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的历史剧 - 第一部分背景

第一章宇宙论背景

1.引言

[3]莎士比亚的历史剧被认为与霍林斯赫德（Raphael Holinshed）的编年史以及编年史剧相关，的确如此。比起注重思考的霍尔（Edward Hall），霍林斯赫德写的历史更为简洁，包含更多事件内容。霍尔只记叙了从理查二世到亨利八世的英格兰历史，而霍林斯赫德则追溯到英国最早的传说，还涵盖了苏格兰的历史。在霍林斯赫德作品里莎士比亚找到了一部有用的历史大全。

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属于英国编年史剧。这一类型剧，就像霍林斯赫德所表现的那样，注重实际而缺少思考。它们很少在法学院上演，但深受平民大众的喜爱。这类戏剧充分利用英国战胜西班牙舰队之后十年的爱国意识，向好奇的民众讲授英国历史的部分事实和传说。其形式上的直白，与奇迹剧如出一辙。

认为莎士比亚凭借其天才把霍林斯赫德提供的材料和编年史剧这一类型剧改造为他的独特作品，这种观点比较容易得出，在某一范围内也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在此止步不前，便是一个大的失误。因为莎士比亚所改造的远远超出霍林斯赫德的作品和编年史剧。如果说莎士比亚在霍林斯赫德那里获得了许多史料，那么他还对霍尔以及他那个时代的政治哲学作了深思；如果说莎士比亚用和其他编年史剧一样的形式传达了许多历史信息，那么他对《高布达克》（Gorboduc）的形式结构也并不陌生。与其说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像其他人写的历史剧，不如说它们更接近于他自己写的喜剧和悲剧；与其说它们尝试和放弃一种有限的模式，不如说它们展示了莎士比亚对当时文化整体结构的一种解读。

在本章里我将对上述文化结构中与历史剧最为相关的部分做详细阐述。

[4]这是一种复杂的结构，而且只有社会中较有学识的人才熟悉这种结构。不过，只有承认莎士比亚是有学识的，这一点才能够成立。而仍然有偏见认为他不是有学识的人，只有克服这样的偏见，本书中前两章的内容才符合逻辑。为此我们可以指出，一个人能够通过不止一种途径获得学识，而这些途径中至少有一种适用于莎士比亚，然后我们就可以给出他具有学识的具体实例。

有关获得学识的不同途径，可以思考一下莎士比亚可能是如何接触到戏剧的三一律这一学院理论的。他的《暴风雨》就遵守了这一定律。他也许是从亚里士多德及其意大利评论者那里学来的，也许是在锡德尼（SirPhilip Sidney）那里读到的，又或许是听别人谈论过它。假使第一种情况的可能性很小，那么他就很难避免从后两种途径知悉三一律。我们有理由推测他的确是博学的，但不是以学院习得的途径，而是像约翰逊（Samuel Johnson）所猜想的德莱顿（John Dryden）的途径：

我更相信德莱顿的学识是从偶然的获悉和丰富的谈话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因为他有着敏锐的理解，明智的择取，愉悦的记忆，对知识的真诚渴求和强大的消化能力，还因为他有种不忽略任何事物的警惕性，和不丢弃任何有用事物的反思习惯……我不认为他蔑视书籍，或是有意识地忽略它们，他只是被天才的激情引向更为活泼和迅捷的导师；同时他的学问也比较驳杂，倚赖机缘，而不注重连贯和系统。

要证明这一点，可以《威尼斯商人》第五幕中罗兰佐（Lorenzo）讲音乐为例：

瞧，天宇中嵌满了多少灿烂的金钹；你所看见的每一颗微小的天体，在转动的时候都会发出天使般的歌声，永远应和着嫩眼的天婴的妙唱。在永生的灵魂里也有这一种音乐，可是当它套上这一具泥土制成的、俗恶易朽的皮囊以后，我们便再也听不见了。

这曾被称为“一个没受过教育的人对柏拉图崇高梦想的印象”；[5]那个梦想就是“在天宇中每一个星球上都有一个女妖，她随着星球转动唱着一种音调；八种音调构成一曲和声”。认为莎士比亚实际上有令人吃惊的丰富学识和准确性。他的确是把《理想国》中的一段话截取出来，用天使替代了女妖，并且大大扩展了天上音乐的范围，不过罗兰佐所持有的一般原则表现出对柏拉图的《蒂迈欧篇》（Timaeus）其中一部分的准确理解。

