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4年

1824年1月2日，星期五

今天留在歌德家里用餐，席上相谈甚欢。有人提到了魏玛社交场里的一位年轻美人，另一位客人则声称自己几乎已经爱上了这个姑娘，虽然她身上寻不见半点兰心蕙质的痕迹。

“得了吧，”歌德大笑着说道，“爱情和智慧压根就是两码事。我们爱上一个年轻女子可不是因为她有多么明敏慧黠。我们爱的是她的明艳、青春、佻挞，她的天真、轻率、一目了然的个性和爱哭爱笑的脾气，以及其他许多难以言说的地方。但，我们爱上的肯定不是她的头脑。当然，如果这个姑娘才学出众，那我们的爱情里必定会平添一份尊敬，因为她的睿智，她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无疑也会大幅提升。当我们已经坠入爱河，对方的才思也许会为我们的爱情添柴加薪，不过单凭智慧本身是无法点燃爱情之火，唤醒沉睡激情的。”

这番话听得我们频频点头称是，都觉得确实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看待、解析情感问题。宴席散去后，我留下来继续陪歌德谈天说地。

我们聊起了英国文学，谈到了诗坛巨匠莎士比亚的伟大之处，以及后继者们的尴尬处境。

歌德说：“但凡是有点名气的剧作家都不可能对莎士比亚的著作视而不见，他们一定会反复研读，深入研究。之后，他们就会发现莎士比亚的一支笔已经把世间的人情、人性写尽了，无论从高度还是深度都已刻画到了极致，对于后来者而言，确实没有多少可以发挥的余地。要是他们一早意识到这世上已经有人写过如此这般惊天地泣鬼神的绝世佳作，五体投地之余他们哪里还有勇气拿起手中的笔呢！

“五十年前，我在祖国德意志的境遇就要好许多。当时，德国的文学作品并不多，我很快就将它们研究了一个遍，其中没有什么作品能让我感佩莫名或是值得我铭记于心的。不久，我就把德国文学和相关的研究工作放到一边，转而开始认真思索生活的真谛，并且踏上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之路。就这样，我像一株自由生长的植物，顺应天性慢慢地发展、进步，在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期我都能连续不断地创作出不同风格的作品。在前行的过程中，我为下一个阶段设定的目标都不会和现阶段自身的能力相差太过悬殊。但是，如果我生于英国，在对世界刚刚具有认知能力的青年时代，当铺天盖地的文学杰作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我涌来，我的自信心也许会被瞬间碾成齑粉。自然，我也就不可能一身轻松、跃跃欲试地踏上征途了，即便最后依然选择写作，我肯定也会左思右想、瞻前顾后，说不定要花上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找到一条新的出路。”

我把话题又引回到莎士比亚身上：“假设莎士比亚不是英国文学家，而是一个在德国土生土长的剧作家，那么肯定所有人都会将他视为横空出世的文学奇迹。但是如果我们置身于莎士比亚的故乡，感受他那个年代的生活气息，进而研究与他同一辈的作家和后起之秀，领略本.约翰逊、玛辛杰、马洛克、博蒙特和弗莱彻笔下锐不可当的文风，在如此背景下，莎士比亚诚然依旧不失为一位万众景仰的文坛泰斗，可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他的许多文学成就并非是无法企及的，而莎士比亚之所以能写下流芳百世的伟大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和那个时代强劲蓬勃的创作氛围密不可分。”

“完全正确！”歌德说，“看待莎士比亚和看待瑞士的群山是一个道理。如果将直插云霄的勃朗峰搬到地势平坦的吕内堡大草原，我们肯定会被这座拔地而起的险峻奇峰震撼得目瞪口呆；但如果我们回到勃朗峰的家乡去探访它，我们就会发现在一望无垠的崇山峻岭中它虽然依旧高于左邻右舍——少女峰、芬斯特阿霍恩峰、艾格尔峰、维特霍恩峰、圣戈特哈德峰和罗莎峰，但之前它带给我们的那种轰雷掣电般的震惊之情已经不复存在了。

“如果有人认为莎士比亚的辉煌成就与他所处的那个生机勃勃的伟大时代毫无关联，”歌德继续说道，“那就请他扪心自问一下，在1824年的今天，在吹毛求疵、指责批判蔚然成风的英格兰文坛，是否还有可能再现像莎士比亚那样耀眼夺目的一代文豪！

