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不曾抵达

春天的荷兰，天空时常是灰色的，一旦阳光在田野上舒展，则转眼变得蓝天如洗，轻纱般的薄雾且隐且退。郁金香姹紫嫣红，风信子、白百合花事正盛。满目的繁荣，矜持又显赫地涌进人们的视野。变化多端的天空被一点点涂抹得清新明丽。

李鸿章的艰难跋涉

此时，海牙的阳光有些微弱，海浪无意识地喧哗着，微风略寒。著名的席凡宁根海滩，未至游人如织的夏季，仅有几只帆船，几对游人，衬出北海之滨的苍茫与寂寥。

荷兰是个地理环境比较特殊的国家，首都在阿姆斯特丹，真正的政治文化中心却在海牙，王宫、议会大厦、首相府和一些国际机构相聚于此，还有蜚声世界的国际法庭。

矗立于北海之滨的库哈斯大酒店，于苍茫中显得气势非凡，橙黄色的墙体，圆形穹顶，雄踞于海堤最高处的石阶上，如一座堂皇出众的城堡。室内，音乐大师莱昂哈特的古典音乐在悠扬回响——一百多年的历史气质被低调、从容地宣示传扬。

站在略显空旷的海边，感受着海牙的幽静与树篱的繁茂，脑海中最先浮现的画面，却是一百年前李鸿章带着随员到此访问的情景。1896年的一天，或许太阳早早离开海面，给了大清帝国特使灿烂的笑靥。七十四岁高龄的李鸿章率中外随员四十五人，一路颠簸出使欧美。访问途中，李鸿章由德国出境进入荷兰，入住库哈斯大酒店。此番出使，是清政府欲“以夷制夷”“联俄抵日”，寻求国际上广泛支持之举。在旧中国的外交史上，这或许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荷兰王室为李鸿章来访做了充分准备，铺排出隆重的礼遇。有中国儒家经典《论语》的荷兰语译本最新推出，有皇家马车队前往迎接，有库哈斯大酒店“水物凝思宫”的盛宴等候。“优伶献歌舞之技，珠喉玉貌，并世无伦。”荷兰政府还在海滩上空放起了焰火，烟花在天空中组成了“千岁李鸿章”字样。荷兰的盛情，让途经日本横滨时因曾深受其辱、不肯上岸过夜的“李大人”，起身即席赋诗：“出入承明五十年，忽来海外地行仙。盛筵高会娱丝竹，千岁灯花喜报传。”对过往的追忆，对眼前景况的感慨，表达了李鸿章的心迹和感念。

这次出访，历时七个月，海路行程三万里，是清王朝首次派出规模如此宏大的外交使团，真正与世界列国平等外交的开始，也是力图止住颓势、延长喘息的一次“隆重出手”。李鸿章在回国向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陈述赴欧美见闻时，直谏道：“各国强盛，中国贫弱，须亟设法。”只是，晚风无奈落花何。一个气脉余微的朝代，声声唱晚中已难掩步步衰败的背影，繁华帷幕中早已透出丝丝飞舞的旧絮。清王朝的衰败，不是一次出访、一首诗词可以扭转的。但荷兰的库哈斯大酒店，这座始建于1818年、久享盛名的酒店，却从此被称为“李鸿章大酒店”，沿用至今，见证了中国曾经的梦想和在异域的影响。

走上二楼的“水物凝思宫”，眼前豁然开朗。大厅宽敞明亮，19世纪的壁画，面海临风的落地窗，高悬的水晶灯，翩然飞舞的柔纱窗幔，甚至当年欢迎盛宴的弦音还在优雅回响……一个餐厅，让时光穿越百年。直到现在，这里每年的夏季“中国焰火”表演依存，酒店纪念册上李鸿章的手书赫然在目。

走出飞快旋转的酒店玻璃大门，走向海边，看着海面的波澜起伏，眼前悬浮出岁月星移、时光飞逝的历史书页。当年李鸿章驻足岸边，面朝大海，产生过怎样的联想，生发出何样的感慨？当年，北洋舰队全军覆没，《马关条约》蒙羞签订，李鸿章曾在日本马关登船回国之际，面对马关这个让他受尽耻辱伤痛的城市，发誓“终身不履日地”。此次出访，途经加拿大时他上岸留宿过夜。途经日本横滨时，再也不愿登岸。当时，必须换乘轮船，得用小船摆渡，摆渡的小船为日本船只，李鸿章坚决不上，随行人员只好在两艘轮船间架了块木板，李鸿章步履蹒跚地顺着木板颤颤悠悠地走过去。

如今，这蹒跚的身影似乎仍在摇晃，切齿的誓言还在海的那一边犹自回响。只是，流星飞转，沧海桑田。今日的中国，由饱受屈辱、积贫积弱走入昂然挺立、光荣与梦想迸发的新时代。一个世纪的探索选择，电闪雷鸣，地覆天翻，旧貌换新颜。鸟儿欢唱，鲜花灿然，荷兰风姿犹在，中国已由弱至强。

