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从英伦生活到大学教席

老舍在自拟小传中还曾写到：“及壮，糊口四方，教书为业，甚难发财；每购奖券，以得末彩为荣，示甘于寒贱也。二十七岁，发愤著书，科学哲学无所懂，故写小说，博大家一笑，没什么了不得。三十四岁结婚，今已有一男一女，均狡猾可惜。……书无所不读，全无所获，并不着急。教书作事，均甚认真，往往吃亏，亦不后悔。”这是老舍从英伦生活至齐鲁岁月12年生活的真实写照，这段时间，他的思想又拐了几道弯。

一、英伦生涯：一半恨一半笑地看世界

1924年上半年，经易文思举荐，老舍被聘为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并于9月14日抵达伦敦，开始了为期五年多的英伦生活。初到英国的老舍看到的是富足和安适太平的景象，这使他想起自己积贫积弱的祖国，无疑更加深了对祖国命运的焦虑。

刚到伦敦时，他住在卡封路18号，女房东勤劳忠诚、理性务实，她靠自己辛勤的劳动和租金维持生计，绝不求助于哥哥。这种独立的家庭生计模式，迥异于中国常见的“四世同堂”“伙着过”的大家庭模式。老舍对此感慨地说：“我真佩服她那点独立的精神。……自然，这种独立的精神是由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逼来的，可是，我到底不能不佩服她。”

1924年冬，由于与他同住的许地山先期搬出卡封路18号，加之租住的地方离他任教的东方学院太远，于是他决定与新交的英国朋友艾支顿一起，搬到伦敦西部圣詹姆斯广场31号去住，在这里住了3年，直到1928年初再次搬离。3年多时间里，老舍耳闻目睹了英国穷人所受到的不公正、不平等的待遇。一个谈吐很好的年轻工人，因为工厂时常倒闭而不断失业，一位会多国语言的老人却只能为一家瓷砖厂吆喝买卖挣钱，而另一位学识贯通中西的博士，居然靠擦玻璃为生。老舍十分同情这些人的遭遇，甚至痛恨那个给予他们痛苦的社会。他感触很深地说：“在他们身上使我感到工商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和罪恶，他们有知识、有能力，可是被那社会制度捆住了手，使他们抓不到面包，成千上万的人是这样，而且有远不及他们三个的！找个事情比登天还难！”因为3年的合租期限已到，房东要涨租金，无力承受昂贵房租的老舍与艾支顿夫妇分开，其后，他又换了两次住处。第一处是在托林顿广场14号，此处居住的大多是贫民和穷学生。他们(包括老舍在内)时常受到公寓服务员的白眼和奚落，这让老舍感叹和愤然。半年后，对此地无丝毫好感的老舍搬到了蒙特利尔路31号。此处的房东一家是典型的英国小市民，他们固执地认为自己的工作是最神圣的，认为英国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人，这种见解虽然显得无知狭隘，但那种天生的“国家意识”是值得一贯以敷衍态度应对国事的中国人学习和借鉴的，老舍由此生发了“自然使自己想做个好国民，好像一个中国人能像英国人那样做国民便是最高的理想了”的想法。

老舍自1924年秋至1929年夏，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东方学院以“英国”为本，不以教师的实际水平聘请相应的职称，每个系的教授全是英国人，本国讲师有晋升机会而外籍讲师毫无晋升的希望，这让老舍愤然不已。东方学院还施行开放自由的学制，贯彻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的方针，这里的学生有上至七十岁的老人，下至十几岁的小孩，只要交上学费便能入学。老舍在这里接触了各种类型的学生，看到了英国人国民精神的积极方面，让他对中国国民性有了更为深刻的对比认识。他的学生中，有两位求知欲望强烈的七十多岁的老人，她们学习都很用功，这种活到老学到老、永不停歇的进取精神让老舍十分感动。还有一些身为世家子弟的小军官，他们发奋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充实自己，以实现英国侵略中国的野心，这引起了老舍不尽的感慨：英国“军队中就有这么多、这么好的人才呀！和哪一国交战，他们就有会哪一国语言文字的军官。……想打倒帝国主义么，啊，得先充实自己的学问与知识，否则喊哑了嗓子只有自己难受而已”。

