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后生家懂什么？采扁豆拣瘪的,摘豇豆挑细的,真是气不动笑笑,没啥说头!以后的田啊,他们不想种,不会种……

——陆明清

一　陆明清

老农民不再种田了

年轻人大多进城了

买户口 三上缴 拆墙脚 个体户

商品房 承包地 流转费 社保

低保 拆迁

口述:陆明清

时间:2014年9月23日下午

地点:传达室

陆明清,男,1950年生,农民,个体运输户,乡政府门卫。

秋日。江南小镇。传达室。下着雨,不紧,不慢,不停。门口不时有人经过,汽车不客气地鸣着喇叭。

陆明清是第一个口述对象。他个子不高,长得结实,背有些驼,挑过重担的农民大多这样。听父亲说,明清在乡政府当门卫,过去一看,正在值班!

好几年没见,他略感意外,却并不生分。两人打过招呼,点根烟,倒上茶,坐下来,手机录音。每隔十几分钟,就有来人打断我们的交谈,明清在叙述与办事之间干练地切换,稍显夸张的语言,风趣幽默的风格,跟年轻时没有两样。

第一次访谈就这样开始了……

关于现在队里人家的情况,从东往西,我给你一家一家说。几十年来,我一直没有离开过生产队,大概情况还是清楚的。

先说最东面苏家。苏友发得癌症,早死了。他死后老婆改嫁,嫁到城里,有结婚证,户口在队里,不过很少回来,快80岁了。大福还做木匠,娘子(妻子,作者注,下同)退休,市区打零工。小福也是木匠,娘子在纱厂做,快退休了。大福在县城买房住,小福在镇上买房住。队里老房子出租,最近收回来,顶上漏了,要修。

两家都有自留田,平时不回来,不知给谁种的。他们的户口在队里。二十多年前,公社里可以买城镇户口,一个户口5000块。我呢,只是听说,没有钱,买不起,连想都不想。

为什么买户口？

明清嗓音明显高了起来,“买了户口可以不交田亩税,为的是逃避‘三上缴’(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

队里十几个人买户口,大福家就他没买,留个落脚点。那个时候哪想到现在这样的形势？你想想,种田不但不要交税,反过来政府倒贴钱给你!一些头脑尖锐的人,一看有好处,就想再把户口迁回来。在队里种田的人有意见,为了这事闹矛盾,吵起来。

队长说,原来要“三上缴”时你们迁走,现在看见有补贴了,再回来分田,要想回来,先把迁出去几年别人交的“三上缴”补回来。再后来,说是上头有文件,只要参加过第一轮农田承包,有绿本本的,都可以参与二次分田。到底怎样,我们老百姓也搞不清楚。

接下来是陶官宝家。他抗美援朝时候当志愿军,没到前线去,当了3年公安兵。现在80多岁,政府有生活补贴,估计每月超过1500元。他自己从来不说发多少钱的,别人问他,光说没多少没多少。四个女儿都出嫁了。

儿子今年40多岁,原来厂里上班,后来生病在家,糖尿病,好像蛮严重的。企业帮助交社保,自己吃低保,陶官宝女婿当过大队书记,帮他搞的。儿子离过婚,孙女20岁,上职业中学。

生产队的时候,陶官宝家子女多,困难户。分田后老婆搞迷信,当“大仙”,忙得很,场上车停满,看仙的人排长队,像开社员大会一样。他家的楼房就是那时造的,后来生意冷清了。那年小年夜,晚上她出来不知做什么,“啪”的一跤,摔死了,可能是高血压。

过来是钱良才家,老农民。分田后良才买拖拉机买汽车,搞个体运输,60岁后不做了,到环卫所运垃圾,当队长、片队长,镇上买了房子,苦是真苦,也能吃苦。

他儿子是大学生,开始在刀具厂,后来跟老板到外地做,平时不大见得到。一个孙女,县城上小学;一个孙子,还小,二胎。条件好,有出息啊。良才弟弟原来昆明做裁衣,生意冷清不做了,回来跟妹婿做木匠。弟媳在企业做饭,一个女儿嫁苏州,没在外面买房子。

接下来,是我哥哥家。他原来玻璃厂当花工,年纪大了,退休在家,千把块钱一个月,身体不大好。嫂嫂买了社保,1500元一个月,吃用不愁,还要做,看不穿。两个侄儿,小的招出去(结婚男到女家)。大的做木匠,侄媳退休了。侄孙在锅炉厂上班,镇上买了房子,人住镇上,户口在村里。

