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的历史剧 - 第二章历史背景

第二章历史背景

1.马基雅维利

我在上一章的开头说过，莎士比亚认为在历史的无序背后世上有某种与天堂相对应的秩序或层级。而且，他的这种设定是采用了那个时代的流行观念，他只有不做任何思考才可能不做出这种设定，就像《斯塔克利》或《爱德华一世》的作者那样。但是，严格来说这也不确切，因为还有另一种可能。莎士比亚也可能因为遵循马基雅维利的学说而无视他那个时代的一些基本观念。我注意到，马洛让帖木儿悬于命运之轮上的炫耀展示，正是对君王的衰败这一传统主题的致敬。他坦白了自己的问题，却又不知如何作答。马基雅维利则不一样。他完全不相信自然法和既定秩序，并选择忽略它们。结果就是他的基本学说处于十六世纪主流兴趣以外：“加尔文和胡克可能几乎不知道马基雅维利的存在。”

伊丽莎白时期那些爱思考的人在“独立的智慧”与“受影响的意志”之间、理想国家的伟大和谐与世俗整体的惯性混乱之间可怕的缝隙中挣扎烦恼。马基雅维利彻底摈弃了“独立的智慧”，从而省去那些挣扎烦恼，也因此使那些最让人不安的问题都变得无关紧要了。在《论李维》（Discourseson Livy）第一卷第三章他明确提出人对恶的倾向。没有所谓堕落的问题，因为罪恶的种子从一开始就准备好生根发芽。从来没有所谓从某某中堕落的那种原始状态。无序是人的自然状态，文明纯粹只是权宜之计。这种思维方式对伊丽莎白时期的人们而言是可怕的（从那时到现在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也是这样），因为他们更愿意把秩序当作规范，而无序，尽管令人不快的是它经常出现，仍旧是例外。

[22]上述有关马基雅维利与伊丽莎白时期的非相关性的论断并不意味着我试图证明莎士比亚时代受教育的人们不知道或没有留意过他，我也不是要证明那些受过不完全教育的人没有用一种非常奇怪的方式扭曲他的形象。我的意思是，那个时代一方面充分利用了他的作品中某些细节，另一方面又无视或拒绝面对这个人在本质上倡导的东西。甚至可以说，反马基雅维利主义所构建的整座欺骗性大厦，基于对他本意的误解以及从他们自身语境出发对他的基本原理的扭曲，是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惩罚他，因为他的有本质意义的异端学说让人们痛恨到无法公开面对和攻击。直到霍布斯的时代同样的异端学说才受到正面攻击。处于伊丽莎白时期的马基雅维利在某些方面就如同处于维多利亚后期的王尔德。普通人在他们俩身上嗅出了一些本质上的错误：马基雅维利缺少理想主义，或者更恰当的说法是他无视理想主义的心理问题；王尔德的问题是他的势利和深奥。普通人展开了他的复仇，把马基雅维利为1513年的意大利制定的具体政治措施变成永恒的原则，把王尔德的同性恋倾向变成他整个一生的主旋律。虽然这个普通人的表达可能很愚蠢，但潜意识中认定他们二人都试图对人类精神做出错误的限制这一点是正确的。有趣的是这两位作者分别写了一部了不起的、有思想的、非道德的喜剧。

伊丽莎白时期的人们带着怎样一种傲慢的轻率一边使用马基雅维利观点的细节一边无视他的基本理念，这可以从两位明显受益于他的大作家那里看出来：斯宾塞和雷利。

假如斯宾塞和其他锡德尼圈子里的人以及雷利和其他“黑夜学派”（School of Night）的人读过马基雅维利的原著，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南安普敦圈子包括莎士比亚在内的人也了解马基雅维利。同样让人可以肯定的是莎士比亚对马基雅维利的利用与雷利差不多。如果说雷利对马基雅维利的利用确实是为了提出挑战，那么莎士比亚也可能如此，只是做得更加彻底。可能的情况是，他在《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对传统秩序观的挑战形成了一种暂时的观点。但此后不再有这样的观点。在对混乱最为激烈的展示中莎士比亚从未要说明那是一种常规：不论混乱持续多久、有多么激烈，它都是非自然的状态；最终秩序和自然法则将会再次显现其力量。对于培根来说则是另一回事，不过这并不是本书所关注的。

结论就是，如要尝试从总体上描述莎士比亚同时代受过一般教育的人们如何看待历史，我们没有必要特别留意马基雅维利。那时，马基雅维利的时代尚未到来。

2.中世纪准则

[24]不过，如果关注马基雅维利的真实学说是对未来的预见，那么我们一定不能犯忽略过去的错误。尽管伴随着都铎王朝的开端产生了一种新的历史概念，这一概念还得到了该王朝的持续滋养，但它也常常与旧观念混合在一起。

都铎王朝的创见是通过一种特定的结构看待英国历史的一部分，这一结构对他们来说极为合宜。而且这种创见不是他们使用了一种结构，而是他们在旧结构之上添加了新的结构。中世纪并不缺少结构，但它是唯一的：神学结构；天使暴动的戏剧、人被创造然后堕落、道成肉身、人的救赎和最后的审判。在这一体系之外、历史的必不可少的部分被认真看待的时候，都要以某种方式融入这一体系。比如，希腊罗马诸神有着非凡的资历，并一再地、有效地干预着人类历史，因此不能被简单地当作虚构物而不予考虑。所以，他们被当作撒旦旧幕僚的新伪装而纳入了神学体系。不过，尽管中世纪传统在它严肃的时候会将历史事件归于一种神学体系，它实际包含着大量相当无关的事件，而且其中并不要求因果顺序。阿奎那说过游戏（play）对人的精神来说是必要的；“诚实的快乐”是被鼓励的。因此历史中发生的事情可以仅仅为了满足人的自然好奇心和开心地听到一个好故事这个目的而被合法记录下来。历史的正当性可以建立在其他严肃的但不全是神学的基础上。它可以保存有意义的功绩，成为道德典范的宝库。

希格登是活跃在十四世纪前半期的切斯特修士，以他为例可以说明中世纪后期英国历史的编年史家的许多特点。他的《复合编年史》涉及从创世到爱德华三世的历史，并且越接近他自己的时代越限于英格兰自身的历史。希格登所提出的主张比较适度。他把历史视作纯粹的纪念。他否认任何独创性，称自己只是其他人文字的编纂者；他也没有试图将历史条理化。[25]他的第一部作品主要关注地理，其中描述的世界地图遵循人们熟悉的传统边界线，取自于马基雅维利的书和赫里福大教堂的中世纪地图。他以英格兰结尾，而且并没有表现出爱国情感，这种情感对于伊丽莎白时期的人可能和对于现代人一样奇怪。他对英格兰的民族缺陷做了冷静的思考，并以一种几乎残酷的直率把它们记录下来。希格登在第二部作品里从物理世界转而关注人的小世界。他开篇详细地说明了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的对应（我在第一章里引用了其中一部分）。提到创世时他表达了神学观点，细致地记录了人堕落前后的状况。而当他讲到世俗世界的纷繁复杂时，他的记录变得支离破碎，以轶事为主。他对诺亚方舟很感兴趣，详细地描绘了它和它的内部构造，包括卫生间。写到英国时，他复述了英国的木马传说，这一传说因曼茅斯的杰弗里（Geoffrey of Monmouth）而广为流传。维吉尔在他笔下是一个中世纪风格的魔术师。希格登并不是完全不加辨别地记录。他去掉了很多关于亚瑟王的传说，对艾尔弗雷德国王大加赞誉。不过他避开了按照宏大的神学戏剧来叙述历史事件的难题。但是，这绝不是说神学戏剧不在其中。这种戏剧一直都在，切实地存在于背景中，如果需要可随时找到它在其中适用的地方。不论中间在历史之外加入了多少其他东西，《复合编年史》的优秀品质一直到莎士比亚的时代还有意义。

中世纪编年史就说到这里。下一个问题是中世纪出现的创新迹象，以及都铎王朝早期带来的实际变化。

3.傅华萨与李维

如果可以把傅华萨（Jean Froissart）看作英国编年史家之一，那么十四世纪便多了一些历史记录。英国作家们受傅华萨法文原著的影响很小，但经过亨利八世时期伯纳斯男爵（Baron Berners）的翻译，他便成为有关爱德华三世和理查二世时期历史的公认权威之一。傅华萨写史的风格是中世纪的。[26]他的目的是记录骑士精神的事迹让人们怀念，使它们成为典范，带给人们快乐和愉悦。他也很虔诚，在前言中说：

不过，一开始，我要请求从无中创造了一切事物的整个世界的救世主，请赐予我优美的文笔和理解的能力，这样我才能够继续坚持这项智慧的工作，才能使无论谁读到或听到这段历史，可以从过去获得愉悦和榜样。

傅华萨对历史的贡献就如乔叟对诗歌的贡献，是一种不眠不休的发自内心的求知欲。他不仅经历过那些他所描述的事情，从而把干瘪的故事讲得异常生动，还非常关注行动背后的精神动机。他并不会总给出一些确定的结论，而是很有技巧地囊括所有相关的人物，这样一来就有可能让一种行为充分展示它对所涉及人物心灵的各种影响。比如，在接近开头的地方他记叙了爱德华二世的妻子伊莎贝尔带着儿子（即后来的爱德华三世）离开英格兰，投奔她的父亲、当时的法国国王。国王一开始支持她的女儿，但后来因为受到那些被爱德华二世的人收买的大臣们的影响，他把女儿当作了敌人，伊莎贝尔便逃到海因奥特的约翰那里求助。有关这一切对于当时十五岁的王子有什么影响，傅华萨什么也没有说，不过他讲故事的方式让我们感到王子的在场，并且给了我们余地去猜测这些经历可能对王子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问自己，爱德华三世的法国战争在多大程度上是个人的复仇？换句话说，傅华萨是个戏剧家，不仅对行动而且对行动的缘由感兴趣。在他后期的作品里人物的讲话更长，且会公开谈论他们的动机。比如他说假使理查二世把波林勃洛克（Bolingbroke）从流放中召回，并在他父亲——生于高特的约翰——死后允许他继承其爵位和土地，那么他应该会是忠诚于理查二世的。不过如果说傅华萨是个天才的戏剧家，他对中世纪素材的处理则一点也没有预料到伴随都铎王朝开始的一种更偏于哲学和道德的历史观。比如，他记录了爱德华三世如何同意将他的叔叔肯特伯爵处死，但他并没有暗示这一罪行将报复到下一代身上。他非常贴近自己的描述，完全沉浸在其中，以至于除了最大限度地发掘眼前所发生的一切，没有任何欲望做此外的努力。[27]而做到这一点，已经是一个人很大的成就了。这种戏剧张力如何在编年史中得到继续，将在后面提到。

