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顾炎武

明末清初这一“天崩地解”的时期，产生了一位最杰出的遗民诗人顾炎武（1613—1682）。有人说：“有明二百七十馀年间，诗人突起突落，有如胜、广，却成就此一大家。即清诗号称跨越明代，然求如亭林之笃实光辉者，亦难与并。”^[1]又有人说：“明遗民诗，吾深畏一人焉，曰顾亭林。……亭林之诗坚实，非以诗为诗者，而其诗境直黄河、太华之高阔也，……谁与抗手？”^[2]他们都认为顾诗是明、清诗之最，特点是“笃实光辉”、“坚实”、“高阔”。而其所以能如此，则是因为他“非以诗为诗者”。

顾炎武作为一位诗人，他的杰出处，就在于“不为文人”（这种“文人”包括做世俗应酬文字的诗人），而强调诗歌的现实性与战斗性。他本来“少为词章有名”，“少年时，不过从诸文士之后，为雕虫篆刻之技”^[3]，“未登弱冠之年，即与斯文之会”^[4]。但是，后来他自编诗集时，把那些少作全部删除了。现在我们看到的顾诗，使他和同时的大诗人都截然不同：“牧斋、梅村之沉厚，渔洋、竹垞之博雅，宋、元以来亦所谓卓然大家者也，然皆诗人之诗也。若继体风骚，扶持名教，言当时不容已之言，作后世不可少之作，当以顾亭林先生为第一。”^[5]

顾炎武既然立志“不为文人”，自然不会在诗坛上开宗立派，更不肯附和到哪一个诗派去。但是，他的理论和创作却对清诗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而本书特为他列一专章。

一 顾炎武的先进思想对其诗作的影响

顾炎武是人所共知的启蒙思想家，他具有当时先进的思想，这种思想对他的诗创作起了决定性的指导作用。主要的一点就是宣传“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

他在《日知录》中说过一段著名的话：“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6]后来梁启超把这意思概括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历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后人以为这一思想是顾炎武首创的，其实当时这已是一种社会意识。明末广东梅州布衣卢仲六，“其终也，召其子弟而训之曰：‘天下将乱矣！……数十年后，朝廷不蹈东汉之辙，则为南宋之续耳。如其蹈东汉之辙也，是易姓也，不食其禄者无责焉也已。如其为南宋之续也，是亡国也，凡我草莽小民皆与有辱焉者也。汝曹力能救国则救国，不然，其守乃田园庐舍，毋事乃仇，贻乃祖宗羞！’……先生卒后二十年而明社屋。”^[7]但是这两段话尽管内容相同，顾说却在卢说基础上有了提高：卢说主要是消极地不合作，顾说则强调积极地斗争；卢氏只是秘密地训诫子孙，顾氏则著书立说，明昭大号于天下后世，而且本身就这样身体力行了一生。

正是为了强调民族复仇，所以他还坚决反对理学中的心学一派，指责他们“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8]。顾炎武和河朔诗派诸人不同正在此点。所以申涵光等人的民族气节远逊于顾炎武。

当时汉族大地主阶级从阶级利益一致性出发，和清统治者欣然合作。贰臣洪承畴之流还恬不知耻地宣称：“弑吾君者（指李自成）吾仇也，诛吾仇者（指清统治者）吾君也。”钱谦益也说：“牺牲玉帛待于境上，以待强者而庇民焉，古之人行之矣。”^[9]顾炎武针对这些谬论，借古讽今地说：“文中子以《元经》之帝魏，谓‘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何其语之偷而悖乎！”^[10]

综上几点，可见顾炎武的思想已经超越“忠于一姓”的观念，而认识到平民对国家的责任，甚至能超越阶级利益而坚持崇高的民族气节。只有明白了这点，我们才能深透地读懂他的诗。否则我们对他的“五谒孝陵，四谒宫”，会以为是“忠于一姓”，而不了解他其实是把皇帝作为政权的象征，作为国家和民族的象征。懂得这一点，对他的诗集以《大行皇帝哀诗》冠首，就体会到那是故国的哀歌，也是汉族的哀歌。

