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疾风暴雨

太平道准备起事

一个好端端的国家让不懂事的皇帝、穷凶极恶的宦官以及好斗的朝臣们折腾成了这个样子，已经到了国败民穷、社会凋零、政治黑暗的地步，老百姓愿意吗？答案是：老百姓不愿意，他们正在准备反抗！

其实早在汉安帝时，在现如今的四川一带，当时的益州、永昌、越嶲等郡便发生了大规模骚乱和农民起义，被称为“西南夷骚乱”，断断续续前后长达五十余年。帝国在这一区域的统治受到严重挑战，到汉灵帝时情况似乎更严重，天子跟前的部分家伙甚至提出一个馊主意：把益州从帝国的版图中分割出去。

此议虽然没被通过，但对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帝国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汉安帝统治十九年，爆发农民起义四次；汉顺帝统治十九年，爆发农民起义十三次；汉冲帝、汉质帝两位皇帝虽然还是小朋友，但农民起义也丝毫没有忽视他们，也爆发了四次；汉桓帝在位二十一年，爆发农民起义十四次。从汉安帝到汉桓帝，不过六十来年光景，记载在册的农民起义就多达三十五次。不过，这些农民起义来势都很猛，开始时都轰轰烈烈，但一旦遭到镇压，就会很快沉寂下来。原因很多，但有两条应该至关重要：缺少明确的思想纲领，没有特别牛的领导。

这种情况到汉灵帝时终于发生了变化，终于等来了一位猛人，成为了东汉帝国的掘墓人。这个人是一个流民，纯粹的无产者，名字叫张角。之所以能成为猛人，没有像其他数十次农民起义领袖那样，被杀后在历史上连名字都没能留下来，是因为他有文化。

有文化的人在那个时代是绝对的少数，张角有文化，所以可怕。张角喜欢看书，他最喜欢看的是一本叫《太平清领书》的书。传说《太平清领书》的作者是著名方士于吉。所谓方士，就是有方术的道士。所谓方术，是古代用自然的变异现象和阴阳五行之说来推测、解释人和国家的吉凶祸福、气数命运的医卜星相、遁甲、堪舆和神仙之术等的总称。东汉以后，方士这个词不太常用了，代替它的是道士。

于道士写的这本《太平清领书》，据说篇幅很浩大，分为十部，每部十七卷，共一百七十卷。里面内容庞杂，以老庄之道、鬼神信仰以及阴阳五行、神仙家的方术为基础，创造了一套极为神秘复杂的神学体系。这部书里既有老子的宇宙观，《周易》的元气论，也谈长生不老的修道思想。但这些都不是主要的，这本书真正想谈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治。在本书中，陈述了一套完美的政治设想，也就是所谓的太平盛世的建设纲领。它不仅描绘了太平盛世的模样，也阐述了要达到太平盛世，必须做到君明、臣良、民顺。

所以，这部书不是教人如何造反的，而更像是向君王提出的合理化建议。所以，于吉的学生宫崇把这部书直接献给了顺帝刘保，刘保让大臣们讨论了一下，大家却认为这是“妖妄之经”，于是把它封存在国家图书馆（东观）里。

汉桓帝刘志一直没有儿子，听人说有个叫襄楷的方士很有法术，就下旨召他进宫，帮助他生个儿子。襄楷不是专科大夫，治疗不孕不育应该不是他的长项，他能做的就是给皇帝弄一些所谓的灵丹妙药，这是他的特长。

汉桓帝吃了襄楷献上的药，可能有一定效果，甚为欢喜，给襄楷安排了工作，很是信任，处理国家大事遇到疑难问题时也经常向他请教。这个襄楷，是于吉的另一个学生，为了完成于老师的心愿，他旧事重提，再次将《太平清领书》呈报给汉桓帝。可是，汉桓帝的兴趣只在能不能生出儿子，以及那些灵异事件如何解释，对于襄楷的治国理念依然没有太大兴趣。

后来襄楷与士人搅到了一块，在党锢事件中因为替士人求情而被治罪。襄楷出狱后，依然痴心不改，但这次他对皇帝失去了信心，开始把活动的重点转向民间，最后成为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颠覆活动的专家，后面还会再讲到他。

张角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了这部书，也有说法是，他是襄楷的朋友，二人一见如故，志同道合，一个是理论家，一个是实践者，立即联起手来。不管怎么说，张角对《太平清领书》佩服得要命，那些皇帝没有实施的政治纲领，张角决心试试。张角是冀州刺史部钜鹿郡人，老家在今河北省宁晋县一带，出身于社会下层。张角有两个弟弟，一个叫张梁，一个叫张宝。张角早年信奉黄老学说，对神秘预言学之一的谶纬学也深有研究，懂民间医术和巫术。他领着两个弟弟，手持一根九节杖，经常活动在冀州一带，用符水、咒语等为人治病，深得穷人的拥戴。名气一大，就有人跑来表示愿意给他当学生，张角开始吸收徒众。

没有想到，来的人越来越多，多到张角感到吃惊。不过，他没有害怕，因为他是个有胆识的人，想干出一番大事业，于是琢磨如何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张角深受《太平清领书》中政治主张和治国方略的影响，于是创建了一个民间宗教团体：太平道。其纲领、目标、教义、称号、教区组织、口号、宗教仪式、活动内容、传教方式等都依据《太平清领书》来设计。

当时社会上有大量的流民，就是失去土地无家可归的人，这些人都是土地兼并的受害者，没有人关心，也看不到前途。太平道的出现，至少给了他们以温暖和希望，所以不用动员，这些人都撵着跑着来入道。还有一些人，虽不属于流民范围，但看到这个组织挺厉害，于是也加入进来，就像一些有钱人愿意给青红帮老大当门生一样，是一个道理，遇到事好有人罩着。这些人里，有基层官吏，甚至也有宫里的宦官。

张角自称大贤良师，是太平道的总首领。他的两个弟弟张梁、张宝自称大医，是太平道核心领导班子成员。他派出八个弟子到四面八方去宣传教义、发展徒众。经过十来年的发展，太平道势力已遍布全国十三个州中的青、徐 、幽、冀、荆、扬、兖、豫等八州，徒众达数十万人。张角把这些徒众划分为三十六个教区（方），大的万余人，小的六七千人，每个教区都设一个渠帅作为首领。

