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房子，一个冬天的童话

1975年的冬天，是一个多雪的冬天。从十月份开始，阿勒泰草原一个礼拜吼一场大雪。雪将戈壁滩严严实实地封住，积雪最深的地方深达两米。巡逻时，一不小心，连人带马就栽到雪坑里去了。位于中苏边界那被牧人称为白房子，军用地图上称作额尔齐斯河北湾边防站的地方，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岛。

一个放晴的中午，前面有兵团“斯大林一百号”推土机开道，边防站来了一辆吉普军车。车上走下来一位老军人。老军人个头不高，大约有一米六二左右，但是很雄壮，或者用陕西话说很“魁”。他两手总插在外衣口袋里，走起路来迈着标准军人方步。胸膛前挺，一步迈出七十五公分。他和我见过的别的老军人不同的地方是，上衣的上口袋别着两支笔，一支钢笔，一支圆珠笔。老军人叫那狄，时任新疆军区北疆军区政治部主任。

他是老延安，大约是一九四六年到延安的，是满族人。大约做过总政文化部电影局局长。后来因受罗瑞卿案牵连调到新疆。这次他是到边防一线搞调研。那主任在边防站住下以后，原来的日程是两三天后就走，想不到，天空又飘起了鹅毛大雪，因此那主任一行只好住下来，一住就是十五天。我从事文学，或者说，我将自己的一生，与这件被称为“文学”可诅咒的莫名其妙事情捆绑在一起，是因为那主任的这一次行程，或者说因为导致那主任滞留白房子的这一场大雪。

我是1972年12月14日在家乡临潼县何寨公社东高村穿上军装的。16号到西安火车站集中，一群三百多名关中平原上的农家子弟，被装在一列刚拉过马匹的铁闷子火车上，冒着珍宝岛和铁列克提的硝烟，开往中苏中蒙边界。这批陕西兵在乌鲁木齐改乘汽车时，被分为两拨，一拨前往中蒙边界，一拨前往中苏边界。我去的是中苏边界。那路途上所受的折磨，现在想起来还叫人害怕。我途中感冒了，使劲地呕吐，肠肠肚肚好像要吐出来了。一排三十六个人，都坐在一辆卡车上，坐成四排，屁股底下坐着背包。大家面对面坐着，穿着臃肿的皮大衣，脚下毡筒，膝盖与膝盖，严严实实地交错叠在一起。这时我要吐了，眼看就要喷到对面人的脸上去。这时我急中生智，从手上脱了皮手套下来，将它吐在手套里。秽物吐到手套里后，很快结成冰疙瘩。一天坐车下来，到了兵站，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将手套放到火墙上去消冰。冰疙瘩消了，再将秽物倒出来，这手套明天还要继续往里吐。记得路过奎屯，在乌尔禾，在克拉玛依，在布尔津，几乎路途的每一个兵站里，我都做过这样的事情。

这样来到中苏边界，在漆黑的大雪飘飘夜晚，顶着界河对面的照明弹、泄光弹、穿甲弹、信号弹的各种光亮来到白房子。那里大致位置是附近有个喀纳斯湖，大家都知道。那里是我们一连，叫白哈巴边防站，沿着边防线，下来是二连，扎木拉斯边防站，下来就是三连，我的边防站，下来是四连，克孜乌雍克边防站，下来是五连，阿赫吐拜克边防站。

那主任来到边防站时，我已经在这个充满凶险、与世隔绝的边防要塞，当兵快三年了。三年中我写了不少的诗，在纸片上写，在本子上写。大约一种罗曼蒂克的情绪突然钻入我脑子里，促使我写下这些东西。“额尔齐斯河滚滚流向北冰洋，岸边有一座中国边防军的营房”，就是我给边防站办的国庆节墙报上写的诗。那时国内有两家公开刊物，一家是上海的《朝霞》，一家是北京的《解放军文艺》。连队订有《解放军文艺》，只要能找到，我就去看。在这五年中，我只看过一本小说，是前苏联叫《多雪的冬天》的书，是我从开巡逻车的司机的驾驶室里找到的。

