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4年
1824年1月2日，星期五
今天留在歌德家里用餐，席上相谈甚欢。有人提到了魏玛社交场里的一位年轻美人，另一位客人则声称自己几乎已经爱上了这个姑娘，虽然她身上寻不见半点兰心蕙质的痕迹。
“得了吧，”歌德大笑着说道，“爱情和智慧压根就是两码事。我们爱上一个年轻女子可不是因为她有多么明敏慧黠。我们爱的是她的明艳、青春、佻挞，她的天真、轻率、一目了然的个性和爱哭爱笑的脾气，以及其他许多难以言说的地方。但，我们爱上的肯定不是她的头脑。当然，如果这个姑娘才学出众，那我们的爱情里必定会平添一份尊敬，因为她的睿智，她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无疑也会大幅提升。当我们已经坠入爱河，对方的才思也许会为我们的爱情添柴加薪，不过单凭智慧本身是无法点燃爱情之火，唤醒沉睡激情的。”
这番话听得我们频频点头称是，都觉得确实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看待、解析情感问题。宴席散去后，我留下来继续陪歌德谈天说地。
我们聊起了英国文学，谈到了诗坛巨匠莎士比亚的伟大之处，以及后继者们的尴尬处境。
歌德说：“但凡是有点名气的剧作家都不可能对莎士比亚的著作视而不见，他们一定会反复研读，深入研究。之后，他们就会发现莎士比亚的一支笔已经把世间的人情、人性写尽了，无论从高度还是深度都已刻画到了极致，对于后来者而言，确实没有多少可以发挥的余地。要是他们一早意识到这世上已经有人写过如此这般惊天地泣鬼神的绝世佳作，五体投地之余他们哪里还有勇气拿起手中的笔呢！
“五十年前，我在祖国德意志的境遇就要好许多。当时，德国的文学作品并不多，我很快就将它们研究了一个遍，其中没有什么作品能让我感佩莫名或是值得我铭记于心的。不久，我就把德国文学和相关的研究工作放到一边，转而开始认真思索生活的真谛，并且踏上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之路。就这样，我像一株自由生长的植物，顺应天性慢慢地发展、进步，在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期我都能连续不断地创作出不同风格的作品。在前行的过程中，我为下一个阶段设定的目标都不会和现阶段自身的能力相差太过悬殊。但是，如果我生于英国，在对世界刚刚具有认知能力的青年时代，当铺天盖地的文学杰作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我涌来，我的自信心也许会被瞬间碾成齑粉。自然，我也就不可能一身轻松、跃跃欲试地踏上征途了，即便最后依然选择写作，我肯定也会左思右想、瞻前顾后，说不定要花上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找到一条新的出路。”
我把话题又引回到莎士比亚身上：“假设莎士比亚不是英国文学家，而是一个在德国土生土长的剧作家，那么肯定所有人都会将他视为横空出世的文学奇迹。但是如果我们置身于莎士比亚的故乡，感受他那个年代的生活气息，进而研究与他同一辈的作家和后起之秀，领略本.约翰逊
、玛辛杰、马洛克、博蒙特和弗莱彻笔下锐不可当的文风，在如此背景下，莎士比亚诚然依旧不失为一位万众景仰的文坛泰斗，可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他的许多文学成就并非是无法企及的，而莎士比亚之所以能写下流芳百世的伟大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和那个时代强劲蓬勃的创作氛围密不可分。”
“完全正确！”歌德说，“看待莎士比亚和看待瑞士的群山是一个道理。如果将直插云霄的勃朗峰搬到地势平坦的吕内堡大草原，我们肯定会被这座拔地而起的险峻奇峰震撼得目瞪口呆；但如果我们回到勃朗峰的家乡去探访它，我们就会发现在一望无垠的崇山峻岭中它虽然依旧高于左邻右舍——少女峰、芬斯特阿霍恩峰、艾格尔峰、维特霍恩峰、圣戈特哈德峰和罗莎峰，但之前它带给我们的那种轰雷掣电般的震惊之情已经不复存在了。
“如果有人认为莎士比亚的辉煌成就与他所处的那个生机勃勃的伟大时代毫无关联，”歌德继续说道，“那就请他扪心自问一下，在1824年的今天，在吹毛求疵、指责批判蔚然成风的英格兰文坛，是否还有可能再现像莎士比亚那样耀眼夺目的一代文豪！
“唯有不受干扰、心无杂念、沉醉如梦的创作状态才有可能诞生伟大的作品，现如今，这几乎已经变成了痴人说梦。我们的作家都被摆在了公众面前，每天都生活在五十多份地方报纸的评头论足和大众制造散布的飞短流长中，这样贫瘠劣质的土壤是不可能培育出任何健康美好的作品的。我们的作家如果不能远远逃离这片土壤，不能从乌烟瘴气的大流中挣扎而出，那就不可能有任何前途。时下的各种文艺评论不仅水平低下，而且只知道一味地寻弊索瑕，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种半吊子文化在大众中间落地生根，它像是四处弥漫的雾霾，到处流淌的毒液，把原本应该茁壮成长的栋梁之材从最深处的树心、叶脉，到伸展在空中的绿叶一并腐蚀摧毁掉。
“经过了两个世纪的凄风苦雨，生活本身也变得越发委顿怯懦。现在我们哪里还能找到大性大情之人？谁还会无所顾忌地展现真我？不过，这种情况倒是刺激了诗人，既然身外的世界已经弃他不顾，那么他就必须从自身、从内心深处寻找出路。”
之后，我们聊起了《少年维特之烦恼》。歌德说：“这部作品对我来说就像是鹈鹕以心口之血精心哺育的雏鸟一样，它蕴含了涌动于我内心幽深之处的情感和思想，要是把它们统统写出来，估计十本小说的篇幅也不在话下。另外，就像我经常所说的那样，自打这本书问世以来我只读过一次，而且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再度翻开扉页。它就像是一匣子一触即发的弹药，只要一看到它我就会立时三刻陷入当年写作时那种近乎走火入魔的疯狂状态，想想就觉得不堪回首。”
我提醒他曾经和拿破仑有过一次对话，我是在整理他未出版的手稿时发现的，之前我就曾几次请求他提供关于那次对话更多的细节。我对他说：“拿破仑曾指出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有一个段落似乎经不起推敲，当时您也同意了他的说法，我很想知道他指的是哪一段。”
“你猜！”歌德说，他的脸上随即浮现出一抹讳莫如深的微笑。
我说：“我觉得是夏洛特把手枪借给维特的那一段，她一句话都没对埃尔伯特说，更没有告诉她内心的担忧和疑惧。虽然文中用了相当的篇幅来解释夏洛特为什么沉默不语，但是在一个朋友命悬一线、生死攸关的时刻，沉默的理由多少显得有些牵强。”
歌德听后说：“你的想法很有意思，但至于你所说的这一段是不是就是拿破仑所说的那一段，我觉得还是留个悬念为妙。反正不管怎么说，你和拿破仑的意见都很有道理。”
我又问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后的轰动效应是否真的与那个时代有关。我说：“这种想法非常普遍，但我个人却不太赞同。我并不认为这部小说是应运而生的，相反，是它的出现创造了一个时代。在任何一个时期都会有那么多难以言表的苦闷哀愁，那么多不可向他人言说的愤恨不平和对人生的憎厌倦怠，而个人与群体世界的格格不入、本质天性与伦理制度之间的矛盾同样比比皆是，所以《少年维特之烦恼》即便放在今天出版，我相信也一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说的没错，”歌德说，“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本书从问世到现在一直都在影响着某个年龄段的年轻人。而我自己没有什么必要把青年时期经历的那些烦恼和我生活的时代背景或是读过的几本英国小说扯上关系。我的青春苦闷源于一桩桩我亲身经历、让我痛彻心扉、并带给我无尽忧思的事情，也正是它们把我带进了创作《维特》的心境。我活过，爱过，也痛过，这就是《维特》的立身之本。
