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之形

新书

一篇有百岁之龄的旧文，纵使被一遍遍翻印，也不会变得年轻。文字总会老去，且与版式无关；唯有伟大的艺术品，才有能力消抵岁月的磨砺。不过，当这篇百年前写作的旧文被重新付梓印刷，它就会变成一本如假包换的新书。可是，对一本新书而言，其“新”何谓？是在刚刚装订成册、还散发着墨香的那一刻？还是说，只要没有被阅读，它便永远是一本新书？这样的问题，总让人捉摸不透。

面对一本平装书，人们总是很难辨别，它是不是已被人读过。当它在书店上架前，说不定早被店里的伙计偷偷拿去，翻了个遍，只要这个人够细心，没有毛手毛脚地弄脏了书页，或扯破了书脊。可精装书却不同。很久以来，人们只须随眼一瞥，便知它是否曾被人翻阅。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精装书都是包起来的，用一层薄薄的透明塑料膜。这膜一年比一年结实，甚至缺了工具便无法撕破。

一本塑封的新书，就像一听密封的罐头：干净而严实，没有生机，也没有气味。当这样一本书被当作礼物送出时，受赠人定会把这层膜当即扯掉；假如这书是买给自己的，想来也不会有人把它连同薄薄的塑料皮，一股脑儿摆上书架（或许你曾见过这样的人，倒也说不定）。不，不，书籍需要接触新鲜的空气，需要暴露，虽然暴露难免是伤害的开始，正如周遭许多事物一样。

一本新书，同时也是一份承诺。对于书的主人而言，那感觉无异于一种恩赐。书中的文字或许已老，书的版次或许已无以数计。可是，当一本新书被捧在手中时，其圣洁宛如处子。所有和这些文字有关的阅读史，皆于一瞬间清零，并等待重写。不论是歌德、冯塔纳⁽¹⁾，还是格拉斯，书里的每个字都似新鲜出炉，恍若在片刻之前，写作者刚刚放下手里的鹅毛笔，或用打字机敲下最后一个字。

这一切当然都是诡计，是调剂生活的无数诡计之一种。不过，新书的诡计远不止于此，至少在第一次被阅读时。比如说，它的书页总会在阅读中断的地方自动翻开。或许那是初读者在书中留下的标记，好让自己能随时寻回原路；抑或是书籍给自己打下的烙印，目的是将初读的记忆永久珍藏。

新书的味道也是崭新的。至于味道如何，则因时而异。过去，在好的时代，书的味道便好，清新如自然；在差的时代，书的味道便差，浸透着廉价纸张的霉味。现如今，新书常常是没有味道的，这一点，倒与这个时代对美味的定义不谋而合。不过，气味同样也是一种诡计，是为了让人相信，阅读一本新书相当于一种创造，唯读者所独属。

最糟糕的情况是，一本书有可能因为太新，令主人舍不得读，甚至心生畏惧。要么是他太胆怯，不愿这份圣洁在自己手中被玷污，而他又不知该以何回报；要么是他太谨慎，生怕书中的文字并不像宣传语所言，那样精妙绝伦，字字珠玑。与其让希望变成失望，与其以期待换来一场空欢喜，索性把书放在一边，只看不读。

一百多年前，市面上曾经出现过一种书，它的书页是没有裁开的。读者在阅读它之前，首先要对它进行某种意义上的破坏。为此，人们甚至专门给它配上了一种有着锋利薄刃的小刀。三十年来，我的书架上一直放着这样一本书，那是阿尔弗雷德·波尔加⁽²⁾早期著作的初版，书名叫《万物皆流》，创作于1909年。直到今天，它的书页依然未裁。想想看，一本这样老的书，竟然没有人读过！我曾一次次拿起刀刃，然后又一次次放下。莫非是因为我始终没能确定，自己是否便是那让它恭候了百年的第一位读者？抑或是我只想再等一等，让初读的喜悦再延宕些时日？我不晓得。后来，为了阅读书里的内容，我去借来了一本同名书，然后做了拷贝。那本“旧”书仍然躺着书架上，带着没有裁开的书页，一如昨日。

