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华尔街

华尔街的磁力

离开北京以前，“投资银行”这个词从来没有在我的世界里出现过。其实，即便听说过，估计我也弄不清楚它和商业银行的差别，以为只要冠上了“银行”这两个字，不过就是存钱和取钱的地方。

直到在达特茅斯念书，我才第一次对头顶无限光环的投资银行有了模糊的概念，因为高年级的同学总是一批一批前仆后继，削尖脑袋费尽周折，希望能在那里占据一席之地。仿佛摇身一变成了投资银行家，身份就会高人一等，财富就会滚滚而来，生活就会充满阳光，连丑小鸭都会变成白天鹅。

后来，无意间看了一部电影，名字叫做《Barbarians at the Gate（野蛮人到了门口）》，讲述的是80年代末期KKR以250亿美元收购了RJR Nabisco，不仅创下当时华尔街收购规模的最高纪录，还演绎了一场直到今天也算得上最经典的杠杆收购案例。电影中，银行家们服饰优雅，谈吐非凡，乘坐着专机飞来飞去，举手投足便能左右金融市场的涨跌起落。

渐渐地，我也开始对投资银行心生向往。就像高中毕业那年选择了国际金融，既然最优秀的人们都奔赴了华尔街，以我的性格，又怎么能够甘于落后呢？

大三那年，我决定结束自己每逢假期便溜回北京的懒散生活，而要利用毕业前的最后一个暑假，让自己的简历锦上添花，尽善尽美。

然而10多年前，在投资银行找工作难，找暑期工更难，找提供给本科生的暑期工则是难上加难。

每年，华尔街几家最著名的投资银行都会主动到一流的大学和商学院去招聘毕业生。此外，他们还会在每年夏天专门雇佣少量的MBA做暑期工。但在当时，本科生的暑期分析员工作却需求不定，无章可循。

我始终相信，有的机会是从天而降的，有的机会则是需要亲手创造的。

于是，不论关系远近，也不论职位高低和资历深浅，我那些屈指可数的在华尔街工作的朋友，无一例外地都受到了我执著的“骚扰”。终于，我把几家主要投行的中国业务主管和人力资源主管姓甚名谁、电话地址都了解得清清楚楚。

结果，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发出去的求职信绝大部分石沉大海，在他们语音信箱里的留言，也都杳无音信。

“做过暑期工的不过是凤毛麟角，那么多没有暑期工作经验的人毕业后不也一样进了投资银行？”我只能像阿Q一样安慰着自己。

然而，奇迹真的就这么发生了。

两个月以后，柳暗花明：我竟然接到来自美林（Merrill Lynch）的电话，请我到纽约去面试。

“借”一身套装去面试

那时候，关于面试的故事我听说了许多，特别是初次面试，各种尴尬的场面时有出现。我的一个朋友，今天已经是某著名投资基金的董事总经理，当年面试时就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对白：

招聘者问：“你为什么对Corporate Finance（公司融资）感兴趣？”

朋友彬彬有礼地回答：“抱歉，我希望做的是Investment Banking（投资银行）。”

对方又问：“我是在问你，为什么想做Corporate Finance？”

朋友很奇怪，心想怎么又问了一遍，于是更坚定地回答：“我不想做Corporate Finance，我想做Investment Banking。”

“难道你不知道Corporate Finance就是Investment Banking吗？”

朋友顿时面红耳赤，哑口无言，悔恨自己怎么如此白痴。

Corporate Finance和M＆A（收购兼并）一样，都是投行业务的一部分，很多时候，人们会用Corporate Finance来泛指Investment Banking。

通俗点儿说，他们那段对话好比就是：

“你为什么对做公安感兴趣？”

“抱歉，我希望做的是警察。”

“我是在问你，为什么想做公安？”

“我不想做公安，我想做警察。”

类似的故事虽然听了不少，但毕竟，我即将面对的是生平第一个面试，期待，兴奋，可想而知。我前所未有地严阵以待，将大家的经验之谈悉数记在心中：

千万不能紧张，要落落大方，侃侃而谈。

为什么选择达特茅斯，为什么愿意来到美林证券，答案一定要事先准备。

面试前几天的《华尔街日报》必须仔细阅读，道琼斯、纳斯达克、恒生指数和主要的外汇汇率也都要熟记在心。

握手的力度要适中，太轻了显得不自信，太重了会招致反感。

手中最好拿一个可以放笔记本的皮夹，这样显得比较职业。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所以目光不能飘忽游移，只有进行眼神的交流，才会显得充满信心。假如不敢直视对方的眼睛，那就盯着他的鼻梁，这样既不会感到对方目光的咄咄逼人，而在对方看来，你仍然在保持目光接触。

套装应该是深色的，最好是黑色和深蓝色，丝袜要随身多备一双，以防面试前突然脱丝……

后来，我知道了投资银行的确有些以貌取人，得体的服饰着装可以在面试中加分不少。

我那位不懂得Corporate Finance就是Investment Banking的朋友，做了高盛（Goldman Sachs）的暑期经理后，便大肆对我们宣扬：“知道吗？投资银行的人都只戴一种牌子的领带，特别贵，要120美元一条。那个牌子不是英文，还挺难发音的，我只记得开头的字母好像是H。”

讲这段话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就像发现了新大陆。

当我也迈进投资银行的大门后，自然知道了那个“H打头”的品牌是法国的爱马仕，因为投资银行家最典型的装扮就是：手工缝制的深色西装，配白色或浅蓝色衬衣；衬衣通常有袖扣，胸前和袖口处还绣有名字的缩写；领带是爱马仕；皮鞋是Ferragamo或者Gucci；皮包和旅行皮箱都是Tumi（一个设计保守、品质精良的美国品牌，号称“使用箱子的人都不在了，箱子还依然存在”）；另外，修剪得整整齐齐的短发被发胶一丝不苟地固定；随身携带的Palm（如今已更新换代成随时收发电子邮件的Blackberry（黑莓））还会被不时地拿出来把玩。

做学生时，我从来都是T恤牛仔，外加一个大大的Jansports双肩背书包。为了让自己脱胎换骨，向职业女性看齐，到了纽约，一下飞机，我便直奔百货商店Bloomingdale。

Bloomingdale位于曼哈顿中城，里面的套装琳琅满目，每一款都漂亮得让我爱不释手。售货小姐也热情周到，伶牙俐齿地劝说我一件一件试穿，并在我每一次走出试衣间时瞪大双眼，对我赞不绝口。

