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的政治行为，本于一定的信仰和方针。要想了解某一政治家的政治行为，亦当以了解其信仰为入手之道。

梁任公在民国政治中，虽仅两次短暂出任阁员，然其与政党政治、讨袁护国、反对复辟、社会文化运动等均有密切关系。尽管康有为批评他“个性流质”，自己亦尝“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然而在这些事件中他均有一定的立场。有时固然不免于利害之权衡，内心深处仍有一向服膺的基本理念。因此，探讨任公的政治理论基础，实属必要。

（一）拥护共和

辛亥革命爆发后，梁任公曾附和其师康有为，发表“新中国建设问题”一文，主张虚君共和，仍旧是君主立宪主义者。及至南北议和达成清帝退位及实行共和之协议，任公即不再坚持原先的主张，反而进一步积极表示支持共和。其首次公开拥护共和之言论，见于“中国立国方针商榷书”。这篇长文系以共和建设讨论会的名义发布，任公为该会领袖，可以看出他的拥护共和态度。他说革命之后，当行共和；能行君主立宪，即能行共和政治；有行共和政治的意志，必能使共和政治成为事实。

若夫悲观者流……谓共和政体万不能行于我国，至并以咎革命之非计，此其暗于事理，抑更甚焉。夫共和是否决不能行于我国，此非可以空言折人口也，必有待于他日之试验，此勿深论。然问国家之敝，极于前清时代，不行政治革命，庸有幸乎？欲行政治革命，而不先之以种族革命，为道果克致乎？今虽新政治之建设，茫乎未有端倪也，而数千年来恶政治之巢穴，为国家进步之一大障物者既已拔去，此后改良政治之余地，较前为宽，其机会较前为多，其用力较前为易。夫岂无新魔障之足以为之梗者，然其根据绝非如旧魔障之深远，未足引为病也。夫谓共和不能行于中国，则完全之君主立宪，其与共和相去一间耳。……若我国民而终不能行共和政治也，则亦终不能行君主立宪政治。若是，则吾洵劣种，宜永为人役者也。既认为可以行君主立宪之国民，自应认为可以行共和之国民。闻诸，眇不忘视，跛不忘履；虽审不能，犹当自勉，而况于我之挟持本非无具者也。

夫今日我国以时势所播荡，共和之局，则既定矣，虽有俊杰，又安能于共和制之外别得活国之途？若徒痛恨于共和制之不适，袖手观其陆沉，以幸吾言之中，非直放弃责任，抑其心盖不可问焉矣。夫为政在人，无论何种政体，皆以国民意力构造之而已。我国果适于共和与否？此非天之所能限我，而惟在我之自求。

任公认为中国将成为世界上之第一大共和国，盖美国为联邦制国家，非真正大一统之共和国；大共和国将以中国为最先之实验：

我国此次新政体之建设，若克底于成，则岂惟一新国命而已，且将永为世界模范。何也？大共和国、大立宪国试验成功与否，实将于我国焉决之也。

梁任公的这一转变，有其来龙去脉。按任公自1903年放弃了革命言论，走向和平改革的君主立宪道路，他的态度是相当坚定的。虽然有时仍不免于愤疾清廷的拖延敷衍，总认为终有一日必可达到立宪的目的。岂料和平改革之路是迂回崎岖的，有时前进，有时停止，甚至有时还会却步。清廷虽然一再誓言必定如期召集国会，但种种做法，不见前进，反而有倒退之感。相对的，革命运动方面，当其受到挫折时，似乎已经没有希望，谁又料到它会突然爆发，一爆发即不可向迩。武昌革命就是这样，星星之火，不一月而呈燎原之势。温和的改革家面临这突如其来的变局，不能不通盘考虑，如何应付、如何运用。