英伦生涯在老舍人生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英国，老舍开始自己最初的文学创作。究其创作原因，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思乡之情使然。初到英国时，老舍每逢闲暇之时，或与许地山闲谈，或请他当向导游览伦敦各处，但半年之后，来到异乡的新鲜感逐渐消失，孤独寂寞之感油然而生，而过去在国内的生活经历始终萦绕于怀，于是，老舍便拿起笔写下自己对过去生活的印象，以排遣想家的苦闷。对此他曾说过：“我们幼时所熟悉的地方景物，即一木一石，当追想起来，都足以引起热烈的情感。许多好小说是由这种追忆而写成的。我们所最熟悉的社会与地方，不管多么平凡，总是最亲切。亲切，所以能产生好作品。”“这种作品里也许是对于一人或一事的回忆，可是地方景况的追念至少也得算写作冲动之一。”

其次，是因为许地山的引领和鼓励。1924年，老舍来到英国，经易文思教授的介绍，住在了离伦敦有十多英里的地方，那时许地山正好从美国来到伦敦，也住在那里。老舍刚到时，许地山正在屋里用油盐店的账本写作，许地山对写作的爱好自然而然影响到老舍，而许地山对老舍的鼓励更增加了其写作的信心。《老张的哲学》就是在许地山的鼓励和帮助下创作出来并得以发表的。老舍说道：“写完此书，大概费了一年功夫。……写完了，许地山兄来到伦敦；一块儿谈得没有什么好题目了，我就掏出小本给念两段。他没给我什么批评，只顾了笑。后来，他就说寄到国内去吧。”后来，老舍在《敬悼许地山先生》一文中又说起许地山对他创作的鼓励，他说：“在他离英以前，我已试写小说。我没有一点自信心，而他又没工夫替我看看。我只能抓着机会给他朗读一两段。听过了几段，他说‘可以，往下写吧！’这，增多了我的勇气。”这是老舍创作的又一动因。

再次，这是朴素的民主主义思想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的激发。“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提倡平等自由与科学民主的爱国运动，经过它的洗礼，再加上“那时节所能听到的见到的俄国大革命的消息，与马克思学说”的启迪，老舍不但关心国家大事，而且关注世界革命。因此老舍虽在国外，但他心系着1926年以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为目的的国内北伐战争。他说：“我们在伦敦是一些朋友天天用针插在地图上：革命军前进了，我们狂喜；退却了，懊丧。”革命思想的洗礼，革命形势发展的蓬勃趋势，强烈的爱国情感使他时刻关注祖国和人民的命运，这是促使他创作的内在原因之一。

最后，“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观的指导。在世界文学特别是欧洲进步文学的熏陶下，老舍逐步掌握了小说创作的技巧，形成了“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观。他于教学之余读了《伊利亚特》《奥德赛》《哈姆莱特》《浮士德》等世界名著，探索这些不朽之作的奥秘。他在艺术的王国里流连忘返，希腊悲剧使他“看到了那最活泼而又最悲郁的希腊人的理智与感情的冲突，和文艺的形式与内容的调谐”。但丁的《神曲》使他明白了肉体与灵魂的关系，明白了真正的文艺的深度。在英伦时期，给他影响最大的还是近代的英法小说。英国的威尔斯、康拉德、美瑞地茨、狄更斯，法国的福楼拜和莫泊桑，都占去了他许多时间，尤其是“康拉德海上冒险的‘英雄主义’，狄更斯流浪汉小说的正义感和人道主义”，以及他们写实的态度与尖刻的笔调，使他领悟到小说已成为社会的指导者、人生的教科书，从而形成了“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观，这是他创作的另一个内在动因。

基于以上原因，老舍真正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其最初的创作在文坛上引起不小的反响。《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分别于1926年、1927年、1929年在《小说月报》以连载的形式陆续发表，老舍也从无名小卒变成了名作家。

老舍在《我怎样写枙老张的哲学枛》中说过：“穷，使我好骂世；刚强，使我容易以个人的感情与主张去判断别人；义气，使我对别人有点同情。”“我恨坏人，可是坏人也有好处；我爱好人，而好人也有缺点。”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一半恨一半笑地看世界，获得了以笑骂和幽默面对世界而并不赶尽杀绝的处世态度，因此，他才能把旅居生活的许多感触同在国内时期留下的社会文化记忆相比拟。这项带有个性的民族文化比较工作，不但使老舍跳出善恶两极的批判模式，以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眼光观察社会现实，把中国国民性置于异域空间加以解剖和展示，实现对本国民族文化的反省和对民族精神痼疾的诊治，从而形成“批判国民性”的创作母题，奠定其现代“文化大师”的地位；而且在中西文化比较中，老舍发现正是国民的愚弱导致国力的衰弱和中国的滞后，因此才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据此他想把英国人独立进取的精神、自强意识和国家观念移植到中国，把麻木的国人教导成为有科学知识和民族责任感的“新”国民，从而创造一个国富民安而免受帝国主义侵略的现代中国。但是，由于老舍身在国外，没能亲眼目睹当时国内的革命战争，因此，他既不清楚国内的社会现状和革命形势，又不明白国内青年们的思想。觉醒后的他看不到战胜帝国主义和推翻上层反动统治者的力量所在，因此，他想通过改造国民性来达到改造社会的理想只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空想。