莎士比亚在他的悲剧中两次提到自然的种子或“孕育”。麦克白对女巫说，“即使大自然所孕育的一切灵奇完全归于毁灭”；李尔对暴风雨喊道，“打碎造物的模型，不要让一颗忘恩负义的人类的种子遗留在世上”（《莎士比亚全集》[五]，页246、486）。这两处小地方似乎隐含着一整套“初始原则”或“种源理性”（rationesseminales）：上帝将一定的初始原则置于自然之中，它们一直在那里，等待被实施。这一原则对于《麦克白》里的那段话最适用，因为奥古斯丁和阿奎那对此还有进一步的发展，他们认为天使与恶魔的力量在上帝的允许下，有能力加速这些自然进程，并产生奇迹般的结果。

实际上，对于这样一位从不急于展示其学识的剧作家（不同于约翰逊），我们可能更容易低估这种顺便提及之语对于作家的意义。没有人怀疑莎士比亚了解正统基督教神学的纲要。[6]但是他的作品中却极少精确地提到基督教神学。不过那些简短的指涉却因此而更加重要。下面这段对话是《一报还一报》中安哲鲁（Angelo）和伊莎贝拉（Isabella）在争论克劳狄奥（Claudio）的罪责：

安哲鲁：你的兄弟已经受到法律的裁判，你多说话也没有用处。

依莎贝拉：唉！唉！一切众生都是犯过罪的，可是上帝不忍惩罚他们，却替他们设法赎罪。（《莎士比亚全集》[一]，页313）

此处的指涉是最轻微的，但它却揭示了保罗神学的整套观点并把它们视作当然，认为基督解除了人类由于亚当的背叛而遭受的旧法的奴役。现在我们可以确定，生活在那个时代并具有那样的智慧的莎士比亚一定熟悉正统基督教神学的纲要。而他的戏剧中却极少提及这一神学。从这两个事实是不是可以推断在其他同样稀少的提示背后也有着同样丰厚的知识积淀？当勃鲁特斯（Brutus）讲到人的状态，就像一个小王国遭遇叛乱一样，他所暗示的不仅仅是将人的身体与国家做简单平常的类比，而是将天堂的秩序、宏观世界、国家与身体或微观世界联系起来的所有传统观念的集合。

如果我们把莎士比亚与蒙田做一比较，就会更加确信上述论断。蒙田是一位涉猎很广且极为健谈的散文家，只要他愿意便可以自由展示其知识背景和信息来源。他通过经常的引用充分利用了这一自由。他最著名的散文从塞邦德（Raymond de Sebonde）的《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写起，并部分地否定了该书。在说明他对于人的状态及人与兽类的关系的观点之前，他讲到父亲让他把塞邦德的书从拉丁语译过来时他非常高兴地答应了。假设蒙田仅仅是一位戏剧家，也许他就会很少或根本不会提及自己读过塞邦德。他对塞邦德作品的思考会以某种形式注入到他的剧作中。他留给我们的可能就是类似哈姆雷特关于人之本质的宣称或是李尔和泰门指涉人兽关系的片言只语。[7]且以哈姆雷特的宣称为例：

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莎士比亚全集》[五]，页327）

这是莎士比亚用他自己的方式表达那种来自固有传统并广为接受的对人的赞誉之词，认为人类在堕落之前是这样，在理想的状态下也是这样。塞邦德的写作主要因袭他人的观点，他在《自然神学》的第95至99章里就写过这样的赞美词。莎士比亚如何获得这一材料并不重要；可能的来源有很多，包括神职人员。重要的是，这样的赞誉就隐含在那里，在哈姆雷特的话语背后。此处暗示着与蒙田一样的博学多识。

因此，莎士比亚与同时代那些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比如锡德尼和斯宾塞）一样学识深厚，尽管他的学识也许相对不那么系统、详尽和主要来自阅读。这种学识对他的历史剧有怎样的影响呢？

2.历史的语境

我们从莎士比亚历史剧中得到的画面是无序。不成功的国外战争和国内的内战是大的主题；国外战争的胜利和国内的和平是例外，对无序的恐惧从未消失。亨利五世在阿金库尔战役前夜祈祷神灵暂时不要追究先王的罪孽，《约翰王》里庶子用只要（if）结束了他的爱国收场白：只要英格兰对它自己尽忠（《莎士比亚全集》[三]，页420-421；[二]，页705）。他说的尽忠（restingtrue）不是指表现英格兰的特性，而是指避免来自内部的背叛和斗争。不过要是把无序当作对莎士比亚历史剧的绝对描述，那就等于把《仙后》当作对变化无常的研究一样不够正确。这部长诗自始至终都体现了斯宾塞对世俗事物不稳定性的敏锐感受。但作为一位不是剧作家的哲学诗人，斯宾塞有空间也有义务把他整体的信条表达清楚。因此，在残存的第七卷两个章节里，他把“无常”（Mutability）变成了一位女神，[8]并让自然将她的宣称判定为具有绝对统治性的。下面是自然对其证据的宣告：

