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十世纪古代戏曲目录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二十世纪最初三十年间，以王国维、刘世珩、吴梅、董康等人为代表的学者对中国古代戏曲目录进行了颇具规模的发掘与整理。一大批重要的中国古代戏曲目录文献被刊刻出版，学者们逐渐改变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单纯从兴趣出发，或以收集珍稀版本为目的从事戏曲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的状况，开始正式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对中国古代戏曲文献校勘整理，并着手进行重新编撰中国古代戏曲目录的初步尝试（或著录某一特定古代戏曲体裁的作品；或综合著录各种古代戏曲体裁的作品；或著录某一特定古代戏曲收藏中的作品），开启了中国古代戏曲目录整理与研究的新里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王国维功不可没。1909年，王国维编撰的《曲录》成书，这部中国古代戏曲总目的编撰是《宋元戏曲史》写作前期重要的文献准备，因此这部目录也同随后诞生的《宋元戏曲史》一样，散发出现代学术的清新气息；而这部书诞生于清朝末年的现实在某种程度上又标志着中国古代戏曲目录编撰活动在封建时代的终结。他以学者敏锐的目光预见了为封建正统文人一贯鄙薄的戏曲研究必将兴起的发展趋势。在编撰《曲录》前后，王国维对古代戏曲目录著作广为搜罗，进行校勘。《录鬼簿》、《曲品》、《新传奇品》在当时的刊行都与王氏密切相关。

在几部比较重要的中国古代戏曲目录著作中，《录鬼簿》的整理起步较早，研究最为深入，成果也最为丰富。清康熙年间，曹寅将所藏珍本中的《录鬼簿》收于《楝亭藏书十二种》中，校勘印行。1908年左右，王国维以《楝亭藏书十二种》本《录鬼簿》为底本，先后以明季精钞本、清初尤贞起钞本加以校勘，成《新编录鬼簿校注》一书。暖红室主人刘世珩校辑《暖红室汇刻传剧》，将《录鬼簿》作为附刻第一种加以收录，选取清初尤贞起钞本重刊。《楝亭藏书十二种》本《录鬼簿》流传依然广泛，1917年武进董康《诵芬室读曲丛刊》、1921年陈乃乾《曲苑》、1925年陈氏《重订曲苑》均影印此本。1931年夏，郑振铎、赵万里、马廉发现了明范氏天一阁蓝格抄本《录鬼簿》和《录鬼簿续编》（二书合为一册），动手影钞，1937年，北京大学将三人合钞本影印出版。马廉生前曾以三人合钞本为底本，校以孟称舜《古今名剧合选》所收本等成《录鬼簿新校注》，连载于1936年《国立北平图书馆刊》十卷第一至第五号。此后，明范氏天一阁蓝格钞本《录鬼簿》和《录鬼簿续编》原本为郑振铎所得，1960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将此本影印出版。1959年，傅惜华、杜颖陶二人合力校点完成《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收集中国古代重要的戏曲论著48种，其中不乏重要的戏曲目录著作（如《录鬼簿》、《录鬼簿续编》、《太和正音谱》、《南词叙录》、《曲品》、《远山堂剧品》、《远山堂曲品》、《曲目新编》、《重订曲海总目》等等），整理者深厚的学术功力保证了《集成》的质量，校勘之精，资料之富，使此书至今仍为广大戏曲研究者案头必备。《集成》所收之《录鬼簿》以楝亭本为底本，并以孟称舜本、暖红室本、王国维校注本、天一阁蓝格钞本对勘，并详出校勘记，是一部资料较为完备的整理本，其后被戏曲研究者广泛使用。建国以来，对《录鬼簿》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录鬼簿》及《录鬼簿续编》版本研究，洪克夷《有关贾仲明与天一阁本〈录鬼簿〉、〈录鬼簿续编〉的异议》、浦汉明《天一阁明蓝格钞本〈录鬼簿〉及〈续编〉作者刍议》等较有代表性。其二，以《录鬼簿》的作家、作品著录及吊词为考察对象，发掘《录鬼簿》在戏剧、文体研究方面的理论价值，李春祥《钟嗣成〈录鬼簿〉对戏曲史的贡献》、陆林《叛逆和创新——钟嗣成〈录鬼簿〉剧学思想综论》等均属此类。其三，从文献学角度出发，考察《录鬼簿》作为戏曲目录文献具备的特征，挖掘其在戏曲目录学中的地位与价值，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戏曲史的研究，杜海军《〈录鬼簿〉：中国第一部戏曲解题目录》、周汝英《论〈录鬼簿〉在我国目录学史上的地位》等研究成果对中国古代戏曲目录研究的全面开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在中国古代戏曲目录中，《曲品》无疑是特色极为鲜明的一部著作，它与后来的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远山堂剧品》以“品第”式著录方式为后世研究者关注。在二十世纪之前的很长时间里，《曲品》这样一部重要的戏曲文献尚不为人知。1910年，刘世珩过录曾习经抄本《曲品》，将其附刻于《暖红室汇刻传剧》之末，其后，吴梅据暖红室刻本对此书进行了校补，并于1918年由北京大学出版部铅印出版。此后，陈乃乾辑《曲苑》、《重订曲苑》、圣湖正音学会《增补曲苑》所收之《曲品》、《新传奇品》均属曾习经抄本系统，文字与暖红室刻本出入不大，但卷册划分与归属存在差异。1947年，叶德均《戏曲论丛》中的《曲品考》一文对《曲品》版本异同、错误、相互影响及其与王国维《曲录》的关系进行了详细考察。1959年，《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校点重排此书，基本厘清了《曲品》、《新传奇品》、《古人传奇总目》三者界限。与此同时，清华大学藏乾隆癸亥（1791年）杨志鸿钞本被发现，引起了学术研究界的兴趣，1962年，吴新雷发表《〈曲品〉真本的考见》一文，1964年，赵景深发表《增补本〈曲品〉的发现》一文，均充分肯定杨志鸿钞本的价值。199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吴书荫《曲品校注》便以杨抄本为底本，并详细注释，具备了较高的学术价值。1985年，路工在《访书见闻录》一书中收录了他据新发现吕天成万历庚戌（1610）手稿点校的《曲品》全文；是年，邓长风发表《吕天成<曲品>庚戌稿本初探》基本认同了万历庚戌手稿本，并对通行本与此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但吴书荫《新印〈曲品〉校读记》则认为路工所发现的钞本并非吕天成手稿。此外，研究者们对于《曲品》的品评方式和由此产生的理论价值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赵景深《曲论初探》、俞为民《吕天成的〈曲品〉及其戏曲理论》等对《曲品》的品评标准、戏曲情节论、戏曲结构论、当行本色论、《曲品》的价值及局限等进行了论述。谭坤《吕天成戏曲境界说论略》、张萍《试论吕天成〈曲品〉对传统戏曲批评观念的突破》等论文亦颇有新见。但从目录学角度来研究《曲品》的专门论文却很少，可以深入的空间还很大。

