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这里先说说非胡风派的其他几位常见面的朋友。

1975年，父亲从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后，经常来往的有周绍良先生^「1」。

周先生是温厚长者，和父亲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几十年的同事，友谊深厚。但几十年来，他们只谈古典文学，直到“文革”以后，周先生不断送给父亲一本本新著，父亲才大吃一惊，原来，周先生学问如此之广，钻研如此之深，同在一个办公室多年，从未听他说起过，可见其埋头做学问的人品。

另两位是新友，一位是以前认识但几十年未联系，20世纪70年代又联系上的著名佛学家、书法家虞愚先生^「2」。

虞先生在书法上曾受于右任和弘一法师两大书法家的指导。他晚年声名卓著，文雅之士以获其墨宝为荣，墨迹遍及大江南北，甚至广及南洋日本。

他不仅研究佛学，精于书道，在中国文学上也造诣极深。

“文革”后，父亲主持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工农兵学员讲习班，请虞先生讲授《佛经翻译和文学》，原本怕学员觉得枯燥难懂，谁承想极受学员欢迎，纷纷反映两个小时的课程太少了。

有一段时间，几乎大半年里，虞先生天天来看父亲，他大父亲十三岁，却不辞劳苦，奔波辗转换乘几趟公交车前来。

总是在每天晚饭后，父亲独自兴致勃勃地玩牌——接龙，正玩着，虞先生来了，进门就是一串爽朗的笑声。父亲忙收起牌，站起让座，倒茶。

虞先生永远精神抖擞，风雪无阻地来和父亲聊古诗词，互相切磋，《北山楼诗集》里许多诗就是这样改成的。他们还谈聂绀弩的诗，聊得津津有味。父亲也向他请教书法、佛学，谈弘一法师，常有茅塞顿开之感。

有一天，父亲笑着对我说：“不知道我这儿有什么魔力，虞公公简直就像每天上班一样，每晚七点半准时到。”

父亲博学多才、喜谈健谈，人又宽厚好客，有谦谦君子之风，自然主雅客来勤，家里常是高朋满座。

另一位小父亲十岁的朋友，是在干校才结识的沈玉成先生^「3」。

沈先生当年四十出头，精力充沛，才华横溢，父亲说他是1957年有名的“北大十一个助教十个打成右派”中的一个，每说到此总笑加一句：“十一个助教十个打成右派，真是荒唐！”

父亲为他可惜，若不遭难，沈玉成会有更大成就。

他们谈的范围更广：上下五千年，古今中外，文史哲，以及当时满天飞的小道消息。

那时我们住在半地下室，一间从来无人居住只能堆煤的仓库式房子，有个形同狱窗的小窟窿窗，名曰“黑屋”，父亲命名为“天问楼”。白天晚上都有黑亮的土鳖^「4」爬来爬去，沙沙声响，十分恐怖。

一年除夕，沈玉成和父亲围着熊熊炉火畅谈，佐以瓜子花生。从傍晚一直谈到深夜一两点，谈得心花怒放，满面春风。那是智者的神聊，文学、历史、政治，加层层分析，且幽默风趣，真是棋逢对手。可能因为他们属同一类型，既能出世，又能入世，且无论出入，都到精彩高度。两人时常开怀大笑，令旁听者也欣喜莫名。

只是当时没有记下只言片语，殊为可惜。现在只记得，父亲说完一个观点，常爱问一句：“阁下以为如何？”

还有几位朋友，渊源更深，年龄也基本和父亲相仿，就是胡风派的几位了。

不过主要是绿原、牛汉两位先生。因为都在北京，又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上班，交往方便些。

往往是傍晚下班后，绿、牛二先生，有时还有文学出版社另一两位谈得来的同事一道，和父亲一同回家，他们先在黑屋神聊一通后，便热闹地一涌而出，去饭馆吃一顿。

我一直感觉，仿佛父亲还是胡风派的人，他们依然是患难与共的朋友。

他们密切的友谊，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

1981年，绿原、牛汉合编的诗集《白色花》，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那是“改革开放”后，被封杀近三十年的“七月派”诗人在久违的文坛的集体亮相，正如后来绿原在《关于〈白色花〉及其序》中所说：

把这二十位作者约到一起来，本来显而易见，只有一条理由：他们都是“同案人”；直白地说，这本合集带有平反的性质，并非如一般读者所理解，更是一个流派的选集。证据就是，这里既没有这个流派前期的一些人所共知的代表人物，同时又收进了一些主客观上都不认为属于这个流派的诗人。

既承载如此重任，在编者心中的分量也就举足轻重，在绿原、牛汉签名送给父亲的这本书上，便发生了蹊跷的变化，扉页上一改以往送书时“舒芜兄”的称呼，写着“重禹兄存念”。

多年后父亲说：“我当时就心里一动，称呼的改变有什么含义？”