沧海不语人间事，海风吹拂已百年。一百年后的这个傍晚，黄昏如此寂静，海的回响，和那悲壮豪迈的情绪，刹那升起，汹涌的波浪闪耀着亮光。往事能否随千帆而去？大海沉默不语，威严而深远。什么都不能使它屈服，无边的希望在深处凝结。

青花瓷的美丽侧影

春天也是荷兰最美的季节，似乎一不小心就跌进凡·高的画里。从荷兰西部的诺德维克小城前往海牙，一路上阡陌相连，花田绵延。青草在湛蓝的天空下泛着绿光，缤纷的郁金香在一眼望不到头的田野里闪耀出场，几十亩、几百亩络绎不绝——仿若一位俏皮盛装的少女，把世界上最美的花朵汇集于自己的裙摆，只在某一个早晨，听到一管清亮的笛音，哗的一声全部打开，演出世界上最惊艳的春天圆舞曲。荷兰虽然只有一千六百多万人口，面积四万多平方公里，却以自己的名字标志过整个世界——17世纪曾被称为“荷兰人的世纪”。当地有句谚语：“上帝创造世界时，把荷兰忘记了，因此荷兰人不得不自己创造出一个荷兰。”荷兰人的创造精神、对美的求索之心，让这片土地充满生机。

在海牙市立博物馆，我们看到了中国“青花”的荷兰样本。展馆不大，却用一个展厅布满荷兰的青花瓷。青花的盘，青花的瓶，青花的碗、茶杯、绘画……古雅幽蓝，满目青绝。青花瓷在元代的成熟，是中国陶瓷史上划时代的事件，鲜明的民族特色使之风行于世界。17世纪初，一艘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轮船航行一年多之后，来到中国景德镇，带走了大批瓷器。半个世纪之后，荷兰在代尔夫特小城建成皇家瓷厂，开始仿制精致的景德镇青花瓷。起初，荷兰人想惟妙惟肖地仿制中国瓷器，然而由于土质的截然不同，荷兰的青花瓷缺少玲珑剔透的精细质感。他们不得不开发新技术，吸收中国青花釉质特点和染蓝技术，借鉴日本彩画的技法，最终创造出独具特色的精美图案，制成白釉蓝花精细陶瓷，并一直保持了完全手工的制作方式。

历史上，中国出口欧洲的瓷器数量众多。在欧洲各国博物馆及私人收藏中经常可见中国明清时期的瓷器，其中青花瓷数量居多。明万历时期和明末清初的青花瓷，觚、罐、执壶、汤盆等，器物的造型与纹饰是传统的中国风格，有些器物如奶杯、剃须盘等则是欧洲人喜爱的造型，尤其是纹饰局部出现的郁金香花纹、西洋人物纹章等，显然是为欧洲定制的。而在许多国家研习仿制中国瓷器的风潮中，荷兰的“青花瓷”成了最突出的范本。

现在的代尔夫特小城，成了荷兰的瓷都。在这里，可以找到在中国明代青花瓷的几乎所有款型。荷兰的青花瓷，由此被称为代尔夫特蓝瓷。几百年以来，它日渐成为收藏家的珍宝，在欧洲和日本享有盛名。2008年，代尔夫特蓝瓷在中国景德镇摘取了陶瓷博览会金奖。这种一眼看上去似曾相识，但又独具古朴、厚重，甚至有些笨拙特质的瓷器，历经几百年烟云，最终在瓷器故乡景德镇完成了自己的“立名正身”。

青花瓷留下东方与西方在荷兰邂逅的一个美丽侧影。“一剪寒梅随流水而下，一枝梅花在早春寄走”，荷兰青花瓷蕴含着中国青花的传统韵味，又有着高雅清亮、曼妙无比的浓郁色彩。这一道耀眼的蓝，穿越了古今几个世纪，续写着荷兰与中国的缘。事实上，除了瓷器，荷兰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兴趣历久未衰。20世纪40年代，在中国出任外交官的荷兰中国通高罗佩，对中国琴棋书画研究之广泛令许多中国人自叹弗如，他甚至以唐代传奇为底本，改写了著名的《狄公案》，被称为中国的福尔摩斯案。像高罗佩这样的汉学家在荷兰代代相续，延伸着荷兰人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

凡·高的麦田守望

上午的风清爽地吹拂在王子运河上，阿姆斯特丹四通八达的水系在一夜的歇息之后，似乎又活了过来，闪着微波，依偎着岸边的堤坝。被誉为“北方威尼斯”的这座小城，一百多条运河，一千多座桥梁，将街道编排得温婉细腻，带着油画一般的叶嫩花初、船动萍开的情调和色彩。

在荷兰，最著名的画家当数伦勃朗和凡·高，而后者的创作生涯虽然只有十年，却更为紧密地牵引着世界的目光。坐着水船，掠过一座座尖顶教堂和风姿绰约的屋顶，我们由仰望而一点点接近凡·高博物馆。凡·高博物馆坐落在阿姆斯特丹的繁华地段。博物馆门前长长的参观队伍，在街道紧凑、逼仄的水城显得有些扎眼，也十分壮观。这位生前潦倒、身后享获殊荣的荷兰画家，其对艺术和生命的独特感悟令人慨叹神往。