我将你所言细细考虑过

发现一切事物确是厌恶稳固，

常在变化；然而，待正确衡量之后，

它们并非从初始状态改变

而是通过变化扩大了自身的存在，

并且，一段时间过后又变作自身，

如此这般经由命运成就其自身完美。

也即，不是变化在规定或支配它们，

而是它们驾驭着变化且维持着自己的状况。

即使是在俗世的变化背后，也有秩序的存在，而且这一秩序让斯宾塞想到天堂的秩序以及

当一切变化都不再有的时候，

一切事物都稳固下来，稳稳地伫立在

永恒的梁柱之上，

那就是无常的反面。

莎士比亚表达的也是同样的意思。在世俗的无序背后有某种秩序或“等级”，而这一秩序有其天堂的对应物。这一主张与莎士比亚的个人信仰毫无关系：这只是说明莎士比亚使用了那个时代的流行观念。他除非不作任何思考，就如《斯塔克利》（Stukeley）或《爱德华一世》（Edward I）的作者那样，

如果说上述与斯宾塞的类比提示我们，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所涉及的大量特定事件背后有一套一般性的（而且是宗教性质的）教条，那么编年史也有同样的提示。很多编年史是以宗教为框架和背景的，这在中世纪很普遍。比如格拉夫顿（Richard Grafton）的《整体编年史》（Chronicle AtLarge，1569），尽管它声称只是英国史，却从世界的创始以及中世纪想象中的天堂写起。中世纪的编年史家在写创世时习惯性地注入了正统神学的普遍观念：三位一体与天使的本质，撒旦的堕落，自由意志的问题，等等。[9]比如，十四世纪上半叶希格登（Ranulf Higden）将他的《复合编年史》（Polychronicon）第二部里大量的篇幅先放在神学上，然后才记录世界上发生的事。实际上历史很自然地从神学中生发出来，且从未与之脱离。莎士比亚去世后这种联系依然兴盛。最能完美证实这一点的作品是雷利（Walter Raleigh）的《世界的历史》（History of the World）。其卷首插画是“历史”，一个女性的形象，她把“死亡”和“遗忘”踩在脚下，两侧有“真理”和“经验”的护卫，支撑着世界；在这一切之上是“上帝”的眼睛。第一卷写的是创世，与中世纪任何一部世界史一样，里面皆是奥古斯丁式的神学观念。此外，雷利的前言不仅有对于历史的专题论述，而且记叙了爱德华二世到亨利七世的历史。他的记叙不单单是一种总结，而是以一种确定的模式看待这段历史；这种模式与莎士比亚的颇为相近。假设这些纯粹历史的模式的确相似，更为可能的是它们背后有着相似的哲学或神学原则，雷利的前言和第一卷就帮助我们认识这些老生常谈，因为它们不仅是雷利也是莎士比亚创作历史剧的基础。

和雷利对英国史的描绘十分接近但远不如前者有名的另一部作品，是赫里福德的戴维斯（John Davies of Hereford，1565—1618）写的《微观世界》（Microcosmos，1603）。他主要的诗作包括《惊异：瞥见上帝的荣耀与灵魂的形状》（Mirumin Modum）、《总体》（Summa Totalis）和《微观世界》（用斯宾塞诗节写成，不过结尾的亚历山大十二音节诗行换成了十音节），它们对于莎士比亚的时代就如同杰宁斯（SoameJenyns）的作品对于十八世纪中期一样；它们是那个时代严肃思想中老生常谈的缩影，因为是二等头脑的产物便更加如此。在这里戴维斯更符合我的目的：因为他是比莎士比亚稍许年轻的同代人，因为他的社会地位和莎士比亚几乎一样，因为一首讽刺短诗的可信证据和两处空白处笔记的可能证据说明他认识莎士比亚本人。他父母是中产阶级，他在本地小学受的教育，但没有上大学，[10]后来做了受贵族资助的写作老师，最后成为亨利王子的写作老师。他向宫廷圈内及其周围的大多数重要且聪明的英国人献过短诗，他的严肃诗歌集中体现了这个阶层的人所必备的知识。他描写上帝和创世、宇宙和星辰的影响、人的灵魂和肉体、人的心灵与激情。从他重复而散漫的诗节里——就我所知道的来源里尽可能完整地找到它们——可以提取当时关于秩序或层级的观念，而这种观念一直存在于莎士比亚历史剧对无序的描画中。戴维斯将其莎士比亚式的英国历史观注入《微观世界》，强烈印证了这一信念。

