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第一章 司马文森与《文艺生活》

一、“亦书亦剑”的司马文森

司马文森（1916.4.1—1968.5.22），现代作家，著名编辑人。福建泉州人。原名何应泉，曾用名何章平。笔名有司马文森、文森、林娜、林曦、宋芝、耶戈、陈程、白沉、何汉章、林川、白纹、马霖、司马梵林、司马梵霖、林邹、燕子、宋桐、何文浩、希伦、羽翼等。其中，司马文森这个笔名1937年在《救亡日报》上首次使用，以后作为其最主要的笔名流传于世。司马文森的父亲是个穷苦的小贩，但粗通文墨，“是一个‘古迷’”,“可以全部背诵《三国》”，对司马文森影响很大。

司马文森几乎没有受过完整的正规教育，8岁在教会办的高级小学念书，但10岁即随族人乘“猪仔船”到菲律宾马尼拉做童工。15岁回到故乡，进入当时泉州最进步的黎明高中预备班学习。在黎明高中，司马文森结识了在该校任教的丽尼（郭安仁）和张庚，接触到了一些新文艺作品和外国翻译作品，并由于对国民党围剿和惨杀闽西南苏区感到愤怒，以燕子为笔名在《泉州日报》副刊上发表了很多“战鼓似的诗歌”。这样做的结果是，17岁的司马文森受到国民党的追捕，逃到乡下，学习生活因此而结束。司马文森自己总结说，“从小学到中学，我的全部学生生活不过六年，以后就要完全凭自己两只手来讨生活了”[1]。1934年，18岁的司马文森来到上海，以林娜、耶戈等笔名在上海《申报·自由谈》《时事新报》副刊上发表一些散文。后经张庚介绍，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期间，“每个月这两个报馆供给我三四十元稿费”,“从此，我开始了自己的卖文生活”。[2]

在不算太长的一生里，司马文森的生活可以说是“亦书亦剑”[3]。

作为革命者，早在黎明高中时，15岁的司马文森就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群众组织——互济会，16岁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7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8岁时，司马文森在泉州南区乡下做农村工作，主编党的地下刊物《农民报》，并负责领导南区的赤色农会，组织破坏漳泉公路、烧桥、挂红旗等小规模的行动，用以牵制国民党军队向闽西苏区的进攻。1944年7月底，日寇逼近桂林，湘桂大撤退开始了。司马文森带着家人最后一批离开桂林，前往柳州。9月中旬，柳州将陷，司马文森携家撤退到广西融县，安顿好妻女后，便奔赴七十里外的永乐乡，组织领导桂北抗日武装斗争。1945年初，融县被占领后，司马文森又在龙岸（今广西罗城县）山区成立“抗日别动纵队”，任政治部主任，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作为文人，司马文森集多种职业角色于一身，并在多个文艺领域里卓有成就。他是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作家，一生著述颇丰。根据杨益群的统计，他“共创作发表了中、长篇小说22部，短篇小说集、散文集、报告文学集15部，儿童文学7部，剧本（包括电影剧本）12部，理论创作6部，其他创作3部，收入各种专集的12部。除此，还发表了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诗歌、杂文、评论等800多篇，林林总总，字数不下几千万。”[4]其中，长篇小说如《雨季》《南洋淘金记》《风雨桐江》，中篇小说如《成长》《折翼鸟》，散文集如《粤北散记》，电影剧本如《海外寻夫》《南海渔歌》等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熠熠闪光之作。其中，《南洋淘金记》被誉为“一部有历史留存价值，足以不朽的作品”。[5]

除了作家，司马文森同时又是一个记者、编辑，有着近20年的编辑生涯：1934年，主编党的地下刊物《农民报》；1938年，担任广州《救亡日报》义务记者；1938年1月17日至3月31日，从一个朋友手中接编《诚报》副刊；1938年，在国民党四战区长官部政治部三组工作时曾与石辟澜等编辑《小战报》；1939年，曾短期和石辟澜一起参加由尚仲衣、任毕明主编的《新华南》的编辑工作；1939年至1940年，和周钢鸣一起参加了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校刊《建设干部》《干部生活》的编辑工作；1940年12月，负责《救亡日报》新副刊《儿童文学》的编辑工作；1941年9月9日，同焦菊隐、刘建庵等十余人在桂林创办“艺术新闻”社，编辑出版《艺术新闻》；1941年9月15日，在桂林创办全国性大型文艺刊物——《文艺生活》月刊；1942年6月，被聘为桂林国光出版社编辑；1944年9月，撤退至柳州时，在《柳州日报》编副刊；1946年1月1日，和陈残云在广州复刊1943年9月20日被封闭停刊的《文艺生活》，出至1946年6月又被封闭；同年2月9日，和陈残云在广州创办《文艺新闻》周刊；同年3月上旬，主编《联合增刊》，抗议国民党当局查禁《文艺新闻》《自由世界》等四杂志；同年5月中旬，和洪遒、周钢鸣在广州合编《文艺修养》月刊；1946年8月至1949年12月25日，《文艺生活》迁香港出版；1950年2月1日，《文艺生活》迁回广州出版；1951年，任香港《文汇报》总主笔；1953年至1955年，任广州作协会刊《作品》的主编。[6]1955年以后直到“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司马文森一直在外交部从事对外文化交流工作。

可以说，从18岁开始，司马文森34年的工作生涯中，编辑工作占去了一大半时间，而且是在他的黄金时代！在其编辑生涯中，《文艺生活》月刊从1941年创刊到1943年休刊、从1946年复刊至1950年停刊，实际出版时间是六年半，但前后持续了近九年时间，名副其实地成为司马文森本人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所过的“文艺生活”的一个缩影。

司马文森作为作家，固然在中国现代文学人物画廊里占有一席之地，但综合评价司马文森留下的文学遗产，笔者更同意香港学者许定铭所说的，“他一生最伟大的贡献，是主编了足以代表我国南方现代文学的《文艺生活》月刊”[7]。

二、司马文森与《文艺生活》

1941年9月15日，“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候，《文艺生活》在桂林创刊”[8]。

在此之前，随着北平、南京、上海、广州这些文化重镇的相继陷落，桂林这座南方小城凭借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政治氛围[9]，吸引了很多大后方的知识分子，他们积极开展文艺活动、创办杂志、成立出版社、出版文艺丛书等。一时间，桂林成为“繁花竞秀、盛极一时”[10]的“文化城”，尤其是“从1940年春到同年10月，可以说是桂林这个‘文化城’最繁盛的时节。”[11]但随着1941年1月上旬“皖南事变”的爆发，国民党反共的第二次高潮达到了顶点。桂林的进步文艺活动也随之受到打击。夏衍、周钢鸣等大批的文化人和知名人士秘密撤退到了香港，司马文森被组织安排留在桂林承担着联系和领导文化系统地下党员的工作。

由于政治形势的恶化，出现了作家“分散”、杂志“停刊”、“出版界陷于停滞状态”的状况，“1941年的文艺运动是最低潮的一年”。[12]确实，“1941年由于国共矛盾的激发以及国民党中央对桂林书刊审查力度的加强，文学期刊的创办也受到了一定影响，呈现缩减趋势”。当时桂林纯文学期刊和主要综合性文学期刊共有66种，从创刊时间上看，“分别为1938年5种，1939年11种，1940年19种，1941年8种，1942年14种，1943年9种，1944年1种，明显体现出一个波澜起伏的变化过程，大多数刊物主要集中在1940年和1942年”。[13]就在这个时候，在孟超的引荐下，司马文森和当时一家新成立不久的出版社——文献出版社合作，创办了《文艺生活》月刊。关于创办杂志的动机，司马文森在1962年回忆时强调，“对方是商人，办杂志有他的动机”，但“我们是革命工作者，办杂志为革命斗争服务，也有我们的动机。”[14]正是司马文森“不拘一格，为我所用”的办刊态度使得《文艺生活》得以出版，“为桂林的文化城撑了腰”。[15]

作为战时桂林文坛的重要文学期刊之一，《文艺生活》月刊是一份有全国性影响的大型综合性文学杂志。《文艺生活》的创刊号虽说没有发刊词，但明确了编辑方针——以发表文学创作为主（“加强创作部分”），以译介、作家作品研究和写作方法介绍为辅（“有好的翻译每一期也要尽可能的介绍出来。作家或作品研究，不论是中国或是外国的，我们都希望每期能介绍一两篇，不尚空论，多谈实际的写作方法或生活介绍，虽没有特殊见解，能尽量的提供出研究材料来，也是我们所欢迎的”）。其中，司马文森尤为强调了一下“实际的写作方法或生活介绍”对于引导青年走上文艺创作的道路有直接的帮助。[16]这一编辑方针的确立，为司马文森日后在香港为国内外广大文学爱好青年构建引领性文学平台埋下了伏笔。

在这样的编辑方针下，《文艺生活》月刊的涵量十分丰厚。如第一卷第1期的小说就有艾芜的《轭下》、司马文森的《王英和李俊》、邵荃麟的《多余的人》、陈原译德国作家I．罗顿堡格的《别针》；诗歌有郑思的《荒木大尉的骑兵》、周钢鸣的《给老战士》、伍禾的《行列》；剧本有周行译西班牙作家R．山德尔的《秘密》；报告文学有何家槐译苏联克罗帕脱诺伐的《齿轮》（苏联工厂史之一）；论文有韦昌英的《屠格涅夫是怎样写作的》；杂文有孟超的《鸡鸭二题》、东郭迪吉的《略谈“文人作风”与“武人作风”》。不论从创作上看，还是从译介、作家研究上看，对于读者来说都是非常丰富的。

《文艺生活》月刊还紧扣当时的热点人物和事件，如在第一卷第2期就首先刊印了余所亚作的鲁迅先生侧面画像，题名《鲁迅五年祭》，并有署名本刊同人的《不死的鲁迅，永生的鲁迅——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作》的纪念性文章。第一卷第3期首页则是余所亚所作的郭沫若先生正面头像，并设置了一个专栏“寿郭沫若先生五十”，刊发了田汉、聂绀弩、孟超和韦昌英的祝颂文章。这一期还设了“德苏战争特辑”，有孟昌译A．托尔斯泰的《我号召憎恨》、孟昌译W．瓦雪柳斯卡的《在战争的路上》和秦似译I．爱伦堡的《我看见过他们》三篇文章。在本期的《编后杂记》中，司马文森说：“德苏战争已经过了四个月了。在这四个月中，希特拉的泥足在俄罗斯的平原上，只有越陷越深，无法自拔。在这一期我们也凑了几篇文章，出一个特辑，篇幅虽不多，可是它却告诉了我们苏联的千百万群众，是如何用他们坚决英武的步伐，跨上反法西斯蒂英勇斗争的道路！这在我们抗战正临到空前的艰难的今天，读着是有无限意义的。”[17]涵量丰厚又贴近现实的特点，几乎在《文艺生活》各期中都有所体现。

《文艺生活》月刊的作者阵营也十分强大。主要撰稿人司马文森、陈残云、何家槐、林林、黄药眠、胡仲持、郭沫若、周钢鸣、孟超、黄宁婴、华嘉、杜埃、荃麟、静闻、夏衍、韩北屏、曾卓、周而复、伍禾、张殊明、欧阳予倩、田汉、陈闲、穆木天、李育中、洪遒等。当时活跃在文坛上的知名进步作家和艺术家几乎都在这个名单之内，这实际上充分显示了这个刊物的编者——司马文森本人杰出的活动能力和组织才能。值得一提的是，从桂林版第二卷第1期到第三卷第6期，以及后来的光复版第1—13期，刊物封面的“文艺生活”四个大字就是郭沫若亲笔题写的。

《文艺生活》创刊后，稿源充足，甚至出现由于“稿挤”而不得不将原本定于当期刊出的文章延至下期发表的情况。如在第一卷第2期的《编后杂记》中，司马文森就说：“张客先生《国难财》，因为稿挤临时抽出，特向作者读者志歉。”[18]在第一卷第3期的《编后杂记》中又说：“本期排就后，字数超出原定数目，故不得不临时抽出几篇文章，穆木天先生的译诗（法·V．雨果作）《穷苦的人们》及陈占元先生的翻译小说《白的兽物》（法·A．桑松作）只得留到下一期，这要对木天先生占元先生及读者们特别表示歉意的。”又声明“本刊近来收到稿件甚多，因为编辑部的人手不多，在办理退稿手续方面，也许略有不能如意地方。”[19]

《文艺生活》（以下简称《文生》）的销路也很好，“从第一期4000份的销路，扩展到近2万份”“在国统区曾有比较大的影响”“许多著名的作家的作品是在《文艺生活》上初次与读者见面的”。[20]《文艺生活》的销售范围也较大，遍及西南各地。从下面这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出它的销售范围。“在昆明、西安、成都等地读者纷纷来信说：《文生》在上列各地因书商随意抬高定价有贵至三元五角一期的，要我们设法。”[21]

司马文森在这个刊物上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司马文森的夫人雷蕾回忆说：“当时这个刊物从约稿、选稿到编排、画版样、跑印刷厂、校对等等许多杂事，主要由他一个人负担（我协助他工作，负责阅读群众来信、来稿和初校）。”[22]《文艺生活》之所以受读者欢迎，背后充满了司马文森的辛勤和努力。

《文艺生活》在桂林共出了三卷18期，历时两年。1943年9月20日，被广西当局限令停刊。抗战胜利后，1946年1月1日，司马文森在广州复刊《文艺生活》，出光复版第1号，并邀请陈残云一起编辑。后来又办了一份篇幅较小、战斗性较强的《文艺新闻》。二人的分工是，前者以司马文森为主，陈残云协助；后者以陈残云为主，司马文森协助。据陈残云回忆，“《文艺生活》在广州是影响较大的月刊，每期印6000册，国民党反动当局对它‘另眼相看’”[23]。

1946年6月，和《文艺新闻》以及其他刊物一样，《文艺生活》被国民党当局封闭。《文艺生活》（光复版）实际在广州只出到第6期就不得不迁香港出版。“那时，香港一片萧条，要找个生活的立足点，就得有骆驼钻针孔的本事，何况要开展文艺工作，就难乎其难了。”[24]雷蕾也说，“当时流亡到香港的文艺界朋友都了解，要在香港生活下来就很不容易，要办杂志就更困难了。”[25]但“司马的活动能力很强，一到香港就打开了局面”，不但“很快租到了住房”，连陈残云的“住处也作了准备”。“同时筹到了3000元港币作为刊物注册的按金，《文艺生活》在港府注了册，交智源书局发行。”[26]这样，《文艺生活》（光复版）第7期于1946年8月在香港出版了。1948年1月，光复版《文艺生活》出至第18期（即总36期）后，于1948年2月改出海外版第1期（即总37期），开本由16开变为大32开，页数由光复版的每期平均43页，增至每期平均52页。《文艺生活》（海外版）一直出到1949年12月25日，共20期。

在香港的将近三年半的时间里，司马文森把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这本刊物上。1947年下半年，陈残云到香岛中学去教书，只用一点业余时间为刊物看点稿件、参加“文生社”的读者座谈会（事实上，从1948年9月15日海外版第6期开始，《文艺生活》的编辑人就只署司马文森一人了）。因此，从约稿、选稿、送稿到排版、跑印刷厂、校对、复社员来信等《文艺生活》的日常工作，大部分都由司马文森承担。

当然，最主要的困难还是筹措《文艺生活》的出版经费问题。和在桂林与商人合作办刊不同，现在是个人办刊，经费只能自己想办法。而《文艺生活》已失去了国内的市场。司马文森于是转向发展海外读者，成立了以“主张民主、研究文艺”为宗旨的青年学习团体——文艺生活社，开展“文艺生活社”征求社员运动。得到了马来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尼、暹罗（泰国）、安南（越南）、缅甸，以及美国、加拿大、巴西、英国、港澳等地广大华侨青年、华侨文艺界人士的积极响应，再加上国内上海、北平、昆明等地的文艺青年，文生社共有社员约1500人。这些“社员”和群众来信，“有时一个月就达千封”。[27]“许多人听说办杂志有困难，都自动汇款相助。”[28]司马文森在香港也成立了“文艺生活读者会”，经常去作报告。在香港和海外读者的热情支持下，司马文森终于设法把《文艺生活》维持了下来。当时同在香港讨生活的野曼（赖澜）亲眼目睹了司马文森的努力，感慨道，对于《文艺生活》,“司马为了它，可谓含辛茹苦，疲于奔命了”[29]。在香港的这三年半时间里，《文艺生活》客观上起到了团结广大海外青年、文艺工作者，宣传民主自由，推进民主文艺发展的积极作用。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1950年2月，《文艺生活》迁回广州出版，但只出了半年（六期）就于同年7月宣布停刊。在穗新版第6期的《〈文生〉半年》一文中，司马文森分析了停刊的几个原因。首要原因是，司马文森认为在穗新版出版之初确定的新时期新的工作任务——“培养华南文艺干部，建设新华南文艺”并没有得以完成：

在“反映华南人民生活”这一点上，我觉得《文生》做得太不够，检查这半年来所发表的作品，真正能反映华南人民生活的并不多，而且大都是随军南下参加解放军工作的同志们所写的。他们因为在语言及对华南人民生活的了解上，多少有点差别，因此，即使有这种作品，也还欠深入。而在华南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又因为大都参加实际工作，被事务拖累，无法进行创作，这是原先所想不到的。我们也曾想到多注意刚从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人民文艺工作者的稿件，一则是他们也很忙，稿件来的不多，再则写作水准还低，在近千篇稿件中，能够用的占极少数比例，这是作为编辑人最大的痛苦，而我们不能进行动员，组织稿件，也是一个缺点。

其次，在编者个人方面，司马文森其时“住在香港，把大半时间用在处理别的业务上去，时间不够支配，又因为帮同处理业务工作的同志太少，什么事情等于要自己全部来担当”。[30]当时司马文森在香港负责中共领导的香港电影和新闻工作，在《文汇报》上发表了大量关于电影工作的评论文章，写了很多电影剧本，如《火凤凰》《海角亡魂》《海外寻夫》《南海渔歌》等。由于大部分时间是住在香港，《文艺生活》是他编排好后送到广州出版的，因此无论是精力还是实际的编辑出版工作都出现了困难。司马文森还列举了其他几个原因：如由于印数少、成本高导致的杂志定价太高问题；当时的文艺杂志太多而《文艺生活》没有自己的特点以及合作书店合约已满、新合作书店尚在商酌中等。

综合上述原因，司马文森决定暂时停刊，用一段时间来调整，并希望“从六〇期起，《文生》会用新面目来和大家见面”[31]。但这永远是希望了，《文艺生活》从1941年在桂林创刊，历尽波折，到1950年在广州停刊，共出了58期（参阅第3页脚注）。对于付出了巨大心血的《文艺生活》，司马文森可能真的只是想暂时停刊，以后再找机会复刊。从曾敏之的回忆文字中，我们能看到一点端倪。1952年，“司马文森也回到广州，筹组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他打算出版的《文艺生活》则以作协机关刊物《作品》代替，他担任主编。”[32]1953年至1955年，司马文森一直任广州作协会刊《作品》的主编，1955年调至外交部工作直到“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文艺生活》的编辑经历，永远地成为了他生命中的一段鲜明的过往。