亨利六世在位时，一个名叫提托·李维（TitusLivius de Frulovisiis，或TitoLivio da Forli）的意大利人到英国寻求格罗斯特公爵亨弗雷（Humphrey）的庇护，正是由于公爵的建议他才写了堪称亨利五世的官方传记。1513年一位无名氏把这部传记从拉丁语译成英语，并添加了一些其他来源的内容和个人评论。这一译本最近被金斯福德（C.L.Kings ford）以《亨利五世的一生：首部英文版》（The First English Life of HenryV）为题编辑出版。提托·李维叙述事件的方法基本是中世纪编年史家的方法。他的创新之处在于将一个国家像镶框那样，从通常记录的纷杂事件中隔离出来。金斯福德认为把亨利五世看作英雄国王的传统观点可以追溯到李维那里。这有点不可靠。李维确实称赞亨利的虔诚和勇气，但英雄国王的整体传统形象是后世的发明。不过，李维还是给希格登的历史原则增添了一些内容。

4.中世纪的期待

可以这样说，文学在人们生活中地位的变化与教会地位的变化是相反的。当教会的控制很强大时，文学的道德价值比不上它的娱乐价值。但是当教会的控制有所松懈，一部分失去的敬畏就转移到文学那里；一直存在的倡导文学教化功能的观念在这时候便具有压倒性的力量。在长篇中世纪叙事中，道德教化主要采取例证的方式。叙述者先是把一个故事讲完，接着，如果他愿意，便会用一条普遍的道德原则说明一个具体行为。以巴伯（Barbour）的《布鲁斯》（Bruce）为例。当布鲁斯处于困境时，他在爱伦的女主人预言他会有好的结果。布鲁斯虽然没有全信但还是受到了鼓舞；在此期间，布鲁斯就针对使用预言的正确和错误方法做了一次简短的说教。同样地，人们对中世纪修辞家的期待是他们储备有丰富的范例、轶事或寓言，随时可以说明或指出一条道德准则。乔叟的《修士的故事》（Monk'sTale）是一系列这种范例，把它们掺和到一起只是为了说明那些道德，而没有任何其他意义。[28]但在中世纪后期，说教故事被赋予了新的地位，从举例说明升华为道德教化的独立文体。道德故事的主人公与其说是一个人在作为，不如说他是作为一个重要的范例、一个严肃教化的形象通过其所作所为体现了一定的美德或罪恶。这种教化的严肃性在薄伽丘的《名人例证》（DeCasibus Virorm Illustrium）那里得到最为清晰的体现。这两种道德教化的对象也有所不同。中世纪早期对教化对象无所限定；当教会的控制走向衰弱，伴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君王统治者的真实品格对一个国家的利益比过去更为重要，这时教化的对象也发生了变化。于是，美德和罪行的重要教化例证越来越指向对成长中君主的教育或是对实际君王施政的影响。这种重要范例的观念直到伊丽莎白女王在位很长一段时期内都维持着强大的力量。在英格兰，这一观念的散播主要受益于利德盖特（Lydgate）所翻译的《名人例证》。

这种文学上的普遍倾向直到十六世纪才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写作里出现，不过它在至少一位编年史家那里得到了体现；这位编年史家对此倾向的涉及非常有典型性，并预告了未来的发展，因此值得在此一提。

哈丁（Hardyng）是为亨利四世和亨利五世处理事务的人。他参加过阿金库尔战役，但后来成为支持约克王朝的人。他写了一部诗体编年史，记录了从不列颠的特洛伊战争到爱德华四世刚刚登基的历史。他在总体上只是提供信息，延续中世纪的风格，不过当他提到不列颠在卡德瓦拉德（Cadwallader）时代的分裂时，他表现出新的教化主义的影响。他向爱德华四世的父亲约克公爵提出，他认可他要求王位的权利，但又说起内部分裂的危害，其中有着明确的对现实的影射。亨利一世因为法国内部分裂而变得强大，迦太基与罗马都是因为自身的同样问题而衰亡：

因此，阁下，请现在思考这一教训

并授予马契伯爵大人，您的继承人，

趁他还年轻之时；对这一教训的思忖

可能对他来说有些早，当天气晴好，

[29]人民想要求助于他

几乎不费功夫便可让他们不再苦恼

那么但愿他能慰藉他的人民。

趁他还年轻，赋予他智慧，

这只有付出努力才可能得到；

要努力便不可能轻而易举做到。

因为帝王君主都是努力的回馈。

要做您的继位者，就不要让他怠惰，

因为荣誉和轻而易举不可能同在：

所以要在小树年轻时让他经受磨练。

看薄伽丘笔下多少君王因为骄傲

失去一切尊严，一败涂地。（第98章）

这里的主张就是：历史不是对事件的记录，也不仅是对一个人功绩的致敬，而是严肃教训的宝库，最大的用处就是为现今的君主提供实际指导，薄伽丘在这里被引为主要权威。

5.都铎王朝的神话

亨利七世继位后，历史写作变得更为复杂，原因不仅在于历史的方法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而且都铎王室为了自己的目的，鼓励臣民用一种特殊的方式看待那些成就该王室继位的事件。这一特殊方式对于伊丽莎白时期的文学来说至关重要，我会先说明这一点，再指出莫尔（ThomasMore）和波利多尔·弗吉尔（Polydore Vergil）对历史写作的一般性贡献。

亨利七世对他的王位的称号不是太满意，于是推行了两个历史观念，它们成为重要的国家主题。第一个观念是通过它与约克家族女继承人的联姻将约克和兰开斯特两大王室家族联合起来，这一段重要历史有着由上天注定的幸福结局。第二个观念是除了作为兰开斯特家族后人及与约克家族的联姻之外，他的威尔士血统也使他有资格继承英国王位。他不仅宣称祖先是亨利五世遗孀的丈夫欧文·都铎，即最后一位不列颠国王卡德瓦拉德（Cadwallader）的直系后裔，而且怂恿人们传扬那个古老的威尔士迷信——亚瑟王没有死并且还会回来，并暗示人们他和他的继承者就是转世的亚瑟。[30]第一个观念很显然对于理解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十分重要，我在这本书里会频繁涉及，在此我便不再赘言。相较而言，莎士比亚对第二个观念的关注没有那么直接，不过在他的潜意识里一定会有这个观念。因此我后面对此的说明会更少。因为这个原因，再加上读者们可能会极度轻视这种幻想在他们头脑中的重要性，所以我在这里要做一点阐释。假设亨利七世宣称自己是亚瑟王再生仅仅是他自己暂时的或许是有些孤注一掷的权宜之策，以便巩固王位，那么这个观念就不值得过多关注。但是它却表现出让人极为震惊的持续性和对人们想象的强大控制力。亨利给他的长子起名为亚瑟，试图让这个故事延续下去；不过，这位王子的夭折并没有阻止都铎王室的其他人对这一故事的利用。在古老的传说里亚瑟王的回归将召回黄金时代；而伊丽莎白时期常常被称为黄金时代，这不只是些不相关的称颂，而是暗示预言中的黄金时代确实到来了。斯图亚特王室也没有颠覆这一神话。的视角出发，而不是萨克逊的。萨克逊人在这里是非法的入侵者，上帝允许他们一时得逞是为了惩罚不列颠人所犯下的罪：

萨克逊人将不会平静地

享受这王座，因为这是他们从凯尔特人手中

恶意掠去，又残酷统治的。

[31]接下来梅林又简略提到丹麦与挪威人的入侵，在漏掉整个金雀花王朝的历史之后，预言都铎王朝将使不列颠民族重掌王座、世袭王位：

不过，当这一阶段完全实现，

将有一粒火种，它长久以来

便埋藏在他的骨灰之中，

被重新点燃在这丰腴的

莫纳岛上，此前只是以流放的姿态藏于此处；

它将喷发熊熊燃烧的明亮之火

一直烧到那具有皇室威严和

至尊家族风尚的王室。

由此不列颠血统将再次继承这一王冠。

从此以后永恒的联合

将在此前不同的国家间形成，

神圣的和平将亲切地劝说

那些好战之人学习她美好的知识

而不再征用平民士兵。

那时会有一位童贞王后执掌御座，

她的白色御杖将挥至荷兰海岸上方

同时痛击那伟大的卡斯提尔

让他震颤不已，并很快懂得失败。

换句话说，都铎王朝是不列颠保皇主义种籽的发芽与壮大，这些种籽已经在遥远的莫纳或英吉利海沉睡了很多个世纪，同时该王朝也是解决凯尔特人与萨克逊人长期斗争的途径。都铎王朝最大的成就是伊丽莎白女王，她将使骄傲的卡斯蒂利亚（Castile）王国感到卑微。要注意的是这里并没有直接暗示都铎王室是亚瑟的转世。其中的原因很充分，因为这正是整部诗歌的主要主题之一。假如斯宾塞完成了这部诗歌，那么亚瑟王子对格洛丽亚娜（Gloriana）的成功追求，应该会成为全诗的主导性主题，不过这一追求的含义之一就是亚瑟转世为伊丽莎白女王。斯宾塞的确为伊丽莎白女王做出了最夸张的宣称。无视都铎王室把约克和兰开斯特两大王室家族联合起来只是英国历史大篇章中的一个小节，斯宾塞把伊丽莎白女王的黄金时代描绘成一个广阔进程在神的属意下获得圆满的结局，而这一进程始于那个遥远而辉煌的过去，也即特洛伊人登上不列颠岛征服了它强大的民族。[32]正是在这种描绘里可以看到我在第一章里所说的历史与世界秩序之间的密切关系。伊丽莎白女王的时代是黄金时代，对应的是天上一年的开端，此时所有天体都将回到它们在苍穹中所属的位置。斯宾塞的想象还将证明，戴维斯描述的伊丽莎白女王及其宫廷的舞蹈复制了宇宙的舞蹈一说，不只是一个幻想。