“如果我们更深入地去思考一下人们所说的‘维特时代’，就会发现它其实并不属于普世文化的范畴，而是只和个人的生命历程有关。人生来就渴望自由，但他必须学着去适应现实世界的陈规旧俗，学会在被条条框框分割的狭小空间中安身立命。坎坷的命运，限制自由的枷锁，无法实现的愿望，这些并不是只属于某个特定的时代，而是每一个人都会遭遇到的不幸。如果一个人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不曾有过一次‘《维特》就像是在写我自己’这样的体会感悟，那他这一辈子就算是白活了。”
1824年1月4日，星期日
晚饭后，我和歌德一同翻阅艺术作品选辑，其中收录了一些拉斐尔的画作。他经常翻看拉斐尔的作品，在赏析世界名画的同时希求在心灵上更接近他，从而探寻这位伟大艺术家的思想轨迹。现在，他希望我也能这么做。
后来，我们聊起了《西东诗集》，特别提到了其中的《不满之书》，歌德在这部作品中借短诗将内心的不满与愤怒一吐为快。
歌德说：“我已经相当克制了，如果将所有的不快、愤懑统统掏干吐尽，这薄薄几页纸立马就能变成厚厚一本书。
“人们总是看我不顺眼，老觉着我不该长成上帝替我安排好的模样。他们也很少瞧得上我写的东西。我夜以继日笔耕不辍，殚精竭虑地写完一部新作献给世人，可他们反倒认为该说感谢的是我，因为承蒙他们不弃，作品还算看得过去；如果有人赞赏，我也绝不可以沾沾自喜，更不能视之为理所应当的褒奖，他们巴不得我低声下气地说尽菲薄之词，最好把我自己还有作品说得一文不值，全部贬到尘埃里去才好。可是，我的本性不允许我顺他们的意，如果我张口就说言不由衷的话，成天里和他们虚与委蛇，那我岂不成了可怜又可恨的伪君子！我的内心足够强大，从来不怕把一个完全真实的我展现在世人面前，于是我的真实和勇敢落在世人眼里就变成了愤世嫉俗、桀骜不驯，时至今日，他们对我的看法也未曾有过改变。
“无论是宗教问题，还是关于科学、时政，我总是给自己惹麻烦，因为我学不会口是心非那一套，我愿意而且敢于大声说出内心的真实感受。
“我信仰上帝，敬畏大自然，坚信邪不胜正。但在那些所谓虔诚高贵的人看来，仅仅做到这些是不够的，他们还要求我相信其他东西，可是他们说的那些和我灵魂深处的感受完全背道而驰，而且我也不认为按照他们说的去做能给我带来任何好处。
“最近，我又捅了个娄子。事情的起因是我发现牛顿关于光和颜色的理论是一大谬误，于是针对这一举世公认的学说大胆提出了质疑。光是纯净的，是真实存在的，我要为捍卫这条真理而斗争。可是，却有一伙居心叵测的人无所不用其极地想要否定光的纯粹性，说什么阴影是光的一部分，这话听上去真是荒谬可笑至极，可他们就是这么说的。他们还说深浅不一的阴影形成了不同的颜色，而颜色就是光本身，换而言之，颜色就是光以各种角度折射交汇的结果。”
歌德沉默了一会儿，一向表情丰富的脸上这时露出了嘲讽的笑容。然后，他接着说道：
“政治方面的问题就更不必说了。我在这上头受的罪多得数也数不清。你知道我的《被煽动者》吗？”
我回答说：“昨天刚读过，在重新编辑您的文稿时读到的。这部手稿没有写完实在太可惜了。不过即便如此，我相信每一个头脑健全的人都会与您产生共鸣。”
“这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写的，”歌德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就是我政治信仰的供述状。书中的女伯爵代表贵族中的一群人，借她之口表明了我的想法，即身为贵族应该如何看待这场革命。这位女伯爵刚从巴黎回来，见证了大革命的整个过程，从中感悟到许多道理。她认识到人民或许应该被统治，但绝不能被镇压，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之所以会揭竿起义完全是因为上层阶级作威作福、鱼肉百姓的缘故。她说：‘从今往后只要我看到任何不公正的事情，我自当奋起抵制，无论在社交场上还是在宫廷内院，我都会勇敢地站出来大声地喊出我的主张。我再也不会对不义之举三缄其口，即便有人骂我是民主派也在所不惜。’
“我认为这种情怀是可亲可敬的，”歌德接着说道，“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然而我却因此被人硬扣上了各种帽子，其中就里不提也罢。”
我说：“其实他们只要读过《艾格蒙特》就会了解您的想法，在德国所有的戏剧中，没有哪一部比它更能激发民众对于自由的渴望了。”
歌德闻言说道：“有时候，人们总是带着各种偏见来看待我，对于那些展露我真实想法和个性的事情却往往视若不见。而席勒——这话就我们两个私下讲讲——其实比我更像一个贵族，但因为他说话不像我那么欠考虑，所以反倒成了民众的好朋友。我就没有他那么幸运了。当然，我真心实意地替他庆幸，至于我自己嘛，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想想之前有人的境遇还不如我，也算是聊以自慰了。
“说实话，我的确算不上是法国革命的忠实拥趸，那些暴力流血事件触目惊心，让人每时每刻都生活在担惊受怕中，而且革命带来的裨益并非立竿见影。可笑的是，那时候的德国人也不甘人后，来不及似的要把法国的革命火种传递到我们的国土上来，对此我也不可能坐视不理。
“但同时，我也不会和专制统治者为伍。事实上，我深信大革命之所以爆发，错绝不在人民，政府才是罪魁祸首。如果政府一向公正严明，时刻保持警醒，居安思危，防微杜渐，面对民众的不满能及时改进，防患于未然，而不是一味拖延不作为，以至于到最后不得不在自下而上的暴乱中缴械投降，那么就不可能爆发大革命。
“就因为我排斥革命中血腥暴力的一面，所以有人便趁机抓住这一点给我戴上了一顶‘现有制度之友’的大帽子。然而，这一称呼含义暧昧，似是而非，恕我不敢领受。如果所谓的‘现有制度’是所有杰出、美好、公正的象征，那我自然是求之不得；但如果它在具备许多优点同时始终无法摒弃拙劣、不公正、不完善的一面，那么所谓的‘现有制度之友’岂不是等同于‘因循守旧之友’了吗！
“时代的车轮永远在不断前进，人类社会每隔五十年就会呈现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新面貌，故而在1800年堪称完美的社会制度到了1850年可能就变成了一堆糟粕。
“再者，对一个国家而言，由内而生并顺应广大民众需求的制度才是真正先进的制度，照搬、效仿他国制度是不可行的，因为甲之熊掌很有可能就是乙之砒霜。任何不是从国内实际情况和人民实际需求出发、盲目采纳其他国家变法革新的做法都是愚不可及的。像这样生搬硬套的革命注定不会成功，因为他们得不到上帝的庇佑，看到这种大逆不道之事上帝肯定有多远躲多远。反之，如果是民众的需求水到渠成地促成了一场伟大的革命，那么上帝必然与之同在，革命之火必将熊熊燃烧直至迎来最后的胜利。上帝一定也曾和耶稣及其最初的门徒同在，因为当时的民众正迫切地渴望一种全新的爱的教义；上帝也一定曾和马丁.路德同在，因为重新净化被无良教士玷污的教义同样是众望所归。以上我所提及的两位伟大的先知圣贤绝非‘现有制度之友’，非但如此，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向世人证明除残去暴势在必行，绝不能在一条腐烂枯朽、满目疮痍、毫无公允可言的道路上沉沦下去。”
1824年1月27日，星期二