试衣镜里的自己果然焕然一新，看上去职业而干练。我仿佛看到自己就像电影中的银行家一样，行色匆匆地走在高楼林立的街道上，从容不迫地在曼哈顿某个私人俱乐部里品着红酒，也许只是一顿法式大餐的工夫，便决定了一个大企业成千上万员工的命运……

“您是只选一套呢，还是多选几套？”售货小姐甜美的声音让我从云端突然回落到地面。我这才意识到，我居然忘记了看价格。

Bloomingdale的定位其实只属于中档，但是价格标牌上那一连串的数字还是让我望而生畏。毕竟，我只是一个依靠奖学金生活的学生。我试穿的那几套衣服加上消费税，最贵的有1000多美元，最便宜的也要500多美元。

“买？还是不买？”我激烈地进行着思想斗争。

“它们真的很适合你！”售货小姐好像也看出了我的困窘，努力作着最后的鼓动。

这时，旁边的收银台突然来了一位要退商品的顾客。看到她，我灵机一动，立刻拿出了信用卡，态度之爽快，仿佛刷卡金额不是500美元，而是只有5美元。

售货小姐笑容可掬地为我结账、包装。她大概并不清楚，24小时后，等眼前这个对职业化装扮的自己甚为满意的女孩参加完面试，就会原封不动地把这套Ellen Tracy的西装退还给她，一分不少地收回那笔“巨额款项”。

第二天，穿着那套似乎专门为我定制却又并不属于我的深蓝色套装，我镇定自若、胸有成竹地走进了美林的会议室。

面对来自香港的两位银行家，半个小时里，我学着美国人的方式，滔滔不绝地自我推销，把自己说得像爱因斯坦一样聪明，像老黄牛一样勤奋，又像老鼠爱大米那样深深地热爱投资银行。

握手告别时，在他们的脸上，我找到了自己要的答案：这个女孩，天生就属于投资银行。

投资银行的美丽风景

在美林度过的那个夏天，我并没有学会太多的金融知识或操作技能，但是，它却为我打开一扇窗户，让我欣赏到投资银行的美丽风景，并且从此立下志愿：我要真正成为华尔街的一分子。

带着这样的想法，我把目光瞄向了纽约。我不希望因为能做中国业务，所以才能进入投资银行，我希望和所有美国学生一样，去竞争纽约的职位，做美国本土的业务。

于是，四年级一开学，我便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一轮又一轮看不到尽头的面试旋涡里。和每一位忙着找工作的96级学生一样，尽管11月的达特茅斯早已是冰天雪地，我却在零下20多度的天气里穿着西装短裙和薄薄的丝袜，披着黑色长大衣，脚登高跟鞋，在汉诺威旅馆和教室宿舍间来来回回，奔走穿梭。

汉诺威旅馆是投资银行来学校进行前两轮面试的地点。那阵子，那里天天爆满，每一层的走廊里都挤满了西装革履的学生，或站或坐，不安地等待着房间里面的人叫到自己的名字。

等待的时候，有人全神贯注，盯着自己的笔记，一遍又一遍默诵早已准备好的答案；有人面向玻璃，像演独角戏一样，自己对自己点头、微笑甚至握手；还有些人在面试前的几分钟专门跑去洗手，回来便把纸巾捏在手里——这是因为他们的手心容易出汗，握手时既不礼貌，又会让对方以为自己很紧张，所以需要重点保护。

投资银行的面试看上去层层关卡，危机四伏，但涉及的问题却多半是“老三样”。尤其是第一个问题，经常是“Tell me about yourself”，也就是讲述你自己的故事，说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其次是，为什么想做投资银行，对投资银行了解多少；最后是，为什么选择我们这家银行。

经过“美林之夏”的耳濡目染，对于投资银行到底在猎寻什么资质的人，我早已经了如指掌，而中国人惯有的羞涩、谦逊，也被我抛到了九霄云外。

“讲述一下你自己的经历。”

“朋友们会用哪几个词来形容你？”

“为什么我们应该录用你？”

“你有哪些优点？”

“为什么你觉得自己适合做投行？”

……

无论提问方式如何变化，我总是喜欢亮出我的“自我表扬一二三四”，以不变应万变：

我聪明好学，能够很快适应新的环境；

我擅长数字和数学，诸多相关科目的A＋成绩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勤奋刻苦，一周工作八九十个小时不在话下；

我善于合作，是个很好的团队工作者。

面试的时间再长，也长不过40分钟。人人都怕刁钻古怪的问题，我也一样。于是，一旦遇到“正中下怀”的提问，我就伺机大讲特讲，口若悬河，再不易被察觉地“延伸”到我悉心准备的其他答案，直至面试接近尾声，对方不再有时间也不再有机会来为难我。

那年第一次面试，是和第一波士顿（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的一位副总裁。

提起副总裁，我常会想起在香港做暑期工时听说的一个小故事。

一位来自上海的留学生从商学院毕业后，在某投资银行苦熬4年半，终于从经理熬到了副总裁。一次，他陪纽约总部来的董事总经理到某直辖市去拜会客户，竟出人意料地获得了副市长亲自出马的高规格接待。

市政府气派的会议室里，双方礼节性地交换名片。然后，副市长居然把外宾客人撇在一边，激动地对副总裁说：“您真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啊！贵公司大名鼎鼎，没想到我们的同胞年纪轻轻就能进入最高管理层，手下至少管理几千美国人吧？以后，欢迎您常回来，国家建设很需要你们支持！”

顿时，被奉为上宾的“副总裁”如坐针毡。他对着旁边的美国人，胡乱说了一长串英文，翻译得驴唇不对马嘴，然后又急忙用中文解释：“市长先生，您误会了，我没有管理几千人，我其实只是……”

副市长权威地摆摆手，说：“不要谦虚了！你们的总裁是大老板，总裁下面不就是您这位副总裁了吗？回去请转告你们总裁，我们欢迎他到中国来！”

11年前，国人对投资银行的了解十分匮乏。没有多少人懂得投资银行里的副总裁其实多如牛毛，这不过是一个下有分析员和经理、上有董事和董事总经理的普通职位。

所以，可爱的副市长先生也错把“副总裁”当做来自华尔街的大人物了！

军训经历，征服投行副总裁

第一波士顿为我面试的那位副总裁看上去只有30岁出头。那天，他大概已经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端坐在酒店房间里那个并不太舒服的沙发上，马不停蹄地见过了十几名学生。轮到我走进去时，他早已满脸疲惫，连握手时的笑容都像挤牙膏一样勉强。