有关都铎王朝推行的两个特殊的历史观念，就暂且说到这里。下面我要说的是亨利四世和亨利八世统治下历史写作实践的正常发展。

6.波利多尔·弗吉尔

1501年一位意大利学者俄比诺的波利多尔来到英国，作为二级征收者为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收取教皇献金。波利多尔是伊拉斯谟的朋友，因为写了一部有关艺术和文化发明者的作品而闻名于世。他有一封给亨利七世的推荐信，有一些有影响力的朋友，在英国不同的神职机构里愉快地度过了他大部分的人生。在他来到英国大约六年后，亨利七世请他写一部完整的英国史。1517年他报告说这部历史即将完成；但是直到1534年这部历史才被印刷出来，又到了1555年他才以1538年的事件结尾将其最终完成。波利多尔写的历史十分受欢迎，其中在理查三世去世之前的部分先被译成了英语。这些译文的大部分至今仍是手写稿，但记叙从辉煌开端到诺曼征服时期英国历史的前八卷、记叙从亨利六世到理查三世时期历史的第二十三至二十五卷已由卡姆登协会出版。波利多尔在英国编年史家当中是一位创新者，因为他在写作时有意识地与经典历史学家相比较，还因为他具有批判的精神。他对性格和转述言谈的描写堪比李维和塔西陀（Tacitus）的生动与简洁。他的历史能够影响伊丽莎白时期戏剧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是他按照塔西陀的《阿古利可拉传》（Agricola）的方式通过描写来赞扬亨利五世，同时完全顺应当时对“模范”的推崇。在他惯常的冷静批判间歇稍作放松，波利多尔对这个英勇与虔诚的模范做了一番夸张的、对现代人来说很讨厌也不足信的描绘。[33]他对亨利五世统治时期的记述是这样开始的：亨利在那些王子当中几乎是唯一的一位，他意识到，作为一国之君必须具备相当的精神、智慧、严肃性、警惕性和良好的信念，君主应当把国家视作责任而非荣耀，并且需要优秀的参谋来帮助他承受这一切。接下来波利多尔就君主作为模范对其国度的影响做了一番一般性的道德说教：

正如西塞罗所说，一位君主走入歧途，虽然这本身是一项大罪，但这种罪行的严重远不及这位君主的堕落腐化了其他人，由此引发的后果是这不仅改变了他自己的生活，而且改变了他的人民原有的道德规范。（Basel Edition，页439）

一国之君只有有效地监管其臣民的道德，并成功抑制庸众的罪恶，才能获得荣耀。任何一位君王如果还没有学会这一点，就还没有长大，即使他在年龄上已经成人；他并没有实行统治，而是被统治着。理查二世就是这样一位没长大的君主。他并非生来就是邪恶的，但他没能接受好的建议，最终毁在坏参谋们的手中。爱德华二世也是这样，这二人最后都死得很悲惨。亨利五世很可能从这些实例中得到了教训，意识到要警惕身边的逢迎者，并且要选择那些能力最好的人，跟他们学习统治的艺术。波利多尔让亨利在入侵法兰西之前虔诚地宣告上帝授予他继承法国王位的权利。在战役中亨利用死刑来惩罚那些渎神的行为。哪一方会获胜，是可以确定的，因为在法国人违背承诺的同时，亨利修建了许多修道院。波利多尔是最早把亨利表现得在阿金库尔战役之前能言善辩的作家，有趣的是，他笔下的亨利所说的话与莎士比亚的亨利所说的极为相近。总的来说，波利多尔在记述亨利五世的时候，不再是一位批判性历史学家，而成了一位古典风格的传教士，他觉得有责任把一个人写成集中一切美德的廉价皇家模范。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也许是因为李维对亨利五世的温和描绘在这期间已经成为一种陈规，波利多尔只能默认这个业已存在的民族神话。还有一种可能是中世纪圣徒传和古人道德传记所结合起来的传统——普鲁塔克（Plutarch）与塔西陀——诱使波利多尔放弃他惯常的严肃清醒转而去冒险。

[34]波利多尔的批判精神表现在三件事上：真心努力客观地写出真实的历史，对人们的动机做理性而善意的判断，以及理解事件缘由的欲望。

第一件事我只做简要说明，因为对此历史学家比文学批评家更为关注。在第十九卷里，波利多尔在描述1366年爱德华三世与法国休战时说，尽管法国和英国的历史学家对这一事件的争论与当初两国军队的战斗一样多，他还是会讲真话（同前，页389）。他对于理查二世与亨利四世之间发生的事实真相也以最具同情心的公正态度进行探讨（同前，页424等）。他认识到理查弄死他的叔叔即格罗斯特公爵并没收兰开斯特庄园财产这两项大罪。他也认可亨利四世在这种情况下的作为是适度的，并拒绝相信亨利应该对理查的悲惨死亡负有个人的责任。不过，他强调理查不是天生的恶人，而且他虽然赞扬亨利的品性，却一直提醒我们他是一个篡位者，也是让理查死去的罪犯。波利多尔是一个有同情心但并不受制于情感的罗马天主教徒，他了解人性的复杂动机，但又宽容地给出评判。因此他能够灵巧地把握这两位君王的平衡，而不会搅乱它。这种平衡在后人的作品中成为一种传统，不仅涉及对理查二世与亨利四世的处理，而且关涉爱德华二世与那些废黜他的人。但是它并不符合盎格鲁-撒克逊人更为激烈和浪漫的品味，因此失去了波利多尔保持该平衡所具有的清晰的敏锐。

上段中最后几句话已经点到了波利多尔的第二种特质——他对人们的动机所做的理性而善意的判断。这一点很重要，值得进一步举例说明。比如，他对普通人的正直和纯真有一句评论。爱德华四世在亨利六世复位之后从国外回来，发现人们大都反对他。于是他宣布说自己不想要王位只想要约克公爵的位子。针对这一伪装的影响，波利多尔写道：

很难让人信服地说明这件惺惺作态之事有多么了不得的影响，这就是正义在人们当中普遍具有的力量；因为当他们听说爱德华国王并不想要王位，而只是寻求他所继承的遗产，人们便被他感动而支持他，或是至少不阻止他获得爵位。（Camden Edition，1844，页137）

[35]其中波利多尔对英法争端中亨利六世治下痛失法国的评论最有意思。他认为对此最应该负责的是法国人固执的民族主义，它使得法国人拒绝把英国人当作亲属。

在法国，甚至从一开始就有这种说法：公民们有了一种想法，其余的人就会有另一种想法，因此结论就是陌生人一种都没有。由此人类的共同社会破裂了，在两个民族中逐渐生发了相互的仇恨。一段时间以来这种怨恨已经在很多人心里蔓延开，因此（不论其余）无论如何都无法让一个天生的法国人去爱一个英国人，或是让英国人爱上法国人。这就是因为对荣誉和帝国的争斗而产生的仇恨；多年来相互之间的流血争斗和屠杀更加深了这种仇恨。这也是英国事务在海外彻底失败的原因。（同前，页82）

这段话与伊丽莎白时期戏剧相关因而与本书相关的原因在于它的矛盾性，因为其中表达的宽容与后来时代的爱国主义激情距离遥远。不过，这位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意大利人对新民族主义精神的崛起表示遗憾，这一有趣的情景本身就值得探究。

但是，在波利多尔批判精神的三种表现里，想要明白事件根源的渴望对戏剧的影响最为重要。他作为第一位严肃关注因果关系的英国编年史家，在他那里，这段历史作为素材，不仅用于以戏剧形式对事件的单纯记录，而且用于真正的人类戏剧，在这种戏剧里单纯的事件从属于事件的重要性。我并不关注波利多尔资料来源的历史问题或是衡量其原创性的标准。在本语境中真正重要的是，不论伊丽莎白时期历史剧的作者们是否读过他，他们确实读过受益于波利多尔的编年史家，那些编年史家从波利多尔那里学到一种书写历史的方法，这种方法对于历史剧的帮助是崭新的。[36]这并不是说波利多尔写的每句话都指向人类事件的某种伟大逻辑体系，或是他比吉本（Edward Gibbon）更早地执着于自己的单一伟大主题。波利多尔的历史是对英国历史事件的理性、简明、合理的记录，中间不时插入对事情发生方式的理性反思，在后面的部分中隐约蕴含了一种模式的框架，在都铎王朝建立之前的历史事件以这种模式呈现出来。因为莎士比亚最终继承了这一模式，因此它对于本书的计划有首要的意义。

举一例说明波利多尔对事情发生方式的反思，即第六卷的开头。他提出了一种革命性的历史观念，并阐释了这一观念对英国的适用性。国家，与人一样，会经历少年、成年和衰老，但与人不同的是，它们不会受一次生命的限制。十一世纪的英国处于老年时期，而诺曼人的统治让它焕发青春，重新谱写曾经的旋律。在第四卷前言里他也暗示了这种在文艺复兴时期很普遍的观念，即历史在明确地重复它自己。他把撒克逊国王们内战的时期看作在王权治下统一的由神属意的序曲。从他的口吻中也可以肯定他还想到了玫瑰战争和亨利七世治下王室家族斗争的终结。波利多尔在标注因果关系的具体事件时是很谨慎的。比如在第二十卷里他生动地记录了理查二世绑架他的叔叔格罗斯特公爵，然后注明正因为这一罪行约克公爵和兰开斯特公爵收回了对理查的支持，而这是理查垮台的主要原因。（Basel Edition，页421-422）