二 顾炎武的诗论反映在诗作上的特点

明人的风气是空疏不学，清谈误国。顾炎武在《日知录》里指出：“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11]认为明朝灭亡就是“今之清谈”即心学造成的。由此他提出一条文学创作原则：“文须有益于天下。”具体地说就是：“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12]很明显，他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处在那一斗争激烈的时代，他对文学提出这种要求是自然而合理的。所谓“明道”，就是用诗文宣传儒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纪政事”是记叙重大的政治事件，表示自己的观感。“察民隐”是反映人民的痛苦和愿望，揭露社会的黑暗面。“乐道人之善”是歌颂节士、志士，当然也鞭挞叛徒和奸佞。现存顾诗四百二十四首，完全可以按此分类，他是忠实地实践了自己所揭橥的创作原则的。

和当时许多遗民诗人一样，他也深受杜甫影响，而且也是从明七子入手学杜的。这一点前人颇多论及。有的说：“（宁人）诗初自七子入，进而益上，心摹手追，惟在少陵。”^[13]有的说：“宁人诗甚高老，但不脱七子面目气习。”^[14]有的具体指出：“亭林之诗，导源历下（指后七子中的李攀龙），沿西崑、玉溪、杜陵以窥柴桑。”还说：“亭林诗从声色入。”^[15]有的认为：“宁人七律讲气格。《济南》诗云：‘绝代诗题传子美，近朝文士数于鳞’，可以知其旨矣。”^[16]他们的意思是，顾炎武是由后七子的李攀龙（于鳞）入手，进而向杜甫学习的。理由就是顾诗注重声色，讲求气格，俨如李攀龙学杜之作那样高华伟丽。其实这种看法未免皮相。李攀龙诸体诗由于“亮节较多，微情差少”，所以被人讥为赝古。^[17]而顾诗全是抒写真情之作。他作诗特别强调“真”：“《黍离》之大夫，始而摇摇，中而如噎，既而如醉，无可奈何，而付之苍天者，真也。汨罗之宗臣，言之重，辞之复，心烦意乱，而其词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征士，淡然若忘于世，而感愤之怀，有时不能自止，而微见其情者，真也。”^[18]又说：“诗主性情，不主奇巧。”^[19]“性情”就是“真”。因此，他反对摹仿：“近人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极诣，况遗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20]还说：“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为诗，可乎？”^[21]甚至直率地批评友人：“君诗之病，在于有杜。……有此蹊径于胸中，便终身不脱依傍二字，断不能登峰造极。”^[22]试问，他这样反对形式主义地学习杜甫，这样强调性情的真，怎会摹仿李攀龙去学杜甫的皮毛呢？

那么，上述诸家的看法都错了吗？我说也错也不错。说不错，是因为顾炎武早年开始写诗时，正当公安、竟陵受到贬斥，陈子龙为首的云间派重新步趋七子向盛唐学习。而七律方面，李攀龙所作“俊洁响亮”，极受王世贞推重，“海内为诗者争事剽窃，纷纷刻鹜”，^[23]顾炎武自亦不免受其影响。后来明亡于清，时代风雷使他不期而然地沉潜在杜诗中深受熏陶；加之他写诗重视内容，并不追求形式的奇巧，所以他的诗不免给人一种印象，认为它很有七子尤其是李攀龙的声色、气格，而其沉郁顿挫以及排比铺陈（五言排律）酷似杜甫。说错，是因为他的学杜重在“神理”，而非“皮毛”。所谓“神理”，实即“情”与“景”的关系，亦即“我”与“物”的关系，指的是作品的内容。^[24]杜甫遭逢天宝离乱后，能抓住现实题材写诗，“即事名篇”，故人称为“诗史”。顾炎武正是从这一角度去学习杜诗，而不是从形式上去“心摹手追”。这样学杜，决不会成为赝古，因为他拟议而能变化。他所遇的“物”、“景”，决非杜甫所遇的，因而他“感物而动”，触“景”而生的“情”，也只是他自己所特有的。他和杜甫相同的是，都是有为而发，不是无病而呻。这样，即使他由于沉潜杜诗，从而在风格上甚至谋篇琢句上流露出杜诗的影响，也不会掩盖他的本色。所以，“其诗沉郁淡雅，副贰史乘”^[25]，也有“诗史”之称。

至于他和李攀龙的区别，最明显的是：李诗“句摭字捃，行数墨寻，兴会索然，神明不属”^[26]，而顾诗则“以性情时事为诗，故质实而有馀味”^[27]。另外，李攀龙“经义寡稽”，因而其诗往往“援据失当”^[28]，而顾炎武是经学家，“读书多而心思细”^[29]，尤熟于史，因而“用典使事最精确切当”^[30]。