《瞭望登记簿》，那上面往往会有“三号口有苏军潜伏哨两名”，“苏松土带一侧有装甲车驶过”等字样。这些填完，再填上“哨兵高建群”。填完《瞭望登记簿》，那枪还在火墙上消着，等到消透，还得一段时间，于是我就着那盏油灯，开始在一个小本上写诗。现在仍记得那天晚上写的那首小诗，诗名叫《给妈妈》。

巡逻队夜驻小小的山岗，

晚霞给他们披一身橘黄。

远方的妈妈，如果你想念儿子，

请踮起脚尖向这里眺望——

那一朵最美最亮的云霞，

是巡逻兵刚刚燃起的火光！

巡逻队行进在黎明的草原，

草原像一只偌大的花篮。

远方的妈妈，如果你想念儿子，

请……

很明显，这个面色黝黑，愁容满面，因为骑马巡逻而磕掉一颗门牙的士兵，是在想家了。遥想渭河畔那个小村子，想他的母亲，想他的年迈的婆和爷。本该他是想用这一段时间来写一封家信报平安的，结果写成一首诗。正当我在巴掌大的小本上埋头写诗时，门开了，走进来两个军人。一个是那副主任，另一个是那主任带来的干事，陕西人，叫侯堪虎，我们叫他“侯干事”。干部查哨、查铺，这是一项传统，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那主任一行没有睡觉，这时是凌晨一点，查完铺后才去睡觉。

那主任问我在小本上写什么。我说胡乱写，枪还是在火墙上靠着，等着消冰，这段时间就没有事，可以在小本子上胡乱画。

那主任说他要看这个小本，看我在上面写什么。我拼命地用手捂着，把这小本死死按在桌子上，不让他看。我有些害羞，那些最初写作者，当将作品拿出来示人时，大约就像我这满脸窘态。那主任已经伸出手来，抓到了笔记本的边沿，但我仍把本子压得更紧，坚持不让他看。我说，这本写得太潦草，等我明天将它誊写清楚，再给那主任看。谁知他说他是政工干部出身，越潦草的字，他就越能认得。侯干事赶过来给他帮忙，抢走我手中的那个本子。

原来那主任是起了疑心，不知道我在那个小本上写什么。原来那主任此行，是来搞调查的。与白房子毗邻的吉木乃边防站，连续三年跑过去三个士兵。其中有一个河南兵叫尤胜金，在莫斯科郊外的克格勃训练营被训练成特务。后来的两伊战争，有个乔装成阿拉伯人的著名国际特工，名叫“沙漠之狐”，那就是他。1991年，他在偷越我国国境刺探情报时，被我方战士在边境线上击毙。——但是据最新的说法，他并没有死。前几年新疆开乌洽会，他还来过，身份是俄国商人。是当年边防站的指导员告诉我的。他说有关方面请他去辨认，他隔着玻璃窗，一眼就认出了他。

话说，在白房子暴风雪呼啸的夜晚，三班的营房里，就着这如豆的灯光，双方为写诗的小本争执了好一阵子。争执的结果大家可想而知。这个懦弱的面色黝黑的小兵，乖乖地将手掌大的笔记本交出来。那主任接过了笔记本，他戴上老花镜，就着灯光开始看起来，越看面色越严峻凝重，呼吸越急促。他大约想不到会是这么一个结局，大约想不到在这样荒凉的、险恶的中苏边界一个小小边防站里，在这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的北部边沿，竟然有一簇文学冲动，有一个不起眼的小兵在从事写作，或者用大家在说的话说，在“搞文学”。

