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陌生的航程

“鲁荣渔2682”号载着33名船员踏上前往南太平洋的陌生航程……

在山东半岛的东北角，有一个幽静的小城，面朝大海，如诗如画。这便是与韩国隔海相望的山东省荣成市。

沿着风景迷人的黄海西岸的海湾北路、海湾南路，从市区一路向南行驶约30公里，穿过一座海湾大桥，便来到被当地人称为“小香港”的石岛镇。

果然是“小香港”。在荣成市区，居然有双向十条车道、完全可以与长安街宽度媲美的超宽马路，除了上下班的高峰期，大部分时间空荡荡的。而石岛则不同。狭窄的马路两侧，大小商店、饭馆等拥挤在一起，行人在车流密集的马路上随意穿过，就像中国大多数杂乱无章的县城。

石岛原来是荣成市下属的一个镇，后来被撤销，变身为省级经济开发区。夏天，从市区过来，接近石岛时，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腥咸的海水味，仿佛置身于某个海边的渔村，以至于让初来乍到的外地人产生错觉——这海水里一定有很多的鱼，否则，空气里怎么会弥漫着浓郁的鱼腥味？

在石岛人的眼中，这里才是荣成的中心。沿着海边，随处可见高大的门吊，大大小小的造船厂，表明这是一个以大海为生的小城。

我第四次来到石岛的时候，正是春节之后。乘坐唯一的一趟公交车到达终点站，从写着“鑫发集团”四个大字、有保安值守的路口往里走，左侧是一个个巨大的储油罐，罐壁上标着“鑫发石油”；右侧不远处，有一栋不起眼的楼房，门前空地上停着几辆大客车，这里就是山东鑫发渔业集团公司（本文以下如无特指，均统称“鑫发公司”）。

继续往前走，海边上无遮无拦，凛冽的寒风从海面上吹过来，就像带刺一样，一根一根地扎在脸上，睁不开眼睛。那条通向海边码头的水泥路，粗大的缆绳沿着路边摊开，还有不少渔网也堆在路边，看样子要进行整理或是维修，可是并不见有人。

到了海边，正是鑫发码头。这里既没有客运，也没有货运，它就是一个以捕鱼为主的渔业公司的专用码头。

放眼望去，数条并不规则的看起来像栈桥一样的通道伸向海里，各种吨位的捕捞船并排停靠在通道两侧，被缆绳拴在码头的铁桩上，至少有数百艘之多。

走到另一边，一艘大吨位的船只正在被钢索从海里拖上船坞维修。跟旁边的工作人员说话，个个都很友好。

停泊在港内的船只大都是空的，偶尔有一艘船，有船员上上下下，还有人拿着工具在维修船上的设施。有一位船员盘腿坐在岸边修补渔网，旁边是一艘破旧的渔船。他看上去40来岁，常年的海上生活带给他一张黝黑的脸，两只手满是粗糙的裂纹。他穿一件黑色的薄棉衣，似乎对寒冷习以为常。

从他的口中得知，他来自河南，已经有多年海上捕鱼的经历，每月能挣四五千元。他说，船很快就要出海，不过，他只是在近海捕鱼，最远到过朝鲜东海岸一带。

要不了多久，那些随着风浪摇晃的船只，会陆续离开这个码头。也只有出海打鱼，船员们才能挣到养家糊口的钱。可以想象，此时把渔船开到朝鲜东部的西北太平洋海域，海面上依然十分寒冷，一艘渔船孤零零地漂泊在海上，船员们的捕捞作业该是多么的艰苦。

密密麻麻的渔船，天南海北的船员，素昧平生，聚集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渔人码头”。他们大都是农民，从这里走向大海，在风浪中谋生，吃苦不是个问题，重要的是能够赚到钱。

不过，很多从来没出过海的农民，对出海打鱼并没有多少心理准备，他们只是抱定了吃苦的决心，却没有想到，比身体的辛苦更难熬的是海上的孤独，尤其是常年不靠岸的远洋捕捞船员。

一眼看上去，码头上停靠的渔船，“鲁”字开头的名称最多，“鲁荣渔”“鲁文渔”，还有“辽丹渔”“闽霞渔”，五花八门。我在港内拥挤不堪的渔船中寻找“鲁荣渔2682”号，最后只找到了它的姊妹船“鲁荣渔2681”号。

每一艘船都紧紧地挨在一起。我小心翼翼地从岸边跳到一艘大船上，再翻过几艘船，上了“鲁荣渔2681”号。它在风浪中摇摆，跟旁边的其他渔船似乎没有什么不同，船身锈迹斑斑，空空荡荡，粗大的缆绳固定在岸上，两条数米长的跳板横在船舱里，到处是障碍物，脚下必须处处留心。

正是“鲁荣渔2682”号远洋渔船，制造了一起血腥残暴的海上大屠杀。33名船员，最后活着的只有11人，另外的22人，死不见尸，活不见人。

“鲁荣渔2682”号去了哪里？莫非它带着22条冤魂又出海了？

2010年12月28日，虽然只是初冬时节，但对于山东半岛东北部的荣成来说，气温已经降到零度以下。很快，这里将会被大雪覆盖，“鲁荣渔2682”号要赶在这之前出发。

正式出发前的12月27日，边防部门的人员登船检查，但直到此时，“鲁荣渔2682”号还有19名船员没有办理海员证。这倒难不住鑫发公司，何况检查本来就是走过场，这一套游戏规则大家都是心知肚明，没有哪个从事远洋渔业的公司会把海员证放在心上。

于是，鑫发公司先让这19名船员下船，从其他船上借来19名有海员证的船员顶替，以欺骗的手段完成边检后，“鲁荣渔2682”号从鑫发码头出发，停泊在码头外的海上，公司派船把没有海员证的19人送到船上，再把借来的19名船员换走。

这些来自农村的船员压根就不知道，乘坐远洋渔船前往公海捕鱼，必须持有海员证；没有海员证离开中国的领海，回来时再从公海上进入中国的领海，与偷渡无异。

对于多年从事远洋捕捞的鑫发公司来说，前往公海捕鱼的船员必须持有海员证，应当是一个常识。但是，“鲁荣渔2682”号上33名船员的招募过程，却存在太多的儿戏，根本就没有将持有海员证作为前提条件，完全是不问出处，来者不拒。

2010年5月的某一天，鑫发渔业集团副总经理王智勇打电话给曾经担任大连火同海洋渔业公司总调度室副总调度长的刘时保，说鑫发公司又建造了新的船只，打算从事远洋鱿钓业务（钓鱿鱼），让他帮助找几个船长。

按照刘时保的说法，鑫发公司最早从事远洋鱿鱼捕捞业务大约在2004年，当时公司规模较小，挂靠在刘时保所在的大连火同海洋渔业公司，包括船员培训在内的很多事项都是火同公司帮助办理的。

本身就是荣成人的刘时保与鑫发公司负责远洋渔业的王智勇很熟悉，因而，多年后，王智勇又找到此时已经退休在家的老乡刘时保。

由于之前的工作关系，刘时保的手上掌握着很多船员的信息。严格地说，王智勇让刘时保帮忙招募的人不是普通船员，而是船长；不是一个船长，是一批船长，其中包括“鲁荣渔2682”号。