闹出这么大动静朝廷那边不知道吗？其实是知道的，而且很早就知道了。熹平六年（177），汉灵帝的老师、时任太尉的杨赐和他的属下著名士人刘陶，分别上书汉灵帝，报告了这个民间组织的动向，请求给予关注。刘陶更是指出，据他得到的情报，张角的党羽已经潜入京师，活动于民众和官宦之中，大有觊觎朝廷之意，应速加侦缉，并诏令天下，重赏捉拿张角。但不知什么原因，如此重要的上书竟然没有下文，后来杨赐因故离职，刘陶找个机会向汉灵帝询问此事，汉灵帝居然莫名其妙地岔开话题，让他给自己编一本容易阅读的《春秋》。刘陶没有办法，只得到图书馆里埋头完成天子交付的新工作。

从各种迹象看，汉灵帝本人确实没把太平道当回事，甚至觉得有个民间团体把流民组织起来，教人向善做好事，还挺好。这种心理其实可以从汉灵帝意识形态变化的蛛丝马迹里寻找答案。汉灵帝这时已经开始崇信黄老之学，对老子的思想充满崇拜，汉灵帝可能认为，这个同样视老子为先师的教派，与他的思想还有些吻合呢。

前来投奔太平道的人越来越多，人数呈几何级数增长。张角想，既然事情已经干大了，想收手是不可能的，未来的结果只有两个：要么太平道消灭刘汉政权，要么太平道被刘汉政权消灭掉。

太平道的情报工作做得也很出色，就连宫中的高级宦官封谞和徐奉都成为它的信徒，这样，朝廷中枢机构的消息很快就能送到张角的面前。综合分析各种情报之后，张角对形势做出了判断，他看出来太平道和刘汉朝廷翻脸的时刻越来越近了。

谁先动手谁主动，张角马上召集几个大弟子和弟弟张宝、张梁商议，大家决定发动武装暴动，目标是推翻现政权，建立太平盛世。以冀州南部与司隶校尉部接合的邺县地区作为暴动中心，由张角全面负责，前线总指挥为大方首领马元义。暴动的时间定为光和七年（184）三月的甲子日，这个日子选得很有讲究，但也因此葬送了这次起义。

精挑细选的日子

即将到来的光和七年（184）是甲子年，在六十年一轮回的历法周期中，甲子年是新一轮周期的开始，让人联想到新天命的降临。这一年三月的甲子日被太平道确定为武装暴动时间，这一天是更为难得一遇的“双甲子”。

张角或者他的谋士们在选择暴动日期上可谓动了一番脑筋。但问题是，确定这一时间是在光和六年底，离“双甲子”这一天还有三四个月，从筹备起义的角度说，时间充裕一点，可以把准备工作做得更细些。但从另外一个方面看，这又是致命的，那就是夜长梦多。暴动就是策划实施一场规模盛大的集体活动，参与的人数众多，涉及的区域广泛，在没有现代化通信工具的情况下，沟通信息、协调各部行动、保证命令畅通本来已经十分困难，更困难的是，做这些工作的时候还必须完全保密。

像起义时间这种极端机密的事情，起义总指挥部竟然在几个月之前就已下达到基层。总指挥部甚至发布了起义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就在前线总指挥马元义带着他的骨干分子潜入京师后不久，洛阳城里的小孩子甚至把这几句话编成了歌谣到处在唱。朝廷各办事机构的大门上，也时不时地出现了用白土书写的“甲子”二字。

事后证明，这可能是一大败笔。起义军内部果然出现了叛徒，这个人的名字只要学过中学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他叫唐周，济南国人，他是张角的弟子之一，在起义军内部属于高级干部。光和七年（184）刚过了年，朝廷便接到唐周的密报，整个起义计划暴露。

有人遗憾地说，黄巾大起义都毁在这个唐周的身上，如果不出这个叛徒，起义的结果就会两样。问题是，如果没有唐周，张角、马元义他们就一定能于当年三月甲子日这一天顺利发动起义吗？其实基本上不可能，不是因为东汉王朝强大到不能推翻，事实上东汉王朝已经很虚弱，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军事上，只要组织得当，推翻起来应该不难。问题在于，起义军不可能把保密工作做得那么好，保证在长达三个月时间里不出现第二个、第三个唐周。

由于唐周的告密，刘宏不敢再大意，他立即下令对马元义等骨干分子实施秘密抓捕。马元义被抓，处以车裂之刑。然后清查太平道的徒众。汉灵帝以通令（周章）的形式下三公府﹑司隶校尉，派钩盾令周斌总负责，清查在宫省直卫、朝廷各办事机构以及百姓中的太平道信徒，很快查出来一千多人，全部予以诛杀。根据侦察到的线索，要求各州郡同时搜捕张角等太平道骨干人员。

起义军只好仓促起事。正史记载他们“杀人以祠天”。之后，张角称“天公将军”，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在冀州正式起义。起义军个个头戴黄巾，因此被称为“黄巾军”，但在官府下达的通缉文书里，一律称他们为“蛾贼”。

虽然动作仓促了点，但一开始仍然很顺手。黄巾军所过郡县，“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东汉的地方政权竟然如此不堪一击，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起义军深得民心，有长期准备，来势很猛；另一方面也是东汉国家军制特点造成的。东汉沿袭了西汉的军制架构，全国主要军力集中于南军、北军两大块。南军负责四方征战，是野战部队，北军即前面介绍过的北军五营，驻扎在洛阳附近，负责京师的防卫。北军之外，天子还有一部分近卫部队，如卫尉、虎贲、羽林等，性质与北军差不多。

这些都是中央军。除此之外，东汉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地方部队，即州郡不能典兵。郡、县以下虽设有都尉等职，如曹操曾担任过的洛阳北部尉，但他们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属于警察部队，而非正规军。国家遇到有事怎么办？这项任务基本上都交给了南军。南军是一支常备部队，也是精锐之师，但不幸的是，此时此刻，这支武装力量却指望不上。

数十年来，南军的主力一直奋战在西部和北部前线。在西部，帝国陷入与羌人作战的泥潭，进不可全胜，退不得脱身。在北部，虽然匈奴人暂时消停下来，但新崛起的乌丸和鲜卑，跟当年的匈奴人一样强悍不驯，你来我往陷入胶着状态。东汉帝国划出了几大边防区，设立护羌校尉、护匈奴校尉、护乌丸校尉等职，负责边境作战，所使用的主力，正是南军。也就是说，此刻帝国所能依仗的主力部队正担负着保卫边疆的重任，轻易调离不得。