3.伊丽莎白时期的世界秩序

大多数莎士比亚的读者都知道他的秩序观或层级观就在《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里俄底修斯的演说里；不是所有人都会认可它一定是对莎士比亚历史剧背景的说明；也很少有人意识到它体现或暗示了多么深厚的思想内涵。（在此我可以请读者们把这段演说置于眼前吗？）

它的主旨首先是政治的，但明显又远远超出了实践政治（practical politics）的范围。首先，我们了解到天上的秩序在地上得到复制，国王相当于太阳；其次天上的无序会导致地上的无序，包括地上组织的物理实体和人类组建的国家。当莎士比亚把层级称作达到一切雄图的阶梯时，他很可能想到了另一个对应物：社会状况中人的上升级别与创造物的阶梯或存在之链，后者包括从最卑微的无生命物质一直到最高级的大天使的一切存在体。“只要把层级（degree）受过教育的那部分人对混乱的理解，至少会比一般人更为精确。他们会把它理解成类似于创造宇宙之前原始元素的斗争状态，而且一旦上帝那维护秩序的意志放松其持续施加的压力，它还会再次堕入这样的状态。

上述引证虽是些片段，却表明莎士比亚心中有一整套观念（doctrine）。我已经围绕这个问题写了另外一本书，因此在此只做一简短说明。

伊丽莎白时期有关世界秩序的观念总体上是中世纪的，虽然摈除了很多中世纪的细节。宇宙是个整体，每个事物在其中都有自己的位置，这是上帝的完美作品。任何不完美的地方都不是上帝的作为，而是人造成的；因为随着人的堕落宇宙也经历了相应的堕落。尽管有这些堕落，上帝完美的标志仍在那里，而到达救赎的两条路之一就是研究创造物。不过，尽管整体的概念是基本的，但对于伊丽莎白时期的人们，世界的真实秩序以三种不同却相关的方式在他们面前展现出来：一根链条，一系列对应的层面，随音乐而起的舞蹈。

作为一根链条，创造物是一系列物体，从最底层的无生命物体到最接近上帝之位的大天使。这一上升是渐次的，不能略过中间任何一个层次；在有生命与无生命、植物性与感性、感性与理性、理性与天使之间的重大分界线上，有一些必要的过渡。对于存在之链最杰出的表述之一是十五世纪法理学家福蒂斯丘爵士（SirJohn Fortescue）做出的：

在此秩序中，火热之物与冰冷之物，干燥之物与潮湿之物，沉重之物与轻盈之物，庞然大物与微小之物，高耸之物与低矮之物，均和谐共处。在此秩序中，天上的王国里天使之上有天使，位阶之上有位阶；土地上、天空中、海洋里人之上有人，兽之上有兽，鸟之上有鸟，鱼之上有鱼；由此使得一切爬行于地上之虫、翔于高空之鸟、潜于深海之鱼无一不系于最为和谐的秩序之链中。[12]上帝创造了和事物一样种类繁多的创造物，每种造物都与别的造物有所不同，并因此不同而低于或高于其他所有造物。因此，从最高级的天使到最低级的天使，中间每个天使都有高于他或低于他的天使；从人到最卑微的虫子之间的每种造物也都有在某一方面高于他或低于他的物种。因此，没有一物是不被这秩序之纽带所联结。因为上帝如此规定了所有创造物，所以认为他把人类排除在此规定之外的想法便是不虔诚的，而且是上帝让人类成为地上最高级的创造物。

最后一句话完美地表明伊丽莎白时期的人们对于整体和对应物的诉求有多么强烈。权宜之计最不可能成为证明英格兰法律正当性的理由。福蒂斯丘论证它们的依据是，它们是宇宙这一巨大拼图中必要的一块。对莎士比亚来说，要证实他所关注的政治秩序也是同样的道理。

因为希格登在《复合编年史》第二卷开篇不久就用一段话说明了造物之链中一个大的类别是如何与另一个类别相联系的。希格登的确选对了他的证据。可以肯定的是他会给出最完美的老生常谈，不仅在当时，直到都铎王朝的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是人们非常喜欢的作者。他的第二卷开头对“层级”的简短小结与我所知一点不差：

在事物的普遍秩序中，较低级别的顶端与较高级别的末端相接触。比方说，牡蛎在动物这个级别中可以说处于最低层，仅仅比植物高一点，因为它们紧贴地面，缺少行动，还只有触觉这一种知觉。大地的上表面与水的下表面相连；而水的最高处则与天空的最低处相接，并经由这一上升的阶梯到达宇宙最外部的空间。同样，身体这一级别中最高贵的是人的身体，当其体液达到均匀的平衡状态，便触及其上一级别的边缘，那就是人的灵魂，而后者居于精神级别中的最底层。因此人的灵魂被称作肉体与灵魂的界限或交汇处；正是在这里，最低等的精神力量开始上升至最高等的精神力量。[13]甚至在有些时候，当它涤清世俗情感之后，会达到精神性生命的状态。