刘时保陪同鑫发公司的黄建永前往大连，联系到经常跑船的王绕松、崔家季、曲明涛、许运财、许运洪，在一家宾馆商谈条件。对鑫发公司开出的薪酬，五位船长感到满意。

物色好了船长，鑫发公司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出海事宜。后来许运洪因故退出，曲明涛又联系了大连人李承权，他就是后来“鲁荣渔2682”号远洋渔船的船长。

鑫发公司规定，船长负责招募船上的其他船员。于是，李承权四处打电话联系曾经熟悉的船员，2010年10月6日，他带着13名船员从大连来到荣成。

李承权带来的13名船员，占据了船上所有的八个职务船员中的七个，另有船员王鹏、宋国春、吴国志、段志芳、崔勇、姜树涛。

经过曲明涛介绍，李承权认识了大连的两个中介公司。这两家中介公司在网上发布招聘船员的消息，将大部分本来互不相识的农民工召集到一起，变成了“鲁荣渔2682”号远洋渔船的船员。

船员黄金波的经历或许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黄金波并不是农民工，他是林业工人的独生子，家住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市库都尔镇——大兴安岭深处一个萧条破败的小镇。

当地异常落后的教育水平，让黄金波勉强完成了初中教育。在那样一个尚处在半计划经济时代的小镇，不仅就业很困难，即使自谋职业，也很难找到赚钱的机会。出去打工几乎是唯一的出路。

“这里的教育都是嘻哩哈啦的，高中毕业的几乎没有，原来镇里还有个高中，后来撤了，全部并入牙克石，每年能考上高中的也就一两个。”黄金波的妈妈李凤兰说，“有钱的人都出去了，上牙克石上初中、高中，有的小学都不在这里念，教学质量差，管理也不好。”

1991年2月出生的黄金波，2006年初中毕业时只有16岁，还是个半大的孩子，最远的地方就是去过70公里外的县城牙克石（县级市）。他先是在家待业一年，后来到海拉尔的一家餐馆打工，2008年，黄金波去了北京，在他叔叔的旅游公司做导游。

很难想象，对黄金波这样一个既没有多少文化，也未见过世面的外地孩子，如何能给来北京的游客做导游。好在有亲叔叔照看，黄金波在北京混了近两年，又回到那个小镇。

2010年8月，黄金波去了大连。“他老姨的孩子在大连学日本料理，他在家喜欢做饭，能学日本料理不也是挺好的嘛。”李凤兰一直想着儿子能学会日本料理，做个厨师，工资也不低，对他这样的孩子，也算是体面了。

但是，黄金波到大连没有去学习日本料理，而是在一个网吧当管理员。没干几天，又不干了。无所事事的黄金波整天泡在网吧上网，他从网上看到了招聘船员的消息。

“每个月工资三四千元，我觉得还可以，就按照网站上的联系电话打过去询问详细情况。”黄金波还记得，对方接听电话的人是个男的，他证实招聘信息的真实性，约定在大连火车站旁边的一个酒店门口见面。

那人其实是中介公司的员工，他把黄金波带到火车站附近的一个破旧的居民楼。进去一看，房间里还有八个男子，他们一起在那里住了两天，期间，又有两个男子被带来。第三天傍晚，中介公司的员工领着黄金波他们十个人，从大连港上船，走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船靠岸。

“我也不知道船停在哪个码头，下船后又到了一个宾馆，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了后来‘鲁荣渔2682’号的船长李承权，还有另外一个船长。”黄金波事后回忆说，带他们上船的中介公司的员工把他们交给李承权，接着乘车来到荣成市石岛鑫发公司码头。与黄金波同船来的这十来个人，有刘贵夺、梅林盛、姜晓龙、包德格吉日胡，他们一起上了“鲁荣渔2682”号渔船。

人越来越多，他们被船长李承权带到船上。远洋渔船，从海上回来停泊了很久，船舱里很脏，正好让他们清理，然后搬运物品，做出海前的准备。

正常情况下，对于未出过海的新船员，首先要经过专门的培训，取得海员证，才有资格成为一名船员。其次，还要由所在的公司进行各种必要的技能培训，毕竟这是出海，而且是远海，船员们需要应对与陆地上完全不同的问题。

而“鲁荣渔2682”号新招来的这些船员似乎什么都没做。过了几天，李承权把合同拿给他们，大家七嘴八舌，问来问去，谁也不懂合同上约定的权利和义务，只是在乎一个问题：中介公司说的收入是不是真的。

“李承权拿了合同让我们签，签好后他拿去做公证。”黄金波说，“合同内容是到秘鲁进行海上鱿钓作业，期限两年，保底工资每年45000元，每年还有3000元保险，从工资里扣，我们都签字了。”

签了合同，招聘信息中许诺的每年45000元的收入白纸黑字写在纸上，一切似乎很顺利。直到此时，一部分船员才想起来给家里打电话，告诉家人他们要出海，一去就是两年，那种心情，一半是兴奋，一半是紧张。

李承权从大连带来的那些有职务的船员，多数都有出海的经历。被李承权请来担任轮机长的温斗，多年来就在海上跑船。“我老公一直在船上干活，我认识他那会儿他就在船上干，2004年我们搞对象，可能效益不好，他在家里待了大半年。”温斗的妻子小付说，“2006年我们结婚，两个月之后他就去了非洲，三年没回来过，2009年7月末才回来。”

这一次，温斗带着他的哥哥温密一起出海，他做轮机长，哥哥是二管轮。

去荣成的那天，二副王永波的妻子张岳林开车，将李承权、王永波以及温氏兄弟和几名船员送到大连港码头。之后，张岳林和船长李承权的妻子又来到石岛，在那里一住就是10天，等着为丈夫送行。“出去要两年才回来，我们去送送吧。”李承权的妻子说。

相比之下，通过中介公司招来的船员，事前都没有跟家人商量，他们在外地打工，突然看到招聘船员的消息，匆忙前去面试，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直到签了合同，马上就要出发的时候，有些船员急急忙忙地给家人打个电话。毕竟一去两年，到了海上，手机没有信号，联系很不方便。

突然接到儿子的电话，说要去海上钓鱿鱼，黄金波的母亲李凤兰感到吃惊，她一直以为儿子在大连跟他表弟一起学习日本料理。“你怎么跑到船上去了？”李凤兰对儿子去做船员没有丝毫的心理准备，马上劝阻道，“你不能去，赶紧回来！”

“不赶趟（来不及的意思），跟公司签了合同，我现在已经在船上了。”黄金波憧憬着赚大钱的梦想，向他的母亲绘声绘色地描述道，“到船上能挣挺多钱，年薪45000块，一个月还有1000块钱的生活费，钓鱼有提成，每年能挣5万多块。老板说，签两年合同，合同满了，让我们坐飞机回家。我爸身体不好，以后就不让你们受累了。”