这些日子歌德一直在和我商量回忆录续篇的编辑问题。他提议说有关老年的部分就不必像在《诗与真》里叙述青年时期那样面面俱到了。他说：“这个时期发生的事情最好以大事年表来记述。比起私人生活还是应该在社会活动上多费些笔墨。无论如何，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肯定是其成长发展的时候，而我人生中的这个阶段已经详细地记录在《诗与真》里了。人生的后半段主要是用来发现自身和现实世界之间的矛盾，这部分内容如果还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那大概就是产生矛盾之后的结局了。
“再者说，一个德国学者的一生有什么重要性可言呢？以我为例，我生命中最美妙的部分也许是无法言传的，而能说出来的没准恰恰是不值一提的。此外，能让我怀着一份喜悦满足细诉从前的听众又在哪里呢？
“当年迈的我回首走过的青春和盛年，总忍不住感叹曾经和我共同度过青葱岁月的朋友如今还剩下多少。这有点像在避暑胜地消夏的情形。你刚入住的时候，结识了几位已经在那里下榻数日的住客，他们几周后就会启程离开。离别总不免让人心生惆怅，好在不久后你就迎来了第二拨客人，你们相处了颇长一段时日，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可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他们也离开了，把你一个人和第三拨刚来的客人留在那里。然而，你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和新来的住客称兄道弟、把酒言欢，因为离你作别的日子也已不远了。
“在别人眼里，我是一个深受命运之神恩宠眷顾的人，我本人也觉得这一辈子没有什么可挑剔抱怨的了。可同时，我也不想否认我这一生其实是一段充满艰辛的旅程。在七十五年的漫长岁月里，没有哪一个月我是清闲安逸地度过的。就像推一块大石头上山，到了山顶石头就会滚下来，然后你就得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把它推上去。大事年表会告诉你我所言不虚。无论来自外界还是来自内心，催着让我马不停蹄向前跑的声音实在是太多太响了，我做不到听而不闻。
“诗歌创作给我带来了真正的快乐，可是它却为名所累，不断地受到干扰、束缚和妨碍。如果我能避开凡尘俗务离群索居，那么我必定会更加快乐，所取得的成就或许也不仅仅只限于文坛。然而，自打我的《葛兹》和《维特》相继问世后，从前一位先哲的谶语就在我身上应验了——‘如果你为这个世界做出了贡献，作为对你辛苦付出的回报，它就永远不会再让你做第二次。’
“扬名立万，身居高位，想来也不是什么坏事情。可惜，名气和地位并没有让我占多大便宜，相反，我还得对别人的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忍气吞声，要是开口反驳或是为自己辩护几句指不定还会惹出多大的麻烦。好在这么做也不是全无好处，至少我能知道别人的想法，而他们却琢磨不透我的心思。要是连这一点点好处都没有的话，那么我的沉默就当真太可笑、太不值当了。”
1824年2月26日，星期四
今天和歌德一起用餐。等餐具撤下后，他命仆人施塔德尔曼抱来一大本铜版画收藏册。专辑的封面上积了些灰尘，当时我们手边恰好没有手巾之类的东西。歌德很是不快，他斥责道：“我已经嘱咐过你好几次不要忘了买抹布，今天再说最后一遍，要是你还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那明天我就自个儿去买。你看着吧，我说到做到。”挨了训的施塔德尔曼转身走了。
“这倒让我忽然想起来，我对那个叫贝克尔的演员也说过同样的话，”歌德颇为得意地说，“那次他死活不肯演《华伦斯坦》里骑兵的角色，我就警告他说，如果他不演，那我就亲自登台。这话很管用，因为剧院里的人都了解我，知道我在这种事上绝不会随便开玩笑，只要话说出口就一定做到，梗脾气一上来，我才不管什么场合不场合，什么该做不该做的。”
“要是当时贝克尔还是不肯演，那您真会上台吗？”我好奇地问。
“那还用说！”歌德答道，“我当然会演啊！而且肯定把那个贝克尔给比下去，要知道，我对角色的理解可比他深刻多了。”
接着，我们打开了画册，细细品鉴里面的素描和铜版画。在这方面，歌德对我倾注了不少心血，我感觉到他是在有意识地提升我对艺术的鉴赏力。他给我看的都是每一类艺术品中的顶尖之作，他还费神劳心地一一说明，引导我去理解、发现作者的创作意图和他们各自的特色长处，希望我能领会这些优秀艺术家们透过画作想要传达的思想情感，学会像他们一样用敏锐的触角去捕捉、感受身边的一切。他对我说：“这才是培养品位的正确途径。我们所说的品位只有在上乘佳作的长期熏陶下才能逐渐形成，只看那些不好不坏、中规中矩的作品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所以我给你看的都是精品杰作，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你就能形成一套评估衡量其他作品的标准，既不会高估，也不会低估它们的艺术价值。我所推荐的都是每一类画中的翘楚，也许这样你就不会随意地看低某一类型的画作，任何一个画家只要在他专攻的领域里练就了炉火纯青的画技，那么他的作品就一定能给观者带来美的享受。比方说这幅作品，它出自于一位法国画家之手，在游乐画派中你很难找到哪幅画能与之相媲美，毫无疑问，它已经成为此类画中的经典代表作。”
我接过歌德递过来的画，兴致勃勃地观赏起来。这是夏日避暑别墅里的一个房间，门窗敞开着，能看到外边的花园。房内有几位身姿娉婷的丽人，其中一位美妇人端坐在那儿，她三十岁左右的年纪，手里捧着一本歌谱，看似刚刚一曲唱罢的样子；在她身侧靠后一点的位置坐着一位十五六岁的少女；窗边站着另一位年轻女子，她轻握一管横笛放在唇边，仿佛还在吹奏乐曲。这时，一个年轻人走了进来，女士们的目光齐齐落在他身上，男子意识到自己的出现打断了闺中娱乐，故而微微鞠躬向她们致歉，从女士们的表情看，年轻人的话语必定十分贴心。
歌德点评说：“这幅画笔触细腻幽远，色彩华美艳丽，其缠绵隽永的韵味与卡尔德隆笔下任何一部作品相比都毫不逊色。瞧，今天你已经看到了游乐画派中最杰出的作品。来，让我们接着往下看。这几幅你觉得怎么样？”
说着他把鲁斯的蚀刻画递了过来，全都是非常著名的动物画作。眼前这几幅是姿态各异的绵羊，它们脸上一律挂着呆板木然的表情，身上披着丑陋蓬乱的毛。鲁斯用笔出神入化，独具匠心，画纸上的绵羊惟妙惟肖，恍若活物一般。
这时，歌德开口说道：“每次看到这些羊，我心里就忍不住发毛。你看它们，可怜巴巴地挤成一堆，呆呆地看着你，永远都是一副百无聊赖、魂不守舍的模样。不知道为什么，我竟会有种投契的感觉，这感觉让我害怕，担心没准哪天我自己也会变成一只羊。我甚至觉得作者本人曾经就是一只羊，最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是鲁斯究竟如何钻入这些动物的灵魂去感受它们的感受，然后通过无与伦比的技法让观者透过皮囊窥得它们的本性。鲁斯的作品告诉我们，如果艺术家的选材和他所具备的过人天赋‘情投意合’，而且他能坚持不懈地运用这些题材进行创作，那么不仅他的天赋能发挥得淋漓极致，而且还能帮助他取得无法估量的成就。”
我接着他的话问道：“那这位画家是否也擅长画狗、猫，或其他猎食野兽呢？既然他天赋异禀，可以揣摩动物的内心世界，那他是不是也同样可以逼真地刻画我们人类的思想情感呢？”
“不，”歌德答道，“你所说的那些就不在他的选材范围之内了。如果是像绵羊、山羊、奶牛之类温顺的草食动物，他可以不厌其烦地描画练习。他会一直画下去，终其一生坚守这片特殊的创作天地。这么做再正确不过了。鲁斯天生就和这类动物意气相投、心灵相通，因此他就拥有了一双独特的慧眼，在观察它们的形态体貌时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而对于其他动物，他可能就不能像看牛羊一样看透它们，故而无论在创作激情和创作技法上必定会大打折扣。”
