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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农民的命运与民族的记忆

界岸人家2:一个中国村庄的个体生命史 作者:黄健


前言
农民的命运与民族的记忆

《界岸人家2》这本书,是《界岸人家》的姊妹篇,讲的是同一个村庄的故事,主体是同样的村民口述,但视角有所不同。《界岸人家》通过一个生产队农民的生活变化,窥视中国农村百年来的社会变迁,《界岸人家2》还原三十多位村民的生命史,展现时代大背景下个体的挣扎与社会的互动。

一、过去是不能忘却的

心理学家一般认为,人们总是愿意回忆幸福和欢愉的事情,对不幸和悲伤往往选择遗忘。界岸村民的回忆恰恰相反,特别是老农民,他们诉说最多的,是曾经的苦难与创伤,这几乎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反映农民苦难的文艺作品,就像舞台上演唱的、技巧高超的美声唱法,底层农民的口述简单质朴,则是沙哑的、未加修饰的自然嗓音,原生态的真实有时比艺术化的形象还要感人。

在村民的往事回忆中,饥饿就是人生的必修课。李贵贤小时候一顿只准吃一碗粥,发誓长大后要让全家人吃饱饭,如今得了糖尿病仍不肯用小碗吃饭。赵顺荣东北战场逃回,天津跳海几乎丢掉一条命,几个月里只吃过一顿饱饭。李宝贤结婚,请娘舅喝喜酒,让他自己带米来。吃“跃进”团子,吃豆饼糠饼,啃榆树皮,得“浮肿病”,一顿两斤米饭吃不饱,听起来恍如隔世。透过这些细节,也许可以让人们更加理解历史的真实。

什么叫穷?20岁的花季少女陆瑶瑶没有体验,想了想,格格笑:“穷么,就是没有钱。”农民世世代代受过的穷,岂止没有钱能够概括?贫穷是什么?贫穷意味着衣不遮体,食不裹腹,为一碗腌菜放没放油婆媳决绝。贫穷意味着卑微与屈辱,被人讥笑称为“海戆大”,借钱不着还要被奚落。贫穷意味着对生命的漠视,小儿出生娘不“收”几乎丧命,生病怕花钱连夜逃回家命丧黄泉。村民述说的这些往事,我们听过见过,如今终成历史陈迹。

讲述者回忆几个村民的意外去世,直让人阵阵心痛。周仁民21岁分家独自生活,只想凭自己的努力过得好些,但现实令他失望、绝望,看不到出头那一天,只能一死了之,时年23岁。钱锦堂是老资格的茶食店负责人,技术好,心气高,临时工转正式工没他,活活气疯了,成为界岸现代版的“祥林嫂”,刚过半百而亡。周明亚考上师范不容易,当老师压力大,有心理障碍,不幸夭亡,青春年少,才24岁。写作此书过程中,钱贵贤因直排式热水器煤气中毒,一个生龙活虎的人骤然去世,真让人感叹世事无常。

历史的长河与不同阶段的农民相遇,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命运,每代人的命运都随时代起伏颠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轨迹。过去是无法抹去的,只有牢记以往,才能珍惜当下,拥抱未来。

二、活得要像一个人

村民讲述的都是日常生活,怎么过日子的事。过去,“那叫过的什么日子”,“那种日子一天也过不下去”。慢慢里,“日子稍微好过些”,“日子一天天好起来”。现在,“日子不得了好过”,“做梦也没想到过上这种好日子”。

过好日子,意味着“活得像一个人”,免受物质匮乏之苦、精神损害之累,有生活的尊严、做人的尊严。在很长一段时期里,界岸农民为维持基本生存而挣扎,受苦成了他们难以逃脱的命。面对苦难,村民的本能是忍,“没有办法啊!不这样又有什么法子?”是熬,“糊一天是一天,糊到哪里是哪里。”是等,“跟着形势走”,让时间改变一切。农民的忍受力是持久的、惊人的,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坚强,而是没有其他选择。农民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像荒原上的野草一样自生自灭,饱经风雪严寒,期待三月阳春。

