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从大学教席到职业写家

1936年夏天，在辞去山东大学教员职位之后，老舍同家人生活在青岛市黄县路6号的一个僻静处所，成为职业写家。在相对而言较为平静的创作环境下，这一时期的老舍写作出了大量文学作品。1937年8月，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作为职业写家的老舍被迫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流浪抗战旅程。

一、职业写家之梦与战火下的抉择

早在1934年年初，还是齐鲁大学教员的老舍在为自己拟定的年度计划中，透露出有关文学创作的梦想与障碍：“没有职业的时候，当然谈不到什么计划——找到事再说。找到了事做，生活比较稳定了，野心与奢望又自减缩——混着吧，走到哪儿是哪儿；于是又忘了计划。过去的几年总是这样，自己也闹不清是怎么过来的。至于写小说，那更提不到计划……1934年了，恐怕又是马虎地过去。不过，我有个心愿：希望能在暑后不再教书，而专心写文章，这个不是容易实现的。自己的负担太重，而写文章的收入又太薄；我是不能不管老母的，虽然知道创作的要紧。”此时的老舍，虽然因过度疲劳而开始患上背疾，时常痛至无法翻身，但为了“职业写家”这个梦想的实现，他开始练拳以强体。1934年7月，老舍辞去齐鲁大学教职一位；同年8月，他的职业写家之梦进入尝试阶段。彼时的老舍专程前往上海寻求生存空间和创作机会，对他而言：“我不是去逛，而是想看看，能不能不再教书而专以写作挣饭吃。我早就想不再教书。”但是现实很快让他失望，因为“一·二八”的原因，上海的文艺界生存状况十分艰难，他几乎不可能单靠写作养家糊口。为了生计，老舍只得再度接受教员聘书，换往山东大学任职，成为职业写家的梦想暂时搁浅。

时至1936年，也就是“七七事变”的前一年，因局势的再度动荡和频繁的风潮，山东大学的教学任务无法正常进行，又基于对被开除学生的义愤，因此，和其他诸多教员一样，老舍最终选择在同年夏天辞去职务。这一次，老舍决心留在青岛，单凭写作的微薄收入生活。而《骆驼祥子》则拉开了他作为职业写家的正式序幕。有关祥子的素材，是老舍在1936年春天从朋友那里听到的，经过再三的酝酿和实地考察，同年暑假，在辞去山东大学的教职后，即开始了《骆驼祥子》——这本被老舍自认为“最令自己满意的作品”的写作。

彼时在青岛专职写作的老舍，平均每天可作2000余字。在平日，除了一日三餐与会见文艺界朋友之外，他几乎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阅读、思考与文学创作之中。虽然低廉的稿费让老舍在物价水平极高的青岛生活得极为拮据，但对于创作而言，清贫的生活反为他提供了一种心无旁骛的心境与情境，这是老舍难得的一段黄金创作时期。其时，老舍笔下产生了大量作品，理论性较强的如《谈幽默》(1936)、《景物的描写》(1936)、《事实的运用》(1936)、《人物的描写》(1936)、《言语与风格》(1936)、《理想的文学月刊》(1937)、《“幽默”的危险》(1937)，等等；记录生活点滴的如《大明湖之春》(1937)、《五月的青岛》(1937)、《这几个月的生活》(1937)，等等。在小说方面，除创作了《我这一辈子》(1937)等作品以外，《骆驼祥子》(1936)在《宇宙风》开始连载，《文博士》(1936)也在《论语》开始连载；而收录了7个短篇小说的《蛤藻集》(1936)亦开始出版发行。与此同时，老舍还常常收到青年读者们的习作，他不顾自己强大的工作量和多病之躯，见缝插针地为这些作品进行修改或引荐。