旧书

在百分之九十九甚至百分百的情况下，旧书都是被阅读过的，而且很可能不止一次。当一本旧书摊开在面前时，你总会忍不住去思考它的历史，最起码会想，这段历史你或许永远都无从知晓。

旧书总是布满了岁月的痕迹。有不同的人在不同时期用不同笔体留下的签名，有的签名又被后面的主人潦草地划掉。有的书里还有藏书票，有人把它贴上去，又有人试图把它揭下来，却没有揭干净。当然，每一本旧书里都有各种被翻看的痕迹，虽然你不能确定，这些痕迹是由许多爱书人一次次阅读后留下的，还是只经过了一位粗心读者之手。

于我而言，一本旧书明确无误传递出的讯息是，尽管它曾在一个、两个甚至多个主人手中一路辗转，可它还是侥幸活了下来。在它的身上，仿佛贴着一个无形的标签：非消费品。每一本旧书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在它被阅读后，甚至在它的主人离世后仍未被丢弃，而是传给了另一位读者。它或被当作遗产传给后代，或作为礼物赠予友邻，或流落于旧书商、遗物处理人和旧货贩子之手；也有可能连同别的旧书，一起被捐给图书馆或基金会，或者为了换取外汇被转卖给富有的邻国。

有时候，旧书也会被当作柴禾扔进炉子，用来烧火取暖，这种情况的发生，也许远远多过我的想象。然而最完美的法则是，书籍也能像人或（今天的）马一样慢慢变老。废纸的回收利用已经实行了数十年，每天都有大量旧报刊被丢弃，再被收集起来，重新加工利用。但书籍却不在其列。为保护生态而制订的环保守则，并不包括旧书一项，我也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见过一只专门收集旧书的垃圾桶。

有些人喜爱旧书胜过新书。或许对他们而言，旧书的沧桑感更能使文字的尊严得以呈现；或许他们喜爱稀有之物甚于常见之物，喜爱淘来货品甚于普通商品；或许他们只是喜欢让旧物包围，因为每个旧物背后都隐藏着自己的秘密。正是这些人的存在，才使得旧书在我们的社会中保有一席之地。至于这类人是否已是濒于绝迹的物种，我无从奉告。

大书和小书

当书籍最早问世时，书往往又大又沉，人们甚至无法将它拿在手里去阅读，而只能放在桌子或台子上。因此直到今天，人们经常还会用“埋身于书后”，来形容某个人读书或用功时心无旁骛的神情。

书籍在诞生之初，当属“不动产”之一种。其庞大和笨重，仿佛是为了加深这样的印象：书里的内容绝非凡俗之物，而是少数富人和权贵才有资格拥有的财产。后来，随着活字印刷术的发展，书籍逐渐变小，小到可以让人揣在怀里，随处翻开来阅读。或许直到这一刻，书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书，或曰符合今天人类定义的书。文字传播的便捷性是现代科学与启蒙诞生的必备前提，换言之，西方世界的文化之所以得以普及，正是建立在书籍的轻便性之上。是那些装在衣箱和衣兜里的书，把这种文化带入了世界的众多领域。

当然，如今仍然还有一些书，它们身形硕大，挪动困难，却又俨然以此为荣。比如地图册，还有厚重的画册和摄影集，或是亦可用于装饰的咖啡桌读物⁽³⁾。在所有图书开本中，1900年前后问世的现代平装本无疑是最大的赢家。它小巧，轻盈，价格便宜，不怕弯折。可以说，在现代平装本身上，各种不利于文字传播的障碍几乎被悉数扫清。

