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读之家

1905年6月2日，广饶（当时称乐安）大王镇西李村，一个普通农户家里增添了一口男丁，取名李殿龙，字云生。他就是李耘生。以后，他有过老李、老章、李立章、李涤尘等多个名字。

西李村在广饶的南部，在当时是个有350多户人家的大村子。西李村东边是阳河，西边不远处还有一条裙带河，土地平坦肥沃。

李家位于村子的西南角，有茅屋10间，其中正屋4间、东西耳屋各3间，一面土墙围成一个小院。李家是个祖孙三代务农为生的大家庭。祖父李廼田育有两子两女，两个儿子分别取名李集禄、李集祺，禄、祺，表达了这个农民家庭对子孙的美好希冀。家里祖辈务农，子弟最多只读过几年私塾，只有二儿子李集祺在益都（青州）读到师范毕业，回到乡里教书。

1924年第30期《中国青年》发表了一篇关于广饶农村的调查，反映了当时广饶农民的生活，也是李家生活的真实写照：“广饶县的人民，有十分之九是务农的，这些农民几乎完全是自作农；他们虽然不受大地主的压迫，而实在的生活，却非常艰苦。”他们的食物，“米、麦二种，仅于夏、秋二季的农忙之时有吃的，然而其中还有多半不能如此。豆类、玉蜀黍等的粗食物，是用于春冬二季无事之时的，当此时间，能够得到纯粹的豆类、玉蜀黍等，亦不过是十分之一，其余的必须加糠和菜类，至于富有营养料之食物，许多的农民，整年不得入口”。农户衣料向来皆是自织，农耕之余，以木工（作门窗器具）、草工（织席）、陶工（作砖瓦、盆）为副业。和当地的其他农户一样，李家一家人起早带晚、辛勤耕作家里的10大亩（约30亩）农田，家里的长媳、李殿龙的母亲刘氏手巧，除操持家务外，还做点编织的零活，贴补家用。风调雨顺的年景，也能温饱度日。

大儿子李集禄育有三子两女，李殿龙是长子，下面一个弟弟因病夭折，还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

李耘生家老宅

李殿龙生得瓜子脸、大眼睛，从小惹人喜爱。作为家里的长房长孙，祖父和父亲对李殿龙寄予厚望，而殿龙从小就显得懂事、聪颖，从不惹长辈生气，也不与弟妹们争吃争穿，总是爱护弟妹，不吵闹打架。当父亲下地干活回来累了，或是为了生计面带愁色，殿龙都会更乖巧听话，或是拿出吃的先给长辈，以此宽慰父亲。对这样懂事孝顺的孩子，家里疼爱之余，更希望他识文断字，跳出农门，将来光耀门楣。

虽然家里并不宽裕，但李殿龙7岁就被送入村里的私塾读书。当时广饶虽兴办了一些新式学堂，但点稀数少，费用昂贵，农民子弟无力就读，所以私塾教育仍在乡村盛行。私塾所设课程无一定标准，但一般用三字经启蒙，“四书”“五经”为必读书。私塾星期天不休息，放夏、秋农忙假和春假、年假。《中国青年》那篇广饶农村调查报告里也记录着当时当地小学生的状况：“能记账写家常信的农民很少。国民小学的学生——十岁以上的，有许多一年也不过半年在学校里，到农忙的时候，他们必须留家为他们的父兄帮忙”。

李殿龙也是一边上学，一边帮助家里干着力所能及的农活，课余到田里拾麦穗、稻穗，到河边牧马。农家孩子的生活让殿龙很早就懂得耕作稼穑的不易，更珍惜读书的机会，学习勤奋用功。

“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私塾的学习虽多为死记硬背，但还是让殿龙受到了忠孝仁义等传统文化的熏陶。

作为农民家庭的孩子，长辈的言传身教，让殿龙血液里渗透着中国农民的勤勉、朴实和善良。有一次，殿龙领着几个弟弟妹妹在街上玩，堂弟殿鳌从邻居家拿回一个小玩具，玩得爱不释手，并显摆给小伙伴们看。殿龙知道后对他说：“人家的东西，借着玩玩可以，不能拿回家，快给人家送回去。”

殿鳌不理，还是只顾摆弄着玩。殿龙有点生气地说：“这事说轻了是拿，说重了就是偷，偷是最没出息的……”看殿鳌还是不动，殿龙从弟弟手里抢过玩具，立即跑去送还了邻居。一起玩的小伙伴们有的支持殿龙，有的站在殿鳌一边。