在革命爆发之前，任公曾与康有为讨论如何促成提早立宪。自从宣统三年的皇族内阁出现之后，清廷大权操于少数年轻的亲贵，如载洵、载涛、载泽之辈手中。此中比较开明的是载涛，康梁亦认为只有载涛可以扶持。曾计划使载涛掌握禁卫军，成为心腹，发动政变，一举而达成立宪。但是不待时机成熟，武昌革命已经爆发。康梁惊疑之余，觉得革命的情势可以利用。拟运用一部分军队进取北京，与禁卫军里应外合，使清室迫于革命大势，立即宣布召集国会，正式立宪。此一大计决定之后，任公旋于11月6日自日本取道大连入奉天，以“和袁（袁世凯）慰革（革命党），逼满服汉”八字为方针，欲与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等人联络，直取北京。

但是任公到了奉天，发现情况大与期望相背。第一，最可信赖的吴禄贞已经在石家庄被刺身死；第二，传言蓝天蔚将对其不利。处此情境，知无可为，不得不放弃原定计划，折返日本。

任公受到这次挫折，不能起而行，只有坐而言，是时（11月初）康有为已发表“救亡论”，提出了虚君共和的主张。任公受康的敦促，以“新中国建设问题”一文和之，亦做同样的呼吁。可是时势的发展，实出康梁的意外。两月之间，先后十四省响应独立，一致要求民主共和。康梁遣送回国活动的友人，不断有信函报告民主共和大势趋定，虚君立宪主张不行。到此，康梁才不得不重新检讨个人此后如何进退。

康有为始终没有改变他的君主立宪的主张。任公却为了种种的因素，不得不斟酌自己的态度。第一，他原本是信仰民主共和的，这从他1903年以前的言行可以得到验证。1903年以后转而主张立宪，原因固然很多，避免革命引来瓜分，则属重要因素之一。然而革命既非一己之力可以阻止，不如顺应大势，或者还有实现自己的主张之一日。第二，君主立宪已经穷途末路，无可作为。他在清廷逊位前六日给康有为一信，言及君位问题，谓“匪直留此虚器不得已乱，正以悬兹射的，益用奖争”。这是很明白的表示。第三，立宪派人士多数均已转变拥护共和，占有相当势力，如不随同转变，这一部分可以引为政友的势力亦将失去。到那时，进退失据，虽焦头烂额，亦无可为。

任公的转变，是基于个人的信仰，环境的需要，而加以考虑的。他不仅宣布拥护共和，还要为共和的前途而奋斗。民国四年至五年的讨袁，六年的反复辟，都是本着这一个观念而立志再造共和的。

（二）强有力的政府：中央集权与保育政策

梁任公宣誓效忠共和，但如何建设共和？国内一般政治家多以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为蓝本。任公虽然原则上承认立法、司法、行政各自独立的重要性，但民国建设初期，立法与行政是否应该俨然对峙，大是值得商榷。他认为要想早日建设有成，必须使行政权有充分发挥的余地。他强调立法与行政相辅相成，而隐约中却含有倚重行政之意。任公之敢于修正三权分立理论，盖与他的“强有力的政府”理想有着密切的关系。

溯自严复介绍天演论于中国，任公始受“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观念的影响。当其亡命日本时期，亲身体验进化论在日本风靡之种种，进而坚信社会达尔文主义不移，且大有以之代替其早年所服膺的“三世之义”之势。到了民国初年，帝国主义在进化论的鼓动下，中国的存亡面临空前考验。任公认为，惟有建设一“世界性的大国”，始能图存图强，进而与列强并驾齐驱。要做一个世界性的国家，必须自身强大；欲达强大的目的，必须有一强有力的政府。这就是任公的政治理想基础。

所谓强有力的政府，有权限及政策的界说。自权限方面言，则有立法与行政绝对分立或相辅相成之不同，有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之不同；政策方面，究采放任抑或保育，必须熟为斟酌而后采择。

立法与行政，孰重孰轻，此牵涉到“主权在民”与“主权在国家”之基本理论问题。民国初年，此两派学说甚为风行。主权在民派，认为真正的民主，权力倚重于立法机构。盖数千年之专制经流血而推倒，当以立法控制行政，始克实现真正之民主政治。但主权在国家派，则认为中国积弱百年，必须发挥高度的行政能力，始克及早臻国家于强盛。此两派人物，前者激进，革命党属之；后者稳重，立宪派与焉。任公即后者之一。他曾经追述中西思想，指出法家以国权为重，儒家以民权为尊；西方有行国权者，有行民权者；他自己则主张“稍倚重国权主义以济民权主义之穷”。任公之所以主张主权在国家，不仅趋于稳重，且与他的“强有力的政府”理想有关，他并非不重视立法，但认为立法与行政当取调和态度。