“唯有不受干扰、心无杂念、沉醉如梦的创作状态才有可能诞生伟大的作品，现如今，这几乎已经变成了痴人说梦。我们的作家都被摆在了公众面前，每天都生活在五十多份地方报纸的评头论足和大众制造散布的飞短流长中，这样贫瘠劣质的土壤是不可能培育出任何健康美好的作品的。我们的作家如果不能远远逃离这片土壤，不能从乌烟瘴气的大流中挣扎而出，那就不可能有任何前途。时下的各种文艺评论不仅水平低下，而且只知道一味地寻弊索瑕，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种半吊子文化在大众中间落地生根，它像是四处弥漫的雾霾，到处流淌的毒液，把原本应该茁壮成长的栋梁之材从最深处的树心、叶脉，到伸展在空中的绿叶一并腐蚀摧毁掉。

“经过了两个世纪的凄风苦雨，生活本身也变得越发委顿怯懦。现在我们哪里还能找到大性大情之人？谁还会无所顾忌地展现真我？不过，这种情况倒是刺激了诗人，既然身外的世界已经弃他不顾，那么他就必须从自身、从内心深处寻找出路。”

之后，我们聊起了《少年维特之烦恼》。歌德说：“这部作品对我来说就像是鹈鹕以心口之血精心哺育的雏鸟一样，它蕴含了涌动于我内心幽深之处的情感和思想，要是把它们统统写出来，估计十本小说的篇幅也不在话下。另外，就像我经常所说的那样，自打这本书问世以来我只读过一次，而且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再度翻开扉页。它就像是一匣子一触即发的弹药，只要一看到它我就会立时三刻陷入当年写作时那种近乎走火入魔的疯狂状态，想想就觉得不堪回首。”

我提醒他曾经和拿破仑有过一次对话，我是在整理他未出版的手稿时发现的，之前我就曾几次请求他提供关于那次对话更多的细节。我对他说：“拿破仑曾指出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有一个段落似乎经不起推敲，当时您也同意了他的说法，我很想知道他指的是哪一段。”

“你猜！”歌德说，他的脸上随即浮现出一抹讳莫如深的微笑。

我说：“我觉得是夏洛特把手枪借给维特的那一段，她一句话都没对埃尔伯特说，更没有告诉她内心的担忧和疑惧。虽然文中用了相当的篇幅来解释夏洛特为什么沉默不语，但是在一个朋友命悬一线、生死攸关的时刻，沉默的理由多少显得有些牵强。”

歌德听后说：“你的想法很有意思，但至于你所说的这一段是不是就是拿破仑所说的那一段，我觉得还是留个悬念为妙。反正不管怎么说，你和拿破仑的意见都很有道理。”

我又问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后的轰动效应是否真的与那个时代有关。我说：“这种想法非常普遍，但我个人却不太赞同。我并不认为这部小说是应运而生的，相反，是它的出现创造了一个时代。在任何一个时期都会有那么多难以言表的苦闷哀愁，那么多不可向他人言说的愤恨不平和对人生的憎厌倦怠，而个人与群体世界的格格不入、本质天性与伦理制度之间的矛盾同样比比皆是，所以《少年维特之烦恼》即便放在今天出版，我相信也一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说的没错，”歌德说，“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本书从问世到现在一直都在影响着某个年龄段的年轻人。而我自己没有什么必要把青年时期经历的那些烦恼和我生活的时代背景或是读过的几本英国小说扯上关系。我的青春苦闷源于一桩桩我亲身经历、让我痛彻心扉、并带给我无尽忧思的事情，也正是它们把我带进了创作《维特》的心境。我活过，爱过，也痛过，这就是《维特》的立身之本。

“如果我们更深入地去思考一下人们所说的‘维特时代’，就会发现它其实并不属于普世文化的范畴，而是只和个人的生命历程有关。人生来就渴望自由，但他必须学着去适应现实世界的陈规旧俗，学会在被条条框框分割的狭小空间中安身立命。坎坷的命运，限制自由的枷锁，无法实现的愿望，这些并不是只属于某个特定的时代，而是每一个人都会遭遇到的不幸。如果一个人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不曾有过一次‘《维特》就像是在写我自己’这样的体会感悟，那他这一辈子就算是白活了。”

