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虞山诗派
一 虞山诗派的兴起
叶燮曾经指出:“明之季,凡称诗者咸尊盛唐,及国初而一变:诎唐而尊宋。”[1]对这一现象,纪昀说得更详细:“……久而至于后七子,剿袭摹拟,渐成窠臼。其间横逸而出者,公安变以纤巧,竟陵变以冷峭,云间变以繁缛,如涂涂附,无以相胜也,国初变而学北宋。”[2]这是清初的诗风:为了矫正明七子摹拟唐诗和公安、竟陵、云间走歧途之失而学习宋诗。
钱谦益在学习宋诗运动中是起了关键作用的。在他的倡导下形成了虞山诗派。此派主要作者,除谦益外,还有冯舒、冯班两兄弟。他们反对明七子,实际也是与吴伟业为首的娄东诗派相对立,所谓“每称宋、元人以矫王、李之失”,也是针对云间以至娄东诗派的。谦益特别推崇宋诗,曾说:“诗人如有悟解处,即看宋人亦好。”[3]对清初宗宋派和后来的浙派都起了积极的影响。而二冯则诗近晚唐,以唐诗为西施、,而以宋诗为里门之妪、款段之驷;反对当时宗宋的人“专以里言俗语为能事”[4]。
二 钱谦益
(一)生平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亦自称东涧老人。江苏常熟人。明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官至礼部右侍郎。弘光帝即位南都,晋阶宫保,兼礼部尚书。清兵南下,南明亡,谦益率先投降,且为清军传檄四方以劝降。清廷授以内秘书院学士,兼礼部侍郎。任职约五月,即以老病乞归。归后暗与瞿式耜、郑成功等联系,从事抗清复明活动。卒年八十三岁。著有《初学集》、《有学集》、《投笔集》。
谦益迎降,丧失了民族气节,这在当时,已为遗民所不齿。邢昉直斥他:“白头宗伯老,作事弥狡狯。捧献出英皇,笺记称再拜。”[5]顾炎武不点名地斥责他:“今有颠沛之馀,投身异姓,至摈斥不容,而后发为忠愤之论,与夫名污伪籍,而自托乃心,比于康乐、右丞之辈,吾见其愈下矣!”[6]谦益也自恨失节,在《程嘉燧传》中说:“孟阳卒于新安,……逾年而有甲申三月之事,铭旌大书曰明处士某,岂不幸哉!”[7]在《列朝诗集序》中更明显地说:“恨余之不前死,从孟阳于九京,猥以残魂馀气应野史亭之遗忏也!”[8]
他为什么要失节呢?前人议论,主要认为他苟求富贵,贪生怕死。表面看来,说得都对。他自己就承认:“我本爱官人”[9];也承认自己“有眼如针孔,有胆如芥子,……方当守要(腰)领,何暇共鞭弭”[10];甚至概括自己一生:“荣进败名,艰危苟免。”[11]可见前人的评价并没有冤枉他。
但是,他降清后,只做了约五个月的官,就坚决不干了。后来一直从事秘密的反清复明工作,即使历经艰险,他也坚持到底。这又该如何解释呢?他的门生瞿式耜,在明永历四年(即清顺治七年)桂林失守后,被清军囚系期间,写了《浩气吟》。其中有一首七律,题为《自入囚中,频梦牧师,周旋缱绻,倍于平时,诗以志感》,其诗云:“君言胡运不灵长,伫看中原我武扬。颇羡南荒留日月,宁知西土变冠裳!天心莫问何时转,臣节坚持讵改常?自分此生无见日,到头期不负门墙。”[12]这首诗说明了谦益的反清复明是真诚的,才能使得这位民族英雄在牺牲前夕表示“不负门墙”。《投笔集》记录了钱谦益和郑成功等民族英雄的战斗情谊:年近八旬的谦益只身赴白茆港秘密会见郑成功水师;柳如是秘密资助抗清部队。上述这些事实,证明谦益并非苟求富贵,贪生怕死。再看他写给民族志士阎尔梅的两封信。其一云:“……风烛之年,死期已至。虽欲寻好死,不能得矣。辜负德音,不胜痛惜!惟待台丈补浩功成,片语抆拭,令腐肉朽骨少知庆忭,则所窃望也。”其二云:“……此中都无可语,仆早知之。芒砀云气,下邳流水,曷不往吊古悲歌,而刺促此地乎?”[13]其期望兴复之情跃跃纸上。章太炎说他“不尽诡伪”,不同意顾炎武说的“特以文墨自刻饰,非其本怀”,[14]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我以为谦益迎降的动机,很可以从万历四十七年四月所作《重辑桑海遗录序》一文窥其端倪。在此文中,谦益以文天祥、陆秀夫自比,指责“大臣犹用机械轧人,言官犹用毕牍抹杀人”,致使“一二劳臣志士有项不得信(伸),有唾不得吐,骈首缩舌,与社稷俱烬”。这表面上说文、陆,实际是说自己。但他认为文、陆的壮烈牺牲,是“精忠入地,杀身无补”。这一思想可能支配了他后来的行动,使他决定打入敌人内部,然后有所作为,如赵高自腐以亡秦。只有这样理解,才能解释他失节后并未苟求富贵而是坚决反清复明的原因。懂得这点,也就明白他何以不但不删改《初学集》中痛斥“奴”、“虏”的字句,而且在入清后所作《有学集》中,一直以明朝为“本朝”,诋毁清廷的诗文触目皆是。
人们或许会怀疑:既然如此,谦益晚年何以又骂自己是“荣进败名,艰危苟免”呢?我以为这是他的保护色。他的苦心孤诣,在瞿式耜、郑成功等先后失败后,处在清统治者强大的压力下,是不愿也无法求得人们的理解的,于是干脆自污,以便保全残生。
那么,许多流传的他和柳如是的故事又该如何解释呢?我以为许多谩骂嘲笑他的遗闻轶事,少数是有民族感情而不了解他的士大夫的传说,多数则是清高宗几次降旨痛斥谦益并禁毁其著作后,一些逢迎上意的士大夫编造(捕风捉影,加以夸大)的,所以不免自相矛盾。例如同一个柳如是,《牧斋遗事》和《河东君传》都说“乙酉五月之变”,她劝谦益“取义全大节”,自己先奋身投水中。而《柳姬小传》则说:“至北兵南下,民(指谦益为‘鲜民’,讥其生不如死)于金陵归款,姬得蹀躞其间,聆觱篥之雄风,沐貔貅之壮烈,其于意气多所发抒云。”你该信哪种说法呢?