波利多尔看待历史的特殊模式是针对理查二世到亨利七世的历史。该模式是在一种严肃的道德维度下审视这段历史：它体现了上帝的公正，让罪行得到惩罚，直到都铎王朝重新开启繁荣的历史。我不知道这种模式在多大程度上是波利多尔的原创，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是从亨利七世那里正式获得了灵感。这是历史学家要解决的事情。波利多尔对这种观念的认可以及文学表达本身，才是我们这里要关注的事实。波利多尔并不像霍尔后来那样语气强烈。亨利四世篡位的全部影响在当时并没有提及，但在后来的回顾中说到了。[37]最重要的一段话出现在第二十四卷里，此时图克斯伯雷（Tewkesbury）战役已最终决定了玫瑰战争的结果。波利多尔在这里评论了爱德华四世的奇妙运气。不过他修正了自己，把爱德华的胜利归因于上帝对兰开斯特家族罪行的惩罚，而不是爱德华自己的好运：

把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归为兰开斯特家族的厄运这种说法是可疑的，明智的人会认为这要归因于上帝的公正。因为亨利六世的祖父亨利四世是靠强力篡夺的王权，因而王权不会长期被这个家庭享有。也就是说祖父的罪行报应在了孙子的身上。（Camden Edition，1844，页154）

其他的不幸也都与相对应的罪行联系了起来。伦敦塔里被杀掉的王子们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父亲爱德华四世在约克家族领地前许下的假誓，他当时说只会保留自己的公爵爵位，而不会再谋求国王的地位。当安佐的玛格莱特王后在巴奈特战役后哀悼其不幸，波利多尔说她应该想到她所有的悲伤都源自葛罗斯特公爵亨弗雷因其而死。他还说：“许多人都会以上帝为标准来衡量这些事件的根源，根据自身的力量和意志来量度公平与正义。”（Camden Edition，1844，页148）亨利五世将理查二世重新安葬以破除他的死亡带来的祖传诅咒。亨利五世在航海去法国的前夜，在南安普顿发现了剑桥伯爵理查针对自己的阴谋，他当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密谋者们假装被法国国王收买从而遮掩真实的约克阴谋。波利多尔评论道：

不过假如亨利注意到这团此时还在燃烧的火焰，他就可能会看到从中点燃的那只可怕的火把威胁着他家族的房屋；也许他就会立即将其熄灭。（Basel Edition，页442）

与兰开斯特家族的祖传诅咒同时存在的是都铎家族的希望。欧文·都铎娶了亨利五世的遗孀，被称为“威尔士的绅士，天生具有优秀的身体和头脑，继承了不列颠最后一个国王卡德瓦拉得的血统”（Camden Edition，1844，页62）。[38]在波利多尔笔下，亨利六世复辟之后看到当时仅九岁的亨利七世，说到“没错，就是他，我们和我们的敌人都将臣服于他，将王权归于他”（同前，页135）。最后他不惜笔墨地讲述了亨利七世作为里士满伯爵在布列塔尼（Brittany）流放时经历的各种危险，并始终强调上帝在其中的指引。都铎的神话实际以轮廓的形式存在其中，尽管可以用更强烈的言辞表达出来。

波利多尔作为一个道德家在写作，不过他并不是特别地戏剧化。早先我提到波利多尔对理查二世绑架他叔叔葛罗斯特公爵的生动描述。这段描写确实生动，但要是把它和傅华萨对同一事件的华丽呈现相对照（它肯定是来自于后者），就会明显看出波利多尔的戏剧感非常一般。不过这并不重要，因为他为那些戏剧天分更高的人提供了可进一步利用的内容。

7.莫尔爵士

1513年，波利多尔还在写英国历史，托马斯·莫尔爵士时任伦敦司法长官，写下了他未完成的理查三世史。这是与部分《国王传》和修昔底德的著作类似的历史作品，超越了对事件的记录和证据的整理，是对根本人性的经典记录。莫尔是在傅华萨完成其作品很长时间后才开始写他的历史，所以没有内部证据表明莫尔读过后者的史作，也没有外部证据，但是有外部的可能性。波利多尔是通过与伊拉斯谟的友谊加入到莫尔的圈子里，他读过傅华萨并将其用于历史的写作，因此有可能他的朋友也了解傅华萨的原著。不管怎样，莫尔把傅华萨的戏剧感与贴近真实事件的特点引入英国的编年史。有一个场景是爱德华四世的遗孀在威斯特敏斯特的避难所被大主教劝说把自己的小儿子让渡给他的舅舅摄政王去抚养，这个场景比英国戏剧在其伟大时代之前的任何作品都有悲剧性（LimbyE-dition，页25等）。至于喜剧的部分，肖博士布道的情节正好超出傅华萨的写作范围。肖博士在布道词中指责爱德华四世的孩子们是私生子，并拿摄政王理查与他的公爵父亲外貌明显相像与之做对比。[39]而且当他说出“这是父亲的身形，这是父亲的容貌，是与他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毋庸置疑的形象，与尊敬的公爵长得一模一样”，理查应当出现在会众之中，“仿佛是圣灵让布道者说出了这番话，应该能够把现场的人们感动得直呼理查国王、理查国王，以至于后来人们会说他是上帝以奇迹的方式特地挑选出来的”。但是时机不对。那些话在理查出现之前说了出来。当他出现时，牧师又脱离语境匆忙地重复了一遍，导致了滑稽的效果。布道后“牧师回了家，再也不敢自取其辱，过上了昼伏夜出的日子”（同前，页63-66）。

与傅华萨一样强调戏剧性，莫尔对人性的判断与波利多尔一样充满善意。他为自己的作品中引入简·肖尔这样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做出了申辩：她从幸福到不幸的堕落是有教育意义的例证，他以微妙的同情描述了她的经历和性格。

但是，莫尔与傅华萨不同的是他为后者的通俗现实主义添加了一种古典形式主义的标准。正是这种混合——就像怀亚特诗歌对中世纪诗与彼特拉克诗的结合——让莫尔的史作独具特色。莫尔开头对爱德华四世临死前的描写有一种童话的古老色彩，但他让爱德华临死前发表的一番高谈阔论则完全是古典修辞的风格。这两种风格融为一体，颇有说服力。

莫尔与波利多尔一样，接受并证实了当时的历史道德观：即哈丁引入编年史写作的那种对优秀典范的严肃追随。但是他并没有把这一道德观强加进去，或是让它妨碍到自己对人类戏剧的首要兴趣。直到在霍尔那里这种道德准则才第一次得到全面的表达。

莫尔的史作有着很大而且无法估量的影响。假如它和他的其他作品混在一起，反天主教情绪可能会阻止它的流行，但它被吸纳到后来的编年史中因而避免了上述问题。我猜想它不仅确定了莎士比亚《理查三世》的结构，而且直接激励他用戏剧而不是轶事的形式来创作。不管怎样，这就是英国原创历史作品两篇中的一篇，[40]它们积极的刺激使得一位伊丽莎白时期戏剧家贴近他的写作对象，把它首先看作是发生在人身上的事情，其次才是道德原则的宝库或是事件的序列。我强调英国“原创”历史作品，因为伯纳斯翻译的傅华萨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

与莫尔的《理查三世》并列的英国原创历史作品是卡文迪什（Cavendish）的《沃尔西主教的一生》（Life of Cardinal Wolsey）。它写于玛丽女王统治时期，不过直到1641年才印刷出版。莎士比亚在创作《亨利八世》以前很可能读过该作品的手稿；但我们无法知道这是多久以前，也不知道该作品是否帮助他形成有关历史的早期概念或者促成他创作历史剧的早期实践。这部作品在有些方面比莫尔的《理查三世》更为生动，因为卡文迪什是沃尔西最信任的仆人，他写到的内容几乎都是他亲眼所见。但这部作品对莎士比亚的影响太难以确定，因此只能在此略微一提。

8.霍尔

在我的讨论中霍尔是非常重要的人物，而在这之前我必须先向读者们致歉。霍尔的全部著作很难找到，而找到的部分也非常笨重、难以处理，使得阅读变得更加不易。除了霍尔的原作之外，只有一个完整的版本，出现在1809年，这是一部体积庞大、令人望而生畏的书。记录亨利八世时期历史的一个版本出了350册。因此一般的读者很难接触到他的原作，很有可能为此而抱怨：你为什么要让我对一个完全见不到他作品的作者感兴趣呢？对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不过，要重印霍尔的《编年史》中亨利五世整个统治时期的部分是容易的。这一部分并没有占据整体的一大部分，但它却涵盖了莎士比亚最有意思的历史剧中所有的素材，而且包括了说明霍尔写作目的的重要出版序言。除此之外，他对理查三世的记录主要是对莫尔史作的复制，而后者很容易找到。上面提到的部分对于一般的读者来说足够了，而且把它们集为一本书的话篇幅也不算太长。

爱德华·霍尔出身于名门贵族。[41]他的祖父曾是约克公爵（爱德华四世的父亲）的私人顾问，并被他封为卡昂指挥官，可能因为这个原因霍尔在他的编年史中对约克公爵的描述比波利多尔要更温和。霍尔先后在伊顿公学和剑桥的国王学院就读。他学习了法律，成为法官和议会议员。他的主要活跃期都在亨利八世统治时期，不过他刚好活到了爱德华六世继位，并把自己的史作献给了他。他没有活到玛丽女王统治时期是幸运的，因为他在一切行动上强硬的新教信仰和对亨利八世的坚定支持一定会让他遭受迫害。事实上，他的书被烧掉了。无论如何，他生活在亨利八世的统治下，是那个时代真正的精神之子。思想与情感上他都信仰新教和都铎王朝的新专制统治。他既为亨利喜好表演展示而感到欣喜，也很高兴亨利获得了英国教会首领的地位。不过他并不仅仅是亨利八世的支持者及其功绩与比武的记录者；可惜的是对他这种不完整的看法由于惠布利（Charles Whibley）和剑桥英国文学史（Cambridg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见卷三，第15章）的权威而持续影响了很长时间。霍尔的《编年史》写的是亨利四世至亨利八世统治期间的历史；亨利八世时期的历史占据整部作品的近一半内容。惠布利认为该书的前半部分只是资料的编辑整理，而后半部分霍尔写自己所在的时代才是真正鲜活的内容。他还认为前半部分被阿谢姆（Roger Ascham）批评该书是用“契约英语”（indenture English）写成的并不冤枉，而后半部分则不是这样。阿谢姆所说的“契约英语”是指在法律文件中使用同义词和同义短语的习惯，这一习惯在《祈祷书》（Prayer Book）中被提升至美的高度。霍尔对这些词的使用显然是毫不吝惜的，下面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恰好也说明绚丽文体的最早形式）：

