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理论与实践：文学期刊研究方法论和《文艺生活》研究

一

2008年6月13日，陈平原在香港中文大学组织了一次名为“文学史视野中的‘大众传媒’”的学术研讨会。陈平原的专题发言后来被整理为《文学史视野中的“报刊研究”——近二十年北大中文系有关“大众传媒”的博士及硕士学位论文》一文，发表于《现代中国》第十一辑上。该文附录了北大中文系从1995年到2008年有关“大众传媒”的博士及硕士学位论文共60篇，其中以报纸、杂志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有45篇。涉及专业领域包括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民间文学以及语言学、文艺学等众多领域，几乎将汉语言文学各专业一网打尽。从北大中文系这个有代表性的个案中，我们不难看出期刊研究在二十多年来已成为一种学术风尚。

就现代文学而言，期刊研究的风靡虽不排除有学者认为的现代文学研究在陷入困境后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的尝试，但更为关键的原因则在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为“重写文学史”所作的努力，即超越传统的分析文本以及解读作家与社会政治关系的写作模式，更为关注文学和它所赖以生存的文化公共空间（报刊杂志、出版文化、传媒文化等）。在此过程中，期刊研究逐渐地开始升温并最终在新世纪掀起了一股研究的热潮。而现代文学期刊研究由其建基于对史料、文献的发掘和整理而带来的实证性、丰富性以及创新性，也深深地影响了其他文学专业，出现了前面所列举的各专业都有期刊研究的现象。原因正如陈平原所言，“现代中国思想的激荡、潮流的涌动、风气的形成、文派的诞生等，都离不开晚清以降迅速崛起的报纸杂志”。作为文学生产，报刊“可用四个术语来概括：即时、多变、探索、对话”。[1]因此，只要是涉及现代中国的思想和文学的研究，报刊杂志都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出发点。

事实上，早在1947年3月，盛澄华在《〈新法兰西评论〉与法国现代文学》一文中就如先知般指出：

在未来的文学史中，文艺杂志将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恐已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在过去的法国文学中，作为激发创作或批评的动力的，在一时代可能是一位高高在上的执政者，在另一时代可能是一些多才多艺的贵妇人们，王者的宫廷与巴黎的沙龙都曾作为鼓励并左右一时代文学风尚的媒介。但这中间人的地位，在近代文学中却由作家间自身的结合所产生的文艺杂志起而代之。自此，文艺的主题除这永恒的“人性”以外更不能不逐渐注意到“人性”所存在的环境社会；文艺的对象不再是宫廷与沙龙中的少数阶级，而将是现代社会中广大的读者。这两种因素必然地扩展了现代文学的园地，造成了文学向所未有的广度。什么是这一时代的动向？什么是这一时代下一个作家所应采取的态度？什么是这一时代下一般读者的要求？如何在这社会因素，艺术因素，与心理因素三者间去求得一种适度的平衡，则正是作为现代文学中创作家，批评家，与大众读者间联系的文艺杂志所负的最高使命。[2]

在盛澄华看来，文艺杂志因其具有激发创作或批评的作用而使得文学的地盘从文学的内部——主题（人性）扩展到文学的外部——社会和读者，文艺杂志同时联系着作家、批评家和大众读者，因而其使命在于反映时代动向、引领作家态度、回应读者要求，并使之达成一种平衡。

不得不说，时代动向、作家态度、读者要求、社会因素、艺术因素、心理因素不仅是“文艺杂志所负的最高使命”，更应该是文艺杂志“研究”所负的最高使命。就现代文学期刊研究来说，其之所以兴盛就在于人们对以往文学史写作路数的不满——只关注文本、不关注“从各个方面围住文学文本，向它施加各种各样的影响”的事物。王晓明举例指出：

今天重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就特别要注意那些文本以外的现象。也是重读《新青年》，却不仅读上面发表的那些文章，更要读这份刊物本身，读它的编辑方针，它的编辑部，它那个著名的同人圈子……看清楚这份杂志……是如何出现，又如何发展；它们对文学文本的产生和流传，对整个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究竟又有些什么样的影响……[3]