晚明文艺思潮对他的诗论和诗作也有一定的影响。他曾痛斥李贽“惑乱人心”，是小人之尤。^[31]现当代学人多认为这是他的历史局限。我以为这要从彼时彼地进行具体考察，才能定其是非。

据我看，两人在文学观方面是同中有异的。所谓同，是指：（1）创作上主张“真”；（2）形式上主张独创，反对摹拟因袭；（3）都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所谓异，主要是对“真”字的理解不同。李贽从反对理学束缚个性出发，强调童心，认为“以从外入者闻见道理为之心”，就是童心受到障蔽。^[32]而顾炎武强调的“真”，则是《黍离》大夫、屈原和陶渊明的爱国主义精神。严格地说，李贽的童心说，实在近似庄周的自然人性，强调人的本能欲望。其实人是社会性的，为了协调人际关系，使得趋于和谐，必然产生政治哲学、伦理学说，这些“道理”必然“从外入”而成为人们的思想意识，怎能想象世上有一张白纸似的童心呢？对童心的解释，巴乌斯托夫斯基的话倒较近情理。他说：“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予我们最伟大的馈赠。”^[33]但处在“天崩地解”时期的顾炎武，面对着严酷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填塞心胸的只有痛苦、愤怒，哪里还能对生活作诗意（和平、宁静、纯洁、欢愉……）的理解呢？

至于斥责李贽“惑乱人心”，是小人之尤，是因为他反对礼教。这一点，连最崇拜他的袁中郎，也认为他“遗弃伦物，偭背绳墨，纵放习气，亦是膏肓之病”^[34]。所谓“伦物”、“绳墨”，就是礼教。顾炎武把清统治者的入主中原，看成是“仁义充塞”，“率兽食人”，亦即对礼教的毁灭。推原祸始，于是力攻王守仁的心学，认为这种“今之清谈”，招致新的五胡乱华——明亡于清的惨祸，对王学旁支的李贽加以痛斥，也就势所必至了。

顾炎武杰出之处，是并不泼脏水连澡盆中的婴儿也倒掉。他批判地吸收了李贽、袁中郎文艺思想中有益的部分，加以改作，成为自己的进步文艺观，而且在诗创作中加以实践。

我们知道，清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人之诗，它正由顾炎武发其端。袁中郎曾这样评论李白与杜甫：“青莲能虚，工部能实。青莲惟一于虚，故目前每有遗景；工部惟一于实，故其诗能人而不能天，能大能化而不能神。”^[35]用今天的话说，李白是“向内转”的，他着重个性的抒发，理想的追求，表现了文学的主体性。杜甫则恰恰相反，他着重揭露现实的黑暗，反映民生的疾苦，而没有脱离现实的纯主观抒情的诗。袁中郎自然是欣赏李白的。但在他去世三年后才出生的顾炎武，苦难重重的生活却使他走上杜甫的创作道路。后人（如潘德舆）正是从这点强调指出顾诗的特色也是一个“实”字。但顾诗的“实”和杜诗的“实”还有所不同。顾诗的“实”不仅表现在它的现实性上，还表现在学人之诗这一点上。杜甫固然“读书破万卷”，然而他毕竟是诗人而不是学者。顾炎武则是经学家、史学家而兼诗人。他不但开一代学风，也开一代诗风。他的诗之所以“坚实”，完全由于学问的淹贯，而这种淹贯古今的学问正是和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

他曾经谈过“作诗之旨”：“舜曰：‘诗言志’，此诗之本也。《王制》：‘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此诗之用也。荀子论《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焉’，此诗之情也。”^[36]他所谓“诗之本”是指诗歌之所以产生，“诗之用”是指诗歌的作用，这两点是从汉儒以来就反复说明的。顾炎武特别提出“诗之情”。这“情”，既指感情，又指真实。这是密切结合清朝统治的现实，来说明“作诗之旨”：必须写诗来表现对当前异族统治者的极大憎恨，同时反映对故国的深切眷念。诗的语言是有文采的（质木无文不足以感人），诗的声调是充满痛苦和愤怒的。一个“哀”字，是这种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下的真情实感。除了叛徒和逃避现实的懦夫，每一个汉人，如果能作诗，就应该这样去作。《亭林诗集》一开卷，就是《大行皇帝哀诗》，一锤定音，这是时代的主旋律。但如果认为他主张“诗之情”只是抒写巨大的悲哀，那是不全面的。不是悲哀，而是悲愤。不仅思往者，更应思来者，希望有夏少康、汉光武那样的来者（这在他的诗作中是屡见不一见的）。所以，他的诗论是对荀子诗论的运用与发展。