清高宗所以深恶痛绝钱谦益,是因为《有学集》猛烈攻击清王朝的统治。以散文论,如卷四十九《书广宋遗民录后》居然说:“撰序者李叔则氏,谓宋之存亡为中国之存亡,深得文中子《元经》陈亡具五国之义,余为之泣下沾襟。”所谓“陈亡具五国”见于王通的《中说·述史篇第七》:“叔恬曰:‘敢问《元经》书陈亡而具五国,何也?’子曰:‘江东,中国之旧也,衣冠礼乐之所就也。永嘉之后,江东贵焉,而卒不贵,无人也。齐、梁、陈于是乎不与其为国也。及其亡也,君子犹怀之,故书曰:晋、宋、齐、梁、陈亡。具五以归其国,且言其国亡也。呜呼!弃先王之礼乐以至是乎。’叔恬曰:‘晋、宋亡国久矣,今具之,何谓也?’子曰:‘衣冠文物之旧,君子不欲其先亡。宋尝有树晋之功,有复中国之志,亦不欲其先亡也,故具齐、梁、陈以归其国也。其未亡,则君子夺其国焉,曰:中国之礼乐安在?其已亡,则君子与其国焉,曰:犹我中国之遗人也。’叔恬曰:‘敢问其志。’文中子泫然而兴曰:‘铜川府君之志也,通不敢废。书五国并时而亡,盖伤先王之道尽坠,故君子大其言,极其败,于是乎扫地而求更新也。期逝不至,而多为恤,汝知之乎?此《元经》所以书也。’”谦益借王通这段话以严华夷(亦即汉满)之辨,认为宋亡于元,不是汉族内部新旧王朝兴亡的问题,而是中国亡于夷狄的问题。这和顾炎武所说“亡国”与“亡天下”实际是一个意思。谦益以宋喻明,以元喻清,“扫地而求更新”,然而“期逝不至,而多为恤”,于是只好“泣下沾襟”了。后人只记到顾炎武的话(由梁启超概括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却不曾注意钱谦益也有类似思想。正如人们赞美椎击始皇的张良、揭竿亡秦的胜、广,有谁称叹腐身亡秦的赵高呢?谦益不仅写上述一文,另外如《有学集》补遗卷下《汉武帝论》上、下,《一匡辨》上、下,《书黄正义扇》、《书罗近溪记张宾事》、《赠王平格序》,其文字的尖锐,就是一般遗民文集也很少有。近人汪东就曾根据谦益的《汉武帝论》,认为“非惟易姓之痛,而有深得乎民族消长之由者”[15]。
再谈诗。例如《有学集》卷四《胥山草堂诗为徐次桓作》,有“书生口欲吞玄菟。蝇头自写犁庭策,牛背偏悬长白图”;又有“自笑身亡克汗喜”,都是说徐次桓生前志在征服建州(满族所居地区)。还说徐氏死后,其子继承父志,“每循伍员耕时野,自种要离墓畔田”,时刻作复仇的准备。诗人最后希望徐氏子“家祭无忘剑渭思”,这是肯定会有“王师北定中原日”。又如卷九《桂殇四十五首》之三,有“骑竹朝天习汉仪”句,还说:“临穴正如哀奄息,伤心岂独为家儿”,显然是借悼念七岁孙儿的夭折,哀悼瞿式耜守桂林的牺牲。卷十《淮阴舟中忆龚圣予遗事,书赠张伯玉》,借宋亡于元的史实,希望闯、献馀部能如宋江等的平辽。同卷《续得本期二事》,其一《威宁海》,歌颂景泰、天顺间的威宁伯王越,为了抗击蒙古瓦剌的入侵,重赏“侦虏事”的小校。诗人长歌此事,正是惋惜明末无此将材防御建州入侵,以至明朝覆灭。同卷《锡山云间徐叟八十劝酒歌》,末二句云:“大家挣扎双眉眼,看取蓬莱水浅时”,这是说自己和徐叟都是八十老人,但一定还可看到沧海“复还为陵陆”即明朝的复兴。卷十一《题画四君子图》之兰:“怀哉眢井翁,画兰不画地”,以宋遗民郑所南在元朝统治下画兰不画地的故事,表现自己深沉的亡国恨。卷十二《茸城吊许霞城》末二句:“苦忆放翁家祭语,暗弹老泪向春风”,深恐不能生见九州同。卷十三《迎神曲十二首》写“吴人喧传”瞿式耜奉玉帝命来做苏州城隍,谦益自称聋道人,闻讯“惊喜呜咽”。其二有“玉帝亲颁赤伏符”句,用光武中兴暗喻明朝必定恢复。其三云:“驱使八公闲草木,也应谈笑扫苻秦”,指出异族不能入主中国。
这些诗文在谦益生前即已遭到指责,不过当时清廷统治尚未巩固,不敢大兴文字狱,所以,“或有以字句过求先生(指谦益)者,世祖尝曰:‘明臣而不思明者,即非忠臣。’大哉王言,圣朝不以文字锢人久矣。”(邹式金《有学集序》)因而刊刻于康熙十三年的《有学集》可以公开流传。但是,“迄三藩平后,威斧互施,文字狱遂如雷霆勃发矣”[16]。到乾隆时代,清高宗就破口大骂《初学集》和《有学集》“荒诞悖谬”,是“狂吠之语”,并且特题《初学集》云:“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为孟八郎。”[17]香囊,见《晋书·刘寔传》,高宗用它嘲笑《初学集》中闲情之作。孟八郎,见《后汉书·宦者列传·张让传》,但“八郎”本作“伯郎”。高宗用此典嘲笑谦益早年欲中状元而与宫监勾结。[18]可怪的是,这位十全老人何以只题《初学集》而不题《有学集》?何以不提他与瞿式耜、郑成功联络的事?是否觉得《有学集》、《投笔集》以及秘密反清复明活动,对清廷统治的威胁太大,索性不提,免得产生副作用?跟着高宗起哄的,如“八十翁评《初学集》”,指责谦益“登第三十年,未闻片语单词,上陈国恤,仰裨黼座。……国家奚赖有若人,东林安用此翘楚?”[19]然而与谦益同时的程先贞,在《阅钱牧斋〈初学集〉却寄》之一中却说:“珍重虞山广舌存,著书百卷道弥尊。感时独抱忧千种,叹世长流泪两痕。……当年饶有真谋略,所惜无人听《响言》。”[20]翻开《初学集》,第二十三卷是响言上十五首并序,第二十四卷是响言下十五首,全是针对时事,以史为鉴。可见指斥者睁着眼睛说瞎话。
全祖望《浩气吟跋》说:“稼轩(瞿式耜别号)先生晚节如此,可谓伟人也已。……然自丙戌(顺治三年)以后,牧斋生平扫地矣,而先生《浩气吟》中犹惓惓焉,至形之梦寐,其交情一至此乎?牧斋颜甲千重,犹敢为《浩气吟》作序,可一笑也。”[21]如果全氏通读了瞿氏的诗文集,看到了《报中兴机会疏》中所引谦益手书之言,以及瞿式耜的评论,何至于把“不负门墙”一诗看成仅仅是师生“交情”呢?又何至于笑谦益作序是“颜甲千重”呢?
全氏还在《题〈哀江南赋〉后》说:“甚矣庾信之无耻也!失身宇文,而犹指鹑首赐秦为天醉,信则已先天而醉矣,何以怨天?后世有裂冠毁冕之馀,蒙面而谈,不难于斥新朝、颂故国以自文者,皆本之天醉之说者也。……若颜氏《观我生赋》,实胜于信,盖深有愧恨之意,而非谬为支言以欺世者。予尝谓近人如东涧(谦益别号),信之徒也;梅村则颜氏之徒也。同一失节,而其中区以别矣。”[22]以有无“愧恨之意”来区别钱谦益和吴伟业的品格高下,这完全是跟着清高宗的指挥棒转。其所以如此,除了政治因素外,还因为瞿、钱二家诗文尽成禁书,全氏大概没有全部阅读,否则谦益对失节的悔恨,处处情见乎辞,而且还有实际行动为证,怎么能说斥新朝、颂故国只是“自文”而非“愧恨”?难道只有像吴伟业那样不斥新朝不颂故国,相反,颂新朝,斥故国,同时骂自己“更一钱不值何消说”,才算“深有愧恨之意”么?看了全氏对钱、吴的评价,再联想到清高宗题《初学集》是这样深恶痛绝,而题《梅村集》(见《吴诗集览》卷首)却是那样叹赏备至,那么,牧斋、梅村,孰优孰劣,简直无待蓍龟了。汪东曾引蒋士铨《题文信国遗像》诗云:“乱亡无补心可怜,天以臣节烦公肩。不然狗彘草间活,藉口顺运谋身全。”[23]而斥谓“若人者,又谦益之罪人耶!”[24]这所谓“若人者”,是包括了吴伟业在内的。
总之,谦益的失节是客观事实,这一点他自己也不否认,否则他何必在写给瞿式耜的信中说“惟忍死盼望銮舆拜见孝陵之后,槃水加剑,席稿自裁”呢?不管动机如何,影响是极坏的,比起顾炎武、屈大均等志士的铮铮铁骨来,他是只有自疚的。但是,如果允许他补过,那比起吴伟业来,还是此善于彼的。
