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华尔街

华尔街的磁力

离开北京以前，“投资银行”这个词从来没有在我的世界里出现过。其实，即便听说过，估计我也弄不清楚它和商业银行的差别，以为只要冠上了“银行”这两个字，不过就是存钱和取钱的地方。

直到在达特茅斯念书，我才第一次对头顶无限光环的投资银行有了模糊的概念，因为高年级的同学总是一批一批前仆后继，削尖脑袋费尽周折，希望能在那里占据一席之地。仿佛摇身一变成了投资银行家，身份就会高人一等，财富就会滚滚而来，生活就会充满阳光，连丑小鸭都会变成白天鹅。

后来，无意间看了一部电影，名字叫做《Barbarians at the Gate（野蛮人到了门口）》，讲述的是80年代末期KKR以250亿美元收购了RJR Nabisco，不仅创下当时华尔街收购规模的最高纪录，还演绎了一场直到今天也算得上最经典的杠杆收购案例。电影中，银行家们服饰优雅，谈吐非凡，乘坐着专机飞来飞去，举手投足便能左右金融市场的涨跌起落。

渐渐地，我也开始对投资银行心生向往。就像高中毕业那年选择了国际金融，既然最优秀的人们都奔赴了华尔街，以我的性格，又怎么能够甘于落后呢？

大三那年，我决定结束自己每逢假期便溜回北京的懒散生活，而要利用毕业前的最后一个暑假，让自己的简历锦上添花，尽善尽美。

然而10多年前，在投资银行找工作难，找暑期工更难，找提供给本科生的暑期工则是难上加难。

每年，华尔街几家最著名的投资银行都会主动到一流的大学和商学院去招聘毕业生。此外，他们还会在每年夏天专门雇佣少量的MBA做暑期工。但在当时，本科生的暑期分析员工作却需求不定，无章可循。

我始终相信，有的机会是从天而降的，有的机会则是需要亲手创造的。

于是，不论关系远近，也不论职位高低和资历深浅，我那些屈指可数的在华尔街工作的朋友，无一例外地都受到了我执著的“骚扰”。终于，我把几家主要投行的中国业务主管和人力资源主管姓甚名谁、电话地址都了解得清清楚楚。

结果，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发出去的求职信绝大部分石沉大海，在他们语音信箱里的留言，也都杳无音信。

“做过暑期工的不过是凤毛麟角，那么多没有暑期工作经验的人毕业后不也一样进了投资银行？”我只能像阿Q一样安慰着自己。

然而，奇迹真的就这么发生了。

两个月以后，柳暗花明：我竟然接到来自美林（Merrill Lynch）的电话，请我到纽约去面试。

“借”一身套装去面试

那时候，关于面试的故事我听说了许多，特别是初次面试，各种尴尬的场面时有出现。我的一个朋友，今天已经是某著名投资基金的董事总经理，当年面试时就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对白：

招聘者问：“你为什么对Corporate Finance（公司融资）感兴趣？”

朋友彬彬有礼地回答：“抱歉，我希望做的是Investment Banking（投资银行）。”

对方又问：“我是在问你，为什么想做Corporate Finance？”

朋友很奇怪，心想怎么又问了一遍，于是更坚定地回答：“我不想做Corporate Finance，我想做Investment Banking。”

“难道你不知道Corporate Finance就是Investment Banking吗？”

朋友顿时面红耳赤，哑口无言，悔恨自己怎么如此白痴。

Corporate Finance和M＆A（收购兼并）一样，都是投行业务的一部分，很多时候，人们会用Corporate Finance来泛指Investment Banking。

通俗点儿说，他们那段对话好比就是：

“你为什么对做公安感兴趣？”

“抱歉，我希望做的是警察。”

“我是在问你，为什么想做公安？”

“我不想做公安，我想做警察。”

类似的故事虽然听了不少，但毕竟，我即将面对的是生平第一个面试，期待，兴奋，可想而知。我前所未有地严阵以待，将大家的经验之谈悉数记在心中：

千万不能紧张，要落落大方，侃侃而谈。

为什么选择达特茅斯，为什么愿意来到美林证券，答案一定要事先准备。

面试前几天的《华尔街日报》必须仔细阅读，道琼斯、纳斯达克、恒生指数和主要的外汇汇率也都要熟记在心。

握手的力度要适中，太轻了显得不自信，太重了会招致反感。

手中最好拿一个可以放笔记本的皮夹，这样显得比较职业。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所以目光不能飘忽游移，只有进行眼神的交流，才会显得充满信心。假如不敢直视对方的眼睛，那就盯着他的鼻梁，这样既不会感到对方目光的咄咄逼人，而在对方看来，你仍然在保持目光接触。

套装应该是深色的，最好是黑色和深蓝色，丝袜要随身多备一双，以防面试前突然脱丝……

后来，我知道了投资银行的确有些以貌取人，得体的服饰着装可以在面试中加分不少。

我那位不懂得Corporate Finance就是Investment Banking的朋友，做了高盛（Goldman Sachs）的暑期经理后，便大肆对我们宣扬：“知道吗？投资银行的人都只戴一种牌子的领带，特别贵，要120美元一条。那个牌子不是英文，还挺难发音的，我只记得开头的字母好像是H。”

讲这段话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就像发现了新大陆。

当我也迈进投资银行的大门后，自然知道了那个“H打头”的品牌是法国的爱马仕，因为投资银行家最典型的装扮就是：手工缝制的深色西装，配白色或浅蓝色衬衣；衬衣通常有袖扣，胸前和袖口处还绣有名字的缩写；领带是爱马仕；皮鞋是Ferragamo或者Gucci；皮包和旅行皮箱都是Tumi（一个设计保守、品质精良的美国品牌，号称“使用箱子的人都不在了，箱子还依然存在”）；另外，修剪得整整齐齐的短发被发胶一丝不苟地固定；随身携带的Palm（如今已更新换代成随时收发电子邮件的Blackberry（黑莓））还会被不时地拿出来把玩。

做学生时，我从来都是T恤牛仔，外加一个大大的Jansports双肩背书包。为了让自己脱胎换骨，向职业女性看齐，到了纽约，一下飞机，我便直奔百货商店Bloomingdale。

Bloomingdale位于曼哈顿中城，里面的套装琳琅满目，每一款都漂亮得让我爱不释手。售货小姐也热情周到，伶牙俐齿地劝说我一件一件试穿，并在我每一次走出试衣间时瞪大双眼，对我赞不绝口。

试衣镜里的自己果然焕然一新，看上去职业而干练。我仿佛看到自己就像电影中的银行家一样，行色匆匆地走在高楼林立的街道上，从容不迫地在曼哈顿某个私人俱乐部里品着红酒，也许只是一顿法式大餐的工夫，便决定了一个大企业成千上万员工的命运……

“您是只选一套呢，还是多选几套？”售货小姐甜美的声音让我从云端突然回落到地面。我这才意识到，我居然忘记了看价格。

Bloomingdale的定位其实只属于中档，但是价格标牌上那一连串的数字还是让我望而生畏。毕竟，我只是一个依靠奖学金生活的学生。我试穿的那几套衣服加上消费税，最贵的有1000多美元，最便宜的也要500多美元。

“买？还是不买？”我激烈地进行着思想斗争。

“它们真的很适合你！”售货小姐好像也看出了我的困窘，努力作着最后的鼓动。

这时，旁边的收银台突然来了一位要退商品的顾客。看到她，我灵机一动，立刻拿出了信用卡，态度之爽快，仿佛刷卡金额不是500美元，而是只有5美元。

售货小姐笑容可掬地为我结账、包装。她大概并不清楚，24小时后，等眼前这个对职业化装扮的自己甚为满意的女孩参加完面试，就会原封不动地把这套Ellen Tracy的西装退还给她，一分不少地收回那笔“巨额款项”。

第二天，穿着那套似乎专门为我定制却又并不属于我的深蓝色套装，我镇定自若、胸有成竹地走进了美林的会议室。

面对来自香港的两位银行家，半个小时里，我学着美国人的方式，滔滔不绝地自我推销，把自己说得像爱因斯坦一样聪明，像老黄牛一样勤奋，又像老鼠爱大米那样深深地热爱投资银行。

握手告别时，在他们的脸上，我找到了自己要的答案：这个女孩，天生就属于投资银行。

投资银行的美丽风景

在美林度过的那个夏天，我并没有学会太多的金融知识或操作技能，但是，它却为我打开一扇窗户，让我欣赏到投资银行的美丽风景，并且从此立下志愿：我要真正成为华尔街的一分子。

带着这样的想法，我把目光瞄向了纽约。我不希望因为能做中国业务，所以才能进入投资银行，我希望和所有美国学生一样，去竞争纽约的职位，做美国本土的业务。

于是，四年级一开学，我便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一轮又一轮看不到尽头的面试旋涡里。和每一位忙着找工作的96级学生一样，尽管11月的达特茅斯早已是冰天雪地，我却在零下20多度的天气里穿着西装短裙和薄薄的丝袜，披着黑色长大衣，脚登高跟鞋，在汉诺威旅馆和教室宿舍间来来回回，奔走穿梭。

汉诺威旅馆是投资银行来学校进行前两轮面试的地点。那阵子，那里天天爆满，每一层的走廊里都挤满了西装革履的学生，或站或坐，不安地等待着房间里面的人叫到自己的名字。

等待的时候，有人全神贯注，盯着自己的笔记，一遍又一遍默诵早已准备好的答案；有人面向玻璃，像演独角戏一样，自己对自己点头、微笑甚至握手；还有些人在面试前的几分钟专门跑去洗手，回来便把纸巾捏在手里——这是因为他们的手心容易出汗，握手时既不礼貌，又会让对方以为自己很紧张，所以需要重点保护。

投资银行的面试看上去层层关卡，危机四伏，但涉及的问题却多半是“老三样”。尤其是第一个问题，经常是“Tell me about yourself”，也就是讲述你自己的故事，说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其次是，为什么想做投资银行，对投资银行了解多少；最后是，为什么选择我们这家银行。

经过“美林之夏”的耳濡目染，对于投资银行到底在猎寻什么资质的人，我早已经了如指掌，而中国人惯有的羞涩、谦逊，也被我抛到了九霄云外。

“讲述一下你自己的经历。”

“朋友们会用哪几个词来形容你？”

“为什么我们应该录用你？”

“你有哪些优点？”

“为什么你觉得自己适合做投行？”

……

无论提问方式如何变化，我总是喜欢亮出我的“自我表扬一二三四”，以不变应万变：

我聪明好学，能够很快适应新的环境；

我擅长数字和数学，诸多相关科目的A＋成绩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勤奋刻苦，一周工作八九十个小时不在话下；

我善于合作，是个很好的团队工作者。

面试的时间再长，也长不过40分钟。人人都怕刁钻古怪的问题，我也一样。于是，一旦遇到“正中下怀”的提问，我就伺机大讲特讲，口若悬河，再不易被察觉地“延伸”到我悉心准备的其他答案，直至面试接近尾声，对方不再有时间也不再有机会来为难我。