纵观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中国，对外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我国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上的全面侵略，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与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之后，日军对我国华北地区的进一步蚕食激起了全国人民要求“抗日救国”的一致呼声，但国民党却压制民众高涨的抗日热情。艰难生存的劳苦大众目睹了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无作为的昏庸腐败，以及在外交上妥协求荣的卖国行径，终在局面的紧张与黑暗下掀起了自“五四运动”之后的又一个反帝爱国新高潮。时至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挑衅炮击宛平城和卢沟桥，时称“七七事变”；次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表坚决抗日的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对中国的侵略。

在如此动荡的时局下，正在为《宇宙风》和《方舟》的连载写作《病夫》与《小人物自述》的老舍，不得已中断了已开始的两部长篇小说的创作，他必须尽快抉择是去是留：一方面，若时局再恶化下去，则日军的海上舰队必定封锁入海口，我军则必以拆毁胶济铁路为对策，青岛将成为孤城，鉴于此，离开青岛，走为上策；另一方面，老舍的母亲彼时留守北京，时局变化莫测所导致的交通险阻让老舍母子无法合家团聚；同时，其妻又怀有身孕，并在当年8月1日产下女儿，不宜长途跋涉；社会氛围方面，日愈混乱的局面让青岛的书报全面停刊，文艺界人士只得纷纷南下，寻求出路；此外，老舍原本决意暂去的上海，也因局势日益困厄，不利前往。

走到十字路口的老舍，此时却收到齐鲁大学文学院对他发出的任职邀请。几经权衡之后，在同年8月13日，也就是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抗日战争全面打响之际，老舍及家眷先后迁居至济南，开始担任齐鲁大学文学院系主任一职。这一时期，因为贫苦的出身与一以贯之的爱国情操，老舍切肤地关心着人民的疾苦和民族的存亡，并积极热切地融入到以笔为枪的抗日洪流中。如果说老舍面对此前“革命文学”的影响，却并没有参与到各种文学论战之中，他更多呈现的是一位笑中带泪、用幽默去讽刺旧生活种种弊病的爱国进步作家——而并非一位爱国革命作家，那么此时的老舍，随着生活轨迹的即将改变，预告他必将以一副新的面貌呈现于世人面前，其作品内容也即将走入一个新的局面。

随着日寇入侵山东以及国民党方面因避战而导致的接连失利，济南的局势进一步恶化，齐鲁大学的师生先后疏散离校，众多友人亦纷纷南下并力劝老舍同往。此时的老舍再次走到了需要抉择的十字路口：一方面，济南已笼罩在战火威胁的阴影之下，而作为其生命与精神故都的北平业已沦陷，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亦相继陷入孤境，对老舍而言，一己安危不足惜，但重要的是写作的基本环境已没有保障，因此有必要转移创作的阵地以求得继续奋战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老舍家中的长子只有4岁，小女才3个月大，妻子身体尚且疲弱，他也无法拖家带口在战乱的国土上奔波——这种两难境地始终困扰着他。

最终，老舍毅然选择暂别妻儿、独自南下。作出这样的决定，基于两点：第一，对老舍而言，战火中随时降临的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若被攻进城中的敌军所俘虏，则关乎一个作家的人格与尊严之保全——这也是老舍一直以来极为珍视的气节。因而面对济南的沦陷，他在自传中说道：“我在济南，没有财产，没有银钱；敌人进来，我也许受不了多大的损失。但是，一个读书人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一点气节。我不能等待敌人进来，把我的那点珍宝劫夺了去。我必须赶紧出走。”第二，常言道“国家不幸诗家幸”，但殊不知诗家的“幸”也是需要基本生存作为保障的。作为文学巨匠及语言大师的老舍，作品的创作及语言的雕琢都需要相对宽容与平定的客观环境作为依托，但彼时的局势却无法给予他这种基本的保障。只有转移阵地，老舍才能有继续以笔为枪，为危难中的百姓、民族以及国家奋笔疾书、全力抗争的可能性。

1937年11月15日黄昏，济南城附近的黄河铁桥在敌军的狂轰中被炸毁，日本逼近济南，形势极其危急。老舍话别深爱的妻儿，怀揣仅有的50元钱，离开了位于济南的家。在友人的协助下，老舍登上了南下的列车，从此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流亡之路，亦是革命抗争之路。