与《曲品》比较而言，同样以品评式著录为特色的《远山堂曲品》、《远山堂剧品》虽然在建国后才被整理出版，但仍然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研究成果。二十世纪50年代初，山阴祁氏藏书大量散出，黄裳于1952年发现明启元社黑格竹纸钞本《远山堂曲品》残卷，将其抄录一过，加以整理注释，题名《跋祁彪佳〈曲品〉残稿——明人戏曲存目的新发现》，附录于其戏曲论文集《西厢记与白蛇传》之后。1953年，黄裳购藏到《远山堂曲品》、《远山堂剧品》竹纸蓝格手稿本，旋即对这两部珍贵的戏曲文献进行了仔细整理校勘，于1955年在上海出版公司出版了《远山堂明曲品剧品校录》，附录《明曲品补目》、《明剧品补目》、《曲品逸文》、《祁公世培传》、《大室山房四剧及诗稿序》、《全节记序》等珍贵文献，提供了祁氏藏书目录及《祁忠敏公日记》中的戏曲剧目的丰富资料，为后代学者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叶德均《祁氏曲品剧品补校》对黄裳校点本的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认真补校，更正黄氏错误的同时为祁氏“二品”搜集了更为丰富的研究资料。与黄裳校录本比较而言，《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亦以远山堂蓝格稿本为底本重排，但它详出校记，校点更为精细，使用更加广泛。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对祁氏远山堂“二品”的研究一方面集中在戏曲理论研究方面，赵景深《曲论初探》、何东宪《祁彪佳和远山堂曲品剧品》、齐森华《曲论探胜》、王长安《雅:人品与剧品的双相提升——祁彪佳的剧作观》等从不同角度研究了“二品”体现出的戏曲观念及戏曲理论。另一方面集中于祁氏家族及祁氏藏书研究，杨绍溥《明季江阴祁氏家族述略》、唱春莲《北京图书馆馆藏祁彪佳著作探究》为全方位考察祁氏“二品”的编撰背景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第三方面的研究成果表现在祁氏“二品”和吕天成《曲品》比较研究和戏曲目录“品第”式批评的总体研究方面。谭帆《行家之品和文人之品——吕天成、祁彪佳戏曲审美思想的比较》、曾维才《简论中国古代戏曲剧目品第批评》堪称代表之作。本世纪初，祁氏及其“二品”研究已经相当成熟，复旦大学杨艳琪博士论文《祁彪佳及其〈远山堂曲品·剧品〉研究》（2003）对祁彪佳研究状况、生平思想、文化背景、《远山堂曲品》和《远山堂剧品》的写作时间、写作动机、批评意识、理论建树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并编撰有《祁彪佳年谱详编》，对中国古代戏曲目录研究中祁氏“二品”及祁氏家族藏书的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二十世纪30年代，还有两部宝贵的中国古代戏曲文献被发现，它们便是姚燮手稿本《今乐考证》和明人赵琦美校订的《脉望馆钞校古今杂剧》。1931年，郑振铎、赵万里与马廉一起在宁波发现了姚燮手稿本《今乐考证》，此书后来为马廉购得。1936年，北京大学出版组将这部姚燮手稿本影印出版。赵万里为其所作跋文学术价值极高，不仅说明了此书来历，而且对《今乐考证》的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将《今乐考证》和《曲录》著录戏曲作品的类别和数量进行了比较，对《今乐考证》的写作动机进行了初步推理，指出了此书在戏曲著录方面存在的问题。同年，赵景深《姚梅伯与〈今乐考证〉》一文发表，亦将《今乐考证》与《曲录》戏曲著录进行了逐一对比，对二书编撰过程中依据的书目进行了初步推论，认为二书著录互有得失，各有千秋。1959年，《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以北京大学出版组影印本为底本将此书重排出版，姚燮及其《今乐考证》在中国古代戏曲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价值逐步为学界所知。