不过，即使是平装本，也还是纸质书。它依然有分量，占地方，容易被损坏甚至遗失。因此，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文字传播的下一步发展是让媒介变得更“小”更“轻”，就像人类声音的传输一样，只需一根电线即可搞定。依此而论，实现古腾堡“将文字传遍全球”理想的完美方案，显然是电子书。

“依此而论”，如是。倘若换个角度看，却未必尽然。

美丽的书

对一本书来说，它本不需要通过修饰和打扮变得漂亮。书籍的美丽，应当仅靠印刷呈现：比例得当的字体，排版合理的页面，于读者即是赏心悦目之事。书的装订尽可以朴素，当然还要坚固，分量也不能太沉。依照这样的观点，一本书是否美丽，完全是由功能来决定。

然而在现实中，书籍却常常是另一副模样。在德语里，甚至还有书籍装帧和书籍艺术等专业词汇。这些词汇是一种象征，它让人们看到，古往今来，人类为了书籍的“美丽”甘愿付出多大的辛劳。扮靓乃人之常情，正所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对此谁又能否认？！纵览世间，大自然之外，丑陋的事物满目皆是。于是乎，人们制作了漂亮的刀具供人切割，设计了漂亮的椅子供人休憩，除了功能，还有美学附加值拱手奉送，只要你懂得如何享受。

不过，恰恰这样的对比暴露了差异。从没有人发明过“刀具艺术”或“座椅艺术”之类的概念，因为这些概念统统都可被纳入设计的范畴。但是，我绝不肯把书籍艺术称作设计，哪怕那些令我厌恶的图书产品也不行。我总觉得，与椅子或刀具相比，书籍与艺术之间的关系要亲密和要紧得多。

在我看来，书籍艺术是尊重文字的一种表现，是用包装来强调书的尊严。没有人会忍心让一篇文字没有包裹、没有任何个性标识，就这样赤条条来到世间，就像没有国王会穿着内裤去接见自己的百姓。即使是教士或僧侣身上的长袍，也总能让人在朴素背后感受到肃穆和庄严。以艺术的方式让书籍的物质与精神属性相匹配，或许这便是书籍艺术的含义所在。

与所有艺术一样，书籍艺术也逃不开失败的风险。在我的藏书中就有一些书，丑陋得令人不忍直视。有时候我会尝试扯掉封套，让书的模样多少有些改观。可这样的做法，并不总能见效。最令我反感的是那些貌似艺术的矫情设计，比如说龙飞凤舞的书名，花哨到无法辨识的字体，还有印在书页边上的图画。这些设计者的用心，似乎只是为了把读者的目光从文字引到别处。可是，即使是这些丑书的存在，也不能成为反对书籍艺术的理由，就像柜子里的衣服再丑再破，你也得穿着它出门一样。无论如何，光屁股上街总不是个好选择。

书籍也不例外。

破损的书

有些书的样子是破破烂烂的，不过在很多时候，它们依然能读。换句话说，虽然书籍的损坏已是既成事实，但书里的文字却完好无恙。浸过水的纸张变得皱皱巴巴，彩色的切口也褪掉了颜色。很多页都被撕破，长长的裂口斜横在书页上。有人曾试着用胶带将它粘合，后来胶带脱落，只留下一道褐色的污迹。书壳被划得满是伤痕，衬页也已不知去向，书脊和书芯之间，仅剩一根细细的麻线相连。

每次遇到这样的书，我总忍不住想，对于书籍而言，媒介至少也是讯息的一部分。尽管文字极力扮作若无其事状，却依然无法为我消除干扰。我仿佛听到从书背后传来一个声音，那声音透着不安，又充满了怒气：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故？这个声音在问。是谁玩忽职守，是谁这样粗心大意？是谁把书随手丢到一旁，让它去遭受潮湿、尘土、污浊和烈日的酷刑？是谁这样倒霉，害得自己的书也要跟着遭罪？