《文艺生活》月刊“两次停办，两次复刊，命运多舛而又大难不死，这和司马文森的顽强毅力有极大关系”[33]。香港作家、评论家东瑞对《文艺生活》和司马文森之间关系的描述可谓一语中的。凡是接触过司马文森的人都有这样的印象：浓发、络腮胡子、健壮、真诚、热情、爽朗、精力旺盛、极其勤奋、笔快、高产。齐闻韶曾开玩笑说，“司马，你这个人是压不垮的！”[34]确实是这样，《文艺生活》能历时九年之久，不容置疑地决定于司马文森本人的毅力和能力。但更重要的，也许正如这个杂志的名称一样，司马文森自觉地意识到，他的前半生将会宿命般地生活于文艺之中。

三、在文艺中生活的司马文森

1934年，18岁的司马文森“从故乡逃难到上海”“狼狈到万分”，为了生存，写一些短文章由朋友“介绍到报上去‘找出路’”，没想到，这些文章“不但刊出来，而且还可以拿到为数颇可观的稿费。从此，我才知道文艺不但可以发泄自己的感情，作斗争的武器，还可以换钱来生活。从此，我跨开职业写作的路，到了相当时期人家又为我这样出卖精神的劳动，加上一个颇为可观的名称叫做‘作家’”。[35]

如果在和平年代，以作家为职业尚可，但在战争年代，稳妥的办法还是谋一份稳定的差事。在上海的时候，司马文森是夏衍主编的《救亡日报》的义务记者，没有薪水。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后跟随《救亡日报》撤退到广州，仍任该报义务记者。司马的第一份差事是在1938年7月，和石辟澜、钟敬文、郁风、黄新波等加入国民党四战区长官部政治部三组，从事抗日宣传和统战工作，挂少校军衔。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前夕，随四战区长官部撤往粤北山区。1939年4月被遣散。同年5月中旬到桂林，在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校本部任指导员，兼任教务长杨东莼的政治秘书。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撤出干校。这是司马的第二份差事。1941年8月，任桂林汉民中学语文教师，后来因“聘约已满，不再续聘”。这是司马的第三份差事。司马文森自己开玩笑说：“不到四年时间，我‘光荣’地被‘遣散’了三次。……我又恢复了在上海时的‘职业作家’身份”。[36]

三次被遣散，就意味着三次失去了固定的职业，失去了稳定的收入。而在战争年代，只靠写作维持生活是难上加难的。秦牧就曾现身说法：“一九四二年至四三年夏，我曾经度过约一年的职业写作生活，那时我并无负担，只要能够养活自己就行。我写得相当勤奋，但是，结果仍然无法维持，只好又去教书。那些有家庭负担的人，生活的贫困就可想而知了。”[37]确实，抗战开始后，物价高涨，以1943年为例，“书刊印刷成本较战前增加80倍至642倍，而书籍的售价增幅不过60倍。……出版社、杂志社损失巨大，作家稿费过低，生活困难”[38]。稿费既低，而且在当时的桂林，作家的版税和稿费往往得不到保障。“作家们一本稿子卖断了版权，拿到手的往往只是一张银行的‘期票’（要过相当时日才能在银行兑现），到时有的还兑现不了，又再延期付款，货币不断贬值，到真正拿到钱的时候，那笔钱已经只有原值的一半或三分之一了。不少书商发了财，很多著述者则穷困不堪。人们把这种现象叫做‘红烧作家肉，清炖读者汤’。”[39]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作家不得不想方设法谋其他生路，编书、编辑刊物是很多作家在写作之外选取的维持生存的一种方式。

司马文森在桂林时，是文艺界十分活跃的人物。作为文协桂林分会理事会连任六届的理事，他积极参加文协的众多活动。而“作为文艺界统一战线组织的文协，说起钱包，也轻得实在可怜”[40]。因此，指望这个来生活的希望是微乎其微的。司马文森靠的是异常勤奋的写作和编辑工作，以此来获取稿费和编辑费。野曼回忆道，“我发现他那窄小的木板房里，昏暗的灯光常常亮到深夜，知道他是在伏案挥笔。一次我问起他的写作情况，他告诉我，白天多是忙于全国文协桂林分会和《文艺生活》社的工作，以及其他的社会活动，只能在晚上写作。”[41]

在香港时，司马文森的社会活动仍然很多。但正式的工作应该算有两个。一个是1947年3月，被聘为港粤文协主办的香港文艺学院夜校的讲师。一个是1947年，任香港达德学院文学教授。这两个工作时间都不是很长。司马的主要生活来源仍是写稿和编辑。黑婴（即张又君）就说司马文森“是埋头苦干的人，写作、办刊物，从桂林到广州，从广州到香港，从冬天到夏天，一直忙着。”“司马文森多才多艺，他编《文艺生活》，写小说，写评论文章，一个人单干，够辛苦的了，但他告诉我，现在他应约为香港《文汇报》写专栏文章，每天都写，非常紧张。可不是，写字桌上，又是杂志，又是报纸，还摊着稿纸，他就冒着楼房上的闷热，挥动着钢笔在方格上填，为了革命事业，竭尽全力，不可否认，也是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啊！”[42]陈残云也感慨，司马文森“没有固定的职业，仅靠一点微薄的编辑费和稿费来维持一家数口的生活”[43]。到1948年2月27日，司马文森已有三个女儿，一家五口在香港的生活全赖司马一人。战后的香港，稿费和版权费不存在桂林时的那种拖延以至贬值的情况，但在百废待兴、金钱至上的香港，试图以文艺来谋生也是极端困难的。因此，写稿和编辑仍是生活的战车向前行进的两个车轮，不可偏废。

但在苦斗中过着“文艺生活”的司马文森乐此不疲，他对黑婴说：“你瞧我，编刊物，自己发稿，自己校对，写许许多多的信……可是我不停止写作，这时代太伟大啦，总想写、写……”[44]应该说，《文艺生活》月刊既是在“文艺”中“生活”的司马文森的奋斗结晶，更是40年代政治、经济、文化、地域等诸因素的文学凝结。下面就让我们走近并走进它。

第二章 《文艺生活》与40年代文学生态

一、港版《文艺生活》在战后香港的生存困境

在58期《文艺生活》中，光复版第7期至18期和海外版第1期至20期，即1946年8月至1949年12月25日期间的这28期（中间有四个合刊）《文艺生活》月刊都是在香港出版的。由于“近半”在香港出版，香港学者许定铭称其为“香港文艺刊物”。[45]“香港文艺刊物”这一指称除了出版地上的限定之外，我们并不能简单将其理解为香港学者视其为己有的狭隘。事实上，“香港”这一限定，更多地意味着海外和流亡，意味着因隔绝而造成的内地读者的流失，从而意味着流亡文人必须采取新的办刊策略，尝试新的办刊模式。

《文艺生活》起初在桂林创刊时正值国内政治和文艺运动处于极端低潮的1941年，创刊后的《文艺生活》发行范围遍及西南各地，在当时半壁江山沦落敌手的中国，可以说是全国性的刊物了。直至1943年9月20日，被广西当局以“节省纸张”[46]为名限令停刊。抗战胜利后，司马文森约陈残云一道在广州复刊《文艺生活》，出光复版，但仅出了6期就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查封，司马文森本人也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炮制的黑名单上名列前茅，[47]《文艺生活》被迫迁到香港出版。在香港出的第二期即光复版第8期上就刊出了“文生出版社重要启事”，启事的第一条是：

本社华南分社已迁出广州西湖路九十八号，另找新址，在新址未确定前，凡有同行读者来函，请寄交本社海外通讯处转。

启事的第二条是：

由于时局关系，神经过敏份子对本社所出《文艺生活》时有阻挠刊出流通情事发生，为使爱护本刊读者免于中途辍读之故，请读者们直接向本社订阅，我们将以最大努力设法寄到。[48]

上述两条启事说明，移至香港出版的《文艺生活》在国内的发行遇到了很大的阻碍。这种情况在8个月后非但没有改善，而且愈演愈烈了。在光复版第13期上，编者则直言“处境日非，内地检扣禁售地区日多”, [49]“发行地区愈来愈缩小”，甚至“有时候不得不这样想：‘不如索性停掉它吧！'”[50]

三年后，当司马文森回到解放了的广州再次复刊《文艺生活》，出穗新版时，在《复刊词》中又一次回顾了在香港的近三年半时间里《文艺生活》和国内读者的分隔状况。“因反动派对本刊采取封锁政策，香港与广州间，虽一水之隔，许多读者还是看不到本刊，甚至个别读者从香港带了本刊回穗，也被当作‘反动分子’捉去。”[51]司马本人的这段回忆清晰地向我们传递了一个信息，移至香港出版的《文艺生活》真的成了“风雨飘摇中生长的孩子”[52]，远离祖国大陆的读者了。

作为没有党派资金和书商支持的文人自办的一份文艺刊物，在失去了国内读者的情况下，在香港这个号称“文化沙漠”的弹丸之地和本地刊物去争夺本土读者，何其之难！因此，早在光复版第8期，即在香港出的第二期上，司马文森就已把目光转向了香港之外更广阔的南洋地区。“南洋虽是一块丰饶的处女地，但它的文化一向是荒芜的。这些年来，经过愈之，任叔，纪元，林林，杨骚，达夫，金丁和别的许多先生的努力耕耘，已相当改观，虽然也会有个把文艺刊物出现，但文艺空气，还不够浓厚，从新加坡有许多综合杂志出版，却维持不了一个文艺杂志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来”。在对南洋的文化现状，尤其是文艺现状进行摸底之后，司马文森接着提出“自己的愿望”，即“不但要团结西南文艺界朋友，也想团结南洋一带文艺界朋友。我们这个小杂志不但希望成为西南一带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园地，也希望成为南洋一带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园地。”并紧接着提出和南洋之间的联络问题，“但是，在我们间过去的联络工作做得不好，到现在彼此还不能打成一片，这是一大遗憾。今后我们将加强和南洋各地文艺工作者联系，希望留在南洋的文艺工作者，给我们意见，给我们稿件，并在推广和经济上支助我们，使这个民主的文艺事业，能够支持下去”[53]。于此，我们不能不说司马文森是个有远见卓识的编辑人。

和南洋的联系必须以香港为中介，几个月后，司马文森进一步提出要把香港造成一个“民主文艺基地”，因为“香港是海内外转接和联络的口岸，一面可以顾到国内，一面又可以顾到海外。香港的文艺工作做得好，不但可以领导西南各省的文艺运动，也可以推进南洋各地的文艺运动。”香港是具有这样的资质和条件的，因为在太平洋战争之前，已有一群文艺工作者在香港“播下了文艺种子”，香港已“不是一块荒地”，而且现在“文艺空气逐渐的加浓了”[54]。

但刊物的出版发行一个关键的前提就是资金。而此时司马文森最缺的也正是资金，他也从没有讳言这一点。早在光复版第1期中，司马文森就声明，“这小刊物的复刊，并不依靠书商，完全是靠几个热情的青年朋友，凑凑拼拼把资本集中起来的。因此资力并不大，现在它诞生了，放在各位面前了，要使它存在下去，还得大家支持，不论在提供意见，供给稿件，以及经济上的直接帮忙都好”[55]。在光复版第2期中，司马文森在解释读者反映的第1期“份量太轻，内容还欠充实”时，首先一点就是“资金太少”，是“由几个穷朋友凑出的钱，印第一期已感到十分吃力，假如印得再厚一点，势必再筹措下去”，提出“我们只希望这个初生婴儿能够逐渐长成，在经济的，周转上能逐渐灵活”，并保证“可能范围内，我们一定会恢复到和过去一样篇幅”[56]。资金短缺的情形在广州阶段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在广州出的最后一期即光复版第6期上的《编后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感到荣幸的是，在广大的青年朋友的热烈支持和鼓舞之下，在感情的‘津贴’之下，跨过了一段艰苦的路程。”[57]只有感情的“津贴”而非物质的“津贴”，就是《文艺生活》在广州阶段缺乏外部资金支援的一个证明。

如果资金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刊物的内容即作品征稿方面困难不是很大，因为此时的司马文森虽说十分年轻，但在文艺界，尤其是南方文艺界已是有相当名气的作家，而且他热心文艺活动，在文化城桂林时就是文艺界十分活跃的人物，是文协桂林分会理事会连任六届的理事。司马文森又有编辑杂志的经验，在桂林编《文艺生活》时已有诸多名家为其撰稿。并且还有一点也颇为值得一提，那就是司马文森的《文艺生活》从桂林时期起就得到了郭沫若的“关怀和支持”[58]。但办杂志首要的问题是资金，资金不足就无法言及其他。

二、文人主导下的群体性办刊模式的创建

在香港苦撑了8个月[59]，出了五期《文艺生活》之后，在光复版第13期中，司马文森一方面慨叹“最近”“由焦头烂额的程度，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索性想停刊了；另一方面由读者和书店的反馈情况来看，又“明白了这本不成形的刊物，是不应该由我们少数人来决定它的命运的。这是属于读者众人有所的（按，原文如此），我们不过被委托来执行业务罢了。”于是，司马文森“便根据读者的唆示”，从“改进”“文学关系”入手，提出“把作者、编者和读者的关系，加以正确的调整，大家打成一片，使这本刊物真正成为读者的所有，由三方面来共同支持它，共同来充实它，使它成长起来。”由此，司马文森便发起征求社员的运动，并从四个方面阐述了此一活动的积极意义，即可以“改进”“文学关系”,“改善”“文学作品”,“改造”“作者”,“充实《文艺生活》的内容。”[60]这四个方面中最重要的自然是第一点——改进文学关系，司马文森的主观想法是文学关系的三要素——作者、编者和读者都能成为文艺生活社的社员。[61]但这里，编者自不必说，作者成为社员的占很少数，因此主要指向的其实就是读者。

我们先看看社员具体的入社办法：

参加办法——凡欲参加本社为社员，每人在海外者缴入社费港币十元，在国内者缴国币二万元。在香港社员将款直交德辅道中六十七号B智源书局牟非收转。在九龙社员将款交弥敦道五七九号B南国书店收转。在菲律宾的，请交岷里拉华侨导报杨墨先生收转。在吉隆坡交民声报吴西玲先生收转。在新加坡的交新南洋出版社金丁先生收转，或直接汇交香港本社，在国内各地请由邮局汇香港中国邮政储金邮汇局交智源书局转本社。款收到后，当由本社发正式收据，及社员证。为本社介绍社员十人者，不须交费亦可取得社员资格。

社员权利—— （一）凡参加本社为社员，从入社日起，凡本社所出之《文艺生活》月刊，各种新出版单行本，均免费赠送一份。

（二）本社设有“文学顾问部”，聘请名家多人，义务解答社员所提之一切有关文艺学习上问题，并将答复在《文艺生活》上逐期发表，及修改习作稿件。

填表注意事项——表由各入社者预行填明连款交来，登记表项目如下：姓名，性别，年龄，职业，兴趣，志愿，对本社希望，通讯处。

文艺生活社启

通讯处：香港九龙弥敦道五七九号B南国书店转[62]

这是在《文艺生活》上首次登出的关于文艺生活社征求社员的号召，重点放在了缴交社费的地点、方式以及社员的权利上，并没有明确文艺生活社的宗旨和规定社员的义务。

接下来在光复版第14期上的《文艺生活社继续征求社员——社员的权利和义务》中则明确了上述两点：“本社培植文艺新军宗旨，服务初学写作社员，设有‘文学顾问会’，解答社员提出有关于文艺研究，学习，阅读和写作等问题，并为他们修改习作稿件，介绍发表。”社员义务除了缴交入社费外，还包括“介绍新社员入社，推广《文艺生活》，如本社因经济困难，需要社员支持，并须尽其所能予以支持。”[63]

从中可知，征求社员运动的主要指向是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青年读者缴交社费成为社员，并推广刊物，《文艺生活》的出版资金、读者链条、发行问题便三合为一，都得到了解决。而青年读者们更从中获得很大益处，有名家指导写作，稿件可能得以发表，免费得到期刊和书籍。对于双方来说，这是一种共赢性的举措。

文艺生活社征求社员运动的号召发出之后，“各方面反应之广泛、迅速，”“大出”司马文森的“意外”, “只广州香港两地，就超出了三百个”, “而这个运动不过还刚刚开始”，司马文森因此估计，“两个月后，数目当超出现有的几倍。”[64]

继光复版第13期的首次征求社员运动号召之后，司马文森又分别在光复版第14—18期，海外版第1—2期，海外版第3期（《文艺生活副刊》），海外版第5—6期，海外版第13—14期上以“征求社员”“如何参加文艺生活社”“招纳社员”的形式连续发布征求号召，整个运动从在《文艺生活》上正式发布的1947年4月持续到1949年5月，历时两年多。

在光复版第14期里，司马文森在《打算怎么做？》一文中曾经“代表社向各同志提出”, “加紧为征求三千个社员来个突击运动，起码每个人得介绍一个新同志入社。”在光复版第16期的《致社员书》中，司马文森说：“假如每个人都能介绍两个人参加，一下子我们便可以完成三千社员的突击工作了！”可以推断出来，此时文艺生活社大概已有社员1000人。由此可见征求社员运动得到响应的热烈程度和迅速程度了。但再往后社员群体扩大的速度就减慢了，1949年2月15日出版的海外版第10、11期合刊中，司马文森以《〈文生〉一年》为题，在“给大家报报账”时提到：“我们计划完成三千社员运动是失败了”。

现在我们已知道，实际上，文艺生活社的社员大约有1500人。[65]社员大部分是海外青年，遍及港澳、泰国、马来亚、缅甸、新加坡、菲律宾、越南、印尼以及美国、加拿大、古巴、英国、巴西等地，国内主要集中于广州，其次是上海、北平、天津、昆明等地。从总体上看，社员的身份“主要是职业青年（包括店员，教育工作者，记者，医生，小市民），其次是青年学生，第三位是工人。职业青年数量约占全社一半以上”[66]。其中内地和海外又有差别，以代表内地各城市的广州为例，“学生占绝大多数，职业青年占次位。”以代表南洋各地的香港为例，社员“占最多数的是职业青年（包括产业工人，什役，学徒，店员，写字楼职员，小学教师）其次是失学青年及学生”[67]。

司马文森发起征求社员运动还有一个意想之外的收获，那就是“各方面人士”对这个运动不仅“响应殊为热烈”，而且除参加成为社员外，“更有人自动献捐本刊出版基金”。第一批献捐人来自吉隆坡，光复版第13期（1947-4）刊登了名单，有八个人共捐助叻币（新加坡币）五十九元二角。计有：