“Ok，tell me about yourself（讲讲你自己的经历）．”不出所料，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中规中矩。

我微微一笑，神采奕奕地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又有条不紊地将我的“一二三四”暗藏其中。

副总裁斜靠在沙发上，边听边点头。第一个问题，我顺利过关了。

“你怎么证明你善于团队合作呢？”

我故意摆出一副沉思的样子，其实，我的内心是在暗自得意。谁让我又碰到了一个押中的题目呢？不过，我不想让他看出我是有备而来。

略微停顿了几秒，我按照设计好的思路，开始绘声绘色地讲述我的“军旅生涯”。

在北京念书时，我曾经先后两次到38军军训。这在中国算不上是出众的经历，但到了美国，却是傲人的资本。

第一次是1988年秋天，我还在上高一。大概因为我们还只是一群孩子，训得太苦，练得太狠，连班长们也会于心不忍，所以，打军体拳时，我们像在跳舞，踢正步时，我们又像在散步。这让那七天的训练变得多少有些像游戏。

可是，穿制服、戴大壳帽的军官们还是让我们领略到了什么叫做军人魅力。告别军营时，大家抱着团长排长和班长们哭成了泪人，仿佛等在一旁的大巴不是要送我们回到北京温暖的家，而是要开往战火纷飞的战场。

车轮开动的那一刹那，男儿有泪不轻弹的军人们也不禁湿润了眼眶，车厢里更是只剩下此起彼伏的哭泣声。快到北京了，才有人带头，一句一句唱起了原本该是英勇雄壮的38军军歌。不过，在离情别绪的渲染下，激昂革命的旋律竟然多了几许“为赋新辞强说愁”的小资情调。

第二次军训是1991年，我已经进入人大。这次，我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40多天里，我最深的感受就是饥饿。不仅是我，所有我们这些千金小姐似乎都在一夜之间变成了“饥饿的女儿”。排队等待开饭时，我们不再羞涩不再腼腆，每个人都扯破了嗓子喊军歌，因为只有声音嘹亮，才能最先步入食堂。坐在饭桌旁边时，我们也不再斯文不再淑女，虽然能填饱肚子的不是花卷咸菜就是馒头榨菜，但大家还是你争我夺，两三口居然就能吞下去一个。

记得刚开始，自己一顿饭好像才只吃半个馒头，但是很快地，我们的饭量就开始以火箭升天的速度日新月异，与日俱增。后来，光是在饭桌上吃还不够，居然发展到吃完了还要拿，哪个女生不偷偷带上三四个凉馒头回宿舍，晚上的夜宵就没了着落。

如果我的记忆没有偏差，最夸张的一顿晚饭我独自消耗了3个花卷，6个馒头。万一我的记忆出现了偏差，实际数字也只可能更多，不可能更少。

我们对食物的渴望吓坏了伙房的炊事兵，却美坏了小卖部的售货员。军营小卖部里沉积了多年的罐头、饼干和北京市场上已经“绝迹”许久的金黄色鸡蛋糕，不到一个星期就被我们这群饿狼风卷残云地火速消灭，继而持续脱销。

比饥饿更可怕的是卫生。

炎炎烈日下，每天的超负荷训练长达八九个小时。大片大片的汗渍把每个人的军装都染成了白色，但是，洗澡的机会却一周只有一次。有时，连平日里的生活用水也需要提着水桶，从1公里以外的工地上接回来。

比卫生还要荒谬的是，仅仅因为我和男同学在军营的操场上散步聊天，尽管严格遵守了男女授受不亲的原则，却也差一点点被扣上了“扰乱军纪、败坏军风”的大帽子。

我常想，40多天的军旅生活，除了难耐的饥饿和沉积着黄沙的浑水，还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然而，4年以后，身在异国他乡，我却突然发现曾经让我叫苦连天饱受摧残的军训竟然变成了面试时的制胜法宝。

面对第一波士顿的那位副总裁，短暂军旅生活中被饥饿和恶劣的卫生条件所掩盖的另一面，居然都在我脑海里重新鲜活起来。我活灵活现地回忆起在军队的大集体里，在团队成员的相互帮助下，我们如何在泥沙混杂的战壕里匍匐前进，如何在烈日当空时俯卧打靶，如何在黑得令人恐怖的深夜里轮流站岗值班，又如何在睡得昏天黑地时被哨声惊醒，迷迷糊糊地打背包，连滚带爬地紧急集合，再像残兵败将一般，翻山越岭“急行军”……

听着听着，副总裁的身体坐得越来越直，原本无精打采的眼睛也变得炯炯有神。那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了，当我走出那个房间后，即便他记不住我的名字，也一定会记住有个中国女孩，她曾经在中国军队里摸爬滚打。我还确信，只要被他记住了，百里挑一的第二轮面试我就一定榜上有名。

果然，他一连说了三个“great”，才又接着问：“听上去你各方面都很出色，你有什么缺点吗？”

“英语毕竟不是我的母语，所以和美国同学相比，我想，这是我最大的弱点。”我坦然应对，并没有遮遮掩掩，因为如果能化缺点为优点，化不利为有利，远比一味陈述自己的优秀更有说服力。

“但是，我一直在努力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刚来美国时，我每天除了上课和打工，还要至少花一两个小时守在电视机前看新闻，为的就是练习英语。另外，虽然我在英文写作课上的成绩是A和A－，但我并没有就此停滞不前……”

后来面试时，这一“以退为进”的招数我曾经多次使用，屡试不爽，每次必定将对方彻底侃晕，直至对我的缺点置若罔闻，只记得一个中国女孩不远万里来到他们的国家，一边打工赚钱，一边认真读书……

至于第一波士顿的那位副总裁，据说他回到公司后，在办公室里逢人便说，他在达特茅斯发现了一个中国女孩，所以，当我到纽约去参加他们公司的最后一轮面试时，好几个陌生人竟然对我一见如故：“原来你就是那个中国女孩啊！”

后来，我因为选择了摩根斯坦利（Morgan Stanley）而婉言谢绝了第一波士顿的聘任，那位副总裁还打来电话，言语中充满遗憾。他说我是他见过的最优秀的应征者，如果在摩根斯坦利做得不开心，随时和他联系，他的大门将会永远向我敞开。