1824年1月4日，星期日

晚饭后，我和歌德一同翻阅艺术作品选辑，其中收录了一些拉斐尔的画作。他经常翻看拉斐尔的作品，在赏析世界名画的同时希求在心灵上更接近他，从而探寻这位伟大艺术家的思想轨迹。现在，他希望我也能这么做。

后来，我们聊起了《西东诗集》，特别提到了其中的《不满之书》，歌德在这部作品中借短诗将内心的不满与愤怒一吐为快。

歌德说：“我已经相当克制了，如果将所有的不快、愤懑统统掏干吐尽，这薄薄几页纸立马就能变成厚厚一本书。

“人们总是看我不顺眼，老觉着我不该长成上帝替我安排好的模样。他们也很少瞧得上我写的东西。我夜以继日笔耕不辍，殚精竭虑地写完一部新作献给世人，可他们反倒认为该说感谢的是我，因为承蒙他们不弃，作品还算看得过去；如果有人赞赏，我也绝不可以沾沾自喜，更不能视之为理所应当的褒奖，他们巴不得我低声下气地说尽菲薄之词，最好把我自己还有作品说得一文不值，全部贬到尘埃里去才好。可是，我的本性不允许我顺他们的意，如果我张口就说言不由衷的话，成天里和他们虚与委蛇，那我岂不成了可怜又可恨的伪君子！我的内心足够强大，从来不怕把一个完全真实的我展现在世人面前，于是我的真实和勇敢落在世人眼里就变成了愤世嫉俗、桀骜不驯，时至今日，他们对我的看法也未曾有过改变。

“无论是宗教问题，还是关于科学、时政，我总是给自己惹麻烦，因为我学不会口是心非那一套，我愿意而且敢于大声说出内心的真实感受。

“我信仰上帝，敬畏大自然，坚信邪不胜正。但在那些所谓虔诚高贵的人看来，仅仅做到这些是不够的，他们还要求我相信其他东西，可是他们说的那些和我灵魂深处的感受完全背道而驰，而且我也不认为按照他们说的去做能给我带来任何好处。

“最近，我又捅了个娄子。事情的起因是我发现牛顿关于光和颜色的理论是一大谬误，于是针对这一举世公认的学说大胆提出了质疑。光是纯净的，是真实存在的，我要为捍卫这条真理而斗争。可是，却有一伙居心叵测的人无所不用其极地想要否定光的纯粹性，说什么阴影是光的一部分，这话听上去真是荒谬可笑至极，可他们就是这么说的。他们还说深浅不一的阴影形成了不同的颜色，而颜色就是光本身，换而言之，颜色就是光以各种角度折射交汇的结果。”

歌德沉默了一会儿，一向表情丰富的脸上这时露出了嘲讽的笑容。然后，他接着说道：

“政治方面的问题就更不必说了。我在这上头受的罪多得数也数不清。你知道我的《被煽动者》吗？”

我回答说：“昨天刚读过，在重新编辑您的文稿时读到的。这部手稿没有写完实在太可惜了。不过即便如此，我相信每一个头脑健全的人都会与您产生共鸣。”

“这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写的，”歌德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就是我政治信仰的供述状。书中的女伯爵代表贵族中的一群人，借她之口表明了我的想法，即身为贵族应该如何看待这场革命。这位女伯爵刚从巴黎回来，见证了大革命的整个过程，从中感悟到许多道理。她认识到人民或许应该被统治，但绝不能被镇压，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之所以会揭竿起义完全是因为上层阶级作威作福、鱼肉百姓的缘故。她说：‘从今往后只要我看到任何不公正的事情，我自当奋起抵制，无论在社交场上还是在宫廷内院，我都会勇敢地站出来大声地喊出我的主张。我再也不会对不义之举三缄其口，即便有人骂我是民主派也在所不惜。’

“我认为这种情怀是可亲可敬的，”歌德接着说道，“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然而我却因此被人硬扣上了各种帽子，其中就里不提也罢。”

我说：“其实他们只要读过《艾格蒙特》就会了解您的想法，在德国所有的戏剧中，没有哪一部比它更能激发民众对于自由的渴望了。”

歌德闻言说道：“有时候，人们总是带着各种偏见来看待我，对于那些展露我真实想法和个性的事情却往往视若不见。而席勒——这话就我们两个私下讲讲——其实比我更像一个贵族，但因为他说话不像我那么欠考虑，所以反倒成了民众的好朋友。我就没有他那么幸运了。当然，我真心实意地替他庆幸，至于我自己嘛，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想想之前有人的境遇还不如我，也算是聊以自慰了。