那一刻的黄金波，俨然《天下无贼》中单纯、憨厚的傻根，在他想象中，每个人都像他一样诚实善良，天下无贼。

李凤兰一时摸不着头脑，海上打鱼以及远洋船员的生活，对她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到海上去捕鱼很危险，你了解那个公司吗？”李凤兰很不放心地问道。

“人家是正规的公司，是上市公司。”黄金波说。

“啥叫上市公司？”李凤兰追问。

“妈，你不懂。”黄金波的语气充满了兴奋，根本听不进去母亲的劝阻，“我现在是正式的船员了，一起去的还有很多人。”

船员薄福军是33名船员中唯一的山东人，就在离荣成不远的龙口市诸由观镇辛家村。2010年12月底的一天，他跟妻子说，在网上找到一个活儿，但没有说具体做什么，就一个人去了荣成。

过了三四天，薄福军打电话给妻子江立绢，告诉她要出海两年，到南太平洋打鱼。“我一听说要出海打鱼，时间又那么久，两年后才能回来，感觉太危险，不同意他去。”江立绢说，“他说合同都签了，收入挺高，一定要去。”

江立绢当年从黑龙江省集贤县远嫁到山东。两天的坐卧不安，她坐车赶到荣成，想把老公拉回去。走到半路上，她接到薄福军的电话，说他已经上船。江立绢仍不死心，心急火燎地追到石岛鑫发公司的码头时，公司的工作人员说，“鲁荣渔2682”号已离开码头，正在海上。她反复打电话，却始终没有接通。

他们就这样踏上了前往太平洋彼岸的漫漫航程。

当天中午，与“鲁荣渔2682”号同时起航的还有鑫发公司的另外三艘渔船。在韩国釜山加油后，四艘渔船从日本南部的大隅海峡驶入西太平洋。

2 真假合同埋下的血腥杀戮

在船员们签下那份真假难辨的合同时，一场残暴的杀戮注定无法避免。

在“鲁荣渔2682”号踏上航程后，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这群来自天南海北的陌生面孔。

“鲁荣渔2682”号共有33名船员——当然，无须介绍他们的性别，船上不会有女人。

33名船员，其中有8名职务船员，分别是船长李承权、大副付义忠、二副王永波、轮机长（俗称大车）温斗、大管轮（俗称二车）王延龙、二管轮（俗称三车）温密、水手长陈国军、伙食长夏琦勇。

这8名职务船员中，除了水手长陈国军，其他7人都是李承权出面请来的，跟他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关系。

8名职务船员在船上算是管理层，工资待遇根据不同的职务，也比普通船员高得多。其中，身价最高的是船长李承权，除了每年15万元的固定工资，他还可以从生产中得到提成：每年总产量2000吨以下，每吨提成20元；2000～3000吨，每吨提成30元。

轮机长温斗的年薪10万元，生产提成标准与船长相同。大管轮王延龙年薪7万元，2000吨以下，每吨提成10元；2000～3000吨，每吨提成15元。

除了船长、大车、大管轮三人，其他人不参与生产提成。同时，这三个人没有生产任务（钓鱼），简而言之，他们的收入就是固定工资加提成。此外，其他29人都要参加每天的生产劳动，即便是职务船员，在完成本职工作后，也要去钓鱼，从中获得提成。

在管理层以外，则是25名普通船员，每年12000元外加钓鱼的提成。

不过，要说清楚他们的收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与鑫发公司签订的《船员聘用合同书》，不管船长还是普通船员，内容相同，都是每年保底收入45000元。

《船员聘用合同书》的正文共八条，其中最后两条是程序性的内容。实际上，船员们对合同内容最关心的是第二条和第三条。

第二条规定：“乙方（船员）自出海到东南太平洋渔场进行鱿钓生产期间的保底收入人民币45000元/年（包括附件所示年工资、奖金、社保等）。月工资在月末由公司汇入乙方指定的账户或乙方指定的个人领取，汇款费用由个人负担，余下奖金、社保等合同期满一次性付清。乙方若不服从安排，出海期间闹事、酗酒、不出工、怠工，不得享受奖金及各种福利，情节严重者，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第三条：“（一）乙方在合同期间因公受伤，甲方负责安排就近治疗，派人护理，报销医疗费用并付给伤者和护理者全额基础工资。如乙方因工伤需要治疗，视伤病情况需要转院的必须回国治疗。治疗期超过甲方及医院认可期限，甲方不负责费用。

“（二）乙方在船期间因酗酒、滋事、打架斗殴等违法行为所发生的医疗费，以及长期慢性疾病的治疗费由乙方自理，并不享受工资护理等费用。

“（三）在合同期间，甲方为乙方投保，乙方在受聘期间，因公伤亡，由甲方按保险条款的规定赔偿。”

附在《船员聘用合同书》后面的还有一份未签字的《秘鲁生产人员工资标准》：

为什么船长等职务船员与普通船员的保底收入相同？船员们在何种条件下能得到45000元的保底收入？或者说，保底收入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正常情况下，合同上应当有明确的约定。不管对鑫发公司还是它所雇佣的船员，合同就是一份法律文书，双方的责任权利一目了然，即使发生纠纷，也有判明是非的依据。但是，这份合同给人却留下了很多模棱两可的问题。

不仅仅是合同模糊不清的问题。

根据官方资料记载，山东鑫发渔业集团有限公司系荣成鑫发水产食品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子公司叫集团公司，奇怪的隶属关系），“鲁荣渔2682”号渔船的产权属于水产公司，由渔业集团下属的远洋船队负责经营。

与船员们签订合同的法律主体是鑫发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合同共有两份，一份的开头很详细，包括甲方全称“荣成鑫发水产食品有限公司”、所在地址及乙方姓名、身份证号码、居住地址等。落款盖有甲方的公章，有甲方代表、副总经理王智勇的签名以及被聘船员的签名，时间是2010年12月6日。

另一份合同的开头只有船员的名字，其他全部空白。落款处的公章内容为“荣成市鑫发渔业有限公司”和王智勇以及船员的签名，时间同样是2010年12月6日。

还有一部分合同上居然盖着“荣成鑫发水产食品有限公司”和“荣成市鑫发渔业有限公司”两个公章。

二副王永波的妻子张岳林到石岛送丈夫出海，回大连时，她顺带捎回6份合同，甲方的公章全部是“荣成市鑫发渔业有限公司”。

“我当时到石岛送我爱人上船，他和大副付义忠、大车温斗、三车温密、船员崔勇、段志芳、王树斌一共六个人的合同是我一起带回去的，盖的都是鑫发渔业有限公司的公章。”二副王永波的妻子张岳林至今仍保留着合同。王树斌最后没有上船，躲过一劫。

张岳林和马玉超的母亲专门去查过，根本就没有“荣成市鑫发渔业有限公司”，那公章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上述两个不同公章的合同，后来都被警方收入卷宗，表明船员家属所言不虚。就此问题询问代表鑫发公司在合同上签字的副总经理王智勇，他没有回答。

