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从大管家到人民艺术家

新中国成立后，当大多数20世纪20年代就已知名的作家，在时代的更替中出现创作瓶颈时，老舍的文学创作状态和成果依然是当时同仁中的佼佼者。他用天真的无限的热忱融入到对新时代的歌颂与建设之中。从1949年回到中国到1966年去世的这17年间，老舍对各种可以体现新中国新面貌的文艺形式无所不用：新体及旧体诗歌、小说、戏剧、曲艺、相声，乃至春联……同时，面对共产党和国家所号召的每次政治运动，他都快速反应、积极配合，表现出努力融入新社会的决心。但自此，老舍个人化意味浓厚的自由主义书写印记已然淡去。

一、美国时期：潜心习作与遥思故国

1946年3月4日，应美国国务院之邀，老舍和曹禺离开重庆，乘坐美轮从上海起航，途径西雅图而后抵达纽约，进行对美文化交流与讲学。

在北美各地的学术活动中，老舍着力对中国的现代文学等进行了介绍。对于此次访美，老舍认为：“我们必须要使美国朋友们能够真正了解我们的老百姓，了解我们的文化。在今天，许多美国人所了解的不是今日的中国人，而是千百年前的唐宋时代的中国人。”于是本着文化互动的目的，是年6月，老舍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大学参加小剧场节目社会研究会议，随后出席了人道地方会议；是年冬，老舍应加拿大有关方面之邀前往加拿大考察讲学1个月；次年2月，老舍在费城国际学生总会发表演说。除了向北美世界介绍中国的文学与现状，老舍还力求对美国的文学、社会现状等进行考察、了解。期间，他由西雅图到华盛顿，再到纽约，一路见习美国的舞剧、广播、音乐剧和话剧。与此同时，老舍将其最主要精力放在小说写作与翻译上。曹禺回国后，老舍继续留美，全力潜心写作，从1947到1949年间完成了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和长篇小说《鼓书艺人》，并协同将《四世同堂》《鼓书艺人》等作品译成英文。

早在1946年9月期间，老舍在纽约市一个专为职业艺术家而开设的休养地雅斗(YADDO)入住。在那里，老舍白天健身与习作，晚上与同在雅斗的国际友人畅谈中国的种种。在文人史沫特莱的帮助下，老舍为“文协”筹募到善款；同时，他还与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交好，后者协助老舍处理了作品的翻译事宜。尽管如此，异国的孤寂生活和国内历经内战的创痛让老舍对祖国牵肠挂肚，而他在抗战时期留下的病痛已经蔓延至腿部和脊椎，这种身体之痛亦加深了他在异乡的愁苦。在写给臧克家的信中，老舍抱怨道：“住在纽约，十里洋场，够热闹的了，我却一个人独守空房。”

1949年5月27日，上海大解放，得知消息的老舍在美国一改往日的愁苦，主动下厨宴请他结识的日本朋友，回国之心已切切。他对朋友说道：“不管遭遇到什么苦难，我仍是中国的作家，光在美国是写不出什么东西的。不和中国民众共同生活，耳畔消失了华语乡音，那么我写不出真正的文学作品。”1949年7月的中国，在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同志明确表示：“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铲除了障碍，南北两路文艺队伍大会师了，就是缺少我们的老朋友老舍，已经邀请他回来了。”同年10月，老舍接受了冯乃超和夏衍先后写来的回国邀请信，拒绝了此前曾接到的发自中国台湾与英国的邀请，决心回到祖国大陆。值得一提的是，在临行前，老舍曾对朋友乔志高说过，回国的主要原因是与家人团聚，因而要实行“三不主义”：不谈政治，不开会，不演讲。当然，此后的老舍感召于祖国的新貌，未能“践约”。

1949年10月13日，老舍随船从美国的三藩市出发，途经檀香山、横滨、马尼拉等地，途中的剧烈颠簸使得老舍坐骨神经旧病复发从而导致愈加严重的腿痛。11月4日，当轮船抵达香港时，老舍几乎已无法走动。在香港等待北上的船票长达24天之后，11月28日，老舍终于登上了驶往天津的客船。由于险恶的政治环境，客船绕行于台湾东岸、上海外海、朝鲜的仁川……直到12月9日清晨，客船上的老舍终于望见了阔别已经整整14年的华北大地，当日傍晚，老舍由天津的码头踏上了祖国的土地。码头工人和接待人员的热情接待，让老舍对新中国的新气象感到无比激动与温暖。

老舍感概：“在抗战中，不论我在哪里，‘招待’我的总是国民党的特务。他们给我的是恐怖与压迫，他们使我觉得我是个小贼。现在，我才又还原为人，在人的社会里活着。”

二、新中国时代：人民艺术家

天津社会秩序的和平有序以及广大人民的真诚朴实，让老舍为新中国的到来而倍感欢欣鼓舞。回京心切的老舍于12月10日，在阳翰笙同志的陪同下，迫不及待地去见了周恩来同志。较之途中遭遇到他国的不平等相待，老舍深感这个不再有压迫的新国家，才能给予他无限平安及感动：“回来一看，变化多大呵，真叫人高兴！我觉得，好似心里推倒了一堵墙……我的这条不大听使唤的腿，好像也活便了一点。”

