陕西兵在乌鲁木齐改乘汽车时，被分为两拨，一拨前往中蒙边界，一拨前往中苏边界。我去的是中苏边界。那路途上所受的折磨，现在想起来还叫人害怕。我途中感冒了，使劲地呕吐，肠肠肚肚好像要吐出来了。一排三十六个人，都坐在一辆卡车上，坐成四排，屁股底下坐着背包。大家面对面坐着，穿着臃肿的皮大衣，脚下毡筒，膝盖与膝盖，严严实实地交错叠在一起。这时我要吐了，眼看就要喷到对面人的脸上去。这时我急中生智，从手上脱了皮手套下来，将它吐在手套里。秽物吐到手套里后，很快结成冰疙瘩。一天坐车下来，到了兵站，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将手套放到火墙上去消冰。冰疙瘩消了，再将秽物倒出来，这手套明天还要继续往里吐。记得路过奎屯，在乌尔禾，在克拉玛依，在布尔津，几乎路途的每一个兵站里，我都做过这样的事情。

这样来到中苏边界，在漆黑的大雪飘飘夜晚，顶着界河对面的照明弹、泄光弹、穿甲弹、信号弹的各种光亮来到白房子。那里大致位置是附近有个喀纳斯湖，大家都知道。那里是我们一连，叫白哈巴边防站，沿着边防线，下来是二连，扎木拉斯边防站，下来就是三连，我的边防站，下来是四连，克孜乌雍克边防站，下来是五连，阿赫吐拜克边防站。

那主任来到边防站时，我已经在这个充满凶险、与世隔绝的边防要塞，当兵快三年了。三年中我写了不少的诗，在纸片上写，在本子上写。大约一种罗曼蒂克的情绪突然钻入我脑子里，促使我写下这些东西。“额尔齐斯河滚滚流向北冰洋，岸边有一座中国边防军的营房”，就是我给边防站办的国庆节墙报上写的诗。那时国内有两家公开刊物，一家是上海的《朝霞》，一家是北京的《解放军文艺》。连队订有《解放军文艺》，只要能找到，我就去看。在这五年中，我只看过一本小说，是前苏联叫《多雪的冬天》的书，是我从开巡逻车的司机的驾驶室里找到的。

《瞭望登记簿》，那上面往往会有“三号口有苏军潜伏哨两名”，“苏松土带一侧有装甲车驶过”等字样。这些填完，再填上“哨兵高建群”。填完《瞭望登记簿》，那枪还在火墙上消着，等到消透，还得一段时间，于是我就着那盏油灯，开始在一个小本上写诗。现在仍记得那天晚上写的那首小诗，诗名叫《给妈妈》。

巡逻队夜驻小小的山岗，

晚霞给他们披一身橘黄。

远方的妈妈，如果你想念儿子，

请踮起脚尖向这里眺望——

那一朵最美最亮的云霞，

是巡逻兵刚刚燃起的火光！

巡逻队行进在黎明的草原，

草原像一只偌大的花篮。

远方的妈妈，如果你想念儿子，

请……

很明显，这个面色黝黑，愁容满面，因为骑马巡逻而磕掉一颗门牙的士兵，是在想家了。遥想渭河畔那个小村子，想他的母亲，想他的年迈的婆和爷。本该他是想用这一段时间来写一封家信报平安的，结果写成一首诗。正当我在巴掌大的小本上埋头写诗时，门开了，走进来两个军人。一个是那副主任，另一个是那主任带来的干事，陕西人，叫侯堪虎，我们叫他“侯干事”。干部查哨、查铺，这是一项传统，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那主任一行没有睡觉，这时是凌晨一点，查完铺后才去睡觉。

那主任问我在小本上写什么。我说胡乱写，枪还是在火墙上靠着，等着消冰，这段时间就没有事，可以在小本子上胡乱画。

那主任说他要看这个小本，看我在上面写什么。我拼命地用手捂着，把这小本死死按在桌子上，不让他看。我有些害羞，那些最初写作者，当将作品拿出来示人时，大约就像我这满脸窘态。那主任已经伸出手来，抓到了笔记本的边沿，但我仍把本子压得更紧，坚持不让他看。我说，这本写得太潦草，等我明天将它誊写清楚，再给那主任看。谁知他说他是政工干部出身，越潦草的字，他就越能认得。侯干事赶过来给他帮忙，抢走我手中的那个本子。

原来那主任是起了疑心，不知道我在那个小本上写什么。原来那主任此行，是来搞调查的。与白房子毗邻的吉木乃边防站，连续三年跑过去三个士兵。其中有一个河南兵叫尤胜金，在莫斯科郊外的克格勃训练营被训练成特务。后来的两伊战争，有个乔装成阿拉伯人的著名国际特工，名叫“沙漠之狐”，那就是他。1991年，他在偷越我国国境刺探情报时，被我方战士在边境线上击毙。——但是据最新的说法，他并没有死。前几年新疆开乌洽会，他还来过，身份是俄国商人。是当年边防站的指导员告诉我的。他说有关方面请他去辨认，他隔着玻璃窗，一眼就认出了他。

话说，在白房子暴风雪呼啸的夜晚，三班的营房里，就着这如豆的灯光，双方为写诗的小本争执了好一阵子。争执的结果大家可想而知。这个懦弱的面色黝黑的小兵，乖乖地将手掌大的笔记本交出来。那主任接过了笔记本，他戴上老花镜，就着灯光开始看起来，越看面色越严峻凝重，呼吸越急促。他大约想不到会是这么一个结局，大约想不到在这样荒凉的、险恶的中苏边界一个小小边防站里，在这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的北部边沿，竟然有一簇文学冲动，有一个不起眼的小兵在从事写作，或者用大家在说的话说，在“搞文学”。

那主任看完了小本。他过来拥抱我。他的眼睛有些潮湿。他随手将小本交给侯干事，让侯干事用正规的稿纸将这些诗作誊清，然后寄往《解放军文艺》社。他对我说：《解放军文艺》的人我都认识，我原先是他们的领导。诗歌散文组组长叫李瑛，编辑有韩瑞亭、纪鹏、雷抒雁，等等。我写一封推荐信给他们，告诉他们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告诉我此刻的感受。这就是那个冬天发生的故事。过去了四十余年，却栩栩如同昨日。那主任拿着我的那个小本走了。我开始擦枪，擦完枪以后，上到铺上去睡觉。那是班长睡的头铺。别人早在呼呼大睡，我睡在床上，用两只手抱着两个冰凉膝盖，才慢慢地睡着了。几天以后雪停了，那主任一行离开，仍然是兵团“斯大林一百号”开道，把雪压实，吉普车跟在后面。第二年，也就是1976年八月号的《解放军文艺》上，刊登了我那小本上三首诗，标题叫《组诗：边防线上》，署名是“战士高建群”。里面有《给妈妈》那首，另两首是《装蹄员的心》和《边境线上的小河》。而我接到杂志，已经是十月初的事情了。那年的九月九号，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领袖毛泽东的去世。那天我带领我们班种菜。一个合阳兵，是个马倌，他骑马跑来报告说，赶快回边防站，钻地道，准备打仗，毛主席“老”了。

这样，我们全站人员剃成光头，穿着皮大衣，钻进戈壁滩上原先挖好的水泥工事里。几件换洗的衣服，一点零用钱，包成一个包裹，放进营房的储藏室。包裹上写下了家乡地址和自己的姓名。一旦你阵亡，这包裹将由别人代你寄走。记得给领袖开追悼会的那天，下着大雨。全边防站的人，一个挨一个，顺着地道站了一里多长。一个小发电机在发电，隔一段有一个电灯泡。收音机里播放着哀乐。这时炊事员进来送饭，穿着往下滴水的雨衣，说外面正在下雨。

我接到杂志大约在十月初。人还在地道里。炊事员进来说，兵团的邮递员骑着马，站在围墙外面喊着我名字。我走出地道，翻过沙包子，接过邮递员从绿色邮包里拿出的两捆杂志。除了杂志，还装几沓稿纸和一个《解放军文艺》社的采访本。那两捆杂志不知道经过多少人的手寄到这遥远的边防站，原先的包装全磨光了，路途中又包装过，又用绳子捆过。

这就是我的文学作品第一次变成铅字经过。人们说这叫“处女作”。这个意外发表鼓励了我，或者说蛊惑了我。自那以后，我就一直傻乎乎地热爱文学，从事写作，直到现在。那主任回去后，还给我寄来了一些书。这些书是别人送给他，他又寄给我的，因为上面有作者的题签。这些书有李瑛的《红花满山》，纪鹏的《荔枝园里》，兵团李幼蓉、杨牧、章德益等合出的《军垦战歌》，还有一位维吾尔作家写的长篇《克孜勒山下》。后来我回到地方以后，还将我新发表的作品寄给那主任汇报，并且接到过他的回信。据说，他后来担任新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被授予中将军衔。现在他可能大约已经过世，关于他后来的事我是听新疆回来的战友说的。

我是1977年的4月10日，离开边防站，坐着大卡车，从额尔齐斯河的冰层上回到哈巴河县城，然后返回家乡的。1987年，我写出那部著名的小说《遥远的白房子》，作为我对那段军旅生活的纪念，作为我对领我走上文学道路的尊敬的那狄主任的一份回报。

我待过的那个边防站，全称叫额尔齐斯河北湾边防站。当地牧民叫它“白房子边防站”，这是清朝以及国民党统治时代的叫法。边防站辖区内一块55.5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由于一直由我方控制，所以，在后来中苏、中哈重新勘界、栽桩中，它划归为我方，成为不再争议的中国领土。

那条叫做额尔齐斯河的注入北冰洋的河流，那座横亘在中亚细亚地面的阿尔泰山，那块干草原，那座白房子。它是如此深地楔入我的生命之中，每次想起它都会给我带来一种病态的深深的忧郁。白房子是我的梦魇之乡，我的永远的噩梦，我的十字架。许多年来，我像蜗牛一样背负着我的十字架，走着我的蹒跚的人生。因为它，我才成为现在的我，独特的我。

老兵没有死亡，只有凋零

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真值得叫人尊重。五年前，他们把我的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改编成三十集电视连续剧《盘龙卧虎高山顶》，一番热播以后，取得了不错的收视业绩。尔后，他们又将我一部早年写的中篇小说《遥远的白房子》，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改编成三十集电视连续剧剧本。

剧本已经出来。春节前，编剧老韩送来剧本，说在拍摄之前，让我给改一改，圆满圆满，再就是给一个授权。

说到改本子，我满口应承，我说这是原作者的本分。如果他肚子里还有一些货，他一定要掏净，免得等拍出来以后，看着遗憾。我还说，这是对观众负责，也是对我自己负责。

于是我从甲午年春节，也就是大年初一那天开始，每天坐到电脑前拿个手写板，边看边改，每天三集，直到正月初十晚上完成。我当然没有大动，只是将那些对话，那些场景，那些我还一直念念不忘的生活积累，无私地奉献出来，献给这部即将开拍的电视剧。

剧本总地来说还是不错的。增添了许多人物，铺陈了广阔背景，故事继续沿着我小说的那个主干线行走，但是旁枝横生，热热闹闹，人物粉墨登场，个性张扬，充满了中国电视剧以前所没有的许多元素。记得整整二十六年前，央视就有将《遥远的白房子》改成电视剧的想法。我到央视去，当时的台长杨伟光先生，在央视旁边的财政部招待所里约见我，谈过这事。想不到他们还一直念念不忘，时间过去这么久了，还记得这事。这真叫人感动。

这是第一件事，即改剧本和认可剧本的事。第二件是签授权书，这才是编剧老韩找我的主要目的。老韩坐在我的工作室里，端着茶杯，谈到这授权书，很紧张，明显地能看出他压力很大，我明白，他一是怕我不签字，二是怕我漫天要价。

老韩说，为了拿出这个剧本，他们花了有十多年的时间了，五十多万字的工作量，数不清的场景描写，翻来覆去几十次地改本子，他们硬是出于对这部名作的热爱，咬着牙把它完成。

他还说，央视送审已经通过，委托张纪中导演和他的团队拍摄。开拍前，为稳妥起见，又将剧本送呈新疆自治区宣传部审查。审查意见已经回来，意见主要有两条：一是注意民族问题，二是注意与上合成员国组织的关系问题。现在，他们的团队，正就这两个问题修改或削弱某些部分。老韩还说，导演有信心，将它拍成一部类似电影《冰山上的来客》那样的西部经典。