模糊不清的内容，真假难辨的公章，这谜一样的合同，为这艘渔船埋下了血腥杀戮的伏笔。这是后话。

3 赌桌上输掉黑土地，一无所有后出海打鱼

60多亩黑得流油的土地，在赌桌上输掉了。一无所有的姜晓龙在每年45000元保底收入的诱惑下，上了“鲁荣渔2682”号。

“鲁荣渔2682”号此行的目的地是东南太平洋的秘鲁、智利一带海域。一万多公里的漫长航程，正常情况下需要一个半月左右，让很多第一次出海的新船员有了一个死去活来的适应过程。

船队过日本大隅海峡后，原本领队的“鑫发9”号船出现故障，公司命令2682号将它拖回国内，在海峡西边将“鑫发9”号船交给接应的船只，再继续前往南太平洋，导致2682号延误了半个月的航程。

航行途中，“鲁荣渔2682”号在太平洋上迎来了2011年的春节。于是，船员们用船上的卫星电话给家人拜年。

船员吴国志家在辽宁省喀左县农村，他和妻子李迎雄带着儿子到大连打工，那天，吴国志在跟表弟王永波聊天时，说到了去山东做远洋船员的想法。王永波在船上做二副，对吴国志多少还能够有所帮助。

腊月二十四是小年，吴国志给妻子打电话，得知他的母亲正在大连。吴国志说，他们的船还在航行途中，先拜个早年。正月初一早晨五点钟，渔船迎着太阳向东行驶，北方的天还是漆黑一片，吴国志用船上的卫星电话打给妻子，先是给双方的老人拜年，又问了他们的身体情况、过年的琐事。

妻子想多说几句。“跑了一个多月，你们还没到地方吗？”李迎雄问道。

“渔船跑得很慢，每小时最高才9节，还不到20公里，估计还得一个月左右。”吴国志说。

“每天都在船上，你累吗？”

“出远门哪有不累的，跟种地比，还是好多了。”

“到了地方，别忘了给家里打个电话。”

“没事就不打电话了，卫星电话，太贵，一分钟要花30块，咱俩讲15分钟，500块就没了。”吴国志说，“出来遭罪挣钱，不能把钱浪费在这里。”自那以后，吴国志再也没有打过电话。

对于未出过海的船员来说，开始是新奇，慢慢地心里就有点紧张，一艘小吨位的远洋渔船，在一眼看不到边的大洋中行驶，直到此时，你才能切身体会到一叶扁舟的含义。倘若航行途中遇到令人胆战心惊的风暴，更是把心提到了嗓子眼上，死亡的恐惧仿佛就在眼前。

没有什么可以打发无聊的时间，唯一能做的是赌博。两个大房间内，每天就像不散的筵席，从白天到晚上，轮流坐庄。

上船之前，大部船员或多或少都带了些钱，考虑到有些人没带钱，鑫发公司提前发了第一个月的工资1000元；有的船员不肯赌博，就把钱借出来，作为流动资金，给其他人使用。

在二层的12人间，一堆人起哄，让姜晓龙坐庄“推牌九”。可是，姜晓龙虽然好赌，但此刻却有点发怵，一来是囊中羞涩，更主要的是，赌博实在是他心里挥之不去的痛，只有他自己才能理解。倘若不是赌博，或许他压根也想不到出海打鱼的事情。

1976年底出生的姜晓龙，出海的时候只有34岁。看一眼他写的笔画拢不到一起的字，就能判断出这是一个没多少文化的人。姜晓龙读了四年小学，是个半文盲，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

姜晓龙生在以盛产香米而遐迩闻名的黑龙江省五常市。不过，那里的土地虽好，但量太少，人均耕地只有两亩。在他五六岁的时候，邻近的黑龙省尚志县对外公开“招户”——就像城市招工一样，不同的是，尚志地方政府给出的条件是全家迁入。

“我到尚志去看了一次，地很多，都荒在那儿，就决定迁过去。”姜晓龙的父亲姜岩楼回忆道。

那时候，三个孩子，女儿正在读小学，姜岩楼把女儿留在五常老家读书，两口子带着一对年幼的儿子，举家迁往尚志县乌吉密乡南部的张家湾村。

30多年后一个残雪消融的初春，我来到张家湾村。

在村子的南边和西边，一眼看过去，不远处就是长白山支脉张广才岭的大片原始森林，那些低矮的山，有的被整个儿推平了，有的还留着山顶的一小片森林，就像大海中的一座座孤岛。

寒风依然刺骨，尚未从寒冬中醒来的土地却已经被翻耕。那是真正的黑土地，肥沃的土壤像被泼了一层油，泛着黝黑的光亮。但凡是对土地有情结的人，到了这样的地方，是断然舍不得离开的。

当年，当地政府为了开发大片沉睡的黑土地，用“谁开荒土地归谁所有”的政策，吸引了一批外地农民。

“那时候苦得很，第一年来了20户，到年底走了一半。我没有走，坚持下来。”姜岩楼的目光里满是岁月的沧桑，他看着那些土地，感慨地说，“过来都是现开荒，头一年开了五亩地，自己也没有钱买机械，所有的机械都是雇人家的，雇推土机30块钱一天。”

山里温度低，水稻还未完全成熟就开始下霜，第一年几乎没有收成。“五亩地的水稻，只打了两麻袋半米，不到200斤。”

姜岩楼当年也就30来岁，全仗着身强力壮，两口子风里来雨里去，年年开荒，居然开垦了150亩地。

后来女儿出嫁，两个儿子长大结婚，姜岩楼自己留下几亩地养老，其余的130多亩地一分为二，给了两个儿子。“这地方娶媳妇，人家不看别的，就看你有多少地。”姜岩楼说。

但是，姜晓龙并没有守住父辈千辛万苦开垦的黑土地。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姜晓龙开始赌博。“外屯来人耍钱，把他找去，我把他们搅黄了，他们不高兴，就到外边去。”姜岩楼说到这里，长叹一声，“我这一生最烦耍钱。”

姜晓龙输了，他把自己的土地抵给人家，60亩地换来16万元现金，算起来，一亩地还不到2700元。按照约定，在一定的期限内还不了钱，土地就归债权人。对方为了规避法律问题，借款条上写的是购买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而不是赌博欠款。

“四垧地（东北地方多数地区每垧地合15亩）就是这样输掉的。”姜岩楼伫立在凛冽的寒风中，指着不远处山脚下的一大片土地，惋惜地说，“就是那一片，都是好地，现在是人家的，要不回来了。”

身为农民，没有土地就意味着一无所有。

面对败家的儿子，姜岩楼悲愤难抑，怒不可遏，争吵中打了姜晓龙。

这个家庭显然没法再过下去，妻子跟姜晓龙离婚，他带着当年只有6岁的儿子艰难求生。

就像每一个因为赌博而倾家荡产的人一样，姜晓龙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他多次跟人家说，要出去挣钱，把输掉的土地赎回来。

姜晓龙先是到北京顺义的一家浴室打工，混了一段时间，又回到老家尚志开出租车，到建筑工地当工人。2010年8月，他把儿子送给前妻照看，到辽宁省本溪市打工，从那里看到了山东招聘远洋船员的消息。