(二)诗论
谦益的诗歌理论,概言之,有两点:
(1)诗言真性情
他认为:“诗文之缪,……其受病,则皆不离乎伪也。”因此,他提出:有真性情,然后有真诗文。[25]这观点自然正确,但“诗言志”、“诗缘情”,已是谈艺常言,不自谦益始。谦益此论可贵之处,在于结合自己一生阅历,深刻地指出:“必有深情畜积于内,奇遇薄射于外,轮囷结,朦胧萌拆,如所谓惊澜奔湍,郁蔽而不得流;长鲸苍虬,偃蹇而不得伸;浑金璞玉,泥沙掩匿而不得用;明星皓月,云阴蒙蔽而不得出:于是乎不能不发之为诗,而其诗亦不得不工。其不然者,不乐而笑,不哀而哭,文饰雕绘,词虽工,而行之不远,美先尽也。”[26]可见他所谓“真诗”是“深情”和“奇遇”的产物。缺少其中任何一个,不管怎样“文饰雕绘”,也不能有“真诗”。这个观点是贯彻他一生的。如晚年所作《爱琴馆评选诗慰序》说:“夫诗者,言其志之所之也。志之所之,盈于情,奋于气,而击发于境风识浪奔昏交凑之时世。”[27]又在《周元亮〈赖古堂合刻〉序》中说:“古之为诗者有本焉。国风之好色,小雅之怨悱,离骚之疾痛叫呼,结于君臣夫妇朋友之间,而发作于身世偪侧、时命连蹇之会,梦而噩,病而吟,舂歌而溺笑,皆是物也。故曰有本。”[28]还在《题燕市酒人篇》中说:“诗言志,志足而情生焉,情萌而气动焉。如土膏之发,如候虫之鸣,欢欣噍杀,纡缓促数,穷于时,迫于境,旁薄曲折而不知其使然者,古今之真诗也。”[29]在《书瞿有仲诗卷》中,他仍然说:“所谓有诗者,惟其志意逼塞,才力偾盈,如风之怒于土囊,如水之壅于息壤,傍魄结,不能自喻,然后发作而为诗。凡天地之内,恢诡谲怪,身世之间,交互纬,千容万状,皆用以资为诗,夫然后谓之有诗。”[30]
他这样论诗,一方面由于平生阅历,另一方面则由于矫正七子与竟陵之失。七子与竟陵都是他斥为“伪体”的。要“亲风雅”,就必须“别裁”这些“伪体”。
他这样菲薄“文饰雕绘”,并非只重视思想内容,而无视艺术形式。为了要“亲风雅”,写出真诗来,一方面要“别裁伪体”,另一方面就要“转益多师”,所以他论诗时又提出第二点:
(2)博学识变
博学,首先是“六经三史诸子别集之书,填塞腹笥,久之而有得焉。作为诗文,文从字顺,宏肆贯穿,如雨之膏也,如风之光也,如川之壅而决也”[31]。但是仅仅这样,还不一定能写出“真诗”。明代文人号称空疏不学,然而杨慎的博学是出名的,是否他的诗就好呢?谦益指出:“前代以诗鸣蜀者,无如杨用修。用修之取材博矣,用心苦矣,然而佣耳剽目,终身焉为古人之隶人而不知也。”学问固然重要,而更重要的还是“深情”与“奇遇”的结合。在“深情”与“奇遇”的基础上,学问才能起点化作用。所以他说:“古之善为诗者,搜奇抉怪,刻肾擢腑,铿锵足以发金石,幽眇足以感鬼神。尝试诵读而歌咏之,平心而思其所怀来,皆发抒其中之所有,而遘会其境之所不能无,求其一字一句出于安排而成于补缀者无有也。”[32]
在博学方面,他强调“读古人之诗”,而不要“求师于近代”。这是针对七子与竟陵。他要求学诗者“好学深思,精求古人之血脉,以追溯国风、小雅之指要”[33]。质言之,既不可像七子那样优孟衣冠,毫无自己的真性情;也不能像锺、谭那样以幽情孤绪为性情之真,而应该如元人张子长所说:“其致未尝不厚,而其辞未尝不盛。”如何做到“其味弥厚”,“其气弥盛”呢?他以李辅臣甲申诗为例,说他“以书生少年,当天崩地坼之时,自以受国恩,抱物耻,不胜枕戈跃马之思。其志气固已愤盈喷薄不可遏抑矣,发而为诗,其厚且盛,如子长之云宜也”[34]。可见谦益痛斥锺、谭为蝇声,为蚓窍,为鬼趣,为兵象,甚至斥为亡国之妖,就是因为明末内忧外患相逼而来,锺、谭竟倡导天下之人远离现实,这样写出来的诗,即使是真性情,也是不足取的。
所以,他要求作诗者“学殖以深其根,养气以充其志,发皇乎忠孝恻怛之心,陶冶乎温柔敦厚之教。其征兆在性情,在学问,而其根柢则在乎天地运世、阴阳剥复之几微”[35]。
由于他拈出“厚”、“盛”二字,因此,凡是历代的诗作符合这二字的,他都加以肯定,而不同意以盛唐为惟一标准。《题徐季白诗卷后》说:“嗟夫!天地之降才,与吾人之灵心妙智,生生不穷,新新相续。有三百篇,则必有楚骚;有汉魏建安,则必有六朝;有景隆开元,则必有中晚及宋元。而世皆遵守严羽卿、刘辰翁、高廷礼之瞽说,限隔时代,支离格律,如痴蝇穴纸,不见世界,斯则良可怜悯者。”他这一观点主要来自挚友程嘉燧(字孟阳,号松圆)。程氏论诗,固然也“以唐人为宗,熟精李、杜二家”,但“七言今体约而之随州(刘长卿),七言古诗放而之眉山(苏轼),而且尽览《中州》(金代诗总集,元好问编)、遗山(元好问)、道园(虞集)及国朝青丘(高启)、海叟(袁凯)、西涯(李东阳)之诗”。[36]也因程嘉燧而受启发于李东阳:“(西涯)诗则原本少陵、随州、香山以迨宋之眉山,元之道园,兼综而互出之。”[37]他特别指出:博学多师是学古而非仿古。程嘉燧固然“深悟剽贼比拟之缪”[38],李东阳也早已指出:“岂必模某家,效某代,然后谓之诗哉!”[39]所以,“西涯之诗,有少陵,有随州,有香山,有眉山、道园,要其自为西涯者宛然在也”。而不像前七子的领袖李梦阳“临摹老杜,为槎牙兀傲之词”,[40]“试取《空同》之集,汰去其吞剥寻扯、吽牙龃齿者,而空同之面目,犹有存焉者乎?”[41]
难能可贵的是,他这些论断,都不是来自耳食,而是深入虎穴才得到的虎子。他那样坚决反对七子,但是他“年十七时”,“《空同》、《弇山》二集,澜翻背诵,暗中摸索,能了知某纸”。[42]又自称“少壮失学,熟烂《空同》、《弇山》之书”[43];“弱冠时,熟烂《空同》、《弇山》诸集,至能暗数行墨”[44]。正由于这缘故,所以他也吸取了他们诗论中有益的成份。例如李梦阳说:“情者,动乎遇者也。幽岩寂滨,深野旷林,百卉既痱,乃有缟焉之英,媚枯缀疏,横斜嵚崎清浅之区,则何遇之不动矣?……故遇者物也,动者情也。情动则会,心会则契,神契则音,所谓随遇而发者也。……故天下无不根之萌,君子无不根之情,忧乐潜之中,而后感触应之外。故遇者因乎情,诗者形乎遇。”[45]他还说:“真者,音之发而情之原也。”这对谦益的诗论强调“真情”、“奇遇”,都有明显的关系。他那样深恶痛绝竟陵派,而凌树屏《偶作》云:“辛苦为诗两竟陵,纵然别派也澄清。阿谁烂把《诗归》读,入室操戈汝太能!”自注:“钱牧斋少时颇亦取径《诗归》。”[46]《诗归》指锺、谭共编的《古诗归》和《唐诗归》。由此可见,他的结论不是人云亦云的。正因为他提出了这些真知灼见,所以,才在晚明诗坛上产生巨大的影响,扫除掉七子和竟陵的阴霾。
另外,他虽倡导宋诗,却对黄庭坚深致不满:“予尝妄谓自宋以来,学杜诗者莫不善于黄鲁直。……鲁直之学杜也,不知杜之真脉络,所谓‘前辈飞腾’、‘馀波绮丽’者,而拟议其横空排奡,奇句硬语,以为得杜衣钵,此所谓旁门小径也。”并指出:“弘(治)、正(德)之学杜者,生吞活剥,以寻扯为家当,此鲁直之隔日疟也,其黠者又反唇于西江矣。”[47]这段话是针对前七子李梦阳诸人的。谦益虽称博学多师,主要当然也是学杜。但他却不同意黄庭坚和李梦阳他们那样学法,而主张“学杜有所以学杜者矣,所谓‘别裁伪体’、‘转益多师’者是也”。特别强调:即使学杜,也应该“无不学无不舍焉”[48]。就是说,学杜又要跳出杜,学是为了不学。应该说,谦益这种主张是正确的,只有这样,才能学到杜诗的本质。