西玲先生拾元（叻币，以下同）；王铁志先生拾元；陈汉忠先生拾元；侯斌彦先生拾元；林参天先生伍元；上官豸先生七元二角；周心墨先生伍元；周墨西先生二元

司马文森从中得到启发，在光复版第16期（1947—1948）提出作“万元基金征募”运动，“按地区、分批进行”地“委托”各地社员进行基金的征募。[68]

基金征募运动同样快速取得了显著成果。至1948年1月就“已完成约三分之二多点”[69]，即7000元左右。而到1948年5月，“公布收入总数折合港币”已经达到10067.112元。[70]征募文生出版基金的运动一直持续到1949年5月，共两年多的时间。捐募出版基金的献捐人名单分别刊登在光复版第13—18期、海外版第1期、海外版第2—4期（《文艺生活副刊》）、海外版第8—12期和第14期上。可计算的献捐人共有635人，加上以众人面目出现的献捐人，应有700人左右。[71]献捐人捐款数目不等，有一人捐1元叻币的，也有一人捐500元港币的。包括一些基金会和协会（如海外华侨捐助祖国和平民主文化事业基金、纽约华侨文化社和吉隆坡前写作人协会）的捐款在内，文艺生活社共得到的捐助总数为：港币4484.4元，叻币2092.7元，暹币666铢，美金573.5元，荷币235元，菲币184.5元，越币180元，国币85万元，加币7.3元，英镑6先令。其中，1948年5月之后收到了港币1129.4元，美金105元，叻币165元，菲币90元，暹币83铢，英镑6先令。[72]因此，文艺生活社得到的出版基金捐助应该是港币12000元左右，大大超出了预期的数目。再加上社员缴交的入社费，以每人港币10元来计算，社员入社费应在30000元左右（第二年入社费是每月港币1元）。这些资金的注入，使得《文艺生活》及其文艺生活社的一些出版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在香港出的最后一期即海外版第20期（1949-12-25）中，司马文森在《岁暮献词》中总结道：“在海外出了三年多，蒙海外读者，特别是遍布在国外各处的社员同志，在精神上物质上给了我们不少支持。”“文生社的社员同志，是我们这个社，这个杂志的骨干。”而且说了句“实在话”,“过去我们就是靠大家交来的这么一点费用来支持的。”这就是说，港版《文艺生活》出版资金的来源完全是靠社员的入社费和捐助的出版基金来维持的。1500人左右的社员和700人左右的献捐人之间肯定有众多的重合之处，但我们仍可以这样说：《文艺生活》在香港等海外的生存是在司马文森等人的主导之下，在近2000人的群体的支持之下得以实现的。这种文人办刊的特殊模式，名之为文人主导下的群体性办刊模式似乎“实至名归”。

港版《文艺生活》的办刊模式属于文人主导下的群体性办刊模式还有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文艺生活》在发行上的群众性。虽然和一般的杂志一样，《文艺生活》也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来增加影响，[73]但因为有了众多的社员读者，依靠社员读者的群众性网络来扩大发行是司马文森试图推广《文艺生活》的主观想法。

前文已提到过，文艺生活社招募社员时规定社员的义务之一就是“推广《文艺生活》”。9个月后，即1948年2月，文艺生活社“为了扩大发行网，减小社方经济负担”，还拟定了“特约推销办法”,“请各社员踊跃参加，自动报效，特别是在各学校内”，并提出了设想，“假如我们有了一百个分销站，每个负责推销十份，就有了一千份了”，而这样“对社的帮助是很大的，希望各同志把它当一件工作来做，并介绍你的朋友参加这个运动”。[74]《文艺生活征求特约推销员办法》详细规定了特约推销员推销《文艺生活》不同份数的相应折扣（“三十份以下七折，三十份以上六五折，五十份以上六折”），代文艺生活社征求定户的酬劳（“百分之十”），经销书款的结算频次（“每月结算一次”），未售出杂志可以退回的数目（“不超过百分之三十”）以及特约推销员的权利（“享受本社社员之一切权益”,“凡全年代销额达港币伍佰元以上者，本社年终结算后，奉赠价值代销百分之十之图书”,“特约推销员委托本社购买任何书店出版之图书，一律五六折收费”）等等。[75]

这个推销办法公布出来以后也马上有了回应，在接下来的《文艺生活副刊》海外版第2期（1948-3）上就有“服务部广播”:“建立《文艺生活》群众性的发行网，热情响应的社员已有十多个，我们希望它能扩大开去，目标是建立一百个发行站。”而且社员黄循辉、黄明兴的推广站因为“从每期推广《文生》三十份，两个月来已迅速增加到一百五十份”[76]而得到总社的感谢和表扬。

1948年3月公布的《文艺生活》在海外销数地区的排名是：“马来亚占第一位，香港占第二位，暹罗占第三位，安南占第四位，菲律宾占第五位，美洲占第六位。”[77]我们现在无从得知《文艺生活》在这些地区的销数和社员推广站的建立之间的关系，但“通过自有的群众发行关系”来推广杂志一直是司马文森的理想。在发表于1949年2月15日的海外版第10、11期合刊中的《〈文生〉一年》一文中，司马文森并且将这一理想诉诸未来。他充满激情地憧憬着假如华南也解放了，那么对于《文艺生活》, “我们要通过自有的群众发行关系，让它散布到全国，特别是西南各省的农村，工厂，学校。如果每个乡，每间学校，每间工厂，都有我们的杂志发行站，那么你们想一想，它将有多大的发行数字了。”那时，“我们的杂志必须从月刊改为半月刊，甚至于是周刊。”司马文森这个“美丽动人的梦”就是他现实想法的一个延伸。

另外，杂志稿件的群众性也应是“文人主导下的群体性办刊模式”的题中应有之义。司马文森在《〈文生〉一年》中也将新中国成立后的工农文艺干部作为“杂志稿件的写作者，杂志推广者，经济主要支持者”。写作者占到了第一位。在香港的三年多时间里，《文艺生活》的社员主要是青年学生和职业青年，为了提高他们的写作和研究文学的能力，《文艺生活》专门设置了包括黄药眠、葛琴、夏衍、陈残云、胡仲持等各领域名家云集的文学顾问会。通过和文学顾问会成员通信，社员有关文艺学习的问题得到了解答，习作稿件也得到了修改。这些通信部分发表在《文艺生活》以及《文艺生活副刊》上，更多的通信是一对一私下进行的。经文学顾问会修改后的社员稿件主要发表在《文艺生活》“文学顾问会”一栏和以后的《文艺生活副刊》上。这些社员习作有些是社员本身有所感而写作的，有些则是对文艺生活社征文的应征。除了社员个人的稿件，《文艺生活》上还有以文艺学习小组名义发表的文学批评文章。这些方面的详细内容在下面讲到司马文森及《文艺生活》对青年社员实现实践引领（包括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时将会更详细地谈到。

虽说社员个人以及文艺学习小组的稿件只占据了《文艺生活》稿件的一小部分，而且可以说这是司马文森针对办刊模式的改变而相应调整编辑策略的结果，但这种杂志稿源上的群众性特点确实成为群体性办刊模式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支点。

总之，在40年代后期香港特殊的时空环境之中，司马文森为了维持《文艺生活》的生存和发展，抓住海外华人青年心系祖国、热爱文艺的情感心理，呕心耕耘，在办刊策略上采取了独特的文人主导下的群体性办刊模式，具体表现为出版资金的群体性支持、发行上的群众性和杂志稿源的群众性。

1950年初，《文艺生活》移回国内，在广州出版了穗新版，但仅仅出了六期就停刊了。司马文森在香港时所畅想的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内继续以此种办刊模式办刊，甚至创办印刷厂、书店，设立“附带了图书室，社员招待所，文化代办处的服务部”，使文艺生活社成为“一个包括了近百个工作人员的文艺服务单位”真的成了一个“梦想”，无法成为现实。[78]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五十年代初期司马文森主要是在香港负责中共领导的香港电影和新闻工作。由于大部分时间是住在香港，《文艺生活》是他编排好后送到广州出版的，因此，无论是精力还是实际的编辑出版工作都出现了困难。但事实上，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在建国初期的文学“一体化”的进程当中，文艺杂志必然要体制化以适应新的文学秩序与话语规范。《文艺生活》在抗战和国共内战期间虽说发挥了战斗文艺的功效，但在新的历史整合时期，它显然不具备与《人民文学》《文艺报》以及一些新创的地区作协会刊抗衡的能力，因此停刊就成为必然。

关于40年代文学期刊的办刊模式，刘增人指出，虽然文人办刊始终是现代文学期刊主导的样式，但进入40年代，在战争的巨大力量的左右下，文学期刊的办刊模式开始出现多样化。系有“洋人”办刊，商人办刊，政党办刊，联合办刊，军队办刊和政府办刊等模式。[79]此种分类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了40年代文学期刊在战争缝隙中寻求生存的方式的多样性。但对文人办刊的具体模式在40年代的多种可能性却没有深入讨论。尤其在战后的香港这一特殊的时间与空间中，国内流亡文人与他们的刊物的生存方式更是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话题。

三、引领性文学平台和读者型文学社团的构建

刊物的生存方式往往会成为决定刊物编辑人编辑思想的外部动因，如果此种外部动因并且契合了编辑人的内在诉求，那么便会催生出相应的编辑策略。司马文森之于《文艺生活》的编辑策略的调整就是如此。

虽然是30年代末登上文坛、40年代初就已名声大噪的年轻有为的作家，司马文森却十分具有培养文艺青年的前辈意识。早在1941年《文艺生活》创刊号中，司马文森就强调了“实际的写作方法或生活介绍”“这一类东西”“对于青年们的帮助是很大的，而且正是目前十分迫切需要的。”[80]可见司马文森对于引导青年走上文艺创作的道路、扩大文艺青年的队伍十分重视。桂林时期的《文艺生活》就团结了碧野、邹荻帆、曾卓等青年作家和诗人，培养了邹绿芷、曾敏之等一批文学新秀。但在战时中国大后方，司马文森这方面的想法很难在现实中全面实施。到了战后在香港继续办刊，司马文森这一理想和热忱在现实环境的困压下反倒得以尝试和体验。

自1947年初发起征求社员运动后，经过一年的实践，1948年司马文森在编辑方针上更加明确，强调要“和在香港出版的一些兄弟文艺刊物”进行“分工”，主张“更切实的来耕耘，多介绍一些对年青文艺工作者和爱好者有益的文字，对大家的学习，多作些实际协助的工作”[81]。并提出了总的工作目标，即“培养西南及海外的文艺新军，散布民主文艺种子，团结广大青年文艺爱好者”[82]。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1948年，司马文森已具有明确的刊物“分工”意识，培养“文艺新军”的“耕耘”意识，提高“青年文艺爱好者”文艺水平的“协助”意识以及“团结广大青年文艺爱好者”的社团意识。这种成熟的编辑思想催生了相应的编辑策略——构建“引领性文学平台”。

所谓“引领性文学平台”即以《文艺生活》及《文艺生活副刊》为前台载体、包括文艺生活社各个组织系统在内的，旨在协助并提高青年文艺爱好者文艺水平的整体运行机构及由此形成的互动空间。

就前台载体来说，首先，司马文森着重在《文艺生活》及《文艺生活副刊》上刊发了为数不少的指导青年进行文学创作和文艺研究的理论文章以及关于作家的生活、创作介绍的文字，实现了对青年社员文艺学习的理论引领。

关于指导性的理论文章，《文艺生活》从光复版第17期（1947-10）起设置了“文艺学习讲话”一栏，先后刊登了宋云彬的《为什么要读文学史？怎样读文学史？》（光复版第17期），蒋牧良的《怎样读小说》（光复版第18期），周钢鸣的《如何进行调查研究？》（《文艺生活副刊》海外版第1期）和《怎样分析人物》（海外版第8期），林林的《论诗的感情》（海外版第9期），黄药眠的《论风格的诸因素》（海外版第12期），林林的《白话诗与方言诗》（海外版第14期）以及《谈诗歌的用词》（海外版第16期）。此外还有司马文森的《谈取材——以〈风灾〉,〈景明楼上的舞会〉,〈种子〉,〈周求落魄记〉为例》（海外版第7期）等也属指导青年创作的一类。

关于作家生活和文学创作的介绍性文字，《文艺生活》从海外版第6期（1948-9-15）起设置了“作家自白”和“作家印象记”两个栏目。“作家自白”有郭沫若的《我怎样开始了文艺生活》（海外版第6期），葛琴的《我怎样写起小说来的》（海外版第7期），陈残云的《〈风砂的城〉的自我检讨》（海外版第8期），顾仲彝《我怎样开始了戏剧生活》（海外版第9期），臧克家的《关于〈泥土的歌〉的自白》（海外版第10、11期合刊），赵树理的《也算经验》（海外版第16期），孔厥的《下乡和创作》（海外版第17期）。“作家印象记”（在正文题目旁配有“作家风貌”的小插图）有静闻的《悼朱佩弦先生》（海外版第6期），蒋牧良的《记张天翼》（海外第7期），黎舫的《记蔡楚生》（海外版第8期），孟超的《记田汉》（海外版第9期），静闻的《H．海涅和他的艺术——序林林译〈织工歌〉》（海外版第10、11期合刊），吴费的《萧军的故事》（海外版第13期），白沉的《记夏衍》（海外版第16期），黄永玉的《记杨逵》（海外版第17期）。此外还有一些虽没有清晰的栏目归位，但实属此类文字的。如静闻的《忆达夫先生》（光复版第17期），夏衍的《悼宋千金》（光复版第18期），洪遒的《略记在明月社时代的聂耳》和郭沫若的《南昌之一夜》（海外版第5期），金丁的《郁达夫的最后》（海外版第13期）以及纪叟的《赵树理怎样成功一个人民作家》（海外版第14期）等。

从海外版第6期开始的这种刊物编排上的改变，很快就得到了社员的良好反馈。社员吴锡昆就来信称，《文艺生活》在内容编辑方面更“精练”“多方面”, “适合一般初学者的需要”[83]。司马文森也对此进行了总结，1948年“《文生》上陌生的作者多了，内容更加地方化，所发表的理论文字，也更能适应那些初学者了”[84]。

另外，作为文协香港分会的常务理事，司马文森将文协香港分会在1947年发动的暑期青年文艺创作竞赛活动承揽在《文艺生活》这一平台上。海外版第1期作为“青年文艺创作竞赛入选专号”，刊发了入选的四篇小说及文协香港分会的《青年文艺创作竞赛结束报告》。四篇小说分别是陈琢如的《动摇》，草莽的《新贵胡院长》，叶烨的《在捷发轮上——一千七百多个囚犯的遭遇》和胡序昭的《独眼龙》。海外版第2期作为“文协入选独幕剧专号”，刊登了新人刘朗和史朋的两个独幕剧——《接到征兵通知书后》和《渡河，十二里》，并配发了瞿白音的简短评论《〈渡河，十二里〉读后》。为了进一步使诸新人新作得到提高，同时作为对其他文艺青年的指导，司马文森又“要”周钢鸣写了《评创作竞赛的入选小说》（海外版第2期），同时在和夏衍“杂谈”时向他“拉稿”，夏衍由此写了《读“文协”入选的两个独幕剧》（海外版第3、4期合刊）的批评文章。周、夏二人对于这些作品大至对现实的关系、结构、情节，小至人物性格的刻画、伏笔的隐埋、开场的方式等都做了细致的分析，对于文艺青年尤其是文艺生活社的青年社员在写作上的补益无疑是十分明显的。

其次，司马文森设置了文艺生活社的“文学顾问会”，使青年社员有了直接和文学名家交流的机会，实现了对青年社员文学创作的实践引领。

文学顾问会人员如下：理论指导：黄药眠、冯乃超、荃麟；小说指导：葛琴、司马文森、华嘉；戏剧指导：夏衍、章泯；诗歌指导：陈残云、黄宁婴、吕剑；批评指导：胡仲持、陈闲；散文、报告文学指导：周钢鸣、周而复、洪遒。[85]这个阵容现在看起来也是十分强大。更难得的是，文学顾问会确实在后来的日子里发挥了它的作用，确实做到了司马文森在初次发起征求社员运动的号召中所提出的目标——“义务解答社员所提之一切有关文艺学习上问题，并将答复在《文艺生活》上逐期发表，及修改习作稿件”[86]。

如在提出“文学顾问会”工作的第二个月，即光复版第14期上就登出了陈残云答复社员何树铃有关学写诗歌的方法的回信，以及司马文森答复社员麦启麟关于如何阅读文学作品的回信。而且为了弥补通信指导的不足，1948年2月到10月文艺生活社还专门出过6期《文艺生活副刊》作为文学顾问会的活动园地。在光复版第15期、16期、17期，海外版第4期（《文艺生活副刊》），海外版第6期和第7期都有司马文森、陈残云、周钢鸣、蒋牧良和胡仲持等人多次给提出文艺问题的社员的复信。而且这些只是刊登出来的部分，实际上，还有大部分社员和顾问会成员之间的通信是一对一私下进行的。[87]

仅就1947年来说，文学顾问部就收到来信898封，复信840封，其中答复有关于文艺学习问题的信占400封。收到稿件120篇，修改后发还的有80余篇，在《文艺生活》上发表的16篇，拟发表的还有20多篇。[88]

而1948年，文艺生活社共接到了近1800封信，平均每月来信150封左右。其中请求解答在学习时所碰到的困难问题的约占20%，来稿请求批阅的约占10%，其余的70%都是属于服务部范围的。[89]推算一下，1948年文生社要转给文学顾问会的问题信件大概是360封，收到稿件大约是180篇。问题信件低于前一年而稿件数量高于前一年，文学顾问会对广大文艺青年在文学知识的普及和文学创作指导上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经文学顾问会修改后的社员稿件在1947年4月至1948年1月主要发表在“文学顾问会”一栏的“习作之页”上，集中在光复版第14期至18期上。1948年2月《文学顾问》以《文艺生活副刊》之名单独出版后，社员的稿件就有一部分刊登在副刊上了。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社员习作有些是社员本身有所感而写作的，有些则是对文艺生活社征文的应征。如在光复版第14期（1947-5）上就有“文生社五月份征文”——“我最喜欢阅读的书”和“生活素描”。对于后者还做了说明：“不完全是报告自己的生活，社会上各行各业的生活现象，也可以搜集着来写。”