在北京，老舍与分离长达15年的亲人团聚。次年3月，老舍与从重庆来京的妻儿团聚，而后举家迁入廼兹府大街丰盛胡同10号。在这个栽种了各种花草树木的四合院，老舍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后的17年。在这横贯1950—1960年代中期的17年日子里，老舍的身份变成了一个具有更多意味的多层面集合体。

新中国赋予了老舍极高的社会政治地位。彼时的他真诚接受党的邀请，全身心地投入到筹建1950年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家联合会的工作之中，并担任文联副主席。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头衔也只是其诸多文化官员头衔之冰山一角。此后，老舍频繁参与多项社会活动，如随队前往朝鲜慰问考察并体验生活，远赴新疆与文艺爱好者座谈与会面，走进内蒙古与众同仁互动交流，等等。这些活动几乎将老舍的私人时间压缩殆尽。拥有众多“文化官员”身份的老舍，创作出了大量“歌德”文章——歌颂理想新社会、歌颂共产党之恩与毛主席之德。1951年12月21日，老舍的话剧作品《龙须沟》因主题充满了对党和人民的热爱，体现出对新社会美好生活的企盼与赞颂，受到周总理的屡次观戏以及毛主席的称赞有加，他因此在北京市人民政府召开的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这也是老舍在“歌德”路上所获得的至高无上的殊荣。

老舍的“歌德”面孔与早前一直秉持的远离政治立场与党派意识的“自由主义作家”理想相去甚远。早在30年代初所写作的《文学概论讲义》中，老舍已洞悉：“最近有些人主张把‘文学革命’变成‘革命文学’，以文艺为宣传主义的工具，以文学为革命的武器……这种办法，不管所宣传的主义是什么和好与不好，多少是叫文艺受损失的。以文学为工具，文艺便成为奴性的；以文艺为奴仆的，文艺也不会真诚地伺候他。”1946年，当国共内战的阴影笼罩在抗日伤痕尚未痊愈的中国大地上时，老舍对此持无党派的立场：“和平是活路，内战是死路，其他都是诡辩……”因而在1946年赴美之时，他已被公认为是一位始终为了中国的自由和人民的幸福而战斗的无党派自由主义作家。

纵观老舍上述两种身份、两种立场之别，其主要原因在于新中国成立后，文艺在某种程度上不仅继承，甚至还夸大了充当政治传声筒的功用。作家创作所首倡的“自由性”也不得不在时局的压力下让位于“功效性”。

然而，老舍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身份内涵不仅仅只有“歌德”一面——他并不是表面上所展现的见风使舵的“墙头草”。除了文化官员的身份，他还是作为“普通市民”的老舍以及始终作为“作家”的老舍——后两者功用的发挥，既解释了“歌德”的真诚性，又凸显了老舍在夹缝中戴着镣铐舞蹈的功力与勇气。

第一，在老舍新中国成立后的创作生涯中，作为“人民艺术家”的“歌德”面孔与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作家”面孔在此消彼长中共存。他一方面积极创作政治意味十足的“歌德派”文章，另一方面又间或创作出个人化意志浓郁的作品。虽然如此游移的局面是老舍在特殊时代不得已的妥协产物，但两者的孰真孰假却不可一言以蔽之：一方面，老舍所创作的诸如《我们在世界抬起了头》(1951)、《为人民写作最光荣》(1951)、《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1952)等作品，确实是在目睹了新中国的变化之后，作为“普通市民”的老舍所发出的肺腑之言；另一方面，在《从两个司令部的斗争看北京市文联这个裴多菲俱乐部——北京市文联1949—1966.5大事记》一文中及后来的极端批判运动中被诟病为毒草的自由主义个人化作品，诸如《龙须沟》(1950)、《西望长安》(1955)、《茶馆》(1956)、《正红旗下》(1962)等，更是老舍在彼时彼地倾注全部心血的真诚之作。第二，虽然文艺创作的空气稀薄，且几乎沦为政治的附庸，但只要政治和文化空气稍微松动，老舍便会在言行及创作中，散播其文学理想，展现对自由的追寻。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尽管客观阻碍诸多，但老舍仍竭力在最大程度上淡化意识形态性而强化文学性，这不仅体现出老舍作为“人民艺术家”的为人民、为文学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更是老舍作为“自由主义作家”所秉承的文人素养和知识分子良心对其创作的内在呼求与反应。譬如，1957年1月，老舍在《自由和作家》中提出“一个作家应该在他想写的内容上有充分的自由……应该允许一位作家用他选择的方式写他爱写的东西”“文学要遵从其自身的规律。没人肯读那种说是文学，其实满是政治词句的作品”。