桐城诗派是推尊黄庭坚的,因此,方东树批评谦益:“钱牧翁讥山谷为不善学杜,以为未能得杜真气脉,其言似也。但杜之真气脉,钱亦未能读耳。观于空同之生吞活剥,方知山谷真为善学,钱不足以知之。……平心而论,山谷之学杜、韩,所得甚深,非空同、牧翁之取声音笑貌者所及知也。”[49]认为谦益学杜也和李梦阳一样只是“取声音笑貌”,从乾、嘉迄今,学术界谁也没有接受这个说法。
谦益的诗论,扫荡了七子的仿古风气和竟陵派的脱离现实的倾向,为清初诗坛“除榛莽,塞径窦,然后诗家始知趋于正道,还之大雅”。这一历史功绩是不容抹煞的。同时,他的博学多师的论点,也开导了以后清人学宋诗的门径。
(三)诗作
钱谦益的诗,从内容说,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分别编在写于明末的《初学集》和写于清初的《有学集》(包括《投笔集》)中。从艺术特色来说,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缘情绮靡,轩翥风雅;不沿浮声,不堕鬼窟”[50]。前两句是从正面说:诗应该抒发真性情,表现在形式上应该富于文采,但它不是齐梁那样柔靡,而是像李商隐学杜那样骨力坚劲,继承《诗经》中风雅的现实主义传统。后两句从反面说:诗不应该像前后七子那样只从声律上去摹仿盛唐(尤其是杜诗)的空腔,也不应该像锺、谭那样只写幽情孤绪。
他把“缘情绮靡”放在首位,所以全部钱诗中抒情多而叙事少。这也是受了李东阳的影响。《怀麓堂诗话》曾说:“诗有三义,赋止居一,而比兴居其二。所谓比与兴者,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此诗之所以贵情思而轻事实也。”他在诗创作上主要是学杜,却没有写过“三吏”、“三别”式的叙事诗。原因在于他所处的时代。明末是阉宦政权,侦事人动入人罪;加上朝廷上的门户之争,相互罗织罪名。清初在异族政权统治下,自己又从事反清复明斗争。这些现实迫使谦益在写诗时无法采用赋体直陈其事,只能出以比兴手法,“纡曲其指,诞谩其辞,婉娈托寄,隐谜连比”[51]。所以,严格地说,钱诗的“缘情绮靡”是玉谿体的新变种。他实在是新形势下的义山学杜。这种学习,既是形式,更是内容。有一则小故事很能说明这问题:汪琬和谦益论诗多不合。有一次,和常熟人严白云论诗,汪问严:“公在虞山(指谦益)门下久,亦知何语为谛论?”严转述谦益的话说:“诗文一道,故事中须再加故事,意思中须再加意思。”汪琬不觉爽然自失。[52]谦益这两句话,其实是说通过“獭祭”式的用典,使诗意格外深婉而已。但钱诗决不晦涩,也不朦胧。尽管他“于声句之外,颇寓比物托兴之旨,廋辞语,往往有之”,却“一一为足下(指钱曾)拈出”,“发皇心曲,以俟百世”。[53]清末的谢章铤说谦益:“读书万卷得精神,酝酿英华不患贫。肯学后来搜隐僻,一生狐穴作诗人。”[54]完全正确,他完全不像后来的浙派及樊增祥等专搜僻典以自炫。这是由于他写诗是为了“轩翥风雅”,自然不需要晦涩、朦胧。
他的诗论,是他的诗创作的经验总结,又是他后此诗创作的指导。他的诗论强调:“真诗”是“奇遇”和“深情”的产物。他的全部诗作完全印证了这一点。在明末,面对内忧外患,他本来都提出了自以为行之有效的对策,渴望见之事功。不料从万历经天启到崇祯,所如皆不合。尤其是崇祯,他本来寄以很大希望,结果却失望得更大。这种失望,就是“奇遇”,所谓“身世偪侧时命连蹇之会”,和他忧国忧民的“深情”撞击,自会产生出“真诗”来。特别可贵的是,这种“真”,不但指诗的感情真挚,而且反映出诗人的认识正确。这种正确认识正是真挚感情的坚实基础。
以内忧说,他对闯、献义军公然表示同情。他认为农民起义的原因是:“割剥缘肌尽,诛求到骨齐”,所以“相将持棓梃,只似把锄犁”。明明“潢池皆赤子”,官军却“还与僇鲸鲵”,结果是“堑沟填老弱,竿槊贯婴儿。血并流为谷,尸分踏作溪。残膏腥灶井,枯馘挂棠梨。处处悬人腊,家家占鬼妻”。诗人痛心地指出:“穴颈同蒿艾,刲肠见草稊”,就是说,被屠杀的都是吃草根树皮的饥民!然而官军竟还炫耀自己的武功,却不想“京观即黔黎”。[55]正因为他对官逼民反的道理有清醒的认识,所以为民请命之作屡见不一。他叹息:“民劳思小康,财尽歌《大东》。”[56]对“天启甲子六月,河决彭城,居民漂溺者数万”,更不胜感慨。[57]崇祯十年,他被朝命囚系,渡淮而北,“赤地千里,身虽罪人,不忘吁嗟闵雨之思”[58]。过宿迁时,慨叹“野集烟稀知罄尽,春田兆坼见龟焦”[59]。登泰山时,他听说“金钱佐军储,羡馀润私室”,自己这“茕茕虮虱臣,独为苍生泣”[60]。江苏巡抚张国维调任进京,他赠诗劝张“少陈南服疮痍状”[61]。
从他对劳动人民的同情,特别是“割剥缘肌尽”两句,可以看出他对杜诗实质的继承。我们不要以为这种清醒认识是容易获得的。曾骂谦益之文“其秽在骨”的方苞公然宣称:自战国至元、明,“薄人纪,悖礼义,安之若固然。人之道既无以自别于禽兽,而为天所绝,故不复以人道待之,草薙禽狝,而莫之悯痛也。……而大乱之兴,必在政法与礼俗尽失之后。盖人之道几无以自立,非芟夷荡涤,不可以更新”[62]。这就是说,农民起义是违反封建政法与礼俗的禽兽行为,统治者的大屠杀不过是“草薙禽狝”,不但不必“悯痛”,而且应该欢呼,因为这种“芟夷荡涤”,“更新”了世道,换来了太平。把这两种认识一加对比,我们可以领悟到一条真理:以杜甫为代表的诗歌传统,确实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缺少这种人民性,所谓学杜,只是皮毛而已。
以外患说,他对建州(满清贵族)的入侵,始终洋溢着爱国主义的义愤与激情。这种真挚的感情,同样植根于他的正确认识:坚决主张抗战,反对和议。因此,对于力主抗清的孙承宗,他称叹:“心因忧国浑如醉,鬓为论兵半有霜。”[63]特别歌颂他的反对和议:“闻道边庭饶魏绛,早悬金石赏和戎。”自注:“时武陵(指杨嗣昌)及辽抚方议讲款奴,公酒间拍案叹息。”[64]最能反映他这一正确认识和强烈的爱憎感情的,是《雪中杨伯祥馆丈廷麟过访山堂,即事赠别》。这首七古是一篇诗史,它歌颂了卢象升的壮烈牺牲、杨廷麟的英勇刚直,也揭露了崇祯帝和杨嗣昌等的卑怯无耻。[65]其他如“杀尽羯奴如杀草”的老僧[66]、坚决抗清而赍志以殁的茅止生[67],他都高度赞美。
对于同样主张抗清却靠幻想谋取胜利的人,他予以正确引导。如友人王司马“欲购解飞人杀虏”,他就举《汉书·王莽传》为答。[68]《王莽传》载:“匈奴寇边甚”,莽“博募有奇技术可以攻匈奴者”,“或言能飞,一日千里,可窥匈奴。莽辄试之,取大鸟翮为两翼,头与身皆著毛,通引环纽,飞数百步,堕”。谦益举此,说明要解除边患,重在政治清明,将帅得人,士卒用命,决不能靠幻想。因而他特别重视将才。友人夏生在拂水山庄为他建造了一座高台,他激赏其将才,希望他能带兵去抗击入侵之敌:“君不见东方羯奴躏畿辅,去年血溅芦沟桥,今年尘暗平滦土。朝廷将吏尽贾竖,天子拊髀思文武。夏生夏生吾惜汝,投石驭众气如虎,何不置之遵(遵化)永(永平)间,付以长绳缚骄虏?”[69]