我说，别的不说了，交给你们了，你们愿意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吧，作品一经出版，变成铅字，它就成为一个独立体，有了它自己的命运。相信能拍好。至于转让费嘛，我停顿了一下，笑盈盈地伸出一个指头。

“一个指头是多少？”老韩很紧张。

我说：“不是六位数，也不是七位数，更不是八位数，而是——个位数！”

“一块钱！”

“是的，一块钱！希望你们拍好。”

老韩长出了一口气，我也长出了一口气。然后，我走过去点燃了一炷香。

就这样，我签了个一元钱转让费的合同。然后，我们喝酒。最后分手时，我让老韩将我的最好的酒带两瓶去，送给导演，为他的拍摄以壮行色。

“守土有责，北方安宁”是我给这部电视剧定的主题词。当年，它也是我写这部小说时的主题词。

我希望他们拍好。我感谢他们，能将我的作品借助影视“放大”，得到更多的受众，这叫我高兴。这些年来，我对中国的批评界已经深深地失望，明白他们有限的视力很难关注到我的创作。我也对所谓的文学评奖之类早已心灰意冷，他们把中国文学引导得格局越来越小越弱。这就是为什么我重视影视剧改编的原因，我更看重后者，我把读者对我的作品的认可当作最高褒奖。

1972年12月14日上午，在渭河畔那个小小的村庄，我的家乡，我穿上军装，16日到县上集中，17日从西安坐上铁闷子车，于是，这三百多个关中子弟兵在那个多雪的冬天，踏上去新疆的路途。四天五夜之后，到达乌市。在乌市一个大剧场的戏台上和过道里，合装歇息一夜后，分别被装进一长溜大卡车里，向北向北，五天以后，这三百多人中，一半的人到了中苏边界，一半的人到了中蒙边界。从军的年代就这样开始了。

这三百多人或当兵三年，或四年，或五年，然后复员，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重新回到家乡，回到他们的小村子去。我是1977年的4月10日离开边防站的。从进站到离开，是四年半的时间。过去说是五年，那是大致的说法，严格地讲来是“五个年头”。

我计算了一下，从进站到离开，这五个年头，我一共得到的供养费不到一千元。第一年，津贴费每月十一块，第二年每月是十二块，第三年每月是十三块，第四年是十五块，第五年是二十块。然后复员时，复员费是六十块。再就是医疗补助是八十块。这就是五年中这个士兵得到的全部供养。

医疗费这事的得到很有趣。营部派了个兽医，到各边防站巡回，给每个退伍兵检查身体。医疗补助费最高是一百块，最低是四十块。兽医姓许，大家都叫他许医生，而不叫他许兽医。因为他谈了几个对象，领到部队后，大家叫一声许兽医，对象一听，就不高兴了，抬脚走人了，所以他忌讳人家叫他“兽医”。他是天津人。

我敲了敲边防站医务室的门，喊了声“报告”，推门进去，并且很响亮地叫了声“许医生”。许医生问我有什么病，叫我一一道来。我说我的大门牙掉了，在一次摔马中磕掉的。许医生真诚地说，这个医疗补助只能是四十块，你再说说看。于是我说我有关节炎，不但关节疼，而且凉气窜到腰眼上，腰都直不起来了。

许医生听到这话，就高兴了。他说这是慢性病，可以拿到八十元医疗补助费，于是他就在表上填写了。临出门时，他对我说，关节炎到了内地，不用治疗，就会好的。正应了许医生的话，关节炎到了内地之后，果然不治自愈了，但是，当晚境渐来以后，它突然重新发作，回到了我的身上，而且变得异常的严重。湿邪之气从膝盖窜到腰间，腰疼得直不起来，蹲在坐便器上起不来，弯腰穿袜子也做不到，晚上睡觉时，腰蜷得像一个弓一样。接下来，腰轻了，湿邪之气又窜上了肩周，胳膊抬不起来了，肩胛那地方，渗凉渗凉，僵硬僵硬。

我相信那三百多名退伍士兵，我的乡党，他们的身体状况大约和我都差不多。有些甚至还不如我，因为他们大都生活在农村，那里条件更差一些。当年我怀着一种很重要的崇高感，一种界桩的后面就是祖国的信念，在那块孤寂的要塞上，守了五年，当你回到内地后，你发现你其实什么都不是，你的崇高很可笑，很滑稽，没有人买你的账，也没有人关心你。每当看到美国大片《第一滴血》时，我就不由得有无限悲凉之感，我能体会到那主人公为什么那样行事。

现在流行着一首朴树的歌，歌词中说：那些花儿——你们在哪里呀——你们都老了吗？这曲调，这歌词，叫我听了每每流泪不已。

是的，他们都老了，都在生活的某一个角落待着。他们不说他们是谁，你永远不会知道。当年我们心中那位至高无上的政委，后来转业渭北地面一家煤矿，担任个什么职务，后来这煤矿被股份制改造，由别人承包，他沦为下岗者，每月领取一千三百元的工资。前几年，他来报喜说，国家把他收回来了，进入劳保系统，现在每月可以拿到三千多块钱了。营长好像转业到渭南的市属自来水公司，也已经退休多年了，战友们聚会，看见垂垂老矣的他，唯一叫人能记起当年的他的，是他一笑时，嘴里露出的那颗铁质的假牙。

大部分是农村兵，他们重新回到他们生活的那个小圈子里去了。他们都已经沧桑得不成样子了，有一小部分人已经死去。如蝼蚁如草芥般死去。几乎每过一段时间，就会传出他们中某一个人死去的消息。

通常为我带来消息的是战友老段。老段比我们大一两岁，入伍前是民办教师，后来回去后，转成了正式工，然后在西安一家纺织厂做个小领导。当年我在西安钟楼签售《最后一个匈奴》时，他闻讯赶来，这样我通过他，和战友们有了一些联系。

他当兵的那地方不在北湾，而在界河的源头，那个名叫阿赫吐拜克的边防站。他在站上当文书。站的对面，界河对岸，有个俄罗斯小城，叫阿连谢夫卡。我的白房子小说中，那个有着无头烈士墓的墓碑，就竖在那座城里的广场上。

我在2012年秋天重返白房子时，曾经去过阿赫吐拜克，登上瞭望台看那座小城。望远镜中，小城较之当年前苏联时期，已经萧条了许多。当年阿连谢夫卡城车水马龙、人来人往，这一次，我搜索了半天，只看见一个穿着裙子，臀部肥大的妇女，走进一座建筑物中去。

阿赫吐拜克是白色的沙山的意思。这个边防站距北湾卡伦是50公里，我在给编剧韩老师的短讯中，详尽地描绘了那块地方的地理位置。

我说，阿赫吐拜克向西走30公里，是克孜乌营科（红柳）边防站，再往前走20公里，是位于额尔齐斯河北岸的北湾（白房子）边防站，过了额尔齐斯河，再往前走80公里，是吉木乃边防站。依次再往前走，沿边境一线，就是博尔塔拉、塔城、伊犁的诸多边防站了。而由阿赫吐拜克向东南，即进入阿尔泰山，它们依次是扎木拉斯边防站，白哈巴边防站。白哈巴就是喀纳斯湖那地方，而翻过阿尔泰山第一峰奎屯山，再往前走，就是中蒙边界的红山嘴边防站了。

上面我谈到战友老段。因为老段，才引出上面这些话题。不过还是回到老段吧，此一刻，我觉得，战友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城里几个，经常聚会的地方是老侯的烤肉摊。记得，那一年，当听到经中俄、中哈的重新勘界、划界、定桩，55.5平方公里的白房子争议地区，将永久划归中方，成为不再争议的永久中国领土时，我们几个，在老侯的烤肉摊前嚼着烤肉，喝着烧酒庆祝。这时老段说了一句话，说得我们热泪盈眶。

老段说：“当年，如果那场中苏战争爆发，此刻，我们都躺在一个烈士陵园里。我提议，为我们都还活着，为我们有儿有女，为我们还能在这里嚼着烤肉，喝着烧酒干杯！”

这句话，让我们这些满脸沧桑的老兵，双目潮湿，热泪涟涟。

老侯在白房子时期是炊事员。他们家是“文革”中从西安回到原籍合阳县落户，所以从合阳当兵后，又回到了西安，然后在一个工厂当工人。后来工厂破产，老侯下岗，于是在工厂门口摆了个烤肉摊。我给他写了个牌子“新疆退伍老兵侯老大烤肉”，挂在摊前的一棵道旁树上。

“侯老大烤肉”在那条街很有名。侯老大本人也好像是个名人，整条街都知道他。每天晚上，五点钟以后，烤肉摊支起，烟熏火燎中，老侯坐在那里，两手摊开，翻动着铁钎子。他蓬松的头发，黑白相间，脏兮兮地遮住了半个脸。胡子刮得精光，露出黑胡茬子和尖尖的下巴，眼睛眯着，被烟熏得红勾勾的。鼻孔里，鼻涕不时流出来，然后腾出翻动钎子的手，用手背一抹，一吸溜。老侯的生意很好。我曾经说过，我好多次回新疆，每次一路吃过去，最后还是回来吃老侯的烤肉，觉得他烤得好。

老侯的肉烤得好，害得街边别的烤肉摊没了生意，于是，他们就经常来寻衅滋事。后来双方闹到派出所里。派出所说，你个侯老大，一点眼色也没有，别人没法活，肯定要来闹你！老侯听了，明白了这道理，第二天起，每晚只烤到十一点就收摊，他一收摊，别处的生意也就起来了。

草根百姓，弱势群体，难免经常要受到市容的骚扰。有一次我在现场，眼睁睁地看着一辆工具车，开着高音喇叭，从街口一路走来，小商小贩们吓得四处逃窜。我看老侯怎么办。老侯不逃，说实话，他也没办法逃，人行道上，摆着个烤肉摊，还有一堆高高低低的桌凳。只见老侯，两手抱在胸前，面无表情地蹲在马路旁边的台阶上。眼睁睁地看着他的烤肉摊，他的高高低低的桌子凳子被抬上工具车。

我站在老侯旁边，冲城管们喊道：“这个人你不敢惹，他当过兵，是个二？！在部队上，连营长的碗都敢甩！”城管白了我一眼，冲老侯说：“侯老大，明天你到所里来，领回你的炉子，接受罚款！”

老侯听了这话，像放闷气一样“哼”了一声，然后冲我苦笑了一下。

通常我们在老侯烤肉摊前聚会的，还有一个战友，他是老樊，当年是白房子边防站的卫生员。老樊是西安人，当年插队，来到我老家的公社，后来接兵的来了，就糊里糊涂地跟着我们一起当了兵。因为在部队上是卫生员，所以回来就安排在了医院里当了医生。他是个老实本分人，平日话不多。我的母亲有心脏病，他就把医院里的氧气瓶，搬来放在我家里，给母亲用。他也已经退休了，被医院返聘回去。

正是在这个烤肉摊前，在战友的聚会中，我零零碎碎地听到那些农村战友们的消息。而最近几年，我听到的最多的消息是，战友们正在发起签名、请愿活动，要求民政部门给这些当年参加过中苏边界武装冲突的退伍老兵生活补助。而最近的一次，也是在这烤肉摊前，老段报告说，经过老兵们几年来的跑动、上访、闹事，终于现在得到了一个结果：从现在开始，民政部门将登记人数，给每个尚健在的农民户籍的白房子老兵，每个月补助一百块钱！

“是一百块钱吗？”

“是一百块，钱虽然不多，但是大家都会满意。觉得这起码是对老兵的一种尊重！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好。人家要不给你，你白看人家两眼。”

就在老段说这些话的时候，旁边一位小年轻的手机铃声，正在唱着朴树的《那些花儿》。因此这支歌就深刻地印到我脑子里了。

是的，那三百多个白房子老兵就这样在城里或乡里的某一个角落，慢慢老去，如草芥，如蝼蚁。无声无息，无香无臭。

其实，公允地讲来，他们和周围的普罗大众比起来，不见得差，当然也不见得好，庸常的生活，平凡的人生，如此而已。只是，当我从灰色大众芸芸众生中将他们提取出来，将他们就近描写时，才突然有了一种苍凉的感觉，一种隐隐的痛楚。