当火被一个狭窄的地方圈起来，就会竭力喷射出它的火焰；当水流受到限制和阻碍，就会持续不断地流淌和喷涌出来。所以恶毒的鳄鱼和狡猾的毒蛇不会在怀有恶意的心和满腹坏水的肚子里久藏，它们最终一定会依其本性显露出来。

不过尽管“契约英语”在前半部分出现得比较多，在后半部分也不是完全没有。而且当它出现的时候，常常是作为使韵律更高雅的结尾，或是像上述引文中一样表示强调。[42]“恶毒的鳄鱼”是有煽动性的词语，霍尔在他的编年史中很重要的地方、也是新一章的开头使用这个词，是想告诉读者煽动性暴乱是多么可怕和无法消除。他的“契约英语”有更高的道德目的。说霍尔的生动性只表现在后半部分也是不准确的，实际上从头至尾都能看到霍尔的活力。即使有关绚丽文体的问题，他对波林勃洛克与毛勃雷之间的决斗前准备的描写，或是对亨利六世在法国的加冕仪式的描述，都与亨利八世时期更有名的那些描述一样出色。但是像惠布利那样把霍尔史作的前半部分称作一部中世纪编年史是大错特错，而且这一错误应得到揭示，因为这代表了一种颇有历史的勉强心理，即不愿意承认莎士比亚在多大程度上受益于霍尔。有些人，从金斯福德（C.L.Kingsford）开始，就揭示了这个错误，但我怀疑霍尔的重要性从未被完全认可，他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对莎士比亚有影响，他还是都铎时期历史思想的塑造者，更不用提他那了不起的文学才华。

霍尔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他是全面表现一种崭新的将历史道德化写作的第一位英语编年史家，这种道德化伴随着中世纪的结束、教会的衰弱和民族主义的崛起。他这种才能的特殊文学意义在于将一种戏剧感引入到他的表达方式中。我不是指真实事件中的戏剧感，那是傅华萨和莫尔的特长（尽管霍尔也具备这一点），我是指将伟大的事件用道德问题串联起来的本领：是与心理戏剧相对应的道德戏剧。正是霍尔的这种道德戏剧启发了《为官之鉴》的作者们；至于这面镜子对伟大的伊丽莎白时期文学的影响则很难界定。霍尔另一方面的重要意义是他发展并确定了都铎王朝的历史神话；因为如果他将历史道德化了，他是让历史经过特殊的有机延伸进入了“亨利八世的成功统治”。可见这后一种意义与前一种紧密相关，所以我会同时阐明这二者。

霍尔从一开始就阐明了他的意图。在最早流传下来的版本的标题页上他没有把自己的作品叫作“亨利四世到亨利八世期间英国历史的编年记录”，而是叫作《兰开斯特与约克两大显赫高贵家族的联合》（The Union of the Two Noble and Illustre Families of Lancaster and York），[43]也即像吉本一样明确地宣称其写作主题的统一性。不过这里需要引用他的整个标题页：

兰开斯特与约克两大显赫高贵的家族，曾为争取这高贵王国的王位而长期纷争，一切都发生在两大家族的国王们在位期间，关涉这两脉王族血统，从国王亨利四世这位分裂的始作俑者开始，成功地推演至高贵审慎的国王亨利八世之统治，亨利八世就是这两脉血统毫无疑问的巅峰和继任者。

亨利七世与爱德华四世的女儿伊丽莎白的联姻就是将这段历史统一起来的事件，正如霍尔在前言中所说，“因为，正如国王亨利四世是这场巨大纷争与分裂的始作俑者和根源，这神圣的婚姻也是一切纷争、封号和论辩的终结。”从他的章节标题中可以看出他对写作主题有多么戏剧性的理解。他把序言称作对兰开斯特和约克两大家族分裂的介绍，实际各章的题目如下：

一、国王亨利四世的动荡时代；

二、国王亨利五世的成功举措；

三、国王亨利六世的困难岁月；

四、国王爱德华四世的繁荣统治；

五、国王爱德华五世的可怜生活；

六、国王理查三世的悲剧作为；

七、国王亨利七世的精明治理；

八、国王亨利八世的胜利统治。

霍尔知道上述标题提供了不止一种模式，而且因此感到高兴。他的标题中有四位成功的国王和四位不成功的国王，他们形成了某种诗节的形式。把不成功的国王看作a，成功的国王看作b，就得到ababaabb的结构。把亨利五世的“成功举措”与理查三世的“悲剧作为”相对应不是没有意义的。举措或行为只属于这两位国王，他们的历史是以一种特别戏剧化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霍尔甚至有意通过“举措（act，[戏剧中的]幕）”和“悲剧的”来指涉戏剧。我在后面会回到这个特别处理的问题上来。

写完序言，霍尔用一切他能够调动的绚丽言词和事实宣告了这部作品的伟大主题。[44]这就是无序（此处指内战）、联合与随之而来的“层级”。

内部分裂给王国带来了多少危害，内部纷争让国家损失了多少人口，分裂的派系让城市里有了多少恶毒的谋杀，内部矛盾与非正常的论争给闻名遐迩的地区带去多少灾难，对此种种，罗马感受过，意大利目睹过，法国可以作证，波西米亚可以说出来，苏格兰可以写下来，丹麦可以展示出来，尤其是这一高贵的王国英格兰显然可以宣告并且将其充分展现出来……兰开斯特和约克两大显赫家族的分裂与纷争让这片闻名遐迩的土地经受了怎样的痛苦、怎样的残忍、怎样的可怕灾祸，以我的才智已无法把握，我的言辞已无法表达，我的手中之笔也无法充分地展示。

不过尽管其他纷争还在继续，这一最可怕的纷争被亨利四世与伊丽莎白的结合及其结晶亨利八世永远地治愈和修复了。霍尔希望我们把这一事件看作是比它本身更伟大的秩序的象征。他写道，这一联合达成了，

由此所有人，比太阳更清晰，都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不和谐使伟大的事物衰落和毁灭，同样，和谐使它们重生和崛起。与此同理，所有地区都因为分裂和纷争而遭受痛苦、伤害和动乱，又因为统一与和谐而获得挽救、和平与繁荣。

霍尔并没有在此停住，而是在他的主题里看到了相关的更为神圣的联合：

通过人性与神性的联合，人与上帝连接了起来，在此之前人因为狡猾毒蛇的引诱被迫与上帝隔离和分裂了。通过天主教教会与过时的犹太教的联合，摩西十诫中严格的仪式和极度的痛苦很明显被废弃以致无效了，但是仍指明了基督教的自由，基督的宗教获得稳定并崛起了。由于男人和女人通过神圣婚姻的结合，一代人获得了祝福，身体的罪行经过涤荡而清除。通过联姻，王国与王国之间增进了和平，培养了国与国间的感情。[45]婚姻的联合让怨恨消散，友善萦绕，取得了永恒的联盟与亲缘关系。因为前述两大高贵家族的联合英格兰王国获得了怎样的益处、怎样的安宁、怎样的快乐，你们可以从这部粗鄙、浅薄的历史之后续明显地感受到。

歌颂婚姻的圣礼或是将其他的联合与之做比并没有多少新意，但是对一个本质上政治性的事件给予如此严肃的强调，以如此神话般的高度所歌颂的不是婚姻本身，而是两个特殊的人的结合，这是此前没有过的。实际上波利多尔曾经写过都铎王朝的神话，但是他远未如此将其戏剧化、神圣化。在霍尔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历史剧从神圣转化为世俗的完整过程，原来对上帝的绝对崇拜变成了管控世俗事件的更加严厉的虔诚道德准则。除去许多细节，霍尔看待亨利八世的态度与莎士比亚同时代人看待伊丽莎白女王的态度没有巨大的差别。

在表明联合是其主题之后，霍尔指出必须首先记述前面所说的纷争。这将成为他的开篇。他并没有像马基雅维利一样认为纷争是人类的自然状态。相反，在基于纯粹的谱系原因简短提及亨利三世和他的孩子们之后，他写到爱德华三世，并郑重地列出了他的七个儿子。与我们相比，霍尔那个时代的人们更加觉得七是个幸运的数字；毫无疑问他想让我们觉得爱德华三世的统治代表着秩序的规范，英格兰此后的历史都是对此的偏移。莎士比亚显然对此毫无怀疑，他不仅照搬而且更加强调霍尔所记述的爱德华三世的七个儿子。从这一细节还可以看出霍尔与波利多尔的差异。波利多尔是一位不带偏见的历史学家，而不是戏剧家，他论及爱德华究竟有七个还是六个儿子，并愿意承认这个问题悬而未决，而没有一定要抓住数字七的可能性不放。（Basel Edition，页399）霍尔在说明兰开斯特和约克家族的谱系之后，开始记叙真实的历史，他选取的开端恰好也是莎士比亚主要的四部历史剧的开端，这就是波林勃洛克与毛勃雷的争吵以及波林勃洛克与他的表亲理查二世的疏远。从此以后麻烦就开始了，[46]霍尔竭力解释为什么一个事件引发另一个事件，一直到博斯沃思战役（Battle of Bosworth）。事件的原因通常是人犯了罪而上帝为此要施以惩罚。霍尔没有忘记，波林勃洛克从布列塔尼半岛到达英格兰的时候，他在迎接自己的贵族们面前发过誓他决不会伤害理查二世的身体。霍尔让我们感觉到，这一誓言使得波林勃洛克为理查的死受到了双倍的惩罚，理查的死成为后来潘西起义的主要动机之一。当灾难到来，霍尔常常教导和恳请其他政治家们以此为鉴。下面即为一例，埃克塞特公爵（即John Holland）是理查二世的兄弟，他为恢复后者的王位发起了一次反抗亨利四世的叛乱：