那主任看完了小本。他过来拥抱我。他的眼睛有些潮湿。他随手将小本交给侯干事，让侯干事用正规的稿纸将这些诗作誊清，然后寄往《解放军文艺》社。他对我说：《解放军文艺》的人我都认识，我原先是他们的领导。诗歌散文组组长叫李瑛，编辑有韩瑞亭、纪鹏、雷抒雁，等等。我写一封推荐信给他们，告诉他们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告诉我此刻的感受。这就是那个冬天发生的故事。过去了四十余年，却栩栩如同昨日。那主任拿着我的那个小本走了。我开始擦枪，擦完枪以后，上到铺上去睡觉。那是班长睡的头铺。别人早在呼呼大睡，我睡在床上，用两只手抱着两个冰凉膝盖，才慢慢地睡着了。几天以后雪停了，那主任一行离开，仍然是兵团“斯大林一百号”开道，把雪压实，吉普车跟在后面。第二年，也就是1976年八月号的《解放军文艺》上，刊登了我那小本上三首诗，标题叫《组诗：边防线上》，署名是“战士高建群”。里面有《给妈妈》那首，另两首是《装蹄员的心》和《边境线上的小河》。而我接到杂志，已经是十月初的事情了。那年的九月九号，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领袖毛泽东的去世。那天我带领我们班种菜。一个合阳兵，是个马倌，他骑马跑来报告说，赶快回边防站，钻地道，准备打仗，毛主席“老”了。

这样，我们全站人员剃成光头，穿着皮大衣，钻进戈壁滩上原先挖好的水泥工事里。几件换洗的衣服，一点零用钱，包成一个包裹，放进营房的储藏室。包裹上写下了家乡地址和自己的姓名。一旦你阵亡，这包裹将由别人代你寄走。记得给领袖开追悼会的那天，下着大雨。全边防站的人，一个挨一个，顺着地道站了一里多长。一个小发电机在发电，隔一段有一个电灯泡。收音机里播放着哀乐。这时炊事员进来送饭，穿着往下滴水的雨衣，说外面正在下雨。

我接到杂志大约在十月初。人还在地道里。炊事员进来说，兵团的邮递员骑着马，站在围墙外面喊着我名字。我走出地道，翻过沙包子，接过邮递员从绿色邮包里拿出的两捆杂志。除了杂志，还装几沓稿纸和一个《解放军文艺》社的采访本。那两捆杂志不知道经过多少人的手寄到这遥远的边防站，原先的包装全磨光了，路途中又包装过，又用绳子捆过。

这就是我的文学作品第一次变成铅字经过。人们说这叫“处女作”。这个意外发表鼓励了我，或者说蛊惑了我。自那以后，我就一直傻乎乎地热爱文学，从事写作，直到现在。那主任回去后，还给我寄来了一些书。这些书是别人送给他，他又寄给我的，因为上面有作者的题签。这些书有李瑛的《红花满山》，纪鹏的《荔枝园里》，兵团李幼蓉、杨牧、章德益等合出的《军垦战歌》，还有一位维吾尔作家写的长篇《克孜勒山下》。后来我回到地方以后，还将我新发表的作品寄给那主任汇报，并且接到过他的回信。据说，他后来担任新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被授予中将军衔。现在他可能大约已经过世，关于他后来的事我是听新疆回来的战友说的。

我是1977年的4月10日，离开边防站，坐着大卡车，从额尔齐斯河的冰层上回到哈巴河县城，然后返回家乡的。1987年，我写出那部著名的小说《遥远的白房子》，作为我对那段军旅生活的纪念，作为我对领我走上文学道路的尊敬的那狄主任的一份回报。

我待过的那个边防站，全称叫额尔齐斯河北湾边防站。当地牧民叫它“白房子边防站”，这是清朝以及国民党统治时代的叫法。边防站辖区内一块55.5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由于一直由我方控制，所以，在后来中苏、中哈重新勘界、栽桩中，它划归为我方，成为不再争议的中国领土。

那条叫做额尔齐斯河的注入北冰洋的河流，那座横亘在中亚细亚地面的阿尔泰山，那块干草原，那座白房子。它是如此深地楔入我的生命之中，每次想起它都会给我带来一种病态的深深的忧郁。白房子是我的梦魇之乡，我的永远的噩梦，我的十字架。许多年来，我像蜗牛一样背负着我的十字架，走着我的蹒跚的人生。因为它，我才成为现在的我，独特的我。

