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vii]这本书的主要意图列在了最后几页上，从前面的目录也可以看到本书的范围及各部分的比例。在这里我想对让本书受益良多的诸位作家致谢。

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是政治作品，有几种方法来看待莎士比亚如何处理政治。对于我所指出的我现在认为正确的这种方法（此法也适用于伊丽莎白时期文学的研究），我最应当感谢格林劳（Edwin Greenlaw）的《斯宾塞的历史寓言研究》（Studiesin Spenser，s Historical Allegory，The Johns Hopkins，1932）和他在《基特里奇纪念文集》（Kittredge Anniversary Papers，Ginn and Company，1913）里的文章《锡德尼的〈阿卡狄亚〉作为伊丽莎白时期寓言的范例》（Sidney，s“Arcadia”asan Example of Elizabethan Allegory）。格林劳看到伊丽莎白时期的伟大作家们对待政治有多么严肃，以及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加入了多么丰富的一般性政治知识，不过他却没有在这些作品中发掘对最近的政治事件的复杂讽喻。我将重点探讨莎士比亚有关政治和都铎王朝的观点，而不对诸如莎士比亚与埃塞克斯伯爵的关系等发表看法，这一点我与格林劳是一致的。

在处理莎士比亚最早的历史剧（《亨利六世》的三个部分）与莎士比亚早期创作时期的问题上，我要感谢斯马特（J.S.Smart）与亚历山大教授（P.Alexander）。亚历山大教授有关《亨利六世》与《理查三世》的著作证实了我长久思考的一个观点：莎士比亚完成了《亨利六世》的全部三个部分。这使我大胆忽略那些认为莎士比亚只是这些历史剧的部分作者和修订者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诸多论述，因为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和不必要的理论。我还发现，在思考莎士比亚早期创作的总体方式上，我与上述两位作者也非常一致。

威尔逊教授（Dover Wilson）至今已出版了《约翰王》和《理查二世》两部历史剧的版本。他为这两部剧写的前言博学而生动，无论是否同意他的观点（不同意之处并不少），我都受益匪浅。同样让我受益的还有他的《福斯塔夫的命运》（Fortunes of Falstaff，Cambridge UP，1979）。

在伊丽莎白时期历史观方面，坎贝尔女士（Lily Campbell）的著作对我很有助益。

[viii]对这些历史剧本身的批评方面，我深深得益于罗西特先生（A.P.Rossiter）透彻分析《理查三世》的文章以及我与他本人交谈和通信的过程。遗憾的是我没有来得及参考他后来编辑出版的《伍德斯托克》（Woodstock）。我期待他的研究扩展到所有编年史剧。范多伦教授（Mark Van Doren）的著作《莎士比亚》（Shakespeare，Doubleday，1939）对这些戏剧的研究中有我所见过的一些最好的批评；默里先生（Middleton Murry）的《莎士比亚》（Shakespeare，Oxford UP，1925）里也有一些段落非常精彩，不过对于整本书我则怀有复杂的感情。我还从韦尔斯福德女士（Enid Welsford）和埃利斯-弗莫尔女士（U.M.Ellis-Fermor）未发表的论文中获得助益甚或一些想法。

我没有把《亨利八世》放进来，因为我不认为它是莎士比亚写的。这部戏剧的情况与《亨利六世》十分不同。年轻时期的作品与前辈或同辈作家有相似之处，是可以想见的，且并不能由此推断存在其他合著者；成熟时期的作品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则让人惊讶，需要一番解释。而且，《亨利六世》与其他作家的相似处可能出现在其中任何地方，而《亨利八世》则在多幕之间存在风格上的明显差异。无论如何，《亨利八世》在时间上也与主要的历史剧序列距离很远，因此将它忽略对此书的论断无甚影响。

蒂利亚德

于剑桥耶稣学院

1. [译注]即2nd Earl of Essex，Robert Devereux，他于1601年发动叛乱，失败后被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