与“恶人”斗法

因为拥有接近3.9的学积分和在美林的暑期工作经历，我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几乎所有大型投资银行的初次面试；然后，凭借充分的准备和逐渐娴熟起来的技巧，我又在所有公司的第二轮面试中过五关斩六将，一次次地飞往纽约，接受最后的考验。

进入第二轮面试，常常是应试者同时面对两个人提问，半小时后，再迈入另外一个房间，接受同一家公司另两位银行家的评判。

两位考官，常常一个扮“好人”，一个扮“恶人”。

与摩根斯坦利进行第二轮面试时，我就曾经成功地把“恶人”感化成了“好人”。

那天上午9点，我准时走进约好的房间，两位男士早已经在那里等候。其中一人友好地站起来，热情地说：“子墨，你好。我是Mike，M＆A的董事。这位是我的同事，Equity Capital Markets（股本资本市场部）的经理，Rob。”

一见Rob好似阴天的表情，我就知道，他一定是那个“恶人”。

“为什么对投资银行感兴趣？是因为钱，还是因为喜欢接受挑战？”

好人Mike抛出的第一个问题如同一份押中了50％的试卷，前一半在复习范围之内，后一半却只好临场发挥。比临场发挥还折磨人的是，这个问题让人左右为难：虽然无论对本科毕业生还是MBA，投行的起薪确实高于平均水平，但如果你的答案是钱，你会被看做“贪婪”，如果答案是挑战，又会被视为“虚伪”。

我该怎么办？

此情此景，我想我只能避重就轻，搬出倒背如流的老套路：“投资银行最吸引我的是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首先，我可以学习到很多技能，比如，评估资产价值，帮助企业融资，协助公司通过收购兼并来提高核心竞争力和把股东价值最大化，还有谈判以及如何与律师、会计师一起创造出最好的交易架构；其次，投资银行集中了许多聪明能干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与他们一起工作，我一定会有收获；第三，美国经济高度发达，资本市场功不可没，我希望通过投资银行的工作，近距离地观察资本市场如何推动资源的有效配置，又如何推动经济的发展。另外，我对投行感兴趣是因为我非常适合投行的工作……”

设计这样的答案，“首先”是为了告诉对方，我了解投行的业务，“其次”是一半奉承一半真心，当然主要是为了让他们俩人高兴，“第三”是表明我还有宏观的视野，最后，之所以又把“自我表扬一二三四”加了进去，哪怕有些答非所问，是因为我不能放弃任何一个诠释自己的机会。而且，我必须为自己赢得时间，必须在滚瓜烂熟地背诵“台词”时，腾出一半大脑，认真地思考“钱和挑战”，我到底该如何应对。

“做投资银行的确是很好的学习过程，但是钱呢？钱重要吗？”“恶人”Rob看穿了我的小把戏，将了我一军。

“不能否认，投行的薪酬是有诱惑力的，但是如果以一周工作八九十小时来计算，分析员每小时的薪酬又能比在麦当劳打工高多少呢？人应该有长远的目光，作为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工作，最重要的不是薪酬有多少，而是你学到了什么，能让你终生受益。”

短短的几句话，我眼看着Rob的表情阴转多云，又多云转晴。我知道，我的左右逢源又帮我逃过了一劫。

其实，即便以每周工作100小时来计算，投行分析员每小时的工资还是远远高于麦当劳的员工。但在美林的那个夏天，我却常听到分析员们用“麦当劳”的比喻来自嘲。Rob大概并没有想到，我会说起他们的行话，这让他干脆摘掉了“恶人”的面具，也让我们在此后的20多分钟里相谈甚欢。

在通往摩根斯坦利的道路上，我又向前挺进了一大步。

“不惜代价，一定要雇佣！”

在一家投行的前两轮面试中，通常要接受五六个人的“拷问”，到纽约参加最后一轮面试，则要在一天之内至少见8个人。这么多轮面试成百上千的问题中，“钱”的问题并不算刁钻，Rob也不算最恶的“恶人”。

参加摩根斯坦利的最后一轮面试时，一位分析员刚走进会议室，样子就让我颇为意外：他的衬衣袖子高高地挽起，领带歪斜着挂在胸前，双眼还布满了通红的血丝。面无表情地与我握手寒暄后，他不动声色地发问了：“如果你找到一份工作，薪水有两种支付方式：一年12000美元，一次性全部给你；同样一年12000美元，按月支付，每月1000美元。你会怎么选择？”

我心里“嘭”地一跳，这人怎么不按常理出牌啊！

我嘱咐自己千万别慌，刚要迅速回答，却又突然意识到，如果简单地说选择第一种，答案太过绝对了。

我想，我不如搬出课本里的名词：“这取决于现在的实际利率。如果实际利率是正数，我选择第一种；如果是负数，我选择第二种；如果是零，两者一样。同时，我还会考虑机会成本，即便实际利率是负数，假如有好的投资机会能带来更多的回报，我还是会选择第一种。”

说完这一长串的答案，我不禁有些沾沾自喜，因为我知道回答这类问题时，相对于答案本身，思考的过程更被看重。

“一般人都说选择第一种，你还不错，考虑得很周全！”淡淡的一句点评后，他并没有就此罢休，“那实际利率又是什么呢？”

“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幸好经济学的基础知识还没有完全荒废，我在心里庆幸。

“现在的联储基金利率是多少？通货膨胀率在什么水平？”

这一次，我真的被问住了！我实在想不通，我与他素昧平生，他何苦这么咄咄逼人呢？

准备面试时，我就告诉自己要秉承一个原则：不懂的千万不能装懂，不知道的更不能胡编乱造。于是，我老老实实地回答：“对不起，我不知道，不过如果需要，我回去查清楚后，马上打电话告诉你。”

后来，我的确听说过一个中国女孩为了表现自己与众不同，告诉面试她的美国人，说她的最爱是开赛车。乖巧的东方瓷娃娃却热爱西方式的疯狂和刺激，这让从小就不说谎的美国人信以为真，神魂颠倒。然而，公司里的中国同事却一语道破天机，斩钉截铁地说这个女孩是在杜撰。结果可想而知，空欢喜一场的美国人发现，乖巧的“瓷娃娃”居然连驾照都没有，于是高呼上当受骗，而那个中国女孩，自然也无缘那份工作。