他的诗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认为：诗，不是空言，而是和孔子作《春秋》那样，是“载之行事”。所以，他比杜甫更自觉地撰写“诗史”，把这看成一种政治活动。比他老一辈的遗民诗人林古度赞美顾诗是：“笔墨类容貌，端然忠义姿。”^[37]正因为他按照“忠义”原则写“诗史”，所以柳亚子曾说：“不为叹老嗟卑语，不作流连光景词”^[38]，充分显示出民族志士的襟怀和学人之诗的特色。

三 顾炎武诗作的艺术特色

作为学人之诗，顾诗具有如下特色：

（1）熟于正史，用典精切

顾炎武是经学家，但他平生最致力的是史学，这是和他经世致用思想分不开的。他精熟正史，所以在作诗时，故事固然多用正史，就是词语也多采用正史的。这就形成一种特色，而为时人及后人津津乐道。朱彝尊曾这样称美顾诗：“诗无长语，事必精当，词必古雅。”^[39]所谓“诗无长语”，就是没有多馀的话，不是辞浮于意。所用故实必定精切，词句也必定古雅。所以然者，就因为这些故实和用语都不是唐、宋诗中常见的，更不是一般类书所罗列的，完全因为他烂熟于胸，才能这样俯拾即是，应用自如。然而他又不是像后来的浙派（以厉鹗为代表）和江西派（以陈三立为代表）那样避熟避俗，故意找些冷僻典故来矜奇炫博，而是用得恰到好处，令人寻味无穷。

据我粗略地统计，属于这类用事的约有四十多处，用语约有三十多处。用典精切的例子，主要从这类使事中反映。这里略举数例。如《李定自延平归，赍至御札》：“十行书字识天颜”，用《后汉书·循吏传》：“光武一札十行，细书成文。”不但因光武和唐王聿键（立于福州，年号隆武）都是皇帝，可以相比；而且光武是汉代中兴令主，以比唐王，更寓兴复之意。《陈生芳绩两尊人先后即世，皆以三月十九日，追痛之作词旨哀恻，依韵奉和》：“祭祢不从王氏腊”，用《后汉书·陈宠传》：“宠曾祖父咸，成（帝）哀（帝）间为尚书。及（王）莽篡位，父子相与归乡里，闭门不出入，犹用汉家祖腊。人问其故，咸曰：‘我先人岂知王氏腊乎？’”陈芳绩和陈宠都姓陈，此其一；气节相同，此其二；以新莽比清，馀分闰位，不承认其为正统，此其三；希望朱明后裔有如光武中兴者，此其四。《汾州祭吴炎、潘柽章二节士》：“千秋仁义在吴潘”，用《宋书·孝义传》王韶之赠潘综、吴逵诗：“仁义伊在？惟吴惟潘。……投死如归，淑问若兰！”潘综、吴逵皆吴兴乌程人，吴炎、潘柽章皆吴江人，此其一；潘综、吴逵以孝义著，吴炎、潘柽章以节义（民族气节）著，事虽不同，仁义则一，此其二；恰巧都是吴 、潘同姓，此其三。

用典精确还反映在所用子书上，如《三月十九日有事于宫，时闻缅国之报》：“识定凡君自未亡”，用《庄子·田子方》：“楚王与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丧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丧吾存，则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观之，则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这寓言本来充满主观唯心色彩，庄周学派用以说明外物不足以撄心的道理，顾炎武却把这典用活了，说明尽管流亡缅甸的永历帝已被吴三桂所杀，明统已绝，但只要遗民不忘明朝，锐志复兴，一定可以驱除清统治者。