面对已经军事化组织起来，虽然打仗不一定在行，但打起来不要命的黄巾军，州、郡、县统属的治安部队不堪一击。黄巾军节节胜利，京师洛阳震动。朝廷一下子慌了神。宦官平时权大势大，但流血打仗的事从来没想过，朝官士人文的在行，与宦官斗、跟皇帝吵都不怕，但打仗从来没有弄过，面对四面开花的局面，一下子也傻了眼。看来看去，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到一个人身上，仿佛只有他才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颓。

这个人曾经是曹操的同事，也是议郎，名叫皇甫嵩，他是名将皇甫规的侄子。皇甫嵩字义真，安定郡朝那人，他的父亲皇甫节是名将皇甫规的兄长，曾担任过雁门太守。皇甫嵩少年既好诗书，也好弓马，是一个文武全才，在皇甫规的栽培下仕途比较顺利，担任过一段时间的议郎，目前担任北地郡太守，此时正好来洛阳出差。北地郡属幽州刺史部的边境地区，在这里当太守与内地不同，主要职责是配合正规军对敌作战。因为有长期边防作战的经验，又身为名将之后，大家都想知道他对当前局势的看法。

在汉灵帝主持的御前会议上，皇甫嵩列席会议，他不负众望，提出了化解时局危机的具体方案。这个方案包括以下内容：一是下诏各州郡“修理攻守，简练器械”，组织地方武装，修筑防御工事，制造军器。其中，在洛阳周边地区各个方向重点构筑八个战略据点，即洛阳八关，分别是函谷关﹑大谷关﹑广城关﹑伊阙关﹑辕关﹑旋门关﹑孟津关﹑小平津关，每关设一个都尉，负责军事。二是对现有的军事力量进行整合，主要是北军及天子的御林军，分路讨击冀州刺史部和颍川郡的黄巾主力。同时建议将天子西园小金库里的钱拿出来，还有西园的厩马，用以充实军力。三是推行政治改革，解除党禁，重新任用士人。

对于前两项，汉灵帝都认可。目前看来也只能这么做了。汉灵帝是少有的比较贪财的皇帝，他自己建有小金库，属于个人财产，积累了大量钱财，现在国库空虚，筹备常规军费已经很吃力，根本拿不出来钱，只得由皇帝出血了。但对于最后一条，即解除党禁一事，汉灵帝仍然犹豫。实行党禁是他做出的政治决定，解除党禁等于推翻自己以前的主张，面子上下不来，而且会不会因此造成混乱？从内心来说，汉灵帝比较讨厌士人，这些人一天到晚吵吵闹闹，不是对他进行批评，就是跟宦官找碴儿。与宦官比起来，汉灵帝更喜欢宦官。而且，让汉灵帝感到动摇的是，当前要解决的是黄巾军，与解除党禁有多大关系呢？

但是很快汉灵帝的思想工作就被做通了，一个叫吕强的宦官，只用一句话就让汉灵帝坚定了决心。吕强没有直接替士人翻案，只是说：“听说黄巾军也在大量召募人才，如果我们不赦免士人，这些家伙难免会跑到黄巾军那里去。”这一下汉灵帝总算是听明白了,立即下诏赦免士人。吕强字汉盛，司隶校尉部河南尹成鮧县人。从小即为宦官，担任过小黄门、中常侍，在宦官中是少有的正直之人，《后汉书》里有他的传，称他“清忠奉公”。

汉灵帝于是下令组建讨伐部队。在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曹操的命运也将发生又一次改变。

参加讨伐兵团

光和七年（184）三月，汉灵帝下令调整帝国的军事领导机构，升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坐镇洛阳，指挥全国武装力量，总司令部设在洛阳城内的都亭。这是继梁冀、窦武之后，再次设立大将军，并且继续由外戚担任。同时组建讨伐兵团，由何进兼任总司令，该兵团包括三支人马，约五万人，一支由新任命的北中郎将卢植统帅，负责讨伐冀州的张角；另外两支分别由刚任命的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统帅，讨伐豫州刺史部颍川郡的黄巾军。

东汉将军的名号比较多，也比较乱，不弄清这些就会影响到对史料的理解。有一个笨办法不一定准确，但却比较简单省事。

最高一级的是大将军，可以理解为上将；其次是车骑将军、骠骑将军、卫将军以及所谓的四方、四征、四镇将军，四方是前将军、后将军、左将军、右将军， 四征是征西将军、征东将军、征南将军、征北将军，四镇是镇西将军、镇东将军、镇南将军、镇北将军，这些都是沿袭前代的固定称号，可以理解为中将；再下来，就是偏将军、裨将军以及杂号将军，杂号将军即临时起个名号，也称将军，如奋武将军、讨虏将军、扬威将军等，名目很多，均因事而设，事罢就撤，这些都姑且理解为少将。这样理解未必准确。大将军的地位高于三公，车骑将军、骠骑将军等与三公同列，似乎把他们理解为元帅更妥当。但是，为了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为了便于阅读和理解，上面的理解大体上还是可以的。至于中郎将，那就容易理解了，可以看作准将，介于将军和下面校、尉之间。以后大家遇到军衔的时候可以先这么理解，至于东汉军队的具体编制，后面再作详细讲解。

在何进被任命为大将军前，帝国军队拥有高级军衔的将军还比较少，地位最高的名将“凉州三明”，即段颎、张奂、皇甫规，除投靠了宦官、又在宦官内斗中被杀的段颎外，张奂、皇甫规此时分别承担着西线和北线的防卫作战任务，他们的军衔是护匈奴中郎将、护羌校尉，大体上是个准将或大校。再往上的军衔，这时候基本上都空缺，所以这一次汉灵帝一口气任命了一个上将、三个准将，已经是很破例了。

何进、皇甫嵩的情况前面已有提及，现在看看另外两个人的情况。

卢植字子干，幽州刺史部涿郡涿县人。他有几个明显特征，身长“八尺二寸，音声如钟”，八尺二寸约合现在1.93米。有资料显示，当时的人平均身高普遍低于现在，所以卢植往人堆里一扎，绝对是大高个，东汉要是组建CBA联赛，卢植即使打不了中锋至少也能打个后卫什么的。他声音洪亮，适合做配音演员或者演舞台剧。《后汉书》还记载，说他酒量特别好，一次能喝一石酒。