“说实话，我的确算不上是法国革命的忠实拥趸，那些暴力流血事件触目惊心，让人每时每刻都生活在担惊受怕中，而且革命带来的裨益并非立竿见影。可笑的是，那时候的德国人也不甘人后，来不及似的要把法国的革命火种传递到我们的国土上来，对此我也不可能坐视不理。

“但同时，我也不会和专制统治者为伍。事实上，我深信大革命之所以爆发，错绝不在人民，政府才是罪魁祸首。如果政府一向公正严明，时刻保持警醒，居安思危，防微杜渐，面对民众的不满能及时改进，防患于未然，而不是一味拖延不作为，以至于到最后不得不在自下而上的暴乱中缴械投降，那么就不可能爆发大革命。

“就因为我排斥革命中血腥暴力的一面，所以有人便趁机抓住这一点给我戴上了一顶‘现有制度之友’的大帽子。然而，这一称呼含义暧昧，似是而非，恕我不敢领受。如果所谓的‘现有制度’是所有杰出、美好、公正的象征，那我自然是求之不得；但如果它在具备许多优点同时始终无法摒弃拙劣、不公正、不完善的一面，那么所谓的‘现有制度之友’岂不是等同于‘因循守旧之友’了吗！

“时代的车轮永远在不断前进，人类社会每隔五十年就会呈现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新面貌，故而在1800年堪称完美的社会制度到了1850年可能就变成了一堆糟粕。

“再者，对一个国家而言，由内而生并顺应广大民众需求的制度才是真正先进的制度，照搬、效仿他国制度是不可行的，因为甲之熊掌很有可能就是乙之砒霜。任何不是从国内实际情况和人民实际需求出发、盲目采纳其他国家变法革新的做法都是愚不可及的。像这样生搬硬套的革命注定不会成功，因为他们得不到上帝的庇佑，看到这种大逆不道之事上帝肯定有多远躲多远。反之，如果是民众的需求水到渠成地促成了一场伟大的革命，那么上帝必然与之同在，革命之火必将熊熊燃烧直至迎来最后的胜利。上帝一定也曾和耶稣及其最初的门徒同在，因为当时的民众正迫切地渴望一种全新的爱的教义；上帝也一定曾和马丁.路德同在，因为重新净化被无良教士玷污的教义同样是众望所归。以上我所提及的两位伟大的先知圣贤绝非‘现有制度之友’，非但如此，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向世人证明除残去暴势在必行，绝不能在一条腐烂枯朽、满目疮痍、毫无公允可言的道路上沉沦下去。”

1824年1月27日，星期二

这些日子歌德一直在和我商量回忆录续篇的编辑问题。他提议说有关老年的部分就不必像在《诗与真》里叙述青年时期那样面面俱到了。他说：“这个时期发生的事情最好以大事年表来记述。比起私人生活还是应该在社会活动上多费些笔墨。无论如何，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肯定是其成长发展的时候，而我人生中的这个阶段已经详细地记录在《诗与真》里了。人生的后半段主要是用来发现自身和现实世界之间的矛盾，这部分内容如果还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那大概就是产生矛盾之后的结局了。

“再者说，一个德国学者的一生有什么重要性可言呢？以我为例，我生命中最美妙的部分也许是无法言传的，而能说出来的没准恰恰是不值一提的。此外，能让我怀着一份喜悦满足细诉从前的听众又在哪里呢？

“当年迈的我回首走过的青春和盛年，总忍不住感叹曾经和我共同度过青葱岁月的朋友如今还剩下多少。这有点像在避暑胜地消夏的情形。你刚入住的时候，结识了几位已经在那里下榻数日的住客，他们几周后就会启程离开。离别总不免让人心生惆怅，好在不久后你就迎来了第二拨客人，你们相处了颇长一段时日，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可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他们也离开了，把你一个人和第三拨刚来的客人留在那里。然而，你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和新来的住客称兄道弟、把酒言欢，因为离你作别的日子也已不远了。

“在别人眼里，我是一个深受命运之神恩宠眷顾的人，我本人也觉得这一辈子没有什么可挑剔抱怨的了。可同时，我也不想否认我这一生其实是一段充满艰辛的旅程。在七十五年的漫长岁月里，没有哪一个月我是清闲安逸地度过的。就像推一块大石头上山，到了山顶石头就会滚下来，然后你就得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把它推上去。大事年表会告诉你我所言不虚。无论来自外界还是来自内心，催着让我马不停蹄向前跑的声音实在是太多太响了，我做不到听而不闻。