（2）神似杜诗，各体皆善

顾诗脱胎于杜诗的约有三十一处，如《夫子庙》：“斯文垂《彖》《系》”，化用杜甫《宿凿社浦》：“斯文忧患馀，圣哲垂《彖》《系》。”《赠孙徵君奇逢》：“未改幽栖志，聊存不辱身”，仿杜甫《寄李十二白》：“未负幽栖志，兼全宠辱身。”这是由于平时读杜极熟，下笔时不觉受其影响。杜甫本人就常这样运用六朝诗人何逊、阴铿、鲍照、庾信等人的诗句，宋人如黄庭坚、陈师道等更常如此脱胎换骨。但对顾炎武来说，这并不是学杜的正当途径，因为这只是形似而不是神似。

我以为从诗歌艺术性来分析，顾受杜的影响，主要是积蓄感情和表达感情的问题。顾诗何以和杜诗一样表现出一种浑厚沉郁的风格？这是因为他和杜甫一样怀抱着一种深沉的悲愤情绪。终身从事艰险的斗争（这是杜所不及的），使他对生活的体验越来越深入，也就使他本来执著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坚韧。对祖国和民族的命运越关切，对人民的同情越深厚，对敌人和变节者的行径越憎恶，内心蕴结的痛苦和愤怒也就越强烈。这就形成一种远比他人深厚的感情。加上他学问渊博，识力卓越，诗艺娴熟，因而写出来的诗，必然洋溢着浑厚苍凉的感情，强劲地震撼着读者的心灵。正由于体验特别深刻，感情特别曲折，表达时必然也是千回百折，而不是一泻千里，一览无馀，这就形成了沉郁的风格。试以他的五言排律《旅中》为例：

久客仍流转，愁人独远征。釜遭行路夺，席与舍儿争。混迹同佣贩，甘心变姓名。寒依车下草，饥糁中羹。浦雁先秋到，关鸡候旦鸣。蹠穿山更险，船破浪犹横。疾病年来有，衣装日渐轻。荣枯心易感，得丧理难平。默坐悲先代，劳歌念一生。买臣将五十，何处谒承明？

诗作于明永历十年（清顺治十三年）。自弘光元年，亦即隆武元年（顺治二年）顾炎武参加故乡昆山保卫战失败后，曾受隆武帝遥授兵部职方司主事之命。次年将赴闽受职，以母丧未行。永历元年（顺治四年），吴胜兆反正事败，顾氏几乎得祸。秋至海上欲投郑成功，不得达。永历二年冬抵京口，家又一次被劫。永历四年，仇家倾陷，伪为商贾以避。永历五年至淮安，与万寿祺密谋抗清。永历六年参加吴中惊隐诗社遗民们的活动。永历九年，叛仆陆恩向清政府控告顾氏私通南明，致兴大狱。狱事解后出走。永历十年，仇家遣刺客追他，击伤头部，乃变姓名南游。作此诗时，正当南明政权派人来秘密联系，顾氏只身赴闽投郑成功，又赴滇投永历，都受阻不能达。诗题《旅中》，就是写赴闽与赴滇的旅况。第一、二句虚写，概述自己十二年来总的“流转”情形。“釜遭行路夺”六句实写，描写“流转”的艰苦情状。“浦雁先秋到”四句实写，描叙“独征”的艰危情状。“疾病年来有”二句总结上文而与一、二句呼应：正因长期流转，所以疾病相侵；如今独自远征，只能轻装前进。以上十四句虚实相生，情事交融，反映出这位爱国志士的感情格外真挚。“荣枯心易感”六句转入议论。“荣枯”、“得丧”都指成功与失败。反清复明事业的成败，在自己心情上最易引起激动：为什么我方常常失败，真是天道难明。正因“得丧理难平”，所以为先朝而悲哀，写下《旅中》这首诗。这是劳者（为国宣劳）之歌。这里诗人毅然明志：我将终身把这“劳歌”写下去！也就是说，要为复兴事业战斗一辈子。最后用朱买臣的典故作结：买臣自言五十当富贵，后来果然受到汉武帝的重用。我今已四十四，却还受阻不能到达战斗的前线。但是，正如买臣终于富贵一样，我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也能实现复明的目的。这六句议论，说理十分深透，洋溢着胜利的信心。仔细吟味全诗，我们会感到诗人的爱国激情表现得浑厚苍凉，而诗的风格则是沉郁的。