但卢植没有向体育界、娱乐界发展的打算，他的志向是做学问。他和日后的学术泰斗郑玄一道拜大名士马融为师。这个马融，除了是个大学士，还是外戚，他的一个表姨当过皇后，所以被称为“外戚豪家”。马大师有一个爱好，喜欢一边研修学问一边请些女演员表演歌舞（列女倡歌舞于前）。马大师性情超脱，他做这些事从来不避学生，讲课讲累了就把私人歌舞乐队叫到讲室里来消遣，别的学生都争着看，可卢植眼珠都不带转的（侍讲积年，未尝转眄）。

卢植从马氏民办学院毕业回家，谢绝了马老师的挽留，回家乡涿县当起了教书先生，他在教育方面挺有成就，因为他的学生里一口气出了两个名人：一个叫公孙瓒，一个叫刘备。眼看就要混成一代名师了，但卢植心里很不满足，因为他“刚毅有大节，常怀济世志”。汉灵帝熹平四年（175），扬州刺史部九江郡的蛮人造反，卢植因为“才兼文武”而被公府选中，由布衣直接拜为品秩二千石的九江郡太守。卢植还真有两下子，到任后三下五除二就把蛮人制服了，卢植的名声大振。

但在此时，他却以生病为由提出辞官。后来，朝廷多次征召，卢植实在没有办法，来到洛阳，提出请求只想担任轻闲自在一点的官职，于是被任命为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及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人志趣相投，整天待在国家图书馆（东观）里校书，补撰《续汉记》。

在汉灵帝眼里，卢植是难得的军事人才，从事文化工作是极大的浪费。黄巾起义爆发后，便拜他为北中郎将，任命护乌桓中郎将宗员为他的副手，带领一部分由北军五营中抽调的兵士和临时征募的人马，讨伐冀州的张角。为了便于指挥，汉灵帝下诏卢植“持节”，即带着天子特颁的信物，形同天子亲自出征。

再来说说朱儁，在《后汉书》里与皇甫嵩合为一传的人就是朱儁，说明他的名气和历史地位。朱儁字公伟，扬州刺史部会稽郡上虞县人，家境较苦，小的时候父亲死了，母亲以贩卖一种叫缯的纺织品为业。朱儁年轻时担任过县政府的文书管理员（书佐），“好义轻财，乡闾敬之”。后来发生过一件事，让大家对他更刮目相看。

朱儁有个朋友叫周规，“为公府所辟”，也就是在中央机关找到一份固定工作，这是一个让人羡慕的事。但是，他却干了件蠢事，差点去不成。周规想现在要到京师任职了，得弄点路费、置装费，不能太寒酸，于是偷偷挪用了“库钱百万”。这当然是一笔大数目，部长级官员月薪不过一到二万钱，百万钱亏得周规也敢挪用。周规原来的想法是，反正这一去未必再回来了，就是以后被发现也奈何不了自己。但是，管后仓的人偏巧及时发现，要周规归还挪用的钱，但这笔巨款已经让周规花掉了。

这个时候，朱儁给他帮了忙，朱儁干了回小偷的勾当，但偷的对象是自己的母亲。他们家虽然也不富，但朱儁的母亲搞的是缯帛贸易，朱儁把母亲的货物偷偷卖了，拿钱为周规解困。而朱儁的母亲，只好失业。母亲恚责朱儁，朱儁的回答是：“小损当大益，初贫后富，必然理也。”朱儁的回答耐人寻味，他没有说为朋友两肋插刀、人要讲义气、不要把钱看得太重这些空话，而是说现在看是受到小损失，将来没准会因此得到更大的回报。说明朱儁对未来有远大的规划，也有深谋远虑。

朱儁很快得到了回报，这时候上虞县县长叫度尚，这是一个老士人，以后群雄混战的时候他还出现过。度尚听说朱儁的事迹后很称奇，就把他推荐给会稽郡太守韦毅，再后来尹端接任韦毅，任命朱儁为主簿，相当于办公室主任。熹平二年（173），会稽郡许昭起义，尹端讨伐不力，被州刺史纠举，经过有关部门审理，判处弃市的大罪。作为尹端的办公室主任，朱儁又干了件让人称奇的事，他带着一笔巨款到洛阳，拉关系、走后门，上下打点，费尽周折，把老领导的死罪改判为有期徒刑（输作左校）。尹端保住一条命，但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朱儁也从不向别人提起。后来交州刺史部梁龙造反，没有人能平息，光和元年（178），拜朱儁为交州刺史平乱。朱儁到任后，“斩梁龙，降者数万人，旬月尽定”。朱儁被封为都亭侯，食邑一千五百户，拜为谏议大夫。

皇甫嵩是名将之后，有边疆地区与少数民族作战的经验，卢植、朱儁分别在地方上平定过农民起义，从这三个人选的确定上，可以看出汉灵帝这回是真急了。以往出风头的事都被宦官垄断，就在数年前，宦官们还谋划过征鲜卑的军事行动。但那是形象工程，要玩真的，不能指望宦官，还要靠人才。三路大军出发后，坐镇京师的最高军事统帅大将军何进也没有闲着，他开始组织召募战略预备队，并很快编成了一支骑兵部队，而对这支骑兵部队指挥官的任命，让很多人大吃一惊。

这支被赋予厚望的战略预备队共有五千人，其指挥官是骑都尉，任命公布后，名字大家都知道，但却很出乎意外。新的骑都尉是议郎曹操，这一年他虚岁整三十岁。

都尉次于中郎将，中郎将次于各种名号的将军，如果把中郎将理解为准将，都尉就是校级军官。东汉叫都尉、校尉的实在很多，前面已经出现过的有北军五营的校尉，还有司隶校尉、城门校尉、洛阳北部尉等。这些职务，除了司隶校尉更偏向于行政外，其他的都可以视为军队或警察部队里的校官或尉官。具体来说还有些不同，如果是县下面的都尉，如曹操曾经担任过的洛阳北部尉，估计应该是个上尉；而北军五营的校尉，应该相当于上校。现在曹操将要履职的骑都尉，不是常规编制序列，下面有大约五千人，可以理解为大校，这个职务如果再上一级，就该是中郎将或杂号将军了。所以曹操担任的这个新职务，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中央直属骑兵独立师大校师长。

说到这里，必须谈谈东汉的军制问题了。读汉魏历史，无论是正史还是演义，往往感到其长于叙事或议论，而短于对历史细节的关照。比如，历史人物的出生时间，除了零星地夹杂在叙事之中外，大部分只能靠前后推理，实在推不出来的，后面写史只好用“？”来代替。所以，翻开历史人物传记，到处是这个符号。