二、武汉时期：人民至高与国家至上

1937年11月18日，老舍怀抱着“国难当头，抗战第一，我们不能老把个人和家庭挂在心上……我要手里的一支笔为神圣的抗战服务”的心态，在途经了徐州、郑州等城市之后，于3日后抵达汉口。

彼时的武汉地位极其特殊：抗战初期，全国各地的文艺界人士纷纷流亡至此，在短暂的避风港内为“抗日”这个共同目标而奋战。在老舍看来，自己的南下时代始于：“黄鹤楼头莫诉哀，酒酣风劲壮心来，奇师指日收河北，七步成诗战鼓催。”(《到武汉后》)由亲身所见、所闻、所感的苦难与哀恸出发，老舍呼喊道：“唱吧，诗人！民族之心，民族之琴，在正义的弦上，调好胜利的歌音。如闪如雷的字句，教人人怒吼狂奔，教这四万万五千万，结成一个抗战的决心！”(《怒》)老舍的牺牲精神和英勇气概很快在武汉传为佳话。当日军战火燃烧至大半个中国的时候，汇集在武汉的爱国作家们，充分意识到成立一个以抗日为宗旨的作家联合组织的重要性。此时，代表中国共产党来到武汉、负责抗日相关指挥工作的周恩来同志，带领各派爱国作家，为推进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下同)的工作而携手奋进。

1937年冬，在作家阳翰笙同志与冯乃超同志的提议下，组建“文协”的呼声在武汉文艺界得到强烈共鸣，而此刻居住在武昌华中大学游国恩先生家的老舍，自然成为众人眼中入选“文协”的重要人选。在众人的力荐下，老舍亦对加入“文协”表现出极大的热忱，积极投入到与建立“文协”相关的5次临时筹备会中。1938年2月24日，“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筹备大会”正式举行，被推选为正式筹备员之一的老舍在会上向全体与会者呼吁：“我们要振作起来，参加这大时代的斗争，各以全部的力量，向同一目标，做最大最高的发挥，老幼新旧一致携手……共同上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与此同时，在家住武昌千家街福音堂的冯玉祥先生及好友诚邀之下，老舍移居千家街，与何荣、楼适夷、老向、吴组缃等作家共同生活。这时期的老舍，每日接待众多文艺界来客，共谈抗战文艺，快速完成各种抗战相关作品的约稿，批阅青年文艺者的作品，等等。

1938年3月27日，在汉口总商会礼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正式成立。7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国作家共聚一堂，彼此结下真挚友谊并共商以笔伐敌之大计。在成立大会上，凭借最高选票数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一届理事的老舍，在空袭爆炸声中宣读了由他和吴组缃共同撰写的文协成立宣言：“我们的文艺力量定会随着我们的枪炮一齐打到敌人身上……最辛酸、最悲壮、最有实效、最不自私的文艺，就是我们最伟大的文艺。它是被压迫的民族的怒吼，在刀影血光中，以最深切的体验、最严肃的态度，发出和平和人道的呼声。”会议通过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会章和成立宣言，标志着中国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

1938年4月4日“文协”第一次理事会在冯玉祥公馆举行，老舍在此前发表的入会宣言，显露出其谦逊的品格与强烈的作家使命感：“我是文艺界中的一名小卒，十几年来日日操练在书桌上与小凳之间，笔是枪，把热血洒在纸上……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了，这是新的机械化部队。我这名小卒居然也被收容，也能随着出师必捷的部队去作战，腰间至少也有几个手榴弹打碎些个暴敌的头颅……生死有什么关系呢，尽了一名小卒的职责就够了！”会上，老舍被选为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统领“文协”的大小事务，从此主持“文协”工作直至抗战胜利。