所谓调和，不外政府之内阁阁员是否来自议会，或是否得议会之支持。来自议会而得议会之支持者，必为强有力的政府。支持之程度不同，则强力的程度亦不同：

行政府人员，自立法府出，而与立法府融为一体者，其〔政府〕最强有力者也；虽非自立法府出，而能得立法府多数之后援者，其次强有力者也；与立法府划然对峙，而于立法事业，丝毫不能参与者也，其非强有力者也；并行政事业，犹须仰立法府之鼻息者，其最非强有力者也。

阁员来自议会，是属最高理想，惟此又与任公的责任内阁（或政党内阁）主张有密切的关系，下文将有进一步讨论。在此必须指出，民初的“主权在民”派，不仅要求立法部有提案权，同时又要求阁员之同意权和弹劾权；国会总揽一切，行政受其控制。任公认为不可，他指驳此一观念之缺乏学理依据，而迹近暴民政治。因为阁员既经国会同意，表示相信其有负起推行政务的能力。若同意于先，而又弹劾于后，“同一机关，翻云覆雨，揆诸理论，宁得云当？”而且，大总统既为人民选出，由其负责行政，当然应该有遴选阁员之权力。任公接受英法制度，认为有同意权，则不当有弹劾权；有弹劾权，则不当有同意权。若两者并存，国会权力过大，政府将为无能之政府。

调和国会与政府的权力，任公主张国会有弹劾权，政府有解散权。如果国会对政府有异议，自可加以弹劾。相对地，若政府不受弹劾，即可解散国会而诉诸民意。如果再度选出的国会认为前届所决定者为是，则政府只有辞职。

总而言之，阁会关系，相辅相成，以调和为宜，尝云：“政府譬则发动机，国会譬则制动机。有发而无制，固不可也，缘制而不能发，尤不可也。”能发挥“调和之妙”，始能达成强有力之政府目的。

如前所述，政府之是否强有力，系乎立法与行政之是否协调。但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分配，又与“强有力的政府”理论有关。政府认为中央能控制地方，或地方支持中央，则可得强有力的政府：

地方之权，由中央赋予者，政府之强有力者也；中央之权，由地方赋予者，其非强有力者也；中央能实行监督权于地方者，其强有力者也；而不然者，其非强有力者也。

由此可知，任公趋重于中央集权。

革命之后，主权在民派效法美国，拟建联邦政府，行地方分权。此一观念正好与任公相左，双方难免发生驳论。任公根据中美历史发展之不同、地理人文之不同，认为中国绝不宜效法美国：

我国地兼二带，民糅五族，泱泱大风，匪假外求，天然资格，举世莫吾媲也。而论者乃或欲效颦美国，剖之为若干独立小邦，使各自为政。彼美国沿历史上已成之局，不得已而以此为过渡，我何歆焉？人方务合群小以为一大，我乃思剖一大以为群小，梦想倒颠，宁复过此。各省独立，其边瘠之省，财政安出？欲求中国各部分平均发育，云胡可致？人私其省，国中举大政、需大费亦复何赖！且各省既不愿受节制于中央，府厅州县又岂愿受节制于省？势必将粉絮破碎，返于部落政治而已。

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地方首长是否应该民选。如果行联邦分权制，省长（当时称都督）应该民选；如果行中央集权制，则必须由中央指派。任公既反对联邦论，当然反对省长民选。他举出十大反对理由，谓省长民选，则地方党派分歧，人民的国家观念薄弱，中央不易号令，破坏行政一统。而最大缺点，强有力的政府理想不易实现。所以他“绝对的排斥联邦主义”。

当然，任公并非完全忽视地方政治，他极其推崇法国的地方选举制度，以为中国的乡村小镇可以效法法国的邑聚（commune），推行地方自治，实行民选。省县首长则必须由中央指派，另设省县议会监督即可。