历史细节不足也表现在军队的编制问题上，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处理得要么简单化，要么模糊化，一般只说某某人带着几百、几千或几万人到某某地方跟某某打，而那个某某又是带着多少多少人，很少谈及双方部队的内部组织结构。军职里除了上面讲过的各类名号繁多的将军外，其下的各级建制要么不详细，要么很混乱，让人读得一头雾水。

其实，东汉的军队编制是很系统化、规范化的。其基本单位是军、营、部、曲、屯、队、什、伍，类似于现代军队的军、师、旅、团、营、连、排、班，但编伍方法和人数略有不同。

从下面往上说：伍即五个人的战斗小组，最基层的战斗单位，主官为伍长；二五为一什，主官为什长；二什为一队，主官为队率；二队为一屯，主官为屯长；五屯为一曲，主官为军侯。这样算下来，每曲的人数是五百人。再往上，二曲编为一部，主官为军司马或别部司马，假司马、军假司马为其副职，是一千人；五队编为一营，是五千人，主官为都尉或校尉；二营为一军，人数为一万人，主官一般为校尉或各类将军。

这种编制方法，从秦到魏大体上没有变化，是很清楚的。但是，写史的往往是文人，对军事要么不重视要么不在行，于是留下来的史料中，一涉及这些方面读起来就比较费劲。举个例子，若干年后将要发生的“水淹七军”，实际上就是一个军，它下面有为数众多的师、团、营级单位。这些军是怎么编组的？军长分别是谁？都在哪里驻防？这些统统不知道了。如果我们现在有这些材料，那读起来不仅会更加有形象感、立体感，而且不至于产生混乱。

由于史料严重匮乏，今天我们已经缺少了太多的细节。不过，为了大家理解起来不吃力，今后凡叙述到此类问题，尽可能把它“翻译”过来，未必准确，但基本上会接近于事实。比如，曹操的这个新职务骑都尉，手下是五千人，如果按照正规的编制，应该是一营，营是军以下、部以上的编制，找个接近的说法就是师，这个师的下面应该有五个部，约相当于五个团。

曹操自光和二年（179）担任议郎到现在已经六年了，这段时间，除了偶尔上书之外，曹操没有更多的活动。后来，曹操连上书的事也很少做了，从来没有涉足军事的曹操，怎么会突然被委以如此重任呢？

对曹操而言，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人生转折。但是，所有的史料都没有记录或探究过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只好猜测。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曹操喜欢军事，并且有了点名声。曹操不好读死书，好读杂书，尤其是法家、兵家的著作。近几年，他酷爱一本《孙子兵法》的书，而且学有所得。他经常会与朋友讨论这些问题。皇甫嵩担任北地郡太守前的职务恰巧是议郎，卢植也担任过议郎，如果曹操与他们刚好在一块共过事，他们应该比较熟悉，对于这个个子虽然不高但却干练果敢的青年，皇甫嵩或者卢植没准有过深刻的印象。

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张奂、张温等人的影响。张奂、张温可以算作上一辈的军事统帅，曹腾与他们的关系已如前述。这两个人在军界威望很深，并且仍然活跃于军界，虽然因为边境战事脱不开身，没有出现在清剿黄巾军的序列里，但在军事方面无疑保持着重要的发言权，如果曹操事先得到消息并求助于他们，他们的建议应该在汉灵帝的决策中发挥作用。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根本找不到合适的人。这个原因看来荒谬，但也确实存在，帝国的教育体系虽然发达，但培养的都是文人，武将基本上靠自学成才，或者像张奂、卢植那样弃文从武。由于教育结构的失衡，造成军事人才的匮乏，到了需要的时候，还真找不到合适的人。而且打仗不是好玩的事，现在面对的是来势凶猛的黄巾军，带兵打仗，冲锋陷阵，马革裹尸，好多人还没有做好思想准备。骑都尉看着很威风，但任职条件极苛刻，危险系数极大，前途不被看好，世家大族即使有子弟符合条件，也会劝他们不要出这个风头。如袁家的袁术，担任过多年的虎贲中郎将，此兄一贯喜欢出风头，但这回也没敢吱声，毕竟干天子卫队和上战场厮杀是两码事。

这个时候，如果曹操主动请缨应该机会也很大。以曹操的个性，在朝廷里做议郎，然后一步步往上爬，做个九卿，再到胡子一大把时混进三公行列，这样的职业生涯规划不是不可行，但却不是他心中所想。曹操欣赏许劭给自己的评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英雄。”以往认为，曹操只一心想当英雄，对当能臣不太感兴趣。其实不然，曹操不是从来不想当能臣，而是他明白当不了。因为当能臣需要条件，这个条件是“治世”。而现在的情况刚好相反，天下已经大乱，乱世里没有能臣，乱世里只有英雄。曹操想做一个英雄，和曹操同时代的许多人也都有同样的想法。

不管怎么样，曹操脱下文官的制服，换上一身戎装，曹秘书成了曹师长，他要带领临时组建起来的这支五千人的队伍开往前线，他们的目的地是颍川郡，曹师长接到的命令是到达目的地后，听从左中郎将皇甫嵩的指挥。行军路上，曹师长不断接到最新情报和皇甫准将发来的命令，中心只有一个：颍川前线战事吃紧，火速增援！

长社的大火

对付黄巾军的主战场有两个，一个是北部的冀州，北中郎将卢植任总指挥，他的对手是张角三兄弟；一个是南部的颍川郡，分别由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任总指挥，他们的对手是颍川黄巾军的首领波才。

先来说说南部战场，颍川郡的位置挨近洛阳，波才又是黄巾军中最有谋略的将领，朝廷不敢怠慢，派了皇甫嵩和朱儁共同迎击。但是，黄巾军作战很英勇，面对朝廷的两路大军，竟然不急不怕，沉着应对，皇甫嵩和朱儁虽然没有吃到大败仗，但一举荡平敌人的想法没有实现。尽管有过平叛的经验，这一次他们也不敢再大意，商议之后，决定采取稳扎稳打的办法，与黄巾军打持久战和消耗战。

