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梁任公于民国元年十月回国，结束了十四寒暑的流亡生涯，当时他正是四十鼎盛大有可为之年，以其戊戌以来所奠定的赫赫声名，要为国家做一番事业，亦正是其时。惟当时的环境，是否容许他一展身手，仍是问题。

民国初年的社会有三大特色：第一，这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同时也是旧传统的延续；第二，中央权力由坚强而式微，地方主义逐渐抬头；第三，新思潮澎湃，中国在加速蜕变中。

就第一义而言，民国肇建，以民主共和为理想，结束了二千余年的君主专制，可谓之为新纪元的开始；袁世凯掌握权力，旋即称孤道寡；洪宪帝制平复，宣统复辟随之，这一连串的帝制事变，可谓之为旧传统的延续。但是这新纪元与旧传统的含义，还可以进一步加以伸引。从权力结构方面来观察，推翻清朝的两大势力：革命党与立宪派，都同时以政党形式参加权力的角逐。政党为中国史无前例的社会结构，此亦为开创新纪元之举。另一方面，北京的官僚群，大多数都是逊清的遗老，他们一部分惟袁世凯的马首是瞻，一部分则别有打算，他们的思想仍以旧传统为范畴，虽然新思潮已令他们震撼。

因此，在这新旧交错的时代，从开始便是三元竞争的局面。三元中的新旧人物固然有泾渭之分，革命党与立宪派也有激进与缓进之别。政治权力的分合，往往由连横合纵之运用而变迁。论民初三派人物，革命党与立宪派虽然激烈温和不一，但同时皆以民权政治为理想，应该有相互提携的可能性。立宪派与旧官僚大多有士绅的背景，同出一源，亦有某种限度的妥协余地。难于相合的是革命党与旧官僚，无论渊源或信仰，两者皆属南辕北辙。因此，立宪派便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民初的权力变化，立宪派实有密切的关系。

三元角逐权力，立宪派选择了旧官僚为妥协的对象，因为旧官僚为实力（军权）在握者；旧官僚志在打倒革命派，亦欣然与立宪派联手。但权力的斗争是残酷的，立宪派与官僚派一新一旧，基本上难于持久合作，一朝旧势力藉立宪派的协助打倒了革命派，则立宪派亦不免遭受排斥。事实的发展正是如此，革命党与立宪派在元、二年分别改组为正式政党——国民党与进步党——之后不久，先后皆遭到袁世凯之排挤。

民国初年仍是旧势力占上风的时代。代表新潮流的国民党和进步党失势之后，旧势力一无惮忌，旋即走向反动，袁世凯的称帝似乎早在预料之中；但是，这既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返回传统的可能性是极其微弱的，激进与温和两派不期而然地联合起来，阻遏逆流，袁氏称帝失败似亦在意料之中。袁世凯死后，旧官僚之中复辟派转而得势。然袁氏有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其残余势力重心转到段祺瑞身上。段氏与进步党（时人称研究系）联合，击溃复辟，是为新旧交替中之又一次激荡。最后段祺瑞又与进步党分裂，旧势力继续控制北京，新势力则酝酿卷土重来。以上是为第一义。

就第二义之中央与地方盛衰而言，当袁世凯的势力占上风时，北京的政权是坚实的。袁世凯堪称为旧时代的最后人才，如果他的行为，不顽强地抗拒新纪元的开展，他的才能必然有助于新旧的交替。当时思想开明的人士，无不寄望袁氏做中国的华盛顿，为民主政治奠基础，为万世开太平。如果他有华盛顿的雍容气度，国民党和进步党，一激进，一缓进，未尝不是中国两党政治的好基础。

即令排除政党政治，若不称帝，仍然可以坐拥大权，维持统一的局面。民国三至四年之间，全国趋向安定，各地的任官情形已没有前此的更动频仍，各方面的建设已有逐渐推动的迹象。不幸，洪宪帝制破坏了趋向安定繁荣的机会。