作为非党派人士的老舍之所以能够担当“文协”重任，其原因可谓本人影响力与外部制衡功用的共同结果。

首先，该统一战线作为文艺组织，聚集了各派人物，为了防止领导权旁落国民党之手，在阳翰笙与冯乃超的推举下，经由党组织与周恩来同志批示——党应当把“文协”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其次，老舍无党派人士的特殊身份以及在文艺界的声望，使他在客观上可以成为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传话人，以及与全国大众的纽带。这为共产党落实在彼时所不便的种种决策提供了便利。

最后，该组织的民众团体性质决定了其运作经费还要依靠外界。而老舍谦逊与威望并存、真诚与勇气并重、人格与学养兼备的种种品性让他可以周旋于左、中、右三派成员之间。老舍自己就曾说过：“‘外圆内方’，‘外’不‘圆’，就转不动；‘内’不‘方’，就丧失了立场。”

老舍对于组织的安排欣然接受并倾尽全力。正是他在艰难时期的全心付出，让抗战文艺界的大团结得以实现。因此从武汉时期开始，老舍便带领着“文协”开展各种活动、贯彻落实统一战线的各项政策。

首先，当时的国民党虽然承诺给予“文协”经费，实际上却克扣甚多，导致“文协”运转艰难。因此，老舍不但不拿工资、稿酬，还得经常亲自奔走到国民党中宣部去求情、说好话，以此筹措经费，并无畏地与国民党以及各路特务打交道。

其次，面对生活有困难的文艺工作者们，老舍总是想尽各种办法帮助他们，如组织义卖活动或卖掉手稿为他们筹备补助金和医药，等等。

再次，老舍继续创作与抗战相关的通俗作品，针砭时弊、鼓舞人心。如政论《是的，抗到底》(1937)、《写家们联合起来》(1938)等；如鼓词《张忠定计》(1937)、《游击战》(1938)等；如杂文《抗战与教育》(1938)、《有仇必报》(1938)等；如京剧《烈妇殉国》(1938)、《王家镇》(1938)等；如通俗小说《兄妹从军》等；如直接论述通俗文艺的《通俗文艺散谈》(1938)、《谈通俗文艺》(1938)等。

最后，1938年5月4日，在老舍的带领下，“文协”会刊《抗战文艺》在武汉创刊，它在此后成为了大后方文艺抗战运动的重要阵地。譬如同月14日，由老舍、茅盾等18位作家联名签署的《致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在《抗战文艺》上发表，公开谴责周作人投降的卖国行径；譬如在作品审核方面，老舍总是尽心交涉用稿事宜，并在审稿环节严格把关，为抗战的宣传备好一切文字武器。在老舍等人的坚持下，《抗战文艺》坚持刊载战时文艺工作者们的个人创作、对时局的探讨文章以及思想论战论文，成为在抗日时期唯一坚持至战争胜利的文艺刊物，让彼时的读者和后来的研究者了解到当时的文艺斗士是如何为了人民和国家而坚持抗日的。

1938年年中，台儿庄大捷，“文协”派理事郁达夫和盛成携带“还我河山”的锦旗以及《告慰台儿庄胜利将士书》赴前线慰劳将士。当得知前线将士无书可读时，大家一致认为创作适合兵将阅读的通俗抗战读物很有必要。同时，也为了贯彻“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文协”开始大力号召众文艺工作者们写作通俗文艺作品，以起到面向大众的抗日宣传作用。在此风潮下，积极响应号召的老舍率先与当时武汉著名大鼓演唱家山药旦以及董莲枝相熟识，在向他们学习大鼓的过程中，又多次为他们写作通俗唱词，并屡次修改自己的作品以适合表演的需求。在以通俗文艺为抗战武器的道路上，老舍向前迈进着。

南下武汉，与众多以抗日为己任的文人交往，成为了老舍人生一次新的开始与历练：逐步淡化自己一贯坚持的自由主义以及远离政治气氛的立场，从较为个体的姿态中走出，满怀爱国救亡的热忱，握着发散出针砭时弊光芒的笔杆，融入革命的洪流之中，在抗日时期与人民和国家的呼吸共鸣。因而，武汉时期的文学创作，老舍将精力重点放在了通俗文艺的创作上，譬如写鼓词、旧体诗、拉洋片词、抗战京剧、话剧……只要有利于宣传抗战思想的文艺形式他都悉数实践。