这次征文有30多个社员写了文章应征，在接下来的光复版第15期（1947-7）上选了6篇发表。有年轻的织布厂染工黎棠的《小贩》，余全的《一个乡村小学教师》，达德学院学生刘梦华的散文《海滨》以及小学教师春草的《我最爱读的一本书〈虹〉》，郑鸣的《〈风砂的城〉最大的失败》，夕天的《〈安娜·卡列尼娜〉——我最喜欢阅读的书》。再如在海外版第1期（《文艺生活副刊》）和海外版第4期上刊登的6篇报告文学作品也是社员对总社提出的“马来亚人民抗敌记”征文运动的响应文章。可见，文艺生活社和文学顾问会为了提高广大文艺青年学习文艺和创作的兴趣，实现“引领”的目的，确实是费尽心思，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最后，司马文森组织各地文艺学习小组进行集体文艺学习，形成文学批评文章，经由文学顾问会指导后在《文艺生活》上发表。通过这种形式，实现了对青年社员文学批评的实践引领。

文艺生活社的组织系统是总社、分社、各文艺学习小组。总社的工作是“经常办理编印书刊，解答社员学习上困难，作一些事务性的服务，并为程度低下社员举办函授班（办法另行宣布）”。分社主要“负责各主要地区社务的联络和推动”。“学习小组是本社的组织单位。他们要作许多学习和工作活动，如举行研究会，文艺欣赏会，出版文艺壁报，经常举办集体旅行，进行地方调查，学习写作，和地方民主团体联合作争取民主斗争”[90]。一般一个地区有三个以上的社员，即可组成一个学习小组。

为了指导各学习小组的集体学习，文艺生活社和文学顾问会往往会在《文艺生活》上提出文艺活动的中心，发布研究提纲。如在光复版第15期（1947-7）上文艺生活社就规定了六七月份的中心活动是研究《马凡陀山歌》,“各小组并应于完成研究后，将记录寄交顾问会”。并列出了《马凡陀山歌》研究大纲：（一）马凡陀式的诗，有什么特征？（二）《马凡陀山歌》产生的社会条件是什么？（三）马凡陀的诗与其他诗作者的诗比较；（四）《马凡陀山歌》与《王贵与李香香》;（五）结论以及参考书目。每一大的要点下还列有二到四条小的要点，非常详细。在光复版第16期（1947-8）则列出了《怎样阅读文艺作品》（讨论大纲）。对于《马凡陀山歌》的研究，香港、九龙“两地社员的学习工作进行得很好”,“有七八个小组举行研究”，并由顾问会请了洪遒，吕剑，陈残云等诗人前去进行了指导。[91]对于《怎样阅读文艺作品》则有第四学习小组的《〈怎样阅读文艺作品〉讨论总结》发表在光复版第17期（1947-10）上。此外，在光复版第18期（1948-1）上还发表有文生中环组的《〈李有才板话〉讨论结论》。

以集体学习的方式来提高青年社员的文艺水平是一种非常理想化的想法。事实是，虽然1948年的“集体文艺学习”“大体上”比1947年“上轨道”, “但有些地区因为环境动荡，限制了发展。上半年还好，到下半年差不多大半是停止了，只有个别的通信学习。”[92]即使如此，这种引领者姿态还是颇具理想主义的光芒，使得司马文森构建“引领性文学平台”这一编辑策略增添了一些乌托邦的色彩。

上述理论引领和实践引领都主要是以《文艺生活》和《文艺生活副刊》为中心载体的。事实上，刊物只是作为“引领性文学平台”的前台载体而存在，“引领性文学平台”是一个立体的、多层次的结构空间。对其的构建还需要文艺生活社各个组织系统的分工、协调和配合。文艺生活社总社设有五个部门，分别是总务部、编辑部、顾问部、函授部和服务部，除函授部最终没有落实外，其余四个部门都发挥了实际的作用。编辑部和顾问部的负责人分别是司马文森和陈残云，作用自不用再说。总务部负责人张殊明曾多次到南洋去宣传刊物、联络业务，服务部负责人黄桂荣也是文艺生活社的经理兼发行人[93]，除收取社费、邮寄书刊等外，还帮助社员“介绍交友”, “代寄书目及学校简章”, “代向港中交涉点私事”[94]并联系社员间的赠书运动、筹建了进修图书馆等等。文艺生活社各个组织系统“后台”的分工协作和前台的刊物共同构建了一个对青年社员亦即广大青年文艺爱好者的“引领性文学平台”。

“引领性文学平台”的构建是司马文森等人在战后香港特殊的时空环境下综合外部动因并契合内在诉求而调整编辑策略的方式和结果。在平台的构建过程中，司马文森将文艺生活社办成一个社团组织的意识也逐渐清晰，由此促成了一个新型的读者型文学社团组织的出现。

从1947年4月在《文艺生活》上正式发布征求社员号召，四个月后就有社员近千人，这种速度和规模不可能不让司马文森惊诧和欣喜，在思考如何引领社员之余，一种社团意识也在酝酿。终于，在1948年2月，司马文森提出了这个问题：

文生社是一个什么团体？有人说是杂志社，有人说是出版社，有人说是个青年的文艺研究团体。所说的三种看法都不错，但不够。我们到底是个什么团体呢？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一个主张民主，研究文艺的青年学习团体。在这个团体里有杂志，有丛书的出版，也有各种指导性服务性的机构组织，将来我们还想办文艺学院。至于参加成分，不限作家，自由职业者，工农职业青年学生我们一样欢迎。活动地区也不限在上海香港，我们的范围宽广得很，全世界任何地区凡有中国人地方，有文艺活动地方，我们都欢迎有人来参加我们的活动。[94]

这里，司马文森很清楚地将文艺生活社定位为“青年学习团体”，标示了团体的主要构成人员是华人青年，团体的立意目标是主张民主、研究文艺，团体的性质是学习性的文艺团体。而华人青年的身份，并不限定在作家和自由职业者的小圈子里，工人、农民、职业青年和学生也都在吸收范围之内。社团成员身份范围的确定，一方面表明了这个团体的非精英的、学习性的社团性质，另一方面也是根据已有的参加成员的身份来定的。前文说过，同年1月份的社员身份统计结果显示，社员主要是由职业青年、青年学生和工人等构成，职业青年数量占到一半以上。

学习性的社团性质在使司马文森构建“引领性文学平台”的编辑策略得以实施的同时，也使得这个社团本身区别于以往的、常规意义的文学社团。虽然现在人们已将传统的文学社团定义的外延扩大，“如新青年社与语丝社，这个‘社’本身意指‘单位’，杂志社，但也可以转喻为社团。”即“以同人刊物为核心聚集起一批作者队伍”, “也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学社团”。再如，“虽无明确的结社意识，但因为经常性聚集在一起而含有了社团意义”的“文人的小团体”也被认为是文学社团。[95]但文学社团仍被指称为以创作主体作家作为全部构成、发扬某种相近文学主张的群体性组织。20年代的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30年代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无不如此。如文学研究会的性质“是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文学研究会宣言》），主张写实主义；“文协”则是集合全国的作家，旨在形成全国文艺界抗战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面。

文艺生活社这个“青年学习团体”与上述“典型”文学社团有可比之处：

一方面，文艺生活社可以被称为社团，它有自己的集团宗旨，即“主张民主、研究文艺”；它有自己的刊物，即《文艺生活》月刊及《文艺生活副刊》；它的社员群体虽人数过多，分布较广，但通过层次分明的组织系统，可以有效地进行彼此交流和共同参与文艺活动。另外这个团体的存在时间较长，《文艺生活》在海外的三年时间可以视为这个团体的有效生命时长。在文学社团几乎烟消云散的40年代后半期，这是很难得的。而另一方面，文艺生活社的“不典型”的特点则在于它基本上是一个读者型的社团。虽然社员读者们的习作也在社团的刊物上发表，但占的篇幅往往不大，即使是《文艺生活副刊》单独出版以后，这种情况也没有改变，指导性的文字、总社的活动计划、顾问部的复信以及社员之间的交流占了大部分。

因此，文艺生活社的社团性质可以被描述为：是以《文艺生活》月刊为中心载体，以司马文森等人的总社为“司令台”[96]，以各学习小组为基本组织单位，以职业青年和青年学生等作为主要成员的读者型文学社团。

另外，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众多文学社团“利用结社活动来聚集力量，向社会发出改革的声音”一样[97]，文艺生活社同样具有鲜明的社会诉求。司马文森在明确提出文艺生活社的团体性质之后一个月，即1948年3月，就指出，文艺生活社的任务，“不仅在于办一份《文艺生活》，介绍一些好文章给大家读，而是要团结主张相同，兴趣相同的青年朋友，把分散力量集中起来，为新民主中国斗争！”[98]

司马文森如此说，并不是否认他之前强调的文艺生活社的“研究文艺”的“青年学习团体”和“学术团体”的性质[99]，只是在司马文森们看来，文艺学习、“文学创作与社会活动是浑然一体的，文学如同生活”[100]。前面说过，文艺生活社各学习小组“要做许多学习和工作活动”。工作活动包括“进行地方调查”, “和地方民主团体联合作争取民主斗争”。就因为学习小组的这个“工作活动”的定位，《文艺生活副刊》只出了6期就不得不停掉。因为副刊上刊登的“各种活动报告”, “招致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因而“在荷印被禁”。“为了不使大家感受麻烦”，司马文森“把它停掉了”。[101]

而且，从“主张民主，研究文艺的青年学习团体”这样的表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主张民主的社会诉求在先，研究文艺的文学诉求在后。事实上，司马文森搭建“引领性文学平台”、筹办“青年学习团体”以“培植”“文艺新军”具有十分直接的现实指向。在总结1948年的集体文艺学习工作时，他说：“尽管有了如何的困难，但我们还是给未来的民主文艺事业，准备下了大批年青的写作干部。这些年青的文艺队伍，将是未来华南及海外有力的文艺工作的组织者和支撑者。”并由此自我肯定道：“我们计划完成三千社员运动是失败了，但完成五十个文艺写作及运动的干部计划是完成了！”[102]

“研究文艺”的文学诉求的目标被具象化为“文艺写作及运动的干部”，文艺生活社的具有鲜明社会诉求的社团性质一目了然。

四、关于文学期刊生态学的可能性探讨

文人主导下的群体性办刊模式的创建和引领性文学平台的构建，都是司马文森为了维持港版《文艺生活》在战后香港的生存而采取的编辑策略，虽说这种编辑策略与司马文森的文学看法暗合，但如果我们把港版《文艺生活》月刊视为一个个体，这个刊物在40年代下半叶的香港的挣扎、生存和发展就是刊物个体与其所处的文学生态之间的博弈。推演开来，整个《文艺生活》月刊与40年代文学生态的关系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根据文学生态学（literary ecology）,“文学生态就是把生物学中‘生态’范畴引入文学研究领域，将文学自身及其所处的外部环境都看作一个生态系统，从而探究文学在产生、发展、嬗变过程中其内部诸要素（本体与主体、理论与实践）与外部环境（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等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关系的规律，并进一步认识各种环境如何对文学产生积极影响和负面制约”[103]。

艾布拉姆斯认为艺术四要素是作品、艺术家、世界、欣赏者，[104]美籍华裔学者刘若愚将文学四要素界定为宇宙、作家、作品、读者，[105]人们的共识是，文学是由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四个要素构成的一个整体，一个多环节动态活动过程。而文学期刊则可以视为一个文学综合体。本书引言部分已经提到，早在1947年3月，盛澄华就撰文指出，文艺杂志联系着“现代文学中创作家，批评家，与大众读者”，其“所负的最高使命”在于回答这样几个问题：“什么是这一时代的动向？什么是这一时代下一个作家所应采取的态度？什么是这一时代下一般读者的要求？如何在这社会因素，艺术因素，与心理因素三者间去求得一种适度的平衡？”[106]盛澄华70多年前上述言论的当下意义在于指出了文学期刊作为一个文学综合体的存在价值。

作为文学综合体，文学期刊将文学四要素（世界、作家、作品、读者）紧密关联起来。其中，“世界”要素具体体现为文学期刊生存于其中的外部环境，包含政治、经济、文化、地域等要素；作家、作品、读者则在刊物编辑者编辑思想、编辑策略的统筹下聚集于文学期刊之中。如果我们把刊物编辑者在特定编辑思想、编辑策略下对作家、作品、读者的统筹视为文学期刊诞生和发展的内部要素，把文学期刊生存于其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地域等要素视为文学期刊的外部生存环境，探讨文学期刊和外部环境相互关联、彼此制约所形成的文学期刊生态系统，或许不失为在文学期刊生态学视角下对文学生态学研究的一个丰富和补充。

文学生态学把文学看作“类生命的对象”，认为“文学的有机性”在于“文学是一个生长、发育和进化的过程”。同时，“文学是处于它的环境之中的，文学是人类精神家族（如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文化、社会等）中的一个分支。”文学和环境之间不断地进行“符号性的交换”，以此形成“文学的关系性”。[107]基于生态学以及文学生态学的思想和理论范式意义，文学期刊生态学的假设成立首先必然关涉到文学期刊的有机性问题。

期刊编辑者之于期刊而言通常是父亲和孩子、创造和被创造的关系。司马文森就将刚刚诞生的《文艺生活》比作“新生幼儿”，希望他“日见壮健起来，不至于中途夭折”; [108]将被迫移至香港出版的《文艺生活》比作“风雨飘摇中生长的孩子”，希望“亲爱的读者和作者”对其“加以更多抚育和导示”。[109]即便抛开情感因素，一个文学期刊的诞生、成长、壮大，无不是在编辑者对于作家、作品、读者的统筹之下进行的。

《文艺生活》甫一创刊就明确了编辑方针，即“加强创作部分，有好的翻译每一期也要尽可能的介绍出来。作家或作品研究，不论是中国或是外国的，我们都希望每期能介绍一两篇，不尚空论，多谈实际的写作方法或生活介绍，虽没有特殊见解，能尽量的提供出研究材料来，也是我们所欢迎的，因为我们觉得像这一类东西，对于青年们的帮助是很大的，而且正是目前十分迫切需要的。”[110]在此编辑方针下，一大批活跃在文坛上的知名进步作家和艺术家聚集于《文艺生活》中。按发表作品数量来看，《文艺生活》主要撰稿人包括司马文森、陈残云、何家槐、林林、黄药眠、胡仲持、郭沫若、周钢鸣、孟超、黄宁婴、华嘉、杜埃、荃麟、静闻、夏衍、韩北屏、曾卓、周而复、伍禾、张殊明、欧阳予倩、田汉、陈闲、穆木天、李育中、洪遒等。而且许多著名的作家的作品是在《文艺生活》上初次与读者见面的。如田汉的五幕剧《秋声赋》（桂林版第二卷第2—6期），欧阳予倩的独幕剧《一刻千金》（桂林版第三卷第1期），夏衍的五幕六场剧《法西斯细菌》（桂林版第三卷第3期）等。

司马文森对作家作品进行统筹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紧扣热点、设置专栏。比如第一卷第3期（1941-11-15）就设置了“寿郭沫若先生五十”专栏，刊发了田汉、聂绀弩、孟超和韦昌英的祝颂文章。这一期还设了“德苏战争特辑”，有孟昌译A．托尔斯泰的《我号召憎恨》、孟昌译W．瓦雪柳斯卡的《在战争的路上》和秦似译I．爱伦堡的《我看见过他们》三篇文章。第一卷第4期（1941-12-15）设置了“寄慰苏联战士”专栏，发表了欧阳予倩《寄慰苏联战士》、荃麟和葛琴《为了全人类的利益》、韩北屏《声讨暴徒希特勒》等9篇短而有力的杂文。第三卷第4期（1943-2-15）设置了“新年试笔”专栏，发表了柳亚子《民国三十二年的希望》、孟超《元旦杂忆》等4篇文章。另一方面，司马文森还组织作家进行座谈或笔谈。1941年11月19日下午，田汉、荃麟、宋云彬、艾芜、孟超、司马文森等15人聚集桂林三教咖啡厅，“清算”“检讨”1941年的文艺运动，作为开展1942年文艺运动的“一点参考”。座谈会记录以《一九四一年文艺运动的检讨》为题发表于桂林版第一卷第5期（1942-1-15）上。桂林版第二卷第2期（1942-4-15）发表有田汉、欧阳予倩、夏衍等人参加的《新形势与新艺术》座谈会记录。穗新版第1期（1950-2-1）则发表了《对一九五〇年华南文艺工作的希望》笔谈文章8篇，有黄绳《中国人民文艺的光辉》、陈君葆《现阶段文艺工作的几个重点》、韩北屏《华南文艺工作的重点问题》等。

读者方面，司马文森虽然十分年轻但却具有培养文艺青年的前辈意识。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提出了“假想读者”的概念，认为在文学创作中，作者总是会以某种方式假想他的读者。于是，“作者创造了一个他自己的形象和另一个他的读者的形象；正如他创造了他的第二个自我，他也创造了他的读者，最成功的阅读是这样的：在阅读时被创造出来的两个自我、作者和读者，能够找到完全的和谐一致”[111]。布斯的“假想读者”道出了读者和作者信念的一致性，并由此确证了一个原则，那就是任何作家的写作都怀有一个“假想读者”，成功的阅读正是借助这样的读者来实现。

如果把作家的创作和编辑者的编辑类比，按照布斯的说法，文艺青年就是司马文森为《文艺生活》设定的主要“假想读者”。在创刊号发表的编辑方针中，司马文森尤为强调了“实际的写作方法或生活介绍”对于引导青年走上文艺创作的道路有直接的帮助。桂林版《文艺生活》处于政局和战局相对平稳的抗战中期，作为当时“荒凉而冷漠的文艺园地之中的一株乔木、一棵劲草”[112]而给桂林、昆明、成都、西安、贵阳等地的读者送去文学给养，是影响文艺青年“走上文艺道路的一个重要杂志”[113]。桂林时期的《文艺生活》也会根据读者的要求来调整期刊内容。如长篇小说《雨季》就是应读者“应该添一个连载小说”的阅读要求而安排连载的。[114]但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真正全面参与到《文艺生活》中去并得到文学引领是《文艺生活》在香港出版的三年多时间（1946.8—1949.12），即光复版第7至18期和海外版第1至20期。为了维系刊物的生存，司马文森提出“改进”“文学关系”,“调整”“作者编者和读者的关系”,“使这本刊物真正成为读者的所有”，由此发起征求社员运动。[115]前文说过，文艺生活社共有社员约1500人，分布在马来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尼、暹罗（泰国）、安南（越南）、缅甸以及美国、加拿大、巴西、英国、港澳以及上海、北平、昆明等地。青年读者缴交社费成为社员，并推广刊物，《文艺生活》的出版资金、读者链条、发行问题便合三为一，都得到了解决。而青年读者们更从中获得很大益处，有名家指导写作，稿件可能得以发表，免费得到期刊和书籍。通过刊发指导青年进行文学创作、文学研究的理论文章以及关于作家生活和文学创作的介绍性文章，《文艺生活》实现了对青年社员文艺学习的理论引领；通过设置“文学顾问会”、组织文艺学习小组集体文艺学习，《文艺生活》实现了对青年社员文学批评的实践引领。在为青年社员构建“引领性文学平台”的过程中，文艺生活社作为“一个主张民主，研究文艺的青年学习团体”[116]，即“新型的读者型文学社团组织”也逐渐清晰。