综而言之，任公为实现其“强有力的政府”理想，既不主张以立法控制行政，且反对地方分权主义，在民权高张声中，敢于别树一帜，自是另有所见。

如果行政与立法可以获得调和，中央与地方的权限亦能明白划定，紧接着便是政府的政策问题。任公所提出的，谓之为“保育政策”：

欲使我国进为世界的国家，此非可以坐而致也，必谋所以促进之者，于是保育政策尚焉。

这是强有力的政府预定采行的道路。保育政策，乃放任政策之相对。西方社会的发展，有因采用放任政策而强大者，亦有因采用保育政策而致富者，惟视时间与国情之不同决之。何以中国在革命之后，必须采用保育政策，除了歆羡“保育政策……德日行之以霸于东西”而外，尚有下述五大理由：

1．人民程度之需要：任公认为民国初年的人民程度，“与日本维新时代相距非远”，惟日本善用保育政策，所以才在三数十年间强盛起来，基于此，中国宜行保育政策：

试观晚清伪立宪时代，我国民自治事业何如？试观革命以来，我国民自治事业又何如？盖无论在政治上，在生计上，其种种设施，类多不能自举，而必有待于国家之督率，此情实之章章不可掩者也。

2．免除豪强兼并：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之三十年间，欧洲风行放任主义，讲求自由竞争。而竞争之结果，豪强兼并，多数人民，反不能得到充分发展的机会。因此，矫前人之弊，只有藉“一种最高之权力，立乎一般人民之上，抑强扶弱，匡其泰甚者，以诱掖其不逮者，然后个人能力，乃得以平等发挥而无所阂”。

3．生产事业的需要：二十世纪为国与国竞争的时代，本国人民与他国人民竞争，必须以国家为后盾。其次，个人能力所不能举办的事业，只有由政府来举办。再如“关税之保护，特别国产之奖励，货币之统一，金融机关之设置调剂，发明技术之示范改良，交通机关之配置扩张，工场之整理，移民之输送保障，高等教育之普及……”皆惟保育政策以加速其发展。

4．挽救废弛：我国国情与欧洲不同，欧洲因烦苛而革命，我国因废弛而革命，因此欧洲当行放任，我国当行保育：

吾国政治之敝，不在烦苛而在废弛。夫烦苛者，专制之结果，而废弛者，放任之结果也。缘专制之结果而得革命，则革命后当药之以放任，欧洲是也。缘放任之结果而得革命，则革命后当药之以保育，吾国是也。

5．社会建设的需要：辛亥革命，不仅是种族的革命，而且是“思想的革命”，数千年的“公共信条，社会组织，皆已动摇翻根”，如何建设新的秩序，涵养新的信条，建设新的社会组织，非有指导，不足以致之。

任公的保育观念，一则受十九世纪德日富强政策之启示，再则亦颇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孔子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孟子云：“保民若保赤子。”中西思想之糅合，使其有此抉择。早年他曾经一度接受放任观念，现在决定弃放任而行保育。上述之五大理由，为其持论之缘由，亦反映出他的中央集权与强有力政府思想的一贯性。当然，这种只有国家而罔顾个人的思想，不无瑕疵。惟蜕变中的国家究竟何去何从，二十世纪中叶尚有盛倡“指导民主”者，现代化理论家亦多有主张中央集权者。数十年前的任公有此想法，自有他的见地。

（三）中坚阶级领导：政党内阁与二院制

以上是梁任公经国之论的要点——中国既已共和，当建一世界性的国家；此世界性的国家，当由保育政策而达成；欲推行保育政策，当有一强有力的政府——但是强有力的政府从何而来？如何始能中央集权？如何才能阁会调和？他的回答是，政党内阁：

政党内阁，则求得强有力政府之一手段也。

在完全政党内阁之国，阁会常为一体。

我国非采政党内阁制，无以善治。

政党内阁有完全与不完全之分。一国两党，即可行完全政党政治，盖一党在朝，一党在野；在朝者组织内阁，在野者担任监督，最能发生政党政治作用。多党之国，惟有联合数党组阁，始可勉强行政党政治。然多党易致纷扰，所以谓之为不完全政党政治。至于无政党之国，内阁不由政党组织，则属无责任内阁。比较之下，当然以行完全之政党政治为理想。故任公甚推崇两党政治，尤其是英国的两党政治，历史最久，成就最大。中国若行两党政治，当以取法英国为上。