全部顾诗中，古体诗只占十分之三强，格律诗要占十分之六弱。而264首格律诗中，五律就占了45首。和杜甫比较起来，杜诗共1458首，其中格律诗有1054首，五排就占了127首。顾诗五排占其格律诗的17%，杜诗五排占其格律诗的14%。形成这一现象，当然有众多因素，但决定性因素我以为和两位诗人的个性分不开。顾炎武和杜甫一样，都是“嫉恶怀刚肠”的。杜甫“褊躁”^[40]，顾炎武“孤僻负气”^[41]，性极狷介。杜、顾之诗多用格律，就因格律谨严，符合他们的个性要求。与此相反的是李白，正因他个性狂放，所以不喜格律拘束，古风特多，格律诗绝少。在格律诗中，五排占这么大的比重，也是值得深思的。五排写起来必须反复锤炼，不能一挥而就，所以李白没有一首，而杜甫却首创此体。胡应麟曾指出：“排律近体，前人未备，（少陵）伐山道源，为百世师。”^[42]顾氏接受杜的影响，即因性与之近。可以看出，顾氏四十五首五排，有一个共同特色，即题材重大，反映作者一种极其庄严肃穆的悲愤而又充满希望的感情。如开卷是《大行皇帝哀诗》，收编是临终绝笔《酬李子德二十四韵》，以五排起，以五排结，象征全部顾诗都是精严的。何以只有五排而没有七排（杜甫也只有八首七排）？即因五排比七排更凝炼而少回旋。只有五排，自始至终，环环紧扣，句句相对，有如绷紧的弓弦，充满张力，表现出诗律的极端谨严。这种形式最符合他的个性，也最适应这类重大题材的内在要求。清中期的女诗人汪端特别欣赏顾炎武的五排，说是“五言排律惟亭林擅胜，馀皆绝少名篇”^[43]。可惜只标出“擅胜”，未详析其所以然。

当然，个性狷介的人，也不是只有谨严的一面，有时他也需要自由挥洒，更何况有些题材也要求尽情抒发（如《羌胡引》之类），所以他也有古风之作。但即使在古风中，也还是体现其主导一面，即仍偏于谨严，所以五古多至129首，而七古只有31首。

汪端曾评论顾炎武各种体裁的诗：

五言古，……若顾亭林磊落英多，……则又独辟门径，前无古人矣。

五言律，……亭林气格沉雄，自是大家。

七言律，……亭林开辟浑涵，龙骧虎步，并为绝调。^[44]

评价都非常高，这是符合实际的。顾诗各体皆善，三百年来，人无间言。只有近人陈衍（石遗）贬抑他：“诗歌少兴趣，学杜得皮相。”当代清诗专家钱仲联即斥为“吾不知其何说也！”^[45]另外也有人称其“古质”，言外之意似嫌其略欠文采。论者即加以反驳：“以质实为病，则浅者尚词采，高者讲风神，皆诗道之外心，有识者之所笑也！”还进一步解释：“诗境全贵‘质实’二字。盖诗本是文采上事，若不以质实为贵，则文济以文，文胜则靡矣。”从而指责：“竹垞、归愚选明诗皆及亭林，皆未尝尊为诗家高境，盖二公学诗见地为文采所囿也。”^[46]这种驳论有正确的一面，但否认文采，就偏颇了。诗是应该有文采的，顾氏本人就指出过（见前）。事实上，顾诗使事精当，遣词古雅，音节顿挫，气韵沉雄，正是文采的表现。应该说，顾诗是既坚实而又富有文采的。

四 顾炎武诗对清诗的影响

清诗所以能超轶元、明而比肩唐、宋，就是因为它既有唐诗的情韵，又有宋诗的骨力。尤有进者，言情而较唐诗为丰腴，说理而较宋诗为深透。其所以能这样，就因为清代诗人强调“真”与“深”，从而成其“新”。而这诗风正是顾炎武开创的。前人早已指出顾诗“奄有唐、宋诸大家之长”^[47]。其实应该说是“奄有唐、宋诸大家之长而又过之”。人们总是薄今厚古，作诗必不如唐，填词必不如宋。其实越是后人越能取精用宏，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自然是后来居上嘛！当然，这里有个前提，就是必须有个正确的创作观点和方法，否则会成为元之纤弱，明之摹拟了。顾炎武是有条件超越前人的。所谓超越，就体现在“真”与“深”上。歌德曾经说过：“（文学）是由感情和思想所产生的自然，是由人力所完成的自然。”^[48]顾诗包含的“感情”是最真挚的，“字字皆实，此修辞立诚之旨也”^[49]。而由于践履笃实，学识卓越，所以“思想”最深刻。即使处在巨大的艰危环境中，仍然充满乐观，不像宋末元初的遗民诗人，只躲进小我圈子里，消极悲观，聊以吟咏自适。汪端称颂顾诗“渊深朴茂，直合靖节、浣花为一手，岂谷音、月泉诸人所能伯仲哉？”^[50]正是从这一角度着眼。顾诗不仅感情最真挚，思想最深刻，而且把这两者用诗的形式表现出来时又是十分自然，毫不给人以矫揉造作之感。这除了由于他人格伟大，也由于这些诗是“由人力所完成的自然”。无论古体诗还是格律诗，他都是反复琢磨的。尤其是他的格律诗，受的限制越多，表达的内容越丰富，充分反映出作者强大的创造力。^[51]