老兵没有死亡，只有凋零

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真值得叫人尊重。五年前，他们把我的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改编成三十集电视连续剧《盘龙卧虎高山顶》，一番热播以后，取得了不错的收视业绩。尔后，他们又将我一部早年写的中篇小说《遥远的白房子》，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改编成三十集电视连续剧剧本。

剧本已经出来。春节前，编剧老韩送来剧本，说在拍摄之前，让我给改一改，圆满圆满，再就是给一个授权。

说到改本子，我满口应承，我说这是原作者的本分。如果他肚子里还有一些货，他一定要掏净，免得等拍出来以后，看着遗憾。我还说，这是对观众负责，也是对我自己负责。

于是我从甲午年春节，也就是大年初一那天开始，每天坐到电脑前拿个手写板，边看边改，每天三集，直到正月初十晚上完成。我当然没有大动，只是将那些对话，那些场景，那些我还一直念念不忘的生活积累，无私地奉献出来，献给这部即将开拍的电视剧。

剧本总地来说还是不错的。增添了许多人物，铺陈了广阔背景，故事继续沿着我小说的那个主干线行走，但是旁枝横生，热热闹闹，人物粉墨登场，个性张扬，充满了中国电视剧以前所没有的许多元素。记得整整二十六年前，央视就有将《遥远的白房子》改成电视剧的想法。我到央视去，当时的台长杨伟光先生，在央视旁边的财政部招待所里约见我，谈过这事。想不到他们还一直念念不忘，时间过去这么久了，还记得这事。这真叫人感动。

这是第一件事，即改剧本和认可剧本的事。第二件是签授权书，这才是编剧老韩找我的主要目的。老韩坐在我的工作室里，端着茶杯，谈到这授权书，很紧张，明显地能看出他压力很大，我明白，他一是怕我不签字，二是怕我漫天要价。

老韩说，为了拿出这个剧本，他们花了有十多年的时间了，五十多万字的工作量，数不清的场景描写，翻来覆去几十次地改本子，他们硬是出于对这部名作的热爱，咬着牙把它完成。

他还说，央视送审已经通过，委托张纪中导演和他的团队拍摄。开拍前，为稳妥起见，又将剧本送呈新疆自治区宣传部审查。审查意见已经回来，意见主要有两条：一是注意民族问题，二是注意与上合成员国组织的关系问题。现在，他们的团队，正就这两个问题修改或削弱某些部分。老韩还说，导演有信心，将它拍成一部类似电影《冰山上的来客》那样的西部经典。

我说，别的不说了，交给你们了，你们愿意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吧，作品一经出版，变成铅字，它就成为一个独立体，有了它自己的命运。相信能拍好。至于转让费嘛，我停顿了一下，笑盈盈地伸出一个指头。

“一个指头是多少？”老韩很紧张。

我说：“不是六位数，也不是七位数，更不是八位数，而是——个位数！”

“一块钱！”

“是的，一块钱！希望你们拍好。”

老韩长出了一口气，我也长出了一口气。然后，我走过去点燃了一炷香。

就这样，我签了个一元钱转让费的合同。然后，我们喝酒。最后分手时，我让老韩将我的最好的酒带两瓶去，送给导演，为他的拍摄以壮行色。

“守土有责，北方安宁”是我给这部电视剧定的主题词。当年，它也是我写这部小说时的主题词。

我希望他们拍好。我感谢他们，能将我的作品借助影视“放大”，得到更多的受众，这叫我高兴。这些年来，我对中国的批评界已经深深地失望，明白他们有限的视力很难关注到我的创作。我也对所谓的文学评奖之类早已心灰意冷，他们把中国文学引导得格局越来越小越弱。这就是为什么我重视影视剧改编的原因，我更看重后者，我把读者对我的作品的认可当作最高褒奖。

1972年12月14日上午，在渭河畔那个小小的村庄，我的家乡，我穿上军装，16日到县上集中，17日从西安坐上铁闷子车，于是，这三百多个关中子弟兵在那个多雪的冬天，踏上去新疆的路途。四天五夜之后，到达乌市。在乌市一个大剧场的戏台上和过道里，合装歇息一夜后，分别被装进一长溜大卡车里，向北向北，五天以后，这三百多人中，一半的人到了中苏边界，一半的人到了中蒙边界。从军的年代就这样开始了。