因此，现代文学期刊研究必然包含两个指向：其一是对刊物上的文学文本（包括理论文本）进行细读。通过回答“什么是这一时代的动向？什么是这一时代下一个作家所应采取的态度？什么是这一时代下一般读者的要求？”这些问题，来呈现时代文学的变幻面貌和时代人群的精神心理。这一指向最根本的目标是在某种程度上完成某一时代精神史的挖掘和呈现。其二是对刊物上的其他文本（如发刊词、复刊词、编后记、文艺新闻、书刊介绍等）以及围绕刊物的一些事物进行分析。通过考察刊物的编辑出版（如编辑者的意图、编辑策略、发行地点的变更、刊物上各类文学作品的发表情况等）、刊物所处的生存环境（如文化中心的多元、作家的迁徙、文学精神的变化等）来把握刊物所处时代的文学生态环境。这一指向的最终目标仍是为了前一指向的达成，是作为呈现时代精神史的一个途径而存在着的。

二

《文艺生活》月刊由著名作家、编辑人司马文森（1916—1968）主编，共出版58期。[4]这58期中，桂林版《文艺生活》（1941.9.15—1943.7.15）出版地是桂林，共出三卷18期；光复版《文艺生活》（1946.1.1—1948.1）出版地是广州和香港，共出17期；海外版《文艺生活》（1948.2—1949.12.25）出版地是香港，共出17期；穗新版《文艺生活》（1950.2.1—1950.7）出版地是广州，共出6期。另外，在香港时，《文艺生活》还出过6期附于《文艺生活》内赠送的《文艺生活副刊》（1948.2—1948.10）。

就时间而言，《文艺生活》1941年9月创刊、1943年7月休刊，1946年1月复刊、1950年7月停刊，实际出版时间六年半，但前后持续近九年时间，跨越整个40年代，经历了对日抗战、国共内战和中共建政三个历史时期。《文艺生活》“在大后方维持时间较长，也是其有较大影响的原因之一”[5]。

就地点而言，《文艺生活》创刊于桂林，复刊于广州，再复刊于香港。在40年代这一“非常特殊的时代”，文学期刊也以一种“非常特殊的形态”生存着。“如果对某一种存在四年以上的期刊跟踪观察，就不难发现能够在同一城市始终办刊从不异地编辑出版者，实在是少而又少，而大多数存活期较长的刊物，一般都具有辗转流徙、四处寻找比较适于发展的空间的经历。”[6]和其他“辗转流徙”的刊物不同的是，《文艺生活》的足迹始终徘徊在华南地区，行走在构成40年代华南文学地图主线的桂林、广州、香港三地。

如何对《文艺生活》这样的现代文学期刊进行研究？如前所述，我们要做的就是充分细致地分析《文艺生活》以及《文艺生活副刊》上的所有文本，既包括文学文本、理论文本，又包括发刊词、复刊词、编者后记、读者通信、文艺新闻、书刊广告以及围绕刊物的一些事物。分析前者试图呈现的是40年代发生在华南的文学现象（文学创作和文艺思想论争）以及文学现象背后时代人群（作家和读者大众，主要是作家）的精神实质和演变轨迹。考察后者试图把握的是《文艺生活》所处的40年代的文化生态环境，包括介绍刊物的创刊停刊、刊物主编的编辑意图和编辑策略、40年代多元文化中心的形成、刊物诸版所体现出的时代文学精神的转变。