埃克塞特公爵听说他的同伴被抓起来了，他的顾问被监禁了，他的朋友和盟友们被处死，他为自己可能的遭遇感到悲伤，为朋友们的不幸而哀恸，但他最痛心的是自己的兄弟理查国王的逝去，他仿佛在这不幸的叛乱中看到了国王死去的影子。于是，他在私下相熟的那些地方徘徊、潜藏、躲避着，结果在一个隶属于埃塞克斯和普拉西领地、葛罗斯特公爵夫人的小镇上，被砍了头，就是在这里在同一辖区他引诱并背叛了葛罗斯特的汤玛斯公爵，是导致后者死亡和毁灭的内在原因和公开的掩藏者。由此可以证实那句常见的谚语：种豆得豆、种瓜得瓜。上帝啊，我希望那些被推上统治者高位的人能记住这个例子，并以此为标准来衡量并用强力、权威和权力去处置他们自己的不公正和罪行，但愿他们会因为这些先例而不再犯下如此不虔诚、该诅咒的罪行。（页19）

难怪《为官之鉴》的作者们认为霍尔符合他们的品味。

霍尔有关因果关系的一些教化和陈述是从波利多尔那里借来的，不过是以更为强烈的方式表达出来。下面一例即为十分接近原文的照搬，但加入了修辞的强烈色彩。这两段话写的都是，萨立斯伯雷伯爵在奥尔良围袭中死去成为整个战争的转折点。

波利多尔：的确从那天起英格兰的外交事务就开始畏缩不前；[47]对于这一弱点，英国作为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一开始并没有感觉，然而后来却遭到这一内在疫病对其力量一点一点的磨蚀：他一死，战争的命运就转变了。（Camden Edition，1844，页22）

霍尔：这位英勇的统帅的突然死亡给英格兰的公共财富带来了多大的损害、灾难和痛苦，在他去世不久后就明确地显现出来。英国在海外的高度繁荣与伟大荣耀很快就开始衰弱，一点点地消散；这一点英国人民作为一个勇敢坚强的民族一开始并没有感受到，但后来他们就感到它像疫病一样蔓延，一点点地毁坏各个部位，最后让整个身体衰败。在这位伟人死后，战争的命运开始转变，辉煌的胜利开始变得暗淡。（页145-156）

这就是霍尔最夸张的时刻。不过即使他没有在波利多尔的基础上增加新的事实或情感，他还是增添了戏剧性。霍尔常常插入自己的评论。描写套顿战役（Battle of Towton）的时候，霍尔十分贴近波利多尔，不过下面这句评论是他自己加的：

这一冲突在某种意义上是非自然的，因为在这里儿子与父亲为敌，兄弟相互为敌，侄儿与叔父为敌，佃户与领主为敌。（页256）

正是这句添加的评论，而不是霍林斯赫德，可能激发了莎士比亚在《亨利六世》中写下了最好的几幕场景中的一幕。

不过，霍尔的作品不同于波利多尔且更接近于戏剧的效果还源于他更大的增补，特别是那些演说。举一例，约克公爵在诺斯安普敦战役后从爱尔兰回到英格兰，在上议院宣称取代亨利六世成为国王时，发表了一番演说。波利多尔只提到他宣称自己是国王（Camden Edition，1844，页107），而霍尔则加入了一段长篇演说，回顾了历史，并保持了对中心主题的兴趣。这番演说之后他写道：

当公爵结束了演讲，上议院的贵族们一动不动地坐着，仿佛墙内的浮雕或是说不出话的神，既没有窃窃私语，也没有交谈，他们的嘴唇都像是被缝了起来。（页248）

这句话和许许多多其他的语言一样，足以证明霍尔并不是总在写“契约英语”。[48]当他写到引发博斯沃思战役的事件时，他紧贴波利多尔的作品，但有一处地方他大大地加强了其庄重性。这就是勃金汉公爵向伊利主教吐露他想让里士满伯爵亨利娶伊丽莎白公主的秘密想法。波利多尔讲这个故事时的语气是淡淡的（Camden Edition，1844，页194）；霍尔则让勃金汉公爵讲了一长段话，这段话暗示是圣灵启发他有了这个想法，他还对王位继承的真假资格做了一番有力的论说。勃金汉公爵在讲述自己如何有权利成为兰开斯特家族继承者时，非常具有戏剧力量。

但是无论是上帝决定还是命运使然，在我还在为是否突然断定这一资格并公之于众时，机会出现在眼前：我骑马从华斯特到布里奇诺斯的时候，遇到了玛格莱特伯爵夫人，她是里士满伯爵夫人，现在嫁给了斯丹莱公爵，她还是我祖父的哥哥、萨莫塞特的约翰公爵的女儿和唯一继承人。我不记得她了，仿佛从未见过她似的，这使得她和她的儿子、里士满伯爵成为我与王位、御座之间的唯一壁垒和城门。我们就她的儿子稍许亲密地交谈之后便分手了，她去找华斯特公爵夫人，我则去往索鲁斯伯雷，此时的我变得有些惊讶，开始与自己争论起来……（页382-389）

这个争论就是对于王位的主张应当基于选举还是继承，他的结论完全站在了继承的一边。霍尔写作的时候一直关注着他自己的时代和国王，“后者是前面所说家族的毋庸置疑的继承者”。

我在这里对霍尔的戏剧品质的说明，绝不是暗示他成功地把整部历史戏剧化了。他在记述亨利六世治下法国战争的所有细节时就没有这样做，而不得不做些编年史一样的粗线条勾勒，不过他还是尽可能地把主要事件展示给读者。但是他对于其中两段统治时期做了特别的戏剧化处理，使它们在整体的结构中凸显出来：亨利五世和理查三世在位时期。对霍尔来说，这两位国王并非好国王和坏国王在历史上的代表。他笔下的亨利五世取自波利多尔，但有相当大的改进。波利多尔是一位热爱和平、有国际意识的意大利人，[49]他笔下的亨利五世是个隐约让人恶心的老套英雄；霍尔则是一位热血的英国爱国者，他所描述的亨利五世虽不大让人喜欢，而且缺少人性，但至少有些夸张的生命力。霍尔最绝妙的增补是亨利的顾问们对于他应该进行怎样的战争所做的争论。大主教认为亨利有权依据萨里克法律继承法国王位；韦斯特莫兰德表示反对，并请求向苏格兰开战；埃克塞特第三个发言，他向着法国。这三个演讲都是霍尔的创造，也是他的雄辩才能达至顶点的表达。结果却是它们被埋没了，不过又通过霍林斯赫德这一中介被部分地融入到莎士比亚作品中。

为戏剧化地表现理查三世的统治从而将其凸显出来，霍尔选择了一条简单而有效的途径：对莫尔没有写完的历史做一些不重要的增补。写到这段时期的末尾，他再次加上了曾在亨利五世那里写过的一段详细阐述。当然，莫尔的风格比霍尔要更为直接，如前所述，莫尔与事件贴得更近。不过莫尔所写台词中的古典式修辞与霍尔足够接近，这使他的不完整历史在霍尔的作品中并不比霍尔本来计划中的恶人理查的统治显得更加特殊。我确信那是“计划中的”，因为在理查统治时期的前言中霍尔特意指出他“厌恶写”理查的“卑鄙悲剧”，但他会坚守让理查的例子成为国王和王子们的教训这一具有更高道德价值的计划。霍尔的小小前言是为了让理查引起特别关注的特意之举。

我在前面引用过波利多尔的两段文字来说明这个人富于同情心和反对民族主义：前一段指出普通人愿意给以信任的特点，后一段指责法国人因其强烈的民族主义而拒绝像对待自己国民一样对待其他人。霍尔这两点都没有提。他比起波利多尔少了很多敏感和同情，对外国人也没有多深的感情。

霍尔的艺术才能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在那个时代，连贯性并不是对长篇作品的必然要求，因此能够为他的主题设置这样一个强大的结构可以算得上是一种成就。而且这一结构还很复杂：长长的报应之链逐渐展开，以巧妙的赎罪结尾，中间出现两个惊人的道德典型，其中一个教育国王们要追求美德，另一个则警示他们不要因犯罪而遭受惩罚。并且，在形式上与交响乐的最后一节相似，或是与《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的最后一幕接近，[50]这之后紧接着的是这一过程的圆满结尾——亨利八世的成功统治。难怪霍尔的影响是双方面的：历史的和诗歌的。第二方面的影响需要到下一章再细说。

9.霍林斯赫德

亨利八世时期之后，历史的写作者们有了广泛的模仿对象可以选择。他们可以模仿法比安（Robert Fabyan）的呆板编年史，或者模仿莫尔或者伯纳斯翻译的傅华萨那样亲切而生动的人性，又或者模仿霍尔的道德戏剧。第一种方法一直是种常规；第二种由卡文迪什（George Cavendish）在《沃尔西的一生》（Life of Wolsey）里实践过；第三种被诗人们接了过来，不过后来的编年史家充分利用了霍尔的历史材料。此外还有一个特例是海沃德爵士，他的《亨利四世的历史》继承了霍尔的精髓，应当与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和丹尼尔（Samuel Daniel）的《约克与兰开斯特家族的内战历史》（History of the Civil Warsbe tween the Houses of Yorkand Lancaster）相提并论。不过因为他在历史作品方面更像是莎士比亚的亲戚而不是父母，所以不是我在这里所要关注的。我要关注的是霍林斯赫德。