阅历会留下烙印。他们大约都会和我一样，关节炎发作时，会彻底彻夜地失眠、呻吟。大约在箱子的最底层，会压上一件旧军装，或旧军帽。会有一把蝇刷子，那棕毛是自己骑的那匹马的马尾上剪下来的，而把儿，是用戈壁滩上一棵野苹果树的树身做成的。他们通常在看到一匹旅游点上正在使役的马匹以后，眼前会突然一亮。他们的嘴边，会偶然蹦出几句草原谚语来，比如“不要和骑走马的打交道”，比如“马背上摔下来的是胆小的”，比如“骑兵的小命系在马肚带上”等等。

我们曾经常常相约，要重返白房子，但是说归说，他们都没有回去过，倒是我，常常回去。这原因是我有个会，接个什么电话，屁股一抬，飞机票一买，就走了。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我的腿长。而作为他们来说，好像把这重返的事看得很庄严，很沉重，不停地约，还要成立一个团，拖家带口，由这个的老婆担任团长，那个的老婆担任秘书长，集资、买票，联系住宿等等，这样说了一年又一年，直到现在还没有成行。我对他们说，这是个最简单不过的事情，机票一买，直飞乌市，不用出机场，联运票直接到阿勒泰，四团的车来一接，直接到哈巴河县城，然后各个边防站再来接你们。电视剧开拍时，我将请战友一起去参加开拍仪式。

我们还有一个战友，现在在哈巴河县城，这大约是我们这一拨兵中，留在那个地方的最后一个人了。他叫陈新才，原先在部队里放电影，后来提干，曾经在县武装部做过政委，后来转业到当地，做县上的政协主席。现在已经退休。我2012年回去的时候，就是他陪我到各边防站去的。

我最近一次回边防站，是2012年的八九月间。

我是1972年冬天奔赴白房子的，到了2012年，恰好是四十周年，当我在一个场合说出，一个白房子老兵想在四十周年之际，重返白房子时，我得到了几位西安朋友的响应，几位作家、出版家表示要和我一块去，这样，我们联络了自治区宣传部接待，然后飞往乌鲁木齐，再飞往阿勒泰。

当一步一步走近白房子的时候，我的情绪变得暴躁、易怒，难以控制。对同行的人来说，这只是一次旅行，普通而又普通，但是对于一位老兵来说，这是又一次地走进青春，走进岁月，走进那沉重恐怖得令人窒息的年代。在走进白房子的前一天，我们在哈巴河县城小憩，然后中午时分，在哈巴河古河道那片十几公里宽的白桦林中，一座蒙古包里用餐。

中亚细亚的阳光，明亮，透彻，阳光透过白桦林洒在地面上，洒在人身上，给人一种异样的、梦幻般的感觉。饭还没有熟，所有的人都被白桦林美景吸引，顺着条条林间小道走向密林远处，蒙古包里只有我一个人，疲惫、苍老，心事重重。蒙古包里有一个卡拉OK机，正在不停地播送着一支歌。

这支歌就是朴树的《白桦林》。

以前我听过这首歌。那歌里有一种异样的东西，宿命的东西，每每听得我为之心疼。以前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现在，在这片白桦林里，在这离白房子90公里远近的地方，尤其是在第二天就要重回白房子之时，我突然明白了这歌那魔咒般的音乐语言，是在说什么。

这是一个阵亡了、埋在白桦林里的二战士兵，夜半三更之际，从坟墓里冉冉走出，用他褪色的嘴唇，为他的爱人歌唱。

他说，你答应过的，你会来找我的！那么爱人呀，我在等你，在坟墓的这边等你，在雾气升腾的白桦林里等你！在世界的另一端等你！归来吧，我的永远的爱人！

听着这歌，我双泪迸流，打湿了前襟。我在这一刻想起战友老段在侯老大烤肉摊前说过的话：

“假如当年那场中苏战争爆发，我们现在都在一个烈士陵园里待着！”

老段说的当年那场有可能爆发的中苏战争，是指1973年3月14日苏联武装直升飞机越界事件。当时双方剑拔弩张，已经到了临界点上。苏方照会说，由此不可避免地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中方负责。只是后来由于两个国家的克制，交还飞机，战争才没有爆发。

我说，幸亏那场战争没有爆发，要不，中国文坛也许会少了一个不算太蹩脚的小说家的。蒙古包里，四处观光的人陆续回来了，他们看到泪流满面的我，心情也都开始变得沉重。

第二天我们启程，这样我又重回了一次白房子。

那块惹是生非的争议地区，现在已经永远归中国所有。这由于我们的坚守：由于自白房子第一位站长马镰刀开始的历任站长、历茬士兵的坚守，它成为不再争议的中国领土。

在1997年中俄中哈重新勘界、划界，栽桩中，它秉承的原则是“谁现在实际占有，原则上归谁”的精神，所以说，马镰刀和他的士兵们，老高和我的战友们，我们的坚守是值得的。这个最终结局是我们坚守的结果。

那是喀拉苏干沟，那是阿克别克河，那是额尔齐斯河，它们都在静静地流淌着，一如往昔，只是这个老兵，已经满脸沧桑了。漠风起了，打湿了我的眼睛。在白房子，我们并没有做过多地逗留。这里于我来说，已经是很陌生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十年前重返白房子时见过的人，现在一个都没有了，连当时谁是连长谁是指导员，现在的他们都说不清楚了，更何况我是一个四十年前的人。四十年前，他们还都没有出生。

下午，我们离开白房子，亲爱的战友，步履已经有些蹒跚的陈新才一直陪着我，送到哈巴河县城，再送到布尔津。在布尔津歇息一夜后，第二天，我们和他告别，前往克拉玛依、奎屯、伊犁、库尔勒、乌鲁木齐，十天以后返回。

此行中，在阿勒泰，在乌鲁木齐，我见到了几位当代最好的哈萨克族作家，他们希望我为哈萨克民族写一部史诗，就像我写过的《最后一个匈奴》一样。“哈萨克”是迁徙者、避难者的意思，这个伟大的游牧民族历史上经历过许多的迁徙，许多的磨难，他们还是第一个“胡汉和亲”的民族，好像是细腰公主或者解忧公主嫁给了乌孙王。他们在两千年前的欧亚古族大飘移时代，民族的名字叫作“乌孙”。

我对这些朋友说，你们自己写吧。你们更接近脚下的大地，我已经有些老了，写不动了！我还真诚地说，一个民族，要让它的心灵变得更加强大，需要有经典作品来支撑，需要有二百个自己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来支撑，这样心灵会变得更加广阔而强大，更能经得起风风雨雨。

我还想将两首歌献给亲爱的读者，这是我为编剧家老韩提供的，要他用到电视剧《白房子》中去。一首歌是一支游牧民族的古歌。俄罗斯作家普希金在他的小说《上尉的女儿》中曾经引用过这首歌。歌词如下：

我的地方，

小小的地方！

并不是我自己要来，

也不是马儿载了我来，

是那，

可诅咒的命运，

它把我带来的。

另一首歌，是一首著名的哈萨克族民歌，名叫《燕子歌》。这首歌，是在乌市时，尊敬的哈萨克族女作家、自治区文联副主席伊尔克西为我们即席唱出的。她唱得真好，深情，动人，且有一丝淡淡的哀伤。她本人也给人一种高贵的感觉。歌词如下：

燕子啊，

听我唱个我心爱的燕子歌，

亲爱的听我对你说——说燕子啊！

燕子啊，

你的性情愉快亲切又活泼，

你的微笑好像星星在闪烁。

啊——

眉毛弯弯眼睛亮，

脖子匀匀头发长，

是我的姑娘燕子啊。

燕子啊，

不要忘了你的诺言变了心，

我是你的你是我的燕子啊。

燕子啊，

听我唱个我心爱的燕子歌，

亲爱的听我对你说——说燕子呀。

燕子啊，

你的性情亲切愉快又活泼，

你的微笑好像星星在闪烁。

啊——

眉毛弯弯眼睛亮，

脖子匀匀头发长，

是我的姑娘啊。

燕子啊，

不要忘了你的诺言变了心，

我是你的你是我的燕子啊！

除了歌曲以外，我还请导演在三十集电视连续剧《白房子》结尾时这样处理。我说这是巴尔扎克式的叙事方法，即把前面所有铺张开来的线头，到结束时挽个疙瘩，将所有的艺术打击力量，放在最后，“啪”的一声结束。结尾时是二十个战死在白房子的士兵的墓碑，一身素白的女主人公从戈壁采来火红的红柳花穗，黑梭梭花穗放在方尖碑前。劫后的北湾卡伦废墟上，士兵们在打土块，一座白房子悲壮地又站立起来了。残阳如血，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一片死寂。

对马背民族的一种遥祭

“你知不知道有一种感觉叫荒凉？”这是一首流行歌曲里的话。是的，我当时就这种感觉。“荒凉”不仅仅是因为身处一块荒凉地域的原因，而且是由于在我的一瞥中，我看到了人类的心路历程。我因此而颤栗以至近乎痉挛。那已经是整整20年前的一幕了。当我得知我逡巡北方的那一块地域，正是匈奴部落迁徙所经的地方。他们于公元二世纪启程，自陕北高原与鄂尔多斯高原的接壤地带，途经中亚细亚、黑海、里海，于五世纪时，匈奴的一支，成为欧罗巴大陆上一个叫“匈牙利”的国家。我曾经与一位叫穆哈默德·阿里·冯富宽的诗人探讨过这种迁徙心理，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流浪民族的后裔。他说，他们普遍有一种深刻的孤独感，他们担心一觉醒来，自己突然像沙漠里的潜流河一样消失。

我的尊敬的朋友、散文家刘成章，这个无可奈何地承认自己身上有匈奴血统的人，在罗马尼亚访问时，曾经接受过罗作协主席夫人深情的一吻。夫人是匈牙利人，她紧紧地拥抱着这位越过两千年的时间和欧亚大陆这样的空间，来到她身边的兄弟。她希望刘成章先生还她一个吻。你能够抵挡一个女人的请求吗？你能够按捺住这两千年积淀的感情在此一刻的喷发吗？刘成章照我们所认为应当那样做的做了。这一刻，也许这个小小寰球上发生过许多更为重要的事情，例如爱国者号拦截飞毛腿号，例如经过三年禁赛的马拉多纳重披战袍，例如西方七巨头在法兰克福秘密会谈，但是，这一吻远比那些烂事儿更加美丽和深刻。

在我当年骑马逡巡北方的地方，一条干涸了的河流的旁边，有一片公墓。庞大原木堆成的木塔，一座挨一座，占了半个戈壁。木头已经发黑、发干，只是在炎阳的炙烤下，它们还十分坚硬。我请教过不止一个的哈萨克学者，问这片坟墓是谁的。他们说，这不是哈萨克的，它显然属于在他们之前来过这里的，一个匆匆而过的民族。那么，今天我想，它会不会是匈奴民族的呢？以上所谈的，完全是和《最后一个匈奴》无关的话题。我无意于追究那已经走失了的历史，也没有闲情逸致去凭吊岁月。我是在解释我的长篇小说由来。因为它的世纪史，是在两个大背景下展开的，一个是革命的背景，一个是陕北大文化的背景。陕北的地域文化中，隐藏着许多大奥秘。毕加索式的剪纸和民间画；令美国研究者赞叹的绝不同于温良、敦厚、歌乐升平、媚俗的中国民间舞蹈的那个安塞腰鼓；以赤裸裸的语言和热烈的口唇唱出来的陕北民歌，响遏行云的唢呐；450万堂吉诃德式、斯巴达克式的男人和女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境内的所有红色根据地都损失殆尽，而陕北依然立于天地间。毛泽东一行在这块黄金高原使事业达到大盛，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解开这些大奥秘的钥匙叫“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这是清廷光绪特使、翰林院大学士（大约还是梁启超的岳丈）王培视察陕西省，在陕北视察后奏折上的一句话。遗漏的原因是由于在两千年的封建岁月中，这块地域长期处在民族战争中的拉锯战之中。退而言之，儒家文化并没有给这块高原以最重要的影响，它的基本文化心理的构成，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结合。而作为人种学来说，延安以北的黄土丘陵沟壑区和长沙沿线风沙区，大约很难再有纯正的某一个民族的人种（尽管大家履历表上都一律填写着汉族），他们是民族交融的产物。——民族交融有时候是历史进步的一种动力，这话似乎是马克思说的。评论家肖云儒先生又将他这一阅读心得转告于我。