正是在存在之链中的这一关键位置，而不是托勒密天文学中地球的中心地位，使人成为有趣的创造对象。地球受到月球变化的影响，这在更高级的空间里是没有的，它还因其中心位置成了事物残渣的贮藏地，可见地球所处并非理想境地。但是，在柏拉图之前，直到蒲柏之后，人在造物中的惊人地位——就像所有轨道汇合交叉的克拉彭枢纽一样——就锻炼了人的想象力，并培育了真正的人文主义传统；而这一传统在英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时期便是伊丽莎白时代。下面是对人介于天使和野兽之间的位置、人的高等能力和堕落的倾向的典型说明，作者是莎士比亚同时代人海沃德爵士（SirJohn Hayward）：

你是一个人，被赋予理性和理解，上帝在其中刻下了自己的真实形象。在其他的生命中有上帝的些许形象，有他神圣本质的些许足迹；但是在人这里，他刻印了自己的形象。有些事物与上帝的相似在于其存在，有些在于其生存，有些在于他们的优秀特质和行为。但这不是上帝的形象。他的形象只在于我们的理解。明白你有如此高贵的本质，且在你的理解中显示了上帝的形象，因此对自己的管控应当符合一个有理解力的生命。不要像那些野蛮的兽类，缺少理解力：桀骜不驯或是笨重迟钝……毫无疑问，天底下的所有生命，其存在都由上帝赐予，没有哪个退化，没有哪个抛弃了本质的尊严和存在，只有人如此。只有人，抛弃了他原有的本质，像海神普罗狄斯一样变成各种形态。这是由他的自由意志引起的。就像每一种兽类都会特别倾向于众多感官中的一种，人也会因为他对某一感官的特别倾向而变成那种兽类。[《大卫的眼泪》（David's Tears，1623），页165、168]

不过，如果人在感官上与兽类相连，在理解力上与上帝和天使相连，那么他在社会性上最是他自己。下面这段文字是大约1598年从意大利文译过来的，毫无疑问会被每一位伊丽莎白时期的人所接受：

人，正如他的形态不同于其他生物，他的目的也与它们不同。[14]其他生物的目的只有生存，繁衍与自己相似的后代。人，生于自然和富足的王国，不仅要生存和繁衍，而且要生活得快乐美好。自然为其他生物提供其生存所需之物，自然让人生存，但理性和财富使他活得好。生物依照自然的法则生存，人依靠理性、审慎和艺术生活。活着的生物可以孤单过活，而孤身一人的人，因为无法自足，而且如果没有家庭与公共交往，他在本性上就是一个罪恶的生物，所以只能悲惨、郁闷地度过一生。因此，正如哲学家所说，不能生活在文明社会中的人不是神就是野兽，只有上帝是自足的，只有野兽才最适合孤独地生存。（Hannibal Romei，《宫廷学院》[Courtier, s Academy，I.K.译，1598]，页247）

正因为脑中有这样一套观念，莎士比亚才让俄底修斯提到“社会上的秩序”、“学校中的班次”、“城市中的和平”、“各地间的贸易”遵循层级而各居其位（《莎士比亚全集》[四]，页267）。这些组织和活动才符合人在所有存在中的地位。

中世纪的人虽然觉得存在之链的观念有用，但并没有对它做出详细的阐述。要了解中世纪和伊丽莎白时期的全部独创性，我们必须回到不同等级的创造物之间的种种对应关系。这些等级包括上帝与天使、宏观世界或物理宇宙、国家或政体、微观世界或人。动物和植物则包含在一个比这些小得多的层级中。基于这些对应关系所获得的智性和情感的满足，是难以描述的，也是难以高估的。对我们来说很愚蠢或者微不足道的东西，对于伊丽莎白时期的人，可能就是一个严肃或令人高兴的证据，它能证明他生活在一个有秩序的宇宙中，没有任何浪费，每一个细节都是自然的计划。

莎士比亚在俄底修斯关于层级的演说中触及一种基本的对应关系：“[所以]灿烂的太阳才能高拱出天，炯察寰宇，纠正星辰的过失，揭恶扬善，发挥它[像国王一样]的无上威权。”[15]不过，le roisoleil（“太阳王”，指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只是一个更大的领导者序列中的一个部分，这个序列包括：居于天使或所有创造物中的上帝，居于星辰中的太阳，自然力量中的火，一国之君王，头部之于身体，公正之于美德，狮子之于兽类，雄鹰之于鸟类，海豚之于鱼类。要在某一个段落中找到这整个序列很难（而且还可能有我没有涉及的部分），不过皮查姆（Henry Peacham）在《完美的绅士》（The Complete Gentleman，1634）开头给出十分全面的列举，也是为了说明宇宙的秩序和层级原则。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他还加上了橡树、玫瑰、帝王苹果和王后苹果、黄金与钻石。