那年第一次面试，是和第一波士顿（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的一位副总裁。

提起副总裁，我常会想起在香港做暑期工时听说的一个小故事。

一位来自上海的留学生从商学院毕业后，在某投资银行苦熬4年半，终于从经理熬到了副总裁。一次，他陪纽约总部来的董事总经理到某直辖市去拜会客户，竟出人意料地获得了副市长亲自出马的高规格接待。

市政府气派的会议室里，双方礼节性地交换名片。然后，副市长居然把外宾客人撇在一边，激动地对副总裁说：“您真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啊！贵公司大名鼎鼎，没想到我们的同胞年纪轻轻就能进入最高管理层，手下至少管理几千美国人吧？以后，欢迎您常回来，国家建设很需要你们支持！”

顿时，被奉为上宾的“副总裁”如坐针毡。他对着旁边的美国人，胡乱说了一长串英文，翻译得驴唇不对马嘴，然后又急忙用中文解释：“市长先生，您误会了，我没有管理几千人，我其实只是……”

副市长权威地摆摆手，说：“不要谦虚了！你们的总裁是大老板，总裁下面不就是您这位副总裁了吗？回去请转告你们总裁，我们欢迎他到中国来！”

11年前，国人对投资银行的了解十分匮乏。没有多少人懂得投资银行里的副总裁其实多如牛毛，这不过是一个下有分析员和经理、上有董事和董事总经理的普通职位。

所以，可爱的副市长先生也错把“副总裁”当做来自华尔街的大人物了！

军训经历，征服投行副总裁

第一波士顿为我面试的那位副总裁看上去只有30岁出头。那天，他大概已经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端坐在酒店房间里那个并不太舒服的沙发上，马不停蹄地见过了十几名学生。轮到我走进去时，他早已满脸疲惫，连握手时的笑容都像挤牙膏一样勉强。

“Ok，tell me about yourself（讲讲你自己的经历）．”不出所料，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中规中矩。

我微微一笑，神采奕奕地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又有条不紊地将我的“一二三四”暗藏其中。

副总裁斜靠在沙发上，边听边点头。第一个问题，我顺利过关了。

“你怎么证明你善于团队合作呢？”

我故意摆出一副沉思的样子，其实，我的内心是在暗自得意。谁让我又碰到了一个押中的题目呢？不过，我不想让他看出我是有备而来。

略微停顿了几秒，我按照设计好的思路，开始绘声绘色地讲述我的“军旅生涯”。

在北京念书时，我曾经先后两次到38军军训。这在中国算不上是出众的经历，但到了美国，却是傲人的资本。

第一次是1988年秋天，我还在上高一。大概因为我们还只是一群孩子，训得太苦，练得太狠，连班长们也会于心不忍，所以，打军体拳时，我们像在跳舞，踢正步时，我们又像在散步。这让那七天的训练变得多少有些像游戏。

可是，穿制服、戴大壳帽的军官们还是让我们领略到了什么叫做军人魅力。告别军营时，大家抱着团长排长和班长们哭成了泪人，仿佛等在一旁的大巴不是要送我们回到北京温暖的家，而是要开往战火纷飞的战场。

车轮开动的那一刹那，男儿有泪不轻弹的军人们也不禁湿润了眼眶，车厢里更是只剩下此起彼伏的哭泣声。快到北京了，才有人带头，一句一句唱起了原本该是英勇雄壮的38军军歌。不过，在离情别绪的渲染下，激昂革命的旋律竟然多了几许“为赋新辞强说愁”的小资情调。

第二次军训是1991年，我已经进入人大。这次，我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40多天里，我最深的感受就是饥饿。不仅是我，所有我们这些千金小姐似乎都在一夜之间变成了“饥饿的女儿”。排队等待开饭时，我们不再羞涩不再腼腆，每个人都扯破了嗓子喊军歌，因为只有声音嘹亮，才能最先步入食堂。坐在饭桌旁边时，我们也不再斯文不再淑女，虽然能填饱肚子的不是花卷咸菜就是馒头榨菜，但大家还是你争我夺，两三口居然就能吞下去一个。

记得刚开始，自己一顿饭好像才只吃半个馒头，但是很快地，我们的饭量就开始以火箭升天的速度日新月异，与日俱增。后来，光是在饭桌上吃还不够，居然发展到吃完了还要拿，哪个女生不偷偷带上三四个凉馒头回宿舍，晚上的夜宵就没了着落。

如果我的记忆没有偏差，最夸张的一顿晚饭我独自消耗了3个花卷，6个馒头。万一我的记忆出现了偏差，实际数字也只可能更多，不可能更少。

我们对食物的渴望吓坏了伙房的炊事兵，却美坏了小卖部的售货员。军营小卖部里沉积了多年的罐头、饼干和北京市场上已经“绝迹”许久的金黄色鸡蛋糕，不到一个星期就被我们这群饿狼风卷残云地火速消灭，继而持续脱销。

比饥饿更可怕的是卫生。

炎炎烈日下，每天的超负荷训练长达八九个小时。大片大片的汗渍把每个人的军装都染成了白色，但是，洗澡的机会却一周只有一次。有时，连平日里的生活用水也需要提着水桶，从1公里以外的工地上接回来。

比卫生还要荒谬的是，仅仅因为我和男同学在军营的操场上散步聊天，尽管严格遵守了男女授受不亲的原则，却也差一点点被扣上了“扰乱军纪、败坏军风”的大帽子。

我常想，40多天的军旅生活，除了难耐的饥饿和沉积着黄沙的浑水，还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然而，4年以后，身在异国他乡，我却突然发现曾经让我叫苦连天饱受摧残的军训竟然变成了面试时的制胜法宝。

面对第一波士顿的那位副总裁，短暂军旅生活中被饥饿和恶劣的卫生条件所掩盖的另一面，居然都在我脑海里重新鲜活起来。我活灵活现地回忆起在军队的大集体里，在团队成员的相互帮助下，我们如何在泥沙混杂的战壕里匍匐前进，如何在烈日当空时俯卧打靶，如何在黑得令人恐怖的深夜里轮流站岗值班，又如何在睡得昏天黑地时被哨声惊醒，迷迷糊糊地打背包，连滚带爬地紧急集合，再像残兵败将一般，翻山越岭“急行军”……

听着听着，副总裁的身体坐得越来越直，原本无精打采的眼睛也变得炯炯有神。那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了，当我走出那个房间后，即便他记不住我的名字，也一定会记住有个中国女孩，她曾经在中国军队里摸爬滚打。我还确信，只要被他记住了，百里挑一的第二轮面试我就一定榜上有名。

果然，他一连说了三个“great”，才又接着问：“听上去你各方面都很出色，你有什么缺点吗？”

“英语毕竟不是我的母语，所以和美国同学相比，我想，这是我最大的弱点。”我坦然应对，并没有遮遮掩掩，因为如果能化缺点为优点，化不利为有利，远比一味陈述自己的优秀更有说服力。

“但是，我一直在努力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刚来美国时，我每天除了上课和打工，还要至少花一两个小时守在电视机前看新闻，为的就是练习英语。另外，虽然我在英文写作课上的成绩是A和A－，但我并没有就此停滞不前……”

后来面试时，这一“以退为进”的招数我曾经多次使用，屡试不爽，每次必定将对方彻底侃晕，直至对我的缺点置若罔闻，只记得一个中国女孩不远万里来到他们的国家，一边打工赚钱，一边认真读书……

至于第一波士顿的那位副总裁，据说他回到公司后，在办公室里逢人便说，他在达特茅斯发现了一个中国女孩，所以，当我到纽约去参加他们公司的最后一轮面试时，好几个陌生人竟然对我一见如故：“原来你就是那个中国女孩啊！”

后来，我因为选择了摩根斯坦利（Morgan Stanley）而婉言谢绝了第一波士顿的聘任，那位副总裁还打来电话，言语中充满遗憾。他说我是他见过的最优秀的应征者，如果在摩根斯坦利做得不开心，随时和他联系，他的大门将会永远向我敞开。

与“恶人”斗法

因为拥有接近3.9的学积分和在美林的暑期工作经历，我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几乎所有大型投资银行的初次面试；然后，凭借充分的准备和逐渐娴熟起来的技巧，我又在所有公司的第二轮面试中过五关斩六将，一次次地飞往纽约，接受最后的考验。

进入第二轮面试，常常是应试者同时面对两个人提问，半小时后，再迈入另外一个房间，接受同一家公司另两位银行家的评判。

两位考官，常常一个扮“好人”，一个扮“恶人”。

与摩根斯坦利进行第二轮面试时，我就曾经成功地把“恶人”感化成了“好人”。

那天上午9点，我准时走进约好的房间，两位男士早已经在那里等候。其中一人友好地站起来，热情地说：“子墨，你好。我是Mike，M＆A的董事。这位是我的同事，Equity Capital Markets（股本资本市场部）的经理，Rob。”

一见Rob好似阴天的表情，我就知道，他一定是那个“恶人”。

“为什么对投资银行感兴趣？是因为钱，还是因为喜欢接受挑战？”

好人Mike抛出的第一个问题如同一份押中了50％的试卷，前一半在复习范围之内，后一半却只好临场发挥。比临场发挥还折磨人的是，这个问题让人左右为难：虽然无论对本科毕业生还是MBA，投行的起薪确实高于平均水平，但如果你的答案是钱，你会被看做“贪婪”，如果答案是挑战，又会被视为“虚伪”。

我该怎么办？

此情此景，我想我只能避重就轻，搬出倒背如流的老套路：“投资银行最吸引我的是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首先，我可以学习到很多技能，比如，评估资产价值，帮助企业融资，协助公司通过收购兼并来提高核心竞争力和把股东价值最大化，还有谈判以及如何与律师、会计师一起创造出最好的交易架构；其次，投资银行集中了许多聪明能干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与他们一起工作，我一定会有收获；第三，美国经济高度发达，资本市场功不可没，我希望通过投资银行的工作，近距离地观察资本市场如何推动资源的有效配置，又如何推动经济的发展。另外，我对投行感兴趣是因为我非常适合投行的工作……”

设计这样的答案，“首先”是为了告诉对方，我了解投行的业务，“其次”是一半奉承一半真心，当然主要是为了让他们俩人高兴，“第三”是表明我还有宏观的视野，最后，之所以又把“自我表扬一二三四”加了进去，哪怕有些答非所问，是因为我不能放弃任何一个诠释自己的机会。而且，我必须为自己赢得时间，必须在滚瓜烂熟地背诵“台词”时，腾出一半大脑，认真地思考“钱和挑战”，我到底该如何应对。

“做投资银行的确是很好的学习过程，但是钱呢？钱重要吗？”“恶人”Rob看穿了我的小把戏，将了我一军。

“不能否认，投行的薪酬是有诱惑力的，但是如果以一周工作八九十小时来计算，分析员每小时的薪酬又能比在麦当劳打工高多少呢？人应该有长远的目光，作为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工作，最重要的不是薪酬有多少，而是你学到了什么，能让你终生受益。”