任公强调政党内阁，对内阁与国会之关系有深入之分析，其谓：

内阁既由国会之多数党组织而成，则内阁即为国会之指导者，而国会即为内阁之拥护者。何也？国会之意见，由多数党宰制之，而多数党之党员，咸听命于其首领，而其首领即阁员也。阁员不过以一党首领之资格，指导其本党耳。而事实上即无异于指导全院。院中多数党之议员，亦不过一党员之资格拥护本党首领耳。而事实上即无异于拥护内阁。故内阁与国会，永无相猜相阋之时，夫是之谓阁会一体。问一国最高权所在？谓之在国会也可，谓之在内阁也亦无不可。何也？彼内阁者，实则国会过半数议员所互选而成之一种行政委员会耳。更质言之，则本将使立法部过半数议员共当行政之冲，徒以人多不便，故由彼辈自选其尤以为代表耳。夫国会过半数议员，即代表全国过半数民意者也。而内阁员则直接代表国会过半数，而间接代表国民过半数者也。得代表国会过半数之人，而举全国国命以托之，虽有失其亦鲜矣。故英人之谚曰：“国会权力，无所不能。其有不能，则除是强男女使易体耳。”此言夫国会权之无上也。而与国会合体之内阁，其权亦与之为无上。故在今世界中数强有力之政府，则未有能比英国者也。而推原其故，则皆出于政党内阁之赐。

政党政治既为强有力政府之根本，如何组织政党，运用政党，则系乎人才问题。因此我们不得不进一步讨论任公的“中坚阶级”论或“秀异”论。近二十年来，社会学家一致以秀异（elite）为社会发展之推动者。任公在五六十年前即有此看法，尝谓中坚阶级为一国之不可少，且为多数政治之大原：

国中须有中坚之阶级。所谓阶级者……必有少数优异名贵之辈，常为多数国民所敬仰所矜式，然后其言足以为重于天下，而有力之舆论出焉。夫有力之舆论，实多数政治成立之大原也。

多数政治在议会，在政党。政党是形式上的多数，议会是多数表决的场所。但无论在政党或在议会，主持指挥者，只是少数。所以他说：理论上之多数政治，谓以多数宰制少数；事实上之多数政治，实乃以少数宰制多数。以政党为例，其党若在议会中控制多数，则出组内阁。而政党之指挥者，实为少数之中坚者：

在有中坚阶级之国，则以此少数之中坚阶级为根干，乃孳衍枝叶，以成多数。斯发育有序，盛美可期。

他指出古代之雅典、罗马如此，近代之英国（贵族）、美国（清教徒）如此，都是因为有少数的中坚阶级，才得多数政治。

但所谓中坚阶级，并非纯指门第族姓之谓，而是少数的优秀人才形成一无形的团体，社会上公认他们有一种特殊资格，而又真正与国家同休戚，由他们“董率多数国民”，有如孔子所谓之“以智治愚，以贤治不肖”，而后得多数政治。任公甚而强调，“理论上最圆满之多数政治，其实际必归于少数主政”。主持者少数，信从者多数，谓之多数。

又在“中国立国大方针”一文中，任公有下述之结论：

民之为性也，其多数平善者，恒受少数秀异者所指导而与为推移。故无论何时何国，其宰制一国之气运而祸福之者，恒在极少数人士。此极少数人士，果能以国家为前提，具备政治家之资格，而常根据极强毅的政治责任心与极浓挚的政治兴味，黾勉进行，则虽至危之局，未有不能维持；虽至远之涂，未有不能至止者也。

然则中国的中坚阶级何在？如何始可称之为秀异？细察任公的思想，大有非士绅阶级莫属之概。中国最后一代的士大夫阶级，既有传统儒家的熏陶，同时又具备了与时俱进的西洋知识，承当救中国的大业，自属当仁不让。