有关对应物的一般观念，我所知最出色的段落来自塞邦德《自然神学》的删节本，这个段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伊丽莎白时期的观念。它恰切地表达了人类秩序始终居于其中的宇宙秩序。塞邦德这段话的主题是天使的数量和次序：

我们必须相信那里有不可估量、令人惊异之数目的天使，因为国王的荣耀在他数目庞大的仆从上显现，他的耻辱则在于仆从的贫乏。因此我认为有成千上万的天使在服侍这位神圣的权威，有几十亿天使向他膜拜。此外，假如物质自然中有无数种石头、香草、树木、鱼、四足兽以及在此之上无限多的人，那么与之同理，也有相当多种类的天使。但要记住不能把他们的繁多当作混乱；相反，这些灵物精巧地保持着一种美好的秩序，这是一种无法言表的美好。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非精神性事物的奇妙组织中理解到，我的意思是这些事物中有的高级，有的低级，有的居于中间。比如，自然力量和无生命物质被认为是最低级，植物类居于第二位，有知觉的居于第三，人作为统治者居于第四。在人类范围内又有从伟大到卑微的不同级别：比如工人、商人、议员、骑士、男爵、伯爵、公爵、国王和作为君主的帝王。[16]教会中也是如此：从助理牧师、执事、执事长、教长到修道院副院长、院长、主教、主教长、大主教和他们的首领——教皇。如果在低级的世俗的事物中保持着这样一种秩序，理性的力量就要求在那些最为高贵的神灵中也应当有一种独特的、艺术的、受到无限祝福的序列。而且毫无疑问的是，他们被分成三个等级或三级天使，在每个等级中又有高中低三个级别。但是这井然有序的众多天使只引向一位首领。正如我们在自然力量中看到火居于首位，鱼类中海豚居首，鹰在鸟类中居首，狮子在兽类中居首，帝王在人类中居首。（删节本原文为拉丁语，1550年由Jean Martin译为法语，英文引文译自法语版第4卷第42章）

在所有两个层级之间的对应关系中，宇宙层级和人类层级的对应是最普遍的。人类自身不仅构成了创造物的一个层级，而且他还是微观宇宙，是整个大世界的微小集合。他在物质上由四种自然元素构成，他的内部不仅有理性的灵魂，而且有植物一样的植物性和动物一样的感知性。他的身体构成复制了地球的结构。他的生命热量与地下的火对应，他的血脉与河流对应，他的叹息与风对应，他的激情迸发与暴风雨和地震对应。在李尔王“在他渺小的一身之内，正在进行着一场比暴风雨的冲突更剧烈的斗争”背后有一整套复杂的观念体系（《莎士比亚全集》[五]，页484）。

暴风雨在另一种对应关系里也经常出现，即宏观世界和国家。天上的暴风雨和动荡在国家的骚乱和灾难中重现。预示着恺撒死亡的征兆不只是征兆，是上天促成了那些在恺撒死后动摇了罗马帝国的骚乱。天上星体的不规则重现了国家秩序的丧失。用俄底修斯的话说，就是

可是众星如果出了常轨，陷入了混乱的状态，那么多少灾祸、变异、叛乱、海啸、地震、风暴、惊骇、恐怖，将要震撼、摧裂、破坏、毁灭那些曾经稳固的国家之间的和谐与平静。（《莎士比亚全集》[四]，页266-267，译文有改动）

[17]最后要举例说明的是微观宇宙和国家之间的对应。勃鲁特斯在怀疑的痛苦中把自己的小世界比作一座暴动的城市，即是一种表达形式。但其最持久的形式是将国家中的不同等级与人身体的不同部分做细致的类比。