兄弟俩抢夺玩具的时候殿鳌挨了一巴掌，从没有被哥哥打过的殿鳌大哭大叫着向祖父告状，祖父问明了情况，严厉地说：“殿鳌该打！谁叫你偷人家的东西？”

祖父顺手从院子里的杏树上摘下些杏子，先奖励了殿龙5个，接着又给支持殿龙的孩子每人3个，同情殿鳌的则一个也没有。祖父的赏罚分明让殿龙等孩子们更明了做人要有基本的原则和是非。

殿龙做人真诚，极富正义感。对穷人家的困境充满同情和怜悯。家中的长辈经常教育孩子们要注意关门防盗，有时看到讨饭的，也叫孩子们马上关上门。有次让殿龙碰上了，就振振有词地和大人理论起来：“丐盗并非一家，关门防盗是对的，避丐就不对了。丐者乞讨是因为穷，如果他们靠自己能吃饱饭，请人家来也不见得来。对于只求果腹的乞讨者，总该给点施舍。”大人们听了，觉得殿龙年纪虽小，但心地善良，很有自己的主见，又能说出自己的道理，不由得赞许。以后乞丐上门，总会施与些饭菜。

“验契”暴动

李殿龙的童年时代，正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风雨飘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浪潮席卷全国之时。虽已是民国初年，殿龙的家乡仍在封建军阀的专制统治之下，农民捐税负担不减，甚而加重。

1913年，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为扩充实力，巩固自己的统治，着令财政部筹措军饷。财政部就想了一个“验契”的名目，规定凡民间买卖耕地和住宅没有缴纳契税的，要遵照新章程尽快完税，政府集中验契。原契约证书作废，要重新缴费换新。8月1日施行，6个月内完成。以此“合理合法”搜刮民脂民膏。

北洋军第五师师长、山东代理都督靳云鹏是袁世凯的心腹，在山东更是加紧催办。乐安县知事王文琙接到政府“验契”的指令后，立即充当起“验契”催税的急先锋。他命人在县衙门前扎起席棚，安排收税人员天天蹲守，强令百姓前来验契交税。对有漏税或不呈验者，立马押至衙前，用铁索锁在柱子上示众。

农民的各项税负本来就重，“验契”更如雪上加霜。除缴纳契费外，请首事、地保丈量土地，还要送礼“递包”，外加吏役的额外勒索，家家苦不堪言。农民大多卖地抵契，甚至弄得倾家荡产。李殿龙家也没能躲过“验契”的盘剥，家中积蓄尽数抵缴，仍不够纳税，不得不又抵出几亩地。殿龙的祖父为此气得大病一场，一家人的生活更加艰难。

而王文琙年底将全县已呈验完税的税款解报省城时，竟赢得了“山东之冠”的“美名”，还收到了督军靳云鹏的“嘉奖令”。王文琙受宠若惊，年后继续加紧“验契”。1914年2月23日，还是农历正月里，王文琙带领一班衙役、幕僚、警卫数十人迫不及待地亲往乐安县北部碑寺口乡“验契”，激起东齐村民众反“验契”暴动，王文琙被愤怒的村民打死。

00“乐北戕官案”轰动全国，先后有30多人因此被捕入狱，其中有14人被判处死刑。官兵将他们枭首示众，先悬于村内，后悬于乐安县城。

“验契”事件是殿龙第一次接触引起广泛反响的社会事件，这个事件给刚刚9岁的殿龙带来深深的刺激。家乡有着广阔的土地，农民们勤勤恳恳地耕作，为什么还是不能温饱度日、安居乐业？官府只知搜刮民脂民膏，根本不顾农民死活，农民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竟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李殿龙少小的心灵里虽然对这些问题还没有答案，但从此萌生了对社会现实的思索，播种下了要追求一种新生活的幼芽。