《文艺生活》云集了现代文学史上诸多名家，如郭沫若、夏衍、胡仲持、欧阳予倩、田汉、周钢鸣、邵荃麟、陈残云、何家槐、林林、杜埃、孟超、黄宁婴、钟敬文、穆木天、黄药眠、韩北屏、华嘉、周而复、曾卓、伍禾、张殊明、李育中、陈闲以及司马文森等。这个名单几乎包括了当时活跃在文坛上的大部分的知名进步作家和艺术家。翻阅《文艺生活》中的文学文本，我们不但可以看到战时国统区文学的多元化样貌——战时知识分子挣扎于绝望与希望之间的战争人生心灵体验，作家们对地主、官僚、商贾、教员以及知识分子等的讽刺，底层小人物在战争挤榨下的悲惨命运以及在40年代初发生的“妇女回家”论争背景下出现的以知识女性成长为命题的小说创作，还能看到和新中国文学有着血脉联系、具有新中国文学性质的战后香港文学以及其所具有的地方色彩。香港学者许定铭《文艺生活》月刊“足以代表我国南方现代文学”[7]这一论断充分肯定了《文艺生活》所刊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文学史价值，是透视40年代作家精神心理的很好途径。

以文艺的方式追随时代革命风潮所呈现的鲜明时代性是《文艺生活》月刊的一个显著特点。尤其是在香港的三年半（1946.8—1949.12）的时间里，由于身处文艺运动的漩涡之中，当时主要的文艺论争、文艺运动都在《文艺生活》上留下了印记。如人民文艺思想在香港的传播和阐释、小资产阶级思想改造运动的发起和作家自我批评的严酷、华南方言文学运动的热闹和死寂以及对主观论的批评等等。对这些理论文本进行分析，并结合相关的历史资料，我们可以对40年代华南的新文艺运动进行大致的还原，做出历史的评判。

人民文艺思想的再阐释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改造是紧密相连的一个问题的两面：在战后香港，左翼人士利用其和平环境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中的“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的人民文艺思想进行了理论阐释和文艺批评实践，在推行文艺大众化的过程中开展了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作家的思想改造（此时作家的思想改造主要表现为来自外部的左翼人士的文学批评和来自内部的对自己思想与创作的自省）。

40年代后期轰轰烈烈的华南方言文学运动同样是在香港的南方文艺工作者，为了践行毛泽东《讲话》中的文艺大众化精神而开展的长达三年左右、声势颇为浩大的文艺运动。理论论争和文学创作的材料数量都很可观。探究起来，方言文学运动“无疾而终”的原因就在于其具有的是“有限合法性”。其合法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作为文艺大众化的实践层面，知识分子作家改造自我、皈依大众的努力之姿态，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精神传统的承继。其合法性的限度在于它和政治意识形态是一种历史的符合关系。

文学文本、理论文本之外，期刊研究值得关注的必须还有期刊本身。正如罗岗所言：

面对《学衡》，我们究竟被这本杂志吸引，还是仅对杂志中的某些文本或撰稿人感兴趣？一本杂志中的各类文本的总和，并不等于杂志本身。编辑杂志的过程，就是根据编辑者的意图，对进入杂志的各类文本进行重新编排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类文本已经成为构筑新的、更大规模的“杂志文本”的句段。[8]

因此，对刊物主编的办刊模式、编辑策略的讨论是《文艺生活》研究的重要构成。

抗战中期创刊的《文艺生活》月刊虽说创刊较晚，但在抗战期间的影响遍及大后方。第一期即销售4000份，以后逐渐增加至2万份。这是很可观的数字。桂林、昆明、成都、西安、贵阳等地都是《文艺生活》行销之处。当时《贵州日报》发表的王伴石写的书刊介绍——《文艺生活——司马文森主编》指出其是“目前一本比较优秀的刊物，是在《文艺阵地》、《抗战文艺》等停刊后，荒凉而冷漠的文艺园地之中的一株乔木、一棵劲草”。[9]国共内战期间在香港出的光复版和海外版，影响则从华南、港澳扩大到南洋一带。其影响的扩大源于主编司马文森独特的办刊策略和编辑策略。为了刊物的生存和发展，司马文森广泛招募青年文艺爱好者加入文艺生活社成为社员，采取了文人主导下的群体性办刊模式，有效维持了刊物的生存和发展。在编辑策略上，司马文森着重构建“引领性文学平台”。所谓“引领性文学平台”即以《文艺生活》及《文艺生活副刊》为前台载体、包括文艺生活社各个组织系统在内的，旨在协助并提高青年文艺爱好者文艺水平的整体运行机构及由此形成的互动空间。独特的办刊策略使得《文艺生活》成为战后华南文学刊物独特生存方式的典型代表，而独特的编辑策略又使《文艺生活》的文本内容较之其他刊物更为丰富和多样。