当我阅读一本破损的书时，我总是只读文字，并尽可能把书拿得远远的。如果能坚持读完，那一定是文字的功劳。对于这些文字而言，我手中这本破书的存在本身便是一种奖赏。因为书虽然残破不堪，却毕竟还在。它没有被丢掉，没有被人拿去引火，或和废纸一起被化成纸浆。这是因为对某个人，甚或对很多人来说，这本书里的内容太过重要。而我，便是其中一个。

透过这些破损的书，我们可以发现：文字对书的依赖一方面是多么强，另一方面，又是多么弱。

缺页的书

有些年，我曾着迷于收藏奥地利作家彼得·艾腾贝格⁽⁴⁾创作的书籍，那劲头，真可谓野心十足。我鲁莽地为自己定下目标，决心要收齐艾腾贝格所有十四部著作的每一个版本和每一款封面。这个让我深陷其中的癖好虽然无害，成本却也不菲。更何况那是在1980年代，要想搜罗到这些书，只能凭古董商的目录按图索骥，或去旧货市场碰运气。至于说“完成”后的收藏总共有多少本，我心里全然无数。因为在当时，并没有任何与出版相关的目录可供查询。也许是一百种左右？不管怎么说，我最后搞到手的大约有六十种。就在这时候，我结了婚并向妻子保证，从今往后，在买书的事情上，我定会有所克制。

后来，我确实很克制。可是有一天，当我和妻子度假旅行时，我在苏黎世一家旧书店遇见了它：艾腾贝格处女作《感想录》初版。这是一个相当稀有的版本，按照当时市面上的行情，至少也要卖到三百马克。只可惜，这本书并不是最初的样子。它最早大概是平装本，后来被用亚麻布重新装订，边也被切掉了好多。不过从总体上讲，仍然是一个相当有收藏价值的版本。而且，它只卖三十瑞士法郎！一开始，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直到我翻开书，在封面内侧发现了店家用小字写下的一行标注：最后十三页缺失。

我不记得那一天，我在这家瑞士旧书店里站了多久，心里不停地盘算：要不要买下这本书？按照这样的价格，我究竟是捡到了便宜，还是中了商家的奸计？更重要的是，一本不完整的书到底还是不是书，抑或只是一个断了臂的残躯，一具尸首？

最终我还是买下了这本书，唯一原因是怕自己以后会后悔。但是，我从来没有喜欢过它。我把它放到书架上，紧挨着《感想录》的另一个早期版本。后者的品相虽然很差，用破烂来形容也不为过，可它的内容却是全的。靠在它旁边的这本缺页的书，永远是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有一次，我曾尝试用复印件来补齐缺失的书页，可结果却只是把情况变得更糟糕。

如今，我终于想通了。一本不完整的书其实是一本死书，更准确地讲，是一副纸制的棺材，里面装着文字的残尸。也许别人不这样看，可对我却于事无补。既然我无法为这本书找回那缺失的十三页文字，并亲手为它接上残肢，那么要想获得解脱，唯有狠狠心，与它做个了断。可是，要怎样做才能了断？

或许最完美的办法是，找个比我更疯狂的家伙，然后把书卖给他。可前提是，世上真的存在这样一个人。

被批注的书

阅读总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在书中留下印迹：被指痕玷污的书页，撕破的封皮，扭曲变形的书脊，还有折起的书角，或是脱了丝的书签带。不过，和这些寻常的阅读痕迹相比，另一种印迹显然更具个性。

三十年前的一天，我走出当时供职的大学研究所，在靠近大门的走廊里，遇见一位老妇。她坐在一只折叠凳上，脚边摊着几本书，不多，约莫五六本的样子。那情景，让人不觉心酸。我本想加快脚步，从她身边绕开。可后来，我却站住脚，俯身从摊在地上的书里拾起了一本。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我和这本书对上了眼。那是斯特凡·格奥尔格⁽⁵⁾的诗集，深蓝色的装帧出自艺术家梅尔希奥·莱希特⁽⁶⁾之手。这位老妇定是从我的眼神中看出了我的欣喜，或许还有贪婪。如果我对这些书感兴趣的话，不妨去她家看看，那里还有很多这样的书，她说。