至于他自己,简直随事兴感。由于清河失守,人参没有来源,于是“忧心自煎熬,服食转憔悴”[70]。身陷刑部狱,看见洮河石砚,便想起“白山小奴游魂久,传烽渐近登津口”[71]。想起“逆虏吞并高丽,夺我属国,中朝置之不问”,他即使身陷囹圄,仍然无限忧愤。[72]虽然在野,仍为外患而不能眠:“野老心终恨虏骄,扶藜咄咄步中宵。”[73]尽管身遭废弃,仍然一心忧国:“谁使犬羊蟠汉地?忍同戎羯戴唐天!”[74]最痛苦的是杀敌无门。就在他五十九岁和柳如是结合时,还写出这样的诗篇:“东虏游魂三十年,老夫双鬓更皤然。追思贳酒论兵日,恰是凉风细雨前。埋没英雄芳草地,耗磨岁序夕阳天。洞房清夜秋灯里,共检庄周《说剑》篇。”[75]这正反映了无路请缨的痛苦。另外,由此诗也可看出钱、柳都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入清后,他们共同从事反清复明的秘密活动,并非偶然。他认为自己主持军务,必能平定辽左。这是否书生的大言无实呢?不,他确实有其谋略。仅就诗中所说,可以看出两点。一为伐交:“自古论兵贵伐交,出奇左掖捣奴巢。”[76]二为楼船策:“东征傥用楼船策,先与东风醉一卮。”[77]这“楼船策”具体见于《初学集》卷二十《元日杂题长句八首》之四:“东略舟师岛屿纡,中朝可许握兵符?楼船捣穴真奇事,击楫中流亦壮夫。弓渡绿江驱濊貊,鞭投黑水驾天吴。剧怜韦相无才思,省壁愁看厓海图。”自注:“沈中翰上疏,请余开府登莱,以肄水师。疏甫入而奴至,事亦中格。”尽管自己不得朝廷任用,而一听到前线捷报,仍然不禁狂喜:“老熊当道踞津门,一旅师如万骑屯。矢贯貐成死狗,槛收牛鹿比孤豚。悬头少吐中华气,剺面全褫羯虏魂。岁酒盈觞清不饮,为君狂喜重开尊。”自注:“吴中流闻大冯君镇天津,殪酋子,擒一牛鹿,喜而志之。”[78]牛鹿,即牛录章京,满清兵制中统率三百人之长。
后期诗编在《有学集》和《投笔集》中,内容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悼念亡明,力图恢复,两遭囚系,指斥新朝。
整个这段时间,更如其诗论所说的:“深情蓄积于内,奇遇薄射于外。”降清而不被信任,未受重用,干脆称疾驰归;瞿式耜、郑成功,都以师生关系,潜与交通;又参与黄毓祺的反清密谋以致下狱;还策反清朝的金华总兵(管辖金、衢、严、处四府军事)。所有这一切,使他的遭遇和激情互为因果:遭遇越奇,激情越重;激情越重,遭遇越奇。他就是这样“击发于境风识浪奔昏交凑之时世”而写出他后期的全部诗作。他有过多次胜利的喜悦,但也感受到无限失败的哀痛。哀痛的顶点曾促使他走向空门,归心禅悦。然而他始终没有失望,因而他强烈反对宋遗民诗。晚年他还表示:“独不喜观西台、眢井诸公之诗,如幽独,若鬼语,无生人之气,使人意尽不欢。”他严正地指出:“今日为诗文者,尚当激昂蹈厉,与天宝、元和相上下。”[79]为什么提出天宝、元和?原来他早年说过:“天宝有戎羯之祸,而少陵之诗出;元和有淮蔡之乱,而昌黎之诗出。说者谓宣孝、章武中兴之盛,杜、韩之诗,实为鼓吹。”[80]谦益认为宋终亡于元,明则决不会亡于清,因而他反对像谢翱、郑思肖那样写诗,而号召大家像杜甫、韩愈那样写出“天地之元气”,“挽回运数”。他以刘秀、刘备为喻,正是寄望于南明政权能完成光复旧物的历史任务。
这样的创作思想,使他在写诗时,“不沿浮声,不堕鬼窟”。他的诗洋溢着真情实感,当然不像明七子那样只从格调上摹仿盛唐;他的诗所表现的情感都是有关天下大计的,当然不是竟陵派那样用诗抒发个人的幽情孤绪。他的诗以学杜为主,但又不仅仅范围在杜诗内。即如他最擅长的七律,既有少陵的沉郁苍凉,又有义山的典丽蕴藉。如《有学集》卷五《路易公安卿置酒包山官舍,即席有作,二首》之一:“绿酒红灯簇纸屏,临觞三叹话晨星。刊章一老馀头白,抗疏千秋托汗青。龙起苍梧怀羽翼,鹤归华表贮仪型。撑肠块垒须申写,放箸扪胸拉汝听。”题中“易公”应为“长公”,形近致讹。路泽溥,字安卿,是路振飞的长子。唐王即位福州后,振飞任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明亡后,泽溥移家太湖东山(即题中“包山”)。此诗首句写“置酒”。次句写怀旧:故人寥落,已若晨星。三、四句写崇祯八年,振飞巡按苏、松,常熟人张汉儒告讦乡官钱谦益、瞿式耜贪状,振飞上奏,言钱、瞿无罪。帝怒,谪振飞为河南按察司检校。“刊章一老”,谦益自指,因瞿早已牺牲。“馀头白”,言己虽独存,今亦已老。然振飞之“抗疏”则可千秋不朽,永为信史。第五句写唐王即位后招致振飞。第六句言振飞虽殁,仪型永在。最后两句回应一、二句,而包括反清复明的筹划,以求完成其先人(振飞)未竟之志。此诗所体现的感慨,格外深沉。谦益对路振飞的怀念,不仅出于私恩,而且由于国难,特别是要完成振飞未竟之志,所以“撑肠块垒”四字极有份量,决非泛写。这种地方最可以看出“沉郁”和“蕴藉”。
至于学义山的“隐谜连比”,则《有学集》中如《观棋六绝句》、《后观棋六绝句》(卷一);《京口观棋六绝句》(卷四);《武林观棋六绝句》(卷五);《后观棋六绝句》(卷十二)皆是。谦益在寄瞿式耜手书中,曾说:“人之当局,如弈棋然。楸枰小技,可以喻大。在今日有全着,有要着,有急着。善弈者视势之所急而善救之。今之急着,即要着也。今之要着,即全着也。”[81]诗中他自称“渭津老子解论兵”[82],说是“四句乘除老僧在,看他门外水西流”[83],听从他的建议,就可挽回颓势。对这一点,他非常自信:“传语八公闲草木,谢公无事但围棋”,一定可像谢安那样使“小儿辈”“破贼”。[84]所有观棋诗,都用下棋的典故,而又联系战事,特别是华夷之事与恢复之事,把诗写得若即若离,如“纱帽褒衣揖汉官”,“也如司隶旧衣冠”,[85]“金山战罢鼓桴停,传酒争夸金凤瓶”[86]。
谦益学韩,主要在胸次高朗;学卢仝,重在一“奇”字,而尤重其穷居能忧天下。谦益是从这种精神实质上学两人的雄放奡兀的。如卷十二《寒夜记梦,题昆铜土音诗稿》:“烂熳一束纸,墨淡字半刓。摩挲不辨文与字,脂肺肾互郁盘。无乃是苌弘之血、弘演之肝?行间悉窣手牵掣,口哦不断百怪攒。阴火吹风扑灯烛,鬼车载鬼嚎檐端。须臾神鬼怒交斗,朱旗闪烁朱轮殷。相柳食山腥未慭,刑天争神舞不闲。天吴罔两助声势,海水矗立地轴掀。孤灯明灭胸撞击,抚枕忽漫升天关。天门荡帝肃穆,寥阳侍晨仍旧班。有夫披发叫无辜,撼阍摇动仓琅镮。帝心殊悯恻,慰劳涕泪潸。趣令浴堂具汤沐,被以霞帔加星冠。湔祓颈上血,浇沃径寸丹。日宫天子命收取,化为日中阳乌赤色鸾。绰约彼三姬,参差泪汍澜。花愁雨泣不忍睹,冰心玉节谁犯干?蕊珠宫中传册命,云衣雾縠非绮纨。命从湘君夫人享秩祀,锡以湘竹之节声珊珊。俄闻六丁召神官,四王八部齐登坛。日矛前驱,天驷后奔。电光射目睫,霹雳穿耳根。迷离眩晕揩睡眼,雷车犹掉云旗翻。掀帘惝恍已亭午,白日正照红栏杆。”这是他读了瞿式耜的诗文集《虞山集》以后写的。所谓“昆铜”,喻指瞿为西南的擎天柱。“土音”,关合虞山(桂林和常熟都有虞山,见卷四《哭稼轩留守相公一百十韵》“故垅虞山似”句下自注)。他以“西台”指谢翱,以“眢井”指郑思肖,与此正同。从内容看,此诗显然是写对《浩气吟》的读后感。《浩气吟》是瞿式耜在桂林失守被清兵俘囚后,和同囚的张同敞在狱中唱和之作。这部分诗表现了双忠的劲节,其中《自入囚中,频梦牧师,周旋缱绻,倍于平时,诗以志感》一诗,尤其和他“胸撞击”,因而他运用了韩、卢的雄放奡兀风格,放纵自己奇幻的浪漫主义的想象力,创作出这么一首七古,来抒发内心的悲愤感情。