听了这番话，我忽然有了一种触类旁通的感觉，许多联想纷至沓来。记得歌德不久前和我说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他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感悟是与生俱来的，他无须通过亲身体验或反复观察就能将其充分准确地表达出来。他说：“我当年写《葛兹.冯.伯里欣根》的时候只是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十年后再读，对书中逼真的描写感到非常惊讶。要知道当初写那本书的时候我没有任何相关的亲身经验，所以我认为我对人生百态、人情世故具有某种预知力和洞察力。
“一般说来，我喜欢在认知外部世界之前描写内心世界，可当我发现现实世界和我想象中的没什么两样时，便会觉得十分无趣，再也提不起兴致去描画展现它了。如果我一直等，直到认清世界后再动笔，那么恐怕我写出来的尽是对这个世界的挖苦和嘲讽了。”
还有一次，歌德这样说道：“每一个人的性格中都有某种必然性和连贯性，它们和这样或那样的主要特征相结合从而产生了次要特征。人们一般通过实际观察就能很好地明白这一点。但对于有些人来说，这一认识似乎生来就有。至于我自己，后天经验与先天预知力是否结合在了一起，那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有一点我很清楚，如果我和哪个人交谈了一刻钟，那么我就可以让他在我笔下一口气说上两个小时。”
谈到拜伦时，歌德也同样说过拜伦看世界简直洞若观火，他可以凭借先天预知力来描绘世界万物。对此我提出了疑问，比如拜伦是否能成功地刻画比人类低等的动物特质，因为他高傲自负，个性极强，可想而知是不屑于关注类似题材的。歌德点头称是，并说只有当预知的对象在你天赋才能的范围之内时，预知力才有用武之地，而这块用武之地是大是小直接关系到艺术家才能的高低。在这一点上，我们两人的意见是一致的。
“您说诗人天生即已认识世界，这个世界应该是指内心世界，而不是指由现象和习俗惯例组成的外部经验世界吧。如果一个诗人要想成功描写这个经验世界，那他就有必要对现实生活进行仔细观察和深入研究。”
“确实如此，”歌德回答说，“诚如你所言，像爱与恨，希望与绝望，以及其他被我们称之为由心而发的情绪或情感，诗人生来就能体验，而且也能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然而，他不是生来就知道法庭如何开庭，议会如何召开，也不知道皇帝的加冕典礼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当他的创作涉及这些问题时，如果他不想胡编乱造的话，那就必须通过亲身经历、参阅文献资料或请教他人来学习研究这方面的常识和习俗。所以，在《浮士德》中，我可以通过预知力来描述主人公对于生命的厌倦，以及格雷琴坠入爱河时内心的激荡，但是像下列诗句：
天际一钩残月，晚来迟，
月色迷蒙，泫然欲涕。
就需要先观察自然现象才能落笔。”
我说：“可是在我看来，《浮士德》里的每一行诗句无不带着对生命、对世界深入探究之后的印痕，而且我相信所有读者都不会怀疑，整部作品是由无数细致入微的观察和人生阅历积累而成的产物。”
“或许吧，”歌德说，“但是如果我不曾通过预知力拥有丰富的内心世界，那么当我面对外部世界时也就成了有眼无珠之人，所有的观察、经历都是在做无用功，毫无意义可言。光一直存在，色彩围绕身边，但如果我们的心灵之窗里没有光和颜色，那就无缘感知外界的光影交错、姹紫嫣红了。”
1824年2月28日，星期六
“真正优秀的艺术家，”歌德说，“从来不会即兴落笔，草草了事，他们的秉性会引导他们沉心静气、心无旁骛地沉浸在每一个题材中。这样的人往往会让我们觉得不耐烦，因为我们不能立时三刻从他们那里获得我们想要的东西，然而，也只有像他们这样的人才有可能创作出彪炳青史的伟大作品。”
我顺着话茬提到了兰贝格。歌德说：“他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天资拔群，随性而发，兴之所至，一挥而就。在这一点上，我想没有人能与他比肩。有一次我们在德累斯顿，他让我给他出个题目，于是我选了阿伽门农：从特洛伊回来的阿伽门农刚下战车，在进家门的一瞬间突然一阵郁郁之情涌上心头。你肯定和我一样认为这个题材极有难度，要是换个画家，可不得冥思苦想好一阵子。可是我话音还没落地，兰贝格就动起笔来，更让我又惊又喜的是，他一下子就抓住了要旨，而且表达呈现得无比准确。说真的，我真想收藏几幅兰贝格的画作。”
我们又谈到了另外几位画家，他们的创作流于表面，过分偏重形式上的浮华奇巧，最后沦落成了矫饰主义。
歌德说：“矫饰主义耽于模仿前人的风格样式，完全忽略创作过程中应有的乐趣。而一个真正伟大的艺术家能在创作中体验到至高无上的幸福。鲁斯在描摹羊身上的羊毛时一丝不苟，乐此不疲，从不遗毫发的细节表达中我们不难发现他非常享受精雕细琢的过程，甚至希望这个过程不要那么快结束。”
“德薄才疏的人无法从艺术创作中体会到快乐与幸福，他们不是因为热爱艺术而工作，满脑子想的尽是手头上的活儿能换取多少好处和报酬，除此之外别无他想。被这么多世俗功利的私心杂念所捆绑，怎么可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呢！”
1824年3月30日，星期二
今晚，歌德府上只有我和歌德两个人。我们天南海北无所不谈，后来，我们聊起了法国戏剧与德国戏剧的不同之处。
歌德说：“德国的观众很难像意大利和法国的观众那样形成一套正确清晰的评判标准。其中一大障碍就是我们的舞台简直就像一个大杂烩，什么剧目都往台上搬。就在同一个地方，昨天还在上演惨兮兮的《哈姆雷特》，今天就变成了闹哄哄的《斯塔波尔》，明天观众们沉浸在《魔笛》的庄严肃穆中，后天他们又会被《下一个幸运儿》逗得前仰后合。这一大堆纷繁多变、不一而足的剧目把观众们看得眼花缭乱，晕头转向，你让他们如何学会正确地理解悲剧、欣赏喜剧。另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和期望，他们会情不自禁地回到上一次让他们达成所愿或心满意足的地方。但是，就像一个今天在某棵树上采到了无花果的人，当他第二天又来到这棵树下，却发现原本长着无花果的枝头上却结满了黑刺李，可想而知他有多沮丧了。要是有人喜欢黑刺李，他自然会去荆棘丛中寻找。
席勒曾经有过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望——盖一座只演悲剧的剧院，每周上演一部悲剧，观众限定为男性。不过这个想法只有在大城市方有可能实现，像我们这样的小地方就行不通的。”
我们又谈到了伊夫兰德和柯策布的戏剧作品，歌德对他们的创作手法评价甚高。他说：“由于我们的观众分不清孰优孰劣，所以像伊夫兰德和柯策布之类的作家经常会受到不公正的非难指责。创作雅俗共赏的戏剧并不容易，德国文坛也许要等上好一阵子才能再现像他们两人这样优秀的剧作家了。”
我对伊夫兰德的《老单身汉》赞不绝口，看戏的时候完全沉醉其中。歌德说：“毫无疑问，这是伊夫兰德最好的一部戏，不过也是唯一一部脱离通俗平淡之风，蕴含高深立意的戏。”
随后他告诉我，他和席勒曾经给《老单身汉》续了一个后记，不过不是用笔写的，而是在两人的交谈中口述完成的。歌德按场次介绍了后续剧情的发展，故事充满趣味，我听得津津有味。
然后，歌德谈起了普拉滕的几出新剧。他点评说：“从这些作品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卡尔德隆对他产生的影响。剧本写得相当流畅，从某种意义上讲，故事也很完整成熟，但毋庸讳言，它们缺少一种更加深远的立意，总让人觉得轻飘飘的不够分量。作者在写作时似乎从没想过要通过手中的笔去激发读者和观众心中深沉的思想情感，也没有期望他们在曲终人散之后仍然感到有什么东西萦绕心头，久久不散。诚然，作品中确实也有几处拨动心弦的地方，可惜只是轻轻一碰，轻到触碰过后没有留下些微袅袅余音。这有点像浮在水面上的软木塞子，它毫不费力地漂来荡去，可是所经之处却看不到一丁点它来过的痕迹。