“诗歌创作给我带来了真正的快乐，可是它却为名所累，不断地受到干扰、束缚和妨碍。如果我能避开凡尘俗务离群索居，那么我必定会更加快乐，所取得的成就或许也不仅仅只限于文坛。然而，自打我的《葛兹》和《维特》相继问世后，从前一位先哲的谶语就在我身上应验了——‘如果你为这个世界做出了贡献，作为对你辛苦付出的回报，它就永远不会再让你做第二次。’

“扬名立万，身居高位，想来也不是什么坏事情。可惜，名气和地位并没有让我占多大便宜，相反，我还得对别人的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忍气吞声，要是开口反驳或是为自己辩护几句指不定还会惹出多大的麻烦。好在这么做也不是全无好处，至少我能知道别人的想法，而他们却琢磨不透我的心思。要是连这一点点好处都没有的话，那么我的沉默就当真太可笑、太不值当了。”

1824年2月26日，星期四

今天和歌德一起用餐。等餐具撤下后，他命仆人施塔德尔曼抱来一大本铜版画收藏册。专辑的封面上积了些灰尘，当时我们手边恰好没有手巾之类的东西。歌德很是不快，他斥责道：“我已经嘱咐过你好几次不要忘了买抹布，今天再说最后一遍，要是你还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那明天我就自个儿去买。你看着吧，我说到做到。”挨了训的施塔德尔曼转身走了。

“这倒让我忽然想起来，我对那个叫贝克尔的演员也说过同样的话，”歌德颇为得意地说，“那次他死活不肯演《华伦斯坦》里骑兵的角色，我就警告他说，如果他不演，那我就亲自登台。这话很管用，因为剧院里的人都了解我，知道我在这种事上绝不会随便开玩笑，只要话说出口就一定做到，梗脾气一上来，我才不管什么场合不场合，什么该做不该做的。”

“要是当时贝克尔还是不肯演，那您真会上台吗？”我好奇地问。

“那还用说！”歌德答道，“我当然会演啊！而且肯定把那个贝克尔给比下去，要知道，我对角色的理解可比他深刻多了。”

接着，我们打开了画册，细细品鉴里面的素描和铜版画。在这方面，歌德对我倾注了不少心血，我感觉到他是在有意识地提升我对艺术的鉴赏力。他给我看的都是每一类艺术品中的顶尖之作，他还费神劳心地一一说明，引导我去理解、发现作者的创作意图和他们各自的特色长处，希望我能领会这些优秀艺术家们透过画作想要传达的思想情感，学会像他们一样用敏锐的触角去捕捉、感受身边的一切。他对我说：“这才是培养品位的正确途径。我们所说的品位只有在上乘佳作的长期熏陶下才能逐渐形成，只看那些不好不坏、中规中矩的作品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所以我给你看的都是精品杰作，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你就能形成一套评估衡量其他作品的标准，既不会高估，也不会低估它们的艺术价值。我所推荐的都是每一类画中的翘楚，也许这样你就不会随意地看低某一类型的画作，任何一个画家只要在他专攻的领域里练就了炉火纯青的画技，那么他的作品就一定能给观者带来美的享受。比方说这幅作品，它出自于一位法国画家之手，在游乐画派中你很难找到哪幅画能与之相媲美，毫无疑问，它已经成为此类画中的经典代表作。”

我接过歌德递过来的画，兴致勃勃地观赏起来。这是夏日避暑别墅里的一个房间，门窗敞开着，能看到外边的花园。房内有几位身姿娉婷的丽人，其中一位美妇人端坐在那儿，她三十岁左右的年纪，手里捧着一本歌谱，看似刚刚一曲唱罢的样子；在她身侧靠后一点的位置坐着一位十五六岁的少女；窗边站着另一位年轻女子，她轻握一管横笛放在唇边，仿佛还在吹奏乐曲。这时，一个年轻人走了进来，女士们的目光齐齐落在他身上，男子意识到自己的出现打断了闺中娱乐，故而微微鞠躬向她们致歉，从女士们的表情看，年轻人的话语必定十分贴心。

