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已经24岁,说对象的人好几个,不敢答应。说句俗话,捉只猪也得先把圈搞好,娶个人回来住哪里……

——李永根

二　李永根

想起过去就难过

说什么呢 说不下去啊

断粮 土改 互助组 防空军

队长 医院 “文革” 老党员

布票 炊事班长

口述:李永根

时间:2014年12月20日上午,21日上午

地点:李家院子

李永根,1933年生,1956年参军,1961年退伍,1966年公社医院做饭,1993年退休。

李家亲族关系:

李永根,李永清,李贵才,亲兄弟;

李兴兴,李永清之子;

李武,李兴兴之子;

李宝贤,李贵贤,同父异母兄弟。

冬月。晴日。微冷。李家后院。阳光照下来,身上暖洋洋的。

李永根是我进村入户访问的第一人。李家与我家一向亲近,当年村里办第一个互助组,两家就在一起的。父母搬到镇上后,一直往来不断,互相看望,跟亲戚一样。

李永根80多岁,腰板挺直,依稀可见老军人之风采,耳朵稍背,不影响交流。嫂子特别热情,三人一起聊,走进静静消逝的岁月,打开尘封多年的记忆……

从哪儿说起呢？ (迟疑,想了想)就从父亲死开始吧,再以前的事也讲不清。

那年我10岁,永清7岁,贵才还在肚子里。父亲死了,娘一天到晚哭,一只眼睛哭瞎。大哥早已抽嗣给套圩埭大伯,家里我最大(哭泣)……啊呀,想起过去就难过,说什么呢？说不下去啊……我们弟兄三个,与娘过日子。大哥走了,我就是老大,既要带弟弟,还要种地,那个日子……(抽泣)

“别着急,慢慢说,就像过去你给我讲那样。”嫂子劝他。好一会儿,永根清清嗓子,断断续续往下说。

自家只有两亩田,收入不高,没法生活,只好租人家的田种。租两亩田,在陆家附近,趸两亩田,在秦家后头。租田趸田不一样,租田稍微好些。租的田都很远,田租一亩一石米,180斤,直接给粮食,几乎给掉一半产量,荒年也要八斗。

永清长得瘦小,干不动活,贵才更小。家里劳动力少,又没有肥料,田种得不熟。收下的粮食,不舍得吃,放点萝卜、青菜、地瓜,混着吃,一年到头吃粥。春节一过,家中断粮,春天断顿,想起来就难过。

学校就在我家隔壁,老师到家里来,动员我去念书(又哭)。家里跑不出,也没心思念,一放学就跑回来,赶紧打猪草。勉强读了两年,也就一年级水平,读不成了(啜泣)。这个眼泪,熬不住啊……(擦泪)好几年后,大约三年吧,继父来了。他是个手工裁衣,我跟着他做,比较笨,不上行,做了两年也不行。

回忆往事,李永根十分伤心,讲话缓慢,不断哭泣,经常停顿。

解放后土地改革,我家六个人,原来趸的两亩田给我家,还分到两块田,总共分到四五亩,具体记不太清了。那时我16岁,懂事了,永清13岁,也能搭把手。土改不久,响应上级号召,我们第一个搞互助组,六七户人家,都是平时要好的,原来贫困的,家里劳动力少的。

那时田亩分散,东一块西一块,种田不方便,农忙时几家伴工,互相帮忙。我当组长,很积极的。过了不到三年,1954年,搞初级社,几个互助组合并,我们先提出来,叫周奉先来领导。

1955年寒天,我去当兵,自己报名的。为啥原因？家里实在穷,没出路。我家的房子不知你还记得不记得？正屋朝南,两间一舍,朝东一个披。那时我已经24岁,农村这个年龄的人早结婚了,说对象的人好几个,不敢答应。说句俗话,捉只猪也得先把圈搞好,娶个人回来住哪里？

想起来了,三岁时父母给我攀过娃娃亲。那个女孩家里也困难,到我家当童养媳,生活了一个冬天,麦熟时回去的,有十几岁了。解放后,说是封建婚姻,解除了婚约。

“哎呀,我讲得没头没脑”,李永根自嘲了一句。

“当兵的事情要讲吗？”他盯着我,征求我的意见。

“要讲,要讲,当然要讲!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我鼓励他放开讲。

出去当兵,先到黄桥,在那儿坐船,到无锡,再转火车,一夜到杭州。离开黄桥时,每个新兵发五个馒头,两个弟弟来送我(又哭)。讲讲眼泪又要出来,我倒白馒头吃吃,他俩饿着肚子回家,讲到苦的地方就难过……