这个决策本来是正确的，因为他们这次出征，队伍是临时组建而成，来不及训练，各部之间和上下之间都还不够熟悉，总之是一支战斗力还没有完全形成的部队，稳定一下慢慢来，是有必要的。而且，大将军何进在洛阳正抓紧组建预备队，朝廷的援军以后会陆续投入战场，只要坚持下来，战场敌我力量对比就会发生改变。波才也看到了这一层，所以他不想长期对抗，而是全力攻击，他们选择的主攻目标是朱儁负责的方向，结果朱儁盯不住，吃了败仗。

皇甫嵩分析了形势，认为得找一个坚固的据点屯兵筑寨据守，这样他带兵退到了一个地方，叫长社。皇甫嵩和朱儁的队伍退进了长社城内，波才随后指挥黄巾军将其层层围住。黄巾军的人数几倍于朝廷的部队，形势十分危急。皇甫嵩不断向洛阳发出求援信号，这样，新组建的骑兵师共五千余人，在没有经过训练的情况下，即在骑都尉曹操的率领下投入战场。

这时是光和七年（184）5月，距张角正式起义仅两个多月。黄巾军在波才的指挥下猛烈攻城，长社是临时撤进来的一个小县城，这样的城池一般不会太大，去过北京西南郊宛平城的朋友们有可能会更容易理解这一点，通常这样的城池只有四个门，站在南门楼一眼就能看到北门楼，平时里面的常住人口至多数千人。

依靠这样的城池抵挡黄巾军数万人的进攻谈何容易？皇甫嵩作为经验丰富的将领，一面指挥守城，一面思考如何摆脱困境。皇甫嵩站在长社城墙上，他看到黄巾军的营寨附近都长满树木和草，黄巾军这样做可能是为了宿营的时候更舒服一些，毕竟农历的五月天气已经很热了。

皇甫将军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觉察的笑容，波才，看来你只靠自学成才还是没到火候。皇甫嵩立即布置下来，准备引火之物和大量易燃品，趁一个刮风的夜里冲出城去，士兵们个个手持火把和引火的东西，冲到敌营，见到树也烧，见到草也烧，见到营帐也烧。

这时候风很大，火势很快起来，黄巾军经过数十天攻城不下，已经比较疲惫，大部分人都在睡觉，突然火光冲天，喊声四起，营帐里一下子乱了套。皇甫嵩立即率兵进攻，黄巾军损失惨重，但他们没有完全退却，而是退到长社之外稍远的地方重新扎营。这时，曹操率领的骑兵部队赶到了。

三路人马合在一处，由北中郎将皇甫嵩统一指挥，这次皇甫嵩改变了打法，主动寻求与黄巾军决战。对于黄巾军来说，其实没有更好的办法，打持久战只能对朝廷更有利，也只能选择决战了。结果，这场决战以朝廷军队大胜而结束，波才弃军而走，黄巾军被斩首数万，汉灵帝下诏封皇甫嵩为都乡侯。皇甫嵩、朱儁会同南阳郡太守秦颉、骑都尉曹操等人继续追击，不断扩大战果，于宛城斩杀了黄巾军另一个首领张曼成，最后于阳翟和西华再次找到波才和黄巾军首领彭脱率领的主力，取得大胜。

朝廷军队三战全胜，黄巾军被迫退出颍川、南阳等地，京师南部的形势转危为安。在首战中朱儁所部曾经吃了败仗，所以皇甫嵩在上报功劳的时候，特意将后面取得的功劳多分一些给朱儁，汉灵帝下诏封朱儁为西乡侯，由右中郎将改任镇贼中郎将。

过去虽然都是中郎将，但左在右之上，右中郎实际是左中郎将的副手。朱儁不再担任右中郎将一职，意味着他将脱离皇甫嵩而单独行动。果然，朝廷命令二人分兵，皇甫嵩率领所部以及骑都尉曹操所部开往洛阳东部地区兖州刺史部的东郡，在那里黄巾军首领卜巳渐成气候。朱儁仍旧在南阳郡一带平息黄巾军余部。皇甫嵩、曹操率军到达东郡，击破了东郡黄巾军，生擒卜巳，斩首七千余级。

再来说说北部战事，卢植到达冀州后，利用自己的名望，大量招募兵马，壮大力量。在这次招募活动中，有两个人不得不提，他们就是卢老师的两个学生：公孙瓒和刘备。他们不是一块来的，但都不是只身前来，还带着不少人，其中公孙瓒带的人里，一定有一个叫赵云；刘备带的人里，有两个人分别叫关羽和张飞。

关于他们的故事先按下不讲。先说卢将军的对手张角兄弟，几仗下来，张角兄弟渐渐不支，退到了广宗。卢植在广宗城外修堡垒，挖壕堑，造云梯，准备攻城。正要一举攻下广宗的时候，意外发生了，卢植被解职。

朝廷往前线派来了一个人，名叫左丰，是个宦官，他来的目的说是慰问，实际上是监军，毕竟汉灵帝刘宏对这些手握重兵的将军们还不能完全相信。这个左丰打仗是外行，搞钱却是老手，他依照惯例向卢植暗示给自己行贿，但几天过去了，卢将军那边丝毫不见表示，左丰于是很生气地回去了。

宦官向前线的将领索贿，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打仗得花钱，战争预算的制定和拨付掌握在宦官手里，如果不打点好这帮贪官，什么事都干不成。当年猛如“凉州三明”之一的段颎都深知其厉害，都要刻意巴结宦官。但卢植不是段颎，他本质上是个学士，打心底里看不起这些宦官。卢植以为，到了现在这种时候，汉灵帝不应该再偏信这些宦官了。他也不相信宦官们会选择这个时候找事，所以没有理左丰的茬，继续做攻城的准备。

但是卢将军错了，坏人做坏事是不分时候的。左丰回去向汉灵帝报告前线战况，添油加醋说卢植消极怠工，故意不出战，是想邀功。汉灵帝大怒，给卢植派来了一辆囚车，临阵把主将逮捕，押回京师问罪。

接任卢植的人名叫董卓。这厮想必大家都很熟悉了，在这里是第一次说他的事。董卓长期在羌汉杂居的凉州一带长大，先后追随“凉州三明”之中的张奂、皇甫规与羌人作战，因为很会打仗，战功卓著，被提拔为并州刺史、河东郡太守。朝廷下诏调董卓前来冀州，指挥前线作战。董卓没有被任命为卢植担任的北中郎将，而是重新设了个东中郎将给他，原因是卢植的职务此刻还没有免。