著名现代出版人张静庐在谈到杂志发行的经验时说，“杂志销路的对象是读者而不是书店”, “要使读者怎样会拿出钱来买你的杂志”, “百分之百是编辑人的事”。[117]确实，“文学期刊作为文学作品的载体，其办刊方针、编辑理念和经营模式，对创作队伍的构成、文学生产的流程、文学潮流的动向以及社团流派的孕育、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18]文学期刊作为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是在编辑者对作家、作品、读者的统筹之下生存和发展的。

文学生态研究“是将文学当作一种生命体，以一种有机融合的宏观视角，通过对有可能影响这一生命体实存、变化的诸多因素的考察，还原、构勒文学的原生体”。[119]对于文学期刊生态学而言，我们要把文学期刊放在政治、经济、文化、地域等要素构成的外部大环境中去审视。40年代的中国，对日抗战、国共内战以及中共建政构成了急剧变幻、波谲云诡的政治图景。中国现代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两场战争对40年代中国社会各个领域都造成了极为深重和酷烈的破坏性影响。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对于历史方向盘的争夺也对文学生产和传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文艺生活》“在大后方维持时间较长”, “有较大影响”, [120]“创刊于桂林，复刊于广州，再复刊于香港，两次停办，两次复刊，命运多乖而又大难不死”。[121]其和外部环境的关系值得讨论。

文学期刊是“发表作品的园地”之一，在持续的战争环境下，其和“作家”“作家的活动”“一直处在非常状态中”。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指出：

“一九三八到一九四五是抗日战争时期，一九四五到一九四九是国共内战时期；绝大多数作家始终处在颠沛流离状态，不能安心创作，而在抗战期间因沿海城市全部沦陷，出版业大部份停顿；内战期间则由于交通阻断，经济困穷，文学期刊的发行、文学作品的出版一直在死亡线上挣扎。”[122]战时的文学期刊发行情况随着战局的演变而不断发生变化，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据刘增人统计，以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孤岛”失陷为界，前四年“新创刊的期刊大约有444种，比战前反而呈现出大发展、大繁荣的新特点”，其中，“孤岛”上海“创刊了150余种文学期刊”，上海以外，成都“有22种左右，重庆21种左右，桂林14种左右，其他城市大概在10种左右”。后四年从文学期刊的分布上看，“上海的中心地位迅速失落，从150种左右下降到40种左右，而重庆、桂林等地则大约增长了一倍以上”；从文学期刊的存活率来看，“期刊存活率大大下降，一种文学期刊从创刊到终刊，往往只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除去有强大背景的刊物，很少能够坚持一年以上”；从发行质量和数量来看，“印刷低劣，用纸粗糙，发行困难，总体数量锐减，从前一阶段的444种，减少到不足200种，与前一个四年相比较，不到二分之一”。[123]这些数据清晰地将战时文学期刊以及出版业所受到的巨大破坏展现了出来。战后初期的出版业虽说开始慢慢恢复，但在动荡的时局和高涨的物价的挤压下，整体仍是很不景气。

政治动荡和物价飞涨是一枚硬币的两面，40年代通货膨胀的速度惊人。以《文艺生活》的定价来看，1941年9月创刊号定价是每册国币1.4元，1943年7月第三卷第6期定价是每册国币12元，涨幅757%；而战后通货膨胀的速度更快，1946年1月光复版第7期定价是每册国币380元，1947年7月光复版第15期定价是每册国币4800元，涨幅高达1163%。在战后残酷的经济环境中，《文艺生活》得以继续出版，在资金方面主要是通过征求社员运动和征募出版基金运动解决的。前文说过，征募文生出版基金运动从1947年8月持续到1949年5月，共两年多的时间。献捐人大约700人左右，共得到的捐助总数折合港币大约是12000元左右，社员入社费应在30000元左右（第二年入社费是每月港币1元）。“在海外出了三年多”,《文艺生活》及其文艺生活社的一些出版工作“就是靠大家交来的这么一点费用来支持的”。[124]

从期刊内容上来看，《文艺生活》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即以文艺的方式追随时代革命风潮。尤其是在香港出版的光复版和海外版《文艺生活》（1946.8—1949.12），正值国共内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因而表现出十分明显的政治性特点。更多的文学文本是表现作为阶级战争的国共内战而非作为民族战争的对日抗战，作品共同的政治性在于表现无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以及与地主阶级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资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而这正是五六十年代新中国文学的特质。理论文本方面，当时主要的文艺论争、文艺运动如人民文艺思想在华南的播释和批评实践、小资产阶级思想改造运动、华南方言文学运动等等都在《文艺生活》上留下了印记。这些理论论争都是在天下大变之际，国共两党在军事斗争之外、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争夺历史方向盘的重要构成。如果化用夏衍《坐电车跑野马》一文中“时代为车”“社会为车”“人为搭客”的比喻，《文艺生活》是努力“做到把全个身心紧贴着时代，紧贴着社会，正像一个搭客四肢平伏地紧贴在车上，那么不管这车子如何的骤停急转，这样的搭客总可以保持安定，总可以避免伤害”。[125]《文艺生活》内容上的时代性、政治性不言而喻。

最后说一下地域的问题。《文艺生活》“辗转流徙”的桂林、广州、香港三地是40年代的三个文化中心，就地理位置而言，三地同处华南，地理环境和文化氛围相似度较高，《文艺生活》也因此而表现出了地域方面的特征——南方性。《文艺生活》的南方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刊物主编司马文森的地域认同，从西南到华南和海外（香港）,《文艺生活》“一直是在南方”，其地域身份一直是“反映南方人民生活的文艺刊物”。[126]对于华南文化区的区位划分、华南文化的特点、华南文艺运动如何开展等问题，从必要性到可行性，从内容到方法到人力，司马文森都全面思考、悉心撰文并组织讨论。[127]《文艺生活》的华南地域文学特点主要体现在那些以40年代中国政治经济状况为背景、以华南城市或乡村为舞台，通过半方言或纯方言叙述方式来讲述底层小人物故事的小说作品上。如易巩《珠江河上》（光复版第7期）、陈残云《受难牛》（海外版第3、4期合刊）、秦牧《情书》（海外版第13期）、陈残云《乡村新景》（穗新版第1期）等。

和文学生态学通常要厘清的文学生态和时代背景、生存环境的区别一样，从政治、经济、文化、地域等角度探讨文学期刊和外部环境关系的文学期刊生态学也不是“整体的面”（背景、环境）与“个体的点”（期刊个体）的关系，而是将文学期刊自身及其所处的外部环境看作“如网络中多个节点与节点之间的循环往复、相互制衡的系统”, [128]探究文学期刊内部诸要素（刊物编辑者对作家、作品、读者的统筹）与外部环境（政治、经济、文化、地域等）之间或协调或冲突或磨合的复杂关系。

其中，作家（刊物编辑者通常也都是作家）和读者作为主体（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其创造的需要除来自“自己的内在生命冲动外，更来自于自然、社会、文化这三大生态环境对主体（作者、读者）的制约作用中产生的生存需要。说具体一点，更来自于特定时代广大人民群众向宇宙人生的自然和社会人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索取的生存需要。”[129]无论是“制约”还是“索取”,《文艺生活》上的作家和读者都生存于40年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之中，他们的创作和阅读、生活和思想既受制于外部大环境，又在顺应或抗争中标示自己存在的价值。作品作为文学和文学期刊的本体，一方面是主体（作家和读者）与环境交换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政治、经济、文化、地域等要素的文学（文学文本或理论文本）呈现方式。《文艺生活》上的作品是对丰富复杂的40年代政治、经济、文化等的文学记录，其所承载的内在作家精神、外在时代特质、独特地域特征以及三者间的关系，都以固定又动态的方式作为作品本体生态而留存着，与主体生态、外部环境共同构成了40年代文学生态的一个侧面。

[1].司马文森：《在苦斗中过文艺生活——一个文艺学徒的自白》，见杨益群、司马小莘编：《司马文森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84页。

[2].司马文森：《〈人间〉后记》，见杨益群、司马小莘编：《司马文森研究资料》，第229页。

[3].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20页。

[4].杨益群：《司马文森创作论》，见杨益群、司马小莘编：《司马文森研究资料》，第366页。

[5].东瑞：《司马文森的小说》，见杨益群、司马小莘编：《司马文森研究资料》，第332页。

[6].参见杨益群、司马小莘：《司马文森生平与文学活动年表》，见杨益群、司马小莘编：《司马文森研究资料》，第15~70页。

[7].许定铭：《〈文艺生活〉月刊》,《大公报》，2008年6月3日。

[8].编者：《编者·作者·读者》,《文艺生活》光复版第1期，1946年1月1日。

[9].从地理位置上看，桂林当时是广西的省会，是连接西南、华南、华东的重要交通枢纽。而且桂林的天然岩洞众多，防空极为方便。从政治氛围上看，由于桂系和蒋介石存在矛盾，桂系国民党内有一些民主派，更由于中共有力的统战政策，使得在抗战初期，广西当局在政治上、文化上的态度比较开明。

[10].周钢鸣：《桂林文化城的政治基础及其盛况》，见潘其旭、王斌、杨益群、顾绍柏编：《桂林文化城纪事》，桂林，漓江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11].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00页。

[12].司马文森：《闲话1942年的文艺——不算回顾》，见杨益群、司马小莘编：《司马文森研究资料》，第273页。

[13].佘爱春：《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文学空间》，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011年，第47~48页。

[14].司马文森：《在桂林的日子——对二十年前一段生活的回忆和怀念》，见杨益群、司马小莘编：《司马文森研究资料》，第205页。

[15].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481页。

[16].编者：《编后杂记》,《文艺生活》桂林版第一卷第1期，1941年9月15日。

[17].编者：《编后杂记》,《文艺生活》桂林版第一卷第3期，1941年11月15日。

[18].编者：《编后杂记》,《文艺生活》桂林版第一卷第2期，1941年10月15日。

[19].编者：《编后杂记》,《文艺生活》桂林版第一卷第3期，1941年11月15日。

[20].杨益群、司马小莘：《司马文森生平与文学活动年表》，见杨益群、司马小莘编：《司马文森研究资料》，第36页。

[21].编者：《编后杂记》,《文艺生活》桂林版第一卷第6期，1942年2月15日。

[22].雷蕾：《司马文森与〈文艺生活〉》，见杨益群、司马小莘等编：《司马文森研究资料》，第143页。

[23].陈残云：《司马文森和他的散文》，见杨益群、司马小莘编：《司马文森研究资料》，第337页。

[24].野曼《抹不去的脚印——怀念司马文森同志》，见杨益群、司马小莘编：《司马文森研究资料》，第119页。

[25].雷蕾：《司马文森与〈文艺生活〉》，见杨益群、司马小莘等编：《司马文森研究资料》，第147页。

[26].陈残云：《司马文森和他的散文》，见杨益群、司马小莘编：《司马文森研究资料》，第338页。

[27].雷蕾：《司马文森与〈文艺生活〉》，见杨益群、司马小莘等编：《司马文森研究资料》，第147页。

[28].东瑞：《司马文森的小说》，见杨益群、司马小莘编：《司马文森研究资料》，第333页。

[29].野曼：《抹不去的脚印——怀念司马文森同志》，见杨益群、司马小莘编：《司马文森研究资料》，第119页。

[30].编者：《〈文生〉半年》,《文艺生活》穗新版第6期，1950年7月。

[31].编者：《〈文生〉半年》,《文艺生活》穗新版第6期，1950年7月。

[32].曾敏之：《司马文森十年祭——秦牧函告司马文森被折磨致死》，见杨益群、司马小莘编：《司马文森研究资料》，第87页。

[33].东瑞：《司马文森的小说》，见杨益群、司马小莘编：《司马文森研究资料》，第333页。

[34].张庚、陈荒煤、梅益、蔡北华、齐闻韶口述，司马小莘记录、整理：《忆司马文森在泉州、上海、桂林、香港》，见杨益群、司马小莘编：《司马文森研究资料》，第138页。

[35].司马文森：《在苦斗中过文艺生活——一个文艺学徒的自白》，见杨益群、司马小莘编：《司马文森研究资料》，第186页。

[36].司马文森：《在桂林的日子——对二十年前一段生活的回忆和怀念》，见杨益群、司马小莘编：《司马文森研究资料》，第208页。

[37].秦牧：《党的领导是它的灵魂》，见潘其旭、王斌、杨益群、顾绍柏编：《桂林文化城纪事》，第575页。

[38].胡庆嘉：《抗战时期的桂林印刷业》，见魏华龄、曾有云主编：《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30页。

[39].秦牧：《党的领导是它的灵魂》，见潘其旭、王斌、杨益群、顾绍柏编：《桂林文化城纪事》，第575页。

[40].杉本达夫：《关于抗战时期在大后方的作家生活保障运动》，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41].野曼：《抹不去的脚印——怀念司马文森同志》，见杨益群、司马小莘编：《司马文森研究资料》，第111~112页。

[42].黑婴：《司马文森印象记》，见杨益群、司马小莘编：《司马文森研究资料》，第124~125页。

[43].陈残云：《司马文森和他的散文》，见杨益群、司马小莘编：《司马文森研究资料》，第339页。

[44].黑婴：《司马文森印象记》，见杨益群、司马小莘编：《司马文森研究资料》，第125页。

[45].许定铭：《〈文艺生活〉月刊》,《大公报》，2008年6月3日。

[46].司马文森：《〈文艺生活〉选集序》,《独幕剧选·〈文艺生活〉选集第一辑》，香港，智源书局1949年版。

[47].野曼：《抹不去的脚印——怀念司马文森同志》，见杨益群、司马小莘编：《司马文森研究资料》，第119页。

[48].《文生出版社重要启事》,《文艺生活》光复版第8期，1946年9月。

[49].文艺生活社：《为文化，也为了民主事业，同情我们的朋友，请伸出支助的手来！——文艺生活社继续征求社员》,《文艺生活》光复版第13期，1947年4月。

[50].编者：《在民主文艺的旗子底下集合起来！——为〈文艺生活社〉征求社员运动告读者》,《文艺生活》光复版第13期，1947年4月。

[51].编者：《复刊词》,《文艺生活》穗新版新1期，1950年2月1日。

[52].编者：《编后小言》,《文艺生活》光复版第6期，1946年7月1日。

[53].编者：《编后小记》,《文艺生活》光复版第8期，1946年9月。

[54].编者：《建立民主文艺基地》,《文艺生活》光复版第13期，1947年4月。

[55].编者：《编者·作者·读者》,《文艺生活》光复版第1期，1946年1月1日。

[56].编者：《编者·作者·读者》,《文艺生活》光复版第2期，1946年2月1日。

[57].编者：《编后小言》,《文艺生活》光复版第6期，1946年7月1日。

[58].雷蕾：《司马文森和〈文艺生活〉》，见杨益群、司马小莘：《司马文森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144页。雷文中称《文艺生活》“封面上《文艺生活》这四个字是郭沫若同志写的。”“郭沫若同志对《文艺生活》的关怀和支持是自始至终的。在1941年《文艺生活》创始的艰难时期，他常从重庆来信鼓励并寄来稿件，如他的《轰炸后及其他》（诗，刊于一卷二期）,《丁束草》（散文三章，包括：丁束草、鹭鸶、石榴，刊于三卷四期）,《我怎样开始文艺生活》（作家自白，刊于海外版六期）,《走向人民文艺》（刊于光复版七期）等等。”（按：《丁束草》应为《丁东草》。）

[59].说“苦撑8个月”，是从光复版第13期（1947年4月）上正式发出入社动员令和入社办法算起。实际上，从1947年初开始应该已有零星的社员入社。见光复版第13期上文艺生活社通知：“（一）各入社社员之社员证，尚在印制中，不日可通知发出。（二）各社员通讯地址如有更动，应随时通知，以免邮件失落。（三）本社二月廿四日出版之黄药眠先生《抒情小品》，在二月廿四日以前入社之社员赠书均已发出，二月廿四以后参加者，如欲要该书可向本社购取，社员只收成本，照价六折优待。……”又，刊于本期的社员陈雅的来信中说是“从报上知道了文生社征求社员的广告”。可见，征求社员运动大概应在1947年初就已开始了。

[60].编者：《在民主文艺的旗子底下集合起来！——为〈文艺生活社〉征求社员运动告读者》,《文艺生活》光复版第13期，1947年4月。

[61].司马文森说：“我们更希望所有我们的社员——编者、作者、读者都在内——，都能够运用社员的亲密关系，互相帮助，使大家有更多的机会向社会生活学习……”见编者：《在民主文艺的旗子底下集合起来！——为〈文艺生活社〉征求社员运动告读者》,《文艺生活》光复版第13期，1947年4月。

[62].文艺生活社：《为文化，也为了民主事业，同情我们的朋友，请伸出支助的手来！——文艺生活社继续征求社员》,《文艺生活》光复版第13期，1947年4月。

[63].《文艺生活社继续征求社员——社员的权利和义务》,《文艺生活》光复版第14期，1947年5月。

[64].编者：《注意海外文艺读者对象》,《文艺生活》光复版第13期，1947年4月。

[65].杨益群、司马小莘：《司马文森生平与文学活动年表》，见杨益群、司马小莘编：《司马文森研究资料》，第54页。

[66].文生社总社：《一年小结——并向海外各支援我们的朋友们致谢》,《文艺生活》光复版第18期，1948年1月。

[67].编者：《注意海外文艺读者对象》,《文艺生活》光复版第13期，1947年4月。

[68].总社：《致社员书》,《文艺生活》光复版第16期，1947年8月。

[69].文生社总社：《一年小结——并向海外各支援我们的朋友们致谢》,《文艺生活》光复版第18期，1948年1月。

[70].《从一九四七年四月至一九四八年五月收入基金》,《文艺生活副刊》海外版第4期，1948年7月。

[71].除了以群众面目出现无法计算人数之外，《文艺生活副刊》海外版第2期上的捐款人名录序号和海外版第1期的序号之间没有连接上，中间还有27份捐款的具体人数、款数、币种不清。疑《文艺生活副刊》海外版第1期缺页所致。而且，司马文森在《〈文生〉一年》中说《文生副刊》出了6期，但笔者查阅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以及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只找到了4期。第5期和第6期上也存在刊有捐款人名单的可能。

[72].具体各期刊登的献捐人数、献捐人所在地、币种、金额见附表3。

[73].如在1949年3月19日和4月15日的香港《大公报》上、1949年5月21日的香港《华侨日报》上，都有《文艺生活》的出版预告或其他消息。美洲《华侨日报》上也登过广告，因为在《文艺生活副刊》海外版第4期（1948年7月）上有这样一条消息：“路斯同志捐赠一五元，已派为刊登美洲华侨日报广告费。”