陕北高原最大的一次民族交融，也就是说构成陕北地域文化最重要的一次事件，是在汉，即公元二世纪。南、北匈奴分裂（也许昭君出塞是导致这次分裂的原因），北匈奴开始了我们前面谈到的那一次长途迁徙，南匈奴则永远地滞留在高原上了。刘成章先生如果有意做一次回溯的话，他也许会发现他正是滞留在高原上的后裔之一。史载，汉武帝勒兵十八万，至北方大漠，恫喝三声，天下无人敢应，刘彻遂感到没有对手的悲哀，勒兵乃还。我想那时，南匈奴已经臣服，北匈奴也已经迁徙到了我逡巡北方的那个地方了。我的长篇中那个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交会所生的第一个儿子，他的第一声啼哭便带着“高原的粗犷和草原的辽阔”。这种交会构成了有别于中国其他地域的一种人类类型心理。如果我是一个严肃的学者和小说家，我只能做出这种解释，我也只能以此作为出发点，来破译这块玄机四布的土地上的各种大文化之谜。

我的世纪史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展开的，人物和二十世纪陕北高原上的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表现的。如果没有这个背景，所谓的史诗只是徒具形式而已。另一个背景是革命。这里，仍然可以使我们延续“你知不知道有一种感觉叫荒凉”这个话题。革命是促使历史进程前行的一种方法。当进程已经不满足于温良恭俭让式的改良的时候，它求助于历史的手术刀。于是，风暴开始了，时代激情呼唤和驱使一部分人去义无反顾地献身、英勇卓绝地斗争，去为自己的利益和隶属于自己的阶级的利益而战。“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列宁的这句话放在这里是合适的。发生在中国二十世纪的产业工人、农民以及同盟者所进行的革命，习惯上称之为无产阶级革命，或共产主义运动。它正属于上面所说的。这是人类的优秀的思想家们和行动家们，为了寻找合理的生存秩序和完善的社会制度，一次勇敢意义的尝试和实践。这种实践过程目前仍在继续。

值得骄傲的是，陕北这块地方，曾经有13年的时间，成为这个历史大动作的中心舞台。因此，我的世纪史必须将这场辉煌放在它的大背景下，或者更准确地说，如果以革命历史题材来框这件作品的话，它乃是以诚实的笔触，表现了革命在这块土地上发生和发展的过程。责任编辑朱珩青女士认为：作者给予了革命一个全新的审美视角，他告诉人们，革命不是外来的，是从土地本身自然而然地产生的，民国十八年的那场大旱较之造成李自成揭竿而起的那场崇祯年间大旱，严重许多倍，因此一定会有革命产生的，不同的是，二十世纪的这场革命，由于有了共产主义因素的介入，使它有了行动纲领和终极目标。

在北京座谈会上，中国权威的长篇小说研究专家蔡葵先生说，他认为作者试图寻找历史的“框位”这个问题，种种的因素“框”定了，历史只能这样走而不能那样走，这一方人类族群只能这样走而不能那样走，每一个单个的人亦只能这样走而不能那样走。蔡葵先生所说的“框位”，大约就是我在“后记”中所谈的“历史的行动轨迹”。我感谢蔡葵先生的深刻，我在题赠给他的书中，称他为“大师”。

暮鼓晨钟，岁月轮回，人类已经走了它的文明史的相当一段时间了。二十世纪所进行的革命，我的小说所表现的这一幕大剧，是人类进程中的一截链条中的一环。人类还得继续前行，对真理探索是没有穷尽的，但是，这个探索是以目前的一切为基础的。为什么当年我骑着黑走马站在欧罗巴与亚细亚之交，注视满目荒凉的那一刻，永恒的愁苦表情，便像命定的印记一样，凝固在我的前额。为什么呢？因为我看见了人类生存的不易，看到了人类处境的艰难，看到了人类的心路历程，充满了荒凉的感觉。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人类族群，都如是。那种强烈的孤独感和痛苦感，并不仅仅存在于迁徙的民族中，它同样存在于定居的民族中，它是人类共有的一种无法排遣的情绪。

《最后一个匈奴》中那些斯巴达克式、堂吉诃德式的当代英雄们，他们所忘我献身的事业或垂之以久远，或风行于片刻，那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人们曾经理想过、追求过，并且在这宗教般的献身中因为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得到了最大的人生满足。

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面世前后，有许多的事情发生。这也许是命运使然，是小说本身的命运，亦是小说作者本身的命运。哎，小说面世已经二十多年了吧！二十多年是个不算太短的时间概念。它的启动是在1979年4月19日。当时，陕西作协恢复名称恢复活动后开的第一次创作会叫“新作者会”。会上，我和一位叫臧若华的北京女知青商量，要合作写一本关于陕北高原的长篇史诗。大约是那年年底，若华女士去了香港定居，这部书就只好由我独立完成了。她留给我的所有资料，是那个剪纸小女孩的口头传说和变成文字的包裹在小说中的那三千多字的短篇《最后一支歌》。我开始了自己梦魇般的写作历程，像一个陀螺一样自转。十多年之后，到了1991年，小说已经完成一大半了。但是小说稿突然丢失了。

这事现在叫我想起来还觉得诧异。1991年7月，中国作协通知我到西安领取庄重文文学奖。那时我在延安报社工作，临行前，一位青年评论家朋友来我家，提出要把稿子带走去看。待我回来，他说稿子丢了，被小偷偷了。我在那一刻五雷轰顶，有一种世界末日的感觉。我主动找了许久，跑遍了这座城市每一个公用厕所，并且和能联系到的小偷、包括小偷组织的头儿商谈，还是没有找到，小说手稿从人间蒸发了。我站在阳台上热泪盈眶，那时的我多么虚弱呀！我明白这是命运，我不应该被打倒，我要从头再来！这样我只好从头写起。

行文到这里，我突然厌倦了自己这种伤感的情绪。本来我还想谈谈该小说后来吃官司、再后来某文学奖评选落选的事。两件事前后有关系。但是我决定不说了，这里只说高兴的事。我感激尊敬的编辑家朱珩青女士。她说，能写出《遥远的白房子》的作者，肯定能写出惊人的长篇的。这样我和作家出版社签约。该书写作途中，她又专程来催稿。她先是到四川寻找周克芹的遗稿，接着又从西安来到延安催稿。她对我说，世界上的事情件件都很重要，但是对你来说，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把《最后一个匈奴》这项“工程”完成。1993年5月19日，北京《最后一个匈奴》座谈会上，她穿着一套西装裙，站在会场的门口迎接来宾，年过半百的她像小女孩一样，梦幻般地微笑着。这一幕，也许我会记到死亡的那一刻。

北京座谈会上，国内的评论界大腕几乎悉数到场，他们给予《最后一个匈奴》以高度评价，给予这位涉世不深的写作者以真诚的鼓励，那年我整三十九岁。因为来的人太多了，我这里不一一写出来了，我怕记不全，丢掉了谁。不过有两个人我要特别说一下。一个是作家出版社常务副主编秦文玉。他已经于十多年前走了，在福州出的车祸。那是一个多么真诚多么敬业的编辑家呀！他主持会时，那嘶哑的声音长久地回荡在我耳边。另一个是《光明日报》社高级记者、散文家韩小惠，除报道《最后一个匈奴》在北京出版以外，还报道了陕西后来相继出版的几本书的消息。《最后一个匈奴》以及由它引发的文学界“陕军东征”，代表了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高度。那是种种因素共同缔造的结果，有必然也有偶然的。1990年中国作家年会在延安召开，马烽在会上评价陕西文学底蕴深厚，必将有所作为，为当时的文学创造了较为宽松的创作环境。1985年，陕西作协召开了由路遥主持的长篇小说促进会，号召大家写长篇小说，口号是“文学的最后较量是长篇小说的较量”，鼓励大家像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学习，以柳青、杜鹏程这样的陕西文学优良传统承担者、创造者为榜样。随后，路遥写出《平凡的世界》，接着《最后一个匈奴》《白鹿原》《废都》先后问世。在媒体会后，《光明日报》上发表文学“陕军东征”的报道，由此掀起“陕军东征”的大浪潮。这也是纸质文学的最后一次辉煌，后来就开始悲催地边缘化了。

记得有一次，在北京见到柳萌老师，他问我怎么看当前的长篇小说创作。我说“陕军东征”时期曾经达到过一个高度，后来又从这个高度滑落了。该书给出版社带来了可观的收入。记得作家出版社常务副主编王文平对我说，那一年该社的工资、奖金、年终奖，主要靠的这本书。关于《最后一个匈奴》小说的话题，说到这里为止。

矗立高原文化的纪念碑

丰富的生活阅历，苦难的童年经历，对我来说是人生最重要的第一堂课，或者说是第一本教科书。苦难，是你能够接触到的人类生存的本质。当人们问高尔基，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是什么时，高尔基长叹一声说：不幸的童年！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自然灾害时期，原本富庶美丽的关中平原乡下也遭遇大饥馑。我祖辈世代居住在靠渭河边的小村子。我出生在那里，也目睹和亲身经历了关中平原那段悲惨的苦难。没有经历过长夜的人不足以语人生。我经历过许多事，可以说苦难伴随着我的一生。我曾经说过，一个人一旦不幸被文学所绑架，被艺术所绑架，他就注定了一生都是悲剧性的命运。我的大半生，其实一直是在两个文化背景下行走，一个是农耕文明，一个是游牧文明。当年在中苏边境，一个荒凉的边防站服役时，当敌人的坦克成扇形向边境线包抄过来的时候，我是火箭筒射手。按照教科书上的说法，当一个射手发射到第十八颗火箭弹的时候，他的心脏就会因为这十八次剧烈震动而破裂。但是，我还是在碉堡里为自己准备了十八颗。那是一种崇高的感觉，希腊悲剧式的感觉，你只有经历了，你才能知道。我在一篇文章中说，所幸的是由于双方的克制，那一场边境冲突没有继续，所以我现在还活着。要不，中国文坛或许会少了一位不算太蹩脚的小说家的。

我在陕北生活了30年，陕北黄土高原、渭河平原和遥远辽阔的新疆大地，是我精神家园和永远的故乡。《遥远的白房子》《最后一个匈奴》《大平原》等书，是我献给新疆、陕北、渭河平原的礼物，以表感恩之情。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渭河边，我度过了卑微和苦难的少年时代。苍凉青春年华则献给了额尔齐斯河边的马背和岗哨，站在亚细亚大陆与欧罗巴大陆之交，倚着界桩，注视着阿提拉大帝和成吉思汗远去的背影。我又曾在延河流淌过的那个城市生活工作过近30年，走遍了高原尝遍了草。正是这三条河流构成了我文学作品的主要源泉和基本面貌。”正是这些特殊的练历，使得我作品里一直充盈着庄严而恢宏的英雄主义，我不否认在躯体里流淌着红色血液和来自大地、来自民间的智慧气息。我是这块土地上自然而然地生长出的一棵树。

在当年我和著名作家毕淑敏、周涛先生，三人随央视拍摄《中国大西北》系列专题片时，我从1997年到2007年，十年间，足迹踏遍了陕甘宁青新西北五省区，深入厂矿企业、田间地头。在那些年间，我出版了《我在北方收割思想》《西地平线》《胡马北风大漠传》《罗布泊大涅？》《阿拉干的胡杨》等五部作品。《西地平线》《阿拉干的胡杨》被选入高中、大学课本，我被《中国作家》杂志推出为当代最具影响的12位中国作家之一。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痴迷于这一类题材和这一种思考。我常常觉得自己像一个女巫一样，从远处的旷野上捡来许多历史残片，然后在斗室里像拼魔方一样将它们拼出许多式样。我每有心得就大声疾呼，激动不已。那一刻我感到历史在深处笑我。这是我在《胡马北风大漠传》题记里的一段话。我把这种痴迷的原因归结为使命和自己是一个世界主义者。