好在当年我并没有花言巧语，还表现得虚心好学，那位分析员似乎也受到了感染，表情缓和了许多。但是，他却依旧不依不饶，又提出一个通常只有咨询公司才会问的智力测验：“9个硬币，有一个重量和其他的不一样，你用两只手，最多几次可以找出这枚特殊的硬币？”

“三次。”我不服输地飞快回答。

“还是9枚硬币，改变其中的一个条件，两次就可以找出这枚特殊的硬币，这个条件应该怎么修改？”

“告诉我这枚特殊的硬币比其他的硬币重还是轻。”

当我再一次以飞快的速度给出了正确答案，他终于低声说了句“Good”，然后问：“你现在有没有其他投行提供的工作？一共有几个？是哪些公司？”

笑容悄悄地爬上了我的嘴角，他的表情终于不再横眉冷对，提的问题也终于走上了正轨。

最后一轮面试时，这几乎是一个肯定会被问到的问题。如果答案是没有，那说明你是个不名一文的失败者，似乎只有得到其他投行的认可，才能证明你是个人见人爱的杰出人才。

对此，两手空空的同学只能胆战心惊，含糊其词：“我刚刚结束了两个公司的面试，现在还在等消息……”

而我，却总是理直气壮，如实回答。谁让那阵子我一直都沉浸在一路高歌猛进、所向披靡的成就感中呢？

先后经历了9个人的考验后，当天晚上，在摩根斯坦利工作的达特茅斯校友请我去吃饭。席间，我才得知，那位分析员已经连续熬了两个通宵，见我之前，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杠杆收购模型又因为太过巨大和复杂，不知道哪里出错，运行了一次又一次，数字总是有问题。心烦意乱时，难免想找个出气筒。很不幸，我正好撞上了他的枪口。

好在恶劣的情绪并没有影响他的判断力和公正心。据说在我的评定书上，他填写的意见是：不惜代价，一定要雇佣！

明星制度，我最后的选择

参加摩根斯坦利最后一轮面试那天，我们的晚餐是在洛克菲勒中心六十五层的Rainbow Room（彩虹餐馆）。

招聘过程中，投资银行常会请应试者用晚餐，借此来增进相互间的了解。而且，每次宴请，必定是在曼哈顿最奢华的餐馆。事后我常想，这大概也是投资银行吸引人才的手段之一。向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炫耀昂贵的生活方式的同时，银行家们也在传递着潜台词：加入到我们中间，你可以像我们一样！

那天晚上，当我像电影里的女主角一样置身于温暖摇曳的烛光中，享受着周到体贴的服务，品尝着精致鲜美的食物，我却完全没有了想象中的闲情逸致。我知道，我的一举一动依旧会被挑剔的银行家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的言谈举止也依旧会影响对方的决定，甚至连点菜点酒的细节，也来不得半点马虎。

尤其像我，既非美食专家，又非品酒专家，什么葡萄产地、品种、年份、阳光和雨水的滋养……我一无所知，也一窍不通，所以，我只能依照前辈们传授的ABC，小心行事。

比如，点酒时，点最贵的，会让人觉得你只看价格没有品位，点最便宜的，又会让人觉得你畏畏缩缩太过寒酸。只有酒单上倒数第二或第三便宜的才是最安全的选择，因为这反而有可能被理解为口味独特。

对于主菜，有经验的朋友们建议最好点鱼，因为龙虾大虾解剖起来费事，牛排羊排又有“暴发户”的嫌疑。只有鱼，既健康，又简单。

朋友们千叮咛万嘱咐的条条框框自有它的道理。

我做了分析员以后，也曾经和同事一起请应聘的学生去吃饭。看着一个从小在田纳西长大的男孩点了一份16盎司的牛排，挥舞着刀叉，将鲜血淋漓的牛肉大块大块送入口中，一回办公室，同事们便迫不及待地议论纷纷。虽然语言含蓄，不尖酸也不刻薄，不过说那个男孩“不愧是中西部来的牛仔”，其实，言外之意还是：乡下来的土包子！

四年级的冬季学期开始后不久，我手中已经握有了三纸聘书。将其他机会悉数放弃后，我颠沛流离的面试生涯也告一段落了。但是，Sell Day还在继续。

所谓Sell Day，顾名思义，是指发出聘书后，投资银行会再一次邀请获得聘任的学生飞到纽约。这一天，还会有八九个面试。不同之处在于，这一次轮到了我们提问，对方回答，因为Sell Day的目的就是向那些拿到了多份聘书的学生推销自己的公司，游说学生来这里工作。

最终，我心属摩根斯坦利，就是因为Sell Day时一位董事总经理对我讲的一段话。

董事总经理叫Brad。在摩根斯坦利的达特茅斯校友中，他最德高望重；在M＆A，他也年纪最长，资历最深。

投资银行里，刚刚年过不惑便会被看做是“老人”，更何况资产雄厚、已知天命的Brad。Brad早就可以颐养天年，但是，因为痛恨无所事事，更因为热爱摩根斯坦利，每天早上8点，他都会准时出现在他位于36层拐角处的办公室里。

Brad在康州还拥有一个18洞的高尔夫球场。他在球场里修建了一幢别墅，作为他和太太孩子的住所。

那天，我们的对话就从家庭开始。Brad说，3个儿子中，两个都被他送进了达特茅斯，只有一个，背着他偷偷选择了威廉姆斯学院。直到现在，他仍然对此懊恼不已。

4年青春岁月，让Brad对达特茅斯念念不忘；从少不更事到两鬓斑白的30年时光，更让他对摩根斯坦利怀有一份难以言述的深厚情感。他一个劲儿地问我，他们应该怎样做，我才会接受摩根斯坦利的聘任。

“对于表现突出的分析员，你们怎么回报呢？”我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

Brad会意地点点头，仿佛看穿了即将走进华尔街的这个中国女孩是如何志在必得：“30年了，我依然留恋这个地方，就是因为摩根斯坦利有我们所崇尚的明星制度。我们不像高盛，过多地强调团队精神，团队合作是必要的，但并不是鼓励平庸，内部竞争也同样重要。有人说，我们比高盛更残酷。的确，在我们这里，如果你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你决不会有机会混日子，但如果你是明星分析员，你会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你可以优先选择最好的项目，还会得到所有人的尊重。最重要的是，年终分红时，你的奖金数额将远远高出其他人的水平……”