对政治一度保持清醒距离的老舍，在这一时期的表现，与其说是选择了共产党，不如说是选择了始终站在——为人民谋福利的“人民至高”与为国家谋平安的“国家至上”——立场上。在逐步认识到共产党可以给人民的幸福和国家的解放带来希望之后，老舍“跟随”共产党共同奋战的心意也愈加坚定。正如他自己所言：“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谁真正地抗战，我就跟谁走，我就是抗战派！”

三、重庆时期：漫漫八方风雨路

1938年夏天，随着九江沦陷，且武汉的战略位置又无险可守，加之文艺活动的宣传需求，同年7月30日，老舍带着“文协”的印鉴，与何容、老向、萧伯青先期乘船离开武汉。航经宜昌，又在空袭和痢疾的折磨中辗转等候，直到8月14日，他们终于抵达重庆。彼时的重庆人满为患，老舍及同行者被安置在青年会的机器房内暂住。当“文协”的成员陆续来到重庆之后，他们在临江门租来的简陋会所开始了新的工作。

彼时，周恩来同志时常邀请老舍到位于重庆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用餐。期间，周恩来同志会就当下局势进行剖析，老舍因而日益体会到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以及共产党在解放区所领导的革命事业之伟大。由此对比，老舍感情的天平进一步向共产党所领导的抗争道路倾斜；同时，他也更加确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挽救危难中的民族。因此，重庆时期的老舍在文艺抗战之路上继续高歌迈进。

在立场觉悟方面，1938年12月，面对梁实秋在《中央日报》副刊发表的《编者的话》中所公开鼓吹的“文艺与抗战无关”论，老舍代表“文协”起草《致枙中央日报枛公开信》，对梁实秋发起论战，表达了自己坚定不移的借文艺抗战的立场。

在自身创作领域，老舍继续写作大量与宣传抗战相关且不拘形式的通俗文艺作品，如通俗文艺集《三四一》(1938)等，单篇作品《制作通俗文艺的苦痛》(1938)、《抗战中的通俗文艺》(1938)、《文章下乡，文章入伍》(1941)等，鼓词《识字运动》(1940)等，话剧《残雾》(1939)、《国家至上》(1940)、《张自忠》(1940)，等等。

在配合支援抗战舆论的诸多活动中，老舍均积极参与。如1944年7月8日，老舍与郭沫若、茅盾、夏衍等联名致电广西党政军学商各界，声援桂林文化界发动的“保卫东南运动”；又如在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1月23日，老舍与郭沫若、茅盾、叶圣陶等联名致函美国援华作家委员会赛珍珠及全美作家，呼吁美国朋友协助阻止美军插手中国内战；等等。

在发挥“文协”效力与影响力的层面，老舍继续主持大局并携众人向前迈进。一方面，“文协”多次举办或参与到通俗文艺讲习班、诗歌座谈会、戏剧晚会等各类文艺活动中；另一方面，“文协”还积极参加与抗战相关的各项活动，如出席文化劳军大会，等等。当时的艰难时局亦让作家的生活日益维艰，老舍多次筹划相关活动为作家谋福利，如发表文章《给文艺作家以实际帮助》(1940)、《怎样维持写家们的生活》(1940)等，支持“文协”发起的“保障作家生活”的运动。他积极参与重庆文化界发起的“捐款慰劳抗日战士运动”并带领“文协”号召作家们卖字捐款，他本人亦将《面子问题》(1940)手稿卖出并代表“文协”首次捐出劳军款500元。此外，由老舍主要负责的“文协”期刊《抗战文艺》自发刊之后，便屡遭经费、局势与内容方面的阻碍：一方面，它既要达到宣传抗战的目的，又要达到一定的文艺水平；另一方面，由于局势艰难，经费紧张，所以在重庆时期换用土纸印刷，有时候还被迫脱期。但在困境中它始终没有停刊，一直坚持到日本投降，其间老舍功不可没。

