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使衷心拥护共产党的中国知识分子们遭到毁灭性打击。每一个善良的中国人理应对受难者表示深切同情和敬意。本文的所有观点，都是在这一前提下展开的讨论。

一

舒芜先生被历史牢记，若在三十年前，可能仅因为胡风一案，三十年后，则不同了，他的著作一部一部地出，其思想的深度、广度、高度，有目共睹。

例如，他的几十万字的《周作人的是非功过》，至今为学术界称颂；他的《红楼说梦》，为无数普通读者喜爱；还有他的《舒芜文学评论选》《未免有情》《从秋水蒹葭到春蚕蜡炬》《我思，谁在》，都是他对文化、思想的认真探索。他的《哀妇人》《女性的发现》，贯串了他终其一生为女性鼓与呼的悲悯情怀，他直到衰年都不遗余力地为女性弱势群体呐喊，眼光更是犀利、独到，发人所未发。所以才有朱正先生的挽联：

二十文章惊海内，一片婆心哀妇人。

如今，舒芜先生已去世，他的八卷文集《舒芜集》留存世间。思想型的学者，应是舒芜在中国无论思想史还是文学史上当之无愧的定位。

对于这样一位几十年都在思索，探求，一生都在严肃认真生活的人，评判他的行为，理应先从思想入手，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错综复杂，古今中外、历朝历代很少可比性的年代。它既单一，又有很强的隐蔽性，要讲清共和国历史上第一大冤案，其中包括舒芜为什么转变，他的转变是否有充足的时代合理性，就非得先正视那个年代不可。它是什么性质？可否将当时社会定为“恶”？这是分析胡风一案的最关键一点，不能不讲清楚。

就看看最先讨伐舒芜的书，李辉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看将那个时代定为“社会之恶”有没有道理。

《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对当年有如下描绘，长文短引，择其要点^「1」：

他们唱着——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嗬儿咳呦，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

他们无限敬佩，无限崇拜伟大的救星——毛泽东。《东方红》的旋律，早已替代《国际歌》的旋律，在他们的心中久久萦绕。

主席台上，并列挂着毛泽东、朱德的画像，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在当时的报纸上，毛泽东的威信达到了历史的高峰。他的智慧，他的才华，他的伟大，足以使任何人钦佩、崇拜。他们深深知道，没有他，就没有历史今天的转折，更不会有这次空前的文艺界盛会。

无可指摘的崇拜，理所当然的崇拜。

在徐庆全的《1949—1959壮丽的颂歌创作的嬗变》一文中^「2」，也叙述了当年的情景，可证明李辉所言不虚：

第一次文代会开得热烈、隆重，曾经长期被阻隔的国统区(国民党统治区)和解放区(中共领导下区域)的文学工作者“会师”，统一到了一个旗帜之下，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规定的中国文艺新方向，成为全国文艺工作的方向。

“文艺从属于政治”这个口号，在抵制资产阶级文艺思潮、唤起民众投身民族解放洪流中，发挥了积极的影响。但在和平时期，这种提法常被狭隘地理解为文艺必须配合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运动，过分强调文艺的政治功利性质。

当时绝大多数作家对于继续强调文艺的政治功利发自内心地拥护。那时，建立政权初期的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所具有的向心力是空前的。土地改革和农村合作社唤起了亿万农民的热情，跟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十六国军队在朝鲜打得难解难分恢复了民族的自尊心……这一切，使得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政权，成为民族全体仰视的灯塔。在这种时代情绪影响下，作家这一独特群体被深深感染。

以上两人的文字互为印证，将当年上下一致，共同建设新中国的社会火热景象充分展现。特别提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艺界的深远影响。

再看李辉在《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中，讲到胡风及其友人^「3」：

……参加了十月一日开国大典的胡风，写出《欢乐颂》。

他在以饱满的激情歌唱：

时间开始了——

毛泽东……

诗人卢甸在天津歌唱着新的中央政府……

诗人徐放，在十月一日的《人民日报》上歌唱着《新中国颂歌》……

在同一天的《人民日报》上，胡风的夫人梅志的童话诗《小红帽脱险记》开始连载……

诗人牛汉在歌唱……

在南京的路翎，1949年11月20日给天津的友人鲁藜、卢甸写信：

……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是伟大的，这就保证了前进和胜利的可能。

……历史正有声有色地进展着。

中共中央于4月19日作出了《关于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于是，文艺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文章，一时间成为文坛的热潮。

……

对作家作品的批评，顿时成为刊物的重要内容，仅以《文艺报》一年间的批评统计，从1950年5月到1951年4月，先后发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文章，就涉及到三十几位作家(作者)。

……

人们真诚地批评，人们真诚地检讨。一切个人的思想，个人的艺术主张，在这时代，都无一例外地经受检验。一道道水，都在一处宏大的堤坝前回旋，过滤，批评，在人们是天经地义的，检讨，也是天经地义的。

……很快，《人民日报》出现了通栏标题：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思想改造运动。在这个标题下，一个个文化界知名人士，像一年多以前的冯友兰、朱光潜、费孝通一样，纷纷向人们敞开自己的思想。从文章的标题，可以看到许多著名知识分子，已经在思想上转向了新的时代。毛泽东以他那无限的力量，改造着人，改造着大知识分子的思想。

李辉还列举了一连串在学术上闪光的名字：朱光潜、游国恩、梁思成、罗常培、侯仁之、蔡楚生、光未然、金岳霖、黎锦熙、蓝公武、陆侃如……

文章内容都是检讨过去，改造思想，为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而奋斗。

作者接着说：

一个个，虔诚地解剖自己，埋葬旧我。他们的语言是真诚的，心更是真诚的。在千千万万的工人、农民、士兵面前，在毛泽东面前，他们显得多么渺小，苍白。他们空有理想和抱负，却无力改变这个世界一丝一毫，而民众、而毛泽东和他领导的政治力量，改变了一切。在这样的历史时代，在这样伟大的人面前，他们的思想毫无存在的价值，接受，而不是思考和创造，这将是他们和许许多多知识分子的不容忽视的选择。

至此，引文已足够多。“真诚”，是形容20世纪50年代时被反复使用的词汇。足见作者对那个时代有全面的了解。舒芜当时是追求革命的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同样目睹黑暗如何变光明，目睹那热血沸腾的场面，自然会与全国人民一起热烈拥护。

综上所述，得出几点结论：

第一，当年“毛泽东的威信达到了历史的高峰。他的智慧，他的才华，他的伟大，足以使任何人钦佩、崇拜”^「4」。所以，《东方红》替代《国际歌》，成为当年历史的最强音。

第二，当时，绝大多数作家对于继续强调文艺的政治功利发自内心地拥护，他们是真诚的，无可指摘的。因为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政权，成为民族全体仰视的灯塔。

第三，胡风派成员是整体欢乐海洋的一部分，大家公认：这是我们的胜利，我们的国家。

如果这几条能达成共识，那么，回顾当年，所有检讨的人，和舒芜比，年龄有大有小，思想有深有浅，学问有高有低，他们的检讨都被视为真诚、天经地义，没有人指责他们功利、趋炎附势，处于同样的时代大潮中，舒芜的检讨不过是全体检讨中的一份，若说唯独他怀着卑鄙的动机，于理不通。

同样是放弃旧我，努力跟上时代步伐，独不承认舒芜的检讨有他的合理性、时代性，于情不通。

那么多大知识分子的自觉检讨都是真诚、天经地义，唯独说舒芜“主动检讨比交信更恶劣，在没人逼迫下检讨就是趋炎附势”，则更是两样标准，与对当时社会的理解自相矛盾，于情于理都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