听了Brad的话，我露出会心的微笑。半年以后，我和他成为了同事。从此，在摩根斯坦利明星制度的宠爱下，我度过了4年忙碌、充实、疯狂并且让人又爱又恨的美丽时光。

纽约旧事

前些天，收拾家中的杂物，无意间翻出了离开纽约时带回的黄色文件夹。

岁月留痕，文件夹的表面早已斑驳、毛糙，唯有藏在塑料薄膜里的名片崭新依旧，清晰地写着：Morgan Stanley，Zimo Zeng。

抖落浮土，一页一页翻开，有我熟悉的Excel表格，记录着我在M＆A的两年里参与过的所有项目。那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买方项目、杠杆收购或者复杂的重组。

文件夹中，还有每年年终时我写的自我评语。优点，缺点，一一罗列。analytical skills（分析技能），attention to details（细节关注）……多年未曾提及的这许多英文单词，重温它们，遥远却不陌生，就像见到老朋友，反而是说不出的亲切和感慨。

我还看到了公司的年终鉴定。“An all around exceptional analyst，both in her class and over a longer time horizon……As Zimo goes to Hong Kong，she leaves behind a very appreciative，and a very grateful，North American M＆A Department……”（在同届和更长时间内，都是一个全面、出类拔萃的分析员……子墨去香港后，留下的是一个很欣赏并感激她的北美并购部……）时隔多年，久违的赞美依旧让我心动，毕竟，那是年轻好胜的我曾经努力曾经投入的最好证明。

当然，还有那几份旧日的《华尔街日报》。已经泛黄的报纸上，黑色铅字讲述的新闻是我有幸参与并成功完成的并购交易。两年，6个项目，总价值超过700亿美元。

8年了，我迁到香港，又搬回北京，文件夹随我绕过了半个地球。我未曾想象，这生命中早已翻过的一页，竟然还能够在我心中激荡起阵阵的涟漪。

尊严

1996年7月，我来到位于纽约百老汇1585号的摩根斯坦利总部报到，正式成为了M＆A的一名分析员。

上班第一天，来自纽约、伦敦、东京、香港、多伦多等各个分公司的100多名96级分析员集中在总部最大的会议室里合影留念。照片里的我藏在人群中，淡定地望着镜头，浅浅地微笑。旁人看了，不知是否猜得出，其实我的内心是在憧憬是在期待，因为，新的生活即将开始了。

新生活首先迎来的是培训。

我们的专业五花八门，从历史到化学，从文学到数学，除了沃顿商学院的本科生，即便是经济学专业出身，对金融财务也知之甚少。所以，两周时间，从早到晚，资深的经理和分析员们轮番上阵，从最基本的财务报表开始，不停地向我们灌输如何建立财务模型，又如何进行估值分析。

日后，项目做得多了，自然明白了培训期间学到的不过是入门的皮毛，学校里的经济学知识更是派不上用场，就像同事们常说的，learn on the job（边做边学），真正的技能只有一边做才能一边学。

除了灌输专业知识，作为联络感情的最好方式，吃喝玩乐也是培训生活的一部分，因为同一届的分析员只有彼此相识熟悉，将来在不同部门工作时，才能相互配合关照。

然而，在原本该是增进感情的一次晚餐中，我却差一点儿和新同事反目成仇。

培训那阵子，正值亚特兰大奥运会进行得热火朝天。一天晚上，在公司附近一个热闹的意大利餐馆，M＆A的二年级分析员宴请我们这十几个新面孔。电视上，照例播放着激动人心的比赛画面，饭桌旁，谁破了纪录，谁得了冠军，谁又在金牌榜上名列榜首，也照旧是我们乐此不疲的谈论主题。

意大利面中，Linguini with Mussels and Clams in White Wine Sauce（青口蛤蛎意大利面配白葡萄酒汁）一直是我的最爱。那天，色香味俱全的Linguini更是诱发了我无限的食欲。我正低着头，准备大吃特吃时，突然听到有人在议论：“中国人这次怎么回事啊？”

身处异国，听到中国、中国人，总会有一种特别的敏感，那大概就是游子割不断的恋家情怀。但这次，在“中国人”这个词的背后，我却分明听出了不那么和气、不那么友善的味道。

我抬起头，看了看说话的人，知道他和我同级，毕业于哈佛，是加拿大人。

迎着我的目光，他肆无忌惮地继续问：“子墨，中国女游泳运动员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次她们表现不好！”我表面轻描淡写，其实是故作镇定。

“何止是表现不好，她们服用兴奋剂！”加拿大人义愤填膺，火药味十足。

“中国队已经接受处罚了！还要怎么样？”我的语气继续平缓，音调继续低沉，刀叉继续摆弄着意大利面，回答却针锋相对。

“你不觉得中国人服用兴奋剂很不光彩，是奥运会的耻辱吗？”或许是受到了我平静表情的刺激，他的脸色转成绛红，有点儿恼羞成怒。

“难道你觉得加拿大人约翰逊服用兴奋剂破百米纪录就很光彩、就是奥运会的光荣吗？”我笑吟吟地反唇相讥，故意把加拿大人这个词咬得很重很重。

“……”停顿了几秒，他缓缓地垂下头，像极了瞬间熄灭的火焰。

加拿大人终于无话可说了，我也终于松了口气，一度因为我们的唇枪舌剑而凝重的气氛又重新活跃起来。

天知道，那一刻我是多么庆幸自己具备足够的体育常识！

从小到大，我没和外人吵过架，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即便使用的不是母语，我仍然自信那一架吵得很体面，也很漂亮，因为，我兵不血刃地给中国人挣足了面子。

1997年夏天，我回到北京休假。和家人谈起兴奋剂的话题，我竟然无意识地和加拿大人站在同样的立场，恨铁不成钢地批判中国的某些游泳运动员玷污了奥运精神，违背了体育原则。当家人不满地指责我上纲上线时，我才突然明白：亲人再不好，自己可以说，别人就不能说；同样的，中国人再不好，自己人可以说，外国人就不能说。

那天，我可怜的加拿大新同事大概怎么也无法预料，他竟激发了我前所未有的爱国热情。而我，尽管心情错综复杂，脸上却挂着一丝胜利者才有的骄傲微笑，变得情绪高涨，胃口奇佳，不仅将整整一盘意大利面吃得干干净净，还将一份Tiramisu（提拉米苏）全部搞定。

正式开始工作后没多久，那位加拿大同事就因为不适应投资银行的工作环境，回哈佛去念生物博士了。我一直觉得很遗憾，他没能看到我后来的工作表现，否则，不就让他对中国人更加刮目相看了吗？