和二三十年代文化中心单一化，集中在北京、上海这两个大城市不同，40年代的文化中心则显示出多元、流动的特点。这固然是战争给文化带来的衍生品。在抗战初期，北平、上海沦陷后，广州、武汉取而代之成为新的文化中心；及至广州、武汉沦陷，重庆、桂林、香港等地又继起代之成为新一批文化中心。在国共内战、国统区容不下进步知识分子之时，香港再次成为北平、上海和延安之外的另一个文化中心。因此，40年代文学呈现出一种地域化、流动性的特点。其地域化不仅体现在战时的几个战争区隔——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以及孤岛各自表现出的特质文学，更体现在生活地理意义上的行政区划——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以及西北各自在战时、战后的文学流脉。其中，华南地区（包括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台湾）由于囊括了战时文化名城桂林以及广州、香港等地，在40年代文学风云场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而《文艺生活》创刊于桂林，第一次复刊于广州，第二次复刊于香港，第三次又复刊于广州，足迹遍布40年代华南地区的这几个文化重镇，其影响虽波及全国，但无论就刊物承载的文本内容、刊物的主要读者群体还是刊物主编的主观意图，《文艺生活》立足华南、表现华南、面向全国及海外的办刊方针都是很明确的。通过《文艺生活》这个个案，对40年代华南的区域性、时代化的文学进行考察，有助于我们绘制整体的40年代文学地图。

作为跨越整个40年代的刊物，《文艺生活》和时代文学的脉搏紧密合拍，“在各阶段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有不同的特点”“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尽了自己的时代使命”[10]。抗战期间的桂林版以发表抗战文艺作品为主，国共内战期间的光复版侧重利用文艺进行民主斗争和表现民生，海外版是文艺大众化的身体力行——青年文艺创作竞赛、方言文学的讨论和创作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穗新版则提倡工农兵文艺。《文艺生活》的时代文学性和40年代中国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抗战、国共内战以及中共建政构成了40年代急剧变幻、波谲云诡的历史背景屏幕，民族战争、阶级战争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无一不对40年代的文学产生重大的影响，使其表现出自己的特质。文学和时代精神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话题，单纯视其为文学政治化、文学功利化或者文学的使命担当都不准确。《文艺生活》诸版所体现的时代文学精神的转变，只能说明：《文艺生活》月刊与40年代华南文学（现代文学期刊与现代文学）是一种互文共生的关系，二者作为互文本而存在。

三

对于文学期刊研究的意义，新世纪以来早已为人们所认识。杨义将报刊作为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根本性区别：“报刊作为传播媒体，深深地影响着现代文学的写作方式、传播方式、阅读方式，以及作家的交往方式、成名方式和他与社会、与市场的关系。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一个带根本性的区别，是它拥有了报刊。”[11]朱德发认为，现代文学期刊同时应被视为现代文学文本：“现代文学期刊本身即是现代文学构成的一个部分。不仅是一种媒介，也是现代文学文本，几乎所有现代作家都办过期刊，是建构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阵地。现代文学文体特点以及作家个人创作风格和流派风格的形成都与期刊密切相关。”[12]对于文学期刊和文学史的关系，刘增人认为：“期刊是现代文学最初的原生态，文学史写作应从原报原刊入手，并倡导对现代文学编辑的研究。”[13]