[74].文生服务部：《致社员》,《文艺生活》海外版第1期，1948年2月。

[75].《文艺生活征求特约推销员办法》,《文艺生活副刊》海外版第1期，1948年2月。

[76].《服务部广播》,《文艺生活副刊》海外版第3期，1948年5月。

[77].《几个小统计》,《文艺生活副刊》海外版第2期，1948年3月。

[78].司马文森：《〈文生〉一年》,《文艺生活》海外版第10、11期合刊，1949年2月15日。

[79].刘增人：《四十年代文学期刊扫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2期。

[80].编者：《编后杂记》,《文艺生活》桂林版第一卷第1期，1941年9月15日。

[81].编者：《编者的话》,《文艺生活》海外版第6期，1948年9月15日。

[82].司马文森：《〈文生〉一年》,《文艺生活》海外版第10、11期合刊，1949年2月15日。

[83].吴锡昆：《对今后文生的期望——社员吴锡昆先生来信》,《文艺生活》海外版第7期，1948年10月15日。

[84].司马文森：《〈文生〉一年》,《文艺生活》海外版第10、11期合刊，1949年2月15日。

[85].《文生社文学顾问会人员表》,《文艺生活》光复版第13期，1947年4月。

[86].文艺生活社：《为文化，也为了民主事业，同情我们的朋友，请伸出支助的手来！——文艺生活社继续征求社员》,《文艺生活》光复版第13期，1947年4月。

[87].社员了无：《对今后〈文生〉的两点意见》,《文艺生活》海外版第12期，1949年3月15日。

[88].文生社总社：《一年小结——并向海外各支援我们的朋友们致谢》,《文艺生活》光复版第18期，1948年1月。

[89].司马文森：《〈文生〉一年》,《文艺生活》海外版第10、11期合刊，1949年2月15日。

[90].《如何参加文艺生活社？》,《文艺生活》光复版第16期，1947年8月。

[91].《服务部广播》,《文艺生活》光复版第16期，1947年8月。

[92].司马文森：《〈文生〉一年》,《文艺生活》海外版第10、11期合刊，1949年2月15日。

[93].黄桂荣1946年3月15日被聘为文艺生活社经理，见《文生出版社启事》，光复版第4期（1946年4月10日）。并从1946年5月至1948年1月任《文艺生活》的发行人。

[94].《如何参加文艺生活社？》,《文艺生活》海外版第1期，1948年2月。

[95].陈思和：《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研究书系》总序，见庄森：《飞扬跋扈为谁雄——作为文学社团的新青年社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

[96].司马文森：《展开社员间通信交友运动》,《文艺生活副刊》海外版第2期，1948年3月。

[97].陈思和：《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研究书系》总序，见庄森：《飞扬跋扈为谁雄——作为文学社团的新青年社研究》。

[98].司马文森：《展开社员间通信交友运动》,《文艺生活副刊》海外版第2期，1948年3月。

[99].《如何参加文生社？》,《文艺生活》海外版第6期，1948年9月15日。

[100].陈思和：《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研究书系》总序，见庄森：《飞扬跋扈为谁雄——作为文学社团的新青年社研究》。

[101].司马文森：《〈文生〉一年》,《文艺生活》海外版第10、11期合刊，1949年2月15日。

[102].司马文森：《〈文生〉一年》,《文艺生活》海外版第10、11期合刊，1949年2月15日。

[103].王长顺：《生态学视野下的西汉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7页。

[104].[美] M. 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郦稚牛、张照进、童庆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105].[美]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杜国清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106].盛澄华：《〈新法兰西评论〉与法国现代文学》，见盛澄华：《纪德研究》，上海，上海森林出版社1948年版，第161~162页。

[107].余晓明：《文学研究的生态学隐喻——文学与宗教、政治、意识形态及其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108].编者：《编后杂记》,《文艺生活》桂林版第一卷第1期，1941年9月15日。

[109].编者：《编后小言》,《文艺生活》光复版第6期，1946年7月1日。

[110].编者：《编后杂记》,《文艺生活》桂林版第一卷第1期，1941年9月15日。

[111].[美]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胡晓苏、周宪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2页。

[112].黄夏莹：《司马文森与抗战文艺》,《福建党史月刊》1988年第5期。

[113].韩萌：《悼念司马文森同志》，见杨益群、司马小莘编：《司马文森研究资料》，第96页。

[114].编者：《编后杂记》,《文艺生活》桂林版第一卷第1期，1941年9月15日。

[115].编者：《在民主文艺的旗子底下集合起来！——为〈文艺生活社〉征求社员运动告读者》,《文艺生活》光复版第13期，1947年4月。

[116].《如何参加文艺生活社？》,《文艺生活》海外版第1期，1948年2月。

[117].张静庐：《杂志发行经验谈》，见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附录，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1~5页。

[118].黄发有：《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1页。

[119].刘毓庆、郭万金：《科学主义思潮下文学的无奈与诉求——近百年古代文学研究观念与方法之反思》,《中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2期。

[120].周葱秀、涂明：《中国近现代文化期刊史》，第431页。

[121].东瑞：《司马文森的小说》，见杨益群、司马小莘编：《司马文森研究资料》，第333页。

[122].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下卷），香港，昭明出版社1978年版，第1~4页。

[123].刘增人：《四十年代文学期刊扫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2期。

[124].文生总社：《岁暮献词——并致本刊读者和全体社员》,《文艺生活》海外版第20期，1949年12月25日。

[125].夏衍：《坐电车跑野马》,《野草丛刊》，1948年第7期。

[126].编者：《〈文生〉半年》,《文艺生活》穗新版第6期，1950年7月。

[127].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三部分——《文艺生活》与40年代华南文学。

[128].俞兆平、罗伟文：《“文学生态”的概念提出与内涵界定》,《南方文坛》2008年第3期。

[129].陈玉兰：《论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文学生态学途径》,《文学评论》2004年第5期。

第三章 《文艺生活》与40年代华南文学

一、“向前跑”的文坛：40年代多元文化中心的形成

在战时中国，“‘七七’卢沟桥的炮声，迫使大部份京派作家南迁；‘八·一三’淞沪战争，再使海派作家及流落上海的作家向西向南大迁移。……西去的作家，一度集中武汉，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陷敌，则继续西行，大部份入川分居重庆、成都，有的去了昆明，一小部份则往西安、延安。南下的作家初时分赴广州、香港、福州、星加坡各地，其后由于广州（一九三八年十月）、福州（一九四一年四月）相继沦陷，南下的作家则纷往香港和星加坡。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侵占上海外国租界，香港沦陷，留居上海孤岛及集中香港的作家纷转入内地，大部份聚集桂林，有些则迁往重庆、昆明等地。……一九四四年五月，日军发动打通粤汉路的战争，十一月陷桂林，饱经颠沛的作家们，再度大流亡，撤往贵阳、昆明和重庆各地”[1]。战争使得“战前集中于少数都市的作家们”“大批地分散到了民间，到了各战区的军营，到了大后方的产业界，到了正待垦辟的边疆”[2]。

被战争驱赶着逃亡到后方的作家们同时要承受战时困窘生活的挤压，要么身兼数职，无力写作；要么只能仓促成章，卖稿度日。1942年至1944年在桂林《广西日报》工作的吴紫风回忆道：当时，“作家、艺术家有的到学校兼课，有的刻图章来增加点收入，有的贫病交迫。……文化城中的文化人不少是枵腹从公，衣不蔽体的。个别人抛下职业，改行去跑故衣生意，有的则是彻夜点起油灯给一些书商写应用文小册子，弄得眼睛几乎瞎了”[3]。1943年下半年，何家槐既在某战区长官部服务，又在柳州龙城中学教地理和国文，加上妻子生产，“在这种情形之下，我没有写什么，连书也没有空看，内心的痛苦、烦闷、是不必说的”。1943年11月，在家人到达北碚后，老舍不顾病后初愈，急忙续写小说《火葬》。虽自认为“全篇无一是处”，但“为换粮米，亦不能不发表，十分惭愧”。“小说写完，当为洪深先生赶写剧本，希望能在卅三年元月写成。剧本赶出，或再写小说。为一家吃饭，此后当勤于写作”。教授、诗人柳无忌说：“本来学究们如大学教授者，都自命不凡，不肯轻易著作，更不肯随意发表，好像怕会损失身价似的。但现在却不同了。清风不能令人饱食暖衣。教书既然无法维持生活，……只有靠大量的文字出产来弥补弥补。于是，非但新作‘丰富’，连旧的破烂的文章都一起拿出来卖掉了。著不出来，可以译；译不出来，可以编——其中变化甚多，乐趣无穷。”[4]战时作家们的生活和写作状况由此可见一斑。

作家的流亡并没有因为抗战胜利的到来而结束。短暂的和平之后，内战又接踵而至，作家们在战争、政治和生活的重压下又再次踏上了辗转迁徙之路。这里，我们不妨摘录几条《文艺生活》上刊发的文艺新闻：

夏衍已由上海到香港，有久住意，没有什么大规模的写作计划，偶尔替朋友们办的报纸杂志“打打杂”。

陈翔鹤尚在成都，听说政府已有明令不准他再教公立学校了，至于私立学校，陈先生来信说：“还可以混混”。

碧野已离渝到上海，上海情形混乱，他来信说：“靠写文章过日子不容易！”

穆木天，彭慧，陈闲都有离开桂林打算，但是至今无法动身，大半原因是筹不出路费。

——《艺·文·志》,《文艺生活》光复版第9期，1946-11

从前在张家口的文艺工作者，在张家口失陷前，都已抵达哈尔滨，舒群并在哈主编《知识月刊》。

茅盾赴苏讲学事，经过许多曲折，已领到出国护照，动身去苏联了。有人说茅盾先生此去，多少是带点“避难”意味。

端木蕻良已从重庆到了汉口多时，或将去沪。

许幸之抵沪后，因屋舍问题无法解决，暂住苏州。

——《艺·文·志》,《文艺生活》光复版第10期，1946-12

从上述几条文艺新闻，我们不难看出，战后作家的生活仍是动荡不安的，内战的炮火、政治的高压以及生活的困窘仍然缠绕在作家们的头上。作家们正是顶着层层重压进行着他们的文学活动的。

就出版界而言，战时遭到巨大破坏的出版业在战后还没来得及充分恢复便再度受创。以上海为例，赵景琛在1946年初谈上海文坛“实际的出版情形”时说：“别国都已和平了，我们中国还有内战，交通还不能迅速恢复，报纸还是这样贵，生活程度还是这样高。除开明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时代出版社、万叶书店等每家稍出了几本文艺书以外，就很少看见出版文艺书的。”[5]《文艺春秋》主编范泉也抱怨：“胜利以后，总算可以挺起胸脯，名正言顺的可向写稿的人拉稿，然而偏偏抗战变了内战，通货膨胀，人心依旧不安。写稿子的人天天忙着应付自己的肚皮，我又无法解决他们的生活，死逼硬逼是不作兴的，这便是稿子来源困难的问题。等到稿子到手，编排发稿，印刷所却又似乎有意在和你捣蛋了！排印工一涨再涨，使你无法在事前来一个预算或准备。”[6]《文艺生活》光复版第9期（1946-11）的《艺·文·志》中也有一条关于上海出版业的：“上海因时局和物价的影响，许多出版商无法立足，纷纷迁到香港去，现在已有许多套丛书在编印中，香港又快恢复江南事变后的文化蓬勃情形了。”

有着深厚文化底蕴和较强的硬件条件的上海出版业在战后初期尚且如此，全国其他城市的出版业在内战硝烟中的命运可想而知。

40年代持续的战争给作家带来了痛苦的离乱经历，生活和写作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战争同时给出版业带来了沉重的毁灭性打击。但大迁移的文坛却给中国的新文学“肌体”进行了一次彻底的“血液循环”——原本固定的文化中心被打破，多元性的文化中心开始出现；传统观念上的一统性文学被撼动，地域化、民间化的文学开始复苏。

随着抗战的爆发，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北平和上海作为战前的两个固定的文化中心已不复存在，临时性的多元文化中心开始出现。正如其时有人所指出的：“如果文坛从前真存在于上海，则‘八一三’后分而至于香港、广西、云南、四川、陕西……这是文坛的大迁移，是向前跑的。”[7]正是战事的“向后退”使得文坛不得不“向前跑”，而临时性的多元文化中心便在这“向前跑”的过程中一一出现：北平、上海陷落后，广州、武汉成为新的文化中心；及至广州、武汉沦陷，重庆、桂林、香港等地又继之成为新一批文化中心。“文化的多中心机制”终于在战争中后期得以初步形成：一是“由进步的政治主导力量与作家的创作追求相一致而构筑形成的文化中心，如延安地区”。二是“在另外的政治力量与作家创作追求的抗衡性中形成的文化中心，这自然是指重庆、成都等地”。三是“依靠内迁的学院文化、学术力量而形成的中心，如昆明、桂林等地”。四是“在原先文化积累上重建的中心，如北平、上海”。还有1941年之前的香港和1930年后的东北地区等，也都是值得关注的文化中心。[8]

抗战胜利后，这种文化的多中心格局虽有所变化，如重庆、桂林等地的渐趋消沉和北平、上海等地的重新繁荣以及香港作为文化中心的再次浮出历史地表，但变动后的中国文学格局仍有多个中心存在，而且曾经作为中心的非中心地区的文化已经得到了发展，不会因为中心的转移而马上停滞，它会有一种惯性的延续性发展。这些都使得40年代的中国文学较之以往的时代文学呈现出一种多“点”活跃的态势。

多“点”活跃的40年代文学必然呈现出这样的特点：各个“点”在表现的大致相同的文学目标的同时又表现出自己独特的地域性特征（包括语言和文化的特征）。从整个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史的视野来看，后者无疑会在某种程度上撼动“五四”以来以北方白话文学为正宗形态的新文学的局面，从而打破传统观念上的一统性文学观念。

二、桂林、广州、香港：40年代华南文学地图的主线

40年代文学的多个“点”，如果缩小来看可以是各个中心城市，放大一点来看则可以是各个地区。而就考察具有概括意义的地域性特征而言，从地区着眼似乎更有意义和价值。通常人们在讨论40年代文学时都会从战时的几个战争区隔——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以及“孤岛”和香港入手，但这种分法就考察整个40年代文学的区域特征来说是不具备可操作性的，且不说战后已不存在沦陷区和孤岛，国统区和解放区的命名范围也一直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因此，不若以生活地理意义上的行政区划——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以及西北为地区范围，通过描述其各自在战时、战后的文学流脉及地域特征来丰富40年代文学的研究。

其中，华南地区因其囊括了战时文化名城桂林以及广州、香港三地[9]，在40年代文学风云场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对40年代华南地区的文学进行研究，探讨其在战时战后所表现出来的特质并将其作为40年代文学的局部研究，这对于完成整个40年代中国文学史的写作而言是有积极的意义的。

作为40年代华南地区的三个文化重镇，桂林、广州和香港在40年代的不同阶段承担了文化中心的角色。其中，广州在战争初期和战后初期都有过短暂的文化繁荣。桂林是战时文化中心，持续时间较长。香港则在战时和战后的相当长时间内承担了文化中心的角色。

抗战开始，广州的文艺界便起而为抗战“奔走呼号”了。陈残云等广州诗坛社的年轻“歌手”们“昂首阔步地走出街头，高呼‘全国总动员、打倒日本侵略者’的口号，散发诗传单，出版抗战诗专号，到电台朗诵抗敌诗篇”。[10]很多诗人也慷慨赋诗，表达爱国抗日的决心。但广州在战争初期文化的繁荣主要还是在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大批文化人南下广州之后。这批文化人有郭沫若、茅盾、巴金、夏衍、司马文森、林林等。郭沫若在广州参加了一系列的抗战文化活动，如在无线电台作题为《武装民众之必要》的播音演讲；参加文艺界的各种座谈会以及群众的集会等。夏衍在广州复刊了《救亡日报》，并为成立文协广州分会做了很多工作。此时期，《广州诗坛》改名为《中国诗坛》，成为抗战初期最有影响的诗刊。很多报刊也在广州创刊或复刊。如《救亡日报》《文艺阵地》《民族日报》《新战线》《烽火》《见闻》《狂潮》《抗战文艺》等。[11]战时广州的文化繁荣时期还不到一年，1938年10月21日广州便沦于敌手。

战后初期，广州的文化发展一度恢复，但这次时间更短。1946年1月29日文协港粤分会成立，引领文艺界投入“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争取民主的斗争之中，但从2月中旬开始，国民党广州当局就不断对进步文艺期刊（《文艺新闻》、《自由世界》等四杂志）和出版发行机构（《华商报》广州分社、《正报》广州营业处以及发售《文艺新闻》等四杂志的兄弟图书公司）进行封禁和捣毁，这种行为到了6月底直接演变成对《华商报》、《正报》、兄弟图书公司、文生出版社和文艺生活社的查封。广州的一些进步作家和刊物遂大部分迁往香港。

从1938年10月广州、武汉沦陷起至1944年9月湘桂大溃退止，这6年间的桂林被称为“文化城”。之所以有此盛名，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抗战形势的客观需要与桂林地理位置的特殊”；二是“国共合作为桂林创造出良好的政治氛围”；三是“中国共产党的策划、领导与共产党人的得力操持。”[12]桂林作为“文化城”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文化人云集。6年间在桂林路过、小憩、暂居以及长住的文化人共有1000多人，其中多数是作家和艺术家。诗人有郭沫若、柳亚子、艾青、胡风等；作家有茅盾、巴金、艾芜、夏衍、端木蕻良等；戏剧家有欧阳予倩、熊佛西、田汉、洪深、蔡楚生等；音乐家有张曙、马思聪、贺绿汀等；美术家有徐悲鸿、张大千、丰子恺、黄新波等。这些文化人在桂林辛勤耕耘，使文艺的各个部门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二、出版印刷事业兴盛。6年间桂林的书店、出版社有近200家，印刷厂有100家，各种类型杂志有200多种，其中综合性文艺期刊有50多种，纯文学期刊有接近40种。报纸也有20多种。在桂林这些文艺园地上发表作品的作家据粗粗统计已达到2000人以上。很多文艺丛书在桂林出版。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重要著作以及一些译作也都在桂林出版。桂林成为名副其实的“出版城”，地位几乎等同于20年代的北平、30年代的上海。

三、文化团体林立。比较著名的就有将近40个，如文协桂林分会、新中国剧社、国防艺术社以及一些国际友人的组织（如日本的“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剧团、朝鲜义勇队演剧队等），等等。桂林的抗战戏剧运动尤为突出，于1944年2月15日至5月19日举办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以其空前的规模和良好的效果将桂林的抗战戏剧运动推向了高潮。[13]一时间，桂林这个“本来是文化的沙漠”的南疆小城“竟成为国民党统治下大后方的唯一的抗日文化中心了”。[14]但随着1944年11月日军攻占桂林，6年“文化城”“辛勤耕耘的绿圃繁华，又都在战火中碎灭了”。[15]