“镇上买了房子,又住在那里,为什么户口不迁到镇上？”我插话。

现在户口不户口无所谓了。为什么？城镇户口又不安排工作,不如在村里留块田,不完税,还有补贴。

往西,钱尔堂家,大队会计,社办厂退休,80岁。他是老党员,每月收入不到1000元,勉强自顾自。大儿子原来做木匠,现在锅炉厂上班,镇上买了房子,小孩县城读书,工学院。小儿子原来做裁缝,现在做冷作,孩子也上大学了,准备买房,还没买。

“现在啊,只要肯吃苦,就能挣到钱。”明清突然话题一转。

过去大集体时期,大队干部子女才能进社办厂,老社员没门路,进不去,想挣钱也挣不到。不像现在,只要年纪轻,身体好,连日连夜做,活都干不完。去年年底,十几块牌子竖这里,要招工,没有外地人,本地企业就不能活。

再过来,钱良造家。他原来做瓦匠,做不动了,有糖尿病,吃了药降不下去,自留地里摸摸,娘子在大包户那儿干农活,两人都有养老保险。他儿子35岁,算残疾人,安排在淀粉厂,每月1500元。听说厂里接收一个残疾人,一年免税3万元。

良造弟弟还住老地方,一个女儿已经出嫁,生了两个外孙女。他家没起楼屋,平房翻新,夫妻俩都有养老保险。老实说,现在农村里95%的老人都买了社保,不用向子女伸手要养老钱了。

陆明生兄弟。陆明生78岁,不大做了。大儿子外面做生意,搞得蛮好。小儿子城里上班,买了房子,住城里。陆明兴68岁,估计没什么钱。不当老板光打工,哪来多少钱？他儿子与别人办个小企业,镇上买房子,完全自力更生。

我家的情况你知道的。我今年65岁(虚岁,下同),小时候连念几个三年级,就是念不进去。当过一年队长,后来分田到户。按过去说,那就是“拆社会主义墙脚”哇(大笑),社屋拆了,拖拉机卖了,水车折价。我把手扶拖拉机买下来,给社员耕耕田、打打水、抵抵债。

1985年我买一个拖屉车,搞运输,后来到环卫所上班,一直做到退休。现在看门,24小时一班,做一天歇一天,每月1200元。我买社保花了1万8千元,娘子花了5万多,现在每个月拿2300多元。这几年每年加10%,不满1000元的再加60元,今年也是这样。

儿子开始农机厂上班,不断换厂,现在当个体户,给人家修车床。儿媳镇上超市上班,好像钱拿得不多。一个孙女,今年20岁,念书毕业了,要找工作。房子在队里,与儿子住在一起,分家吃饭。

再往西,周仁惠家。他住在城里,不大回来,炒炒股,养养老。老家楼房原先租给别人住,最近不租了,说是漏雨要修。他在城里买房,买得比较早,钞票全是做裁衣做出来的。仁惠父亲14岁当圩长,富农么(笑笑)。弟弟接父亲班,学校当会计,户口迁出去了。

仁惠家3个人分到承包地,每年来分红。队里的田不是都转出去了么？原来转包费800元一亩,大家嫌少,年年吵,今年加到1080元,加上政府补贴,每亩1360元。

过来是周仁健弟兄。仁健退休了,住队里,楼房。仁宏原来钢厂的,分到一笔股金,几十万元,镇上买房子,退休后当保安。儿子大学毕业,做得不错。仁兴印染厂当小头头,镇上有别墅,自己住,县城有房子,儿子住,好几套房子。

紧挨着,周仁田、惠田兄弟。仁田食品厂上班,开小车去。惠田小学教书,儿子大学毕业,考上公务员,派出所上班。周庆先90多岁了,请个男保姆,每月退休工资5000多块,用不了。

“你现在多少钱一个月？”明清顺势问我。

从公务员收入谈到制止公款吃喝,明清感慨不已:“去年过年,机关什么也没发,我连一块锅贴也没吃到!习近平不简单,了不起的,敢下这个手!”