走进博物馆，观者如潮，却安静有序。凡·高的绘画、素描、信件，以及他眼中的自然、乡村、爱情、宗教信仰和文学，一一向我们袒露着这位1853年出生、二十七岁学画、三十七岁谢世画家的短暂一生。油画《播种者》《怒放的杏花》《麦田群鸦》《粉红色的果园》《收获》《割晒干草》等色彩浓重，气韵生动，吸引了一批又一批观众。

凡·高的一生应该是沉重、痛苦、焦躁的。贫穷、饥饿，买不起衣服，填不饱肚子，请不起模特；不被人理解，作品无人问津；探索的焦虑，疾病的缠绕，都令他深深绝望。他切割自己的左耳，在田野中开枪自杀……从精神到肉体的扭曲与痛苦，给世人留下迥异常人的背影。但凡·高的许多作品，却聚焦底层人的生活与生存，他的名作《吃土豆的人》以及《麦田收割者》《黄房子》《卧室》等等，折射出他放低的姿态与对生活的尊重。在展厅里，我们看到了凡·高的许多自画像。其中头上戴着草帽的一张最为著名。这位喜欢自称“乡下人”的画家，用他的作品，透露了自己搬着小板凳，坐在路边观察行人，或眼光漫过茅草屋顶、田埂村陌，记录与发现、观察与思索的经历。这位年轻时做过牧师、渴望以信仰的力量扶危济困的画家，在许多怪异行为的背后，其实也坦陈着生命的激情和内心的光亮。

凡·高喜欢大自然，喜欢用色彩表达情感。他用买面包的钱换来颜料，把自己的“伙食费”一点点地堆在画布上，堆出灿烂的向日葵、忧伤的翠菊和一望无际的麦田。“我必须描绘大自然的丰饶壮丽的景观，我们需要鼓舞和欢乐。”他借助色块和线条表达用语言无法表达的感情。在凡·高最著名的《向日葵》画作前，围拢了一层又一层观众。这种谦卑朴实的花，在凡·高的画布上，是那么瑰丽明亮，仿佛闪耀着光芒。画家用色大胆，黄上加黄，到处是不同黄色的变体，每朵花指向不同的方向，虽描绘的是瓶中花，却画出了一副勃然盛开状。这种平凡的花是属于凡·高的，凡·高用他那天才之手，将自然界这一最简单的主题表达得充满动感，光辉四射。是谦卑朴实和内心的真诚，成就了凡·高，成就了《向日葵》。其实，凡·高也知道，盛开之后，便是衰败与枯萎，那是生命的真实。他也画过《枯萎的向日葵》。哲学家海德格尔说过，一朵花的美丽在于它曾经凋谢过。凡·高用卓越的画笔表达了他对生命透彻的观察，揭示了巨大的生命隐喻：轰轰烈烈，又短暂绚烂。正如画家自己的一生。

走出博物馆，眼前还晃动着一片金黄，以及画家忧郁的眼神。风轻轻吹来，抚平树梢，露出远处摇曳的风车和天空的澄澈。我想象着在不远的地方，会不会有一个小小的村庄，有几座茅草苫盖的房舍，几朵淡蓝色的鸢尾花散布在溪水环绕的小路上……鲜活地印证着凡·高笔下和心中的风景。

凡·高的家乡在荷兰南部布拉邦特省的一个小城。凡·高的画作散落于世界各地，却都源于这里。凡·高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家乡的田野和石楠丛生的荒地，多多少少总会留存在我们的心中。”如今这里的向日葵依然在阳光下流淌着金黄，葵叶和花瓣像热情奔放的火苗。凡·高平凡而独特的身影似乎依然在阳光斑驳的树丛间穿行，喻示着世间最美好的颜色和线条，隐藏于最乐观的情感和最平实的生活之中。

生命之于凡·高，是残酷的，沉重的，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凡·高曾为其作品无人问津而绝望过。如今所有的崇拜、鲜花，只是后世的叠加，当代拍卖行里画价攀升引来的喧嚣、兴奋，都已经与画家无关。走出博物馆，脑海中回放着凡·高笔下灵动的线条、艳丽的色块，回放着凡·高自画像里的执拗目光，仿佛听到画家忧郁中带着温婉的倾诉。我愿意相信，凡·高是喜欢站在向日葵和金黄的麦田边做一个生命的守望者的，守望着大自然的富饶美丽和内心深刻的痛苦，守望着碰触到生命底色的信念和创造，守望着让自己时时可以抵达的心灵故乡，而并不是让自己的作品成为被描摹的标本和拍卖数字里的奇迹。这一点，非同凡响，毋庸置疑。这与今天的艺术家和观众对凡·高的追崇与痴迷，多多少少拉开了距离。

“我爱着，什么也不说；我爱着，只我心里知道；我珍惜我的秘密，也珍惜我的痛苦……”艺术是感情和生命的流淌，好的作品，都是用色彩和线条诉说命运、思想和性情的。凡·高之所以感人，因为他用生命画出了他的爱、他的压抑、他的真诚，生命中所有的感觉都活在了画布上。

在喧嚣的世界真情地活着，这让无数后人可望而难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