歌德点评说：“这幅画笔触细腻幽远，色彩华美艳丽，其缠绵隽永的韵味与卡尔德隆笔下任何一部作品相比都毫不逊色。瞧，今天你已经看到了游乐画派中最杰出的作品。来，让我们接着往下看。这几幅你觉得怎么样？”

说着他把鲁斯的蚀刻画递了过来，全都是非常著名的动物画作。眼前这几幅是姿态各异的绵羊，它们脸上一律挂着呆板木然的表情，身上披着丑陋蓬乱的毛。鲁斯用笔出神入化，独具匠心，画纸上的绵羊惟妙惟肖，恍若活物一般。

这时，歌德开口说道：“每次看到这些羊，我心里就忍不住发毛。你看它们，可怜巴巴地挤成一堆，呆呆地看着你，永远都是一副百无聊赖、魂不守舍的模样。不知道为什么，我竟会有种投契的感觉，这感觉让我害怕，担心没准哪天我自己也会变成一只羊。我甚至觉得作者本人曾经就是一只羊，最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是鲁斯究竟如何钻入这些动物的灵魂去感受它们的感受，然后通过无与伦比的技法让观者透过皮囊窥得它们的本性。鲁斯的作品告诉我们，如果艺术家的选材和他所具备的过人天赋‘情投意合’，而且他能坚持不懈地运用这些题材进行创作，那么不仅他的天赋能发挥得淋漓极致，而且还能帮助他取得无法估量的成就。”

我接着他的话问道：“那这位画家是否也擅长画狗、猫，或其他猎食野兽呢？既然他天赋异禀，可以揣摩动物的内心世界，那他是不是也同样可以逼真地刻画我们人类的思想情感呢？”

“不，”歌德答道，“你所说的那些就不在他的选材范围之内了。如果是像绵羊、山羊、奶牛之类温顺的草食动物，他可以不厌其烦地描画练习。他会一直画下去，终其一生坚守这片特殊的创作天地。这么做再正确不过了。鲁斯天生就和这类动物意气相投、心灵相通，因此他就拥有了一双独特的慧眼，在观察它们的形态体貌时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而对于其他动物，他可能就不能像看牛羊一样看透它们，故而无论在创作激情和创作技法上必定会大打折扣。”

听了这番话，我忽然有了一种触类旁通的感觉，许多联想纷至沓来。记得歌德不久前和我说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他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感悟是与生俱来的，他无须通过亲身体验或反复观察就能将其充分准确地表达出来。他说：“我当年写《葛兹.冯.伯里欣根》的时候只是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十年后再读，对书中逼真的描写感到非常惊讶。要知道当初写那本书的时候我没有任何相关的亲身经验，所以我认为我对人生百态、人情世故具有某种预知力和洞察力。

“一般说来，我喜欢在认知外部世界之前描写内心世界，可当我发现现实世界和我想象中的没什么两样时，便会觉得十分无趣，再也提不起兴致去描画展现它了。如果我一直等，直到认清世界后再动笔，那么恐怕我写出来的尽是对这个世界的挖苦和嘲讽了。”

还有一次，歌德这样说道：“每一个人的性格中都有某种必然性和连贯性，它们和这样或那样的主要特征相结合从而产生了次要特征。人们一般通过实际观察就能很好地明白这一点。但对于有些人来说，这一认识似乎生来就有。至于我自己，后天经验与先天预知力是否结合在了一起，那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有一点我很清楚，如果我和哪个人交谈了一刻钟，那么我就可以让他在我笔下一口气说上两个小时。”

谈到拜伦时，歌德也同样说过拜伦看世界简直洞若观火，他可以凭借先天预知力来描绘世界万物。对此我提出了疑问，比如拜伦是否能成功地刻画比人类低等的动物特质，因为他高傲自负，个性极强，可想而知是不屑于关注类似题材的。歌德点头称是，并说只有当预知的对象在你天赋才能的范围之内时，预知力才有用武之地，而这块用武之地是大是小直接关系到艺术家才能的高低。在这一点上，我们两人的意见是一致的。

“您说诗人天生即已认识世界，这个世界应该是指内心世界，而不是指由现象和习俗惯例组成的外部经验世界吧。如果一个诗人要想成功描写这个经验世界，那他就有必要对现实生活进行仔细观察和深入研究。”