渴望忙碌

在摩根斯坦利，我做的第一个项目是Arco化工收购Olin公司生产TDI和ADI的资产，总价值5.65亿美元。我们是买方Arco的顾问。

虽然交易规模不算太大，但分析员生涯中的第一个项目就能成功完成，实在是破天荒地少而又少。有的朋友不走运，水深火热中做了两年分析员，居然每一个项目都无果而终。

当然，项目成功与否，和我们这些分析员的努力没有丝毫关系。除了运气，有时候它可能只取决于一架飞机。我就曾经做过一个MOE（Merger of Equals）（对等合并），两家公司的规模都在20几亿美元，从合并价格到裁员计划，从董事会的席位到谁担任董事长谁担任CEO，双方都不谋而合，大有相见恨晚之意。然而，最后一刻，却因为两位CEO的公司专机是否都有必要保留而产生了分歧。其中一位CEO公然声称，他根本就不懂得如何在机场办理普通航班的登机手续，那副凛然的样子，仿佛要走了专机就等于要了他的性命。最终，双方拂袖而去，彼此错过。

作为我的第一个项目，Arco的收购顺利完成，除了上天护佑，还饱含着同事们对我的厚爱和期待。不过最初，我却并没有体会到大家的用心良苦。

培训一结束，我们这届十几个M＆A的分析员立刻各就各位，等待着Assignment Associate（调度经理）给我们安排工作。

调度经理是部门里一个相对特殊的职务，负责给副总裁、经理和分析员分配项目。通常，它由第三年的高级经理中最优秀的两人担当，每人任期六个月。成为调度经理，不仅是培养行政管理能力的好机会，更是“出类拔萃”的代名词。

自从坐在办公桌前，一天一天，我时刻都在等待着召唤。只要桌上的电话铃一响，我就会盯着来电显示，满怀期待地祈祷：Jim Head，一定是Jim Head。

Jim Head就是当时的调度经理。望眼欲穿，我始终没能等来他的电话，却眼睁睁地看着同届的分析员一个一个，兴高采烈，全都投入了工作中。

他们时而紧张地在Bloomberg里查找股价和股票总数，时而抱着厚厚的一摞年报寻找资产负债表的历史数据，又或者跑上跑下地到Graphics（图表部）去更新给客户做的图表演示。在别人最忙碌的时候，我却只能坐在办公室里，百无聊赖，假装学习着早已经被我翻得滚瓜烂熟的培训教材，极力掩饰着自己的心急如焚：他们先开始工作，就意味着他们先开始学习，他们学会的东西越来越多，自己却虚度着光阴一无所获，以后，我和他们的差距怎么弥补？

中午，在咖啡厅吃饭时，新来的分析员聚在一起，常常彼此询问：“Are you staffed yet？（你分配到项目了吗？）”“What are you staffed on？（安排你做什么项目？）”每每此刻，我总是像做了亏心事一样，低下头，小声回答：“还没有安排我做项目呢……”

这时，大家就会用同情的目光看着我，安慰我，好像我是个被人遗弃的可怜孤儿：“可能Jim下一个就会想起你啦！”

傍晚6点，我同样灰溜溜地下班回家。虽然在普通公司，这正是下班时间，但在投资银行，到了此刻，一天的工作时间才仅仅过了一半甚至1/3。尤其是第二天上午，走进办公室，听到新同事们半是兴奋半是抱怨地说，又忙到凌晨四五点钟才回家，我总是羡慕地想：要等到什么时候我才能像他们一样呢？

在那时的我看来，大概没有什么事情比忙碌地工作更值得我倾心，更让我渴望。

日后，当我忙得没时间吃饭、睡觉，甚至接电话时，我也会怀念最初那些悠哉悠哉的日子。天知道，又不是普度众生，当初的我怎么会鬼迷心窍地盼望着受苦受累？

第9天，坐在我不远处的Brian也接到了Jim的电话。看到他欢天喜地地冲向Jim的办公室，我的心情沮丧到了极点，因为从那以后，我就是M＆A部门里唯一的闲人了。

在办公室里，我开始度日如年。面试时我就知道，最好的分析员永远是最忙碌的，最忙碌的也永远是最好的。因为优秀，承担的工作就比别人多，因为做得更多，收获也就更多，继而理所当然地更加优秀。

两三个月以后，我确实不由自主地陷入了这种投资银行的怪圈，然而在当时，我却变得疑神疑鬼：难道大家觉得我是一个很差的分析员，没有经理愿意让我参加他的项目？还是因为培训期间，我给同事们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终于，我坐不住了。第10天早上，我主动拨通了Jim的电话。

“你好子墨，是不是因为分配项目的事情打电话？”

Jim料事如神，我也直截了当：“是，我可以来你办公室谈谈吗？”

我万万没想到，Jim居然一口回绝了：“我现在有点儿忙。你别急，再等几天，有合适的项目，我会找你的！”

我失望地挂了电话，并不理解Jim所说的“合适”其实有着许多特殊的含义。

写在脸上的：Enthusiastic

整整14天，我郁郁寡欢，无所事事。直到正式工作两周后，我才终于盼来了Arco这个所谓的“合适”项目。

通常，每个项目小组都有三到五名核心人员。Arco组里除了我，还有一位董事总经理Steiner，一位高级经理Kamal，和一位二年级的分析员Henry。

Kamal是哈佛商学院的MBA，也是部门里公认的最聪明能干的经理之一，因为是黎巴嫩人，所以有浓厚的中东口音。Henry则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在美国出生的韩国人，也是部门内的明星分析员之一。可以说，Arco团队是个名副其实的全明星队。

在投行，第一个项目的表现，往往决定了你的口碑。此外，第一个项目的合作团队是否能干并且受人尊敬，是否能够很好地言传身教，也极为关键。

在M＆A，Henry是我的启蒙老师，也是我很好的朋友。我一直庆幸并且感激，在我还是一张白纸的时候，是他教我画出了漂亮的第一笔。尤其是在Arco项目上，正是因为Henry的指点和帮助，我才掌握了各种技巧和窍门，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M＆A分析员。

Henry分配给我的第一项任务是做Information Book（资料手册）。买卖双方最新的10－K、年报、过去三个季度的10－Q、半年内的相关新闻、各个投行的研究报告，以及客户的内部文件和预测……我迅速从图书馆调出所有资料，分类整理，又请复印中心一式4份，装订成册。