村民们并不总是屈从。为了过上好日子,为了子孙后代,他们像小草一样从石头缝下顽强挤出,总想打开命运之门,走出一条活路,隐忍久远,蓄势待发。一旦时机成熟,这一个个看似微小的个体能量,一瞬间爆发出来,汇成无比强大的动能,既改变着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这种变化和转折来自改革开放,是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新希望,让农民过上了好日子。界岸村民不是历史学家,不是经济学家,不是政治家。但是,他们对于曾经发生的一切,有着自己的敏感、本能的判断、切身的体验。

周仁惠回忆,1979年允许社员外出,那时候,一个人的心情就算放松了,“这下不愁了,不会苦到什么样子了,前头的路望得见了”。生产队时外出做工收入要交队,分田到户后挣的钱全是自家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手艺人、个体户是新政策最直接的受惠者,是农村最早富起来的人。界岸村原本没有楼房,1985年,周仁惠、钱贵贤、苏大福率先建造两层小楼,实现了农民的多年梦想。

界岸农民命运的改变,相当程度上依赖于乡镇企业。20世纪60年代、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村民中,一部分当个体户,一部分是企业职工,此后出生的村民,几乎全部做工,不再以种地为生。界岸村民解放出来,第一轮是土地承包到户,解决了体制问题,重新获得了自由处置劳动的权利;第二轮是发展乡镇企业,解决了就业问题,压抑多年的劳动潜力充分释放。改革开放与推进工业化,双管齐下刨穷根,改变了一个中国村庄的农民家庭及其子孙后代的命运。

如果说,“文革”打破正常的社会秩序,是从学校停课、中止高考开始的,那么,结束十年动乱、拨乱反正,又以恢复高考为标志。1977年冬天恢复高考,平地一声雷,唤醒了多少人的大学梦。夏建、夏仲恢复高考后先后得中,从此走上全新的人生道路。1990年以后,村里上大学的人多起来,普遍接受职业教育。界岸人在改善物质生活的同时,丰富了精神文化生活。

村民对生活现状大体是满意的。满意在哪里?就像陆明清说的,“只要年轻,肯吃苦,就能搞到钱”,“小康目标是超过了的”。周仁田说,“如果你真的困难,国家也看得见,会来帮你拉你,不会让你灭亡。老的、傻的、身体不好的,全部低保养着”。年纪轻的有地方挣钱,年纪大的普遍有养老金,社会的弱小存在有尊严地活着,这是一个不断进步的文明的社会。

三、惟民众之力生生不息

听村民口述,与他们一起生命旅行。一个百人小村,家家都有曲折动人的历史,如非当事人讲述,即使虚构也未必如此传神。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三十多人的经历合在一起,便是当代农民的生命之歌,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20世纪以来,中国各个阶段的社会变革,都与农民休戚相关。因为全国80%以上是农民,人数最多,劳作最苦,生活最穷。农民穷,则民族衰,国家弱。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为人民谋幸福,最基本的,也是最困难的,是让农民富起来。

中国农民以吃苦耐劳著称。红军长征两万五千里,拖不垮打不散,战争年代人民军队打胜仗,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支军队的主体是农民,那些具有初步觉悟、知道为谁打仗的贫苦农民。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这是农民的特点与品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延续了三十多年计划经济体制,农民以半饥半饱为代价,保障城市居民的基本供给,支持建立国家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从农村揭开序幕,上亿年轻人外出打工,用血汗浇铸着出口大国、制造大国。农民以几代人的辛劳与牺牲,改变着自己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为国家的富强作出了巨大贡献。

邓小平做对了什么?他把理想从天上拉回人间,把国家目标与百姓生活联系起来,达到小康,过好日子,农民听得懂够得着,这是激励亿万民众团结奋斗的强大动员令。他把改变命运的权利还给农民,放手让农民创造,让旺盛的生命力尽情迸发。

中国农村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社会巨变中,旧式农民即将终结,现代农业方兴未艾,传统乡村渐行渐远。在这样的情势下,如何进一步张扬农民的自主权,增强农民的博弈力,保护农民的积极性,让他们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也许是解决所谓三农问题的核心。

从人类历史看,世事的兴衰更替如同落花流水,民众的发展创新却是生生不息。在一望无际的绿色原野上,那些披星戴月辛勤劳作的芸芸众生,永远焕发着推动社会前进的勃勃生机,汇成不可阻挡的生命之河。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先生百忙之中为本书作序。

2018年9月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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