二、新加坡时期：“思想猛地前进了好几丈”

老舍在离开英国后的三个多月里，游历了法国、荷兰、比利时、瑞士、德国、意大利等国。1929年，他登上了马赛开往新加坡的轮船。由于囊中羞涩，加之他崇拜的作家康拉德曾经多次写过南洋，老舍因此生发了想“看看南洋”的想法，遂于1929年10月初到达了新加坡。

在欣赏新加坡的美丽风情之余，老舍感受最深的还是新加坡人民的生活和精神世界。新加坡是英属殖民地，聚居着很多的中国华侨、印度人、锡兰人和马来人。在与他们的接触中，老舍强烈地感受到他们高涨的革命情绪，尤其是他在华文学校所教的学生，他们十五六岁，大多是资本家的子弟，但他们爱国，心里装着天下大事，愿意听激烈的主张与宣传，这是老舍在英国时从未遇到过的。这些学生思想上的激进使老舍“开始觉得新的思想是在东方，不是在西方”。

在这片新天地里，老舍还亲眼目睹了中国人开发南洋的功绩。基于这样的体验，老舍急切想写一本以中国人为主角、表扬中国人开发南洋的功绩、表达民族崇拜的小说。然而，他未能写出这本书。

在新加坡半年，他能随处看到各种肤色的小孩，却始终没见过一回白人的小孩与东方小孩一块玩耍，这给在英国时期饱受民族歧视的老舍很大的刺激。鉴于此，老舍立意要写一部“以儿童为主”“没有一个白小孩”“表现着弱小民族的联合”的小说，并于1930年冬，开始这部题为《小坡的生日》的创作。在至少4个月的时间里，老舍在炎热的天气里，利用晚饭后的工夫完成了4万多字。他本想继续留在新加坡完成此篇小说的创作，但此时老舍在华侨学校的任职期已到，又因为有人从中作梗，他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加上去国6年，家中老母常写信盼归，遂于1930年2月底登船回国。

新加坡是老舍人生道路上短暂而重要的一段时光，这一时期，他的“思想猛地前进了好几丈”。在英国，他思考最多的是中国人愚弱的国民性，在对其鞭辟入里的剖析中透露着悲哀，他期望民族振兴又苦于没有希望；但在新加坡，老舍从丑恶的社会现实中看到了深藏于内的希望之火：中国人永不止境的创造力和无穷无尽的抗争精神。老舍从肯定移植西方先进文化来强国救民，进而发展到希望世界上弱小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奋斗，情绪也从悲观转为乐观，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三、齐鲁岁月：嫉恶如仇、爱憎分明

1930年春，老舍从新加坡回到上海，在郑振铎家里小住。老舍在这段时间写完了《小坡的生日》的最后两万字，交给了时任《小说月报》编辑的郑振铎。这篇小说以连载的方式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在母亲再三催促下，他告别郑振铎一家，于同年4月回到了阔别6年的北平。回国后，老舍原以为国内会有如新加坡那番高涨的革命浪潮，但他发现社会依然窒息黑暗，甚至比他离开时更糟糕。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失败告终，各路军阀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扶植下进行割据战争；西方列强凭借特权加紧扩张在华势力，满目疮痍的中国更加动荡不安，可谓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迫于现实状况和生活压力，老舍放弃了做专业“写家”的念头，接受齐鲁大学的聘请，于1930年7月，赴齐鲁大学担任文学院教授，教授文学概论、文学批评、文艺思潮、小说及做法、世界文艺名著等课程。