我说：“想表明从此只认重禹，不认舒芜？”

父亲淡然一笑：“恐怕就是这意思。”

这件事很微妙，表面上看，只是在他们的关系上蜻蜓点水似的点了一下，那以后一两年，他们还是好朋友。

但随着工作调动、搬迁、写作繁忙诸因素，他们实际接触的时间看似很自然地没有了。

随着胡风一案的不断深入平反，报刊上不断扩大的讨论，他们之间连电话也没有了。某一天，猛然回想前前后后，觉得彼此久不通消息实在大有深意。

决裂终于以文章的形式公示天下。

在胡风派中，我记得最早点舒芜名的，是绿原。他在各种文章中多次提到舒芜，最离奇的一句话是：“要研究胡风问题及其对中国文化界和知识分子的教训，不研究舒芜是不行的。”

这句话如换成“要研究胡风问题及其对中国文化界和知识分子的教训，不研究当时弥漫全球的极左社会主义思潮是不行的”恐怕更合适些。(因为，把中国文化界和知识分子的遭难都算在舒芜头上，实在太情绪化，不符合中国现实)否则，无法解释何以20世纪30年代全球范围内社会主义思潮盛行，罗曼·罗兰、萧伯纳等文豪的思想都走向“左”倾；也无法解释何以全国一致革命化，更无法解释胡风为何要舒芜在实践中体会毛泽东思想的伟大。^「5」

父亲给我讲过新中国成立前的情景：

你可不知道旧中国是什么样啊！国民党腐败丑恶透顶，那真是暗无天日，老百姓没法活了！本来抗战胜利后举国欢腾，老百姓那时是拥护蒋介石的，可是没想到接收大员的贪婪、巧取豪夺，使民心丧尽。

……

解放军的三大战役简直是摧枯拉朽，老百姓踊跃支前，尤其是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深得民心，那时的老百姓被兵匪害得苦不堪言，他们可不懂什么共产主义，不懂各种纲领，一看八路军严明的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许强奸妇女，与国民党部队有天地之别。好了，就这两条就够了，立刻赢得了民心，那真是全国上下一心、军民一心，解放初中国形势真是好啊！最明显的，解放只几年，土匪肃清了，烟馆取缔了，妓女没有了，这一社会顽疾只有共产党能治，那个巨大的变化，我们都是真心拥护。

父亲这时笑着调侃了一句：

如果后来不搞运动，中国还真说不定能超英赶美呢！(1958年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出超英赶美)

至于绿原的态度转变，父亲和我谈过一次，他困惑地说：“绿原现在这么恨我，怎么当初还和我那么好呢？简直无话不谈。”

(现在绿原的亲人否认曾无话不谈，我只记录原话而已。)

我是旁观者清，说：“仇恨一直埋在他心里，可能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胡风一案不翻也就算了，案子一翻，仇恨全出来了。”

父亲想了想说：“嗯，恐怕是的。”

现在想想，我这分析恐怕适合胡风派中很多人。比如贾植芳，2007年媒体炒了一阵的所谓“贾拒认舒”一事，经父亲拿出并无此事的证据后，我看见李辉改口说：贾植芳去看舒芜，是想看舒芜有无道歉之意。

其实，当时大形势是粉碎“四人帮”后，人人欢欣鼓舞，重见天日的人们纷纷相互拜访。贾植芳由牛汉、绿原带领着，兴致勃勃地来看父亲，彼此相谈甚欢，随后父亲礼尚往来，邀绿原、牛汉、贾植芳吃饭，尽地主之谊，饭后又余兴未消地去逛琉璃厂旧书店，现在硬说拜访有考察之意，牛汉提及此事也用词奇怪，反正没好话就是了，那也只好由他们说了。其实，主动拜访过也不会损害贾先生的高大形象嘛！

对于绿原后来的行为，我也表示不解，问父亲：“他们不是也从当年过来的吗？难道不知道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情况？”

父亲苦笑一下：“怎么不知道？都是从那时候过来的，就要那么说嘛！”

父亲与绿原诸位虽然从此不再来往，父亲依然很关注绿原的学术成就。

1994年，绿原翻译的《浮士德》出版，报上时有广告，随后有相关文章。

绿原先生当然再不会送书给父亲了。有一天，父亲似是随意地说：“《浮士德》终于出版了，我在文学出版社时，绿原还和我说过：‘以后咱们一起翻译《浮士德》好不好？分房子时，最好要求住到一起，你住楼上，我住楼下，我把德文关，你把中文关。’”

这个共同翻译前景，随着绿原与父亲划清界限而彻底消失。

父亲很佩服绿原的发愤图强，说他德文完全是在狱中自学的，就有这种咬着牙坚持到底的劲头。

父亲也赞美绿原的诗，说：“很少有绿原这样的，理论文章写得好，诗也写得好，你看——‘人活着/像航海/你的恨，你的风暴/你的爱，你的云彩’说得多好！”