“确实如此，”歌德回答说，“诚如你所言，像爱与恨，希望与绝望，以及其他被我们称之为由心而发的情绪或情感，诗人生来就能体验，而且也能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然而，他不是生来就知道法庭如何开庭，议会如何召开，也不知道皇帝的加冕典礼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当他的创作涉及这些问题时，如果他不想胡编乱造的话，那就必须通过亲身经历、参阅文献资料或请教他人来学习研究这方面的常识和习俗。所以，在《浮士德》中，我可以通过预知力来描述主人公对于生命的厌倦，以及格雷琴坠入爱河时内心的激荡，但是像下列诗句：

天际一钩残月，晚来迟，

月色迷蒙，泫然欲涕。

就需要先观察自然现象才能落笔。”

我说：“可是在我看来，《浮士德》里的每一行诗句无不带着对生命、对世界深入探究之后的印痕，而且我相信所有读者都不会怀疑，整部作品是由无数细致入微的观察和人生阅历积累而成的产物。”

“或许吧，”歌德说，“但是如果我不曾通过预知力拥有丰富的内心世界，那么当我面对外部世界时也就成了有眼无珠之人，所有的观察、经历都是在做无用功，毫无意义可言。光一直存在，色彩围绕身边，但如果我们的心灵之窗里没有光和颜色，那就无缘感知外界的光影交错、姹紫嫣红了。”

1824年2月28日，星期六

“真正优秀的艺术家，”歌德说，“从来不会即兴落笔，草草了事，他们的秉性会引导他们沉心静气、心无旁骛地沉浸在每一个题材中。这样的人往往会让我们觉得不耐烦，因为我们不能立时三刻从他们那里获得我们想要的东西，然而，也只有像他们这样的人才有可能创作出彪炳青史的伟大作品。”

我顺着话茬提到了兰贝格。歌德说：“他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天资拔群，随性而发，兴之所至，一挥而就。在这一点上，我想没有人能与他比肩。有一次我们在德累斯顿，他让我给他出个题目，于是我选了阿伽门农：从特洛伊回来的阿伽门农刚下战车，在进家门的一瞬间突然一阵郁郁之情涌上心头。你肯定和我一样认为这个题材极有难度，要是换个画家，可不得冥思苦想好一阵子。可是我话音还没落地，兰贝格就动起笔来，更让我又惊又喜的是，他一下子就抓住了要旨，而且表达呈现得无比准确。说真的，我真想收藏几幅兰贝格的画作。”

我们又谈到了另外几位画家，他们的创作流于表面，过分偏重形式上的浮华奇巧，最后沦落成了矫饰主义。

歌德说：“矫饰主义耽于模仿前人的风格样式，完全忽略创作过程中应有的乐趣。而一个真正伟大的艺术家能在创作中体验到至高无上的幸福。鲁斯在描摹羊身上的羊毛时一丝不苟，乐此不疲，从不遗毫发的细节表达中我们不难发现他非常享受精雕细琢的过程，甚至希望这个过程不要那么快结束。”

“德薄才疏的人无法从艺术创作中体会到快乐与幸福，他们不是因为热爱艺术而工作，满脑子想的尽是手头上的活儿能换取多少好处和报酬，除此之外别无他想。被这么多世俗功利的私心杂念所捆绑，怎么可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呢！”

1824年3月30日，星期二

今晚，歌德府上只有我和歌德两个人。我们天南海北无所不谈，后来，我们聊起了法国戏剧与德国戏剧的不同之处。

歌德说：“德国的观众很难像意大利和法国的观众那样形成一套正确清晰的评判标准。其中一大障碍就是我们的舞台简直就像一个大杂烩，什么剧目都往台上搬。就在同一个地方，昨天还在上演惨兮兮的《哈姆雷特》，今天就变成了闹哄哄的《斯塔波尔》，明天观众们沉浸在《魔笛》的庄严肃穆中，后天他们又会被《下一个幸运儿》逗得前仰后合。这一大堆纷繁多变、不一而足的剧目把观众们看得眼花缭乱，晕头转向，你让他们如何学会正确地理解悲剧、欣赏喜剧。另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和期望，他们会情不自禁地回到上一次让他们达成所愿或心满意足的地方。但是，就像一个今天在某棵树上采到了无花果的人，当他第二天又来到这棵树下，却发现原本长着无花果的枝头上却结满了黑刺李，可想而知他有多沮丧了。要是有人喜欢黑刺李，他自然会去荆棘丛中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