“德国人需要的是热情专注的投入，深沉伟大的思想，和丰富饱满的情感。席勒做到了，所以他受到民众的爱戴。对于普拉滕的才华我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但可能是因为艺术观点不同，他的作品中恰恰缺少上述三点。诚然，他向大众展现了他无与伦比的文化素养，他的聪明才智、连珠妙语，以及艺术创作手法上的完整圆熟，然而仅有这些，特别是对于德国人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一般而言，感染打动民众的并不是作家的艺术才华，而是他的人格魅力。拿破仑没有读过科尔内耶的作品，但他曾这样评价过这位悲剧大师：‘假如他还在世，我定封他为王’，而对于他所读过的拉辛，拿破仑却没有说过类似的话。还有像拉方丹，他之所以在法国人民心中具有极其崇高的地位，并不是因为他文采斐然，而是他通过作品所展现的高洁的品格和伟大的思想。”
后来我们又谈到了《亲和力》。这时，歌德说起了一桩小事，曾有个英国旅人对歌德信誓旦旦地说，等他回到英国后一定要和他妻子离婚。说到这里歌德忍不住笑了起来：“那家伙真是傻得可以！”接着又举了几个例子，都是些离婚之后又悔不当初的糊涂蛋。
“德累斯顿已故主教莱茵哈德生前百思不得其解，”歌德说，“为什么我对于其他事情都宽容有加，唯独在对待婚姻问题上却那么死守原则、寸步不让。”
这话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它很清楚地表明了在那部备受争议的《亲和力》中歌德究竟想要表达什么。
后来我们的话题又自然而然地转到了蒂克以及歌德和他的私人关系上。
“我对蒂克毫无恶感，”歌德说，“而且我相信他对我也同样如此。问题是在我同他的关系上有些事情脱离了原来的轨道。这不是他的错，也不是我的错，是某些人为的因素造成了现在这种尴尬的局面。
“当年，施莱格尔兄弟为自抬身价大造声势，他们认为我的影响力过于强大，为了能与我抗衡，他们不得不另拉一个才能卓著的人加入到他们的阵营以壮大声势，而蒂克恰巧成为了他们想要寻找的对象。一旦蒂克被摆在了我的对立面，他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就会大大提高。于是施莱格尔兄弟力捧蒂克，无限夸大了他的优点长处。正是这种做法伤及了我和蒂克之间的关系，因为从一开始他就被人摆在了一个与我敌对的位置上，而蒂克自己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蒂克是一位不容忽视的优秀人才，没有谁比我更清楚他出类拔萃的艺术才华，但是如果有人要将他的才能夸大到与我并驾齐驱的地步，那他们显然是打错了算盘。我不怕开诚布公地说这话，又不是我要自抬身价，所以说实话与我无害。我倒是想和莎士比亚并驾齐驱呢，他也不是靠人吹捧才有了今天的地位，只是莎士比亚的成就太过卓越，对他我唯有崇拜敬仰的份儿。”
这天夜里，歌德谈笑风生，兴致极高，他拿来一些诗稿，大声地朗读起来。能够倾听他的吟诵真是我莫大的荣幸，不仅因为这些激情澎湃的诗句让我热血沸腾，更是因为歌德咏诵诗歌的方式让我看到了他的另一面，一个迄今为止我从未见过、但同样极具感染力的歌德。他的声音是那样抑扬顿挫，浑厚有力！那张满是皱纹、无比高贵的脸庞这一刻是那样朝气蓬勃，神采飞扬！还有那双眼睛，是多么睿智灵动，多么动人心魄啊！
1824年4月14日，星期三
下午一点左右，我和歌德一起外出散步，这次，我们谈到了不同作者的写作风格。
歌德说：“总体而言，哲学思辨对德国作家产生了许多不良影响，它诱导人们走上了一条盲风涩雨、艰难曲折的创作歧路。他们越贴近某种哲学流派，笔下的作品就越艰涩难懂。而像那些醉心于工作或是尽情享受生活的德国作家，他们都很务实，从而写出了令人称颂的作品。这一阵子我天天都在读席勒的书信，那些信写得极好。我发现只有当他摒弃了哲学空谈，其文风才显得雄浑壮丽，激荡人心。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德国女性作家身上，这些娴雅温婉的可人们文笔脱俗，风格清新，有些甚至远远胜过那些声名显赫的男性作家。
“英国作家一贯文采卓著，他们生来就是雄辩家，而且他们从不务虚，贴近现实生活便是他们的本色。
“法国作家的文风与其国民性如出一辙，他们天生喜欢交际，交流沟通时非常关注对方的感受，所以写文章时也会经常站在读者的角度考虑问题，在行文表达上务求明了通达以便读者理解、接受他们的观点，在遣词造句上力求优美流畅以便取悦读者，博得他们的欢心。
“总而言之，一个作者的创作风格是他思维方式和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故而，如果作家想要写出条理分明的文章，那么首先他得具备清晰的思路；同样的，如果他要让文章充满雄壮宏伟的气势，那么首先他得成为一个高大伟岸的人。”
之后，歌德谈到了他的敌人，他们简直就像一个族群一样生生不息。他说：“这些人为数众多，不过倒是可以分成几个类别。第一类是愚昧的敌人，他们并不了解我，对我是什么样的人一无所知，饶是如此，也不妨碍他们乐此不疲地对我戳戳点点。在我七十多年的生涯中从来未曾缺少过这些人的陪伴，他们不累我都嫌累！不过话说回来，我不怪他们，不知者不罪嘛。
“第二类主要是那些嫉妒我的人。他们嫉恨我受上天眷顾，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了无上的荣誉。他们盯着我的名声不放，恨不能见缝插针地往我身上泼脏水，大概只有亲眼看到我一贫如洗、一文不名了，他们才会停止对我的攻击。
“还有一类是由许多郁郁不得志的文人组成，他们中不乏才华横溢之人，因为恼恨我抢了他们的风头所以视我为眼中钉、肉中刺。
“第四类算是讲道理的敌人。我是一个凡人，凡人身上有的缺点我自然都有，而这些也难免会捎带进我的文章里。然而，我同时也是个热衷于不断提高、不断进步的人，纵观我的创作生涯，总体呈现的是越来越好、精益求精的态势，于是经常会发生这样叫人哭笑不得的事情：他们嘴里翻来覆去念叨的缺点毛病其实很久以前我就已经改正了。不过，他们倒是伤不了我，因为他们冲我开火的时候，我早已远远跑出了射程范围。一般说来，一部作品付梓之后我就对它失去了兴趣，我不再围着它思前想后，而是投身到新的写作计划中去了。
“另一类人之所以与我为敌主要是因为我们双方的观点、思维方式大异其趣。都说一棵树上找不见两片一模一样的叶子，那就可想而知在一千个人里几乎不可能找到两个在观点想法和思考方式上完全合拍的人。如果认同这一点，那么我就不奇怪为什么我的敌人和我的朋友、追随者一样多了。我的许多观念都异于这个时代，现世的思想主流是向主观思维一边倒的，而我竭尽全力想要登上客观思维的彼岸。孤军奋战难免陷我于不利的境地。
“在这一点上，席勒就比我强许多。有一位将军曾经好意提点我应该按照席勒的方式写文章。因为我比这位将军更加了解席勒的特点，所以通过一番分析向他说明了并非不能为，而是不可为。我依旧默默地走自己的路，不再关心得失荣辱，也尽量不再理会敌人的喧嚷聒噪。”
我们回到房里，愉快地用了晚餐。歌德的儿媳小歌德夫人刚从柏林回来，在席上她向我们讲述了许多在柏林的见闻。当谈到坎伯兰公爵夫人的时候，她显得尤为激动，因为在那里她受到了主人家热情的款待。歌德饶有兴致地说起他记得这位夫人，在她还是一位年轻公主的时候曾经和他母亲一同住过一段时日。
晚上，在歌德家里举办了一场阵容不俗的音乐会。几位唱功精湛的歌手在艾博温的指挥下演唱了亨德尔《弥赛亚》中的曲目。随后，卡洛琳.冯.艾格洛夫斯坦因伯爵夫人、弗罗里普小姐、博格维什夫人和小歌德夫人也加入了女声合唱。这是歌德盼望已久的盛况，今天他终于如愿以偿了。