两个小时后，当我抱着整整600多页的资料手册，一路小跑来到Henry面前时，他的表情却有些意外：“这么快！我还以为你明天才能做好呢！”

等这一刻，我已经等了两个星期，我怎么能不快呢？

“Steiner和Kamal要的材料我已经送过去了，接下来，我该做什么？”主动请缨的我，脸上一定写满了同一个单词：Enthusiastic（热切）。

“你先试着自己做Comps和P－Paids，明天中午12点交给我！”

我看了看手表，时间是下午3点，也就是说，我有21个小时来完成任务。

Comps、P－Paids和DCF是投资银行评估公司或资产价值时3种最常用的方法。

Comps是Comparable Company Analysis，也就是可比公司分析。通常，几家产品、行业相似的公司会被选择为可比公司。计算它们在股票市场上交易的倍数，对于估算收购对象的价值有着指示性作用。其原理就像隔壁商店的苹果卖5元钱一斤，这家商店的价格也会大致如此。

P－Paids是Precedent Transaction Analysis，也就是已发生的并购分析。同行业企业在过去几年的并购中支付的价格倍数同样重要，就像一年前花5万美元买了一辆新车，现在买同一款新车的价格也不应该相差悬殊。

DCF则是Discounted Cash Flow Analysis，也就是现金流量折现分析。通常，这需要为公司建立一个5年或10年的财务预测模型，并将未来的现金流折合成现在的价值。

在分析员眼里，Comps和P－Paids其实都是最无趣的工作之一。虽然做到完美无缺，需要正确的判断和百分之百的准确，但它们的计算却极其简单，绝不超过小学生都熟练掌握的加减乘除。然而，初入投行的我却把这项工作看得神圣不可侵犯。毕竟，这是我第一次做真正的财务分析！

十几家公司的10K和10Q堆在我的办公桌旁，有几千页纸。我迅速把自己埋在其中，按照培训期间学到的方法，铭记着check the number（检查数字），生怕写错一个小数点，就会连累客户多付出几千万美元的代价。

后来，经验积累得多了，我才明白当时的考虑纯属杞人忧天。Comps和P－Paids做得再精确无误，也不过是买卖双方讨价还价的说法，最后的定价其实还有许许多多其他因素。

但那天晚上，我却守在办公室里，一遍一遍仔细核对。当我像交付心爱的宝贝那样，把完成的Comps和P－Paids交给Henry时，已经是午夜时分。

“你又早了12个小时！一年前，我刚开始工作时，和你一模一样！”正忙着做另一个Fairness Opinion（公平意见书）的Henry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理解地笑了笑，“不过，明天中午我才有时间检查你的工作，赶紧回家睡觉吧！趁你现在有时间，多睡一些！”

Henry很有先见之明。在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能像那天那样在午夜12点以前回家，几乎成为了我最大的奢求。

被“遗忘”的心结

第二天下午3点多，Henry来到我的办公桌前，眉头紧锁，面如土色。以为是自己的Comps和P－Paids出了问题，我心里一阵紧张，仿佛等待法官裁决一样，等待着Henry宣判自己的命运。

“昨天我没来得及回家，现在回去洗澡换衣服。今天晚上我会开始做Arco的模型，你吃完晚饭，8点回到办公室，做好通宵的准备！”然后，像是忘记了什么，思索了几秒，他才又接着说，“睡得太少，脑细胞都死光了！我是想告诉你，你做的Comps和P－Paids我看过了，没有错误！”

Henry的嗓音低沉、嘶哑，却没妨碍我将“没有错误”几个词听得真真切切。那一刻，我绷紧的神经终于放松了，悬在半空中的心也终于落了地。

当天晚上，Henry准时回到办公室。他一边像喝水一样，大口大口地吞着咖啡，发出“咕咚咕咚”的声响，一边让双手如蝴蝶飞舞般，在灰色键盘上跳跃移动。电脑屏幕上，表格里的数字也一页一页随之神奇地变化。我坐在他旁边，精神抖擞，耳朵在听他解释，心里在仔细揣摩，什么时候我才能学会他的本事呢？

Henry说，分析员做模型讲究的是精确、快速，还有足够的灵活性，所以除了出色的逻辑思维，还要练就一流的手上功夫。只有不用鼠标，全凭在键盘上使用Shortcut（快捷键），才能最大限度地节省时间。

Henry的教导如同圣旨。第二天，我就毫不犹豫地把鼠标藏到电脑后面，铁定了心思要勤学苦练。很快，用Henry的话来说，我就有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味道。

投行生涯刚刚起步的我，为此暗自得意了许久。现在想来，却觉得过去的自己就像误入魔教一样被洗了脑。所谓一流的手上功夫，不就是个技术工种吗？纺织工人在织布机上的灵巧双手，我怎么从来就没羡慕过呢？

不过，当年的训练还是在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直到今天，坐在电脑前，除了万不得已，我还是习惯性地用Ctrl，用Alt，而对鼠标，总是敬而远之。

那天凌晨5点，Henry完成了被收购的Olin资产10年的财务预测模型，其中包括对未来经济和运营状况的不同假设，并且就此预测做出了DCF。他还建立了Accretion/Dilution分析，也就是根据不同的收购价格，计算双方在交易完成后，每股盈利是会增加还是稀释。

然后，他揉了揉发涩的眼睛，说：“以后，这个模型就是你的了！”

听到这句话，我抑制不住地激动，一种被委以重托的神圣感和责任感油然而生。

接下来的日子，我全身心地投入到Arco的项目中，还利用空余时间，模仿Henry，重建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模型。

作为最后一个被安排项目的分析员，我一直不能解开被“遗忘”的心结，也一直因为被漠视而耿耿于怀。所以，我全力以赴地工作，渴望对自己的证明。

两个多月后，Arco与Olin飞速达成了正式收购协议。1996年10月10日，交易正式公布。公司里的同事纷纷前来祝贺，Jim也专门打来电话，又一次请我去他的办公室。

Jim说，组里成员对我的工作表现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由衷地为我高兴，因为我没有辜负他的希望。这时，我才明白我迟迟没有被分配项目，是Jim和部门负责人的有意安排。他们不愿把我随随便便放在某个做了一半的项目上，而是一直等待着像Arco这样典型的买方项目出现。这样，我不仅可以从头至尾参与整个交易过程，还可以学习方方面面的知识技能。Jim说，最好的培训机会也不过如此，更何况还有Henry和Kamal这两位出色的领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