香港在40年代中国文学的历史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一个角色。其殖民地的身份在战争连绵的40年代反而成为众多文化人躲避战争和政治迫害的避难之所，而其文化的几度繁荣也和这些南来的文化人息息相关。

香港第一次成为中国文坛的一个中心是从1937年抗战开始到1941年底香港沦陷期间，尤其是1938年10月广州和武汉相继沦陷之后。此时期众多作家和那些逃离大陆战乱的中国人一起来到香港，如郭沫若、茅盾、萧红、端木蕻良、萧乾、范长江、夏衍等。1939年3月27日举行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的成立大会上竟有71人出席，当年涌至香港的南来文化人之多可见一斑。另外，茅盾的《腐蚀》、萧红的《呼兰河传》、艾芜的《故乡》、夏衍的《春寒》等名篇都写于此时的香港。一些报刊也在香港创刊。香港遂和桂林、重庆一起成为战时中国文坛的一个中心。

南来文人第二次南来是在国共内战爆发后，香港文坛也因之而活跃，再次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很多上一次来港的作家再度南来，如郭沫若、茅盾、夏衍等。更多的是第一次南来的作家，如邵荃麟、冯乃超、聂绀弩、周而复、司马文森、陈残云、华嘉、杜埃、韩北屏等。很多作家的代表作写于这一时期，如黄谷柳的《虾球传》、司马文森的《南洋淘金记》、郭沫若的《洪波曲》等。这些南来文人还在香港创办报刊、开办书店、出版社、学校，[16]在达成自己的政治目标的同时培养了很多当地的青年。到了1948年前后，内地战局已然明朗，这批文化人中的大部分便开始北返。而与此同时，内地的一批“难民作家”又同时南来，香港由此开始了另一段时期。

桂林、广州和香港作为40年代的文化中心，虽各有特色，但这三个文化重镇同处华南，相似的地理环境和文化氛围使得三地的文学在表现40年代共同的时代文学主旨的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华南文学的一些地域性特征，可以说，这三地构成了40年代华南文学地图的主线。

三、《文艺生活》与40年代华南文学

周葱秀、涂明在《中国近现代文化期刊史》认为《文艺生活》“在各阶段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有不同的特点”：抗战期间出版的桂林版“以发表抗战文艺作品为主”；解放战争期间出版的光复版“更加强了与现实斗争的联系和战斗性，开辟了杂感专栏，较多地发表杂文”；海外版“更具有地方特色”，关注了“南洋一带人民的生活”和“南洋华侨文艺运动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穗新版“则提倡工农兵文艺”。总体上《文艺生活》“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尽了自己的时代使命”。[17]周、涂二人对《文艺生活》阶段性特点的描述和总体概括基本符合刊物的本来面貌，但不够具体。

桂林版《文艺生活》处于抗战中期，此时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作家们虽没有放弃对抗战胜利的信念，但对抗战速胜已不抱希望，已经充分认识到了战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在抗战初期，一般的作家们受着战争的强烈刺激，都显示着异常的激越，而较少平稳的静观……但随战争的长期化，人民情绪渐渐镇定了下来，艰苦的战斗既削弱了廉价的乐观，而战果的批判与胜利条件的检讨也必然导引着作家们回复到本来的静观和反省，使得他们在现实体验既经饱满之后，不得不站在更高一段的据点来加以整理、分析、批评、提炼、构成，因而在作品方面便驯致了某种程度的广度、深度、密度的同时增加。”[18]与郭沫若的论断契合，桂林版《文艺生活》上直接表现抗战/战场的诗歌和小说数量很少。诗歌有郑思《荒木大尉的骑兵》、周钢鸣《给老战士》（均刊于一卷1期），郭沫若《轰炸后》《母爱》《蝙蝠的抗议》（均刊于一卷2期），还有王亚平《反侵略的旗》（二卷1期）以及臧克家《家·精神的尾闾》（二卷3期）；小说有碧野《前路》、王西彦《命运》（均刊于二卷1期），田涛《胞敌》（二卷3期）以及任重《斗士》（二卷5期）。总的来看艺术成就不高。

作家“静观和反省”之作更多。一方面向内正视自身的心灵痛苦，另一方面向外审视战时国统区诸病象、同情小人物悲剧命运、关注战时知识女性成长命题。[19]作家向内沉思的作品主要体现为诗歌，代表作有：梅林《故乡及其他·不安》（一卷4期）描述了一个不断发出“我将怎样自处？”这一自我叩问的不安的灵魂，表现出知识分子对民族前途命运发展和个人价值实现的焦灼；伍禾《新年献诗》（一卷5期）、彭燕郊《雨后》（二卷4期）等流露出诗人们压抑、绝望与探索、希冀并存的复杂心态。梅林《著作家》（一卷3期）、曾卓《盲目的歌者》（二卷6期）以及郑思《低音的琴弦·歌》（二卷3期）等则体现了知识分子对族群灾难巨大伤痛的承载和痛定思痛的坚忍。作家向外沉思的三个面向是抗战文学路向调整的总体效果，即文学的多元化样貌呈现，代表体裁为小说：如沙汀《圈套》（三卷5期）、冀汸《父子保长》（一卷5期）以及萧蔓若《到前方去》（三卷4期）分别对“发国难财”的地主阶级、徇私舞弊的国民党基层官吏以及不甘在后方又不敢去前方的虚伪自私的知识分子这三类人进行了深刻的暴露与讽刺。艾芜《轭下》（一卷1期）、彭慧《巧凤家妈》（三卷2期）以及邵荃麟《新居》（一卷5期）都显示出对在战争挤榨下底层小人物或悲壮或悲惨的悲剧命运的关注。林觉夫《一出喜剧》（三卷2期）、司马文森《雨季》（一卷2期至三卷3期连载）以及田汉的五幕剧《秋声赋》（二卷2期至6期连载）等，塑造了梅环、林慧贞、秦淑瑾等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女性形象，表现了知识女性在抗战大时代潮流下的动摇和成长。

光复版和海外版《文艺生活》（1946.1.1—1949.12.25）出版于国共内战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是在香港出版。这期间的《文艺生活》表现出了明显的政治性，文学和理论呈现出了50年代开始的新中国文学所具有的某种特质。

这四年，抗战刚刚结束，但作家们对这场中国旷古未有的民族战争并没有进行深入的反思。《文艺生活》上描写抗战或以抗战为背景的小说屈指可数——韩北屏《神媒》（光复版第2期），周而复《萧咳》（光复版第3期）、《麦收的季节》（光复版第4期）、《春》（光复版第10期—13期连载）、《冶河》（海外版第8—9期连载），草明《无名女英雄》（海外版第15期），端木蕻良《朱刀子》（海外版第18、19期合刊）。这些小说普遍表现平平，而且有些根据地小说的抗战背景是非常淡薄的。如《春》描写的是解放区的减租减息运动，是一部中篇小说，里面只有一句涉及抗战——乡长胡九林在发动多交了租的农民勇于退租时说：“退了租，以后大家有粮吃，要好好种地，多多生产，坚持抗战，建设边区。”[20]抗战作品如此之少、如此之单薄，直接原因是抗战之后马上开始的国共内战牵扯了作家的注意力，深层原因则在于人们对于民主、和平时代主题的认同。正如冯乃超在《迎一九四七年》一文中所说的：“今天中国民族所遭遇的危急，远较日寇入侵时为严重，而人民所受的痛苦也远比抗日时候为深刻。”“一切有良心的文化工作者，在这个伟大时期中所负担的任务，是替这个民主运动做启蒙工作。”[21]林焕平也在《论当前中国文艺的主题》一文中指出，“制止内战，扑灭内战，实现真正民主和平”是“今天中国的时代主潮”，也是“今天中国新文艺的主题”。“抗战生活可以写，但也可以缓写。今天严重的现实，太过紧逼地要求我们反映了。”[22]

正是在现实和时代主题的双重要求下，光复版和海外版《文艺生活》上更多的文学文本是表现作为阶级战争的国共内战而非作为民族战争的对日抗战，显示出浓厚的政治性。诗歌文本的主要指向包括同情国统区百姓、抨击国民党内战政策、鼓舞民众起而战斗以及赞美共产党军队。政治性和艺术性的强弱对比十分明显。小说和剧本文本的主要指向则是表现国共对百姓的差别、百姓的相应反应以及农民和地主的阶级矛盾。具体说，国民党和百姓是“欺压—反抗”的关系，共产党和百姓则是“爱护—拥护”的关系。沙汀《催粮》（光复版第7期）、陈残云《救济品下乡》（光复版第9期）和《兵源》（海外版第13期）以及蒋牧良《余外婆》（光复版第16期）等是前者的代表；林柳杞《自从死了黑煞神》（光复版第10期）、岳野《人人说好》（独幕剧，海外版第16期）、楼栖《新破镜重圆记》（南方采茶戏，海外版第17期）等是后者的代表。表现农民和地主阶级矛盾的作品则有碧野《卢大爷回来了》（光复版第6期）、周而复的《春》（光复版第10期，第11、12期合刊，第13期）以及沙汀的《田家乐》（光复版第14期）等。上述作品共同的政治性在于表现无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以及与地主阶级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资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而这正是五六十年代新中国文学的特质。[23]

在理论文本方面，光复版和海外版《文艺生活》对40年代的华南新文艺运动如人民文艺思想宣传阐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方言文学运动等都显示出强烈的关注。[24]人民文艺是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正式提出并系统论述的文艺理论问题。对于将毛泽东人民文艺思想命名为“新的人民的文艺”的第一次文代会（1949年7月2日召开的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文艺生活》从1949年4月到8月保持了持续的关注，从海外版第13期到17期详细发布了有关第一次文代会的筹备、机构、日志、内容等方面。在第一次文代会结束后，《文艺生活》及时刊发了相关的理论文章。如杜埃《人民文学主题的思想性》（海外版第17期）、李亚红《今后文艺工作的一些问题》（海外版第18、19期合刊）等。而对于毛泽东人民文艺思想重要构成之“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艺批评观，在稍早些，华南（香港）地区的文艺批评家已经以毛泽东的文学政治批评标准进行了文艺批评的理论阐释和批评实践。“和人民结合”成为评判作家和作品最重要的批评法则。理论阐释如默涵《关于文艺批评的断想》（光复版第15期）、郭沫若《当前的文艺诸问题》（海外版第1期）等；批评实践如周钢鸣《论〈清明前后〉》（光复版第3期）、周而复《王贵和李香香》和荃麟《评〈李家庄的变迁〉》（均刊于光复版第13期）以及黄药眠《由〈民主短简〉谈到政治讽刺诗》（光复版第14期）等。

主要发生在战后香港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虽早有端倪，但却是在历史的转折年代——1948年集中爆发，尤其是代表了“集体”（中共）意志的《大众文艺丛刊》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明确传递了“必须改造自己的思想”这一信息之后。《文艺生活》上出现了多篇思想检讨和创作检讨。前者如孺子牛《从自我批评做起》（海外版第1期），陈闲《略论人格与革命》（海外版第8期），茅盾、静闻《岁末杂感》（海外版第9期）等。后者如夏衍《写“方生”重于写“未死”——答石牌HF先生》（海外版第6期）、陈残云《〈风砂的城〉的自我检讨》（海外版第8期）以及臧克家《关于〈泥土的歌〉的自白》（海外版第10、11期合刊）等。其中，夏衍直接将自己的群体及其思想判为“‘未死’而必死者”，“应该送葬”；认为工农兵属于“‘方生’的必生”, “应该催生”，体现了在时代巨浪推动下，知识分子剖析自身的勇气和力度。陈残云则自我断定“《风砂的城》是一篇失败的作品，是思想不健康的作品。”“愿以实际的自我斗争和自我改造，来克服现存的缺点。”上述文本体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家在“天下大变”之时唯恐被时代抛弃的姿态和心态，其批评范式和检讨文风亦是大陆五六十年代相关模式的先声。

华南方言文学运动是居留香港的文艺工作者为践行毛泽东《讲话》中的文艺大众化精神而开展的长达三年左右的文艺运动，由1947年10月《正报》第8期林洛《普及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开始，“方言文学”一语是孺子牛（华嘉）提出。方言文学论者动用了多种理论资源，从文艺大众化实践、知识分子作家自我改造、承继五四新文学运动精神传统等多个角度论证了方言文学的历史合法性。《文艺生活》上发表的相关文章主要有：孺子牛《普及第一》（光复版第18期）、郭沫若《当前的文艺诸问题》（海外版第1期）、静闻《方言文学试论》（海外版第2期）、冯乃超《文艺工作者的改造——纪念文艺节》（海外版第3、4期合刊）、邵荃麟《文艺的真实性与阶级性》（海外版第5期）、周钢鸣《怎样分析人物》（海外版第8期）、林林《白话诗与方言诗》（海外版第14期）、楚骥的《闽南方言文学运动》（海外版第15期）以及娄木的《方言的搥炼》（海外版第16期）等。但方言文学/地域性文艺和现代民族国家所要求的各个层面统一之间的矛盾使得方言文学运动在1949年前后受到质疑并最终于1955年被判终止，方言文学成为具有有限合法性的存在。

穗新版《文艺生活》1950年2月至7月出版于广州，只有6期。在内容上延续了光复版和海外版的对阶级矛盾的重视，只不过强调的是在新中国政治环境下阶级矛盾的化解。如陆地《新年景》和页三《老顺和他的田》（均刊于穗新版第5期）以及黑丁《新的开始》（穗新版第4期），题旨都是表现土改新气象、农民不再受地主压迫；王质玉《光荣回来了》（穗新版第3期）讲述了曾被国民党抓兵、后被解放军解放的张元祥立功后回家探亲的故事；李尔重《杨连长》（穗新版第5期）塑造了居功自傲、为自己谋取私利而后接受众人批评、最终锄奸立功的杨连长形象。穗新版《文艺生活》还有解放军解放海南、新社会农村新光景、军人和农村妇女学习文化等主题文本。总的看来，1950年后的《文艺生活》，其稿件风格具有明显的政策化特点，主题话语集中、作者水准降低必然导致刊物“广度”“厚度”的缺失。

前文说过，如果把时代、社会比作车子，把人比作搭客，《文艺生活》就是那个力图“做到把全个身心紧贴着时代，紧贴着社会”, “四肢平伏地紧贴在车上，那么不管这车子如何的骤停急转”, “总可以保持安定，总可以避免伤害”的“搭客”。[25]但《文艺生活》的新文学出身、同人刊物的办刊方式终于不见容于新中国文学体制而不得不于1950年7月停刊。[26]贯穿40年代始终的《文艺生活》体现出鲜明的阶段性，是40年代政治和历史的文学记录。而由于始终行走在华南文学地图的主线——桂林、广州和香港三地，刊物以及刊物所承载的文学不可避免会打上华南的印记，显示出浓厚的地域特征。

香港学者许定铭评价司马文森“一生最伟大的贡献，是主编了足以代表我国南方现代文学的《文艺生活》月刊”[27]。这句话我们在前文两次引用过，这里我们想强调的问题是：《文艺生活》的南方性或者说华南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刊物主编的地域认同。

司马文森曾明确表态“不想使这个刊物变成全国性读物”[28]，希望《文艺生活》能“做到地方化”[29]。这里的“地方”即南方——西南和华南。《文艺生活》诞生于抗战中期的桂林，抗战胜利后复刊于广州，但总社地址仍是桂林桂西路，广州西湖路九十八号只是分社。在光复版第1期（1946.1.1）的《编者·作者·读者》中，司马文森说：“我们将坚留在西南出版，以垦植荒芜了的西南文坛，反映西南人民的痛苦和喜悦。”但随着《文艺生活》迁至香港，司马文森的视野逐渐移至华南和海外。在总结1948年集体文艺学习和通信学习的成效时，司马文森说，文艺生活社培养了一批“年青的文艺队伍”, “给未来的民主文艺事业，准备下了大批年青的写作干部”，这些人“将是未来华南及海外有力的文艺工作的组织者和支撑者”。司马文森并设想“假如华南解放了”便以广州为《文艺生活》的“总基地”，同时“在上海，北平，香港设分社”。[30]1950年《文艺生活》迁回广州出版后，“发展工农兵文艺，扶植及培养华南的文艺干部，建设新华南文艺”的目标则更为明确[31]。从西南到华南，“《文生》从创刊至今，一直是在南方”,《文艺生活》“作为反映南方人民生活的文艺刊物”的地域身份是清晰的。[32]

伴随着地域身份定位，根据文艺形势，司马文森对在全国进行文化分区、发展地方性文化进行了思考。1949年5月，为迎接华南解放，司马文森撰文指出，“未来新民主文艺”的发展路向是“普及及与工农兵结合”，因而必然发展“地方性文化”。全国要按照“经济，政治，文化，语言等等不同条件” “划分成若干单位，每一个单位应有自己文化上的特色”。“华南文化区”（“以广州为中心”同时包括“福建的福州、厦门，广东的汕头、广州湾，广西的桂林、梧州、柳州、南宁”）应该有“和东北区华北区不同的特点”。[33]而在关于华南文化的特点以及发展华南文化的必要性上，司马文森另文阐述道：“华南文化，多少年来一直保持着它的特色，这种特色从它的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以及它丰富的民族色彩上来说，都应当占有自己的地位，但在国民党反动的压制文化政策下，它一直被埋没着。民主文化的特点应该放在普遍发扬及提高原有的民族文化上。这不但为了便利于当地的普及教育和政治动员，同时也为了丰富新民主中国的文化。”[34]

那么，如何发展华南文化呢？司马文森认为，“华南由于地理形势，生活形态，语言，风土习惯的不同，把为北方农村准备好的一套作品，硬搬过来，也一定走不通的。因而创作新读物，编写，修整原有的作品，使成为完全适合南方农村的需要，也十分必要。”[35]第一次文代会还没有闭幕，司马文森就预见性地指出，为“配合这一空前盛大的工作”, “南方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当前“最迫切”的工作之一就是“发展方言文学，整理华南民间艺术，提出具体改良粤剧，粤语电影办法，改造旧艺人，培植新干部”。[36]将文代会的精神和华南地方结合起来。而发展华南文化/地方性文化离不开扎根地方、扎实工作的作家等文艺工作者，司马文森呼吁那些“根本就和上海北平没有关系”却执意前去、想做“全国性作家”的人，“眼睛不能只是向上，而该看下”, “要根据实际需要，分散到全国各个地区去做开拓工作”。[37]

在悉心撰文全面思考华南文艺/文化发展问题的同时，司马文森利用《文艺生活》这个平台，组织、刊发了一系列注重从整体上讨论华南文艺运动如何开展的理论文章。如冯乃超《展开华南通俗文艺运动——文协粤港分会通俗文艺座谈会座谈纪录》（光复版第13期）、黄绳《展开华南文艺运动的几个问题》（海外版第14期）以及黄绳、陈君葆、韩北屏、华嘉等8人参与的笔谈——《对一九五〇年华南文艺工作的希望》（穗新版第1期）等，显示出司马文森对华南地域文学的身份认同和责任担当。与此相应，《文艺生活》上的文学文本自然在语言和文化等方面显现出华南地域文学特点。如前文已述，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那些以40年代中国政治经济状况为背景、以华南城市或乡村为舞台，通过半方言或纯方言叙述方式来讲述底层小人物故事的小说作品。