这三百多人或当兵三年，或四年，或五年，然后复员，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重新回到家乡，回到他们的小村子去。我是1977年的4月10日离开边防站的。从进站到离开，是四年半的时间。过去说是五年，那是大致的说法，严格地讲来是“五个年头”。

我计算了一下，从进站到离开，这五个年头，我一共得到的供养费不到一千元。第一年，津贴费每月十一块，第二年每月是十二块，第三年每月是十三块，第四年是十五块，第五年是二十块。然后复员时，复员费是六十块。再就是医疗补助是八十块。这就是五年中这个士兵得到的全部供养。

医疗费这事的得到很有趣。营部派了个兽医，到各边防站巡回，给每个退伍兵检查身体。医疗补助费最高是一百块，最低是四十块。兽医姓许，大家都叫他许医生，而不叫他许兽医。因为他谈了几个对象，领到部队后，大家叫一声许兽医，对象一听，就不高兴了，抬脚走人了，所以他忌讳人家叫他“兽医”。他是天津人。

我敲了敲边防站医务室的门，喊了声“报告”，推门进去，并且很响亮地叫了声“许医生”。许医生问我有什么病，叫我一一道来。我说我的大门牙掉了，在一次摔马中磕掉的。许医生真诚地说，这个医疗补助只能是四十块，你再说说看。于是我说我有关节炎，不但关节疼，而且凉气窜到腰眼上，腰都直不起来了。

许医生听到这话，就高兴了。他说这是慢性病，可以拿到八十元医疗补助费，于是他就在表上填写了。临出门时，他对我说，关节炎到了内地，不用治疗，就会好的。正应了许医生的话，关节炎到了内地之后，果然不治自愈了，但是，当晚境渐来以后，它突然重新发作，回到了我的身上，而且变得异常的严重。湿邪之气从膝盖窜到腰间，腰疼得直不起来，蹲在坐便器上起不来，弯腰穿袜子也做不到，晚上睡觉时，腰蜷得像一个弓一样。接下来，腰轻了，湿邪之气又窜上了肩周，胳膊抬不起来了，肩胛那地方，渗凉渗凉，僵硬僵硬。

我相信那三百多名退伍士兵，我的乡党，他们的身体状况大约和我都差不多。有些甚至还不如我，因为他们大都生活在农村，那里条件更差一些。当年我怀着一种很重要的崇高感，一种界桩的后面就是祖国的信念，在那块孤寂的要塞上，守了五年，当你回到内地后，你发现你其实什么都不是，你的崇高很可笑，很滑稽，没有人买你的账，也没有人关心你。每当看到美国大片《第一滴血》时，我就不由得有无限悲凉之感，我能体会到那主人公为什么那样行事。

现在流行着一首朴树的歌，歌词中说：那些花儿——你们在哪里呀——你们都老了吗？这曲调，这歌词，叫我听了每每流泪不已。

是的，他们都老了，都在生活的某一个角落待着。他们不说他们是谁，你永远不会知道。当年我们心中那位至高无上的政委，后来转业渭北地面一家煤矿，担任个什么职务，后来这煤矿被股份制改造，由别人承包，他沦为下岗者，每月领取一千三百元的工资。前几年，他来报喜说，国家把他收回来了，进入劳保系统，现在每月可以拿到三千多块钱了。营长好像转业到渭南的市属自来水公司，也已经退休多年了，战友们聚会，看见垂垂老矣的他，唯一叫人能记起当年的他的，是他一笑时，嘴里露出的那颗铁质的假牙。

大部分是农村兵，他们重新回到他们生活的那个小圈子里去了。他们都已经沧桑得不成样子了，有一小部分人已经死去。如蝼蚁如草芥般死去。几乎每过一段时间，就会传出他们中某一个人死去的消息。