“七月派”诗人曾卓直到去世前都是父亲的好友，另一位好友是彭燕郊。两个人都是如春阳般让人感到温暖的人。

彭燕郊先生本不认识父亲，1979年开第四次“文代会”时，才由牛汉、绿原陪同看望父亲(或其他人陪同我记不清了)。他回湖南后，和父亲通信，遂成好友。

我这里有一封彭先生1997年5月9日写给父亲的信，长达11页，真是推心置腹，信的大意是这样的，先表示：

读了你(指父亲，下同)的赠书《未免有情》，觉得你仿佛就在身边，可以随时交谈。

前两天朱健兄来，对你最近在《读书》上发表的两篇文章，和我一样敬佩，和我一样认为，这样扎实的好文章，如今很难见到了。从而也可以见到你这些年来一直是在认认真真地做学问，认认真真地做人，我们都应该向你学习(自然，这都非客套语)。

以下三页讲文坛近况和七月派诗，接下来谈到有位朋友写文章谈胡风的《墙内集》，彭燕郊评论道：(大意)

回忆50年代初，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我们谁不曾“刻苦”学习“讲话”？谁不曾写“心得”做“检讨”？我以为，现在想起来，可以难为情，但不必认为那是可耻的，我们是把这当作必须为革命做出的牺牲的一部分，心情是悲壮的，因为对于我们，牺牲文艺理想几乎等于牺牲生存价值。胡先生的伟大在于，即便在他受精神、政治迫害而致病时，肉体是部分地垮了，精神却没有垮，他从未放弃自己的文艺理想。那位朋友写这样的文章，难道不觉得是侮辱死者吗？而他却自居(亦假居)胡风先生的嫡传弟子。

以下有一段重要的、态度鲜明的话，可解当初刘羽的疑问、我的疑问，可廓清迷雾。

前不久，上海的《上海滩》杂志刊出黄樾(这人我没听说过)写绀弩的一篇长文，可能你未见到，特剪寄(览后请寄回。我还想写老聂，还在收集有关他的资料)，作者认为绀弩对你有好感，是出于“爱才”，而对关联到胡风事件的看法，则由于他有“历史的洞察”，极是。但作者认为你的交信是出于“泄私愤”，我却不同意，我们这些人，谁没有交信，你不交，抄家时也要抄走，而且我们当时都认为应该是这样的，对党怎么能有私意隐瞒？发展到后来，不还有交心么？而且交信还表明我们的坦荡，无非就是认识不清吧？不是说改了就好吗？

后面还谈到对胡风派许多人的看法。(略)

结尾是：

此信写得太长了，下次再写吧，总写不完似的。

(朱健先生和彭燕郊先生同为“七月派”诗人。)

一个多月后(1997年6月30日)，彭先生又有一信，谈到父亲的《回归五四·后序》，嘱咐父亲：

《后序》发表后，必定有强烈反应，各不相同。我看，《后序》已是至矣、尽矣的了，此事暂时你不必再发言了。你看呢？

父亲表示同意。

大约2000年前后，彭先生写了一首长诗寄给父亲，不是那首著名长诗《生生：五位一体》，是另一首，还没写完，寄来征求意见。

彭先生很兴奋，父亲也很兴奋，对我说：“彭伯伯寄来一首长诗，你看好不好？”

他见到好诗，就想念，拉我坐下，从头至尾念，非常正式，非常动情。

过了几天，父亲意犹未尽，说：“来，把录音机找出来，我把它念了录成磁带，当作生日礼物寄给彭伯伯。”

难得父亲有这样的兴致(他当年已头昏甚剧)。

我找出久已不用的录音机摆在父亲面前，他正襟危坐，清了清嗓子，俯身向录音机，念起来。

父亲虽然声音有些沙哑，但声音一出，就带着无限悠长的韵味：

妈妈，我，和我唱的歌——献给同辈伙伴们的母亲

我唱的歌

是妈妈教给我的歌

每次当我歌唱

我就想起妈妈苍白的脸

枯干的手

灰暗的眼睛

和凹下去的眼窝里的阴影

每次当我想起妈妈

我就同时想起

凯勒律慧之的画

凯勒律慧之画里的母亲们

好像春天第二道阳光

照射到北国的雪原

父亲深情地念着，念了很久。

可惜回放时发觉噪声很大，作为礼物太不理想了，父亲的满腔热情终于没有寄出。

时间到了2002年，上海召开“纪念胡风诞辰100周年暨第二届胡风研究学术讨论会”。会后，有位参加会议的朋友来看父亲，说：几个当年胡风派的人在会上抱头痛哭，其中有彭燕郊。

从此，他们再无通信。(2002年以后，他和别人谈到父亲时，态度和观点与前大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