作为资深作家的老舍，在重庆时期，尤其是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移居至北碚后，除了抗战文艺的创作之外，亦再次呈现出个性化创作的一面：一方面，他见缝插针地在文学写作的理论方面继续深入探究，如发表文章《略谈人物描写》(1941)、《文艺的工具——语言》(1944)，等等，并经常举办文艺演讲会，讲授小说创作方法等；另一方面，战时的北碚因地理环境相对封闭、政治气氛相对平定，许多学校与机关迁至此处，因而成为了陪都后花园，给老舍提供了一个较为适宜的写作空间。老舍于1942年夏移居北碚，1943年11月与赶赴北碚的妻儿团聚，在蔡锷路“文协”宿舍楼上，一家人居住至1946年2月。环境的改善和家人的陪伴让老舍在战时迎来了一个难得而短暂的自由创作期。每天，老舍早起锻炼、养花，而后写作至午时，下午会客并处理文协事务，晚上创作并回复来信，风雨无阻，从不间断。期间，老舍亦重拾记录生活酸甜点滴的妙笔，在1944年间连续创作了如《戒酒》《戒烟》《戒茶》《猫的早餐》《衣》《行》《帽》《狗》等作品。此外，虽然备受酷热与病痛的折磨，但彼时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亦让辍笔于长篇小说多时的老舍重新开始动笔创作。老舍从1943年7月开始写作长篇小说《火葬》。此后，虽然身体状况日益恶化，且局势艰难，但在友人和家人的鼓舞下，老舍于1944年10日至1945年9月，在《扫荡报》上连载长篇巨著《四世同堂》的第一部《惶惑》。

在重庆的岁月里，老舍还奔走八方，积淀下对其人生观、革命观和文艺观等影响至深的众多生活历练。

1939年5月3日至4日，敌机轰炸重庆，结合当下的抗战局势和宣传之需，“文协”理事会决定派老舍参加由“文协”总会组织的北路慰问团，前往西北战区进行慰问。老舍所参加的作家战地慰问团于1939年6月28日从重庆出发，直至12月8日返回，历时近半年，途经逾18500里，足迹遍布8个省和5个战区。期间，老舍随同仁一起深入陕甘宁解放区，劳军慰民，考察战时国情，并两次访问延安，拜会了毛泽东同志和朱德总司令。1940年夏，老舍在创作的长诗《剑北篇》中，记录了这段历程与感悟，充满了对革命圣地延安的歌颂。老舍在日后对臧克家提及这次远征时说道：“崭新的天地，崭新的人，真是大开眼界，也大开心窍呀。”

1941年8月26日至11月10日，老舍前往昆明对“文协”云南分会进行考察和指导。在西南联大，他进行了总题为《抗战以来文艺发展的情形》的4次讲演，完成了话剧歌舞混合剧《大地龙蛇》的写作，在游历风土人情的同时与冯友兰、沈从文等文人密切来往，后作系列散文《滇行短记》来记录这段历程。

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历时8年的抗日战争结束。在文艺界人士的一致要求下，是年10月14日，“文协”召开理事会，决定将本该随抗战的结束而完成使命的“文协”，更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简称仍为“文协”，使之成为文艺斗士们永久的纪念。

从离开武汉抵达重庆的1938年8月起，到1946年3月离开重庆前往美国，在战时陪都的艰苦岁月中，老舍始终全力以抗战为己任，其人格魅力、文学成就，尤其是对抗战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得到了所有同仁的充分认可。1944年4月，在郭沫若、茅盾等20余人的倡议下，“老舍创作20周年”纪念活动在重庆举行。期间，郭沫若赋诗《民国三十三年春奉贺舍予兄创作二十周年》、茅盾作文《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胡风提笔《在文协第六届年会的时候祝老舍先生创作二十年》等，以此纪念抗战时期老舍在八方风雨的洗礼中所走过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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