此外，老舍在这一时期的创作饱含着充沛的激情，这种激情源自他认识到未能在过去和最前线的战士以及最底层的劳动者一样为革命和生产直接效力从而产生的惭愧。所以他竭力地深入民间，吸取一切民间的养分，谦逊听从党的指挥，力求跟上建设的步伐。譬如每次参加完各项国家大会，他总在会后对身边的朋友传达党的指示；譬如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为积极配合“三反”“五反”运动，耗时近10个月，创作出话剧《春华秋实》(1952)；譬如为响应1956年毛主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中提出的“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的口号，改编创作了京剧《十五贯》，并创作出话剧《茶馆》，由此进入了又一次的创作高峰期；譬如，哪怕面对通俗文艺的创作，他仍旧坚持着对其文艺理论的探寻，在17年里，陆续写出了诸如《习作新曲艺的一些小经验》(1950)、《鼓词与新诗》(1950)、《怎样写快板》(1950)、《怎样运用口语》(1951)、《怎样写通俗文艺》(1951)、《民间文艺的语言》(1952)、《人物、语言及其他》(1959)等作品。此外，他还写出了诸如《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1951)、《我还要努力学习写剧本》(1954)等表明心迹的作品，甚至到了1964年春，65岁的老舍还在密云县城关公社坛营大队深入生活，是年秋，他继续在海淀区四季青公社门头村大队深入生活，次年春，又在北京市顺义县木林公社陈各庄大队深入生活。

纵观这一时期，不管是“歌德”应酬还是“自由”创作，不管是“人民艺术家”的光辉书写还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意志书写的夹缝求生——老舍不同内涵的身份层面，都在其创作的激情与勤力付出中得以共存，获得统一。和抗战时期一样，新中国成立后17年时期的老舍心系人民与国家，是真正意义上心怀自由的人民艺术家。

三、最后的尾声：老舍之死

1966年初，“文化大革命”的阴影开始迫近。《大事记》第9条记录到：“1960年3月，旧市委集中市属文艺单位及大专院校文科师生约百余人至工人体育场，开展对文艺上修正主义思想进行批判的学习运动。巴人、李何林、白刃列为批判重点(原来老舍也是批判重点，材料都已印出，但因旧市委包庇，又把老舍勾掉了)”。老舍特殊的影响力和政治身份，加之在“自由性”与“人民性”之间的游移，让他在厄运降临文坛之初侥幸地逃过一劫。但劫难的到来已只是早晚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老舍没有再写文字，后人只有从仅存的他与亲友的对话节录中得到相关信息。1966年7月10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都人民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斗争大会上，老舍对巴金说：“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我很好……”同为主席团成员的巴金在回忆性散文《最后的时刻》中，提及彼时的老舍同志在会议上仍用敬爱的目光望着国家领导人。是年7月31日至8月10日，老舍因病入院治疗。期间，老舍给臧克家通过一次电话：“我这些天，身体不好。气管的一个小血管破裂了，大口大口地吐血。遵从医生的命令，我烟也不吸了，酒也不喝了。市委宣传部长告诉我不要去学习了，在家休养休养。前些天，我去参加了一次批判大会，其中有我们不少朋友，嗯，受受教育……”

1966年8月23日，时隔不到一个月，红卫兵以“扫四旧”为名，在国子监(孔庙)大院中烧戏装、道具。老舍在当日下午从北京市文联办公室被押往孔庙，和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等艺术家一道惨遭批斗。1966年8月24日凌晨，老舍被接回家时，仍对妻子说道：“你不必害怕，不用难过，毛主席是了解我的。”是日，离家出走的老舍对孙女所说的“再见”二字，也是他留给这个家庭最后的语言。离家后的老舍在太平湖边坐了一整天，最后选择投湖自杀。25日清晨，老舍的尸体被发现，他的衣服、手杖、眼镜都整齐地放在岸上，口袋里所放着的名片写着他的名字：舒舍予，老舍。这位新中国成立后写作最勤奋的“劳动模范”，歌颂新中国最热切的“歌德派”老人，就这样在伤害与不甘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老舍选择在这场历时10年的文化浩劫拉开序幕的时候离开，与多年前面对日军即将攻陷济南，自身难保却怀抱着“士可杀，不可辱”的精神并开始八方征程时所相同的是：他不愿在强不可摧的异己力量的打击之下，丢失掉自己为人的尊严与气节。所不同的是，这一回，伤害他的却正是他所热爱的。无处可逃的老舍选择为自己的人生提前画上一个干净的句点。

老舍这位视“自由”为信仰、视“人民”为至高、视“国家”为至上的“人民艺术家”，经历了一生的风雨兼程，最终却在一场荒谬的错误运动中，落入了但求不得的痛苦中。当他选择用自杀的方式让自己保持最后的尊严时，他亦获得了最后的“自由”。

为老舍平反的骨灰安放仪式直到1978年6月才得以完成。尽管老舍的名誉得到了最后的澄清，尽管学术界对于老舍之死的前因后果乃至具体细节至今都众说纷纭，但在长达42年的文学生涯中留下800万字作品的老舍，作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大师，他为文坛所留下的文学遗产以及为人民和国家所带来的精神财富是毋庸置疑的，而中国文坛过早失去老舍这样一位知识分子的“赤子”亦是永远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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