提到“霍林斯赫德”通常指的是他于1587年出版的《编年史》，因为这是莎士比亚使用的版本。我曾把它称作“历史大全”，它确实包含丰富的内容。它的纲要类似于希格登的《复合编年史》，正如希格登以地理开篇，霍林斯赫德把哈里森（William Harrison）的《英国详述》（Description of Britain）放在了前言部分。希格登以创世开篇，霍林斯赫德以诺亚开篇。二者都涉及曼茅斯的杰弗里（Geoffrey of Monmouth）的素材，也都把英国历史记叙到了他们自己的时代。霍林斯赫德纳入了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历史。他与希格登的相似处还包括他们的能力。霍林斯赫德的天赋并没有那么高（他对《为官之鉴》的贡献可以说是这部悲剧诗集中最差的部分），他也并不善于充分利用最有才能的前辈们的成果。他实际上只是一个编纂者，错就错在没能抓住他的资源中最出色部分的意义。他借鉴了波利多尔和霍尔的大部分主题，但他的借鉴只是一种缺少理解的机械模仿。霍林斯赫德的确不像霍尔那样在其有限的历史界域内具有可以充分发挥的空间，然而他所做的缩减和省略是不明智的。他既没有全部重写，也没有能够辨识和拣选本质要素的才能。[51]他使伟大的都铎神话含混不清。霍尔在描述亨利七世加冕礼的时候说道，他“获取并享受”这王国，

并把它视为上帝选择并提供给自己，因着他的特殊权力和高风亮节才理解和实现的。以至于经常有人说七百九十七年前就有一个上天的声音给了不列颠人最后的国王卡德瓦拉得这样的启示：他的血脉和后裔将会再次统治和支配这片土地。因此大多数人都愿意相信由于这个上天的声音他在很早以前就获得并被授权来享有这个王国，这在亨利六世那里也曾经显示过，你一定听到过这样的宣称。（页423）

霍林斯赫德省却了这一点，尽管他从波利多尔和霍尔那里抄来了有关亨利六世预言的神话。他常常纠正霍尔的“契约英语”，对于刚纠完错就一字不差地重复霍尔的一段话却并没有感到不安，由此这段话在更为简单的语境中显得很傻。他对霍尔的误解是怎样的可以从他对前面提到的约克公爵演说的评价中看出来：

爱德华·霍尔大师在他的编年史中谈及约克公爵坐在贵族议会的国王宝座上发表的一次演说，这要么是他第一次处于这样的场合，要么是此后的某一次，我们觉得应该把它记录下来。不过，生活在同一时代并且很有可能亲身经历当时的议会的圣奥尔班斯修道院院长约翰·怀特姆斯丹（John Whethamsted）并没有对那时公爵所说的话有进一步的回忆。（1587 edition，III，页655）

不需要多么犀利的目光就可以发现约克公爵的这次演说完全是虚构的和戏剧化的，而霍林斯赫德还仅仅是怀疑也许这并不都是真的。霍林斯赫德在这里是逐字逐句地抄写霍尔的编年史，不过有的时候他是间接地总结其中的内容。对于亨利五世出征法国前的著名辩论他就是这样处理并自然将其毁掉了（霍尔，页50等；霍林斯赫德，页545等）。另一方面，霍林斯赫德对于他的同代人来说是非常有用的。他的风格很简明，一读便能理解他的意思。他比波利多尔、法比安、格拉夫顿都要丰富，也掌握更多最新资源，他比霍尔涉及的历史时期要长得多。正是通过他的这些用途才使他享有了可以超越其贫瘠才能的名声。

[52]与其继续单调地描述波利多尔或者霍尔与霍林斯赫德的区别，不如举几个实例来说明。我选取了几部编年史共有的一两个事件，把他们的不同记述并置起来。由此可以证明我在本章中提出的几个观点。

首先是对围攻奥尔良之战中萨立斯伯雷伯爵之死及其影响的记录。

凯克斯顿（1483）：同一年，萨立斯伯雷的好伯爵对奥尔良发起进攻，却被城里的枪击中身亡。上帝宽恕他的灵魂。阿门。因为自从他死后，英国人再也没有能够得到或战胜法国。

法比安（1516）：然而让讲述者唏嘘不已的是，某一天正当那位好伯爵歇靠在凸窗前观察整座城市并与好友谈话之时，一杆枪不知从城里的什么地方射出来，击碎了窗户的木框和石台，其威力如此猛烈，激起的碎片摧毁了高贵的伯爵的脸，在那之后不到三天他就死了，基督宽恕他和所有基督徒的灵魂。阿门。依据不同的记录者，这是个inicium malorum（厄运的开端），因为在此不幸之后英国人实际是失败而非胜利的，于是他们渐渐失去了在法国的所有领地；虽然他们后来又有所斩获，但总是得不偿失。

霍尔：在桥头矗立的那座塔内，高处有一间屋子，屋里有满满一排铁栅栏，靠在上面便可以越过整座桥一直望到城里头；诸位主将曾多次立于这排栅栏前，审视城市并谋划最佳攻击地点。城里的人们充分意识到这一恼人的漏洞，将炮筒对准了这里的窗户。恰巧萨立斯伯雷伯爵加戈夫（Thomas Gargarve）与格拉斯代尔（William Glasdale）等人进入了这座塔的这间屋子，在栅栏旁向外面望去。就在不远处，著名神枪手的儿子觉察到有人在窗口向外望，就如同他父亲所教授的那样（教授的内容已随饭吞下）瞄准并射击。子弹打得铁栅栏震颤不已，其中一条狠狠地击穿伯爵的头部，打掉他一只眼睛，削掉他一边脸颊。伯爵被转移到卢瓦尔河畔的米昂庄园，他在那里负伤躺了八天，[53]虔诚地接受了圣礼，把灵魂交给了上帝。（页145）

接着上面引文的就是前面第[47]页引用过的霍尔对萨立斯伯雷伯爵之死的评说。霍林斯赫德重复了霍尔对伯爵之死的叙述，只做了一点语词的小变动，不过把整体的语气降了下来：

这位高贵之人的逝去对于英格兰王国造成的损失清晰地显现出来了；就在伯爵死后，英国人一直拥有的繁盛之好运气便开始退去，他们在海外取得的种种胜利带来的荣耀也走向衰败。（页599）

凯克斯顿坚持的纯粹编年记录和最简略的评说，与霍尔前后一贯的生动形象和丰富广阔，在众多版本中显得最有价值。

在奥尔良（Orleans）临近投降之际，法国的指挥官决定把这个城镇交付给英国当时的同盟——勃艮第公爵。公爵愿意接受，并问那些管理该城的英国人是否同意。英国人就此进行了辩论，摄政王培福公爵认为这一提议是个坏先例，因而反对它。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分别由波利多尔、霍尔和霍林斯赫德描述如下：

波利多尔：[培福的]这句话说出来，大使们被告知战争是为了亨利国王，所以胜利也应该属于他。公爵以此回绝了这些大使。然而小事件常常带来大变化，在那之后两件不幸的事发生了。第一是勃艮第公爵愤怒地认为英国人是嫉妒他的威望，从此以后开始对他们态度恶劣。第二是英国人后来被迫离开被占领的城市。（Camden Edition，1844，页24）

霍尔：听到这番理论，摄政王回复公爵的使者们说，英国国王撒网捕鱼却让勃艮第公爵得了便宜，这既不荣耀，也不合理。因此权利属于国王，战争属于国王，统治权属于国王，他说城市只能归属于国王而不属于任何其他人，只能为国王所用、为国王谋利。这一小小的契机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英国的状况，上述回复引发了两种不好的结果。[54]一是勃艮第公爵由此对英国人产生了某种不满情绪，认为他们嫉妒自己的荣耀与利益并心存恶意；随着时间的延续，他逐渐成为英国人的敌人，效忠法国国王。二是英国人离开了被围的奥尔良，而根据协定奥尔良人本该在英国人释放奥尔良公爵或他的哥哥奥古鲁斯伯爵前与其做盟友或继续保持中立的。但如果人像天使那样可以预见到事情的发展，他们就不会像动物一样自己陷入混乱。然而引导人类命运的女神只会任其轮转，而无视任何人的反对。（页147）

霍林斯赫德：于是摄政王回复勃艮第公爵的使者说，在他如此长时间的攻城和对方的顽固抵抗之后，他恐怕不会同意放弃该城和接受他们的委派。公爵收到回复后非常愤怒，认为我们这方嫉妒他的荣耀，不肯按照他的意愿增添其荣光。（页600）

在这里波利多尔简洁明晰，对因果关系感兴趣；霍尔将事件生动地呈现出来，拿因果关系进行道德说教；霍林斯赫德回归波利多尔的简洁却少了后者重点突出的明晰。

10.历史的用处

这本书是关于莎士比亚的，因此我没有必要再对这些编年史家多说些什么了，至此莎士比亚使用的编年史材料已经得到了描述。他使用的其他编年史家作品的有关细节对整体论述也不会有什么意义。但对于他那个时代视为当然的某些历史观念和政治观念还需要多说几句。如同第一章，我将主要说明最平常的事情，也即莎士比亚不可能不知道或没有察觉的事情。有些事情已经在说明某一位编年史家时有所涉及，但仍需进一步补充。