有很多读者问我为什么钟爱匈奴这个题材，我觉得和我在新疆当兵的经历有关。作为北方人，骨子里多少流淌着游牧民族的血液。喜欢写游牧民族的故事，不仅因为我从小在陕北长大，更和在新疆5年骑兵的经历有关（我是中国最后一代骑兵，骑兵这个兵种就是在我们手里消失的）。我真正对游牧民族的了解，还是在新疆，作为中国最后的骑兵曾经在草原上、古墓旁穿梭，和游牧民族打5年的交道，在后来写长篇小说《统万城》时，我把自己很多生活经历都融入其中。《统万城》是匈奴民族留在大地上的最后一声白天鹅的绝唱，而匈奴民族在亚欧大草原上的几百年飘荡，也许是世界史上最悲壮的史诗。

二十年多前出版的《最后一个匈奴》小说，是我在黄陵县委挂职期间创作的，上世纪90年代，《最后一个匈奴》在中国文坛引起不小轰动，被称为“陕军东征”的“三驾马车”之一。当年的“陕军东征”至今依然被认为是新时期当代文学最重要的事件。1977年我从骑兵部队退役，写出了《白房子》等小说。之所以创作《最后一个匈奴》，也是对古匈奴民族精神的一种敬仰，是对马背民族的一种遥祭，也可以说是对骑兵生涯的另一种缅怀。我说过：“当一个高贵的马上民族有一天脱离了马背，而必须在大地上匍匐行走时，高傲的性格和卑微的境地所形成的反差，会日夜撕裂着它的胸膛。”

《最后一个匈奴》是我为陕北高原建造的一座纪念碑，呈现了在陕北这块特殊地域里匈奴曾留下的深深足迹，是一部带有希腊式悲剧色彩和崇高感的高原悲壮史诗。我当年在写这部作品时，就深刻感觉到游牧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影响，尤其是陕北地区。我认为陕北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汇点，抑或是一个拉锯之带。在中国历史上两千年封建社会中，有一半的时间是被游牧文化经营，另外一半时间则是由农耕文化经营。如果说，《最后一个匈奴》是写农耕文明替代了游牧文明，那么《大平原》则是讲工业文明替代了农耕文明。

事情但凡做到八分，就叫圆满

在三十集电视连续剧《盘龙卧虎高山顶》的开机仪式上，央视制片人李功达先生说，如果不把高老师的《最后一个匈奴》这部中国文学的红色经典，变成一部电视连续剧，那是中国电视人的羞愧，是我们中央电视台的失职。杨作新的扮演者潘粤明、黑白氏的扮演者刘涛，在开机仪式上发言说，央视有信心把它打造成中国电视剧创作的一部代表作，他们则有决心把它打造成自己个人的一部代表作。

他们做到了，完完全全地做到了。我在看了样片以后，给李功达先生打电话说，我看了前五集，流了四次泪，我经常说长篇小说要“宏大叙事”，什么叫宏大叙事，这就叫宏大叙事。我还向演员们致敬！我看到一群表演天才在演绎人物，这些人物比我小说中的人物更鲜明、更具有戏剧张力，他们将小说中的戏剧因素挖掘出来，像吹气球一样无限放大。记得拍摄期间，我曾经三次前往陕北去“探班”，地冻天寒，山沟里钻着一群傻乎乎的人，面色呆滞，目光狼狈，像回到过去年代。我记得，只有当年（1979年冬天或1980年春天）拍《黄土地》时，我才有过这种感觉。根据小说改编的三十集电视连续剧《盘龙卧虎高山顶》，先在央视八套黄金剧场首播，连播三次，接着在黑龙江卫视地方台首播，继而在各地方台播出。

我对陕西省的广电局长说，文学必须向影视“就范”，向网络“就范”。我说，我的母亲不识字，我都写了三十本书了，母亲一个字也没有看过，但是当小说变成电视剧以后，她每天晚上都看，脸上洋溢着幸福，上卫生间也是一路小跑。八十岁的她，每年开春，每年入冬，都要住两次院，可是2011年的春天，因为忙着看电视剧，连生病都忘了。不过电视剧有一个遗憾，就是名字不如叫《最后一个匈奴》那么响亮。世界上的事情，总不能尽善尽美，能够播出，能够产生影响，这就算不错了。世界上的事情，但凡能做到八分，就叫圆满了。

随后，我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大平原》，也被改编成四十集电视剧。运作者基本上还是那个团队，即央视电视剧制作中心的李功达先生出任制片人，不过，投资方变了。《盘》剧给投资方带来了丰厚的回报，正如以前小说给出版社带来丰厚的回报一样。但愿《大平原》的拍摄也能做到如此。因为我的劳动而给别人带来收获，给社会创造财富，这总是一件叫人高兴叫人体面的事。一部小说，一旦变成铅字，便有了它自己的命运。作为原作者，他唯一适合做的事情就是三缄其口，作壁上观。让它去经历吧。包括小说的经历，也包括这部电视剧的经历。在这里，我就是以一个局外人、一个旁观者的角色向剧组献上敬意。这个敬意还献给当代最好的小说家之一、本剧编剧葛水平女士，还献给尊敬的导演延艺先生、梁彤女士。

2011年，我还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即给匈奴民族的唯一都城、匈奴民族在行将灭亡前发出最后一声绝唱的地方，陕北高原的统万城，写了一个电影文学剧本。历史上的匈奴民族，有着太多的故事可以提起。南匈奴的赫连勃勃建立了统万城，而与他同时代的北匈奴人阿提拉大帝差点攻陷罗马城，改写西方文明历史。当英雄美人走过，这是多么的辉煌，在电影剧本中，透过女萨满的眼睛将南北匈奴的故事连接，穿越时空写了赫连勃勃，也写了伟大的阿提拉大帝。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在历史上声名赫赫的民族，却随着赫连勃勃和阿提拉大帝的离世，淡出了历史的舞台。我们应该以宽容之心，来看待所有民族为自己的生存而进行的斗争，来定语笔下的匈奴民族。

我原来想把这电影叫《统万城》，导演则将它定名叫《最后的匈奴王》。这部电影是大制作，类似于《约瑟王》《木马屠城（特洛伊）》那样的大片。电影将来拟请联合国秘书长题写片名，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世界发行。电影的拍摄，除了艺术的目的之外，它还有一个功利的目的，即能对统万城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事，有所帮助。也许，那也是我的文学生涯的又一件重要作品，一件东方与西方沟通和对话的作品。

我说过，“匈奴”这个话题，是全人类的一根大筋，一抽动它，东方的和西方的每个人，都会痉挛起来。匈奴民族因为消失而存在，那血脉在如今不同国家、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人们的血管里，继续澎湃着。我决定将长篇小说的名字叫成《统万城》。我要调动我的所有积累、所有激情、所有艺术才能写好它。我那年五十八岁，写完这本书当年还是以为，也许是我向长篇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做最后一次致敬！在生日那天，我把自己关在工作室里，画了一天画。一边绘画一边思考，我给自己定了个“步入晚年三原则”。这三原则是：第一，到退休年龄就退休，绝不拖泥带水；第二，绝不欺行霸市，永远低调做人；第三，抓住剩余的人生，再写点好小说再画点好画。

在写完《大平原》之后，就一直有不少媒体说将是我的封笔之作。好在几年后，我又写完并出版了长篇小说《统万城》，那本被著名评论家李星先生谬赞为堪称史诗之作的小说，我个人也突破了以前的封笔说法。我在北京时，亚马逊网采访，问过以前的封笔问题，我回答说：演员在谢幕之后，如果观众的掌声热烈，会把他重新召唤回舞台。

而我在去年又拿起笔来，再写一本重要的书，写世界各文明板块的发生和发展以及流变，写世界三大宗教的发生和发展以及流变，写儒释道三教合流的中华文明的准宗教的发生和发展以及流变。要用小说的形式来写。小说的名字我第一次在这里披露吧，叫作《我的菩提树》——汉传佛教落地生根，菩提树下众生欢宴。

一个童养媳将我生在土炕上

在我生日的这一天，我每年都要送给母亲一个红包，感谢她生了我，感谢她为我的来到人世上，疼过一回。现在生孩子条件好多了，往医院里一住，有专业的人员帮助。六十多年前的农村，生孩子是一件难事，所以老百姓有“人生人，怕死人”的说法。生孩子又好像很随意，大部分是生在土炕上的，还有的生在砬道窑里，正磨粮食推着个磨棍，突然肚子疼往下一蹲，解开裤带，孩子就生下来了。有的是生在田地里的，农妇正劳动着，就地就生了。有些女人拉撒，甚至把孩子生在茅坑里。我是生在自家土坑上的。就是那种用土坯砌的，冬天可以烧热的土炕。记得，奶奶常说个谜语叫我猜：一头老牛没脖项，有多没少都驮上，说的就是这种土炕。

我生在黄昏，用母亲的话说，就是天麻糊黑，人喝汤的时候。用一把做衣服的剪刀，在青油灯的火苗上烤一烤，算是消毒，然后用这剪刀剪掉脐带，只听“哇”的一声哭声，这孩子就算出生了。人们说，母亲生我时，面无血色，脸色黄得像黄表纸，听到哭声，她欣慰地笑了，说：你把为娘可害苦了！唉，我又一个讨债鬼来了！在去年的春天，我的孙女出生了。她生在羊年，是一个羊宝宝。说到这里，总让人有一种奇异的感觉，韭菜割过一茬又长一茬的感觉！羊年是好年，中国的老百姓有“羊马年广收田”的说法。那年我接到通知说，我的长篇小说《统万城》获得了中华图书奖，我对该书的责任编辑韩霁虹女士说：我不该获这个奖，因为最近为写一本书的缘故，我又系统地阅读了我们的老古董，从而对文学又有了些新的认识，它们才是高山，《统万城》只是小丘，它们才是大厦，《统万城》只是包厢，应该把最高的褒奖给它们。

我去年写作的这本《我的菩提树》书，共写108章，取佛祖脖子上挂的108颗念珠之意。那时已经写到55章了，并打算在羊年底完成了它。另外根据我的早年一个中篇小说改编的三十集电视连续剧，央视八频道正在拍摄，佑护我吧！希望能够拍好，拍成一个类似《冰山上的来客》那样的西部经典。大半生以来我正直地活着，崇高地活着，淡泊地活着，卑微地活着，守着一个文化人的底线和本分。如果让我重新出生一次，我仍然愿意出生在关中农村的那个土炕上，由一位做过童养媳的卑微的农妇带我出世，如果要让我重新选择一次职业，我仍然会选择一个写作者，活着的时候向这个世界发出响亮的声音，死后这声音仍会在空中回旋一阵子！

我一直把写“大部头”，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也在写作长篇之余，写一写散文作品，大家还都说不错。有一些约稿，例如有一篇写成吉思汗游牧文化的，是我在凤凰世纪大讲堂演讲的手稿。又有一篇是为《北京文学》写的，好像叫《走失在历史迷宫中的背影》，还获得过“老舍文学奖”。还有一篇《拥抱可可西里》是一家有名的杂志，叫《读者》，它约我写的。我把这些东西凑到一起，就变成了一本书。我写了十本散文集，2014年出版的《你我皆有来历》，那是第九本。《你我皆有来历》这本书的文章，是湖南文艺出版社的龚湘海先生带人从我家的电脑里抠出来的，他们自己拿回去编辑。他们还要把我的七八部长篇，二十几部中篇，九部散文集出一套叫作《高建群作品》的丛书。

说到书画，确实是书画同源，我的书法，我的绘画，用《文心雕龙》里的话说，诗不能尽，溢而为书，书不能达，变而为画。诗歌已经不能让你尽兴了，激情奔涌，我写书法吧，书法还不能够尽兴地表达，那我画画吧，用更具象的形式表达吧。《你我皆有来历》中没有一幅插图，甚至连前言结语都没有，是因为编辑和我两地遥远，沟通不多，后来我写了一个序，叫做《六十初度，马齿徒长》。如果要再版，我还是想要有个序，画几幅画在上面。