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围绕《今乐考证》产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姚燮生平及著述考证。1987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洪克夷的《姚燮评传》，对姚燮的生平、各体裁作品创作等都有详细论述，对《今乐考证》和《复庄今乐府选》有专章研究，对于姚燮研究具有开创之功。周妙中遗稿《姚燮生平考略》亦对姚燮的生平和创作进行了梳理，对《今乐考证》和《复庄今乐府选》的版本情况作了说明。骆兆平《姚燮与大梅山馆》提供了许多不为学界熟知的姚燮大梅山馆藏书流散及收藏地的重要信息。华东师范大学魏明扬博士的博士论文《姚燮研究》（2006）对姚燮生平、交游、著述、诗歌创作、戏剧研究和戏剧创作、《红楼梦》研究均进行了详细论述，在戏剧研究部分分别对《复庄今乐府选》和《今乐考证》版本、来源、内容、文献价值进行了考察，并在附录中编有《〈今乐府选〉分类校注详目表》，是目前最为完备的姚燮研究著作。其二，对姚燮相关戏曲著述的专门研究。徐永明《姚燮与〈复庄今乐府选〉》详细介绍了姚燮现存戏曲作品的收藏情况，对稿本《复庄今乐府选》珍贵的文献价值充分肯定，并列有《〈复庄今乐府选〉孤本子目表》。李占鹏《论姚燮〈今乐考证〉的著录视野与批评范式》对《今乐考证》著录、集评、案语三个方面的学术价值以详细的例证加以说明。张萍《论姚燮〈今乐考证〉在中国戏曲史上的价值与地位》和杜海军《〈今乐考证〉的戏曲史价值》使用了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从著录数量、著录体例、著录框架等方面肯定了《今乐考证》在中国戏曲史、戏曲目录学史上的特殊价值，对戏曲目录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1938年，《脉望馆钞校古今杂剧》的发现在二十世纪30年代的戏曲研究界引起了轰动性的效应。郑振铎为这部宝贵戏曲文献入藏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心血。他认为这“不仅在中国戏剧史的和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者们来说是一个极重要的消息，而且，在中国文学宝库里，或中国的历史文献资料里，也是一个太大的收获。这个收获，不下于‘内阁大库’的打开，不下于安阳甲骨文字的出现，不下于敦煌千佛洞抄本的发现。”傅惜华在当时也发表了《也是园所藏珍本元明杂剧之发现》对此事表示关注。孙楷第发表于1940年12月《北平图书馆季刊》的《述也是园旧藏古今杂剧》体现了深厚的文献学功力和运用自如的文献研究方法，文献学家余嘉锡在序文中对此颇为赞赏：“考镜源流以穷其变化，斟明体例以究其文词，毛举栉剔，细入无间。其用力之勤，与昔人之治经史诗赋者殆无以异也。”该文上编“述收藏经过”，将《脉望馆钞校古今杂剧》的收藏历程进行了详细梳理，下篇“述今本”，对今存钞本、刊本的历史及编次沿革进行了考证，资料翔实，考辨精密，将私人藏书目录（以钱曾《也是园书目》、《述古堂书目》为核心）中戏曲作品著录的研究引向深入。1953年，此文更名《也是园古今杂剧考》，分收藏、册籍、板本、校勘、编类、品题及附录七个部分，由上杂出版社出版。1941年，郑振铎写作长文《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详述《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的收藏及发现始末，在对此书源流及数量、所收剧目进行详细考证的同时，对与之关系密切的《也是园书目》、《也是园藏古今杂剧目》、《永乐大典目录》、《宝文堂书目》、《脉望馆书目》、《季沧苇书目》进行了对比研究，充分体现了郑振铎敏锐的学术眼光和深厚广博的学术功力，此文虽非中国古代戏曲目录专门研究论文，但不失为利用中国古代戏曲目录进行科学研究的成功范例，同时充分证明了中国古代戏曲目录潜藏的重要学术价值。1958年，《古本戏曲丛刊四集》将《脉望馆钞校古今杂剧》影印出版，黄丕烈手稿本《也是园藏古今杂剧目录》、《古名家杂剧目录》、《刻元人杂剧选目录》、《待访古今杂剧存目》等均在其中。