40年代的香港虽是殖民地身份，归港英当局管理，但香港的传统文化地域归属则是华南，香港学者对战后香港文学的整体论断——“整体中国文学其中一个特殊而带地方色彩的部分”[38]里面的“地方色彩”指的不是香港市民文学传统，而是华南方言土语和风俗民情。陈残云的《受难牛》（海外版第3、4期合刊）讲的是广东农民受难牛在香港闯天下的故事；秦牧的《情书》（海外版第13期）香港背景比较模糊，但广东乡村恶劣的生存环境却通过荣嫂之口侧面表现了出来。两篇小说都是用普通话叙述，但人物对话都显现出或浓或淡的方言色彩，很多华南民俗风情也蕴含其中。

易巩《珠江河上》（光复版第7期），华嘉《老坑松和先生秉》（海外版第5期），陈残云《救济品下乡》（光复版第9期）、《兵源》（海外版第13期）等作品的华南地域叙事则直接指向“胜利后”的广东某农村，以浓重的乡音土调讲述底层人民挣扎于混乱时代的命运故事，广东农村特殊的社会形态、日常生活方式、重乡缘人伦的气质等地域个性特征也在作品中显露出来。《救济品下乡》中的唐乡长、“先生贵”以及扯眼四爷合谋以资助“洪圣诞”的名义低价侵吞了县府下发的救济品，《兵源》中胡鸡眼为救被抓壮丁的侄子胡发以自己的田地为抵押、高利借了十二担谷子，唐乡长们的日常生活状态、胡发们的日常谋生流程等都表现出了上述地域个性特征。

同样是陈残云的作品，《乡村新景》（穗新版第1期）取材于赞美共产党军队纪律严明、爱护百姓，整个调子因而是轻松欢快的。其中有一个情节是村民长气公的老婆怀疑解放军战士偷鸡：老太婆“只管哭，半句话也不讲。地保急了，‘有乜野事情你讲呀，几十岁人，啼啼哭哭，唔失礼人都失礼长气公呀’。‘係啰，係啰，唔怪得人话佢越老越糊涂。’长气公不耐烦地骂她。她哭得越加响亮。地保人急智生，悄悄的去问问媳妇。媳妇细声说：‘唔见左只鸡乸喎——’地保说：‘车，唔见左只鸡使乜哭得咁紧要？’媳妇道：‘佢怒的共产军。’地保解释说：‘共产军点会要你只鸡乸？揾真吓呀？’说完，地保跟长气公、媳妇分头搜寻。不久，长气公在柴堆中，发现这只鸡乸在生疍。”方言对话活灵活现，粤地的风俗、乡民的心理展露无遗。

除了小说，方言诗歌和利用南方民间音乐艺术形式创作的作品在关注现实的同时更彰显华南地域特色。芦荻《粤讴三首》（海外版第14期）则是利用粤讴这种广东传统民歌的形式来表达现实诉求的方言文学作品，如其中之一首——《吐口水（为广州按日征收水费而作）》:“唔使讲到喫饭，今日就算係饮水都够艰难，你睇吓水费嘅价钱日日咁变幻，按日缴纳你话几咁麻烦；有米冇水两餐我叫你点办，有水冇米咯不用讲就更加心烦。”秦黛《复仇记》（桂林花灯戏，海外版第15期）、楼栖《新破镜重圆记》（南方采茶戏，海外版第17期）用南方传统戏曲剧种来讲述现代故事，“花灯和采茶，原是一个东西，不过秦黛是用桂林调来写，而楼栖是用梅县客家的采茶调”[39]。华南民间艺术形式被重视、被挖掘是文艺大众化—方言文学运动发展的产物，但客观上起到了弘扬华南地域文化、展示华南地域特色的作用。

整体来看，《文艺生活》月刊是一份具有明显阶段性、地域化的文学期刊，其期刊文本所展示的文学图景既线性地呈现了40年代抗战、国共内战、中共建政三个时期的历史风云变幻，又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因素而表现出了独特的华南地域个性和精神风貌。而阶段性、地域化正是地域文学史建构的两个要素，40年代华南文学史的描述和构筑也许可以从《文艺生活》这样典型的刊物入手来讨论。

四、阶段性、地域化文学史写作路径的探索

文学史（literary history）这一来自欧洲的新的著述体裁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日本传入中国后，以林传甲和黄人的《中国文学史》为端点，迄今为止已有几百部中国文学史出版。[40]而对现代文学历史的描述和研究则始于1922年胡适应约上海《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特刊所撰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国现代文学史由此开始了与传统文学、社会政治、文学特征等方面剥离与纠缠的丰富复杂的近百年历程，出现了诸多在不同文学史价值观指导下编写的断代史、三十年史、文体史、文学思潮与批评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典型年代”“散点”透视文学史、图志广告文学史以及区域文学史、地域文学史、少数民族文学史等文学史形态。[41]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持续走在“重写”“重建”的路途上，这种“重写”“重建”既是学术史本身自我更新的内在逻辑要求，同时显示出文学史研究者的一种文学史写作焦虑。

就叙述空间来看，数次“重写文学史”之后，“现代文学史叙述由原来的偏重整体与中心区的讲述到注重地方的关注。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不仅应该从时间层面上进行深入拓展，也应在空间范围内将视野扩展。在这种背景下，‘海外华人文学’、回族等少数民族文学、国统区文学、东北沦陷区文学、巴蜀文学、岭南文学等皆在试图重新深绘区域文学图景中有望进一步丰富文学发展的历史面貌。”[42]这些文学史空间切割的角度既包括国籍、民族、政治区划，也包括有明显同一性特征的区域性文化板块。

但是，虽然“文学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建构往往是通过地方来实现的”，但“时间与空间是人类认识与把握世界的两种最重要感知方式”,“从文学自身的发生与裂变的历史来看，时间无疑是最重要的感知维度。”[43]确实，文学史的空间讲述也必须在时间维度的一定框架下进行，作为政治区划的国统区文学、东北沦陷区文学的时间框架是显在的、相对固定的，但其他空间叙述角度，如国籍、民族、文化板块等的文学史就必须要有时间限定。

2013年11月16日，王富仁先生在“岭南学术论坛·新文学史专题研讨会”（《学术研究》月刊与嘉应学院联合举办，广东梅州）上提出“只有阶段性的文学史，没有终极的文学史”的文学史观；黄子平先生则强调“要探索空间化的文学史叙述模式，重视地域文学，发展文学地理学”的文学史写作路向。阶段性、空间化的结合就是兼顾了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文学史叙述角度。二位先生都对以阶段性的文学史以及地域化、空间化的文学史来构建理想的文学史抱有良好的预期。与会的广东学者同时也表现出对发展华南地域文学史著述的焦虑和期待。

华南地域文学史目前只有指涉范围更窄的《岭南现代文学史》（张振金著，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岭南文学史》（陈永正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按照曾大兴的说法，《岭南文学史》“只叙述广东文学，并未涉及广西文学，实际上是一部区域性的《广东文学史》，而不是一部真正的地域性的《岭南文学史》”。因为“‘地域’是自然形成的，‘区域’则是对‘地域’的一种人为的划分；‘地域’的边界是模糊的，‘区域’的边界是清晰的。”[44]

对于华南地区而言，它的边界是相对模糊的，可以视为南中国的所指。“‘华南’概念的产生，据考源于西方报纸的报道与翻译。尽管无论在近代还是当代，‘华南’一直是一个变动不居的概念，然以其代指中国南部地区，尤其是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地区，显然已为一种共识。”“近代以来的‘华南’一直是中国的风云之地。抛开政治、经济等外在因素不论，作为一个文化板块，‘华南’在整个中华文化圈中，也是一种独特的存在。以往的现代文学研究将过多的视角投注到京沪两地，而忽略了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发生过程中，‘华南’一直扮演着微妙而关键的角色。诚然，从地域上讲，‘华南’相对于中原是‘周边’；从政治和文化角度来看，相对于北京、上海，广州无疑是‘边缘’。但从华南这一区域内部来看，近代广州相对于周边地区尤其是港澳地区甚至南洋，无疑位居‘中心’。在国民革命时期，广州曾一度是全国的中心，新文化与新文学的主将们接踵而至，汇聚于此。”[45]华南地域文学史的写作，如果依照海外汉学家的研究思路，一方面契合了施坚雅的“中心区”理论，另一方面也与柯文的“沿海—内陆”区域研究取向相符。自东到西，福建、广东、广西这些南中国地域都是基于陆地、面向海外，其具有高度趋同、同时与内陆地区迥然不同的文化特征。

因此，“华南”这个地域概念同时承载着丰富而深沉的文化内涵，可以视为“想象的地域”: “地域作为高山与大河、丘陵与平原的有机组合，它是自在沉默而又客观确定的。然而，地域一旦进入文化与文学的领地，由于‘存在对于我所具有的唯一意义是’‘为我存在’，它便具有‘意向性’的人为色彩，需要表述、激活和建构，从而成为萨义德所言的‘想象的地域’。”[46]在文学领地中，“华南”是蛮荒、保守与前沿、开放并存且独具地方色彩的多重想象之域，值得人们为之作地域文学的书写。

但“从普遍情形看来，地域文学只不过是于某些阶段性、间断式的特定历史时期内产生出程度不等的繁盛景象，……一般不能或无法保持连续悠久性的、超越漫长历史分期的整体辉煌绚丽的局势。”[47]时限性对于地域文学史的写作来说，既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文学事实，又涉及具体的操作手法问题。在中国新文学史视野中，40年代是华南文学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阶段。“在1937至1949年的十余年间，华南文坛在整个中国文学界居于特殊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且在广州、桂林、香港之间形成了作家聚散的巨流。在这股巨流中，华南本土作家逐渐脱颖而出，成为日后南中国文学的重要骨干分子。”[48]

确实，40年代的华南地区由于含纳了40年代的三个文化中心（桂林、广州和香港）而成为40年代地域文学的重要组成之一，而且，这三个重要的中心城市因为40年代作家的流动而串联起来，因而在保有各自文化积累、地域特征的同时，又整体上构成了一个“华南文学场”。这个文学场在空间上超越了省界区划（广东、广西），超越了领土与殖民地（两广、香港）；在时间上具有持续的延绵性，无论40年代意指1937年到1949年，还是1940年到1950年，都在这个文学场域范围之内；这个文学场里的作家立场（左、中、右），政治事件（抗日、内战、建国），文学创作（为时代还是为个人）、文学生存（文学与文学生态）等问题，较之20世纪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为复杂纠缠。在肯定空间的独立性之后，当我们跳脱40年代华南文学场域内部，我们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华南与北京，华南与海外，华南与西南、东南、东北之间的关联，即地域与地域之间，空间与空间之间的流动性和开放性。

那么，如何对40年代华南文学这一特定时空域的文学进行“史”的描述？取广泛的文学文本、历史文本来讨论固然是一种方法，然而还有一个方法，即取一个动态开放又相对凝固的文学期刊作为载体，探究期刊文本和文学历史之间的互文共生性，从而给特定时期的文学、文学史做侧面画像，也不失为期刊研究和文学研究方法的新尝试。跨越40年代、行走华南的《文艺生活》月刊，表现出了明显的阶段性、地域化的特点。而与此同时，以“一个刊物”作为“典型年代”里的一个“散点”“来把握一个时期的文学精神和基本特征”[49]也可能给地域文学史的写作提供一种新的路向和启示。

前文已经对《文艺生活》桂林版、光复版、海外版、穗新版的内容进行了整体的描述，从1941年到1950年，从编辑策略、文学生态到文学创作、理论论争再到地域特征，我们试图以丰富的“杂志文本”（期刊以及期刊文本），试图以一本刊物来呈现或者说管窥40年代华南文学。“个案”也好，“散点”也罢，一本刊物已然一个文学乾坤。这个文学乾坤并不封闭，40年代华南文学可以是它的主要指涉，40年代的时间之外（如战后香港文学是五六十年代新中国文学的起点之一）、华南的空间之外（如40年末旅港作家北返），亦皆可在此文学乾坤之中找到端倪。

因此，对《文艺生活》这样一份具有明显阶段性和地域化的文学刊物进行研究，考察其和40年代华南文学的关系对于描述和构筑40年代华南文学史的启示在于：从结构上看，阶段性（时间层面、文学与社会政治关系层面）和地域化（空间层面、历史文化特征以及人地关系层面）是40年代华南文学史架构设置的两大着眼点；从内容上看，文学与政治、文学与战争、知识分子文学与民间文学、沿海文学与内地文学、本土文学与海外文学、市民文学与革命文学等可以作为40年代华南文学史的主体构成部分；从宏观上看，40年代华南文学和40年代其他地域文学的关系（空间与空间之间）、40年代华南文学在整个中国新文学史中的位置问题（局部与整体之间）等也是40年代华南文学史写作无法回避的观照视点。

总之，一份期刊就是一个时代的文学，由此出发去探索地域文学史的写作路向，这一思路和方法以及围绕这一思路和方法产生的讨论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可以成为“真正以具有文化板块特征的人文空间为标准”“从时间与地方层面重构现代文学的研究框架”[50]的有效内容构成，另一方面也是对学界“客观真实性是文学史编写的最高法则”[51]及“回归‘文学本体’的文学史叙述”[52]诉求的某种回应。

[1].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下卷），第4页。

[2].郭沫若：《新文艺的使命——纪念文协五周年》,《半月文萃》，1943年第1期。

[3].紫风：《那是烽火年代》，见潘其旭、王斌、杨益群、顾绍柏编：《桂林文化城纪事》，第542页。

[4].何家槐、老舍、柳无忌：《作家生活自述》,《当代文艺》1944年第4期。

[5].周锦：《中国新文学史》，台北，长歌出版社1976年版，第150~151页。转引自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下卷），第40页。

[6].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台北，正中书局1979年版，第775页。

[7].蒋频：《旧的过去和新的未来》,《中国文学》第三卷第5期，1941-1。转引自黄万华：《40年代：文学开放性体系的形成——兼及林语堂小说的文化视角》,《理论学刊》2002年第2期。

[8].黄万华：《40年代：文学开放性体系的形成——兼及林语堂小说的文化视角》,《理论学刊》2002年第2期。

[9].“在自然地理上广义的华南地区指南岭以南及武夷山以东之地，包括福建、台湾、广东、海南四省及广西壮族自治区。”见张占斌、蒋建农主编：《毛泽东选集大辞典》，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3页。本书主要是从生活地理意义上的行政区划的角度来对华南地区进行描述的。

[10].陈残云：《南国诗潮·序》，广州，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

[11].参看吴定宇：《论华南抗战文艺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

[12].李建平：《抗日战争中诞生的一个奇迹》，见李建平：《抗战时期桂林文学活动》，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13].参看雷锐：《桂林文化城：抗战文化沙漠中的绿洲》，见雷锐：《桂林文化城小说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吴定宇：《论华南抗战文艺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第113~117页。

[14].胡愈之：《忆长江同志》，见潘其旭、王斌、杨益群、顾绍柏编：《桂林文化城纪事》，第133页。

[15].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下卷），第27页。

[16].详见本书第六章第一部分——战后香港文学：整体中国文学中一个特殊而带地方色彩的部分。

[17].周葱秀、涂明：《中国近现代文化期刊史》，第431~432页。

[18].郭沫若：《新文艺的使命——纪念文协五周年》,《半月文萃》1943年第1期。

[19].详见本书第四章、第五章。

[20].周而复：《春》（下）,《文艺生活》光复版第13期，1947年4月。

[21].公韬：《迎一九四七年》,《文艺生活》光复版第11、12期合刊，1947年。

[22].林焕平：《论当前中国文艺的主题》,《文艺生活》光复版第16期，1947年8月。

[23].详见本书第六章第二部分——浓厚的政治性：战后香港文学的新中国文学性质。

[24].详见本书第七、八、九章。

[25].夏衍：《坐电车跑野马》,《野草丛刊》，1948年第7期。

[26].参看张均：《〈文艺生活〉的复刊、“新生”与停刊》,《长江学术》2014年第3期。

[27].许定铭：《〈文艺生活〉月刊》,《大公报》，2008年6月3日。

[28].编者：《编者·作者·读者》,《文艺生活》光复版第1期，1946年1月1日。

[29].编者：《编后小记》,《文艺生活》光复版第8期，1946年9月。

[30].司马文森：《〈文生〉一年》,《文艺生活》海外版第10、11期合刊，1949年2月15日。

[31].编者：《复刊词》,《文艺生活》穗新版第1期，1950年2月。

[32].编者：《〈文生〉半年》,《文艺生活》穗新版第6期，1950年7月。

[33].司马文森：《文艺工作者怎样迎接华南解放？——为纪念“五四”三十年作》,《文艺生活》海外版第14期，1949年5月15日。

[34].编者：《从〈复仇记〉谈起》,《文艺生活》海外版第15期，1949年5月20日。

[35].司马文森：《迎接华南解放》,《文艺生活》海外版第17期，1949年8月25日。

[36].编者：《文工大会闭幕以后》,《文艺生活》海外版第16期，1949年7月15日。

[37].陈程：《谈“全国性作家”》,《文艺生活》海外版第15期，1949年5月20日。

[38].郑树森、黄继持、卢玮銮：《国共内战时期（一九四五—一九四九）香港本地与南来文人作品三人谈》，见郑树森、黄继持、卢玮銮：《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本地与南来文人作品选》（一九四五—一九四九）（上册），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9~10页。

[39].编者：《请大家发表意见》,《文艺生活》海外版第17期，1949年8月25日。

[40].参看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1].参看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史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杨义：《中国现代文学图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陈子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937—194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等等。

[42].张鸿声等：《美国“中国学”的“地方”取向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区域问题为例》,《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18年第2期。

[43].张鸿声等：《美国“中国学”的“地方”取向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区域问题为例》,《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18年第2期。

[44].曾大兴：《“地域文学”的内涵及研究方法》,《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45].张鸿声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华南”视角》,《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3月25日第4版。

[46].刘保亮：《论地域作家的文化身份》,《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47].乔力等：《论地域文学史学的研究方法》,《理论学刊》2006年第12期。

[48].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05页。

[49].孟繁华：《总序二：〈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缘起与实现》，见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

[50].张鸿声等：《“文学—史学—地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范式重构》,《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4月16日第4版。

[51].朱德发：《辩证理解现代文学史书写的“真实性”》,《江汉论坛》2015年第7期。

[52].胡希东：《文学观念的历史转型与现代文学史叙述模式的变迁》,《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