我理解的文学艺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创作者，他的作品是蘸着他的血写的。陕北高原年节的时候，要抬着猪羊，扭着秧歌去拜祭山神庙、土地庙，这叫“献牲”。一个作家的从事艺术实际上就是把自己当祭品，为缪斯献上。我在当年写《最后一个匈奴》的时候，感到自己像一架濒临失控的航天器一样，最后差一点回不到地面了。我在写作《大平原》结束后，中风住了21天的医院，也许只有这样的创作，才有可能写出来一点真正意义上的艺术作品。相形之下，那种散文结集的书，像《你我皆有来历》《生我之门》，就轻松很多。长篇写作是生一场大病，散文写作只是一场感冒而已。

因为习惯，我一直坚持手写，不用“键盘写作”，但不完全拒绝新潮时尚的新技术。我写小说时候，还用手写，而且是用蘸水笔蘸着墨水写，我总感到键盘上的字不是我的，是公共情人，她一站到街上谁招手就和谁走。我一直学不会电脑，但是现在来说，我还是羡慕那些会打字的人，我的儿子给我装了个手写板，《你我皆有来历》里面的许多文章都是用手写板写的，尽管用了高科技，但还算是用手写的。我还学会了手写发短信和微博。一个朋友给我建立了一个“高看一眼”工作室，有两百多个群友，每天我都在上面胡说八道。朋友说：“年过六十，当骂且骂！”我说：“善。”我还说：我们的老古董，《三言两拍》里说，天下最厉害的是三张口：一是乞丐的口，吃遍四方；一是媒婆的口，传遍四方；一是文人的口，骂遍四方。《你我皆有来历》开篇，就是“成吉思汗的上帝之鞭”。读者看过我作品，都觉得我似乎独独钟情于游牧精神。那篇文章，在2007年被评为全国散文十佳，名列第七，我和一位教授在《南方周末》报刊，就该文还发生一场舌辩，有些是他对的，有些是我对的。游牧文明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如果有时间，我还会在以后慢慢讲的。

我曾称自己被文学“绑架”了40年，现在花甲之后的生活，平时除了写作，我基本上没有什么爱好，长年累月的写作，已经把我变成了一个废人。现在的工作基本上是对半对半，写小说占一半时间，写字画画占一半时间，有时候钻到画画里出不来，眼前都是具象，高僧大德接踵而来，有时候又不会画画了，又进入一种小说的叙事情景中。我记得路遥当年也是这样，如果一离开长篇小说的叙事情景，他说“句号是在引号的外面还是里面，我都弄不清了”。别的就是看看电视，有时候遇到一本好书读一读，不过失望的时间多一点，现在的书虽然多，好书并不多，包括那些所谓的获奖作品。现在的很多年轻作家有才华，有激情，未来是他们的，许多年前，我曾经对写《上海宝贝》作者卫慧和写《糖》作者棉棉说，每一朵鲜花都有开放的权利，至于这花开得大与小，艳与素，那是另外的问题，她很感激我的包容。现在我有些老意了，我对媒体不止一次地说过，我们这一代人行将老去，这场宴席将接待下一批饕餮者。这是我对年轻一代的希望。不过年轻的一代要有一个强大的胃，像个接收器一样，一路走来接受一些新鲜的东西。

我们的语文课本里尽是些弱不禁风的东西，鲁迅先生还有点刚烈，上海人见了心里不舒服，要把鲁迅从教科书里赶走。我们的高考作文尽是些胡扯淡的题目，要我说吧，我们把前人的文化里面最优秀的东西好好继承，即使你不懂，当口歌念也好，慢慢地大了就懂了。去年我为了写这本书，又把《诗经三百首》，把司马迁的《史记》，把基督教的《圣经》浏览了一遍，感觉到了一种崇高，这些伟大作品产生出来的气场令人变得崇高和纯粹。让我们的孩子们学些经典的东西吧！还有各民族的民间传说，包括那些远古传说，那是我们的根。

我在二百眼泉子里汲水

我的小孙女出生了，她是多么地弱小呀！世界是一片丛林，她将要从丛林中穿行，开始自己漫长而又漫长的一生。她将要经历许多事，有些事会是难事，有些事甚至会是些难以跨越的塄坎。我是老江湖了，我经历过许多事，我遍体鳞伤，我老而不死是为贼。在我活着的时候，我会佑护她，但是，我不能陪她到老呀！

这样我决定写一本书，一本类似遗嘱那样的书，当孩子在丛林中形单影只，茫然四顾时，当孩子生平中遇到难事，遇到翻不过去的塄坎时，她打开这本书，在里面寻找智慧，寻找自保和自救术。这本书会是一项工程，它大而无当，它试图告诉孩子说，在她出生之前，这个世界都发生过哪些重要的事情，出现过哪些值得记忆值得尊重值得香火奉之的人物，世界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都产生过哪些古老智慧，等等。

这本遗嘱小而言之，自然是为孩子写的，是为一个有着古老姓氏的家族的子嗣们写的，然而大而言之，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它同时是为这个东方民族写的，是为这个正在行进中的国家写的。我们希望她好，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家园，因为这里是我们的祖邦，地底下埋葬着我们的祖先，乡间道路上行走着我们的后人。

以上是开场白，或叫乡间社戏里所说的那种开场锣鼓。下面进入这个前言的正文，而正文从世界的远处说起，从一个叫霍金的人说起。

英国天文物理学家霍金大约是这个世界上，活着的人中，最有智慧的人了。他坐在轮椅上，佝偻着身子，两手扶着轮椅，一颗外星人一样的头颅倾斜着，两眼空洞无物，茫然地望着天空，好像那目光要洞穿什么，又仿佛什么都没有看见。“人生有多少机缘，站在这里，向星空仰望！”这好像是中国诗人郭小川的诗句，这诗句好像是为了现在还没有故去，还在仰望星空的那位霍金写的一样。

霍金前一阵子，说了一句惊人语。这话叫“哲学已死”。这话在坊间引起一阵大热闹。霍金这话，是在什么情景下说的，说给谁的，我不甚了了。不过他的这个句式结构，斩钉截铁的语气，和百多年前的那个狂人，写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一书的尼采很相似。

尼采在一百多年前说，上帝死了，你知道吗。说这话的口吻，仿佛他是一个先知。

“好作大言”一句，是人们说给中国的古代圣贤庄子的，不过用这话来说尼采，说给霍金，同样合适。

其实这个句式结构，两千五百多年前的一个中国人也说过，这就是老子李耳。老子说：“周礼已死，丘先生难道不知道吗？五百年前的那些立言者，尸骸早已腐朽，他们那一堆老骨头，埋在了哪里，现在都无从寻找了。假如周公旦能活到今天，面对这个和五百年前完全不同的时代，相信他也一定会有一些新的思考的。”

这段话就是老子与孔子，两个儒家代表人物与道家代表人物，伟大相遇时，对话的开头部分。我们知道，这次对话所产生的最重要的成果是，孔子根据老子的建议，将东周王朝藏书楼的那些典藏（老子时任皇家藏书馆馆长），搬上他的牛车，拉回曲阜老家，而在晚年，则用这些典藏，编出《诗经》《易经》《礼经》《乐经》《书经》《春秋经》等等六经，从而为我们的上古初民时代，保存了一部分弥足珍贵的民族记忆，古老智慧。简言之，是对上一个两千五百年的一个总结，亦是对下一个两千五百年的一个开启。

这话这里不说。现在，再回到这本书的这个“前言”上来。

这里仍然用尼采的一段话来说事。好作大言的尼采，说过一句令人神往的话，他说，我要用十句话说出，别人用一本书所表达出的内容，和一本书所没有表达出的内容。

在我写作《我的菩提树下》一书的长达两年的时间中，面对长达五千年的世界各文明板块的发生史和流变史，面对长达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板块的发生史和流变史，我把它们强按在我的案头，规则地、和谐地装入一本书中时，我的脑子里时时回旋着的，正是尼采这一段话。它给我以激励，勉励我用尽自己的全身力气，完成一件显然不能够胜任的工作。

我要规则，我要简约，我的笔触要犀利如投枪，从历史的关节紧要处、起承转换处穿肠而过。我绝不允许拖沓、疲软，在某一个迷人的港湾逗留太久。一切都以点到为止为宜。因为我要用十句话来说出一本书的内容，用一本书说出我案头现在放置着的、用作参考书的二百本书的内容。记得大约在近二十年前，金庸先生来西安，先是华山论剑，再是碑林谈艺。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座谈中，面对碑刻四布的这个庙堂，他对我说，他有一个大想法，或者叫大野心，即把中国的二十四史，用小说这种艺术形式，重写一遍，那将是一项浩大工程。

记得我当时有些诧异。我说，二十四史，能用小说这种虚构的艺术形式来重写一遍吗？怎么写呢？他说，能写的。选一些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影响历史进程的事件，然后，选一个人物，用这个人物的叙事视角，从这件事的中间穿肠而过，这样，事件就写出来了，而人物性格，也因为行动而饱满起来。这样人物也就出来了。

记得席间，我写了一幅字赠金庸先生，叫作“袖中一卷英雄传，万里怀书西入秦”。后来，电视台导演小郭送金庸先生去机场时，金庸先生对郭导说，他这次西安之行，最大的收获是见到高先生，与他讨论了匈奴民族这个话题——匈奴民族这个动摇了东方农耕文明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根基，深深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伟大游牧民族，怎么说一声消失，就从历史进程中消失了，而且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件事真叫人费解。后来，《文学报》则以“万里怀书西入秦”一句，做了金庸此行报道的通栏标题。

这本书的这样写作，大约还受到张贤亮先生的重要影响。张先生已经作古，愿他安息。

大约1991年，中国作协的一个文学奖在西安颁发，获奖者除我以外，陕西还有贾平凹先生、杨争光先生。张先生则是评委。记得，那天晚上，我陪张先生去西安街头吃夜市。东新街两侧都是红灯笼，我陪着他，一家一家地去吃，他的七岁的男孩跟着。

张先生刚从贵州讲学回来，谈到文学的史诗创作，他说，他对贵州作家们说，要写断代史，把一个民族的断代写出来了，把这个民族的历史也就写出来了，云贵川渝十万大山中，生活着十万有苗。这里生活着的各少数民族，家里穷得一贫如洗，连买盐巴的钱都没有，巴掌大的一块平地上，种几棵老玉米，就靠这个为生计。然而，这些民族的女人们，头上却顶着十几斤重的银首饰，昂贵，华美。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历史上一定发生过一场大的变故，从而令他们远遁到山里，沦落到今天这个境遇。将那场大变故写出来，也就是说，将那个断代写出来，这个民族的史诗也就写出来了。

是的！张贤亮先生已经作古，愿他安息。他在去世前，曾给我写过一个条幅，叫做“大漠落日自辉煌”。你见过落日在沉入西地平线那一刻的悲怆情景吗？血红血红的落日，像一个勒勒车的大车轮子一样，停驻在苍茫的西地平线上，将它最后的一丝光芒，奋力地投放到曾经经历过的地方去。此一刻大地一片死寂。此后，落日跃三跃，倏然消失。消失得好像从未出现过一样。

云贵川渝地面，流行一种古老的傩堂戏，那演出傩堂戏的古戏台两侧，往往有一副对联，上联叫“于斯一席之地可家可国可天下”，下联叫“虽然寻常人物能文能武能鬼神”。这副对联，也许是解开大西南地面傩文化的一把钥匙。关于这本书的写作，著名的编辑家，我的《大平原》一书的责任编辑韩敬群先生，也给过一条重要的提示。他说，巴尔扎克说过：历史是一颗钉子，在上面挂我的小说。巴尔扎克这话说得好极了，对极了，确实是写过无数好小说的人的过来者之言。一定要有钉子，这钉子要准确得丝毫不差，清晰得历历可见，尔后，所有的小说想象，所有的虚构飞翔，它的出发点、发力点、落脚点都在这颗钉子上。

现今的那些耗费巨资拍摄的电影，为什么让人觉得苍白无力，虚张声势，就是因为它们没有找准钉子，或者说找到了，但没有在钉子上敲上出应有的重量，没有对这历史的钉子予以应有的尊重。