比起前面两种情形，莎士比亚将宇宙描绘成和谐的或是随乐起舞的情形出现的次数很少，不过他对后面这种情形是了解的，比如俄底修斯说道：“只要把等级的琴弦拆去，听吧！多少刺耳的噪音就会发出来。”（《莎士比亚全集》[四]，页267）这一观念更易为持新柏拉图主义或是神秘主义观点的人接受。弥尔顿珍视这一观念，它也是伊丽莎白时期戴维斯爵士的《管弦乐队》（Orchestra）的主题。这首诗可以说是佩内洛普（Penelope）和安提诺斯（Antinous）之间关于舞蹈的一种学术争论，后者是以萨卡岛（Ithaca）上求婚者里最有教养的。佩内洛普不肯跳舞，但安提诺斯劝她说宇宙及其包含的一切都是一种舞蹈形式，她不肯跳舞是在违反宇宙秩序。最后他给了她一个魔法玻璃杯，那里面能看见伊丽莎白女王这一地上的月亮在控制侍臣们的跳舞节奏。舞蹈形式贯穿在整个自然秩序中，最后在政体中重现以后，达到了完整的状态。《管弦乐队》是伊丽莎白时期诗歌中最美好最典型的作品之一。它也非常符合此处的论断。它几乎涵盖了我所涉及的每个常见情形，而且还把宇宙展示为现实世界的背景。伊丽莎白时期的政治秩序，都铎王朝带来的黄金时代，正是它所构成的宇宙秩序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这是戴维斯的信念，那么与之正相反，当莎士比亚在处理英国历史的具体事实时，在所有混乱无序的可怕现象背后，他是不是很可能从未忘记过秩序的原则，而这一原则在这个世界的王国中有时也会实现，无论这种实现有多么不完美？

4.莎士比亚如何获悉这种观念

如果有关秩序的整体观念确实是前述俄底修斯演说背后的基础，那么莎士比亚是如何获悉这种观念的？可以百分之百确定的依据非常少，因为我们所面对的大量材料都来自那个时代的集体意识，这些材料在当时被视作常识，因此大多以简短的涉及为主，而很少有系统的说明。伊丽莎白时期文学的读者们一直无视其中存在之链的观念，直到洛夫乔伊（ArthurO.Lovejoy）以此为主题写了一本书（《伟大的存在之链》，The Great Chain of Being，Cambridge，Mass.，1936）；如今，我们注意到这一点，便发现这一观念无处不在。假如莎士比亚了解这一观念，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其来源不是单一的。他可能从上百个来源中获悉。那时一般性宇宙观念的根源是《创世记》和柏拉图；不过从这一根源导出的材料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处理，经过无数重复和细微修改，最终成为一种不具个人色彩的民间智慧，因此关于其来源的追问变得荒谬。美国最近出版了一本关于创世文学的书（F.E.Robins，《创世文学》，The Hexaemeral literature，Chicago，1912），这种文学搜集了那些有关创世六天的叙述。英国好像还没有这本书，因此我没有读过它；不过据说它暗示大多数所谓弥尔顿的素材来源，比如卡巴拉（Kabbala）或奥古斯丁，其实都值得怀疑，因为所有那些信息已经出现在《创世记》的早期评述中，这些评述应早已形成一种口头传统，在书面记录之外的布道和谈话中留存下来。这一理论看来非常可信；追究莎士比亚有关层级观念的准确来源是徒劳无益的，理由也是如此。不过有一处来源的细节可以让我们比较确定。在我读过的所有有关“层级”的材料中，最接近俄底修斯那段演说的表达来自爱德华六世时期1547年出版的《布道集》（Book of Homilies）中。这里对它的引用之所以有价值，不仅是因为它与莎士比亚作品的相似之处，而且因为它的优美，因为它对莎士比亚这位诗人仅作暗示的观念做了更为丰富的阐发。与我在本书里的通常做法不同，我不对下面的原文做任何拼写和断句的改动；因为1547年的《布道集》是一部优秀的印刷品，是精心制作出来的，因此应当被原封不动地转录。下面的段落是“关于服从的布道，或有关美好秩序与服从统治者和官员的劝诫”的开头部分：[19]

全能的上帝创造了天上、地上、水中的万物，并让它们各归其位，一切都在最为精致和完美的秩序中。在天上他规定了大天使和天使的明确次序与地位。在地上他指派了国王、君主以及他们之下的其他官员，这些人都遵循良好的必要的次序。水被保持在一定的平面，在适当的时间和季节会下雨。太阳、月亮、星辰、彩虹、雷电、云彩和空中的一切鸟类，皆遵守其秩序。大地、树木、种子、植物、香草、谷物、草场与各种兽类也都依序而动。一年的所有部分，冬夏、月份、日夜，按其次序前行。海洋、河流、水域里的各种鱼，和所有的泉水，是的，它们都遵循自己恰当的秩序。人，也是如此，他的一切，包括内在和外在的部分，比如灵魂、心灵、头脑、记忆、理解、理性、言谈，和他身体的所有部分，都处于一种有益的、必要的、愉快的秩序中。人们的每一个级别，他们在自己的行业、职业、职责中都被委任相应的责任与秩序。有些人居于高级别，有些居于低级别，有人做国王和君主，有人做下属和臣民，有牧师和平信徒，有主人和仆人，有父亲和孩子，有丈夫和妻子，有富人和穷人，他们需要彼此，正因为这样，万物中才有此值得赞颂的上帝的美好秩序，没有这一秩序，便没有哪一座房屋、哪一座城市、哪一个国家能够持久存在下去。因为没有正当秩序的地方，主宰其中的就是各种滥用、不受约束的肉欲、暴行、罪恶和巴比伦式的混乱不堪。如果没有国王、君主、统治者、地方官、法官和上帝秩序的这些代表，那么没有人能在大陆上行走却不被劫掠，没有人能睡在自己的房子里和床上却不被杀害，没有人能平静地拥有自己的妻子、孩子和财产，一切都会变得粗俗，由此带来的必然都是危害和毁灭，而且是对灵魂、身体、财产和这个国家的危害和毁灭。