短短的几句话，我眼看着Rob的表情阴转多云，又多云转晴。我知道，我的左右逢源又帮我逃过了一劫。

其实，即便以每周工作100小时来计算，投行分析员每小时的工资还是远远高于麦当劳的员工。但在美林的那个夏天，我却常听到分析员们用“麦当劳”的比喻来自嘲。Rob大概并没有想到，我会说起他们的行话，这让他干脆摘掉了“恶人”的面具，也让我们在此后的20多分钟里相谈甚欢。

在通往摩根斯坦利的道路上，我又向前挺进了一大步。

“不惜代价，一定要雇佣！”

在一家投行的前两轮面试中，通常要接受五六个人的“拷问”，到纽约参加最后一轮面试，则要在一天之内至少见8个人。这么多轮面试成百上千的问题中，“钱”的问题并不算刁钻，Rob也不算最恶的“恶人”。

参加摩根斯坦利的最后一轮面试时，一位分析员刚走进会议室，样子就让我颇为意外：他的衬衣袖子高高地挽起，领带歪斜着挂在胸前，双眼还布满了通红的血丝。面无表情地与我握手寒暄后，他不动声色地发问了：“如果你找到一份工作，薪水有两种支付方式：一年12000美元，一次性全部给你；同样一年12000美元，按月支付，每月1000美元。你会怎么选择？”

我心里“嘭”地一跳，这人怎么不按常理出牌啊！

我嘱咐自己千万别慌，刚要迅速回答，却又突然意识到，如果简单地说选择第一种，答案太过绝对了。

我想，我不如搬出课本里的名词：“这取决于现在的实际利率。如果实际利率是正数，我选择第一种；如果是负数，我选择第二种；如果是零，两者一样。同时，我还会考虑机会成本，即便实际利率是负数，假如有好的投资机会能带来更多的回报，我还是会选择第一种。”

说完这一长串的答案，我不禁有些沾沾自喜，因为我知道回答这类问题时，相对于答案本身，思考的过程更被看重。

“一般人都说选择第一种，你还不错，考虑得很周全！”淡淡的一句点评后，他并没有就此罢休，“那实际利率又是什么呢？”

“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幸好经济学的基础知识还没有完全荒废，我在心里庆幸。

“现在的联储基金利率是多少？通货膨胀率在什么水平？”

这一次，我真的被问住了！我实在想不通，我与他素昧平生，他何苦这么咄咄逼人呢？

准备面试时，我就告诉自己要秉承一个原则：不懂的千万不能装懂，不知道的更不能胡编乱造。于是，我老老实实地回答：“对不起，我不知道，不过如果需要，我回去查清楚后，马上打电话告诉你。”

后来，我的确听说过一个中国女孩为了表现自己与众不同，告诉面试她的美国人，说她的最爱是开赛车。乖巧的东方瓷娃娃却热爱西方式的疯狂和刺激，这让从小就不说谎的美国人信以为真，神魂颠倒。然而，公司里的中国同事却一语道破天机，斩钉截铁地说这个女孩是在杜撰。结果可想而知，空欢喜一场的美国人发现，乖巧的“瓷娃娃”居然连驾照都没有，于是高呼上当受骗，而那个中国女孩，自然也无缘那份工作。

好在当年我并没有花言巧语，还表现得虚心好学，那位分析员似乎也受到了感染，表情缓和了许多。但是，他却依旧不依不饶，又提出一个通常只有咨询公司才会问的智力测验：“9个硬币，有一个重量和其他的不一样，你用两只手，最多几次可以找出这枚特殊的硬币？”

“三次。”我不服输地飞快回答。

“还是9枚硬币，改变其中的一个条件，两次就可以找出这枚特殊的硬币，这个条件应该怎么修改？”

“告诉我这枚特殊的硬币比其他的硬币重还是轻。”

当我再一次以飞快的速度给出了正确答案，他终于低声说了句“Good”，然后问：“你现在有没有其他投行提供的工作？一共有几个？是哪些公司？”

笑容悄悄地爬上了我的嘴角，他的表情终于不再横眉冷对，提的问题也终于走上了正轨。

最后一轮面试时，这几乎是一个肯定会被问到的问题。如果答案是没有，那说明你是个不名一文的失败者，似乎只有得到其他投行的认可，才能证明你是个人见人爱的杰出人才。

对此，两手空空的同学只能胆战心惊，含糊其词：“我刚刚结束了两个公司的面试，现在还在等消息……”

而我，却总是理直气壮，如实回答。谁让那阵子我一直都沉浸在一路高歌猛进、所向披靡的成就感中呢？

先后经历了9个人的考验后，当天晚上，在摩根斯坦利工作的达特茅斯校友请我去吃饭。席间，我才得知，那位分析员已经连续熬了两个通宵，见我之前，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杠杆收购模型又因为太过巨大和复杂，不知道哪里出错，运行了一次又一次，数字总是有问题。心烦意乱时，难免想找个出气筒。很不幸，我正好撞上了他的枪口。

好在恶劣的情绪并没有影响他的判断力和公正心。据说在我的评定书上，他填写的意见是：不惜代价，一定要雇佣！

明星制度，我最后的选择

参加摩根斯坦利最后一轮面试那天，我们的晚餐是在洛克菲勒中心六十五层的Rainbow Room（彩虹餐馆）。

招聘过程中，投资银行常会请应试者用晚餐，借此来增进相互间的了解。而且，每次宴请，必定是在曼哈顿最奢华的餐馆。事后我常想，这大概也是投资银行吸引人才的手段之一。向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炫耀昂贵的生活方式的同时，银行家们也在传递着潜台词：加入到我们中间，你可以像我们一样！

那天晚上，当我像电影里的女主角一样置身于温暖摇曳的烛光中，享受着周到体贴的服务，品尝着精致鲜美的食物，我却完全没有了想象中的闲情逸致。我知道，我的一举一动依旧会被挑剔的银行家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的言谈举止也依旧会影响对方的决定，甚至连点菜点酒的细节，也来不得半点马虎。

尤其像我，既非美食专家，又非品酒专家，什么葡萄产地、品种、年份、阳光和雨水的滋养……我一无所知，也一窍不通，所以，我只能依照前辈们传授的ABC，小心行事。

比如，点酒时，点最贵的，会让人觉得你只看价格没有品位，点最便宜的，又会让人觉得你畏畏缩缩太过寒酸。只有酒单上倒数第二或第三便宜的才是最安全的选择，因为这反而有可能被理解为口味独特。

对于主菜，有经验的朋友们建议最好点鱼，因为龙虾大虾解剖起来费事，牛排羊排又有“暴发户”的嫌疑。只有鱼，既健康，又简单。

朋友们千叮咛万嘱咐的条条框框自有它的道理。

我做了分析员以后，也曾经和同事一起请应聘的学生去吃饭。看着一个从小在田纳西长大的男孩点了一份16盎司的牛排，挥舞着刀叉，将鲜血淋漓的牛肉大块大块送入口中，一回办公室，同事们便迫不及待地议论纷纷。虽然语言含蓄，不尖酸也不刻薄，不过说那个男孩“不愧是中西部来的牛仔”，其实，言外之意还是：乡下来的土包子！

四年级的冬季学期开始后不久，我手中已经握有了三纸聘书。将其他机会悉数放弃后，我颠沛流离的面试生涯也告一段落了。但是，Sell Day还在继续。

所谓Sell Day，顾名思义，是指发出聘书后，投资银行会再一次邀请获得聘任的学生飞到纽约。这一天，还会有八九个面试。不同之处在于，这一次轮到了我们提问，对方回答，因为Sell Day的目的就是向那些拿到了多份聘书的学生推销自己的公司，游说学生来这里工作。

最终，我心属摩根斯坦利，就是因为Sell Day时一位董事总经理对我讲的一段话。

董事总经理叫Brad。在摩根斯坦利的达特茅斯校友中，他最德高望重；在M＆A，他也年纪最长，资历最深。

投资银行里，刚刚年过不惑便会被看做是“老人”，更何况资产雄厚、已知天命的Brad。Brad早就可以颐养天年，但是，因为痛恨无所事事，更因为热爱摩根斯坦利，每天早上8点，他都会准时出现在他位于36层拐角处的办公室里。

Brad在康州还拥有一个18洞的高尔夫球场。他在球场里修建了一幢别墅，作为他和太太孩子的住所。

那天，我们的对话就从家庭开始。Brad说，3个儿子中，两个都被他送进了达特茅斯，只有一个，背着他偷偷选择了威廉姆斯学院。直到现在，他仍然对此懊恼不已。

4年青春岁月，让Brad对达特茅斯念念不忘；从少不更事到两鬓斑白的30年时光，更让他对摩根斯坦利怀有一份难以言述的深厚情感。他一个劲儿地问我，他们应该怎样做，我才会接受摩根斯坦利的聘任。

“对于表现突出的分析员，你们怎么回报呢？”我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

Brad会意地点点头，仿佛看穿了即将走进华尔街的这个中国女孩是如何志在必得：“30年了，我依然留恋这个地方，就是因为摩根斯坦利有我们所崇尚的明星制度。我们不像高盛，过多地强调团队精神，团队合作是必要的，但并不是鼓励平庸，内部竞争也同样重要。有人说，我们比高盛更残酷。的确，在我们这里，如果你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你决不会有机会混日子，但如果你是明星分析员，你会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你可以优先选择最好的项目，还会得到所有人的尊重。最重要的是，年终分红时，你的奖金数额将远远高出其他人的水平……”

听了Brad的话，我露出会心的微笑。半年以后，我和他成为了同事。从此，在摩根斯坦利明星制度的宠爱下，我度过了4年忙碌、充实、疯狂并且让人又爱又恨的美丽时光。

纽约旧事

前些天，收拾家中的杂物，无意间翻出了离开纽约时带回的黄色文件夹。

岁月留痕，文件夹的表面早已斑驳、毛糙，唯有藏在塑料薄膜里的名片崭新依旧，清晰地写着：Morgan Stanley，Zimo Zeng。

抖落浮土，一页一页翻开，有我熟悉的Excel表格，记录着我在M＆A的两年里参与过的所有项目。那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买方项目、杠杆收购或者复杂的重组。

文件夹中，还有每年年终时我写的自我评语。优点，缺点，一一罗列。analytical skills（分析技能），attention to details（细节关注）……多年未曾提及的这许多英文单词，重温它们，遥远却不陌生，就像见到老朋友，反而是说不出的亲切和感慨。

我还看到了公司的年终鉴定。“An all around exceptional analyst，both in her class and over a longer time horizon……As Zimo goes to Hong Kong，she leaves behind a very appreciative，and a very grateful，North American M＆A Department……”（在同届和更长时间内，都是一个全面、出类拔萃的分析员……子墨去香港后，留下的是一个很欣赏并感激她的北美并购部……）时隔多年，久违的赞美依旧让我心动，毕竟，那是年轻好胜的我曾经努力曾经投入的最好证明。