二十世纪80年代之后，蒋星煜《〈脉望馆钞校古今杂剧〉的流传与校注》对前人《脉望馆钞校古今杂剧》收藏过程的研究提出质疑。宋若云《谁驾玉轮入海底，辗破琉璃千顷——〈脉望馆钞校古今杂剧〉的发现和流传》则带有研究综述的性质。杜海军《赵琦美校勘杂剧之功及对戏曲文学发展的贡献——兼论孙楷第说赵琦美于脉望馆杂剧校勘无功说》采取了文献学的研究方法，认为赵琦美抄校脉望馆杂剧使得剧本文字流畅、简洁、准确、典雅，很大程度提高了杂剧文本的文学水平，充分肯定了赵琦美校勘脉望馆杂剧所取得的成绩。数代学者对于《脉望馆钞校古今杂剧》的研究有利于理清与其密切相关的戏曲目录和藏书目录的关系，为中国古代戏曲目录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与上述几部较为重要的古代戏曲目录的研究状况相比，《传奇汇考》、《乐府考略》的整理与研究则不够成熟，由于二者版本复杂，流散四处，研究难度较大，因此学界存在很多争议。1928年，《曲海总目提要》经董康、吴梅、王国维、孟森、陈乃乾等人校订整理后由大东书局出版，此书与《传奇汇考》、《乐府考略》渊源颇深，此书编纂的重要来源之一就是无名氏的《乐府考略》。而由古今书室刊行于1914年的《传奇汇考》同样与《乐府考略》关系密切。据董康所作《曲海总目提要》序言可知，《乐府考略》与《传奇汇考》内容有相当部分完全重合。两书均有多种钞本流传国内外，具体承袭关系学界尚无定论，然同为《曲海总目提要》所据则显而易见。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据民国大东书局本重排《曲海总目提要》，注明各剧体裁，增加注释，更正错误，增加索引，使用更加方便。此外，伯英（杜颖陶）编有《曲海总目提要拾遗》，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更书为《曲海总目提要补编》，附加笺注及索引，杜氏在此书中对《曲海目》、《传奇汇考》与《乐府考略》、《曲海总目提要》的关系进行了初步辨析。赵景深《所谓〈曲海总目提要〉》一文对《曲海总目提要》与《传奇汇考》、《曲海目》、《乐府考略》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现存《曲海总目提要》是《乐府考略》和《传奇汇考》二书所凑合拢来的，是否《曲海目》原书，实属疑问。”对董康将此书著作权归于《曲海目》的作者黄文旸提出了质疑，“《曲海目》有而《提要》无，或可说一部分《曲海目》已经遗失；但《提要》有而《曲海目》无，就无词可以辩解了，这就足以证明二者是两种东西。”此后，陈慧杰《〈曲海总目提要〉和〈补编〉》也认为《曲海总目提要》与《曲海目》无关，而是《乐府考略》的整理改编本。邓长风长篇论文《〈传奇汇考〉探微》详细探讨了《传奇汇考》的版本、书名及传抄情况，并探讨了此书的作者与成书年代，对此目的曲学贡献进行了总结。苗怀明《董康和他的〈曲海总目提要〉》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曲海总目提要》的书名、黄文旸是否写作过提要式目录、在扬州“修改古今词曲”的活动、《传奇汇考》与《乐府考略》的创作来源等方面都提出了质疑。此后，研究者们将与《曲海总目提要》关系密切的《重订曲海总目》也引入了研究视野，徐永明《管庭芬未曾重订〈曲海总目〉》认为管氏并未重订《曲海总目》，而仅是校录。杜海军《〈曲海总目〉有别本——论〈重订曲海总目〉非对〈扬州画舫录〉载〈曲海目〉的重订》一文将《重订曲海总目》与《扬州画舫录》载《曲海目》著录数量、内容差异、分类标准、作家作品名称等方面的区别加以分析，重新评价了《重订曲海总目》不可替代的价值。2009年，江巨荣、浦部依子发表了《〈传奇汇考〉及其相关戏曲考释书目——从〈传奇汇考〉到〈曲海总目提要〉及〈曲海总目提要补编〉》一文，2010年，李庆发表了《两种日本现存〈传奇汇考〉抄本考》一文，详细介绍了现存日本的两种《传奇汇考》抄本，并对《传奇汇考》的作者、编撰时间及其与《曲海目》、《曲海总目提要》的关系进行了详细分析，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重新审视。由于文献缺乏和条件所限，要彻底解决《传奇汇考》与《曲海总目提要》的一系列疑问尚有难度，如果这些疑问能逐渐获得解决，对中国古代戏曲目录研究而言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收获和推进。