上述段落和俄底修斯的演说的相近之处足以说明这里至少有可能存在着一种无意识的记忆行为。也有可能是莎士比亚最早在这篇布道词中对层级观念有了印象。哈特（Alfred Hart）曾经指出英国北部大叛乱发生时莎士比亚正好六岁。他的父亲作为高级市政官应该对当地民兵组织负有一定职责；莎士比亚本人也应该见过军队穿越斯特拉特福德去往北方。前述布道词讲的是公民的服从，目的是反对内战。叛乱时期它一定会有特殊的针对性，并得到特别的关注，因此，假定莎士比亚作为一个孩子比伊丽莎白时期其他孩子更为早熟，那么他应该不会错过这一布道词。四年后，有一篇围绕同一主题但篇幅更长且特指那次叛乱的布道词被收入到前述《布道集》中。莎士比亚十岁时，他应当在一年当中的星期日或宗教节日中听到过一些关于秩序和公民服从的布道词。（《莎士比亚与布道集》，Shakespeare and the Homilies，Melboirne，1934，页22-23）哈特在有关莎士比亚生平的极少有依据的可能性中有新的贡献。莎士比亚早期所经历的叛乱及其引发的憎恶情绪，可能有助于我们解释他谈及秩序时的严肃，以及他对内战这一主题表现出的兴趣。

[译注]即Inns of Court，尤指伦敦四大法学院，这一时期的戏剧有时在法学院的大庭院里演出，更多的是在客栈的庭院，后来逐渐建成以庭院为基础结构的公共剧场和私人剧场。参见王佐良、何其莘，《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年，页153-155。
[译注]又名Ferrex and Porrex，由诺顿（Thomas Norton）和萨克维尔（Thomas Sackville）于1561年合作完成，是一部注重道德教化的历史剧。
[译注]Samuel Johnson，《诗人列传》（The Lives of the English Poets：and a Criticismon Their Works，R.Dodsley，1781），页327。
[译注]《威尼斯商人》第五幕第一场。中译见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二]，朱生豪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页89。由于原著对所引莎士比亚戏剧的版本没有明确交待，因此注释中只列出译文出处，且本书中莎士比亚戏剧的译文全部引自上述译本，如有改动会另行注明。
见C.H.Her ford在其编辑的《埃弗斯利莎士比亚文集》（The Eversley Shakespeare）中对该段话的注释。
指John Burnet，《英语文学里的希腊风格》（Greek Strain in English Literature，English Association Pamphlet，No.45，1920）。
此处信息源自W.C.Curry，《莎士比亚的哲学形式》（Shakespeare's Philosophical Patterns，Louisiana State UP，1937），第二章，页10。
[译注]前一部戏剧可能指George Peele的《阿卡扎之战》（The Battle of Alcazar，1588），或指无名氏的《汤玛斯·斯塔克利统帅之生与死的著名历史》（Famous History of the Life and Death of Captain Thomas Stukeley，1596）。后一部待考证。
[译注]这是一部都铎时期的诗歌合集，通过讲述不同历史人物的生平和悲剧命运为身处要职的人提供借鉴和警示。
这一发现应归功于Willard Farnham，《伊丽莎白时期悲剧里的中世纪传统》（The Medieval Heritage of Elizabethan Tragedy，UofCaliforniaP，1936），页369。
上帝之眼的画面，对于维多利亚时期的人来说，首先意味着无情地记录个体的点滴罪行，但对于伊丽莎白时期的人来说，它首先是让世界充满活力并防止其滑向混沌之力量的器官。
[译注]朱生豪在此处把degree译为“纪律”，本译者为统一上下文的论述，改为“层级”，下同。
[译注]《莎士比亚全集》[四]，页267。此处蒂利雅德的引文有误，莎士比亚的原文是when degree is suffocate，而他的引文是where degree is suffocate。
《福蒂斯丘爵士作品集》（Worksof SirJohn Fortescue，Lord Clermont编，在伦敦非公开出版，1869），页322。
[译注]此处为译者根据英文原文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