中坚阶级表现其政治才能的场合是国会，任公的国会理想如何？国会组织，任公大体上主张两院制。但此一构想至不一贯，民国五年，曾经一度倡言一院制。

民国临时约法定国会为两院制，上院称参议院，下院称众议院，此与任公的主张相同。惟其于两院之外，还有别设国民特会与国家顾问院的想法。国民特会即两院联席会议，无何特殊之处。国家顾问院盖受日本枢密院及智利顾问院之影响而来，且赋予同意权，凡大总统之任命国务总理，解散国会，发布紧急命令，宣战媾和，提议修正宪法，均须得顾问院之同意。然而顾问院仅由十三人组成（国会两院各选四人，大总统推荐五人），人数少而权力大，极可能演成寡头政治，未为时人接纳，任公亦未坚持。

民国五年讨平帝制之后，任公一面主张恢复旧有国会，一面宣言中国宜于一院制，是其对议会组织看法之一大转变。何以有此转变？原来民国二年国会中国国民党与进步党各占一院优势，互不相让，两院极不一致，议案无一成立，因觉两院制之不相宜。再则，任公鉴于英国上院为贵族阶级组成，而中国社会并无类似之特殊阶级，上院殊无存在之必要。惟此一理想旋又改变，民国八年以后，又回复二院制的主张。他找到了两院制的办法，以职业代表及地方代表分别入上下院：

要叫国会真正代表国民，我想莫如施行一种职业选举法，两院中虽不妨有一院仍采代表地方主义，必须有一院采代表职业主义。

他认为职业团体赋予法人资格以后，即可委任办理选举，“选举权被选举权，都以有职业为限”。

任公认为议会有一院代表职业阶层，可以调和劳资冲突，避免社会革命：

将来生产事业发达，资本阶级和劳工阶级都有相当的代表在最高机关（国会），随时交换意见，交让利益，社会革命的惨剧，其或可免。

他这时强调直接民权，一院代表地方，一院代表职业，人民直接投票。

以上是梁任公民国初年对于中国民主政治的几个基本观念。任公的政治思想以民国七年为分水岭，在此之前，他的活动以政治为主，所思所志，大致以这几个观点为出发点；在此之后，由于种种活动皆属失败，被迫自政坛上退了下来，思想为之一变。八年有欧洲之旅，一年之后归来，又有转变。对于民国七年后的思想，本书从第六章起分别有所讨论。在此必须指出的，是任公对于民主共和的信心一直很坚定，对中国的前途也始终是乐观的。民国七年以后虽然有许多转变，万变不离其宗，基本信念仍是一贯的。