除去上述几种戏曲目录，尚有其他几部重要的戏曲专科目录值得关注。朱权的《太和正音谱》现存版本十分复杂，但以影写洪武间原刻本最佳，该本自1920年商务印书馆《涵芬楼秘笈》影印出版后，先后被《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和《录鬼簿》（外四种）当作底本校点出版。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对此书进行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写作年代辨析和理论史料价值发掘两个方面，从目录学角度对其进行研究的专题论文并不多见。徐渭《南词叙录》版本源流相对简单清晰，祖本仅存壶隐居黑格抄本，其后《诵芬室读曲丛刊》、《曲苑》、《重订曲苑》、《增补曲苑》、《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均以此本为据加以重排刊行。此书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徐渭的戏曲理论方面，从戏曲目录学的角度加以考察尚有空间。支丰宜《曲目新编》（即《曲目表》）、吴震生《笠阁批评旧戏目》、无名氏《传奇汇考标目》等专题目录均被《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收录，版本源流较为清晰，但专门的研究成果数量较少，在此不复赘述。

此外，收于笔记作品中的戏曲专题目录如《武林旧事》所载《官本杂剧段数》、《南村辍耕录》所载《院本名目》、《扬州画舫录》所载《曲海目》也值得关注。《武林旧事》和《南村辍耕录》版本相对复杂，但经过后代多次刊行和时间检验，都出现了流传较为广泛的最佳版本，如《武林旧事》以《知不足斋丛书》本最佳；《南村辍耕录》以1923年武进陶氏影元刻本最佳。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这些目录的研究成果集中在戏曲名目考证方面，谭正璧的《话本与古剧》中《宋官本杂剧段数内容考》、《金院本名目内容考》堪称代表。《扬州画舫录》的版本情况较为复杂，1959年中华书局曾以乾隆乙卯（1795）年自然盦初刻本为底本将此书校点出版，但现存各本内容与刊刻质量存在较多差异，史梅《〈扬州画舫录〉版本初探》对此有专门研究，可以参考。

1. 为行文简洁，本文凡征引时贤、师长著作，皆直录姓名，非有不敬之意，特此说明。

2. 郑振铎：《明钞本录鬼簿跋》，原载于《文艺春秋》3卷5期，见《郑振铎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第七卷，页293-294。该文写作于1946年10月28日，详细讲述了自己与赵万里、马廉三人发现并抄录明蓝格抄本《录鬼簿》（后附无名氏《续录鬼簿》一卷）的过程。

3. 即《也是园藏古今杂剧》，此书经清代藏书家钱曾也是园收藏，故有此异名。后被清代藏书家黄丕烈收藏，黄氏在收藏期间亲撰《也是园藏古今杂剧目录》、《古名家杂剧目录》、《刻元人杂剧选目录》、《待访古今杂剧存目》。

4. 郑振铎：《〈劫中得书记〉新序》，《郑振铎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第七卷，页431。

5. 郑振铎：《郑振铎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第七卷，页546-589。附录有黄丕烈、丁祖荫跋文。

6. 赵景深：《中国戏曲史初考》（郑州：中州书画社，1983），页17-19。

7. 此目情况可参见华玮、江巨荣校点《才子牡丹亭》（台北：学生书局，2004）之《前言》及《校点说明》。

8. 谭正璧著，谭寻补正：《话本与古剧》（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