在宋人方面,他主要学苏轼和陆游的踔厉顿挫、沉郁苍老,而又风神散朗,意度萧闲,时或鲜妍清切。如《有客》:“有客雄谭抵夕曛,又看银烛刻三分。君才如海真难敌,我病如喑了不闻。有口未缄只可饮,此身已隐更何云?山堂近有三章约:邸报除书骂鬼文。”[87]
他还学元好问的顿挫钩锁,缠绵恻怆,极其哀怨。如《送林枋孝廉归闽葬亲,绝句四首》之一:“寝苫挥戈十六年,麻衣如雪向闽天。松楸禾黍千行泪,并洒西风哭杜鹃。”[88]“寝苫”,写丧亲,“挥戈”,写救国。“麻衣如雪”、“松楸”承“寝苫”;“向闽天”、“禾黍”承“挥戈”。“千行泪”、“并洒”总承上两层意思,而“西风哭杜鹃”又总中分含“丧亲”和“救国”两层意思。这就是“顿挫钩锁”。这种严密的结构和感情上的“缠绵恻怆”是交相为用的。
总之,钱诗以学杜为主,而出入于中晚及宋元,以求诗作的浑融流丽。“浑融流丽”,这正是钱诗的独创风格。徐缄答复谦益论文书说得好:“真能为大家者莫如先生,然先生之文不类大家。此无他,真者内有馀故不求类,赝者内不足故求类也。”[89]品评谦益之诗亦当作如是观。他强调“真情”,并不需要只从字面上、音节上去模仿古人。
还应注意的是,他的诗中,宋调颇多,以《初学集》为例,如:“谁人解唱公无渡,对此真令我欲愁。”[90]“万事未曾惟有死,此生自断岂由天?”[91]“无多酌我终须醉,时一中之颇近真。”[92]“纷纷岂止容卿辈,碌碌何须笑乃公。”[93]“吾道非欤何至此?臣今老矣不如人。”[94]“将子能来如暮雪,与君俱到有春风。”[95]“谢客且为无事饮,过江聊作有情痴。”[96]以上都是颔联和颈联。也有首联为宋调者,如:“江东渭北相望处,一雁南来见汝情。”[97]至于句式全似放翁者,如“心如乳燕初辞社,身似飞蓬乍转科。”[98]“心如抱杵频舂碓,身似投骁未入壶。”[99]另外还喜作如下句式:“憔悴移时枯树赋,凄凉绕屋北风图。”[100]“初日芙蓉谢康乐,月中杨柳孟襄阳。”[101]都是苏、陆句式。由此可以看出谦益学宋,是学苏轼和陆游,而不是黄庭坚、陈师道,更不是“尚理而病于意兴”[102]的《击壤集》之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学苏的豪迈秀逸,而去其生硬空泛。“东坡长于行气,短于炼韵,故七律每走而不守。”[103]谦益学其“行气”之豪迈,加意炼韵,融合陆游七律的清新圆润,加之以沉郁深婉,形成自己的“情真而体婉,力厚而思雄,音雅而节和,味隆而色丽”[104]的特色。
后代论者都极推重谦益的七律,即使王兰修指责他“古诗多不入格,近体亦少完篇”,也不能不承认“惟律句典丽悲凉,一空作者,自足成家”[105]。今人钱仲联更认为“有清一代诗人,工七律者,殆无过牧斋”[106]。
(四)影响
清人郑则厚曾说:“虞山学问渊博,浩无涯涘。其诗博大闳肆,鲸铿春丽,一以少陵为宗,而出入于昌黎、香山、眉山、剑南以博其趣,于北地、信阳、王、李、锺、谭诸作者,尤排击不遗馀力。萍浮草靡之徒,始稍稍旋其面目。本朝诗人辈出,要无能出其范围。”[107]
为什么有清一代诗人都“无能出其范围”?我们从宏观角度看,唐诗主言情,宋诗主说理,元、明反宋宗唐,却失之于纤弱与模仿。清人惩元、明之失,而取唐、宋之长,形成自己的诗风。其特点是:坚持“诗缘情”的原则,即使说理,亦带情韵以行。而在这点上,谦益恰好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和顾炎武相比较,顾偏于学人之诗,钱则总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而为一。清代二百六十八年中,诗人辈出,流派纷繁,即使宗唐派,也不仅表现为诗人之诗,而是同时表现出深厚的学力;即使宗宋派,也不仅表现为学人之诗,而是同时表现出悠长的情韵。这一诗风实在由谦益开其端。所以说,“诗人辈出,要无能出其范围”。
至于他的抗清之作如《投笔集》,那更是给辛亥革命的爆发,事先起了强大的宣传鼓动作用。柳亚子说得好:“及去秋武昌发难,沪上亦义军特起。余为寓公斯土,方闭户吟虞山《秋兴》诸诗,以当铙吹。”[108]
三 冯舒与冯班
谦益一生里居时多,又习染明末结社集会风气,加之性喜奖掖后进,因而常熟一带青年文人以他为中心,在诗法方面受其影响者颇多。据说他“晚岁里居,每集邑中少俊于半野堂,授简赋诗,次其甲乙”[109]。这种方式自然更易扩大其诗法的影响,为虞山派造就更多的后起之秀。如瞿元宪就是“为诗宗法东涧”[110]的。
但由于谦益“于古人诗极推元裕之,于今人诗极推程孟阳”[111],因而就在当时,就在虞山派中,也引起了不同的反响。沈德潜曾指出:乾隆年间,反对谦益的人,说他“澌灭唐风”[112]。其实就在清初,晚年的谦益也已看到这种态势,并已深致不满:“今称诗之病有二,曰好奇,曰好艳。”所谓“好艳”,就是指二冯(冯舒和冯班),尤其是冯班这一派而言。他指责这一派诗人“猎《玉台》、香奁以为艳”。又说他们学义山,却并不知义山之艳如“古之美人,肌肉皆香”。他嘲笑说:“刘季和有香癖,熏身遍体。张坦斥之曰:‘俗!’今之学义山者,其不为季和之熏身者鲜矣,而况不能如季和者乎?”[113]但是,谦益并不能挽回这种风尚。虞山派诗人,谦益以下,分为两支:一支是钱陆灿,一支是冯班。钱陆灿“生平多客金陵、毗陵间,且时文古文兼工,不专以诗名也,故邑中学诗者,宗定远为多”[114]。
现在介绍二冯。
冯舒,字己苍,号默庵,常熟人。“平生抗直,遇事敢为,不避权势,小人嫉之如仇”。崇祯十年,钱谦益、瞿式耜被“奸民张汉儒诬讦,舒委曲营救。汉儒党陈履谦窜舒名于捕檄中,遂并逮舒下锦衣狱,移刑部。讼系经冬,诵读不辍。会汉儒等败,舒乃得释归里”[115]。“年四十,谢去诸生,与弟班并自为冯氏一家之学,吴中称二冯。尤专力于诗,宾筵客座,持论辄龂龂不休。凡当世所推尚若前后七子,悉受掊击。嘉定程嘉燧,时目为诗老(谦益尊为松圆诗老),而舒涂抹其集几尽”[116]。“邑中漕粮诸弊,惟舒洞悉其详,思舒民困。顺治初,屡上书争之邑令。时邑令瞿四达性贪酷,憾甚”[117]。“会己苍集邑中亡友数十人诗为《怀旧集》,自序书太岁丁亥,不列本朝国号年号。又压卷载顾云鸿《昭君怨》诗,有‘胡儿尽向琵琶醉,不识弦中是汉音’之句;卷末载徐凤《自题小像》诗,有‘作得衣裳谁是主,空将歌舞受人怜’之句:语涉讥谤。瞿用此下己苍于狱,未几死,盖嘱狱吏杀之也”[118]。死时约为顺治五年,卒年五十有七。[119]著有《默庵遗稿》。
冯班,字定远,号钝吟居士。舒弟。少为诸生,不遇,遂弃去,发愤读书,专攻诗学。“其诗沉酣六代,出入温、李、小杜之间。其论诗,谓王(世贞)、李(攀龙)死拟盛唐,戒不读唐以后书,诗道由是大坏。爰穷流溯源,自三百篇以下,一一考其根柢,明其变化。又尝与兄舒评点《才调集》,以国初风氧矫太仓(王世贞)、历城(李攀龙)之习,竞尚宋诗,遂藉以排斥江西,尊崇崑体。又著《严氏纠谬》,辨《沧浪诗话》之非”[120]。“其为人落拓自喜,意所不可,掉臂去之。胸有所得,曼声长吟,经行市中,履陷于淖,衣裂其幅,如无见一人者。当其被酒无聊,郁郁愤懑,辄就座中恸哭,人亦不知其何以。班行第二,时称为二痴,班亦即以自号”[121]。康熙十年卒,年六十八。著有《冯氏小集》、《钝吟诗文稿》、《钝吟杂录》。“赵执信于近代文家少许可者,见班所著,独折服,至具衣冠拜之。尝谒其墓,写‘私淑门人’刺焚冢前。其为名流所倾仰类此”[122]。