聊了会儿家常,继续谈村里的事。

赵长兴夫妻俩都退休了,还住原来的老房子,稍微修了修。前几年两个人还打工,今年企业一律不准用70岁以上的人,只好回家,田里摸摸。赵长兴没买社保,村干部退休,800多元一个月。如果买社保,村干部的福利就没了,不能两头占,政府就有这么狠。

我丈人丈母,年纪大了,没买社保,生活自理。舅子卫校毕业,当医院副院长,镇上买房住,经常回家看望,女儿南京上大学。前几年丈母脖子上长个瘤,先说恶性,后来说良性,请上海医生动手术。费用姐妹6个分摊,每人2000元,总共花了12000元。

张平平,北京做裁缝,结了婚,生了儿子,离婚回家。当过贫困户,村里帮助翻造新房。现在好了,在外地上班,几千元一个月。北京儿子来过一次,不知底细。

钱贵贤夫妻俩做生意,镇上买房子,儿子结婚住。他自己在街上租房子,卖散装水泥,平时住老家。二军原来做裁衣,悦丰买房子住。三军在新疆,可能在卖服装,基本不回来。小军招出去的,前一阵看见他,在开厂车。

李贵贤家。他当兵回来不久,就到邮电局上班,已经退休多年。大儿子也当裁缝,现在钢厂开车,媳妇打工,镇上买了房子。小儿子县城有房子,贵贤买的。两个儿子都没在家住,大儿子当爷爷了。

李宝贤夫妻俩都开过刀。他那年生病,家里人去看“大仙”,说“大圣老爷不接受”,意思说没救了,急得半死,手术后活到现在,不是蛮好嘛。大儿子在外地做裁衣,最近回来了,县城有房子。小儿子在路灯公司,县城也有房子。

李永根80多岁了,除了耳朵有点背,身体其他方面还好。儿子做漆匠,天天外面做。娘子是独生女儿,娘家拆迁补到几套房,用不着买房,真要买也买得起。孙女大专毕业,镇上企业上班。

徐小英原来多强旺!说句笑话,她在界岸上走,脚步“蹬蹬蹬蹬”响,河里的水都跟着一晃一晃。后来被车撞了,腰直不起来,现在有个残疾车自己开。

李贵才仍在老的楼房里住。他当年大队里弹石棉,一起三个人,已经死了俩,肺里吸进石棉,最后憋死的。女儿招在家,女婿有出息,会挣钱,买一条500吨铁船,出长江,搞运输,运黄沙,挣了不少钱。行船危险性大,后来把船卖了,战友介绍进单位,也有50多岁了。

李兴兴兄弟原来北京做裁缝,少有的团结。回来后先在化工厂做,现在冶金工业园打工。兄弟俩在镇上买门面房,一到三层,开饭店,后来出租。兴兴镇上有住房,儿子住,自己住乡下。他当时家里困难,高考缺分不多,如果复读一年,也能上大学。

“回过来说,大家上大学,谁当农民啊？没出息的人才当农民。”陆明清自言自语,“不过现在农民也当出头了,有钱可以买养老保险,没钱的借钱也有抵挡来还。”

陆明清把队里人家的情况介绍一遍,我再请教一些问题。

“哪些人还住在队里？”

队里人能出去的都出去了,留下来的都是年纪大的,或者不用在外面买房子的,经济差买不起房子的。40岁以下还住在队里的,没有几家,一个残疾人,一个生病人(停顿),再就是我家……经济差一些……不过也不要紧,买社保借的钱都已还清,去年存了一万元。

村里老房子的门开着,老人住,外面房子照买,年轻人住,条件都蛮好。老人出去带孙子孙女,过几年再回村里养老。农民喝的是自来水,条件好的喝罐装纯净水。市里十几天来一次,到公社水厂取样,看看是否合格。

“队里的地呢？都是谁在种？种什么？”

自留地还在,承包田集体流转,合同15年,快到期了。我们队里的田,转包给华老板,种枇杷、梨、葡萄。赚到赚不到钱？不知道,成本是高的,特别是头几年,只有投入没有产出。为什么种得下去？可能政府有点补贴。

好好的田种树,社员心痛,有人想不通,想不通也得通。我们年纪要不要大的？将来谁来种田？连我都怕种田,他们后生家不怕？趁早转出去拉倒。

我不在家,让儿子挑水,一担水就把扁担挑断,粪勺一天就用坏了,我集体时用了几十年都好好的。将来田里靠他们？想都嫑想!现在的后生家懂什么？采扁豆拣瘪的,摘豇豆挑细的,真是气不动笑笑,没啥说头。以后的田啊,他们不想种,不会种。

过去种双季稻,苦得要死,双季稻就是“讨饭稻”。现在良种买来,小麦亩产超过1000斤,水稻1200斤,比集体时候翻一番。化肥以前用碳酸氨,现在复合肥,连自留田都不施农家肥。