跟素不相识的黄金波、刘贵夺等人聚到一起，在那个昏暗破旧的居民楼里住了两天，再随着中介公司的员工到达荣成，他们都上了“鲁荣渔2682”号。

一去两年不靠岸，上船之前，船员们都在买东西，多半是吃的。姜晓龙身上没有钱，好在出发前公司给每个船员发了1000块钱，他买了些方便面、几箱啤酒和香烟带到船上。

当姜晓龙再次坐在赌桌上的时候，条件反射似的让他的脑子里产生了阴影。

“60亩地才卖16万元，平均一亩地还不到2700块，把你当傻瓜耍了。”刘贵夺嘴里叼着烟，一句话说到姜晓龙的痛处，“我家跟内蒙古挨着，土地老差了，也没有你们那里的黑土，包给人家一亩地每年400块，你们起码能包五六百块。”

要说姜晓龙没文化，那是真的，他就是个大老粗，斗大的字不识一升。但是，他是土里刨食的农民，就算没文化，那些地能值多少钱他还是明白的。一亩地不到2700块钱，不是脑子进水，或者是遇到了难处，谁会这样白菜价卖地呢？

“赌桌上，急着用钱，哪里能像平时算得那么清楚，我也知道他们故意拿捏我。”姜晓龙说，“当时说好了，将来我有钱了还可以赎回来。出来这一趟，两年保底有90000块，要是两年满了能接着干，四年我就能把60亩地赎回来。”

“做梦娶媳妇吧，60亩地到了人家手上，占了大便宜，还会给你赎回去？”刘贵夺以嘲讽的口气说，“再说，两年后还不知道怎么样呢，整不好又要去找事做，能不能挣到钱还他妈指不定呢，你还想赎地？”

“刘哥，合同上写着呢，合同期满后，双方同意可以延长合同，我们就成了老职工，工资还能提高。”黄金波在一旁笑着说。

刘贵夺把嘴里的烟吸得“滋、滋”响，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你小B孩，知道个鸟！”

“别扯淡了，开赌，开赌，赢钱买地！”刘成建的话引起一阵哄笑声。

好在这些穷苦船员不过是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即使输完了，也不过三两千元，不会伤筋动骨。船上没有土地和家产可以抵押。

4 南大洋诱人的渔场

一条鱿鱼200斤，中国渔船不远万里前往南大洋捕鱼。谁会关注这些穷苦船员的命运？

2011年3月1日，“鲁荣渔2682”号经过长达两个月的漫长航程，横穿大半个地球，到达秘鲁附近的南太平洋海域。

很多人或许不明白，为何要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捕捞鱿鱼呢？

这就涉及专业问题了。

海洋虽大，却不是到处都有鱼；或者说，即便有鱼，却不具有经济上捕捞的价值。因此，海上的大渔场才是真正捕鱼的好地方。

能够产生渔场的条件，主要是冷暖海流的交汇。在寒流和暖流交汇的海区，海水受到扰动，下层的营养盐类被带到表层，不仅有利于鱼类的大量繁殖，而且为鱼类生存提供了充足的营养。

两种洋流还可以形成“水障”，阻碍鱼类活动，使得鱼群集中，形成巨大的渔场，这就是人们从电视上看到的大片鱼群聚集在一起的原因。

说到世界著名的渔场，就不能忘了中国的舟山渔场。由长江口流入的淡水以及台湾暖流与黄海冷水团交汇等因素形成的舟山渔场，位于中国浙江的近海，盛产大小黄鱼等经济鱼类，条件可谓得天独厚，鼎盛时期时常万船竞发。但是，由于过度捕捞，竭泽而渔，再加上日益严重的污染，舟山渔场风光不再，国内的渔民和大型渔业生产企业，只能远涉重洋，到其他地方捕鱼。

一直以来，全球有四大公认的渔场——

日本北海道渔场：由日本暖流和千岛寒流交汇形成，位于日本北海道沿岸，也是世界第一大渔场。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日本人爱吃鱼，而且不吃淡水鱼，因为他们守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天然大渔场，这俨然是上帝所赐的财富。

纽芬兰渔场：由墨西哥湾暖流和拉布拉多寒流（由北冰洋经拉布拉多半岛南下的洋流）交汇所形成，主要地点位于加拿大的纽芬兰岛沿岸，1534年被欧洲航海家约翰·卡波特发现，那里盛产鳕鱼，历史上一度被形容为“踩着鳕鱼的脊背就可以上岸”。但随着人类的大肆捕捞，纽芬兰渔场基本上不复存在。

北海渔场：由北大西洋暖流与北极寒流交汇所形成，位于大西洋东北部边缘海域，总面积约50万平方千米，每年捕鱼总量约占世界的一半。

秘鲁渔场：由海水“上升补偿流”形成，位于秘鲁、智利一带的南太平洋沿岸。

此外，还有非洲西南部沿岸的东南大西洋渔场。

在秘鲁沿岸，常年吹拂的东南信风，有一个学术名称叫“离岸风”，它从南美大陆吹向太平洋，将表层的海水吹走，引起底层的海水向上翻动——用专业的语言表述，叫作“上升补偿流”。

在“上升补偿流”的作用下，含有大量营养盐分的海水被带到表层，非常适合浮游生物的生长；大量的浮游生物，又为其他鱼类提供了丰富的鱼饵，由此便形成鱼群聚集的巨大渔场。

中国人从太平洋西岸到东南太平洋沿岸去捕鱼，跨过赤道，穿越整个太平洋，普通的远洋渔船，每小时10节（海里）左右的速度，花在路上的时间，光是单程就需要一个多月。

秘鲁渔场本来以盛产秘鲁鳀鱼而著称，但那里还是鱿鱼的重要产区。秘鲁渔场的鱿鱼比成年人的个头还大，动辄就是100多公斤。而且鱿鱼具有趋光的特性，夜晚，船的四周悬挂着数盏2000瓦的强光灯，50米的水下照得通体透明，鱿鱼就被吸引过来。

严格地说，渔船到那里不是用渔网捕鱼，而是钓鱼；钓鱼的时候并没有鱼饵，把带着钩子的鱼线放进几十米深的海里，鱿鱼愿者上钩——完全是姜太公的手法。

所以，钓鱿鱼的技术含量不高，只要你摸准了鱿鱼的脾气，掌握了它的活动规律，就能不费多大力气地把它拉到船上。唯其如此，随“鲁荣渔2682”号从太平洋另一端长途奔袭而来的这群不速之客，很快就学会了钓鱼的技巧。

船上33个人，只有船长李承权、轮机长温斗、大管轮王延龙没有生产任务，不需要像船员那样每天钓鱼。他们除了比普通船员高得多的固定工资，还有额外的提成。因为这三个职务比较特殊，船长自不必说，轮机长和大管轮都是技术性职务，要在机舱里看着机器，他们要拿固定工资。