歌德坐在稍远处，静静地聆听着曼妙的歌声。女士们将《弥赛亚》中的歌曲演绎得无比动人。就这样，我们如痴如醉地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1824年5月2日，星期日
今天，当歌德知道我没有按他的意思去探访一户名门望族后对我颇有埋怨。他说：“这个冬天你本来可以在他们家里度过许多个充实愉快的夜晚，认识很多有趣的新朋友，天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居然把这一切都给错过了。”
我回答说：“我这个人容易头脑发热，天生又爱管闲事，所以没有什么比和一群陌生人打交道更让我费思伤神了。自打出生后，从来没有人教过我应该如何待人接物，所以在这方面我就像一张白纸，没有任何经验。我觉得在结识您之后人生之旅才真正开启。现在，世上的一切对我而言都是簇新的，在剧院度过的每一个晚上，与您之间进行的每一次谈话都在我的心里开创了一片新天地。有些东西对于受过高等教育、过惯上等生活的人来说也许早就习以为常了，但于我却是前所未见，而一见之下便是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我求知若渴，恨不能牢牢抓住每一样新鲜事物，从中尽可能多地汲取养分。正是抱着这样的想法，这整整一冬从剧院和与您的谈话中我学到了太多东西，我的脑袋还有我的身心都已经装得满满的了，实在没有办法匀出多余的空间留给其他人、其他事了。”
“你倒是和别人不一样，”歌德听后哈哈大笑起来，“好吧，随你便吧，这些事你自己拿主意就是了。”
我又接着说道：“我总是把自己的好恶带进交际应酬中，我渴望付出最真挚的情感，同时也想收获别人珍贵的友情，我想寻找一个能与我完全投契的人，然后掏心掏肺地与他交往，至于其他泛泛之交我就无暇顾及了。”
“你这种性格确实不太合群，”歌德说，“但如果我们不想办法去改变自己的天性，那么接受教育、学习文化又有什么意义呢？老是希望别人和你想的一样是再愚蠢不过的事情了，我就从来不抱这样的幻想。我将每一个人视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我努力去研究、了解他身上所有与众不同的习惯、癖好，但我从不奢求我和他之间会有更多的交集。这种方式能让我有机会和每一个人交流沟通，从而了解人所具有的各式各样的性格以及帮助你在这个世界上立足的人情世故。当你和一个性格与你截然相反的人产生矛盾，这时你势必会攒聚所有潜能、动用一切智慧去攻克难关、化解矛盾，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挖掘出自己性格中从不为你所知的一面，并不断使之发展、壮大，这之后你就会发现无论再碰到什么性情古怪之人，你都能从容应对了。你应该尝试这么做，你比你想象中更有潜能，无论你愿不愿意，你都应该义无反顾地融入这个广阔的世界中去。”
我将歌德的谆谆教诲铭记于心，并决定尽一切可能付诸实践。
临近傍晚时分，歌德邀请我登上马车随他四处兜风。小径缠绕着山丘穿过上魏玛，往西眺望可以看到公园。成片的树木缀满雪白的花朵，桦树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宽阔的草坪犹如一条碧色的地毯铺满大地，绚丽的落霞为它染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我们的目光追随着如诗如画的风景，每一处都美不胜收，让人怎么看也看不够。我们都觉得开满白花的树木不宜入画，因为容易和画纸的底色混淆；同样，长满枝叶的白桦也不适合出现在画面的显著位置，因为树叶的颜色太浅，极易和桦树白色的树干混为一谈，因此无法产生强烈的光影对比。歌德说：“你从来不会在雷斯达尔作品的前景里看到带有枝叶的白桦树，只有光秃秃的树干，一片叶子也没有。这样的树干非常适合作为画面的前景，因为它的亮色极富视觉冲击力，一下子就能抓住观赏者的眼球。”
我们可有可无地聊了一些其他话题，然后不知不觉地谈到了某些艺术家所犯的错误，他们原本应该将艺术当成自己信奉的宗教，谁料他们却反过来试图把宗教当成一种艺术。歌德说：“宗教与艺术的关系其实和其他较高层次的精神追求与艺术的关系别无二致。宗教只能被看成一种素材，它和其他重要素材的作用、地位是一样的。有没有体现宗教信仰并不是一件艺术作品能否成为传世佳作的必要条件，彰显人的力量、包罗千差万别的人性才是不可或缺的要素，正是通过这些我们才理解了艺术的真谛，而它们也恰恰就是艺术创作的要旨所在，如果没有它们，艺术就会变得毫无价值。宗教本身是一个不错的艺术素材，但前提条件是它必须具备人文情怀。正因如此，怀抱圣婴的圣母玛利亚成为了艺术创作中喜闻乐见的题材，即便它成百上千次地出现在了不同形式的艺术作品中，但依旧让人百看不厌。”
说话间，我们的马车已经绕着树林缓行了一圈，在从蒂尔福特返回魏玛的路上，我们看到了日落。歌德一度陷入沉思中，稍后他向我吟诵了古人的诗句：
即便今日已缓缓西坠，
明朝升起的仍旧是那轮红日。
他悠然地说道：“一个七十五岁的迟暮之人必定不止一次想到过死亡，不过对此我倒是安之若素，因为我深信肉身虽会腐坏，但灵魂不灭，它会生生世世存续下去，永垂不朽。就像太阳，所谓的日落西山不过是肉眼看到的景象，其实太阳永远高悬于天际，永远闪耀着万丈光芒。”
此时，太阳已经完全隐没在艾特斯堡之后，夜晚的树林里弥漫着阵阵寒意，沁人肌骨，我们加快速度往回赶。下了马车，歌德要我随他进去再坐一会儿，我欣然从命。他谈兴不减，脸上看不出丝毫倦意。我们聊了很多他对于颜色理论的见解，还有那些老和他唱反调的反对派们的主张。歌德认为他对于这门学科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他说：“开创一个新时代须具备两个条件，缺一不可：第一，聪明的脑袋；第二，丰厚的遗产。拿破仑继承的遗产是法国革命，腓特烈大帝承袭的遗产是西里西亚战争，成就马丁.路德的正是黑暗的教会统治。而我现在拿到的遗产便是牛顿的错误理论。这一代人怕是认识不到我在这方面的成就了，但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会承认我留给他们的这份遗产一点也不寒酸。”
今天早上歌德差人送来一卷关于戏剧评论的手稿，我在其中发现一些零散的评注，主要是歌德在指点沃尔夫、格鲁纳成为一名优秀演员时留下的研究笔记和表演理论。我认为这些文字对于年轻的演员们而言具有非同一般的指导意义，故而提议把它们整理出来，以问答的形式编纂成一本基础教学理论手册。歌德认为此法可行，于是我们就这一话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我们先谈到了歌德一手培养的几位杰出表演艺术家，我借机提起海根道夫夫人，并向歌德询问了她的情况。歌德说：“或许她多少受了我的影响，但严格说来，她并不是我的学生。她天生就是一个为舞台而生的演员，每一个角色都像是为她量身定制的一样，演起来妥帖自然，饱满酣畅。她压根就用不着我教，上了台后举手投足、一颦一笑拿捏得如此精准到位、丝丝入扣，恐怕连她自己都未必清楚她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然后，我们又聊起了他主持剧院工作的那段岁月，慨叹多少原本可以埋头文学创作的光阴就这样一去不返了。歌德说，“或许我因此与许多文学作品失之交臂，但细细想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在我看来，所有做过的事情无非就是一个符号，无论做出来的是罐子还是碗对我来说都没有什么不同。”
1824年8月16日，星期二
这些日子和歌德聊过许多话题，但是因为诸事缠身，所以未能及时从他涉猎甚广的谈话中记录下要点。
以下的只字片语摘自我的日记，至于这些金玉良言当时的出处以及彼此之间的关联我已不复记忆：
“人就像是漂浮在水面上的罐子，难免会磕磕碰碰。”