当然，还有那几份旧日的《华尔街日报》。已经泛黄的报纸上，黑色铅字讲述的新闻是我有幸参与并成功完成的并购交易。两年，6个项目，总价值超过700亿美元。

8年了，我迁到香港，又搬回北京，文件夹随我绕过了半个地球。我未曾想象，这生命中早已翻过的一页，竟然还能够在我心中激荡起阵阵的涟漪。

尊严

1996年7月，我来到位于纽约百老汇1585号的摩根斯坦利总部报到，正式成为了M＆A的一名分析员。

上班第一天，来自纽约、伦敦、东京、香港、多伦多等各个分公司的100多名96级分析员集中在总部最大的会议室里合影留念。照片里的我藏在人群中，淡定地望着镜头，浅浅地微笑。旁人看了，不知是否猜得出，其实我的内心是在憧憬是在期待，因为，新的生活即将开始了。

新生活首先迎来的是培训。

我们的专业五花八门，从历史到化学，从文学到数学，除了沃顿商学院的本科生，即便是经济学专业出身，对金融财务也知之甚少。所以，两周时间，从早到晚，资深的经理和分析员们轮番上阵，从最基本的财务报表开始，不停地向我们灌输如何建立财务模型，又如何进行估值分析。

日后，项目做得多了，自然明白了培训期间学到的不过是入门的皮毛，学校里的经济学知识更是派不上用场，就像同事们常说的，learn on the job（边做边学），真正的技能只有一边做才能一边学。

除了灌输专业知识，作为联络感情的最好方式，吃喝玩乐也是培训生活的一部分，因为同一届的分析员只有彼此相识熟悉，将来在不同部门工作时，才能相互配合关照。

然而，在原本该是增进感情的一次晚餐中，我却差一点儿和新同事反目成仇。

培训那阵子，正值亚特兰大奥运会进行得热火朝天。一天晚上，在公司附近一个热闹的意大利餐馆，M＆A的二年级分析员宴请我们这十几个新面孔。电视上，照例播放着激动人心的比赛画面，饭桌旁，谁破了纪录，谁得了冠军，谁又在金牌榜上名列榜首，也照旧是我们乐此不疲的谈论主题。

意大利面中，Linguini with Mussels and Clams in White Wine Sauce（青口蛤蛎意大利面配白葡萄酒汁）一直是我的最爱。那天，色香味俱全的Linguini更是诱发了我无限的食欲。我正低着头，准备大吃特吃时，突然听到有人在议论：“中国人这次怎么回事啊？”

身处异国，听到中国、中国人，总会有一种特别的敏感，那大概就是游子割不断的恋家情怀。但这次，在“中国人”这个词的背后，我却分明听出了不那么和气、不那么友善的味道。

我抬起头，看了看说话的人，知道他和我同级，毕业于哈佛，是加拿大人。

迎着我的目光，他肆无忌惮地继续问：“子墨，中国女游泳运动员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次她们表现不好！”我表面轻描淡写，其实是故作镇定。

“何止是表现不好，她们服用兴奋剂！”加拿大人义愤填膺，火药味十足。

“中国队已经接受处罚了！还要怎么样？”我的语气继续平缓，音调继续低沉，刀叉继续摆弄着意大利面，回答却针锋相对。

“你不觉得中国人服用兴奋剂很不光彩，是奥运会的耻辱吗？”或许是受到了我平静表情的刺激，他的脸色转成绛红，有点儿恼羞成怒。

“难道你觉得加拿大人约翰逊服用兴奋剂破百米纪录就很光彩、就是奥运会的光荣吗？”我笑吟吟地反唇相讥，故意把加拿大人这个词咬得很重很重。

“……”停顿了几秒，他缓缓地垂下头，像极了瞬间熄灭的火焰。

加拿大人终于无话可说了，我也终于松了口气，一度因为我们的唇枪舌剑而凝重的气氛又重新活跃起来。

天知道，那一刻我是多么庆幸自己具备足够的体育常识！

从小到大，我没和外人吵过架，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即便使用的不是母语，我仍然自信那一架吵得很体面，也很漂亮，因为，我兵不血刃地给中国人挣足了面子。

1997年夏天，我回到北京休假。和家人谈起兴奋剂的话题，我竟然无意识地和加拿大人站在同样的立场，恨铁不成钢地批判中国的某些游泳运动员玷污了奥运精神，违背了体育原则。当家人不满地指责我上纲上线时，我才突然明白：亲人再不好，自己可以说，别人就不能说；同样的，中国人再不好，自己人可以说，外国人就不能说。

那天，我可怜的加拿大新同事大概怎么也无法预料，他竟激发了我前所未有的爱国热情。而我，尽管心情错综复杂，脸上却挂着一丝胜利者才有的骄傲微笑，变得情绪高涨，胃口奇佳，不仅将整整一盘意大利面吃得干干净净，还将一份Tiramisu（提拉米苏）全部搞定。

正式开始工作后没多久，那位加拿大同事就因为不适应投资银行的工作环境，回哈佛去念生物博士了。我一直觉得很遗憾，他没能看到我后来的工作表现，否则，不就让他对中国人更加刮目相看了吗？

渴望忙碌

在摩根斯坦利，我做的第一个项目是Arco化工收购Olin公司生产TDI和ADI的资产，总价值5.65亿美元。我们是买方Arco的顾问。

虽然交易规模不算太大，但分析员生涯中的第一个项目就能成功完成，实在是破天荒地少而又少。有的朋友不走运，水深火热中做了两年分析员，居然每一个项目都无果而终。

当然，项目成功与否，和我们这些分析员的努力没有丝毫关系。除了运气，有时候它可能只取决于一架飞机。我就曾经做过一个MOE（Merger of Equals）（对等合并），两家公司的规模都在20几亿美元，从合并价格到裁员计划，从董事会的席位到谁担任董事长谁担任CEO，双方都不谋而合，大有相见恨晚之意。然而，最后一刻，却因为两位CEO的公司专机是否都有必要保留而产生了分歧。其中一位CEO公然声称，他根本就不懂得如何在机场办理普通航班的登机手续，那副凛然的样子，仿佛要走了专机就等于要了他的性命。最终，双方拂袖而去，彼此错过。

作为我的第一个项目，Arco的收购顺利完成，除了上天护佑，还饱含着同事们对我的厚爱和期待。不过最初，我却并没有体会到大家的用心良苦。

培训一结束，我们这届十几个M＆A的分析员立刻各就各位，等待着Assignment Associate（调度经理）给我们安排工作。

调度经理是部门里一个相对特殊的职务，负责给副总裁、经理和分析员分配项目。通常，它由第三年的高级经理中最优秀的两人担当，每人任期六个月。成为调度经理，不仅是培养行政管理能力的好机会，更是“出类拔萃”的代名词。

自从坐在办公桌前，一天一天，我时刻都在等待着召唤。只要桌上的电话铃一响，我就会盯着来电显示，满怀期待地祈祷：Jim Head，一定是Jim Head。

Jim Head就是当时的调度经理。望眼欲穿，我始终没能等来他的电话，却眼睁睁地看着同届的分析员一个一个，兴高采烈，全都投入了工作中。

他们时而紧张地在Bloomberg里查找股价和股票总数，时而抱着厚厚的一摞年报寻找资产负债表的历史数据，又或者跑上跑下地到Graphics（图表部）去更新给客户做的图表演示。在别人最忙碌的时候，我却只能坐在办公室里，百无聊赖，假装学习着早已经被我翻得滚瓜烂熟的培训教材，极力掩饰着自己的心急如焚：他们先开始工作，就意味着他们先开始学习，他们学会的东西越来越多，自己却虚度着光阴一无所获，以后，我和他们的差距怎么弥补？

中午，在咖啡厅吃饭时，新来的分析员聚在一起，常常彼此询问：“Are you staffed yet？（你分配到项目了吗？）”“What are you staffed on？（安排你做什么项目？）”每每此刻，我总是像做了亏心事一样，低下头，小声回答：“还没有安排我做项目呢……”

这时，大家就会用同情的目光看着我，安慰我，好像我是个被人遗弃的可怜孤儿：“可能Jim下一个就会想起你啦！”

傍晚6点，我同样灰溜溜地下班回家。虽然在普通公司，这正是下班时间，但在投资银行，到了此刻，一天的工作时间才仅仅过了一半甚至1/3。尤其是第二天上午，走进办公室，听到新同事们半是兴奋半是抱怨地说，又忙到凌晨四五点钟才回家，我总是羡慕地想：要等到什么时候我才能像他们一样呢？

在那时的我看来，大概没有什么事情比忙碌地工作更值得我倾心，更让我渴望。

日后，当我忙得没时间吃饭、睡觉，甚至接电话时，我也会怀念最初那些悠哉悠哉的日子。天知道，又不是普度众生，当初的我怎么会鬼迷心窍地盼望着受苦受累？

第9天，坐在我不远处的Brian也接到了Jim的电话。看到他欢天喜地地冲向Jim的办公室，我的心情沮丧到了极点，因为从那以后，我就是M＆A部门里唯一的闲人了。

在办公室里，我开始度日如年。面试时我就知道，最好的分析员永远是最忙碌的，最忙碌的也永远是最好的。因为优秀，承担的工作就比别人多，因为做得更多，收获也就更多，继而理所当然地更加优秀。

两三个月以后，我确实不由自主地陷入了这种投资银行的怪圈，然而在当时，我却变得疑神疑鬼：难道大家觉得我是一个很差的分析员，没有经理愿意让我参加他的项目？还是因为培训期间，我给同事们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终于，我坐不住了。第10天早上，我主动拨通了Jim的电话。

“你好子墨，是不是因为分配项目的事情打电话？”

Jim料事如神，我也直截了当：“是，我可以来你办公室谈谈吗？”

我万万没想到，Jim居然一口回绝了：“我现在有点儿忙。你别急，再等几天，有合适的项目，我会找你的！”

我失望地挂了电话，并不理解Jim所说的“合适”其实有着许多特殊的含义。

写在脸上的：Enthusiastic

整整14天，我郁郁寡欢，无所事事。直到正式工作两周后，我才终于盼来了Arco这个所谓的“合适”项目。

通常，每个项目小组都有三到五名核心人员。Arco组里除了我，还有一位董事总经理Steiner，一位高级经理Kamal，和一位二年级的分析员Henry。

Kamal是哈佛商学院的MBA，也是部门里公认的最聪明能干的经理之一，因为是黎巴嫩人，所以有浓厚的中东口音。Henry则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在美国出生的韩国人，也是部门内的明星分析员之一。可以说，Arco团队是个名副其实的全明星队。

在投行，第一个项目的表现，往往决定了你的口碑。此外，第一个项目的合作团队是否能干并且受人尊敬，是否能够很好地言传身教，也极为关键。

在M＆A，Henry是我的启蒙老师，也是我很好的朋友。我一直庆幸并且感激，在我还是一张白纸的时候，是他教我画出了漂亮的第一笔。尤其是在Arco项目上，正是因为Henry的指点和帮助，我才掌握了各种技巧和窍门，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M＆A分析员。