另外29名船员中的五名职务船员，他们的年工资根据职务高低，也比普通船员高出不少。在完成本职工作的情况下，他们要像普通船员一样钓鱼，多劳多得。

至于25名普通的船员，每天的任务就是站在船边钓鱼。

为了避免船员们之间产生矛盾，每个人钓鱼的位子都是通过抓阄来决定的，抓到了某个位子，就只能站在那里钓鱼，不能随便占用其他船员的位子。

钓鱿鱼的技术含量不高，带着鱼钩的白色鱼线有上百米长，要通过绞车放到海里，放浅了或者放得过深，钓鱼的效果都会大打折扣。合适的深度在50米左右，有时候还需要船员本身灵活，感觉这个深度鱿鱼不多，那就随时调整一下鱼线。

钓鱼的时候，船员们手里拿着一个钩子，发现鱿鱼上钩了，赶紧用绞车把鱼线拉上来，用钩子钩住鱿鱼，拖进船舱，再把鱼线放进海里。

钓上来的鱿鱼暂时扔在船舱里，等到第二天早上收工后，用刀子将鱿鱼简单处理，除去内脏，再分割成几大块，过秤后送进冷库。

钓鱿鱼是一件又脏又累的活，天冷时干活，船员们都穿着公司发给的皮裤；夏季天热，穿着皮裤很难受，很多人干脆光着膀子，只穿一条短裤。

就是这种看似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粗活，有的船员忙个不停，鱿鱼一条接一条上钩，似乎运气好得出奇。可是，总有些船员，等了半天也不见动静，心情沮丧不说，到了月底，生产量比别人差了一大截，收入也就少了很多。

说起来也奇怪，每个人都是把鱼线放进海里钓鱼，刘贵夺却是少数几个钓鱼最多的船员之一，最高的时候，一个月的产量达到五吨，一万斤，平均每天300斤左右。

同样是第一次上船，船员黄金波钓鱼的产量还不到刘贵夺的一半，每天站在那里，望眼欲穿地盯着水中的鱼线，总也不见动静。

“刘哥，你都有啥秘诀？”黄金波羡慕地问道。

“能有他妈的啥秘诀，我也没干过这玩意儿，就是运气好吧。”刘贵夺永远都是嘴里叼着烟，漫不经心的样子。

5 165条香烟

渔船两年不靠岸，劳累，孤独，寂寞，165条香烟就是船员刘贵夺全部的精神寄托。

在南太平洋漆黑的夜幕中，一团团闪烁的灯火下，是通宵劳作的船员。

由于“鑫发9”号渔船故障的延误，“鲁荣渔2682”号比同行的“鲁荣渔2681”号、“1965”号晚到了半个月。

3月初，“鲁荣渔2682”号赶到作业海区，与“2681”号和“1965”号会合时，大约位于秘鲁海岸西部300海里的南太平洋海域。“鲁荣渔2682”号在此地作业一个半月后，因产量不高，经过公司同意，三艘渔船于5月下旬转移到靠近智利一带的海域。

5月中旬，此前出现故障回国修理的“鑫发9”号等五艘渔船也到达上述海区展开作业。在南太平洋的秘鲁和智利沿海一带，光是鑫发公司的捕渔船就有20多艘，每艘渔船相隔二至三海里。

按照规定，在南太平洋海域捕鱼的鑫发公司所有渔船，每周有四次在线会晤时间。在“鑫发9”号船的指挥下，每条船打开单频带，通过无线联络，交流信息，通报各自渔船的产量和所在海域的信息。

非因特殊情况，所有的渔船均不靠岸，公司联络的远洋补给船，会定期为这些在海上作业的渔船加油、补充食品，淡水则通过船上的海水淡化机解决，鱿鱼由公司派出的运输船运回国内。

所以，船员出发前都做好了两年不靠岸的准备。刘贵夺烟瘾大，他买了165条香烟带到船上，两年时间，平均每天两包多。不过，这165条烟，大部分是6块钱一包的廉价“泰山”牌和更便宜的“将军”牌，还有一小部分稍贵一点的“红塔山”。

光是165条烟，刘贵夺就花了近万元。狭小的舱室根本没地方存放这么多香烟，他只好堆在自己的床铺上。

“你带这么多烟干吗？”不抽烟的黄金波感到吃惊。

“干吗？你小孩不懂。”刘贵夺漫不经心地瞥了黄金波一眼，“船上就咱们这30多个大老爷们，每天你看我，我看你，两年，连女人的气味都闻不到，没有烟，那还不得死。”

“我带了好多影碟，到时候可以看电影。”王鹏说。

带到船上最多的就是方便面、火腿肠之类的垃圾食品。只有船员王鹏带了一台笔记本电脑，那是船上最奢侈的设备。还有两个船员带着便携式DVD，总觉得船上会有无尽的时间需要消遣。

但是，到了地点才知道，除了途中那两个月，投入生产后，哪里还有无聊的时间供他们打发。

正常情况下，船员们每天下午四点起床，干活一小时左右，将头一天冷冻的鱿鱼装袋入库，然后吃饭，开始继续干活，通宵达旦，直到第二天上午八九点钟收工后，洗澡、吃饭，十点左右睡觉，满打满算每天的休息时间也不过六个小时。

这只是常规的生产和作息时间，遇到鱿鱼多的时候，或者需要整理冷冻库，连续工作20多个小时也是常有的事，最长的一次一天两夜没有睡觉，船员们个个疲惫不堪。

船长李承权在船上绝对是说一不二的最高指挥官，后来渔政部门工作人员张忠光描述他第一次见到李承权的感受：“船长李承权是大连人，大高个，身高约180厘米，壮实，体重我估计得有200斤。”

李承权是东北人的性格，脾气也不是很好，船员们轻易不敢惹他。有一次，姜晓龙因为与厨师长夏琦勇争执，被李承权打了一巴掌。

尽管如此，船上的局面总体还算安稳，毕竟这些大部分素不相识的船员，都是来自社会底层，出于挣钱的目的才出海捕鱼，谁也不想主动惹是生非。当然，惧怕船长也是一个原因。

短暂的平静很快被打破，船员黄金波和岳朋先后躺倒，船员们停顿下来，重新打量这艘船上的生存环境。

其实，早在秘鲁海域，黄金波就找过船长李承权。“船长，我不想干了，想回去。”黄金波说。

“这才干几天？到这里一个多月就想回去，你以为这是在国内，一万多公里呀！”李承权原本也没当个事，他也不懂得对船员体贴，更没有想到平时跟他们谈谈心，了解大家的想法和诉求。

“钓不到鱼，很上火。”黄金波说。

“嘿，我还以为多大个事呢，刘贵夺上个月的产量过万了，说明海里不是没有鱼，是你的方法没掌握好。”李承权显然没有耐心坐下来跟黄金波聊聊，两句话就把他打发了，“你平时多跟刘贵夺请教，慢慢摸索一段时间就适应了。”

钓不到鱼不过是黄金波的说辞，真正的原因是他觉得船上太苦，远远超出他的想象。黄金波只是个20来岁的孩子，身体瘦弱，而且是独生子，虽然家里很穷，他却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苦。

黄金波1991年2月出生，此时刚满20岁，是船上年龄最小的船员。

这个在大兴安岭林区长大的林业工人的孩子，家庭状况真可以用赤贫来形容，甚至远不如刘贵夺、姜晓龙这些家在农村的船员。

黄金波的父亲黄明宝年届50，做了一辈子伐木工人，现在的身份是牙克石市库都尔林业局防火科护林员。说起来，黄明宝的护林员头衔也是2015年初才有的，因为中央下达禁伐令之后，大兴安岭林区全面禁止采伐，他才由几十年的伐木工人变成了护林员。