顾诗正是以其“真”与“深”，对整个清代诗风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在他以后的诗人，无论宗唐宗宋，抑或亦唐亦宋，都能拟议而出以变化，即学古而不仿古。更重要的是，都能面对现实（很少有游心于虚的），积学为富（没有游谈无根的），突出“我”字，写真性情，不为无病之呻，不为空疏之学。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清初和清末都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层见叠出的时期，时代迫使人们必须面对现实，经世致用。就是清中期，所谓乾、嘉盛世，这两类矛盾也是此伏彼起，因而黄仲则会敏感地吟出“忧患潜从物外知”^[52]的句子。总之，在整个清朝二百四十二年间，不论时代风云怎样多变，诗人心情怎样复杂，沿着“真”与“深”以求“新”，却是清代诗人们共同的创作道路。而这条路是顾炎武最早开辟的。

[1] 徐颂洛语，见王蘧常《顾亭林集汇注·前言》

[2] 《养一斋诗话》卷三

[3] 《亭林馀集·与陆桴亭札》

[4] 《亭林文集》卷三《答原一、公肃两甥书》

[5] 徐嘉《顾诗笺注》路岯序

[6] 《日知录》卷十三《正始》

[7] 《南社丛选·文选》卷三李才《明处士玉浤卢先生墓表》

[8] 《亭林文集·与友人论学书》

[9] 《牧斋遗事》附《赵水部杂记》

[10] 《顾亭林诗集汇注》第三九六页

[11] 《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12] 《日知录》卷十九《文须有益于天下》

[13] 《晚晴簃诗汇》卷十一

[14] 《筱园诗话》卷二

[15] 《艺舟双楫·读亭林遗书》

[16] 《明诗纪事》辛签卷十三

[17] 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卷九

[18] 《日知录》卷十九《文辞欺人》

[19] 《日知录》卷二一《古人用韵无过十字》

[20] 《日知录》卷十九《文人摹仿之病》

[21] 《日知录》卷十九《诗体代降》

[22] 《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十七》

[23] 王世懋《艺圃撷馀》

[24] 参看蒋祖怡《文心雕龙论丛·论〈文心雕龙〉中的神、理》

[25] 《顾诗笺注》李详序

[26] 《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

[27] 《养一斋诗话》卷三

[28] 《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

[29] 《筱园诗话》卷三

[30] 《筱园诗话》卷二

[31] 《日知录》卷十八《李贽》

[32] 《焚书·童心说》

[33] 《金蔷薇》中的《一束假花》

[34] 袁小修《中郎先生行状》

[35] 《袁中郎尺牍·答梅客生开府》

[36] 《日知录》卷二一《作诗之旨》

[37] 《同志赠言·林古度〈春答宁人先生赠诗次韵〉》

[38] 《论诗三截句》之一

[39] 朱彝尊《明诗综》卷七八

[40] 新旧《唐书》本传

[41] 李光地《顾宁人小传》

[42] 《诗薮》内编卷五“近体中七言”

[43] 《明三十家诗·凡例》

[44] 《明三十家诗·凡例》

[45] 《梦苕庵诗话》第二八九页

[46] 《养一斋诗话》卷三

[47] 张修府顾诗跋

[48] 《〈希腊神庙的门楼〉的发刊词》

[49] 《养一斋诗话》卷三

[50] 《明三十家诗选》

[51] 参看夏晓虹《杜甫律诗语序研究》，见《文学遗产》一九八七年第二期

[52] 《两当轩集》卷九《癸巳除夕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