“早上我们最精明，但也最焦虑，话说回来，焦虑其实也是一种精明，虽说它只是消极的精明。愚笨的人一般不焦虑。”
“我们不能把年轻时犯的错误带到老年，因为老年有老年要犯的错。”
“宫廷生活犹如弹奏一支曲子，每个人都得跟上拍子。”
“如果朝臣不借着繁文缛节消磨时光，想必他们都得死于无聊。”
“即便是再微不足道的小事，都不可谏言君王妥协让步。”
“将演员领上舞台之人须有无限耐心。”
1824年11月24日，星期三
今晚去剧院看戏前先去了歌德那儿，他看上去精神矍铄，容光焕发。他问起了在这里逗留的几位英国年轻人的近况，我告诉他这几日我正想和杜兰先生一同研读一下普鲁塔克的德译本，于是话题便自然转到了罗马和希腊历史，歌德是这样说的：
“对我们而言，罗马史如同冬扇夏炉，毕竟，我们已经在崇尚人道、尊重人性的大道上走得很远，实在难以消受凯撒大帝凯旋时披肝沥胆的战歌。希腊历史同样无法引发我们内心由衷的赞叹，诚然，当这个国家面临外敌时，它英勇无匹，用热血写下了壮丽光辉的篇章，但它本身又是一个内忧不断的国家，城邦与城邦之间终年战火纷飞，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这种同室操戈、手足相残之事实在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不寒而栗。再者，我们国家的历史同样灿若星辰，莱比锡之战、滑铁卢战役都在历史画卷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相形之下，像马拉松之类的战役就显得黯然失色了。此外，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们也毫不逊色，像法国的将军元帅，德国的布吕歇尔，英国的威灵顿，他们每一个都是铁骨铮铮、叱咤风云的好汉，他们创下的丰功伟绩可以媲美任何一位古希腊、古罗马的英雄。”
然后，我们谈到了当代的法国文学，以及法国人对德国文学所表现出的日益浓厚的兴趣。
歌德说：“法国人研究、翻译我们的文学作品，此举非常明智。因为他们无论在文体形式上还是在主题选材上都有很大的局限性，所以除了借鉴国外文学作品外别无他法。德国作家也许会因为文体形式过于朴拙、未臻工巧而遭人诟病，但就内容立意而言，我们绝对走在了法国人之前。柯策布、伊夫兰德的戏剧作品其主题无所不包，对于法国的同侪们而言简直可以说取之不竭、受用不尽。不过，最受法国人欢迎的莫过于我们的哲学理想，因为任何一种理想都能让革命师出有名。
“法国人有悟性、有才智，但他们缺少扎实牢固的根基和虔敬恒常的信仰。凡是能帮到他们获得眼前之利、为他们的派系斗争添加砝码的，就是正确的。同理，他们赞美我们也绝不是因为真心认同我们的长处优点，只不过是我们的观点恰好能为他们所用，能巩固夯实他们的派系实力罢了。”
接着我们又聊起了德国文学，以及我国的年轻诗人在成长道路中所面临的障碍。
歌德说：“我们大多数的年轻诗人都没有什么大毛病，唯一的问题就是他们太过忽略自己的内心世界，同时缺乏在现实世界中寻找素材的能力。他们即便能找到一种素材，也必然是与他们周遭环境非常相似、能与其主观世界产生呼应的素材。但如果说有这样一种题材，它本身极富诗意，但与他们的主观世界相斥相离，那么就不可能被列入他们的选材范围。
“不过，正如我之前所说过的那样，如果能通过潜心研究、观察体验生活，从而塑造出哪怕只是几个让人眼前为之一亮的角色，那么我们的文学，至少我们年轻诗人的前途还是非常乐观的。”
1824年12月3日，星期五
近日我收到约稿函，让我每月为一家英国杂志撰写关于德国文坛最新作品的评论文章，稿酬相当优渥。当时我很想一口应承下来，但转念一想，此事还是先征询一下歌德的意见为妥。
晚上我来到歌德家。屋里的窗帘都已阖上，歌德坐在桌旁，看样子已经用过晚膳。桌上点着两支蜡烛，烛光照亮了他的脸庞和他面前一尊巨大的半身像，歌德正在仔细地端详着它。和我打过招呼后，他指了指雕像问道：“知道这是谁吗？”“看上去像是一位诗人，应该是意大利人吧。”我答道。歌德说：“这是但丁。大体来说还不错，头颅刻得很细致，不过总让人觉得哪儿不太对劲。他显得那么苍老，肩背佝偻，面含怒气。五官的线条松弛下垂，神色涣散，好像刚从地狱回来一样。我有一枚但丁的像章，制于他在世时，雕刻得要比这座塑像漂亮许多。”
他起身拿来像章。“看到没有？鼻子的线条多么坚毅挺拔，上嘴唇多么饱满丰润，下颚多么刚劲有力，与颧骨的弧度如此匹配协调。半身像的眼睛和额头部分倒是和像章基本一致，但其他部位就显得老迈羸弱许多。好了，我也不打算对着一件新作品吹毛求疵了，总体而言，它已经相当不错了，值得夸奖。”
话题一转，歌德问起我的近况，最近都做了些什么，有何感悟。于是，我便告诉他英国杂志邀我撰写关于德国文学新作短评一事，报酬丰厚，我也有意接受这份工作。
一听这话，歌德原本温和慈祥的脸上顿时笼上了一层阴霾，他的每一个表情都在告诉我他不赞同这个决定。
他说：“我真希望你那些朋友能收回邀约还你一片清净。这些事情与你的禀赋本性相悖，它们不是你要走的那条路，你为何要为它们分心伤神呢？市面上有金币、银币、纸币，每种货币都有相应的价值，要正确认知每一种货币价值几何，就要搞明白它们之间的兑换率。文学作品同样如此。就好比说如果你只认识金属货币，但对纸币一无所知，那么你就无法公正地判断这两种货币的价值，甚至还有可能造成损失。如果在文学评论中你想要做到公正、公平地把每一部作品都归置到它应有的位置上，那么首先你就必须要了解处于中流水平的文学作品以获取评判的基准，而如此浩繁的研究工作必定要有极大的决心、毅力方可成事。你必须先回头看看施莱格尔兄弟的文学主张和成就，而后通读后起之秀的作品，比如弗朗兹.霍恩、霍夫曼、克劳伦等等。这还不够，你还得读遍时下所有的期刊杂志，从晨报到晚报一个都不能落下以免错失最新作品的讯息。可这样一来，你无疑就浪费了人生中最好的光阴年华。要想鞭辟入里地评论文学作品，你不能只是浮光掠影地翻翻书本，而是要深入透彻地进行研究分析。你喜欢这样的工作吗？到最后，即便你认为某部作品简直就是垃圾糟粕，你也不能实话实说，因为这样势必会在文坛掀起一场唇枪舌剑的骂仗。
“照我说的去做，回绝稿约，这不是你应该做的事情。你一定要时刻警惕不要为不值当的事分散精力，应该尽量集中精神做好有意义的事。如果早在三十年前我就能懂得这个道理，那么我的成就肯定远胜于今日。当初我和席勒在他担任主编的《四季女神》和《文艺年鉴》上浪费了多少时间啊！现在，当我重新翻阅我与他的书信，更是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当年我们呕心沥血的付出换来的却是世人的冷嘲热讽，同时又没有为我们自身的文学修养带来任何裨益，一想到这些真是悔不当初。天才总觉得别人能做的事情自己肯定也行，但事实并非如此，而且有朝一日他们终会为那些被虚掷的光阴追悔不已。就像花了一个晚上卷起满头波浪有什么意义呢？你把卷发纸夹在了一绺一绺的头发里，辛辛苦苦地卷起来固定好，可到了第二天晚上，头发又变直了。”
歌德继续说道：“对你来说，目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为自己积累一大笔用不完的本钱。认真学习英语、仔细研读英国文学就能帮助你获取这样的资本，而现在其实你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坚持下去，切莫半途而废，或被其他琐事干扰。同时你要好好把握和英国年轻人交往的大好机会，多和他们切磋交流。你在年少时没怎么接触过英语这门古老的语言，如今光辉灿烂的英国文学正好可以为你提供学好英语的最佳途径。要知道，德国文学绝大部分都是英国文学这棵参天大树上散开的枝叶。我们的小说、悲剧若非源自戈德史密斯、费尔丁、莎士比亚，那又会来自何处？而现如今，即使寻遍德国，你又能否找到三位可以和拜伦、穆尔、沃尔特.司各特并驾齐驱的文学大师？我再强调一遍，潜心学习英语，研究英国文学，全神贯注地去做对你有益的事情，至于那些与你性情禀赋不合、同时又毫无意义的俗务就此丢开手吧。”