Henry分配给我的第一项任务是做Information Book（资料手册）。买卖双方最新的10－K、年报、过去三个季度的10－Q、半年内的相关新闻、各个投行的研究报告，以及客户的内部文件和预测……我迅速从图书馆调出所有资料，分类整理，又请复印中心一式4份，装订成册。

两个小时后，当我抱着整整600多页的资料手册，一路小跑来到Henry面前时，他的表情却有些意外：“这么快！我还以为你明天才能做好呢！”

等这一刻，我已经等了两个星期，我怎么能不快呢？

“Steiner和Kamal要的材料我已经送过去了，接下来，我该做什么？”主动请缨的我，脸上一定写满了同一个单词：Enthusiastic（热切）。

“你先试着自己做Comps和P－Paids，明天中午12点交给我！”

我看了看手表，时间是下午3点，也就是说，我有21个小时来完成任务。

Comps、P－Paids和DCF是投资银行评估公司或资产价值时3种最常用的方法。

Comps是Comparable Company Analysis，也就是可比公司分析。通常，几家产品、行业相似的公司会被选择为可比公司。计算它们在股票市场上交易的倍数，对于估算收购对象的价值有着指示性作用。其原理就像隔壁商店的苹果卖5元钱一斤，这家商店的价格也会大致如此。

P－Paids是Precedent Transaction Analysis，也就是已发生的并购分析。同行业企业在过去几年的并购中支付的价格倍数同样重要，就像一年前花5万美元买了一辆新车，现在买同一款新车的价格也不应该相差悬殊。

DCF则是Discounted Cash Flow Analysis，也就是现金流量折现分析。通常，这需要为公司建立一个5年或10年的财务预测模型，并将未来的现金流折合成现在的价值。

在分析员眼里，Comps和P－Paids其实都是最无趣的工作之一。虽然做到完美无缺，需要正确的判断和百分之百的准确，但它们的计算却极其简单，绝不超过小学生都熟练掌握的加减乘除。然而，初入投行的我却把这项工作看得神圣不可侵犯。毕竟，这是我第一次做真正的财务分析！

十几家公司的10K和10Q堆在我的办公桌旁，有几千页纸。我迅速把自己埋在其中，按照培训期间学到的方法，铭记着check the number（检查数字），生怕写错一个小数点，就会连累客户多付出几千万美元的代价。

后来，经验积累得多了，我才明白当时的考虑纯属杞人忧天。Comps和P－Paids做得再精确无误，也不过是买卖双方讨价还价的说法，最后的定价其实还有许许多多其他因素。

但那天晚上，我却守在办公室里，一遍一遍仔细核对。当我像交付心爱的宝贝那样，把完成的Comps和P－Paids交给Henry时，已经是午夜时分。

“你又早了12个小时！一年前，我刚开始工作时，和你一模一样！”正忙着做另一个Fairness Opinion（公平意见书）的Henry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理解地笑了笑，“不过，明天中午我才有时间检查你的工作，赶紧回家睡觉吧！趁你现在有时间，多睡一些！”

Henry很有先见之明。在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能像那天那样在午夜12点以前回家，几乎成为了我最大的奢求。

被“遗忘”的心结

第二天下午3点多，Henry来到我的办公桌前，眉头紧锁，面如土色。以为是自己的Comps和P－Paids出了问题，我心里一阵紧张，仿佛等待法官裁决一样，等待着Henry宣判自己的命运。

“昨天我没来得及回家，现在回去洗澡换衣服。今天晚上我会开始做Arco的模型，你吃完晚饭，8点回到办公室，做好通宵的准备！”然后，像是忘记了什么，思索了几秒，他才又接着说，“睡得太少，脑细胞都死光了！我是想告诉你，你做的Comps和P－Paids我看过了，没有错误！”

Henry的嗓音低沉、嘶哑，却没妨碍我将“没有错误”几个词听得真真切切。那一刻，我绷紧的神经终于放松了，悬在半空中的心也终于落了地。

当天晚上，Henry准时回到办公室。他一边像喝水一样，大口大口地吞着咖啡，发出“咕咚咕咚”的声响，一边让双手如蝴蝶飞舞般，在灰色键盘上跳跃移动。电脑屏幕上，表格里的数字也一页一页随之神奇地变化。我坐在他旁边，精神抖擞，耳朵在听他解释，心里在仔细揣摩，什么时候我才能学会他的本事呢？

Henry说，分析员做模型讲究的是精确、快速，还有足够的灵活性，所以除了出色的逻辑思维，还要练就一流的手上功夫。只有不用鼠标，全凭在键盘上使用Shortcut（快捷键），才能最大限度地节省时间。

Henry的教导如同圣旨。第二天，我就毫不犹豫地把鼠标藏到电脑后面，铁定了心思要勤学苦练。很快，用Henry的话来说，我就有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味道。

投行生涯刚刚起步的我，为此暗自得意了许久。现在想来，却觉得过去的自己就像误入魔教一样被洗了脑。所谓一流的手上功夫，不就是个技术工种吗？纺织工人在织布机上的灵巧双手，我怎么从来就没羡慕过呢？

不过，当年的训练还是在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直到今天，坐在电脑前，除了万不得已，我还是习惯性地用Ctrl，用Alt，而对鼠标，总是敬而远之。

那天凌晨5点，Henry完成了被收购的Olin资产10年的财务预测模型，其中包括对未来经济和运营状况的不同假设，并且就此预测做出了DCF。他还建立了Accretion/Dilution分析，也就是根据不同的收购价格，计算双方在交易完成后，每股盈利是会增加还是稀释。

然后，他揉了揉发涩的眼睛，说：“以后，这个模型就是你的了！”

听到这句话，我抑制不住地激动，一种被委以重托的神圣感和责任感油然而生。

接下来的日子，我全身心地投入到Arco的项目中，还利用空余时间，模仿Henry，重建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模型。

作为最后一个被安排项目的分析员，我一直不能解开被“遗忘”的心结，也一直因为被漠视而耿耿于怀。所以，我全力以赴地工作，渴望对自己的证明。

两个多月后，Arco与Olin飞速达成了正式收购协议。1996年10月10日，交易正式公布。公司里的同事纷纷前来祝贺，Jim也专门打来电话，又一次请我去他的办公室。

Jim说，组里成员对我的工作表现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由衷地为我高兴，因为我没有辜负他的希望。这时，我才明白我迟迟没有被分配项目，是Jim和部门负责人的有意安排。他们不愿把我随随便便放在某个做了一半的项目上，而是一直等待着像Arco这样典型的买方项目出现。这样，我不仅可以从头至尾参与整个交易过程，还可以学习方方面面的知识技能。Jim说，最好的培训机会也不过如此，更何况还有Henry和Kamal这两位出色的领路人。

走出Jim的办公室，沉积多日的阴霾云开雾散，因为我没有让Jim失望，更因为我也没有让自己失望。

决心说No！

做投行的那4年，我参与完成的最大项目是BP（英国石油）和Amoco（阿莫科）的合并。交易宣布那天，是1998年8月10日。当时，我已经离开纽约，迁往摩根斯坦利香港分公司工作。或许是因为刚搬到香港不久，炎热潮湿的天气和完全不同的工作让我每天心烦意乱，对纽约这个我仅仅生活了不到两年的城市，竟然产生了许多乡愁一般的怀念。

11日上午，我和往常一样来到办公室，看到电话上红灯闪烁，显示我有新的留言。

我把电话放在免提上，心不在焉地一条一条过着留言。突然，一个我听过成百上千次、再熟悉不过的名字出现了：Adres Rubio！

我一把抓起了电话，Adres露出洁白牙齿的笑脸仿佛就在眼前：“你好子墨！是我，Rubio，Gordan和Ji－Ann也在这里。”然后，电话中响起了Gordan和Ji－Ann与我打招呼的声音。

“我们的项目终于完成了。恭喜你！更感谢你过去一年多的辛苦工作！能够和你一起做项目是我们的荣幸，没有你在，我们的庆功晚宴会少很多乐趣，不过Adres会负责把纪念品寄到你手上。我们都很想念你！”印象中，一向严肃深沉的Gordan，声音从来没有如此欢快过。

的确，Gordan怎能不开心呢？BP和Amoco的合并价值560亿美元，超过了3个月前刚刚宣布的Daimler和Chrysler380亿美元的交易，是截至到那时最大规模的工业合并。以交易价格计算，新公司市值高达1400亿美元，不仅能够迈入世界三大石油公司之列，还将成为英国最大的公司。作为Amoco的顾问，摩根斯坦利也将从中获取巨额的顾问费用。

短短的留言让我思绪起伏，我的心仿佛飞回到了万里之外的纽约，而记忆也翻回到一年多以前，我加盟Amoco小组的日子……

1997年5月的一天下午，我刚结束了一个内部会议，随身携带的呼机便“嘟嘟”地响了。屏幕上显示着7251，我知道，这是当时的Assignment Associate，Sanjay Swani的号码。

10年前的美国，手机远不像今天这么普及。在许多投行里，呼机却是人手一个。火急火燎的传呼，一定是有什么紧急的项目。早已经忙得晕头转向的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学会说No！

“可别告诉我又有新的项目，你又不是不知道，一个星期了，我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一踏进Sanjay的办公室，我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警告”他。

Sanjay是100％的印度血统，却生在美国长在美国。大学一毕业，他就加入摩根斯坦利担任分析员，去哈佛商学院读书后，又以经理的身份重回公司，并且在夜以继日的工作中，与他后来的太太，一个比我早两级的M＆A分析员，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尽管级别相差五年，Sanjay在工作上却对我特别偏爱，所以和他讲话，我从来都是“没大没小”。

“至少先听听是什么项目再决定吧？”Sanjay神秘兮兮地关上门。

“我现在绝不可能再接任何项目了！”我摇摇头，态度坚决。

“Bob马上就要离开了，Amoco小组需要一个新的分析员。你知道，Amoco一直在寻找并购机会，另一方很可能是Mobil（美孚），如果成功了，将会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并购交易！我劝你还是考虑一下。”

那时，Travelers Group和Citicorp以及SBC Communication和Ameritech这两个价值都分别高达720亿美元的超大规模合并还没有发生，而且银行和电信公司的M＆A都由专业小组来执行，我们部门里迄今为止最大的项目就是Amoco了。因此，Sanjay的话字字句句都敲打在我心里：“我当然知道你现在超级忙碌，但这是我们最好的项目，也是最优秀的小组，所以我让你选择，做，还是不做？”

难以抗拒的超级明星小组

Amoco小组确实是M＆A的超级小组。

Bob是二年级分析员中最抢眼的一颗明星。两个月后，他将会加入Tom Lee这家著名的股本投资基金。投行分析员在工作两年后，都会重新选择去留。有人回商学院念书，有人去做基金或其他金融工作，还有一小部分留下做第三年的分析员。后者当中最优秀的，在第三年结束后便会直接升为经理。