Basic Books，1972），pp.21 25．

1. 梁启超，“新中国建设问题”，《饮冰室文集》27（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60），页27—46。
2. 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饮冰室文集》28，页77—78。该文最早见于《时报》，1912年5月7日，题为“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
3. 梁启超，“宪法之三大精神”，《饮冰室文集》29，页92—109。
4. 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世界书局，1958），页339—340；Ernest Young，“The Reformer as a Conspirator：Liang Ch'i-ch'ao and the 1911 Revolution”，in Albert Feuerwerker et al．，eds．，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pp.239 267。
5. 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页342。
6. 详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第二、三章。
7. 梁任公致康有为函。（见本书附件）
8. 详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5年三版一刷），第二编。
9. 任公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认识，详Philip C．Huang，Liang Ch'i-ch'ao and Modern Chinese Liberalism，pp.56 61；郭正昭，“社会达尔文主义与晚清学会运动（1895—191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3（1972年12月），下册，页557—625。
10. 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饮冰室文集》28，页40—46。
11. 梁启超，“宪法之三大精神”，《饮冰室文集》29，页100。
12. 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饮冰室文集》28，页51。
13. 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饮冰室文集》28，页62。
14. 梁启超，“同意权与弹劾权”，《饮冰室文集》30，页1—5；“梁启超之国会权限论”，《宪法新闻》，期3，页3—4。
15. 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饮冰室文集》28，页64。任公另文论解散议会，似有所误会：“问者曰：解散权之不可已……然恐政府滥用之以蹂躏国会，稍附条件，令解散不得过一次以上何如？答之曰：此固未始不可，然吾以为实骈枝之规定耳。解散国会，非有绝大魄力之政治家，固不敢行。解散而至再至三，则其人殆天人矣！中国安得有此等人，今日安得有此等事。”（梁启超，“同意权与弹劾权”，《饮冰室文集》30，页5）又在“进步党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对于国会议员之权限，寥寥数语，显见似有所误解。（见梁启超，《饮冰室文集》30，页75。）
16. 梁启超，“宪法之三大精神”，《饮冰室文集》29，页109。
17. 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饮冰室文集》28，页51。
18. 同上书，页43。
19. 同上书，页57—58。
20. 梁启超，“进步党政务部特设宪法问题讨论会”，《饮冰室文集》30，页82—95；又见《庸言》，期13（1913年6月1日）。
21. 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饮冰室文集》28，页57—58；梁启超，“省制问题”，《饮冰室文集》28，页31—38。
22. 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饮冰室文集》28，页46。
23. 同上书，页47。
24. 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饮冰室文集》28，页48。
25. 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饮冰室文集》28，页48。
26. 同上书，页49。
27. 同上书，页50。
28. Marion J．Levy，Jr．，Modernization：Latecomers and Survivors（New York：
29. 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饮冰室文集》28，页50；黄远庸曾引梁任公语谓：“有何人主张政党而不主张党阁者，即是梁某主张我不姓梁，我不叫梁启超。”见黄远庸，《远生遗著》（台北：文星书店，1962），卷2，页127。
30. 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饮冰室文集》28，页65。
31. 同上书，页70。
32. 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饮冰室文集》28，页65—66。
33. T．B．Bottomore，Elites and Society（London：Penguin Books，1966）；C．Wright Mills，The Power Elit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6）．
34. 梁启超，“多数政治之实验”，《饮冰室文集》30，页35—36；又载《庸言》，号12（1913年5月16日）。
35. 梁启超，“多数政治之实验”，《饮冰室文集》30，页36。
36.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28，页76。民国四年，任公有类似之论说。在“政治之基础与言论家之指针”文中，谓运用现代政治，其必要条件有十，第一条谓“有少数能任政务官或政党首领之人，其器量、学识、才能、誉望，皆优越而为国人所矜式”。见梁启超，《饮冰室文集》33，页39。
37. 关于民初中坚阶级，请参阅P'eng-yuan Chang，“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Elites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Journal ofAsian Studies 37：2（February 1978），pp.293 313。
38. 梁启超，“进步党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饮冰室文集》30，页65—69；又见《庸言》，期18（1913年6月16日）。
39. 梁启超，“进步党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饮冰室文集》30，页65—69；又见“党史”，《宪法新闻》，期18（1913年9月8日），页2—3。
40. 梁启超，“与报馆记者谈话”，《饮冰室文集》55，页8—11；《时报》，1916年9月11日；又谓：“我们办了几年共和政治，都是演翻桌子的把戏。”见梁启超，“伦敦初旅”，《梁任公近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第一辑，册下，页118。
41. 任公尝云：“代议制乃一大潮流，亦十九世纪唯一之宝物，各国皆趋此途，稍有成功，而中国独否，此何故？盖代议制在欧洲确为一种阶级，而在中国则无可能性。盖必有贵族地主，方能立宪，以政权集中于少数贤人之手，以为交付于群众之过渡。如英国确有此种少数优秀之人，先由贵族扩至中产阶级，再扩至平民，以必有阶级始能次第下移，此少数人皆有自任心。日本亦然，以固有阶级之少数优秀代表全体人民。至于中国则不然，自秦以来，久无阶级，故欲效英、日，竟致失败，盖因社会根底完全不同故也。”见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页573。
42. 梁启超，“与报馆记者谈话”，《饮冰室文集》55，页8—11。
43. 梁启超，“欧游中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梁任公近著》，第一辑，册上，页58。
44. 梁启超，“欧游中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梁任公近著》，第一辑，册上，页58；又见梁启超，“解放与改造发刊辞”，《饮冰室文集》35，页19—22。
45. 梁启超，“欧游中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梁任公近著》，第一辑，册上，页59。
46. 同上书，页5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