过去春天下雾,麦田里曲蟮(蚯蚓)爬出来,又肥又粗,笤帚扫,粪桶挑,喂鸭子,现在少多了,个头也小了。生产队时候,夏天阵雨后,癞宝(蟾蜍)蹲满场,多得不得了,现在见不着。田是板结的,产量倒不低。

“第一次土地承包时,你家分到多少田？种了十几年再转出去,舍得不舍得？或者说,你对田有没有感情？”

最早承包一亩田一个人,二次承包只分口粮田,四分田一个人,其余的包给大户。承包田转出去,啥叫感情不感情？种得臭要死,粮食不值钱,没有多大收入。生产队不做没工分,“开早工,打夜工,中间不放松”,嘿嘿,吃不饱,活又重,你说种田恨不恨？

开始老人种地,现在老人更老,地种不下去了,只能转包,每年拿租金,比自己种田好。子女都在打工,老人拿点流转费,没什么不好？吃粮街上买,蔬菜自己种,买些荤菜,都还过得去。

“不少地方在拆迁,你是不是望拆迁？”

钱家埭去年拆掉一半。保留村庄好,还是拆迁好？各人有各人的想法。现在吃蔬菜有限,花不了几个钱,拆迁后不种菜园田,人可以偷懒。如果不拆迁,有一点田,不能看着它长草,年轻人不问讯,还得老骨头苦。

我丈人丈母有田,夫妻两个有田,儿子媳妇有田,加起来一亩多。老的种不动,小的不会种,地荒着看不过去,种点油菜、黄豆、玉米,就这样瞎搞搞。关键是养老保险,共产党有这个优惠。个人出点钱,不够的,实际上用了后代的钱。

我问最后一个问题,“现在不少人住镇上,以后会不会回村里住？”

比如苏大福,现在住城里,村里有房子。如果孙子结婚,城里不买房子,一家几代住不下,只好回老家,房子现成的,稍微装修就能住。一般情况下不会回来,城里住惯了,真正住不下了才回来。我从镇上骑电瓶车回家,水泥路一直通到家门口,脚上沾不到一点泥,农村条件其实也不差。

界岸村是个小村落,人民公社时期是个生产队,我在那里生活了近20年。从工作岗位退任后,我回到离开40多年的家乡,走访叔伯邻居、少年伙伴,做一个江南村庄的村民口述史。

生产队是中国特定阶段的农村基层单位,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存续三十多年。1983年农村管理体制改革,政社分设,生产队改成村民组。又是三十多年过去,农民依然称“队里”、“队长”,生产队的文化影响仍在延续。

找陆明清,主要了解村里各家各户的基本情况,为入户访谈作准备。两人谈了整整一下午,没有客话套话,轻松地聊天,问什么答什么,想什么说什么,总体情况基本清楚了。

陆明清的口述,语气轻松自然,语言随意率真。他从一个农民的角度,谈村里的人家庭的事,评社会新现象新变化,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有自己的见解、底层的视野。

提起当年“买城镇户口”,虽然过去了几十年,陆明清仍然激动,既因为自己没钱买不起,更是对投机取巧不满意。后来谈到户口,他又说,“现在户口不户口无所谓了。为什么？城镇户口又不安排工作,不如在村里留块田,不完税,还有补贴。”存在决定意识,心态完全变了。

在谈到制止公款吃喝时,陆明清感慨不已:“去年过年,机关什么也没发,我连一块锅贴也没吃到!习近平不简单,了不起的,敢下这个手!”听起来发牢骚,实际上称赞党风转变,民心所向。

从祖父到儿孙,陆明清一家人不爱读书。他自解自嘲,“大家上大学,谁当农民啊？没出息的人才当农民”。想了想又说:“不过现在农民也当出头了,有钱可以买养老保险,没钱的借钱也有抵挡来还”。

陆明清既惋惜丰产方用来种果树,又埋怨种粮收益太低,既感慨子女不会种地,又力不从心种不动地,既感叹队里人能出去的都出去了,又觉得农村条件也不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变迁中农民的复杂心态。

根据陆明清介绍的情况,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曾经的生产队发生了深刻变化,概括起来三条:农民不再种地,生活普遍改善,年轻人到城镇居住。

从世代农民到不再种地,人们通过什么路径走过来的？

从不得温饱到普遍小康,农民怎样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在巨大的社会变迁中,界岸人的婚姻、家庭、情感发生了什么变化？

农民的命运大体相似,各人的体验互不相同。

这一连串问题,需要在接下来的访谈中探寻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