于是，我便随她上了路，带着满心好奇，还有收藏爱好者的复杂心理：既渴望能淘到宝物，又不想花费太大的价钱。我们没有走出太远，因为这位妇人就住在城里，一处安静而稍显破败的街区。她一边领着我往地下室走，一边解释说，她患有严重的健忘症，所以屋里到处都贴满了纸条：洗衣筐，储藏架上的食品，还有那些装满书的纸箱。如果我在地下室待的时间超过一刻钟，说不定就要跟她解释，我是怎么到这儿来的。说完话，她便转身而去。那时候，我还没有听说过老年痴呆这回事。我把这一切都当成了奇遇，然后抖擞精神，冲向眼前的书箱。

短短几分钟后，我的双手已经捧满了收获。这些书中的每一本，都让我迫不及待地想要据为己有。可是没过多久，我便放下它们，重又变得两手空空。据老妇讲，这些书都是她丈夫留下的。他生于1900年前后，“一战”后读了大学，之后当上了德语教师。退休没几年，他便撒手人世。如今，这位寡妇不仅要照顾患病的儿子，还要想办法挣钱糊口。

听到这段故事时，我并没有多想，甚至干脆当成了耳旁风。可眼下这一刻，我独自坐在地下室里，就像是一个因贪婪而不得不遭受惩罚的罪人。果不其然，这些书确实是一位德语老师的收藏，因为每一本书，都被他用削尖的铅笔做了“批阅”。书里写满了长长的批注，有些甚至可以拿去充当讲课用的教案。

作为一名狂热的旧书收藏者，在对付“被批注的书”方面，我也算积累了不少经验。用圆珠笔或钢笔留下的边注和下划线，自然无法从纸上清除；即使是铅笔留下的印迹，也一样固执得超乎人的想象。坚硬的笔芯会给软纸刻下凹痕，会把薄纸戳破；用软铅写下的字迹一旦碰到橡皮，就会像墨水般洇散，变成黑乎乎一团。另外还有所谓的复写笔，更是所有橡皮的克星。除了偶尔几次得手，我和被批注旧书的搏斗，几乎都是以惨败收场。而今天，就在这里，我将迎来我的滑铁卢。

我在地下室又逗留了片刻，只为了让那个躲在我身体里的收藏控再多受些折磨。在这位德语老师的藏书中，确实有不少二三十年代知名作家的作品，其中不乏珍贵的初版书，比如说——我简直不忍写下它的名字——罗伯特·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但所有这些书，都被它的主人用极大的热忱和尖利的笔锋做了批注。只可惜这样一来，这些书经由他的手被改变了性质，变成了一位模范教师的职业生涯记录，除此之外毫无价值，起码于我如此。

最后，我拿着最初看到的那本格奥尔格诗集走出了地下室。老妇依然记得我，于是我俩谈好价格，银货两讫。回到家，我把书放入书架，心知这辈子再不会把它翻开。我甚至担心，经过这次偶遇，我和斯特凡·格奥尔格的关系或许也会因此生出芥蒂。

(1)　theodor Fontane（1819―1898），德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诗人，十九世纪最重要的德语作家之一。

(2)　Alfred Polgar（1873―1955），奥地利作家、评论家、翻译家，“维也纳现代派”代表作家之一。

(3)　cofee table book，放置在桌上供喝咖啡者随手翻阅的图书，往往图片较多，开本较大，装帧精美。

(4)　Peter Altenberg（1859―1919），奥地利散文家、诗人，曾有名言：“如果我不在家，就是在咖啡馆；如果我不在咖啡馆，就是在前往咖啡馆的路上。”

(5)　Stefan George（1868―1933），德国诗人、翻译家。

(6)　Melchior Lechter（1865―1937），德国画家、书籍装帧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