另外，组里的领军人物Gordan Dyle也是位超级明星。他是达特茅斯的校友，年仅34岁，却少年老成，作风犀利，早在两年前，就荣升了M＆A部门历史上最年轻的董事总经理。

在Gordan手下，是美籍韩裔的Ji－Ann Lee，也是M＆A内部级别最高的女性之一。

另外就是Adres Rubio了。他是与我合作最多的经理之一，会说一口漂亮的西班牙语，还特别酷爱体育运动。他说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拥有一支棒球队，只可惜，这就像拥有一艘航天飞机一般不着边际。所以，他的打算是在投行“混”几年，等赚够了钱，就时刻准备去应聘棒球俱乐部的职业经理。每次来到我的座位旁谈工作，他都会把双腿跷到旁边的圆桌上，手里拿一个棕色的橄榄球，在半空中抛来抛去。虽然看上去的确有些混日子的吊儿郎当，然而，一旦进入工作状态，他的思维之敏捷，态度之认真，却无人能及。

这样的小组、这样的项目，无异于最完美的结合。能参与其中工作，更是一种无上的认可和荣耀。

但现实是，已经连续一周了，几乎每天我都是迎着初升的太阳，在交易员们纷纷踏入办公室准备上班的时候，才拖着疲惫不堪的脚步离开公司。每天的工作时间已经达到十七、八个小时，再接一个项目，我怎么能吃得消呢？

那一刻，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变成神话故事里不吃不喝不睡的神仙姐姐！

Sanjay看出了我的动摇，接着说：“如果你实在不想做，我就把它交给Dave了，但是，Gordan和Ji－Ann的第一选择是你！”

我心中的天秤开始倾斜了：“什么时候开始工作？”

“明天下午Gordan要见客户，有一些简单的财务分析要做。”

“完了！”我长叹一口气，失望至极，“Yellowjacket（黄夹克，我正在参与的另一项目的代号）明天开董事会，单是准备他们的演示材料，今晚就通宵了，Amoco我肯定没时间做了！”

回到座位上，想到世界上最大的并购交易就这样和自己擦肩而过，我心有不甘，却无能为力。那种感觉像极了一个稳操胜券的运动员，偏偏在奥运会前夕受了重伤，最终，不得不无奈地与金牌失之交臂。

我正对着电脑郁闷、遗憾，电话铃突然响了，是Sanjay：“子墨，我和Amoco小组谈过了。明天开会的工作Rubio先替你做，之后你再接手。Rubio说，只要能让你在这个组里，他可以做任何事情。”

感激，意外，欣喜……那一刹那，我恨不得奔上楼去，送给Andres一个热烈的拥抱。

投资银行等级森严，很少有经理会愿意屈尊来帮分析员做事，尤其是在这样一个人们趋之若鹜的项目上。我想，正是因为Andres给我的特殊待遇和组里成员对我的情有独钟，我才得以成为Amoco小组里光荣的一员。

投行的本事

为了参与Amoco这一刻，我已经准备许久了。

还是刚上班的时候，一天，我突然发现所有二年级分析员的财务模型都存在电脑系统的公共文件夹里。部门里的每一个员工，当然也包括我在内，可以随时随地观摩研究。此后的两周，我像发现了一个尘封多年的神秘宝藏，不停地将那些最复杂、最漂亮的模型全盘拷贝，“据为己有”。即便没有工作任务，夜深人静了，我也依旧守在电脑旁，享受着钻研模型带来的无穷乐趣，并且为每一个新的发现而惊喜不已。

30几年的生命中，那大概是我最认真、也最努力的一段日子。

此后很长时间，我一直对自己做模型的能力深信不疑，同事们对我的模型的赞赏更是让我引以为傲。直到模型做得越来越多，我才渐渐地悟出了最朴素的道理：千变万化、单是运行一次就需要几十分钟的复杂模型，往往只是投资银行家们的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很多时候，几天几夜的工作，打印出来几十页的模型，不过是为了印证一个在客户或董事总经理心目中早已经存在的数字。所以，称其为“数字游戏”并不为过。

举例来说，游戏通常是这样来进行的：

作为卖方公司顾问或IPO承销商，投行常被要求提供财务分析，以抬高公司的身价。这其中，便大有文章可做。

首先是Comps，选择哪些可比公司就是门高深的学问。我的一位朋友曾经做过一个食品公司的IPO。当时，网络概念风靡世界，网络公司以营业额来计算的交易倍数也远远高于食品公司的估值水平。于是，前后整整半年，朋友和他的同事们一直都在费尽心机、不厌其烦地说服投资者：即将上市的企业生产如此多的饼干罐头不过是个巧合，它其实是一家通过网络来销售食品的公司，更准确地说，是一家网络公司，所以，应该用更高的交易倍数来定价。

令人费解的是，所谓的机构投资者们，所谓的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的专业人士们，居然对此欣然接受。然后，就像变魔术一样，投资者们心甘情愿地拿出真金白银，IPO的企业高高兴兴地数着支票，作为中介机构的投行，更是对这7％的佣金乐享其成。最终，一场皆大欢喜的游戏圆满落幕。

难怪投资银行家们自己都常说，投行的本事就是把天底下最丑最没人要的姑娘精心化妆，仔细包装，然后，不仅能把她嫁给白马王子，还能收取一份贵重的聘礼。

与Comps相比，DCF的游戏就更加简单了。因为是对未来的预测，所以销售额的增长，成本的下降，折现率的选择，都可以用作丑姑娘的“胭脂”、“香粉”和“首饰”。

好在Gordan和Ji－Ann都很务实，像Amoco和BP这样的MOE从财务角度来讲又十分简单，所以，这个规模如此之大的项目反而没有占据我大量的时间。

1997年到1998年，世界上许多石油公司都面临着“灭顶之灾”。亚洲、俄罗斯和拉美的金融动荡及经济困境导致全球的石油需求量大幅下降。由于供给严重过剩，1998年，油价跌至了197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每桶只有12美元。企业的经营状况随之迅速恶化，利润也明显下滑。

当时，世界上的石油巨头分为Super Major（超大型）、Major（大型）和Mini Major（相对小的大型）三个等级。Shell（壳牌）和Exxon（埃克森）属于Super Major，资产、利润、市值等都超过其他石油公司数倍，由此而产生的规模效益不仅能够降低成本，还可以增加利润来源。因此，这两家公司不仅财务状况良好，在股票市场上也享有更高的市盈率。

BP、Amoco、Mobil和Chevron（雪佛龙）等属于次一等级的Major。Amoco与任何一家Major企业合并，都可以跻身Super Major之列，从而享受规模效益所带来的种种好处。

因此，将近一年的时间，隔三岔五，Gordan便会带着我们计算的各种数据和客户见面，向对方证明the greater，the better（越大越好）。

1998年春天，就在Amoco和Mobil的关系徘徊不前，我几乎以为这个项目快死掉的时候，客户那里却突然传来消息：原来，BP的CEO John Brown和Amoco的CEO Larry Fuller早已经相互倾心，达成了某种共识。我的工作重点迅速转变为如何证明BP和Amoco的股东在新公司中各占60％和40％的比例既公平又合理，以及产生了20亿美元的协同效益后，每股盈利是会增加还是减少。

交易宣布后，虽然身处香港，我却依旧关注着石油巨头们的一举一动。几个月后，Exxon宣布以800多亿美元收购Mobil，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此外，BP Amoco又收购了Arco，Chevron和Texaco合并，Total与菲纳合并。石油行业的整合由此兴起，其格局也在并购浪潮中焕然一新。

疯狂的Bullpen生活

“9·11”悲剧发生以后，不少观众感慨，说幸亏我离开了纽约，否则留在世贸中心的大楼里上班，也许那天就在劫难逃了。

每次听到这些话，心中都很温暖，但同时又免不了费一番周折，翻来覆去地解释，世贸中心不是我曾经上班的地方。

1997年2月，摩根斯坦利与股票经纪和信用卡公司Dean Witter，Discovery ＆ Co．合并，成为美国市场上市值最大的证券公司。因为Dean Witter的总部在世贸中心，合并后，股票经纪部门的同事仍旧在那里上班，所以才有了大家的误解。

其实，摩根斯坦利的蓝色玻璃幕墙大楼位于曼哈顿中城百老汇和48街交界处。两个街区以外，就是热闹非凡的时代广场。大楼的35层和36层都被M＆A占据，我的座位就在35层的Bullpen里。

在投行，Bullpen是指分析员们工作的地方。每一层楼，都有一大片被四周办公室所环绕的开放式区域。四张或六张办公桌被灰色的隔板分开，摆成方形，再加上一两个铁皮文件柜，就构成了一个Bullpen——投行里最凌乱、最拥挤、人最多、纸最多，而且灯火最长明的地方。

如果把投行比作一座金字塔，处于最底层的就是生活在Bullpen里的分析员，只有董事总经理才是稳坐塔顶的王者。董事总经理最主要的工作是从客户手里拿到项目。华尔街题材的电影所展现的生活，多是他们的写照。

记得1996年初冬，我第一次参加庆功晚宴，是在纽约最著名的餐馆之一21 Club（21俱乐部）。席间，M＆A和Corporate Finance化工组的两位董事总经理叼着雪茄，吞云吐雾，和Arco以及Olin的CEO、CFO们高谈阔论，一会儿是私人游艇，一会儿是私人飞机，一会儿又是上东区能够俯视中央公园的八个卧室的复式公寓……这让刚刚迈出大学校门的我听得云山雾罩，仿佛是在听火星人讲火星上的故事。

后来，我渐渐地明白，游艇、飞机和公寓都不算什么。有着董事总经理头衔的明星交易员，由现金、股票和期权构成的年收入常常达到几千万美金。在加勒比海上拥有一座可以休闲度假的私人岛屿，才是在他们看来再正常不过的生活方式。

金字塔的下面一级是董事。明星级别的董事两年就可以升任董事总经理，但如果熬了四五年还是徘徊不前，就预示着要被扫地出门了。

再下面一级是副总裁，职责是项目的执行。他们迈上董事这个台阶，同样需要至少两年。副总裁们大多30岁左右，收入不菲，却似乎永远没有时间、也没有闲心去消费。他们常常计划南非或者埃及之类的浪漫假期，临行前的一两天，却被告知某个项目要求他们必须留下。然后，他们只能忍受着未婚妻的大吵大闹，别无选择地取消行程。当然，所有因此而产生的费用都会由公司一分不少地承担。

经理一职多由知名商学院的MBA担任。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分析员不相上下，仅有的一线曙光就是在三年半或四年半后升任副总裁。

金字塔中，最任人宰割的就是我们这些分析员。Bullpen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因为一周7天，一天24小时，每天我们都至少有十几个小时在Bullpen里度过。

我在纽约那两年，M＆A市场空前活跃。往往凌晨两点走进Bullpen，灯火依旧通明，电脑依旧运转，所有的分析员也依旧在埋头苦干。一份普通工作，上班时间可能只分为上午和下午，但在Bullpen，一个工作日却会分为上午、下午、晚上和深夜共四段。