文学期刊研究对于现代文学及文学史的重要性使得文学期刊研究方法论的重要性显现出来，出现了诸多研究文章，如陈平原《文学史家的报刊研究——以北大诸君的学术思路为中心》[14],《晚清：报刊研究的视野及策略》《现代中国文学的产生机制与传播方式》[15]，以及前述《文学史视野中的“报刊研究”——近二十年北大中文系有关“大众传媒”的博士及硕士学位论文》等卓有见地的文章。刘增人《现代文学期刊的景观与研究历史反顾》[16]、邵宁宁《关于现代文学杂志研究的方法论思考》[17]等文章是新世纪初较有代表性的探讨期刊研究法的论文。刘增人《生命体验·文脉传承·学术研究——略说我和文学期刊研究的来龙去脉》[18]属晚近的期刊研究学术回首之文。史建国《中国现代文学报刊研究的回顾与反思》[19]和黄发有《论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研究的进展与路径》[20]则是最新的对现代文学报刊和当代文学期刊研究的总结和反思。

当然，更多的对于期刊研究方法的思考体现在那些数量众多、现在仍方兴未艾的文学期刊研究论文中。2019年尚未结束，但期刊研究的论文数量和质量都十分突出。一批硕士博士研究生选择以文学期刊作为研究对象完成学位论文，选择面极为宽广：既包括二三十年代的名刊《小说月报》[21]、通俗文学（文化）刊物[22]以及地方性的抗战文艺刊物[23]10，又包括新时期以来直至新世纪的纯文学刊物[24]。学位论文以外，一些论者聚焦于一种刊物，探讨期刊文本本身的特色或有所延伸，如郭浩帆、颜梦寒《近代女性文学期刊〈莺花杂志〉若干问题考述》[25]、王丹《〈文艺生活〉月刊与20世纪40年代华南文学——阶段性、地域化文学史写作路向的探索》[26]；一些论者涉及两种甚至数种文学期刊，探讨期刊文本与时代文学、作家群体的关系，如王雪松、黎婷《校园期刊与新诗发生期的批评场域——以〈新潮〉和〈清华周刊〉为例》[27]、张晓婉《20世纪50年代台湾文学场域中的五四传统改造问题——以数种台湾文学期刊为考察中心》[28]、李敏《1990年代的文学期刊与“现实主义冲击波”》[29]、杨博《“70后”作家与文学期刊——“70后”作家文学生产的媒介因素考察》[30]；还有一些论者将目光转向国外文学期刊，如李葆华《普希金创办的文学期刊〈现代人〉研究》[31]、朱涛《“大型”文学期刊与当代俄罗斯文学批评关系研究综述》[32]。

总的来看，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期刊研究保持了如火如荼的态势，“无数精彩的个案研究”在被“认真经营”着，“丰富多彩的文学史图景”已经呈现了出来。[33]每一位研究者在对他的研究对象进行话题选择时，都有自己的着眼点和面向，无论是试图回到现场、还原历史，还是探讨期刊和文学创作、文学思潮、作家群体的互动共生关系，期刊研究方法的选择和思考都已内化于对研究对象和研究话题的论说当中。从隐晦到明晰、从内在到外在，只是有待时间。

《文艺生活》只是浩如烟海的期刊之一种，对《文艺生活》的研究也远没有结束，将研究之前对于期刊研究方法论所做的功课和研究过程中对于期刊研究方法论的思考进行总结，既是对本书研究方法的交代，也是对本书研究内容的一个总起。

[1].陈平原：《文学史视野中的“报刊研究”——近二十年北大中文系有关“大众传媒”的博士及硕士学位论文》，见《现代中国》第十一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6页。

[2].盛澄华：《〈新法兰西评论〉与法国现代文学》，见盛澄华：《纪德研究》，上海，上海森林出版社1948年版，第161~162页。

[3].王晓明：《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传统》，见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187页。

[4].其中，光复版第1—18期和海外版第1—5期，即1946年1月1日至1948年7月7日是和陈残云合编。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文艺生活》月刊共出了59期。因为1950年7月出版的穗新版第6期，也就是《文艺生活》最后一期，封面上标明的就是“新6号 总五十九期”。而这其实源于编辑在出光复版第13期（1947年4月）时排序的错误，因为第11、12期出的是合刊，所以第13期就应是总第30期，而不是总第31期。可能是由于第一次出合刊，编辑觉得顺延下去，合刊也算两期。但在后来出版海外版《文艺生活》时，第3、4期，10、11期，18、19期也都是合刊，编辑在排序时则考虑到了这个问题，合刊在总期数排序上算作一期了。这就导致《文艺生活》实际出了58期，而在最后一期上标明的则是59期。