袁世凯死后，旧势力分裂。由于旧势力之互相倾轧，演成军阀的混战局面，加上激进的革命党遭受排斥，南北对峙，中央权力遂由坚实而式微。经直皖、直奉之战，全国糜烂，地方割据主义亦自此嚣张起来。

再就第三义而言，由于中央权力的式微，军阀之忙于互争雄长，思想界得到了一个自由发展的机会。这一个时期的知识分子，他们眼见时局的混乱，内忧外患日甚一日，疾首痛心，呼吁救国，各抒所见。他们的思想无论是激烈的、温和的、进取的、保守的，各执其说，有的谈问题，有的谈主义，民主、自由、资本主义、马列主义，都一齐提到了，汇成一个巨大的潮流，这就是五四运动。在周策纵的笔下，五四运动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言论，真可谓之为“万花齐放，百家争鸣”。

中国的命运大半操诸知识分子。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他们推动时代的巨轮，加速其转动。当然他们的言论并不是完全不受约束的，但中国的幅员辽阔，南北又是分裂的局面，何处没有回旋的余地？他们不仅发为言论，还要付诸行动呢！虽然这一个时期知识分子的言论不宜妄加价值判断，但显然的，中国即将迈向另一个新的时代。

民国初年的情况如此，梁任公在这样的环境中会有所作为吗？他是否已经完成了应有的准备呢？

梁任公，举人出身，属于上层的士绅阶级。无论他是否重视这个在传统中受人羡慕的身份，士绅阶层却视其为成员之一，以他为联络的对象，加上他的赫赫声名，士绅阶级更是要竭力笼络的。也许就因为这一个士绅背景的关系，任公在清季的激进思想是短暂的，他与革命党始终不能水乳交融。当他与革命党周旋受到挫折时，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士绅阶级，认为他们比较容易接近，可以引为知己。古人所言“物以类聚”，今人言“阶级意识”，使得任公不能脱离士绅阶级。士绅阶级主张君主立宪，人称之为立宪派，改组政党之后，是为进步党。任公是该党领袖之一，他的政治立场是非常明显的。

在清季，任公的思想曾经一变再变，为了寻求救国之道，他探讨过各类激进与缓进的思想，最后归结到缓进的路上。他同时也注意到实用之学。他知道终有一天要结束流亡的生涯，为国家做一番建设事业。他对于财政问题有特别浓厚的兴趣，但于实业、外交、法律、教育诸学，亦同时有所研究。他是一个通才，与今日之讲求专精是迥然不同的。他以十九世纪的英国政治家为模范，希望在每一方面都能有所贡献。

任公在民国的生活略可分为两大阶段，民国七年是其分野；在此之前，他从政，曾经两度出任阁员，先司法，后财政；在此之后，他退出了政坛，又恢复了知识分子的本色，成为五四运动的主角之一。任公从政，虽然有甚大的抱负，但为时短暂，实效不彰。他对民国政治的最大贡献，犹如其在清季，依然是他的言论思想。当然他能坐而言，也能起而行。至今仍为人称道不已的讨袁之役，先则发为言论，继则躬与其事，人谓其再造共和，功不可没。五四时期，任公从事社会教育，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典型。他与马克思主义者辩论救国之道，主张温和的社会主义，针锋相对，壁垒森严，仍然坚守缓进的立场。

本书以梁任公在民国年间的行谊为讨论范围，与拙著《梁启超与清季革命》，上下衔接，权充民国部分之评传。全书十一章，分别探讨任公之共和理想、政党活动、联袁讨袁、改组国会、出任司法财政等之政治活动，以及退出政坛后参与新文化运动之种种，他晚年的兴趣言论趋向与影响等亦有概略叙述。

1. 在此指北洋时代，自元年至十七年，约与梁任公在民国的生活相始终。
2. Tse-tsung Chow，The May Fourth Movement：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pp．1 15．
3. 关于任公在清季之思想，详Philip C．Huang，Liang Ch'i-ch'ao and Modern Chinese Liberalism（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2）；Hao Chang，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1890 1907（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二版一刷）。
4. 分期问题，请参阅张朋园，“绪论”，《梁启超与清季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