就读新学堂

11岁时，殿龙转读刘集振华高等小学堂，这是辛亥革命后一批先进青年学生在刘集兴办的。广饶这样的高小也不过七八所，学生总共不过300多人，所以农家子弟能到高小读书受教育的并不多。当时，振华高小算是广饶东南乡的最高学府，学校设修身、国文、算术、英语、历史、地理、音乐、体育、美术、劳作等科目，是完全不同于私塾的新式学校。李殿龙入二级预科班，同年录取的还有李延年、刘俊才（刘子久）、刘继孟、谢子才等。预科一年后转为正式二级学生，学习三年，毕业发给毕业证书，可报考省立十中、济南省立商专、工专等学校。殿龙对原来有基础的国文、历史依然爱好，对地理、英语等新学科也兴趣盎然。他学习认真刻苦，各科成绩都很优异，每次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殿龙的叔父李集祺也是振华高小的一位先生，为了殿龙将来有出息，他对殿龙格外严格要求。有一天下午四点，应该是学生集中读书的时间，殿龙却在写作业。叔父看到，严厉地申斥他：人家念书，你不念，明天让你背给我听！他哪里知道殿龙是早已背熟了课文才写作业的。

第二天叔父把写着殿龙名字的签牌，从一把学生签牌中抽出来放在上面，上课时，第一个就抽到殿龙背书。殿龙毫不费力地把课文熟背了出来。叔父还有意识地为难他，要求殿龙再背时随时打断，然后从学过的课文中随便提一句让他接着背，这些都没难倒殿龙，他总是提到哪里就背到哪里。叔父这才确信殿龙并没有偷懒，反而是因为学习勤奋而又天资聪慧，比其他学生领先一步。凡是老师讲授过的课文，都已背得滚瓜烂熟。

有一次，全乡的学生在苏家庙举行算术比赛，李耘生以又快又准确的演算，获得这次比赛的头奖——一顶帽子。虽然只是小小的展露头角，殿龙在乡里已有了“才子”的美称。同学们佩服他，先生们也对他青睐有加，都说殿龙将来当不了庄稼汉，定有巴结（山东土语，有出息的意思）。

但殿龙并不是死读书的“书呆子”。从李家所在的西李村到刘集有两里地，相隔一条阳河。殿龙上学或放学都会留心观察沿途周遭的变化，把当天的所见所闻记在日记中。如看见老农在风雨中辛勤地耕作，看见阳河汨汨流淌，看见河水中的游鱼，看见田野尽头的日出、日落……往往不长的时间就记满了一本笔记。课余、假日他到裙带河边牧马，也随身带着书本，一边放牧，一边读书。殿龙把家乡田野给予他的养分，都深深地吸纳在脑海中。

这时正值辛亥革命后，各种思潮涌动的年代，学校中有些老师怀着开启民智、革新教育的抱负，在学生中传播着民主革命思想和科学精神。经过老师的教育和自己的思考，殿龙对一些问题有了自己的看法。

1919年5月13日，广饶青年学生集会响应五四运动

当时家中有人生病遭灾或遇到不顺心的事，长辈们请神问卜、烧香叩头是很常见的现象，似乎靠一炷香、几张纸钱就能逢凶化吉、消除三灾八难似的。当殿龙看到老人们虔诚地做这些事情时，总觉得这是不懂科学而产生的愚昧做法，就劝告长辈：“世上哪有鬼神？病了就该请医吃药，求神弄鬼，完全是自欺欺人，反而耽误了治病，千万信不得。”

在振华高小，殿龙还结识了刘集村的同学刘俊才（刘子久）。刘俊才比殿龙大4岁，出身农民家庭，读私塾时也是聪敏好学，被塾师称赞为“百行之才”。熟悉起来以后，两人时常一起探讨社会问题，相同的出身经历使他们很有共同语言，彼此结下深厚的友谊。

同样的学校，也走出不同的学生。在李殿龙、刘俊才的前后同学中，还有两位著名的人物：黄埔一期生，人称山东“三李”中的两位——李玉堂、李延年。李玉堂（1899—1951），字瑶阶，出生于广饶县大王镇河西的一户地主家庭，比李殿龙高一级；李延年（1904—1974），字吉甫，出生于广饶县大王镇王西村一个富裕耕读家庭，与李殿龙同级。他们后来赴黄埔军校，投身军界，成为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大王百姓曾有顺口溜道：北有李家桥，南有大王桥，李家桥的狮子数不清，大王桥的将军真威风。说的是李家桥出文官，曾有一门五进士，家有石狮把门；大王桥出武将，据统计，以二李为代表的黄埔、保定军校生有46人，13人授将衔。同是广饶大王镇人，同是振华高小的学生，同是那个时代的热血青年，因为理想信仰的不同，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