虽然我努力地这样写，但是我明白《我的菩提树》不是一部小说，或者说不是一部教科书上所定义的那种小说。它是三种文体的一个混合物。在这两年的写作过程中，每当向前推进而无法把握时，我就请教案头上的三本书，看它们如何叙事，如何“化大千世界为掌中之物”。

这三本书一本是《史记》，一本是《圣经》，一本是今人阿诺德·汤因比的《人类与地球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可以说，《我的菩提树》是这三种文体的一个混合物。在这里，作者觉得形式已经退居其次了，让位于内容了。怎么能淋漓尽致地表达，怎么能我手写我心，就怎么来——我想把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和思考，如是地表达出来。如此而已。

我将《我的菩提树》的副标题叫作“一部叙事体的东方文明发生史和流变史”，即是出于以上的考虑。这本书分为三部，第一部叫《苏格拉底如是说》。西方古典哲学的伟大奠基者之一苏格拉底，他说了什么呢？他说：哪一条路更好，唯有神知道。是的，在那遥远的信息不通，人类的脚力又无法远届的洪荒年代，世界各文明板块，基本上都是在各自的蛋壳里孕育和发展起来的文明，它们在各自的道路上前行着，至于哪一条道路更好呢，谁也不知道。

第二部则叫《鸠摩罗什如是说》。汉传佛教的伟大奠基者之一高僧鸠摩罗什，他说了什么呢？他在圆寂时说：可以毫不夸口地说，天下的经书，三中有二是我鸠摩罗什翻译的。如果我的译经符合原经旨意的话，火化时舌头不焦。非但不焦，且有莲花从口中喷出。

第三部叫《玄奘如是说》。汉传佛教的伟大奠基者之一，高僧玄奘，也就是民间所说的唐僧，他在圆寂时都说了什么呢？他说，我早就厌恶我这个有毒的身子了，我在这个世界上该做的事情都已经做完了。该是告别的时刻了。既然这个世界不能久驻，那么就让我匆匆归去吧！

这就是这本书的内容。

它用相当的篇幅，对世界各文明板块的发生及流变，遥致敬意。继而，写了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的发生，在这其中，以着重的篇幅描绘了佛教的发生过程。

继而，写了儒释道三教，在中华文明板块的伟大相遇。而其中，又以浓墨重彩，描绘了三位佛门高僧：广游五印第一人法显法师的故事和传略。西域第一高僧鸠摩罗什东行长安城草堂寺译经和弘法，他的故事和传略。话本小说《西游记》中的唐僧，即高僧玄奘，他的西行求法经历，他的故事与传略。

我在这里直追道家的源头，直追儒家的源头，直追佛家的源头，描写了它们的发生及流变。而在这块三教合流的土地上，并眼到手到笔到，对这个东方文明板块饱含敬意，做了一番庄严巡礼，甚至于直达三皇五帝，直达中华文学的伟大源头——《击壤歌》。

时间在走着，历史的大车轮子在轧轧地滚动。一切都是瞬间，你我皆是过客。（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梦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过客的我们所能做到的事情，就是把我们这一个时间段过好，过得有点意义。把我们所能悟到的霍金式的智慧，用诉诸笔墨的方式告诉后人。这应当有点身后遗嘱的感觉吧！原谅我们，我们的智慧有限，思维只到这里！

我们这一代人行将老去，这场宴席将接待下一批饕餮者。

马上，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了。它应当进入它的成熟期了，它应当有它成熟期的标志性作品出现了。《我的菩提树》也许就是这样的一本书。

另则，好像是希拉里·克林顿说过这话吧。她说，你们永远不要担心中国，它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即便有一天，它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了，它也不会成为世界领导者。因为它是一个跛足的巨人，它缺少文化，缺少文化输出和价值观输出。它没有一本书普遍出现在欧美普通家庭的书架上。

这些话叫我们羞愧，给我们警策。叫我们这些被叫作文化人的人无地自容。哦，但愿这本书，这本名曰《我的菩提树》的书，在变成诸种外文，尤其是英文之后，能叫那些欧美普通家庭的书架，为它腾一个小小的角落吧！

这个东方文明板块，正在走着它的命定的行程。让我们为它祝福，为它祈祷。《菩提树》这本书，就是一次对它的庄严巡礼，一次虔诚致敬。前不久，我去一个地方，参加西王母诞辰的祭祀仪式，那西王母大殿的两侧，有一副对联，上联叫“中天高挂半钩月”，下联叫“曾照洪荒第一年”。我在这副对联前唏嘘良久，双目潮湿。

每一条道路都引领流浪者回家——《大平原》台湾版前言

在北京研讨会上，一位著名批评家说，《大平原》是老高行将步入晚年的时候，用文学的形式，为自己寻找一条归乡之路。

我同意李建军先生的这句话。

《大平原》是我的重要作品之一。

家族中的许多传奇性的人物，活着的时候，都曾经将他们的故事讲给我听。如今他们已经纷纷谢世了，在三尺地表之下永缄其口。每年清明节我为他们上坟的时候，都觉得因为没有能将故事写出来，而难以面对。

我的伯父，小说中的那个著名的关中刀客形象，在行将就木之时，对我说，你难道也会像我们一样，将那些家族秘密，重新带入坟墓吗？

这就是我写《大平原》的原因。

我这大半生，有三个精神的栖息地，一个是我从军的阿勒泰草原，一个是我成长的陕北高原，一个是我的出生地、我的桑梓之地渭河平原。

我为阿勒泰草原写出了震动中国文坛的中篇小说《遥远的白房子》，该作现在还被公认为新时期文学产生以来最好的中篇小说。我为陕北高原写出了高原史诗《最后一个匈奴》。如今，很好，我兑现承诺了，我完成了《大平原》。

我有一个罗曼蒂克的想法，在一篇《请将我一分为三》的文章中，我说，如果我死了，请将我的骨灰一分为三，一份洒入渭河，一份洒入延河，一份洒入额尔齐斯河。

我的妻子在看了这篇文章后，不同意我的话，她说那时候我这样做了，她怎么办？她魂归何处？

好在，我距离大行还有一段时日，那么，到时候再说吧！

《大平原》在2011年的茅盾文学奖评选中，止步于第五轮，即在一百七十多部作品中名列第二十三名。

在第二年，也就是2012年的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评奖中，《大平原》加冕，荣获长篇小说第一名。五个一工程奖应当是最高的政府奖。小说的深厚的历史感和现代感，它的宏大叙事风格，受到了评委们的认可。

普希金说，现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事情，能震荡我的心灵了。于我老高来说，亦是如此。

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我把读者的认可当作对我的最高褒奖》。此一刻，我将这话再说一遍。

《大平原》这部小说，小而言之，它是一部渭河平原的百年沧桑史，中国式的《百年孤独》。它通过一个家族三代人的不平常的际遇，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变迁史，刻画了一群栩栩如生的人物。而大而言之，《大平原》则是唱给中华农耕文明的一支赞歌和挽歌。

夕阳凄凉地照耀着这块冲积平原，照耀着这块后稷当年掘第一锨土的地方。村口那棵百年老槐，被人们在树身上扎了些输液的针头，然后用起重机吊起来，放在平板车上。平板车缓缓地驶出人们的视野，消失在平原的尽头。

在世界工业化、都市化的进程中，村庄将不可避免地被夷平，成为城市的一部分。而那棵曾经被国民党用来吊着打过我的大妈、被共产党用来在树荫下烧过大锅饭的老槐树，它将被连根拔起，移栽到城里的街心花园，成为一棵风景树。

在《大平原》中，我以宗教般的虔诚，为你介绍了我的家族人物，我的爷爷奶奶，我的大伯，我的父亲，我的母亲顾兰子。

在写作的途中，我的案头上始终燃着香，然后在香烟缠绕中，他们冉冉走出。

我的祖母是一位乡间美人。当她躺进棺木里的时候，在最后一眼的告别中，儿孙们才发现了这一点。他们遗憾自己太粗心了，在她生前，竟然没有能认真地看一眼她，并将自己的所看告诉她。

我的祖父是一位乡间哲学家，当他躺进棺木里的时候，突然又睁开眼，对这个世界说，我的名字为什么叫“高发生”，我现在是明白了——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没有道理，它的发生就是它的道理。说完，他重新闭上眼，抬手示意将棺木盖儿为他盖上，送他走。

贯穿整部小说的一个人物，是我的母亲顾兰子。记得在北京研讨会上，小说研究者们说，她虽然出场晚了点，但是是小说中的一号人物。

花园口决口，豫东大地成为一片泽国，六岁的小女孩顾兰子，被担在担子里，开始了她的逃难生涯。蝗虫一般的逃难队伍，在那年冬天，黄河结冰以后，从黄河风陵渡地面，逃到陕西，然后逃到国民党行政院为他们设置的逃难目的地——黄龙山设治局。然后有一半人死于霍乱，另一半人侥幸逃离黄龙山。

国民党干过许多没名堂的事情，炸开花园口，让豫东几十个县成为泽国，让豫东数十万百姓沦为鱼鳖，就是其中之一。

《大平原》一书在大陆出版以后，黄龙县政府请我到那里去，他们要将高家当年逃荒居住的那三孔窑洞，为我建一个文学纪念馆。

这个名曰“白土窑”的村子，已经在新农村改造中整体搬迁，搬到大的一个村子里去了。被遗弃的这个村子，将要被夷为平地，重新成为农耕地。而顾兰子居住的那个“安家塔”，已经变成玉米田了。

我对镇长说，给我建文学馆，这事就算了吧，只将那三孔窑洞留下，门口竖一个简单介绍的牌子就行了。有一个窗口，放我的电影、电视剧，向游客赠送《大平原》这本书。

我还说，希望能将“白土窑”这个村子保留下来，变成一个“黄河花园口决口河南省扶沟县难民逃荒纪念馆”，然后，在公路旁竖一个雕塑群，再现当年挑担子、推小车的河南花园口难民，来到这里的情景。

那三孔窑洞，在畔底下。畔的二道塄上，有三棵老梨树。据说这三棵树，就是爷爷当年栽的。我专门从那树上，摘了些梨，拿回西安给我的母亲——年已八十的顾兰子吃。这梨难吃极了，当地人说，这叫“牛腿梨”，现在品种改良，它早就已经被淘汰了。

畔上还有一个碾盘。畔顶上不远处，涝池旁，还有一棵高大的柳树。顾兰子说，这碾盘她记得，那大柳树她也记得；她生下的儿子，也就是我，为什么这么聪明，就是因为她怀我时，到这棵神树下讨神水喝的缘故。

黄龙人说，我是在黄龙出生的，这里是我的家乡。我说，我好像是在关中平原、在高村出生的，生在天傍黑，人们喝汤的时候。回到西安后，我问母亲。顾兰子说，两种说法都对。怀你，是在黄龙山，怀孕三月头上，回到高村。

我一直有一个想法，想陪母亲回黄龙山一趟。可是三次都要出发了，顾兰子却突然心脏病发作，住进医院。后来她说，你们就饶了我吧，对于你们来说，那些仅仅只是故事，只是传说，可是对于我来说，那里是我的伤心之地。我都这一把年纪了，求求你们，就不要勾起我的伤心事了。

我听了，只好作罢。

亲爱的台湾的读者们，这本名曰《大平原》的书，要在台湾出版了，我有一种神圣的感觉。在陈晓琳先生的主持下，风云时代已先期出版了我的《最后一个匈奴》《统万城》，现在，不胜荣幸之至，他们又要出版我的《大平原》了，作为一个作者，这是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前面那两本书，都出得棒极了。捧着沉甸甸的书，我流下了眼泪。我在那一刻感受到了文学殿堂的辉煌和庄严。到了我这个年龄，世界上已经没有能叫我激动的事情了。但是捧着他们印刷的这散着墨香、包含着编辑家心血的书，我仍然激动不已，难以自持。

哎，文学，一个叫我们敬畏、叫我们恐惧、叫我们迷惑不解的东西。西班牙小说家乌纳穆诺说，圣殿之所以辉煌庄严，因为那里是人类共同哭泣的地方。捧着这台北寄来的书，我就是这种感觉。