齐鲁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学术氛围保守沉闷。当时，齐鲁大学中文系只有老舍接受过新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熏陶，学校想加强新文学的教学内容以改善学术氛围，于是委以老舍繁重的教学任务。致力于认真“做事”的老舍专心准备讲义，认真授课，他以广博的学识与幽默活泼的教学风格征服了学生。在课下，他在忙碌中抽空给学生指导写作，因此很受学生欢迎。同年，老舍被聘为国学研究所文学主任，兼任《齐大月刊》编辑部主任，具体主持编辑部工作。这些事情引起了校内封建保守势力的反对，那些以旧学功底自矜的国学派，歧视老舍的学历，视其小说为“下九流”，诋毁他在文学上的成就，老舍被迫从编辑部主任改做一般编委。然而，嫉恶如仇的他没有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

在教学闲暇之余，老舍常游走于济南的大街小巷，去熟悉这座城市和生活其间的人民。1930年，初来乍到的老舍便明显地感觉到济南“不像上海与汉口那样完全洋化。它似乎真是稳立在中国的文化上……以善作洋奴自夸的人物与精神，在这里是不易找到的”。平淡可爱的济南为老舍带来了好心情，但没有持续多久，他便陷入了悲愤之中。“勿忘国耻”的破布条和城门上帝国主义枪炮留下的炮眼使他想到“五三惨案”的惨状，于是他开始着手调查“五三惨案”。经过半年多的调查，他动笔写了长篇小说《大明湖》，而一向以幽默笔调写作的他在此部小说中未用一句幽默的话，文字显得愤激悲怆。1931年夏，老舍将其书稿寄给《小说月报》，但是书稿还没来得及发表，就被焚毁于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的炮火中。后来在朋友们的劝说下，老舍将《大明湖》中最精彩的部分写成一部中篇小说，这便是有名的《月牙儿》。

1931年7月28日，老舍回北平与后来成为国画家的胡絜青结婚。婚后不久即携妻返回齐鲁大学，在经历了短暂的幸福快乐之后，老舍又陷入对国内社会现实的忧思愤慨之中。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与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我国军事、经济和文化上的进一步侵略，扩张其在华势力范围，这激起了国人的愤怒，而国民党政府竟下达“抗日有罪”的严令，坚持不抵抗主义，全国进入“白色恐怖”时期。此时，由于“对国事的失望，军事与外交种种的失败”，愤恨绝望的老舍写下了《猫城记》，反映了他徘徊在黑暗中不断寻求真理的痛苦处境。

1933年9月，老舍的第一个孩子舒济出生，宁静而和谐的家庭生活使他又恢复了幽默的天性，一扫他初到济南时那种悲观绝望的情绪。但伴随家庭快乐而来的是生活的重负，这迫使老舍加紧创作，然而他身有繁重的教学任务，又陷入家庭琐事，因此他只能顶着高温，利用暑假时间“赶”文章。1932年暑假，他以每天2000字的速度，赶写出了《离婚》，1934年，他又冒着炎暑握笔疾书，“玩命”写完了《牛天赐传》。

同期，老舍也结交了各阶层的新朋友，这些朋友中，有文化界的学者、教育界的教授，还有下层贫民中的拳师、艺人、商贩、车夫等，这扩大了老舍的社会文化视野，使他更深入地了解到中国社会的最黑暗面，以及各阶层人物的心灵和精神状态。

1934年7月，老舍辞去了齐鲁大学的教职。1934年秋初，老舍到青岛的山东大学任讲师，于1935年暑假改聘为教授，讲授文艺批评、欧洲文学概论、小说做法、文艺思潮、欧洲通史等课程。

初到青岛，老舍感受到这是座摩登与奢华的殖民城市，反帝爱国的他不仅对其中的“洋味”心存不满，而且从沿海停着的各国军舰上，感受着“国破山河在”的悲凉。但老舍并不悲观，他在浮华的表象之下听到了人民反抗的潮声，看到了“山东儿”朴素、坚毅的精神。他执教的山东大学学术空气活跃，这里的学生身上大有“众人摩登我独古”的气派，他们热衷于参加有关爱国的进步活动，朴素的装束下跳动着火热的拳拳报国之心。同期，老舍更多地接触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他常同小商小贩或者洋车夫聊天，听到了他们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残酷迫害下发出的控诉，看到了他们在黑暗社会现实中的艰难生存境地。通过与他们的接触，进一步加深了他对人生的理解，并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面对严酷的社会现状和强大的黑暗势力，此时的老舍已“全副武装”，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立场、强烈的爱国情感与深切的忧患意识于一身，继续拿起手中的笔进行“文学的表达”。他通过文学作品怒斥权贵的投降行径和汉奸走狗的卖国行为，为被侮辱者与被损害者伸冤，喊出这个世界必须换个天地与活法的呼声。从1930年开始到1936年辞去山东大学教职以前，是老舍创作的丰收期和成熟期。他在这段时间写出了《大明湖》《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4部长篇小说，出版了《赶集》《樱海集》两部短篇小说集和《老舍幽默诗文集》。与此同时，他还把上课讲义整理成《文学概论》一书，由齐鲁大学内部印行。揭露黑暗的社会现实、否定现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反映劳苦大众的苦难生活、批判丑陋的国民性、探索社会与民族的出路，成为了老舍这个时期创作的重要主题。这些作品不但反映的社会生活面更为广阔，而且由于受革命文艺理论的影响，作品的内容日趋深刻，对黑暗现实的解剖和批驳也更加坚实有力，感情更加忧愤深广。