通常为我带来消息的是战友老段。老段比我们大一两岁，入伍前是民办教师，后来回去后，转成了正式工，然后在西安一家纺织厂做个小领导。当年我在西安钟楼签售《最后一个匈奴》时，他闻讯赶来，这样我通过他，和战友们有了一些联系。

他当兵的那地方不在北湾，而在界河的源头，那个名叫阿赫吐拜克的边防站。他在站上当文书。站的对面，界河对岸，有个俄罗斯小城，叫阿连谢夫卡。我的白房子小说中，那个有着无头烈士墓的墓碑，就竖在那座城里的广场上。

我在2012年秋天重返白房子时，曾经去过阿赫吐拜克，登上瞭望台看那座小城。望远镜中，小城较之当年前苏联时期，已经萧条了许多。当年阿连谢夫卡城车水马龙、人来人往，这一次，我搜索了半天，只看见一个穿着裙子，臀部肥大的妇女，走进一座建筑物中去。

阿赫吐拜克是白色的沙山的意思。这个边防站距北湾卡伦是50公里，我在给编剧韩老师的短讯中，详尽地描绘了那块地方的地理位置。

我说，阿赫吐拜克向西走30公里，是克孜乌营科（红柳）边防站，再往前走20公里，是位于额尔齐斯河北岸的北湾（白房子）边防站，过了额尔齐斯河，再往前走80公里，是吉木乃边防站。依次再往前走，沿边境一线，就是博尔塔拉、塔城、伊犁的诸多边防站了。而由阿赫吐拜克向东南，即进入阿尔泰山，它们依次是扎木拉斯边防站，白哈巴边防站。白哈巴就是喀纳斯湖那地方，而翻过阿尔泰山第一峰奎屯山，再往前走，就是中蒙边界的红山嘴边防站了。

上面我谈到战友老段。因为老段，才引出上面这些话题。不过还是回到老段吧，此一刻，我觉得，战友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城里几个，经常聚会的地方是老侯的烤肉摊。记得，那一年，当听到经中俄、中哈的重新勘界、划界、定桩，55.5平方公里的白房子争议地区，将永久划归中方，成为不再争议的永久中国领土时，我们几个，在老侯的烤肉摊前嚼着烤肉，喝着烧酒庆祝。这时老段说了一句话，说得我们热泪盈眶。

老段说：“当年，如果那场中苏战争爆发，此刻，我们都躺在一个烈士陵园里。我提议，为我们都还活着，为我们有儿有女，为我们还能在这里嚼着烤肉，喝着烧酒干杯！”

这句话，让我们这些满脸沧桑的老兵，双目潮湿，热泪涟涟。

老侯在白房子时期是炊事员。他们家是“文革”中从西安回到原籍合阳县落户，所以从合阳当兵后，又回到了西安，然后在一个工厂当工人。后来工厂破产，老侯下岗，于是在工厂门口摆了个烤肉摊。我给他写了个牌子“新疆退伍老兵侯老大烤肉”，挂在摊前的一棵道旁树上。

“侯老大烤肉”在那条街很有名。侯老大本人也好像是个名人，整条街都知道他。每天晚上，五点钟以后，烤肉摊支起，烟熏火燎中，老侯坐在那里，两手摊开，翻动着铁钎子。他蓬松的头发，黑白相间，脏兮兮地遮住了半个脸。胡子刮得精光，露出黑胡茬子和尖尖的下巴，眼睛眯着，被烟熏得红勾勾的。鼻孔里，鼻涕不时流出来，然后腾出翻动钎子的手，用手背一抹，一吸溜。老侯的生意很好。我曾经说过，我好多次回新疆，每次一路吃过去，最后还是回来吃老侯的烤肉，觉得他烤得好。

老侯的肉烤得好，害得街边别的烤肉摊没了生意，于是，他们就经常来寻衅滋事。后来双方闹到派出所里。派出所说，你个侯老大，一点眼色也没有，别人没法活，肯定要来闹你！老侯听了，明白了这道理，第二天起，每晚只烤到十一点就收摊，他一收摊，别处的生意也就起来了。