说实话，论打仗董卓是那个时代一流的猛人，但此君长期与羌人作战，善长骑兵野战，属于速度型和力量型选手，拉到河网密布的冀州大平原上一试，居然找不到感觉。他多次想找张角的主力决战，但总也找不着。汉灵帝等急了，因为左丰告诉他的是，只需一顿饭的工夫就能拿下张角，卢植怯战，怎么换了个够狠的角色，一样没有效果。

这反而救了卢植一命。他被押到京师本来要受到严惩，但由于董卓军事上的失败，从反面印证了当初他稳扎稳打策略的正确，于是他仅受到免官的处罚。董卓眼看拿不下张角，干脆向汉灵帝上书，说自己无能，然后向天子推荐了一个人代替自己，这个人就是正在东郡一带“清剿”黄巾军的皇甫嵩。

董卓是皇甫规的老部下，自己学艺不精，只好把老首长的侄子请出来。这样皇甫嵩就接替董卓指挥对张角的战斗。这一年对皇甫嵩来说实在是个人事业的巅峰，而且他运气也好得不行。接替董卓以后，还没等他拉开阵式，这场战斗就结束了，因为对方的主帅、太平道大贤良师、黄巾军天公将军张角不幸病故。

张角突然去世给黄巾军造成巨大打击，他的两个弟弟张梁、张宝继续统领黄巾军主力。在皇甫嵩指挥下，朝廷军队在广宗这个地方取得了决战的胜利，张梁、张宝先后被杀。张角虽然死了，仍然被撬开棺材，戮尸、斩首，将张氏三兄弟的人头传送京师。

到这一年底，朝廷军队在各个方向都传来捷报，各种战利品以及砍下来的人头不断运到洛阳。汉灵帝下诏将乱军的人头集中起来，上面盖上土，居然像小山那样高，被称为“京观”。

本次平叛功劳最大的当数皇甫嵩，汉灵帝下诏封皇甫将军为槐里侯，拜为左将军，由准将升为中将，同时兼任冀州牧。不久之后，皇帝下诏升朱儁为右将军，凡参与平乱的都有不同的奖赏，其中骑都尉曹操因为配合皇甫嵩作战有功，被任命为济南国相。

对于汉灵帝来说，终于可以长长地松了口气。好了，一切太平了，张角兄弟死了，人头带回来了，各地的黄巾起义都被镇压下去了，尽管还有一些地方有黄巾余部在活动，但已经成不了气候。汉灵帝想，该喘口气了，这一年真紧张得要死。光和七年（184）十二月，汉灵帝下诏改元为中平，寓意天下经过一场大乱走向安宁和平。但是，如果他能未卜先知，他的心情一定会更沉重，因为这才是风暴的开始。

时势造英雄

在这场平息黄巾军的战役中还有几个人崭露头角，引人注目，换句隆重点的说法，就是登上了历史舞台。其实，这几位算来也都是大家的老熟人了。

一位是王允，字子师，太原郡祁县人。很早就表现出异人之处，著名士人郭泰曾经“奇之”，称他为“王佐才也”。史书上说他“少好大节，有志于立功，常习诵经传，朝夕试驰射”，跟青年曹操很相像，是文武兼修并在内心里确定天下一定会大乱的人。

黄巾起义前，王允担任侍御史，负责监察方面的工作。这时候，朝廷抽调一部分中央干部到地方任刺史、太守，充实地方的实力，王允被任命为豫州刺史。王允到任后，很重视领导班子建设，先后引进了两个名士，一个是颍川的荀爽，即“荀氏八龙”之一，是荀彧的叔父；另一个是孔圣人的后代孔融。皇甫嵩、朱儁、曹操在颍川郡与黄巾军交战，颍川郡就是王允的地盘，他给予充分合作，给中央军搞后勤，同时组织地方武装作战。

在一次打扫战场时，王允从黄巾军那里发现了中常侍张让的宾客与黄巾军暗中相通的书信，王允呈报给汉灵帝，张让吓得半死。可奇怪的是，汉灵帝除了痛骂了张让一顿外，并没有再作深究。张让“怀协忿怨”，捏造了一个罪名诬告王允，中平二年（185）王允下狱，差点没了命，幸亏大将军何进出手相救，王允才保住一条命。王允先隐居了一段时间，后来到何进手下任职。

中平元年从中央下派到地方的干部里还有一个叫陶谦，字恭祖，丹阳郡人，他的父亲做过县长，但很早就死了。陶谦“以不羁闻于县中”。十四岁的时候，由于缺少管教，还整天骑着根竹棍满街跑（乘竹马而戏）。但是有人却看好他，这个人是同郡的甘公，以前担任过苍梧郡太守。甘太守甚至想把女儿许配给陶谦，遭到了甘夫人的强烈反对。甘太守不以为然，非把女儿许给陶谦不可，最后陶谦成了甘家的女婿。

甘太守没有看走眼，陶谦后来被举为茂才，担任了县令，又做了幽州刺史，名将张温主持西羌战事的时候，把陶谦调过来“参军事”，相当于军事参谋。黄巾起义爆发时，陶谦还在张温那里当参谋，后来转任徐州刺史。与王允不同，陶谦担任徐州刺史可能是他要求或者积极活动的结果，因为他与上司张温正在闹别扭，急于走人。

张温对陶谦很不错（接遇甚厚），但陶谦偏偏看不上这个上司。一次军中宴会，张司令让陶参谋负责行酒，就是当酒司令，这位陶参谋还真当事，真以为自己是司令了，借着酒劲把张温侮辱了一番。张温脾气再好，这下子也受不了，一怒之下给陶谦判了个流放边疆（徙谦于边）。陶谦刚打发走，张温的怒气就消了些，有人又从中相劝，张温于是下令将陶谦追回。按说陶谦该吸取教训了，但他见到张温的时候，仍然把头抬得高高的，一副誓不低头的样子。好在张温没有再发火，只是笑着说：“恭祖，你是不是得了痴病啊？”在张司令那儿不好混，陶参谋开始考虑另谋高就。正在此时，黄巾起义爆发，朝廷往地方上派干部，可能是在他的积极活动下，最终被派到徐州当了刺史。陶参谋之所以敢清高，因为他确实有两把刷子，到任后，“击黄巾，破走之”。陶谦从此就扎在这儿不走了，徐州成了他的根据地。