我们每人每天有25美元的晚餐津贴。一年365天，大概有超过200顿晚餐都是在公司里叫外卖。Bullpen特色的晚餐通常是这样的：少则五六人，多则十几人，浩浩荡荡聚在会议室里，长长的华丽的会议桌被当成了餐桌，大家捧着外卖食品狼吞虎咽，谈论着各自不同的项目，再顺带没好气地骂一骂那些不讨人喜欢的经理和副总裁。

Bullpen里的我们不仅一起工作，一起吃饭，偶尔有闲的时候，还一起看电影、泡酒吧，像一个忙碌快乐的大家庭。有时候，周五深夜11点多，大家会集体罢工，成群结队地奔赴苏荷或东村的小酒吧。哪怕第二天一早还要加班，只要能停留一两个小时，喝上一两杯啤酒，离开Bullpen片刻，下周的生活就还能够继续。

Bullpen的空气中还常常夹杂着浓浓的火药味。只要一听到“fuck”、“asshole”、“shit”和“dick”一类最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词汇从愤怒的分析员嘴里脱口而出，就说明某些麻烦难缠的经理和副总裁又提出无理要求了。

因为严重缺乏睡眠，一旦走出Bullpen，参加与客户的会议反而变成最痛苦的煎熬。会议室里不流通的空气，客户和董事总经理的长篇大论，都像极了摇篮曲，催人昏昏欲睡。如何挣扎着让自己保持清醒，我们各有各的绝招。有人用随身携带的铅笔尖在手臂上自我折磨，还有的男生把手放在裤袋里，不停地去扯腿上的汗毛。

就像在一个战壕里同甘共苦的士兵，一起在Bullpen里摸爬滚打的我们，彼此之间有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特殊情谊。若非经历过Bullpen的千锤百炼，根本无法想象这份工作的特殊节奏。

在摩根斯坦利香港，有一位和我同级的分析员Fred。他在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工作了两年后，才加入投行分析员的行列。在Bullpen的第一天，他坐在自己的办公桌旁吃了午饭，又和同事一起在会议室里吃了晚饭，几乎没有喘气地忙到晚上12点，才披星戴月地在忙碌了15个小时之后，第一次走出交易广场（摩根斯坦利香港公司所在地）。

Fred拖着疲沓的脚步迈进家门，口袋里的手机却铃声大作。得知他居然已经回家了，和他一起工作的高级经理怒气冲天，在电话上大发雷霆：“Get back to the office NOW！You are not allowed to go home when your associate is still in the office．”（立刻回到办公室！如果你的经理还在公司，你就不能回家。）

就这样，Fred从那位高级经理身上学到了投资银行的第一课。

在Bullpen里生活，还必须明白恋爱几乎要和奢望画等号。试想，哪个女孩愿意有这样一个男朋友呢？打电话给他，永远是他现在很忙，过会儿再打回给你，之后便杳无音信；去纽约看他，永远是一个人守着空空如也的公寓，因为整个周末他都在公司，彻夜不归；约好晚餐，迟到1小时属于正常，爽约也不奇怪，即便在餐馆里坐上一个多小时，也一定是哈欠连天电话不断；计划度假，永远不能成行，最好的结果是在海滩上晒了两天太阳，突然又被十万火急地召回纽约……

不过，朝夕相处，难免日久生情。特殊的生活方式，让投行的办公室恋情遍地开花。特别是在Bullpen，几乎不存在秘密。即便还处于非公开的阶段，只要调度经理看到晚餐报销单上，哪两个人的名字经常在同一张收据上出现，那就说明有情况发生了。

此外，娶空姐做太太也成为了普遍规律。谁让可怜的投资银行家们除了稳坐办公室，就只能借出差的机会，在飞机上谈恋爱了呢？

尤其是在亚洲，头等舱的空姐温柔美丽。香港同事们无比热爱新加坡航空公司，固然因为它的飞机舒适，服务优质，其实最根本的，还是因为身穿紧身制服的新航空姐温婉动人。有时，已经凌晨一点了，诸位单身男士还聚在Bullpen里不愿回家，兴致勃勃地讨论新航空姐的可人之处。

根据他们的总结，新航的飞机应该是这样乘坐的：飞机起飞前，作闭眼休息状，故意不系安全带，这时，若是其他航空公司，空姐会提醒你扣紧安全带，但在新航，空姐却会弯下腰来，亲自帮你扣好。这一服务曾经让Bullpen里的许多人津津乐道。此外，填写入境表格时，佯装没有笔，便可以借到一支新航空姐从低低的领口处摘下来的别在制服上的原子笔，笔上还带有的芬芳体温，也曾经让男同事们久久回味。

有些无聊，有些零乱，还有些琐碎，这就是我们的Bullpen，以及我们的Bullpen生活。它成为了我短暂的投行生涯中，最亲切和最熟悉的记忆。

耗费年轻时光

投资银行的生活听上去光彩夺目——即便是分析员，也是手持公司运通卡，出门必有商务轿车，出差若非头等舱至少也是商务舱，入住的酒店不是四季就是凯悦……

但其实，在光芒四射的背后，我们的生活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比如，每天在公司里耗费大把大把最年轻也最美好的时光，纯粹是因为一部分工作无聊至极。WP就是其中一项，虽然不需要开动大脑，但却十分劳神。

WP是Word Processing（文字处理）的简称。无论准备文件、写备忘录还是做演示材料，WP都是让分析员和经理咬牙切齿却躲闪不及的环节。为了节省时间，每家投行都设立了名为WP的部门，专门负责文字处理。

然而，愿望和现实未必总是能够一致，节省时间的初衷也很容易演变为浪费时间的苦果，因为，和WP打交道的过程经常是这样的：将草稿交给WP，几小时后取回校对，发现错误百出，遂仔细标记，交回WP修正，取回后继续校对……等到精益求精、一字不差地把文件交给副总裁时，很可能内容又被完全推翻。然后，WP的轮回重新开始。

尤其是做融资项目时，WP引发的无聊加无奈更会被无限放大。

2000年春天，我在摩根斯坦利香港担任经理期间，参与完成了印尼金光集团APP 4.06亿美元高收益债券的发行。作为主承销商，我们必须在发债前夕向公司内部的高收益债券委员会提交一份备忘录，详细介绍公司的业务状况、发行条款和财务数据。得到委员会的批准之后，债券才能顺利发行。

为了这份30多页的备忘录，我在自己的办公室和WP之间几乎跑断了腿。跑断腿的原因是什么呢？我想，从备忘录的一句话中就可见一斑。

第一次起草备忘录时，我写道：Asia Pulp ＆ Paper Co．Ltd．（“APP”）is one of the world's leading pulp and paper companies．

当时，我还很心平气和。

副总裁看了，将其修改为：Asia Pulp ＆ Paper Company Limited（“APP”）is the foremost pulp and paper producer in the world．

这时，我变得有些不以为然，副总裁的修改根本没有触及实质啊！

轮到董事过目，自然也不能不贡献他的思想：Asia Pulp ＆ Paper Co．Ltd．（“APP”or the“Company”）is one of the premier pulp and paper companies in the world．

我开始有些气愤了，不知道如此咬文嚼字，意义到底何在。

最后，一切当然都要听从董事总经理的意见，所以，备忘录里的这句话又变成了：Asia Pulp ＆ Paper Co．Ltd．（“APP”or the“Company”）is one of the world's leading pulp and paper companies．

跑了一圈，几乎又回到原点。我真不知道自己是应该啼笑皆非，还是无可奈何？

除了WP，相信每一位分析员和经理还不会忘记Presentation Book（演示资料），简称Book。

所谓Book，就是将由文字、图表和财务模型所构成的Power Point演示资料用印有Morgan Stanley标志的精美纸张打印出来，再用同样印有Morgan Stanley几个金色字母的文件夹装订成册。

无论WP还是Book，都有很严格的格式要求。比如，字体是什么，标题、小标题和正文分别用几号字，13以下的数字完全拼写，图表用哪些颜色……对格式，投资银行家们有种近乎偏执的锲而不舍。

绝大多数Book最后都有一个章节，收录的是League Table（排行榜），也就是在某一时间段内，各个投资银行在初次公开发行、股本、债券、高收益债券、M＆A等不同业务领域，根据项目规模来计算的排名。展示排名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客户信服，选择这家投行是天下最正确的决定。

就M＆A而言，摩根斯坦利占据着不可动摇的领先地位。全球市场、北美地区、已宣布交易、已完成交易、买方项目、卖方项目……无论怎样划分，摩根斯坦利的排名总是数一数二。所以，我从来没有在排名上动过太多的心思。

但是，我有一位在另一家投行工作的朋友，却曾经因为排名而绞尽脑汁。当时，一家服装企业正在为选择IPO的承销商招标，俗称“选美”。准备“选美”时，为了能够计算出“第一”的排名，她尝试了无数排列组合：1996年全球股本发行、1997年1月到“选美”日期的北美地区IPO……几经周折，她终于找到了答案。于是，她大笔一挥，在Book里当之无愧地写下了一行标题：“我们是相关行业内最领先的IPO承销商。”而她机关算尽才找到的答案——“1997年1月到7月消费类企业1亿美元到2亿美元之间的IPO，不包括外国公司”——则用微小得几乎看不清的Times New Roman 7号字体，放到了最不显眼的注释里。

“铁人”妈妈的Book

Book有薄有厚，少则六七页，多则几十页，页数的多少几乎和项目负责人的能力成反比。

我在纽约M＆A时，就有一位以超长Book而著称的“铁人”副总裁Vanessa。她创下的纪录是一本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连篇累牍长达117页的Book。

曾经一度，摩根斯坦利的管理层下达过内部文件，要求所有的Book不得超过20页，目的就是为了减少不必要的劳动。但最终，20页的限制不了了之，因为像“铁人”Vanessa这样的投资银行家实在数不胜数。

“铁人”毕业于哈佛商学院。她一旦和客户确定了见面日期，无论还有两周、一周，甚至两天、一天，直至会议前的午夜，她每天都要给出一两轮修改意见。在“铁人”的概念中，工作是不可能提前完成的，只要生命不息，就应该战斗不止。

“铁人”说话时特别喜欢用代号，因为她深信投资银行的天机不可泄露。听她说话，常让人担心她是不是有点儿错乱的倾向，比如：“不如让北极熊先收购火箭里的花生酱部门，苹果酱以后再说。”又或者：“我认为芭比娃娃和猫王合并带来的协同效应会远远高于芭比和潜水艇结合。”

每当看到“铁人”如此神秘兮兮，我的眼前总是会浮现出小时候看过的革命电影。画面中，我方同志对着电台，大声疾呼：“长江长江，我是黄河！”

1997年秋天，我就曾经不幸地被“铁人”折磨了三天。

那时，一家石油钻井公司正在寻找行业内的并购机会，要求摩根斯坦利三天后给他们提出建议。碰巧我在M＆A最好的朋友John刚刚走马上任调度经理，苦于没能说服任何人为“铁人”干活，John便把我当做了最后的救命稻草。