我还将有一些书要在台湾出版。我真幸运，遇到了这么好的编辑家，遇到了这么好的读者。

前年，也就是2010年的中秋期间，作为大陆的一个社会名流访问团的一员，我曾来过台湾。

我的感觉是，台湾所有的人，所有的建筑，所有的气氛环境，都让我觉得亲切极了，稔熟极了。在南投县的那个陕西村，乌面将军庙前，那一群张大嘴巴看戏的妇女，她们褐色的圆脸庞，大屁股，碌碡腰，多像我家乡高村的村姑。

而那些男人们，更像我的隔山兄弟。隔山兄弟是一种民间的叫法，意思是指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兄弟。我看着这些台湾的男人们，那种从骨子里生出的亲切感，与那种礼仪上的陌生感，都让我突然想起“隔山兄弟”这句话。

话到这里，附带说一句，老死于台湾的于右任老先生，是我的亲戚。我内人的三姑，嫁给了于右任的侄儿。1964年社教期间，于右任曾给家乡陕西三原县写信，说他一生走了许多路，脚下最爱穿的是家乡的布鞋。这样，于家的媳妇儿，我的三姑便做了两双布鞋，寄往台湾。布鞋是圆口的，黑织贡呢鞋面，千回百纳的鞋底（农家把那叫“倒钩针”）。

吟唱着“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得见兮，永志难忘”的客死异乡的于右任先生，这大约是他在过世前，与家乡的最后一次联系了。

我希望两岸永远不要有战争。战争绝对不是一个好东西，不论伤到谁，都叫我心疼。那是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损失。我相信人类越来越智慧了。

教堂里的钟声响了。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在为亡者而鸣的同时，也就是在为你、为我而鸣。我们中的每一个人死了，都是人类总体利益的损失。

作为一个文化人，我希望两岸的政治家们都要有这个思维，这个高度，这种大悲悯情怀。

这篇《大平原》台湾版序言，写得有些长了，那么就此搁笔吧。后天，我将为长篇小说《统万城》的事，启程去北京。

三件事，一是一月九日，去搜狐网作客；一是一月十日，参加《统万城》一书的首发仪式新闻发布会；一是一月十一日，举行签名售书活动。

那么就此搁笔吧。

谢谢生活！谢谢生活慷慨地给予了我这么多！

化大千世界为掌中玩物

我的母亲不识字。我写了二十本书，母亲却一个字也没有看过。于是有一天我说，让我画画给你看吧！母亲属鸡，今年是鸡年，所以今年新年伊始的时候，我画了一只大红公鸡贴在母亲床头。那大红公鸡迎着太阳，高视阔步，引颈高歌。画的两边还拟了一副联。上联曰：玉猴一步三叩首祈福祈禄祈寿；下联曰：金鸡一日三啼鸣早安午安晚安。横批再加上“甲申乙酉”字样。母亲看着这画，喜不够，爱不够，早上睁开眼看，晚上睡觉前看。

我的绘画，是将自己胸中的那些具象，借助水墨，向外喷溅。古人说“块垒在胸，不吐不快”，我的绘画正应了这话。我这大半生到过许多地方，看见过许多“雄伟的风景”（东山魁夷语）；我还写过大量的小说，脑子里塞满了诸多大俊大美惊世骇俗的文学形象，它们呼喊着要从我的胸膛里夺路而出，我只是顺应它们的愿望，援笔引出而已。

比如说吧，我画过《阿尔泰山的成吉思汗之鹰》，那山，那草原，那西伯利亚冷杉，我的小说《白房子》中出现过的那鹰，当它们与西征欧亚大平原的成吉思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时，便有了一种神奇感和崇高感。如果，你给这画上再题一句：“这样的山岗正是为这样的雄鹰准备着的，而这样的雄鹰正适宜在这样的山岗栖息”，然后将它送给远行的朋友，于是便成为一件最好的礼品。

又比如，你给一张不大的画面上，画上三幅人身蛇尾图案。第一幅图下说，这是二十年前著名陕北民间剪纸艺术家白风兰老大娘为我画的，白风兰已经作古，她的墓头已长出萋萋荒草。第二幅图下说，这是十年前我在新疆高昌古城一座汉将军墓中见到的，专家说这叫《伏羲女娲交媾图》，乃中华民族最早的生殖崇拜图腾。第三幅图下说，这是两年前中日美英法德六国科学家破译出的人类基因密码图，即著名的蝌蚪图。这些话说完了，最后再聒噪一句：三幅图案何其相似乃尔，呜呼，中华古文明中有多少大神秘，我们真不知道！

再比如，我到香积寺去拜佛。茶间，我请本昌高僧为我解惑。本昌大师伸出十个指头，说出“佛观一钵水，八万四千虫”十字真言。于是我据此，画出一个一手高托着钵，一手拎着打狗棍的托钵僧形象。旁边再加上一行脚注，说这图画的来龙去脉，并试图解释这“佛观一钵水，八万四千虫”的意思。

还比如，“花开见佛”这四个字，我常写，但是不知道出处。今年五月我去安康，才知道这是一个安康籍的和尚叫怀让的说的。九华山祖师问众弟子，何时可见我佛。众弟子皆不能答，惟独安康籍弟子怀让答曰：花开时可见我佛！祖师遂传衣钵给怀让。怀让后来修成正果，创净土宗，世称七祖怀让。“花开见佛”亦成为佛家一句偈语。于是我先画一个仰头望天的青年和尚，再画满天飘飘落下的红花，再画一束徐悲鸿式的、王子武式的柳条。那柳条在和尚的一侧，自上贯下。当然，也没忘了写上一段话。

以上是五例。类似这样的题材构思，这两年堆积起来，在我已经有三百多个了。它们都已经变成了画，现在就在我的房间里堆着。夜来翻开它们，我常常觉得很奇异，很奇妙，有“化大千世界为掌中玩物”的感觉。

中国画讲究用墨。墨分六色，一个丹青高手玩到最后，其实就是在用水用墨上去分高下了。开始时的我，只注意到自己的倾诉，注意画面的大和谐，而不去计较笔墨。后来在画《托钵僧》、画《花开见佛》时，我表达思想之外，更注意到水墨的干湿浓淡。这一着意而为之，果然大见效果。而我则从丰子恺的追随者变成了林风眠的追随者。

我从骨子里讲还是一个小说家，画画在我只是余事而已。诗不能尽，溢而为书——书不能达，变而为画。这段话前一句是《文心雕龙》中的，后一句是书法家茹桂先生的，它们或许能说明我染指画坛的缘故吧！至于我自己，懵懂不知，只能听命于愿望的指引，听命于手中的一支秃笔，而已而已！

听我新翻杨柳枝

我给人写字，不喜欢趟熟路子，往往，笔墨备齐后，我拍拍自己的大肚皮。肚子里冒出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写的内容。“我的肚子就是一座小型图书馆！”——这是我在西北大学讲课时，拍着自己的肚皮，说过的话。这话不好，有些自负，不过真正的缺点是永远难改的，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只能徒呼“奈何”而已。

那年行旅到宁夏，名作家张贤亮请客。席间，我为张先生写出“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句子，旁边一行小注，小注说：“当年赳赳武夫岳飞，誓要踏破贺兰山，而终于不得破，今天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介书生张贤亮，秃笔纵横当代文坛，倒真的把贺兰山给踏破了。”

那次宁夏之行还有幸见到张夫人冯剑华女士。冯女士是作家、编辑家，据说，张贤亮复出后发在《朔方》的第一篇小说就是冯女士做的编辑。我印象中光彩照人、充满文化感的冯女士，那天有些落寞之色，这叫人心痛，据说是夫妻之间有点不合，分居着。那天，我为冯女士写出“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的句子。这句子好像是贾岛的。我的怜香惜玉心情，不知道嫂夫人是否能领会。

新疆作家周涛，心高气傲，有“横亘在祖国西北边疆的一座奇异山峰”之称。那年他来西安，酒高之际，我为他写出“气吞万里如虎”的句子。后来周涛说，他爱这字，但又不宜在客厅挂，嫌太招摇，于是将字挂在书房里。

魏明伦先生穿一身中式服装，拿一把扇子，似乎有追六朝古风的味道，那次在深圳，魏先生求我在他的扇子上写几个字，于是我写出“江湖居士闲处老，落落乾坤大布衣”的句子，旁边并有小字落款如下：前一句是古句，出处记不清了，后一句是徐悲鸿拍于右任马屁的句子，今天我为魏先生写出，算是拍一回马屁。云云。

那年有一位农村小学的老师，拿来于右任先生的一句话，叫我写，这两句话叫“立脚怕随流俗转，高怀犹有故人知”。这两句话真好，我推测，这话当是于老先生为一位老朋友写的，从此这话我也常常给人写了。于老先生是我的一位转弯抹角的亲戚，因此我写时也有一份感情在内。

我乡间的那些族人们，也常常来索字。一次，一位堂妹夫拿来一副民间的楹联，叫我写。上联叫“书田无税子孙耕”，下联叫“荆树有花兄弟亲”。我写了，如今大约这字用水泥刻在他家的门框上。不过“书田无税”这句话现在是不准确了，因为出书也要上税的。

那一年，书法家茹桂先生从旧书堆里搜出两句清人的句子，十分欣喜，遂将心得告诉我。句子叫“不解养生偏得寿，颇思离世乃成名”。于是我为那些老者写字时，常常写这两句。另者弘一大师李叔同的“莫嫌老圃秋容淡，犹见黄花晚节香”两句，也是吉祥顺耳的话，我也常写。不过我写得最多的，还是“德者寿，仁者健，贤者安”这句，这是我将古人的三个意思揉在一起去说。

不过我最喜欢做的事情，还是给女孩子写字。赞美生活是一位作家的天职，是不是这样？！我写得最多的一句话，叫“美人香草，金石文章”，这句话能写出金石味来，最好。往往，旁边还要加上一副落款：“那年北京，楚图南先生谓我，以美人喻香草，香草喻美人，古来有之。”这样写了，才算圆满。

不过我最近常为女孩子写的，是郁达夫先生的两句诗，叫“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这句话最初我是为电视台的一个女主持人写的。这排骨美人那天闯进我家里索字，我吓坏了，我说你快走，你知道今天是什么节吗？那天是情人节。情急中的我，突然想起郁达夫这两句诗，于是仓促写就，墨迹未干，就请这排骨美人走了。以后这字，我也常常写。

还有一次，在一个场合上，我为一个陕北女孩写字。她是米脂人，貂蝉的老乡，于是我在一张“镜心”上写出：“貂蝉出世时，月朦胧，花三年不发。中国民间闭月羞花一说，自此得之。”这段话博得一片掌声。后来一位陕北女孩开个“荞麦园”饭馆，要我给大堂里写一幅字，并且指明要写这字。

我最得意的一幅字，亦是在一个热闹场合中，情急写出来的。四尺整张铺开，要字的人说先生你随便写。那时我刚从敦煌回来，于是信手写下“洗礼”两个大字，旁边还有许多空白，于是我乱石铺街，一路写来，小字这样写：“敦煌莫高窟壁画中，有一印度高僧，每日黄昏，来到恒河边上，开肠破肚，以冀在这日日必备的洗礼中，洗尽凡尘，即达大觉悟之境。”

弘一大师李叔同圆寂前，手书的“悲欣交集”四字，我亦常常鹦鹉学舌，写给索字者。往往，底下再加一幅小注：“弘一大师圆寂时，手书‘悲欣交集’四字，告别尘世，缘何“悲”之，又缘何‘欣’之，个中感觉，非过来人而不可知也！”

陕西省政府官方网“陕西通”上说：“高建群先生的书法，是学富五车的大文化人，偶露之冰山一角矣！”这话太大，我不敢承受。我的本行还是写小说，写字只是余事，逗天下人一乐而已。我甚至常常自我谴责沉溺于书法是一种文化人的恶习。《文心雕龙》里说“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大约，是因为我无力在文学领域里去表现，于是寻找一条逃避的通道而已。

前阶段，金庸先生来西安，先是华山论剑，再是碑林谈艺。碑林谈艺中，电视台约了我、贾平凹先生、魏明伦先生与金庸对话，席间，我把自撰的一副楹联书赠金先生。联曰：袖中一卷英雄传，万里怀书西入秦。此上联是清代台湾爱国诗人丘逢甲的句子，下联是谁的，我记不太清了。据说金先生十分喜欢这副楹联。我是地主，既然客人喜欢，我也就自然高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