[5].周葱秀、涂明：《中国近现代文化期刊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31页。

[6].刘增人：《四十年代文学期刊扫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2期。

[7].许定铭：《〈文艺生活〉月刊》,《大公报》，2008年6月3日。

[8].罗岗：《历史中的〈学衡〉》，见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一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362~364页。

[9].见黄夏莹：《司马文森与抗战文艺》,《福建党史月刊》1988年第5期。

[10].周葱秀、涂明：《中国近现代文化期刊史》，第431~432页。

[11].杨义：《流派研究的方法论及其当代价值》,《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

[12].李拉利、周宝东：《“回顾与展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7期。

[13].李玉兰：《“回顾与展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在津召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4期。

[14].陈平原、[日]山口守编：《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

[15].陈平原：《文学的周边》，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

[16].刘增人：《现代文学期刊的景观与研究历史反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6期。

[17].邵宁宁：《关于现代文学杂志研究的方法论思考》,《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18].刘增人：《生命体验·文脉传承·学术研究——略说我和文学期刊研究的来龙去脉》,《文化学刊》2018年第6期。

[19].史建国：《中国现代文学报刊研究的回顾与反思》,《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20].黄发有：《论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研究的进展与路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8期。

[21].如韩亚婷：《叶圣陶与〈小说月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19年；刘媛：《〈小说月报〉（1921—1931）散文作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云南师范大学，2019年，等。

[22].如马丽：《民国通俗文学期刊〈珊瑚〉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大学，2019年；韩丽梅：《〈时代漫画〉文学旨趣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河北大学，2019年，等。

[23].如柯珂：《抗战时期重庆本土期刊〈春云〉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重庆师范大学，2019年；程鹏瑜：《〈戏剧春秋〉期刊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19年；蔡志娟：《〈现代文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9年，等。

[24].如郑会会：《新时期文学视域下的〈鸭绿江〉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渤海大学，2019年；吴双：《论〈收获〉与先锋小说的历史生成》，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大学，2019年；徐庆林：《〈女子文学〉（1985—1999）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2019年；常维佳：《文学转型时期的〈花城〉研究（1990—2010）》，硕士学位论文，中国矿业大学，2019年；曹瑞杰：《文学发展中的〈钟山〉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国矿业大学，2019年；司贵珍：《〈中国西部文学〉与20世纪90年代新疆汉语文学创作》，硕士学位论文，新疆大学，2019年，等。

[25].郭浩帆等：《近代女性文学期刊〈莺花杂志〉若干问题考述》，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26].王丹：《〈文艺生活〉月刊与20世纪40年代华南文学——阶段性、地域化文学史写作路向的探索》,《东北师大学报》2019年第2期。

[27].王雪松等：《校园期刊与新诗发生期的批评场域——以〈新潮〉和〈清华周刊〉为例》,《天津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

[28].张晓婉：《20世纪50年代台湾文学场域中的五四传统改造问题——以数种台湾文学期刊为考察中心》,《鲁迅研究月刊》2019年第5期。

[29].李敏：《1990年代的文学期刊与“现实主义冲击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1期。

[30].杨博：《“70后”作家与文学期刊——“70后”作家文学生产的媒介因素考察》,《小说评论》2019年第4期。

[31].李葆华：《普希金创办的文学期刊〈现代人〉研究》,《美与时代》（下）2019年第6期。

[32].朱涛：《“大型”文学期刊与当代俄罗斯文学批评关系研究综述》,《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9年第3期。

[33].陈平原：《文学史视野中的“报刊研究”——近二十年北大中文系有关“大众传媒”的博士及硕士学位论文》,《现代中国》第十一辑，第1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