为了朋友，我拿出两肋插刀的勇气，知难而上。三天后，我却是在John的搀扶和护送下，才平安地离开了公司。

那阵子，“铁人”已经有了身孕，“小铁人”4个月以后就要出生了，但“铁人”却丝毫不顾“小铁人”的安危，挺着已经有些明显的大肚子，在办公室里没日没夜地修改Book。一会儿要把图表里的红色改为蓝色，一会儿又要把竖向的图表改为横向……改动的逻辑是什么？我始终不得而知。

为了完成10家公司的估值，计算收购对盈利的影响，以及按照“铁人”的意见修改Book，70多个小时里，我在我的Bullpen、“铁人”的办公室、WP和Graphics四点之间跑来跑去，除了回家洗澡换衣服，我一共只在自己的座位上迷迷糊糊地休息了1个半小时。

第三天下午5点，早上才飞往芝加哥，此刻已经准备返回纽约的“铁人”从机场打来电话，与我确认她对这本Book的最后意见。谢天谢地，“铁人”的改动大多属于细枝末节。虽然记不清这是3天里的第十几遍修改了，但想象着自己即将脱离苦海，我还是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连去WP和Graphics的脚步都变得轻快了许多。

然而，1个小时后，上一轮改动还没有完成，我居然又接到了“铁人”新的留言：“子墨，我现在是从飞机上打电话给你，晚上8点落地后我会直接回公司。我又看了一遍明天的Book，最后的附录部分‘摩根斯坦利的专业能力’还需要进一步修改。第68页应该改为新的65页，左侧的曲线图表改为立柱图，原来的64页删除，增加一个新的72页，标题是摩根斯坦利在全球并购市场上占据领导地位……”

天啊！她一定是疯了！整整5分钟的留言让我顷刻间万念俱灰。

更可怕的是，在我的Book里，附录部分明明是从49页到55页，不仅68页、64页的页码根本不存在，而且所有的页数居然全都驴唇不对马嘴！

和许多投资银行家一样，“铁人”特别喜欢在飞机上打电话，仿佛没有了这个电话，地球就会停止运转。其实，对于投行的Book，客户真正关心的只有财务分析数字。至于附录，客户连斜着眼睛瞟一眼的工夫都不愿意白费。

天下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明知徒劳无益，却不得不尽心尽力。我呆坐在办公桌旁，一动不动，恨不得也像Bullpen里的男同事一样，张口乱骂一通。

晚上9点，看上去有些浮肿的“铁人”穿着孕妇装，摇摇晃晃地回到办公室。这时，我们才搞清楚，她在飞机上审阅的是另一个项目的Book，而根本不是之前她在机场时，我们讨论过的我的Book。

我又怒又气又觉得可笑，还有一种对“铁人”的深深怜悯。一版一版的Book，连“铁人”自己都辨别不清，客户又会从这无休无止的变动中获得什么呢？

可想而知，那本Book在“铁人”任性无理的发挥中被继续不停地修改着，直到夜里11点，一整天都没顾得上吃饭的我突然感到一阵无法忍耐的剧烈腹痛。

1997年下半年，是我投行生涯中最辛苦的日子。整整6个月，我没有休息过一天。疲惫、压力、饥饿、无奈……所有的身体透支都集中在那一刻爆发了。

John亲自把我送回家，留下怀着“小铁人”的“铁人”继续辗转在WP和Graphics，将那本Book改得面目全非，惨不忍睹。

那年12月，在M＆A的圣诞派对上，所有的分析员按照惯例，编排了一个小品，主人公就是由分析员扮演的“铁人”Vanessa。

小品中，Vanessa挺着大大的肚子，已经被送进了产房，嘴里却还在大喊大叫，要她手下的经理和分析员做100个Comps，80个P－Paids，50家公司的合并分析。

然后，Vanessa躺在产床上，同样由分析员扮演的助产医生在她身旁高呼：

“努力，‘Executive Summary’（中心摘要）已经出来了！”

“使劲，我们看到了估值分析！”

“再加油，马上就要看到排行榜了！”

最终，Vanessa生出了一本Book。结尾处，Vanessa微笑着把Book捧在怀中，说了最后一句台词：“孩子就取名叫Book吧！”

邻座神秘人物

Sam是我在M＆A的同事。他比我晚一年进公司，和我同在一个Bullpen，比邻而坐。

第一次见面，并没感觉Sam有什么特殊之处，不过是一个有着淡淡黄发，浓重的南方口音，个子不高，还戴着眼镜的再普通不过的美国男孩。

直到培训结束，正式上班的第一天，我才突然发现Sam的办公电话丁零丁零响个不停。来电的人一会儿是M＆A负责人，一会儿是老资历的董事总经理。一个新来乍到的“小萝卜头”竟然让如此众多的大人物青睐，其中一定别有原委。不过，那时的我把所有心思都放在了正在进行的项目上，对Sam，我顾不得多想。

第二天，Sam的电话终于安静了，办公桌上的传呼机却又嗡嗡地震个不停。

Sam皱着眉头，一边回电，一边对我抱怨：“This fucking number has been paging me all day long．（这个×××号码已经呼了我一天了）”

尽管相邻而坐才只有一天多，对Sam的口头禅我却已经再清楚不过了。这个一口一句“Yes Sir”、语气像极了军队里的士兵对待长官的男孩，现在却又满嘴跑着F词语，什么样的人才会有如此独特的语言习惯？我心里又多了一份好奇。

伴随着一句“Yes Madam”，Sam挂了电话。他转过身，疑惑地看着我：“Who is fucking Joe Perella？（谁是×××Joe Perella？）”

不会吧！连Perella的大名Sam都不知道吗？

1992年加入摩根斯坦利的Perella不仅是公司最高层的管理人员之一，还是华尔街的传奇人物。70年代初，他就开始在第一波士顿做M＆A，80年代中和同事一起创立了Wasserstein Perella ＆ Co．，成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收购兼并浪潮中教父一级的人物。我在纽约工作时，他是投资银行部的主管。

我颇费口舌地给Sam上了几分钟的速成课，Sam恍然大悟，连连道谢，最后，才淡淡地加了一句：“他秘书说后天他想请我吃午饭。”

什么？大名鼎鼎的Perella想“请”Sam吃饭？

“Perella可能认识我父亲……”Sam慢吞吞地解释。

原来，Sam的父亲是时任的白宫办公厅主任，还是克林顿总统如影随形的好朋友。早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他就已经在摩根斯坦利工作，并且遇到了Sam的母亲，摩根斯坦利最早一批女性专业人士之一。后来，他独立创办了一家小型投资银行，开幕剪彩的嘉宾就是当年还在咿呀学语的Sam。80年代后期，他一心从政，索性将公司全部出售，并一步步走近了民主党的权力核心。

拥有这样的家庭背景，也就难怪头头脑脑的大人物们都纷纷致电Sam，问寒问暖。

比Sam显赫的父亲让我印象更深的是Sam的态度。无论是第一次提到父母的背景，还是日后不经意间，说起他们一家人常在白宫里陪克林顿看电影，又或者是他母亲拥有这样那样的企业，还在许多公司的董事会里占有席位，Sam永远都不卑不亢，气定神闲，不会遮遮掩掩小心回避，也不会高高在上大肆炫耀。

1998年，克林顿访问中国，Sam的父亲也是随行人员之一。听Sam说，刚到第一个城市西安，总统一行人就被关在某个大厦的电梯里，长达几分钟的时间，一动不动。Sam的父亲也在其中。以为是蓄意袭击，保安都要采取措施了，电梯却突然继续下降。这时，大家才意识到是虚惊一场，电梯出现的不过是机械故障。

类似的“内部消息”，Sam时常和我谈起。而他脸上的那种淡定，总会让人觉得无论他父亲是美国总统还是出租司机，大概都不会有所改变。

一天早上，我刚走进办公室，Sam就兴奋地说：“子墨，今天可是个大日子，咱们都应该休息一天，好好庆祝！”

“什么大日子啊？”我满头雾水，从Sam的生日到他父母的结婚周年，甚至连克林顿的生日都说到了，猜了七八次却始终没猜中谜底。

Sam指了指角落里的高尔夫推杆，说：“今天是美国公开赛啊！”

那两天，M＆A内部会议室里的电视一直锁定在美国公开赛。许多同事工作时都有点儿心不在焉，出来进去总愿意从会议室绕行，顺便看一眼比赛的进展。

Sam说，从5岁第一次拿起高尔夫球杆，一直到高中毕业，十几年中，他没有下场练球的日子不超过10天。从儿童到少年到青年组，他夺得了奖杯无数。其中，我能记得的只有他高中时拿到过的北卡罗来纳州青年组冠军。

大概是多年练球产生了逆反心理，自从迈进大学门槛，Sam再也不愿意碰球杆了。直到毕业来到摩根斯坦利，Sam才又把高尔夫当成业余爱好，重新挥杆下场，并且发现自己风采不减当年。因此，Sam也成为了部门里许多董事总经理最亲密的球友。

曾经不止一次，Sam要教我打球，说公共球场里的教练要60美元一小时，他愿意免费授课，我居然还不领情。情，其实我早已经心领了，只是很遗憾，那时的我以为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生活，辜负了Sam的一腔热诚，也错失了如此良机。

在摩根斯坦利，不乏像Sam一样背景显赫、家庭富有的分析员。这其中，有美国大陆航空公司董事长的女儿，有KKR创始人的千金，有美国最大的汽车运输公司的继承人，还有印尼最大一家商业银行老板的儿子……他们不需要为这份薪水而工作，更没必要选择这种暗无天日的生活，但是，他们却和我们一样，将摩根斯坦利的经历看做是最好的历练，并因此而兢兢业业。

在工作上，他们也和我们一样，不仅要熬夜赶工，还要忍受个别副总裁莫名其妙的无理要求。即便是年终鉴定和分红的等级，他们也和我们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用同样的标准接受着公正的评判。

像Sam，他的勤奋努力就有口皆碑。

记得1997年的感恩节假期，同事们早已经纷纷飞回家与亲人团聚。周三下午，办公室里显出一片少有的冷清。35层还在留守工作的只剩下四五个人，其中有我，也有Sam。我订了傍晚5点的轿车，准备去我哥在新泽西的家里过节。临走时，面色苍白、双眼通红的Sam和我互道节日快乐后，便又回到电脑前，继续专心致志地做他的财务模型。

然而，就在我走后不久，Sam居然昏倒在办公室里，被救护车送往医院。诊断结果显示：Sam的脑子里长了肿瘤。

截止到周三那天，Sam已经连续作战三天两夜了。他的手术结束后，我去医院看他，才得知他早已经感觉不适，只是繁重的工作让他顾不得多想自己的身体，反而满脑子都是如何才能把那家出版公司卖掉。

两个多月后，Sam病愈重回公司。M＆A所有的分析员都暂时放下了手中忙碌的工作，聚在楼下的泰国餐馆，和Sam一起吃饭庆祝。Sam以他自己的敬业，而不是他的家庭，赢得了我们的尊重和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