如此推心置腹的恳谈让我着实感动，现下我已心境澄明，决定遵照歌德的建议去做。
这时，仆人通报说穆勒首相到访。首相先生进屋后在我们身旁落座，之后话题便又重新转回到但丁的半身像以及他的生平和著作上。我们特别提到了这位作家行文艰深晦涩，就连他的同胞们也未必能懂，可想而知一个外国人如果想要读懂、读透那就更是难上加难了。歌德转向我和蔼地说道：“你的告解神父必定会严令禁止你去研究这位诗人的。”
歌德还谈到作家选用的韵脚过于冷僻，而这也是其诗歌令人费解的主要原因之一。不过除此之外，歌德在谈到但丁时都充满敬畏之情。我特别注意到他似乎觉得“天才”一词犹显不足，所以用了“自然之子”来称呼他，仿佛只有这样的词汇才配得上一个洞幽烛微、博大精深的灵魂。
- 本.约翰逊（Ben Johnson，1572—1637）：英国著名剧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其作品对英国诗坛和戏剧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菲利普.玛辛杰（Philip Massinger，1583—1640）：英国著名剧作家，作品多以讽刺时政为主题，并以巧妙的构思、紧张的情节设置而著称。
- 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1564—1593）：英国著名剧作家，他革新了中世纪的戏剧，在舞台上创造了反映时代精神的巨人性格和“雄伟的诗行”，为莎士比亚的创作铺平了道路。
- 弗朗西斯.博蒙特（Francis Beaumont，1584—1616）：英国著名剧作家。他曾与约翰.弗莱彻保持密切合作关系，两人一起创作了几十部传奇戏剧和喜剧，并联合署名“博蒙特与弗莱彻”。
- 约翰.弗莱彻（John Fletcher，1579—1625）：英国著名剧作家，追随莎士比亚为国王剧团创作剧本，曾与弗朗西斯.博蒙特保持密切合作关系。
- 指歌德所著的《葛兹.冯.伯里欣根》，这部作品是德国第一部现实主义历史剧，在艺术手法上采用了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方法。
- 《华伦斯坦》三部曲被誉为歌德历史剧中的巅峰之作。
- 佩德罗.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Pedro Calderón de la Barc，1600—168 1）：西班牙剧作家、诗人，是西班牙文学黄金时期的重要人物，代表作品有剧作《人生如梦》等。
- 鲁斯（I．H．Roos，1631—1685）：德国画家，以画家畜见长。
- 约翰.海因里希.兰贝格（Johann Heinrich Ramberg，1763—1840）：德国画家、版画家。
- 希腊神话人物，迈锡尼国王，也是远征特洛伊的统帅，十年征战结束后回到家即遭到其妻与奸夫的谋害。
- 全名为《斯塔波尔的婚礼》，是奥地利喜剧作家博伊勒（A．Bauerle，1784—1859）创作的一部闹剧。
- 《魔笛》是奥地利音乐家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1759—1791）于1791年创作的著名歌剧。
- 《下一个幸运儿》是德国剧作家缪勒（W．Muller，1767—1835）创作的滑稽歌剧。
- 奥古斯特.威廉.伊夫兰德（August Wilhelm Iffland，1759—1814）：德国通俗戏剧作家、演员。
- 奥古斯特.冯.柯策布（August von Kotzebue，1761—1819）：德国通俗戏剧作家。
- 奥古斯特.冯.普拉滕（August von Platen，1796—1 835）：德国诗人、剧作家。
- 皮埃尔.科尔内耶（Pierre Corneille，1606—1684）：法国著名剧作家，与拉辛、莫里哀并称为法国十七世纪三大悲剧作家。
- 让.拉辛（Jean Racine，1639—1699）：法国著名剧作家，与皮埃尔.科尔内耶、莫里哀并称为法国十七世纪三大悲剧作家。
- 让.德.拉方丹（Jean de Lafontaine，1621—1695）：法国著名诗人，以写寓言诗见长。
- 路德维格.蒂克（Ludwig Tieck，177 3—1853）：德国著名诗人、翻译家、编辑、小说家，是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欧洲浪漫主义运动的奠基人之一。
- 施莱格尔兄弟（August Wilhelm Schlegel，1767—184 5；Friedrich Schlegel，1772—1829）：德国浪漫派作家。
- 雅各布.凡.雷斯达尔（Jacob van Ruisdael，1628—1682）：十七世纪荷兰最为出名的风景画家之一，也是荷兰古典主义风景画的先驱。
- 腓特烈大帝（Friedr ichⅡ，1712—1786）：即腓特烈二世，普鲁士国王（1740年5月31日至1786年8月1 7日在位）。德国国父级人物。
- 普鲁塔克（Plutarch，约46—约120）：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作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因著有《希腊罗马英豪列传》而闻名后世。其作品在文艺复兴时期广受欢迎，蒙田对他推崇备至，莎士比亚的不少剧作都取材于他的记载。
- 格布哈德.列博莱希特.冯.布吕歇尔（Gebhard Leberecht von Blücher，1742—1819）：普鲁士元帅，因在数次重大战役中立下战功而声名远扬，曾打败过拿破仑。
- 亚瑟.韦尔斯利，即第一威灵顿公爵（Arthur Wellesley，first Duke of Wellington，1769—1852）：别名铁公爵，反拿破仑战争中的联军统帅之一，以指挥滑铁卢战役闻名于世。英国第二十一任首相，也是世界上唯一获得七国元帅的军衔者。
- 弗朗兹.霍恩（Franz Horn，1781—1837）：德国诗人、文学史家。
- 霍夫曼（E．T．A．Hoffmann，1776—1822）：德国作家，擅长以荒诞离奇的情节反映现实，是浪漫主义运动中的重要人物。
- 海因里希.克劳伦（Heinrich Clauren，1 771—1854）：德国作家，文风优柔伤感。
- 奥利弗.戈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1 728—1774）：英国诗人、作家，浪漫主义流派的重要先驱。
- 亨利.费尔丁（Henry Fielding，1707—1754）：18世纪最杰出的英国小说家、戏剧家，英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是英国第一个用完整的小说理论来从事创作的作家，被沃尔特.司各特称为“英国小说之父”。
- 托马斯.穆尔（Thomas Moore，1779—1852）：爱尔兰优秀诗人。
- 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 tt，1771—1832）：英国著名历史小说家、诗人。以苏格兰为背景创作诗歌而出名，但拜伦出现后，他意识到自己无法超越，于是转而开始创作历史小说，终于成为英国历史文学的一代鼻祖，代表作有《艾凡赫》、《惊婚记》、《红酋罗伯》、《肯纳沃尔斯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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