妻子没工作，一家人就靠黄明宝每个月2100元的工资，“这还是刚涨的工资，他走的时候我才拿七八百块钱。”黄明宝说这话的时候已经是2015年初，黄金波已经离开家四年。很难想象，在2010年底黄金波登上“鲁荣渔2682”号之前，每个月七八百块钱如何维持这一家三口的生活。

黄金波住在大兴安岭深处库都尓镇一片低矮破旧的棚户区，当地人给这房子起了个极具地方特色的名字“木刻楞”。其实，真正的“木刻楞”是典型的俄罗斯民居，全是用原木做出来的，冬暖夏凉。

而这里的“木刻楞”不过是当地人的自我嘲讽。“房子是1958年盖的，木条子外边糊上泥巴，不保暖，冬天贼冷，屋里洗脸盆的水也结冰。”身体消瘦，脸色蜡黄的黄明宝满脸愁容，一吁三叹地说，“这里冬天零下四五十度，没有供暖，冬天就只能自己烧煤。”

“自己做了个炕和火墙，没火墙冬天能冻死人。”黄金波的母亲李凤兰说，“要不是穷，也不会出去打工。”

李凤兰翻出儿子的照片，一个文静腼腆的大男生。“孩子性格比较内向，在家里从来不惹事，有条狗死了他都要哭。”李凤兰说，“咱也不了解船员，只能告诉他注意安全，别惹事儿。”

6 保底收入暗含的“22条军规”

没有鱼的时候每年保底收入45000元，有鱼就按产量提成，俨然现实版的“22条军规”。

根据船长李承权的说法：“在4月份时，黄金波曾向我提出过回国的想法，我问了原因，劝他安心钓鱼，第二天或第三天，他又开始钓鱼了，从此再也没有向我提起过回国的想法。”

“鲁荣渔2682”号转移到智利附近的海域后，有一天，患有贫血症的黄金波在钓鱼的时候突然晕倒，引起一阵慌乱。负责船上生产的大副付义忠，赶紧跟刘贵夺等人将黄金波抬进六人间，给他喝了点水，所幸并无大碍。

几乎就在一前一后，船员岳朋也生病了。李承权经过了解，原来岳朋做过潜水员，以前落下的病根儿，肺部也有问题，无法适应船上高强度的劳动。

黄金波和岳朋每天在六人间的床上躺着睡觉，李承权打电话给公司，停发了他们两人每个月1000元的基本工资。

“我看你这个样子，也没办法干活了。”李承权对黄金波说，“现在有一个回国的名额，我跟公司说了，等有船回国，顺带把你捎回去。”不过，这只是李承权的说法。

在这群船员中，刘贵夺算是一个有头脑的人，他看到黄金波累倒了，其他船员议论纷纷，谁也不出头，他便上去找船长。

“太累了，这样下去我看吃不消。”刘贵夺抽出一支烟递给李承权，顺势提出了船员们关心的收入问题，“辛苦我也不怕，就是不知道每年保底45000元能不能拿到。”

“躺在床上睡觉能拿保底45000元吗？哪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尽管李承权有些不耐烦，但还是耐心地解释了保底收入的问题，“当时签订合同的时候，有船员问过我，我专门找鑫发公司的刘经理问过，他说在渔场没有鱼可钓的情况下，公司按照每人每年45000元支付给船员；渔场有鱼时，公司支付给船员的工资就是每月1000元的保底工资，外加钓鱿鱼的提成。”

李承权所说的提成，就写在合同的附件上——船员个人每年总产量在40吨以下的，每吨提成400元；年产量在40～80吨的，每吨提成500元；年产量70吨以上的，每吨提成600元。

船长对保底收入的解释很快就在船上传开了，于是，船员们开始算自己的账。除了每年12000元基本工资，要挣够45000元，意味着还要完成33000元所需的产量；即便按照中间一个档次，每吨提成500元，每 人至少也要完成66吨的年产量，分解开来就是13.2万斤，每个月一万斤以上。

30名有生产任务的船员，只有刘贵夺等少数几个船员达到了每月一万斤的产量。而大部分产量只有刘贵夺一半的船员，每个月的收入加上基本工资也不过2500元左右，跟年工资45000元相差甚远。

对于保底收入的问题，除了李承权的说法，还有当初帮助鑫发公司招聘船员的刘时保向警方作证时的解释——

问：合同的内容是怎么设立的？

刘时保：合同的内容是我和王智勇一块，在王智勇的办公室起草的。当时主要参照舟山渔业公司和火同渔业公司的合同，再以个体渔业公司和鑫发公司2004年出海钓鱿鱼时的合同书起草的。起草完之后就交给鑫发公司一个副总经理拿去审核，从法律的角度审核了一下，合同书审核完之后，由王智勇代表鑫发公司发在合同书上签字、盖印，然后交给船长拿给船员去签。我记得合同书上的内容，第一项是合同期限两年，第二项是收入分配，保底工资和提成，第三项是支付方法，第四项是奖惩制度，最下面是鑫发公司代表王智勇的签字盖章和船员需要签字的地方。这份合同的内容，我只是大体记得这些，可能有些地方记的不对，我记不清了。

问：关于合同书上的保底工资是怎么明示的？

刘时保：合同书上的保底收入是人民币45000元一年，意思是如果遇到生产量、资源衰退等特殊情况钓不到鱿鱼时，保底的收入是45000元一年；如果有鱼钓的话就按实际的提成算，也就是钓多少鱼按合同书上的提成算工资，钓得越多挣得越多。但这个提成具体是怎么算的，我记不太清楚了，如果有鱼钓的话，保底收入就没有了，也就是不存在每年45000元人民币的保底收入。

问：为什么你刚才明示的是保底收入，而不是保底工资？

刘时保：合同书上一直写的是保底收入，而不是保底工资，可能我刚才记错了，把保底收入说成保底工资了。为了保底工资和保底收入的不同，我们当时还专门商讨过，如果写保底工资的话，意思就是船员的工资最低是每年45000元，不管船员是否干活，他都能挣到这笔钱，这样做会影响船员干活的积极性，而且还会影响鑫发公司的收入，所以当时我们研究之后，在合同书上写的是保底收入。保底收入的意思是每年最少挣45000元钱，如果钓的鱿鱼数量提成超过45000元的话，这45000元就没有了，按实际钓鱿鱼的数量提成。

问：如果按照钓的鱿鱼数量提成，达不到45000元怎么办？

刘时保：提成达不到45000元的话，就给45000元。

问：为什么合同书上要写明保底收入45000元？

刘时保：目的是让人看了之后心里有个定心丸，不管你钓得怎么样，每年最少给你45000元。因为北方的船员大都没有远洋钓鱿鱼的经验，能钓多少鱿鱼，他们心里没有底；在南方船员远洋钓鱿鱼的合同书上都没有保底收入这一说法，全都是按钓鱿鱼的提成算收入的，大约是每吨提成700元。我们这么写的目的，就是让船员们看了后心里有个底。