在部队蛮好,第一年当战士,第二年去教导队,学习一年,培养当干部。我们是防空军,中央直属团,负责守卫钱塘江大桥,装备72高炮,14. 5高机,专门打飞机的。有一年上海打靶回来,在笕桥机场守护。说是台湾有飞机来,我们炮弹搬在手里,几秒钟就可以上膛。只见空中一个火球,敌机被空军打下来,当时心里也怕得很。

我当兵前就是预备党员,1955年入党,徐玉宝介绍的。指导员不知这事,耽误了几个月,后来支部大会讨论,决定按时转正。从教导队集训回连,没有位置,指导员让我当炊事班长。我不大愿意,他说都是革命工作,要服从分配。

我把炊事班搞得不错,有一次班务会上讲话,上级一个干事在我们连蹲点,他觉得我讲得好,整理后发表在《人民前线》(南京军区机关报)。连队里大家都看到了,连长拍拍我的肩膀,我觉得也没什么。

“我觉得也没什么”,李永根笑笑。

我总共当了六年兵,1961年10月退伍。退伍前到医院看眼睛,听说转业费增加了,原来只有60多元,国庆后退伍增加到300元。连队仍按老规矩办,我找连长指导员要说法。他们说,你是党员,要考虑军队建设,现在经费紧张。

当时部队经费确实困难,他们已经挨了批评,说这批兵为什么到现在不退伍,说好四年义务兵,结果当了六年。我们想想只好算了,钱虽然没有多拿到,临走时换了一套新军装,部队生活就算结束。

部队期间我探亲两次,母亲去了两次,加起来四次。领导对我好,一般人最多去一次或来一次,不少人根本没有探亲机会。我是战士支委、组织委员,介绍过两人入党。“大鸣大放”时,部队里也有人骂,说骗他们来当兵。完全说昏话,我摇摇头,不同意,我是自觉来的。

我当兵时,没有想过提干的事,主要是文化低。出去时基本上文盲,在部队里学识字。买一本字典,照着字典学,一个字几种解释,几种用法,有空就看,字认得的,不会写,你说奇怪不奇怪？开始不想退伍,后来年龄一年年大了,只好回来。

五八年农村“大跃进”,搞“深翻”,六〇年饿肚子,正好我不在家,部队里不宣传,与家里通信也少。退伍回来一看,自家的田已经归集体,变成生产队了,大家都这样,也不觉得什么。

1961年10月17日,我退伍到家。生产队稻谷已经分过,剩下一些秕稻,轧出来全是碎米,根本不够吃,半饥半饱,直到第二年麦子熟了才接到顿。到家不久,罚我当队长。肚子吃不饱,活干不动,哪当得像队长？

勉强当了两年,苦得要死,躲到丈人家将近一个月,不管不问,几乎是逃掉的,最后才算脱身。队长不当后,到公社收花站收棉花、当保卫、季节工。1966年3月,算是到公社医院烧饭,不久就是“文化大革命”。

“罚”我当队长？

访谈一个小时了,担心李永根太累,请他歇息,请徐小英口述。第二天上午,永根接着说。

我在公社医院烧饭二十八年。去的时候不叫医院,叫联合诊所,28个职工,买菜、做饭、消毒,都是我一个人。三十张病床,病号饭也是我做。每天早上摸黑起床,先做饭,烧热水,然后上街买菜,不到七点开饭。早饭后拣菜、做中饭,平时三四十人吃饭,多的时候五十多人。

每天挑两缸水,十五担,从河里挑上来,早晚各一趟,浑水,打明矾。我服务做得蛮好的,医生尊重我,病人说我好。一天忙到晚,一点空也没有,没有星期六星期天,也没有加班费,有时实在家中有事,临时请人代替。

那时正是“文革”,煤的质量差,我一走他们就头大了,煤烧不着,火烧不旺,饭吃不上。我当过炊事班长,烧煤懂的,就这样一个人忙了十几年。刚去的时候,30元钱一个月,虽然交队,总比种田好。后来医院规模扩大,实在忙不过来了,增加一个土地工,两人一起忙,好了许多。

“文革”中医院里两派组织对我还好。有些事我看不过去,对造反派说,你们太过分,这样做不好。他们笑笑,不与我啰唆。我是党员,文化不高,说几句就说几句,没人为难我,没人来搞我。医院里两派都拉我,红袖章发来,都收下,派性活动不参加。说服工作做一点,说了也没用,他们不听。