还有一个人，朱儁在被任命为右中郎将时，坚持提出来要调他来当帮手，这个人名叫孙坚，字文台，吴郡富春县人，是孙武的后代，时任下邳县丞，即下邳县副县长。

史书上说，孙坚生得容貌不凡，性情阔达，好交朋友，年轻时做过县吏、郡保安团团长（郡司马）。当时，他家乡一带闹海盗，头目叫许昌（此为人名非地名），孙坚以郡司马的名义召募精勇，与其他地方武装共同讨伐许昌，因为有功，被任命为盐渎县丞，后又改任盱眙县丞、下邳县丞。孙坚的仕途看来不太顺，换了三个地方都是副县级领导，搁在别人肯定撂挑子不干了，但孙副县长干得挺好，《江表传》说大家都挺爱戴他（所在有称，吏民亲附）。

朱儁听说孙坚打过海盗，军事上有一套，就请孙坚到手下当佐军司马，相当于一名副团长。孙坚从下邳赶往颍川前线报到的时候，不是一个人去的，屁股后面还跟了一千多号人，可见孙坚挺有号召力。在随后的战事中，孙坚作战勇敢，尤其是在朱儁指挥攻打宛城时，孙坚第一个登上城头（身当一面，登城先入），朱儁于是上报朝廷，升孙坚为别部司马，相当于所属独立团团长。

下面，该说说卢植的两个学生公孙瓒和刘备了。

公孙瓒字伯珪，幽州刺史部辽西郡令支县人，属于边疆地区人氏。在郡政府当过书佐，也就是文书，他一表人才，嗓门挺大（有姿仪、大音声），受到太守的赏识，把女儿许给了她。成为太守的女婿后，为了进一步深造，太守出学费把他送到幽州当时最有名的大学者卢植那里学习，前面说过，卢植和郑玄结伴向马融求学，学成后回家乡开始教书。在此期间，公孙瓒认识了同学刘备。

刘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人，据说是西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但这顶多是个象征意义，因为此时是东汉不是西汉，虽然都姓刘，待遇差得老远了。刘备的祖父叫刘雄，曾经做过东郡下属的范县令。父亲叫刘弘，很早的时候就死了。

刘备的母亲以“贩履织席”为业，是个体户兼手工业者。家境虽然不好，但这个母亲却很伟大，她知道读书有文化才能最终出人头地，所以刘备十五岁时，母亲就给他收拾行李去上学，拜的老师也是卢植。这样，刘备就有机会跟公孙瓒做了同学。上学期间，公孙瓒和刘备关系很好，公孙瓒比刘备大，刘备喊他作大哥（以兄事之）。除了公孙瓒这个同学外，刘备还有一个同学叫刘德然，刘德然的父亲叫刘元起，是个大款，非常看好刘备，经常资助他，还有中山国的大商人张世平、苏权等人，也资助过刘备。

看来刘备年轻时就挺有魅力，太守的女婿跟他称兄道弟，大款家的孩子跟他交朋友，大商人争着资助他。那么，他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呢？如果有的话，按说这些光辉事迹史书都会记上一笔的。但是翻开史书却让人傻了眼，关于刘备同学的个人鉴定，史书是这样说的：“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是个典型的不学无术少年。史书还说他“身长七尺五寸”，合现在的1.76米，“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并且说他“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

这也许才是他的长处，这个个体户家庭出来的孩子，最大的长处是能广交朋友，会交朋友，能交到真朋友。其实交朋友是件大学问，仅靠慷慨大方不够，仅靠以诚相待也不够，仅讲义气也不行，要交到真朋友、好朋友，交很多很多的朋友，最需要的是什么？答案是：个人魅力。事实证明，刘备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个人魅力。这个特点终其一生，同时代很少有人能超越，因此刘备干出了一番大事业。

公孙瓒、刘备在卢植那里毕业后发展各自的事业去了，公孙瓒继续在岳父手下当郡吏，刘备四处结交朋友，而且成果显著，他认识了两个陪他走过大半生的患难朋友：关羽和张飞。鉴于这两位老兄的大名已为全宇宙的人所熟知，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卢植在冀州召兵，公孙瓒和刘备先后来到军前效力，卢植对二人的安排是不一样的。公孙瓒参军前已经是国家干部，有一定资历，被卢植直接任命为军司马，是卢植的助手。常山国真定县人赵云，这时就在公孙瓒的手下，史书上说赵云“身长八尺，姿颜雄伟，为本郡所举，将义从吏兵诣公孙瓒”。刘备是布衣百姓，卢植把他以及关羽、张飞，还有追随他们的一干人编到校尉邹靖的下面，暂不明确他的军职，干着再说。

在讨伐黄巾军的战斗中，公孙瓒和刘备都立了功，公孙瓒后来被提升为骑都尉，成为高级军官，之后归幽州牧刘虞统辖。而刘备被任命为安喜尉，相当于安喜县副县长兼县公安局长。

如果没有黄巾起义，王允可能混个九卿之类的官当，如果祖坟上冒出青烟来，也有希望位列三公；陶谦恐怕还得在军队里混日子，由于跟上级关系处不好，自己又是一身的臭脾气，所以前途较为黯淡，干到年纪一大把，转业回家；孙坚要稍微好一点，这小子能吃苦、心态好，不过因为没有后台，能干到郡太守这一级，也得累到半死；公孙瓒行情最好，有可能混到边防部队里跟北部少数民族作战，如果战绩好的话，没准能封个侯；刘备情况最差，建议他向商业、娱乐业方面发展，或者重新回炉，到卢老师那里继续上学，然后专心搞学问；赵云群众基础看来不错，可以在家乡真定县当个县尉什么的，如果有机会到部队里发展，没准能混到校尉、中郎将这一级；关羽和张飞嘛，一个是流窜犯，一个是什么事都爱管的闲人，都属于社会不安定因素，估计摆脱不了受穷的命，如果不服气想造反的话，结局不会比张角兄弟更好。

如果没有黄巾军，曹操想当“乱世英雄”的可能性不大，不过他可以转行向“治世能臣”方向发展，以他的智商应该也能青史留个小名。但是不久的将来，他们都人五人六起来，抄起家伙大打出手，跟别人打，互相之间打，嘴里都喊着“光复汉室”的口号，手底下干的都是私活。东汉帝国摇摇晃晃地又走了几十年，终于葬送在这帮人以及他们子孙们的手里。

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了黄巾起义。一场黄巾起义，改变了那个时代大部分人的命运。因为黄巾起义，曹操过了一把带兵的瘾。现在，他又要脱掉戎装换上文官制服了。他现在是品秩二千石的地方大员，即将到那个陌生的地方上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