问：为什么是45000元？

刘时保：当时参考以前火同渔业公司的合同书上是38000元的保底收入，还有根据南方远洋鱿钓船船员收入都在60000元左右，所以我们研究之后定的45000元这个数目。

问：关于合同书上的保底收入45000元这一条文，你们是否跟船员解释过？

刘时保：解释过，我主要是跟船长解释，再由船长去跟船员解释。

问：“鲁荣渔2682”号船上的船员是什么时候签的合同，在什么地方签的合同？

刘时保：我记得是在“鲁荣渔2682”号船出海前才签的，时间就是2010年12月初的一天下午。当时我们是把船长招集到一块，把合同书给他们看，当时是在船队办公室，我向他们解释。船长签完之后，我们又一块到船上去的。当时船员都在干自己的活，把合同书发给他们之后，他们都是自己拿去看，之后有别的问题不熟悉或者不明白的地方就问我，我再跟他们解释。船员问的大都是工资的事，我都把合同书上的内容向他们解释了，当天签合同的船员不多，都有谁签的我现在记不清了。后来这些船员都签了一式两份，公司留一份，一份放在了船上。

这时候，我们站在船员的角度来理解，刘时保对保底收入这一核心问题的解释能够令人信服吗？事后来看，至少在矛盾生成的初期，船长李承权对保底收入的解释是含糊，甚至是粗暴的，不仅失去了船员们的信任，而且导致矛盾急剧升级。

从中介公司开始，直到签订合同，船员们深信不疑的每年45000元保底收入，眼看着化为泡影，再加上超负荷的工作量，让船员们无法接受，不满的情绪慢慢地在船上发酵。

“钓不到鱼还能拿45000元，钓到鱼了还拿不到45000元，这不是明着耍咱们吗？”内蒙古籍的船员包德格吉日胡率先放炮。

“不干了，这样干，用不到两年就会累死在船上！”跟包德一起来的内蒙古船员双喜也跟着起哄。

面对眼前的情景，大副付义忠出来打圆场：“大家还是安心干活，既然写在合同上，应该还是没问题吧。”

一番争执后，船员们的愤怒暂时被压了下去，但这只不过是表面。从那时候开始，暗流就一直在船上涌动。

第二天上午九点收工后，船员们将一夜钓到的鱿鱼收拾好，送入冷库，然后洗澡。包德手里拿着一根水管，一边往身上淋水，一边悄悄地对刘贵夺说：“老子不想干了。”

包德是个大老粗，全名叫包德格吉日胡，船员们觉得喊起来不顺口，干脆就喊他“六个字”，或者包德。

“不想干了也没法回去，黄金波和岳朋生病了，船长说给他们带回国，也没船。”刘贵夺回应道。

“让船长把船开回去。”包德直截了当地说出他的想法。

刘贵夺没有在意，他以为包德不过是在发牢骚而已。“瞧你那B样，船长要是听你的就好了。”

“刀架在脖子上，他还敢反抗？”包德做了个手势，语气很坚决。

“你狗日的不是开玩笑吧？”刘贵夺露出吃惊的表情。

“开玩笑？老子闲得蛋疼跟你开玩笑。”包德狠狠地横了刘贵夺一眼。

只有短短的六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吃完饭，船员们倒头便睡，没有人聊天。

下午四点钟起来，船员们照例下到机舱的冷库里干活，把鱿鱼装入标准的袋子里，再放进冷库冰冻，等到公司的船把它运回国内。

“老子昨天跟你说的事，你是咋想的？”包德很认真地问道。

“你真打算干？”刘贵夺嘴里叼着烟，含混不清地说。

“不干也得死在船上。”

“那你能有把握吗？”

“内蒙古的人都听我的，就看你那里能找几个人。”

“大副、二副、大车兄弟那些人都是船长带来的，他辽宁的人很多。”

“把船长整倒，其他人谁不怕死，没人敢反抗。”

“你他妈的别瞎搞，这一带有很多船都是公司的，都能定位，要是被发现了，我们根本跑不掉。”刘贵夺对包德的劫船计划感到担忧。

“把船上的对讲机都关了，谁也找不到我们。”包德的态度很坚决，对劫船似乎胸有成竹。

尽管刘贵夺并没有直接对包德的行为表示支持，但是，他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没有反对包德的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刘贵夺受到了船员们情绪的影响。自从黄金波、岳朋生病被停发工资后，船上就有一种很压抑的气氛，船员们心事重重，完全没有了当初在每年45000元保底收入刺激下的热情。

把鱿鱼全部送进冷库后，船员们在吃饭的时候，很多人又七嘴八舌地说开了，话题还是每年45000元保底收入问题。

“签合同的时候，我就反复问，这个钱能不能保证。”姜晓龙蹲在甲板上，手里拿着馒头，边吃边说，“当时公司有个人，我也不知道叫啥名字，他说有保证，鑫发是大公司，不会骗人的。”

“我们都是大老粗，小马，你是大学生，给咱们解释一下。”刘成建说的大学生，是指船员马玉超，大专毕业。

马玉超端着碗，看了一眼坐在旁边吃饭，像一尊铁塔似的船长李承权。“我也不懂法律，昨天我把合同拿出来看了一遍，它就是很含糊，只是说保底收入45000元。”马玉超说，“还有一张纸，就是合同后边有个表，上面说我们普通船员每个月1000块钱工资，钓鱼按产量提成，每斤两毛钱。到底以哪个为准，我也说不上来。”

“保底收入，啥叫保底？肯定就是保证最低也有45000元。”姜晓龙提高声音说道。

“吃完了就去干活，别他妈整天瞎掰这些东西，公司的合同规定很清楚，也不是你们这帮人能解释的。”李承权对大家当着他的面讨论很不舒服，他把碗使劲往桌子上一放，用筷子敲了两下桌子。

船员们对李承权还是有些畏惧，他在这艘船上说一不二，从来没有人敢跟他顶撞。他一说话，众人便不再争论，纷纷散去，走到各自的位子上干活。

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李承权作为船长，虽然看出了船员们的不满情绪，但也没有太在乎这件事。首先因为他拿的是固定工资，每年15万元，加上提成，总收入约20万元，旱涝保收。其次，船员们都是出来赚钱的，就算有点儿情绪，也不过是说几句牢骚话而已。

至于船员们的不满会不会引发更激烈的矛盾，李承权压根儿就没有想过。在某种程度上，他就像个包工头，一个人说了算，身边也无人能够帮他出谋划策，或者提个建议。

如果李承权考虑问题很周全，懂得一些管理方法，又能体谅这些船员的心情，关注他们合理的要求，就应该给公司打电话，把悬而未决的保底收入问题搞清楚，避免把矛盾揽到自己头上。

李承权虽然是船长，却也是一个被公司聘用的人，他跟船员们的法律地位是一样的。既然合同的双方是公司和船员，那么，他既不应该也无权替公司做主，自己去解释合同上含糊却至关重要的收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