有一次,十几个中学生,背着背包,在医院对面港坎上跑。造反派追上去,夺过背包,甩在河里,动手动脚。我说这种做法不对的,余医生跟我争,他算小头头。我坚持说,学生还小,这种做法不对。我说我的话,他也没办法。

造反派天天开会。有个副院长,看病水平高,说他是地主,吊起来,我是保他的。院长是个女的,造谣,说她有男女关系,剃个阴阳头,早晨站在街上。一到晚上,造反派就出门,天亮才回来,也不知道他们出去干什么。

造反派出门,给我和那个副院长交待,病人来了,他看病,我负责看家。天天老一套,开会,斗争,造反,后来从医院里搞到社会上去了。反正不关我什么事,我总归做饭,两派群众来都有饭吃。

群众斗争太激烈,想想这种做法不对,开会又不好不参加。造反派是革命派呀,也不反对它。两派来发袖章,我全收下……

“两面派!两面派!”徐小英插话,三个人忍不住大笑起来。

“现在农村里的老党员,有没有补贴？开展哪些活动？”李永根夫妇都是党员,访谈结束前我问了一个问题。

没有补贴,党费交的。大队里每年开两三次会,书记讲讲村里情况,不招待吃饭,“七一”发些纪念品。会上交党费,至少50元,我少也不交。今年每人交100元,发100元,交的发的差不多(笑起来)。前几年发被单,有人提意见,年年发这个,用得了多少？还不如发点米,发点油。

去年不发被单了,发购物券,每人150元,镇上超市买东西。70岁以上的老人,今年每人发10斤米,大队里自己种的,叫无毒米,市场上4元钱一斤。去年过年,给老人发一桶油,10斤。以前发过电水壶、电饭锅,党员企业家赞助的。

现在不像以前那么困难了。又要讲到,我们结婚那年,每人发7寸布票,做双布鞋都不够,鞋面布要8寸。结婚有优待,每人发8尺布票。店里什么都没有,脸盆买不着,热水瓶买不着,碗买不着,哪能跟现在比？

小时候,夏天热,晚上外面乘凉。听大人讲老话,发财人穷人,李家就是界岸的穷人。

李永根回忆小时候的苦日子,老泪纵横,伤心不已,几次讲不下去。之所以穷苦,一是10岁丧父,李永根撑不起这个家;二是家里地太少,两亩田养不活四口人;三是没有壮劳力,租来的田种不熟。

李永根家缺地少地的情况,有相当的普遍性。土改前,沙洲北部12个乡6万多人口中,贫农、雇农人口占49. 65%,人均耕地0.53亩。1949年前,麦子亩产30—40公斤,水稻亩产200公斤左右。人均半亩多地,这么低的产量,只能是忍饥挨饿、绝对贫困。

改善人民生活,提高农业生产率,需要一个过程。尽快把贫苦农民从死亡边缘上救出来,获得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拥护,最简捷的办法,莫过于均贫富,土地改革正是基于这样的政治经济逻辑。

李永根土改中分到四五亩地,是典型的翻身农民。他在村里第一个组织互助组,带头参加初级社,较早加入共产党,积极应征入伍。在部队里,有人说当兵骗来的,他摇摇头不同意,“完全说昏话”,“我是自觉来的”。

复员回到家乡,自家的田归了集体,变成生产队,“大家都这样”,“不觉得什么”。“文革”中,李永根不赞成造反派的做法,即便这样,开会还要参加,因为“造反派就是革命派”。李永根这一代翻身农民,对新政权始终怀有质朴的感情,毫无保留地拥护,近乎盲目地跟着走。

少年时代的贫苦生活,青年时代的部队磨炼,造就了李永根的吃苦耐劳。在医院工作,长达十几年,三四十人吃饭,就他一人忙碌。没有节假日,没有加班费,工资要交队,没有抱怨,“总比种田好”。

退休后,本来可以享受生活,妻子生病,儿子生病。要花钱,要种地,要卖菜,要照顾妻子,陪儿子看病。李永根不抱怨,不自弃,一步步往前走,终于战胜厄运,迎来幸福晚年。

2017年,李永根85岁。国庆节一大早,他骑辆小三轮,从乡下到镇上,给哥嫂送来一箱柿子。我们回访,再三道谢,好心劝他,年纪大了,耳朵又背,不要骑车了。

李永根点点头,摇摇头,依然那样憨厚地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