二冯和谦益最大的分歧,是宗法晚唐而鄙薄宋人;其同处则是一致反对明七子的仿古之风。王士禛曾说:“冯班著《钝吟杂录》,訾謷王、李,不过拾某宗伯(指钱谦益)牙后慧耳!”[123]另外,一致反对江西诗派。“方虚谷《律髓》一书,颇推江西派,冯己苍极驳之,于黄(庭坚)、陈(师道)之作,涂抹几尽。其说谓西江之体,大略如农夫之指掌,驴夫之脚跟,本臭硬可憎也,而曰强健”[124]。
在二冯中,也是同中有异。其同处是“皆以晚唐为宗,由温、李以上溯齐、梁,故《才调集》外,又有《玉台新咏》评本,盖其渊源在二书也”[125]。其异处则“冯己苍批《才调集》,颇斤斤于起承转合之法”[126],“而班之论诗,则欲化去起承转合定法”[127]。另外,二冯近体皆宗晚唐,古风则己苍才气视定远差纵逸。[128]冯班近体,邓之诚盛称其“字字锤炼,无一浅率语,置之中晚人集中,几无可辨。功候深纯,一时无二,盖矫七子、锺、谭之穷,而不堕宋之直率者也”[129]。这一点,其实和谦益诗法相同。其所以如此,就因为冯班诗法是受自谦益的。
但后人对二冯的诗论和创作,也有表示异议的。如同时钱陆灿就很不满意二冯以《玉台新咏》和《才调集》教人作诗,他序王露湑诗说:“徐陵、韦縠守一先生之言,虞山之诗季世矣!”又序钱玉友诗说:“学于宗伯(指谦益)之门者,以妖冶为温柔,以堆砌为敦厚”,都是指冯班这一派的。[130]王应奎也说:“《才调集》一书,系韦縠所选。韦官于蜀,而蜀僻在一隅,典籍未备,此必就蜀中所有之诗为之诠次者。自冯己苍兄弟加以批点,后人取而刻之,而此书盛行于世。后学作诗,以为始基,汩没灵台,蔽锢识藏,近俗近腐,大率由此。”[131]朱炎说:“从二冯所批《才调集》入手者,多学晚唐纤丽一派,或失之浮。”[132]王应奎对二冯完全否定《沧浪诗话》也不赞成,他说:“严沧浪诗话一书,有冯氏为之纠缪而疵病尽见,即起沧浪于九原,恐亦无以自解也。然拈‘妙悟’二字,实为千古独辟之论,冯氏并此而诋之,过矣!……诗不到此(指妙悟),虽博极群书,终非自得之境,其能有句皆活乎?其能无机不灵乎?”[133]何焯也不同意冯舒斤斤于起承转合,认为“若著四字在胸中,便看不得大历以前诗”[134]。杭世骏更指责:“固哉冯叟之言诗也!承转开合,提唱不已,乃村夫子长技,缘情绮靡,宁或在斯?”他还不满二冯右西昆而黜西江,认为“夫西崑沿于晚唐,西江盛于南宋。今将禁晋魏之不为齐梁,禁齐梁之不为开元、大历,此必不得之数。风会流转,人声因之。合三千年之人为一朝之诗,有是乎?二冯可谓能持诗之正,未可谓遂尽其变者也。”并指出冯班的诗:“《钝吟小集》诸刻,庶几冬郎语乎,李、杜之光焰,韩、孟之崛奇,概乎未有闻焉。”[135]
杭世骏指责二冯不能尽诗之变,这正是二冯和谦益的最大不同。谦益曾说:“古人诗,暮年必大进。”“欲求进,必自能变始,不变则不能进。”[136]谦益所谓“变”,既指学古而能变其面貌,也指兼取众长而不暖姝于一家或一代。所以王应奎说:“某宗伯(指谦益)诗法受之于程孟阳,而授之于冯定远。两家(指程、冯)才气颇小,笔亦未甚爽健,纤佻之处,亦间有之,未能如宗伯之雄厚博大也。”[137]这里的关键就在于谦益能博取唐、宋、元诸家之长,而冯班仅以晚唐为主,尽管他也曾说:“钱宗伯教人作诗,惟要识变。余得此论,自是读古人诗,更无所疑。读破万卷,则知变矣。”[138]但是,他却只在崑体圈子里转。
但是二冯这样持论也不是偶然的,这正是诗歌发展规律的体现。晚唐诗主要是由中唐诗的功利主义倾向,转向诗人的内心世界,追求纤美幽婉的情韵。其所以如此,则由于诗人对社会现实已经绝望,只能转向自己狭小的感情生活里,仔细咀嚼人生的苦味。因此,晚唐诗的总体特色是悲剧美。南宋后期出现“四灵”,他们学晚唐的贾岛、姚合,反对江西派的艰涩生硬,而“以清虚便利之调行之”[139],原因也是感到当时社会政治的黑暗,感情备受压抑,却又无力反抗,于是缩回内心,用清寒幽深的小诗来安抚深受创伤的灵魂。不过他们或为布衣,或为下吏,穷苦终身,所以耽爱贾、姚。二冯以至虞山派诗人,则主要学晚唐的温、李,主要是李商隐,“时复溯源六代,胎息齐梁”[140],其原因也正是明末社会政治的黑暗,使这群诗人感到前途渺茫;满族统治者入关后,这群诗人对汉族政权的沦丧,更感到无力挽回,于是只有向内转,力求以含蓄的笔调写自己的哀伤。尤其在冯舒横死后,冯班更不得不学李商隐的“纡曲其指,诞谩其辞”[141]。吴乔曾指出:“唐人诗妙处,在于不著议论,而含蓄无穷,近日惟常熟冯定远诗有之。其诗云:‘禾黍离离天阙高,空城寂寞见回潮。当时最忆姚斯道,曾对青山咏六朝。’金陵、北平事尽在其中。又有云:‘隔岸吹唇日沸天,羽书惟道欲投鞭。八公山色还苍翠,虚对围棋忆谢玄。’马、阮、四镇事尽在其中。又有云:‘席卷中原更向吴,小朝廷又作降俘。不为宰相真闲事,留得丹青夜宴图。’以韩熙载寓刺时相也。又有云:‘王气消沉三百年,难将人事尽凭天。石头形势分明在,不遇英雄自枉然。’以孙仲谋寓亡国之戚也。所谓不著议论声色而含蓄无穷者也。”[142]
一般说,二冯原是血性男子,尤其是冯舒,“古风才气视定远差纵逸”,如其《过尧山》,前极写人言山峰突兀,魑魅强梁之可畏,后却写亲身经历,险阻无多,忧危冰释。从而得出结论:“始信人言不足凭,直道自应无险厄。丈夫但保坦荡心,地阔天空未忧窄。”这反映了他的开朗性格和广阔胸怀。明亡入清后,他敢于写出故国之思:“眼暗怕看新换历,镜清惭负旧时巾。”(《丙戌除夜,是夕立春》)丙戌是顺治三年。“梦里山川存故国,劫馀门巷失比邻。”(《丙戌岁朝》)甚至在《雪夜归村中即事》中直斥“北兵”是“杀人不啻屠牺牲”,又说:“吾闻北人耐寒冷,旃裘惯与冰霜争。天公意或骄此虏,故借深雪添狰狞。”这样写诗,简直和《有学集》、《投笔集》一样大胆。特别可贵的是《吴侬叹》,非常形象地写出官吏对农民的残酷压榨,最后指出:“民以食为天,君足民所与。民穷至于斯,托国将何所?莫恃弓矢威,须忧天意去。天意亦昭昭,斯民忍终苦?”这指出了官逼民反的真理。他也曾企图避世:“高摘白云供笑傲,倒骑青牯恣颠狂。”但那其实是对满族统治者的不合作。像这种人,他终于为民请命而牺牲,也就不足怪了。冯班起初也作过《猛虎行》,直斥“天胡恩此物而俾之食肉,不见泰山之下妇人哭?”也充满亡国之痛,如《感事》:“谁致倒戈攻铁瓮,更闻降孽掠芜城。”《江南曲》借六朝的兴亡喻弘光政权的覆灭。《临桂伯墓下》云:“马鬣悠悠宿草新,贤人闻道作明神。昭君恨气苌弘血,带露和烟又一春。”张维屏盛赞其“苍凉之意,出以绵丽之词,是谓才人之笔”[143]。其实此诗后二句是说瞿式耜的壮烈牺牲,必将唤起更多的民族志士去进行抗清复明的斗争,不仅仅是苍凉之意而已。赵执信称其诗“原本《诗》、《骚》,务裨风教”[144];王应奎亦称其“为诗律细旨深,务裨风教”[145],这些“风教”都指民族大义而言。
在冯班的影响下,常熟一带涌现了许多诗人,形成名传遐迩的虞山诗派。
但是这一派也和晚唐与四灵一样存在着缺点:取径狭,才力小。钱良择曾说:“吾虞从事斯道者,奉定远为金科玉律,此固诗家正法眼、学者指南车也。然舍而弗由,则入魔境;守而不化,又成毒药。”[146]王应奎指出:“轻俊之徒,巧而近纤,此又学冯而失之。”[147]今人钱仲联还谈到这一派的变化:“虞山诗派,自牧斋、二冯以来,宗法西崑,摘要熏香。末流之弊,太尚涂泽,文胜于质。近时如张丈璚隐、徐少逵、黄摩西、孙希孟诸家,皆学玉谿,无恙与予亦未能免此。”[148]
