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岛敦——写在《山月记》之前

杨晓钟

中岛敦有“小芥川”之称，大概因为两人的人生和作品存在着相似之处。鲁迅的这句话可以视为对芥川龙之介作品的总结：“所用的主题多是希望之后的不安，或者正不安时之心情。”对生存的不安与苦恼，同样是中岛的主题，更进一步地，这不安与他的怀疑主义和对文明的反思息息相关。

和芥川一样，中岛的小说大量取材于历史，尤其是中国历史。在历史题材的旧瓶中注入现代意识的新酒，可以说是双方的共同点。举例而言，芥川有多篇小说改编自《今昔物语》，他这样总结《今昔物语》的一个特色：“人物就像所有传说中的人物一样，心理并不复杂。他们的心理只有阴影极少的原色的排列。”浓墨重彩地为这些人物赋予复杂的心理意识，描绘出他们的心理的斑驳阴影——不安——是芥川也是中岛对历史题材的再创造。

中岛的《山月记》和《李陵》中的人物李徵、李陵、司马迁和苏武都超越了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山月记》据唐传奇小说《人虎传》改编，但《人虎传》中的李徵不脱传统文人形象，我们感受不到他的任何心理活动，而在《山月记》中，中岛则以大量的心理独白突出了他“懦弱的自尊心和自大的羞耻心”交织的心理，将现代人的自我意识贯注到了李徵这个人物心中，《人虎传》中的传统文人李徵变成了《山月记》中因为强烈的羞耻意识而不断叩问自我存在意义的诗人。同样的，在《李陵》中，李陵、司马迁和苏武都超越了史实中的刻板形象，经过了中岛的加工，成了穿着古装的现代人。中岛笔下的李陵大异于史实中的李陵，历史上的李陵主动投降，而小说中李陵是在战败被俘后才被迫投降。小说中的李陵比历史上的李陵更忠诚，他被俘后面对的复杂处境突出和加剧了他的不幸。

历史上的李陵多半会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天意、命运之类，但小说中的李陵却将自己的不幸归咎于自身，不断地在心中咀嚼自己生存中面临的困境和挫折，他怀着对汉武帝、单于和苏武的复杂的情感和心理纠结，由此陷入种种自我折磨不能自拔。历史上的司马迁尽管遭受了宫刑，然而却以极大的意志力挺过了所受的耻辱，完成了杰作《史记》，可以说，他的心理从来就不曾动摇过，然而中岛笔下的司马迁在遭受宫刑之后，则陷入了野兽般的痛苦之中，其心理波动之大之曲折之崩溃，其对自己存在的根本和意义的追问，几乎到了纤毫毕现的程度。最终，他的的自我完全崩溃了，成了一个“没有知觉没有意识的书写机器”，正是靠着这种“无意识的关心”完成了《史记》，此间有着极浓重和苦涩的悲剧意味。

李徵、李陵和司马迁这三个历史人物，其命运都因遭遇不幸而被划分成为前后不同的两截，中岛的人生命运同样充满不幸的波折，或许正是这种共同的不幸遭际，使中岛产生了深切的共鸣。在中岛的笔下，这三个人物都超越了历史的真实境况，寄托了他作为现代的孤独个体的痛苦与悲哀，所以文评家深田久弥说：“中岛敦借助于对历史人物的重新塑造，纵情地抒发了自己心中荡漾的热情和感情。《李陵》中的主人公——无论是李陵、司马迁还是苏武，他们的不幸遭遇虽然都是取自于史实，但那种悲痛却都属中岛敦所有”。而这种悲痛只能是属于现代的孤独个体的中岛切身感受到的悲痛。某种程度上，中岛借古代人物的酒杯，痛浇自己郁郁不得志的壁垒。

人物之所以对自身存在处境充满不安与苦恼，与其对外在世界的不解、怀疑息息相关。前者针对的内在的自我，后者针对的则是外在的社会规范乃至文明或文化的主流价值，两者的难以一致或平衡才造成自我意识的不安。《山月记》中的李徵在渴望求成名和以跻身俗物为耻的念头之间摇摆不定，最终却以对此的拒绝而作结，已经包含对科举社会的社会价值的怀疑和否定。而在《李陵》中，被俘后的李陵，面对汉武帝、单于、苏武三方施加的无形压力，陷入了巨大的不安之中，同时所在汉胡两地所受的不同遭遇，也揭开了他对两种文化孰野蛮孰先进的怀疑，他意识到所谓野蛮的胡地风俗，在朔北的风土下，非但不显野蛮，也最为合理，在将胡汉文化相对化的同时，他作为个体的选择也超越了这种文明与野蛮的两分，他悟出：“我原不过是天地间一颗微粒，又何必管什么胡汉呢？”因为这样的怀疑主义，原本陷入自我存在的痛苦李陵反而得以解脱。

中岛敦出生于日本东京市四谷区箪笥町，祖父及父亲都是汉儒学者，自幼即受熏陶的中岛，被称誉是消化吸收了伦理思想的“诗人、哲学家和道德家”。1933年3月中岛敦毕业于东京大学国文学科，毕业论文题目为《耽美派研究》，以420页的篇幅，对森鸥外、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等明治时期作家进行评说。4月进入东大大学院学习，研究主题为《森鸥外研究》。1934年3月从大学院退学，任私立横滨女子高等学校国文、英语教师，1941年3月退职。1941年辞去高中教师职务，到南洋，将心仪的英国作家史帝文生晚年在太平洋沙摩岛的生活改编成了《风与光与梦》并将当地见闻写成了《南岛谭》。1942年末因哮喘病发作去世，享年33岁。虽然他的生命如彗星转瞬即逝，但留下的为数不多的作品至今仍为人们所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