草根百姓，弱势群体，难免经常要受到市容的骚扰。有一次我在现场，眼睁睁地看着一辆工具车，开着高音喇叭，从街口一路走来，小商小贩们吓得四处逃窜。我看老侯怎么办。老侯不逃，说实话，他也没办法逃，人行道上，摆着个烤肉摊，还有一堆高高低低的桌凳。只见老侯，两手抱在胸前，面无表情地蹲在马路旁边的台阶上。眼睁睁地看着他的烤肉摊，他的高高低低的桌子凳子被抬上工具车。

我站在老侯旁边，冲城管们喊道：“这个人你不敢惹，他当过兵，是个二？！在部队上，连营长的碗都敢甩！”城管白了我一眼，冲老侯说：“侯老大，明天你到所里来，领回你的炉子，接受罚款！”

老侯听了这话，像放闷气一样“哼”了一声，然后冲我苦笑了一下。

通常我们在老侯烤肉摊前聚会的，还有一个战友，他是老樊，当年是白房子边防站的卫生员。老樊是西安人，当年插队，来到我老家的公社，后来接兵的来了，就糊里糊涂地跟着我们一起当了兵。因为在部队上是卫生员，所以回来就安排在了医院里当了医生。他是个老实本分人，平日话不多。我的母亲有心脏病，他就把医院里的氧气瓶，搬来放在我家里，给母亲用。他也已经退休了，被医院返聘回去。

正是在这个烤肉摊前，在战友的聚会中，我零零碎碎地听到那些农村战友们的消息。而最近几年，我听到的最多的消息是，战友们正在发起签名、请愿活动，要求民政部门给这些当年参加过中苏边界武装冲突的退伍老兵生活补助。而最近的一次，也是在这烤肉摊前，老段报告说，经过老兵们几年来的跑动、上访、闹事，终于现在得到了一个结果：从现在开始，民政部门将登记人数，给每个尚健在的农民户籍的白房子老兵，每个月补助一百块钱！

“是一百块钱吗？”

“是一百块，钱虽然不多，但是大家都会满意。觉得这起码是对老兵的一种尊重！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好。人家要不给你，你白看人家两眼。”

就在老段说这些话的时候，旁边一位小年轻的手机铃声，正在唱着朴树的《那些花儿》。因此这支歌就深刻地印到我脑子里了。

是的，那三百多个白房子老兵就这样在城里或乡里的某一个角落，慢慢老去，如草芥，如蝼蚁。无声无息，无香无臭。

其实，公允地讲来，他们和周围的普罗大众比起来，不见得差，当然也不见得好，庸常的生活，平凡的人生，如此而已。只是，当我从灰色大众芸芸众生中将他们提取出来，将他们就近描写时，才突然有了一种苍凉的感觉，一种隐隐的痛楚。

阅历会留下烙印。他们大约都会和我一样，关节炎发作时，会彻底彻夜地失眠、呻吟。大约在箱子的最底层，会压上一件旧军装，或旧军帽。会有一把蝇刷子，那棕毛是自己骑的那匹马的马尾上剪下来的，而把儿，是用戈壁滩上一棵野苹果树的树身做成的。他们通常在看到一匹旅游点上正在使役的马匹以后，眼前会突然一亮。他们的嘴边，会偶然蹦出几句草原谚语来，比如“不要和骑走马的打交道”，比如“马背上摔下来的是胆小的”，比如“骑兵的小命系在马肚带上”等等。

我们曾经常常相约，要重返白房子，但是说归说，他们都没有回去过，倒是我，常常回去。这原因是我有个会，接个什么电话，屁股一抬，飞机票一买，就走了。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我的腿长。而作为他们来说，好像把这重返的事看得很庄严，很沉重，不停地约，还要成立一个团，拖家带口，由这个的老婆担任团长，那个的老婆担任秘书长，集资、买票，联系住宿等等，这样说了一年又一年，直到现在还没有成行。我对他们说，这是个最简单不过的事情，机票一买，直飞乌市，不用出机场，联运票直接到阿勒泰，四团的车来一接，直接到哈巴河县城，然后各个边防站再来接你们。电视剧开拍时，我将请战友一起去参加开拍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