除了文学创作外，老舍在山东这段时期还满怀热情从事进步文学活动。1935年夏，老舍、王余杞、王统照、王亚平、杜宇、李同愈、吴伯萧、孟超、洪深、赵少侯、臧克家、刘西蒙12位作家，共同在《青岛民报》上开辟了一个副刊，题名为《避暑录话》。《避暑录话》的12个撰稿人，虽然在作风、情调、见解、立场等方面不同，但是他们用文艺来向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当权派发出控诉，以增进人类自由、进步与幸福的宗旨是一致的。《避暑录话》从1935年7月14日创刊到9月15日停刊，每周一期，共出了10期。

1936年春，山东大学发生学潮。由于受“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影响，山东大学学生要求抗日救国的呼声日益高涨。他们的爱国运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并遭到镇压，而学校在国民党军阀的压制下也开除了部分抗议的学生，这使得一向爱国的老舍十分震怒，于是他愤然辞去教职，专门从事写作。

由于有着对当时生活的深入体验与深切观察，故老舍能从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特别是从最黑暗的下层社会层面，洞察到畸形的中国社会形态、敷衍苟安的民族心灵状态及愚钝麻痹的民族精神样态，并探寻出造成此种民族精神缺陷的时代根源：正是反动统治者和帝国主义的相互勾结，才孕育了出奇不公平的病态社会，这不合理的病态社会又孕育出病态的国民精神和民族心理。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老舍得出了一个重要认识：要通过改造社会来改造国民性，才能使国强民安。相比于20年代试图通过改造国民性来改造社会的认识，这无疑是老舍思想上的又一次飞跃。但这个时期，由于对国内几次重要的战争没有亲身体验，他对革命前途的认识并不十分真切，没能看清改变中国社会的力量所在。因此，老舍未能给苦难大众指出一条正确的出路。然而，他能在民族存亡的危难时刻，敢于在文化围剿和白色恐怖的严峻氛围中，在“抗日有罪”的严令下怒斥帝国主义的侵略，揭发民族败类的卖国丑行，这显示出老舍高昂的爱国激情和崇高的民族正义感。

1. 老舍.小型的复活[M]∥胡絜青.老舍写作生涯.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92.
2. 老舍.我的几个房东[M]∥胡絜青.老舍写作生涯.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100唱101.
3. 老舍.我的几个房东[M]∥胡絜青.老舍写作生涯.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103.
4. 老舍.我怎样写《二马》[M]∥胡絜青.老舍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15.
5. 老舍.东方学院[M]∥老舍.老舍文集：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82.
6. 老舍.景物的描写[M]∥胡絜青.老舍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76.
7. 老舍.景物的描写[M]∥胡絜青.老舍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75.
8. 老舍.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M]∥胡絜青.老舍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6.
9. 老舍.敬悼许地山先生[M]∥老舍.老舍文集：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190.
10. 老舍.老舍选集自序[M]∥胡絜青.老舍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140.
11. 老舍.我怎样写《二马》[M]∥胡絜青.老舍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6.
12. 老舍.读与写[M]∥胡絜青.老舍写作生涯.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107.
13. 王玉琦.老舍与唐代传奇小说[C]∥关纪新，范亦豪，曾光灿.老舍与二十世纪：99国际老舍学术研讨会论文选.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140.
14. 老舍.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M]∥胡絜青.老舍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5.
15. 老舍.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M]∥胡絜青.老舍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21.
16. 老舍.还想着它[M]∥胡絜青.老舍写作生涯.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119.
17. 老舍.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M]∥胡絜青.老舍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22.
18. 石兴泽，刘明.老舍评传[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109唱110.
19. 老舍.吊济南[M]∥老舍.老舍文集：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97.
20. 老舍.我怎样写《猫城记》[M]∥胡絜青.老舍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