[1] 《已畦文集》卷九《三径草序》
[2] 谢章铤《赌棋山庄笔记·稗贩杂录一·纪张论文语》
[3] 冯武《二冯先生评阅〈才调集〉凡例》
[4] 冯武《二冯先生评阅〈才调集〉凡例》
[5] 《读祖心〈再变纪〉漫述五十韵》
[6] 《日知录》卷十九《文辞欺人》
[7] 王士禛选《新安二布衣诗》卷首
[8] 《有学集》卷十四
[9] 《初学集》卷七《饮酒七首》之五
[10] 《有学集》卷十二《赠归元恭八十二韵,戏效元恭体》
[11] 《有学集》卷三九《与族弟君鸿论求免庆寿诗文书》
[12] 《瞿式耜集》卷二
[13] 《白耷山人年谱》附《寅宾录“钱牧斋帖”》
[14] 《太炎文录·訄书·别录甲》
[15] 《窗鸡话》,见《汪旭初先生遗集》三
[16] 张继良《兰思读词偶识》
[17] 《清史列传·贰臣传乙·钱谦益传》
[18] 虞山丁氏钞藏《牧斋遗事》
[19] 《牧斋遗事》附
[20] 《海右陈人集》卷下
[21] 《鲒埼亭集》外编卷三一
[22] 《鲒埼亭集》卷三三
[23] 《忠雅堂诗集》卷十八
[24] 《窗鸡话》,见《汪旭初先生遗集》三
[25] 《初学集》卷三一《刘咸仲雪庵初稿序》
[26] 《初学集》卷三十二《虞山诗约序》
[27] 《有学集》卷十五
[28] 《有学集》卷十七
[29] 《有学集》卷四十七
[30] 《有学集》卷四十七
[31] 《初学集》卷三二《黄孝翼蟫窠集序》
[32] 《初学集》卷三三《瑞芝山房初集序》
[33] 《有学集》卷十七《季沧苇诗序》
[34] 《有学集》卷十八《李辅臣甲申诗序》
[35] 《有学集》卷十八《胡致果诗序》
[36] 《列朝诗集小传·松圆诗老程嘉燧》
[37] 《初学集》卷八三《书李文正公手书东祀录略卷后》
[38] 《列朝诗集小传·松圆诗老程嘉燧》
[39] 《镜川先生诗集序》
[40] 《初学集》卷八三《题怀麓堂诗钞》
[41] 《初学集》卷八三《书李文正公手书东祀录略卷后》
[42] 《有学集》卷三九《答山阴徐伯调书》
[43] 《有学集》卷三九《复遵王书》
[44] 《有学集》卷四九《读宋玉叔文集题辞》
[45] 《空同集》卷五一《梅月先生诗序》
[46] 计发《鱼计轩诗话》
[47] 《初学集》卷一○六《读杜小笺》上
[48] 《初学集》卷三二《曾房仲诗序》
[49] 《昭昧詹言》卷八第四条
[50] 《有学集》卷三八《答徐巨源书》
[51] 《有学集》卷十五《注李义山诗集序》
[52] 《柳南续笔》卷一
[53] 《有学集》卷三九《复遵王书》
[54] 《赌棋山庄集·诗八·书杜诗笺注后》之二
[55] 《初学集》卷二《王师》
[56] 《初学集》卷一《发茌平过高唐州》
[57] 卷二《河决彭城,方议改筑,赋诗一章》
[58] 卷十一《桑林诗集·前言》
[59] 卷十一《宿迁》
[60] 卷十一《四月十一日登岱,五十韵》
[61] 卷十六《张玉笥中丞枉别山堂,赋长句送之》
[62] 《望溪先生文集》卷三《原人》下
[63] 《初学集》卷十四《戊寅九月初三日奉谒少师高阳公于里第……》之二
[64] 同上之三
[65] 卷十六
[66] 卷十五《羽林老僧》
[67] 卷十七《茅止生挽词十首》
[68] 卷十二《赠路安孙道人诗》
[69] 卷九《戏为拂水筑台歌赠嘉定夏生华甫》
[70] 卷三《次韵答徐大于王谢饷参之作》
[71] 卷十二《洮河石砚歌……》
[72] 卷十二《狱中杂诗三十首》之十一自注
[73] 卷九《野老》
[74] 卷十五《岁暮杂怀八首》之八
[75] 卷二十《秋夕燕誉堂话旧事有感》
[76] 卷二《送刘编修鸿训颁诏朝鲜十首》之十
[77] 卷二十《送程九屏领兵入卫二首。时有郎官欲上书,请余开府东海任捣剿之事,故次首及之》之二
[78] 卷二十《元日杂题长句八首》之五
[79] 《有学集》卷三八《答彭达生书》
[80] 《初学集》卷三十《徐司寇画溪诗集序》
[81] 《瞿式耜集》卷一《报中兴机会疏》
[82] 卷一《观棋绝句六首》之四
[83] 同上之六
[84] 卷一《后观棋绝句六首》之六
[85] 卷四《京口观棋六绝句》之四
[86] 同上之六
[87] 《初学集》卷十六
[88] 《有学集》卷十一
[89] 毛奇龄《西河合集·二友铭》
[90] 《初学集》卷三《天启乙丑五月奉诏削籍南归……》之九
[91] 《初学集》卷三《赠星士》
[92] 卷四《顾炳秀才遗书索饮……》
[93] 卷六《戊辰七月应诏赴阙,车中言怀十首》之三
[94] 卷六《十一月初六月召对文华殿……》之六
[95] 卷十五《立春日喜萧季公却回……》
[96] 卷十五《岁暮杂怀八首》之二
[97] 卷十五《九日寄华州郭胤伯》
[98] 卷六《戊辰七月应诏赴阙……》之八
[99] 卷十二《次韵刘敬仲〈寒夜〉六首》之一
[100] 卷十二《次韵刘敬仲〈寒夜〉六首》之一
[101] 卷二十《答嘉善夏雪子枉寄,兼订再过二首》之一
[102] 《沧浪诗话·诗评》
[103] 施补华《岘佣说诗》
[104] 金俊明《牧斋诗钞》题辞,见王士禛《感旧集》
[105] 《国朝诗品》
[106] 《梦苕庵诗话》
[107] 《晚晴簃诗汇》卷十九引
[108] 《南社丛选·文选》卷九柳亚子《潘节士力田先生遗诗序》
[109] 《海虞诗苑》
[110] 《虞山文人小传》
[111] 《柳南随笔》卷四
[112] 《清诗别裁集》卷一
[113] 《有学集》卷四八《题冯子永日草》
[114] 《柳南随笔》卷五
[115] 《清史列传·文苑传》附弟冯班传后
[116] 《常昭合志》卷二十
[117] 《清史列传·文苑传》附弟冯班传后
[118] 《柳南随笔》卷一
[119] 《清诗纪事初编》卷一
[120] 《清史列传·文苑传》本传
[121] 《常昭合志》卷二十
[122] 《清史稿》本传
[123] 《古夫于亭杂录》
[124] 《柳南随笔》卷三
[125]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一《冯定远集》条下
[126] 《柳南续笔》卷一
[127]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一《冯定远集》条下
[128] 《晚晴簃诗话》
[129] 《清诗纪事初编》卷一
[130] 《柳南随笔》卷五
[131] 《柳南续笔》卷二
[132] 陆以湉《冷庐杂识》卷三《朱笠亭先生论诗》
[133] 《柳南续笔》卷三
[134] 《柳南续笔》卷一
[135] 《榕城诗话》卷上
[136] 《有学集》卷三九《与方尔止》
[137] 《柳南随笔》卷一
[138] 《钝吟杂录》
[139] 全祖望《宋诗纪事序》
[140] 《晚晴簃诗话》
[141] 《有学集》卷十五《注李义山诗集序》
[142] 《围炉诗话》卷二
[143] 《国朝诗人徵略》卷三
[144] 《饴山文集》卷二《钝吟集序》
[145] 《海虞诗苑》
[146] 《柳南续笔》卷三
[147] 《柳南随笔》卷一
[148] 《梦苕庵诗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