多年以来，课本上说莎士比亚开始写历史剧时民众当中有一种强烈的学习历史知识的愿望，部分原因是英国被西班牙舰队打败后激起的爱国情绪。[55]这一说法的真实度似乎仍是可以肯定的，而要开创事业的莎士比亚如果不是因为存在某种对历史的强烈需求也不会冒那么大的风险选择编年史的形式。但是成分复杂的观众们的品味不会是让他如此选择的唯一原因；对于历史在受过一般或者更好教育的人中间有怎样的地位，他应该也看得清楚。那么对于伊丽莎白时期的人们来说，历史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十六世纪时有用知识与无用知识之间的区分还几乎不存在；学习是人特有的功能，积累事实就像白骑士积攒东西一样。他们都可能会派上用场。历史有用是因为它是事实的巨大积淀，还因为它有某些直接的实际用途。这双重用途可以分别用来说明希格登和霍尔的史作，并解释为什么伊丽莎白时期的人们既需要单纯的汇编，也需要注重教化的历史。作者们在这些实际用途上表现出的一致性让现代人感到震惊，同时也因为还有诸多其他可能性使得具体说明变得困难。讲一件老旧的事情，却像是在说新生事物一样的兴奋，这种本领在十六世纪是很常见的。我们对此感到惊奇，是因为我们从小被教育只有新发现才有意思，重复老旧的真理则无聊而多余；当我们发现仅仅由于所说的事情被融进了传统，记述者就表现得激情洋溢，在这种时候我们会强烈地感受到彼世界与此世界的差异。有关历史的用处最出色的两处表述分别出现在伯纳斯给自己翻译的傅华萨史作所写的序言中和雷利的《世界的历史》的自序中；尽管观点类似，两篇序言中间所经历的漫长岁月也足以让这些观点成为陈词滥调，但雷利却以坚韧的能量与信念把它们再次写出来。

我们在雷利的序言中看到比其他地方表达得更为强烈和出色的有关历史的流行观念之一，即历史是自我重复的。雷利认为同样的模式出现在犹太历史、法国历史和英国历史之中。如果认可这一观念，那就意味着我们有能力预见未来，因而可以以某种方式作出准备。这就是历史的重大用途之一。历史的第二种用途是留存伟大的事迹以避免被人遗忘。这又引出第三种用途：既然人们渴求荣誉，那么[56]想到这些事迹被历史记录而不朽所获得的荣誉，他们就得到了做出伟大事迹的激励。至于历史的其他实际用途，只需对伯纳斯的序言做一简短小结，再附以从别处找来的证明其观点的一两个例子。伯纳斯说，历史是“以过去历史的实例”向读者指出我们应该希冀什么、追求什么以及反之我们应该避免什么。这是最高的实用价值。历史还会把因为时空而分离的人们联结起来。历史的行为实际上变成了

一个人的城市和一个人的生活。因此我认为历史可以称之为神圣的领域，因为，就像天上的星体时时刻刻联系着整个世界，包括世界上的所有生物以及他们的事迹，历史也是如此。对我们来说，通过别人的错误和失误来改进和建立自己更加美好的生活，难道不是一件正确而高贵的事情吗？

通过阅读历史，年轻人获得了岁月带来的智慧。历史激励了对高尚行为的仿效精神；它促进了高贵的行动和伟大的发现。它还通过荣誉起作用，因为历史是高贵行为永存不朽的唯一保证。历史对国王来说有特殊的价值，他会从中获得朋友们不敢给予他的逆耳忠言。

伯纳斯的第一个观点——历史教给我们什么应该模仿、什么应该避免，在本章前面部分就出现过。这是有关历史最常见的评论。对历史中个例的思考比起对一整段历史重复性的思考要多得多。历史提供了无数人从富足的高处跌下的先例，特别是因为某一种激情或失误而跌下的人；正是从他们那里我们可以学到最为实际的教训。毕竟国王们学习这些教训是很有必要的。十六世纪国王们得到的尊敬并不妨碍那些地位低于他们的人对他们进行说教——实际上不得不忍受这种说教似乎是他们为维护自己更强大的专制地位所需付出的代价。举一个这种说教的例子——这次是追寻一个高尚之人的例子，而不是警惕一个不幸之人的例子，下面是提托所著亨利五世生平的英译本前言，是对亨利八世的致辞：

我承担翻译这部著作的目的是，殿下[即亨利八世]在听到、看到或读到那个时代最著名国王——殿下高贵的先辈、亨利五世国王这些高尚的行为、胜利的攻战、出众的贤明与智慧[57]（据我所知，亨利五世国王超越众人的为人的高贵与高尚自从诺曼底公爵威廉一世征服了这一国家的政府之后就没有英国国王读过或听说过了）。殿下在有关他个人和人民的一切事情上都可以遵照他[亨利五世]在加冕之后的生活与态度，从他所有平常或特别的行为中获取伟大智慧与审慎的建议。其次，我这项苦差事的首要原因（鉴于我们那时正处于战争之中）是我们的君主在了解和看到这本册子后会立志在这场战争中仿效如此高贵和优秀的国王的高贵和勇敢的作为，如果是这样，那么他就可能获得同样的荣耀、名望和胜利。

可以从历史的事例中获益的不仅仅是国王。下面这段话表明各种各样的人都可以从中获益。这段话出自格拉夫顿的《整体编年史》（1569）中题为《托马斯·N致读者》的第二篇序言。托马斯·N被认为是托马斯·诺顿，他是《高布达克》的合著者和加尔文的译者。他指出，格拉夫顿的历史所带来的诸多益处中，包括以下这些：

国王们可以学会依靠上帝，并承认他对他们所实施的保护；贵族可以读到先辈们的真实荣誉；教会国家可以学习憎恶罗马天主教篡权的教士们对国王的背叛与无礼；上上下下都因为叛乱的可怕后果而加以避免，并意识到他们如何企图挑战正义，无论是谁要发起叛乱都会以失败告终；我们都将得到警示，比起过去的可怕时代，如今能拥有最高尚、明智与和平的政府，我们应该就此感谢上帝。每个人都会有一面观察过去的镜子，并以此来公正地判断现今以及将来的事情，看到美德的美好与邪恶的丑陋，看到良好行为带来的甜美与恶行留下的刺骨悔恨。具有古老荣誉的人可以学到不要损害先辈的美誉；新的荣誉获得者可以努力为他们的家族带去光明与尊严。最后，所有人在看到上帝治理下的历史进程后都会学着害怕他的审判和热爱他的意志，明白应当如何维护美好的行为，如何惩罚恶行和罪行，[58]血债血偿，以暴制暴，让施加伤害的人承受苦难，从而渐渐养成一种倾向：让每件事情都得到正确的判决，让每个有权力的人都负有适当的责任，给予彼此应有的公正或慈善，给予所有的行善之人以及其他开始行善的人们足够的感激与认可，以匹配他们竭一生之力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善行。

《英国编年史》（1580）的作者斯托（John Stow）在表达了类似的评论之后说道：

看过编年史的读者们很难做到不沾染一点智慧的颜色，不受到美德的激励，不讨厌不入流的事实，就像一个容颜美好的人在炽热的阳光下走来走去很难不被晒伤。

这是一个重大的宣称，在读过或被迫读过类似斯托所写的这类编年史的人当中，不一定都会给予肯定的回应。这样的人可能会记得就在斯托写《英国编年史》的时候，锡德尼在他的《为诗辩》（Apology for Poetry）里对于历史的宣称开起了善意的玩笑，为的是突出赞美他心目中的缪斯。

历史学家，收藏着大量老鼠啃过的老旧记录，他们的写作大多数时候都是依赖于其他人写的历史，而这些历史最大的权威就建立在道听途说的显明基础之上；他们费尽心思在不同的作者中找取协调，从偏颇中挑拣真相；他们比起现在的时代更熟悉一千年以前的时代，比起自己脑袋里的弯弯绕绕更清楚这个世界的走向；他们对古迹古董充满兴趣，对新奇事物好奇不已；他们是年轻人眼中的奇人，是桌边谈话的暴君；他们会愤怒地否认任何讲授美德和善行的人可与他们相媲美。

很难想象莎士比亚没有读到和享受这一段话，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同意那个时代对历史的实用美德的高度评价。除了锡德尼的这段话，这里有关此话题所列举的所有观点，在都铎时期都是司空见惯的，无论莎士比亚是否愿意都不可能无视它们，就如同维多利亚后期的人们不能逃避进化论的流行展示，或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代人不能逃避当时弗洛伊德的性变态理论。

11.伊丽莎白时期有关近期英国历史的观念

[59]前面引的诺顿那段话里有一部分可以引出下面的话题：伊丽莎白时代看待它近前的历史与眼下的政治问题是怎样的特殊形态。诺顿提到“罗马天主教篡权的教士们对国王的背叛与无礼”；他谴责了对“正义”或合法统治者的叛乱，“无论是谁要发起叛乱都会以失败告终”；他建议人们“比起过去的可怕时代，如今能拥有最高尚、明智与和平的政府，我们应该就此感谢上帝”。对于当时的整个西欧来说，内战的可怕是共同的，但在英国表现为一种特别的形式；在这里，有关内战意味着什么的观念建立在对玫瑰战争的记忆中，在德国农民叛乱的场面上，以及法国的宗教战争上。与这些记忆相反的是一种积极的感激之情，因为都铎王朝治下的叛乱相对弱小。但是仍旧存在一种担忧玫瑰战争将重演的恐惧；伊丽莎白时期人们最害怕的是天主教的阴谋会挑起战争。皇室是防止内战的堡垒，因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得到支持。这一部分里我将描述玫瑰战争在莎士比亚同时代人眼里的模样。

我在提到都铎王朝的神话时已经涉及这一点，但还不够，因为这对于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要记住两件事：第一是亨利七世之前的历史可以发展成不尽相同的版本；第二是只有少数人在这部分历史中看到戏剧与哲学的迅速发展，更多的人只看到重重苦难和无数的教训告诫人们命运的无常和对有罪之人的必然惩罚，他们之间的区隔是显著的。莎士比亚可以说是属于那部分少数人；我所关注的正是这些人中流行的版本。关于这段历史的不同版本间区别并不是非常大，不同点主要在于麻烦是从哪里开始的。在霍尔那里，爱德华三世是位成功的令人满意的国王，或者至少从霍尔的沉默和他提到其七个儿子推断出来；[60]麻烦的开始是波林勃洛克与毛勃雷的争吵以及理查二世对付它的无能。尽管文中提到理查导致了他的叔叔伍德斯托克即葛罗斯特公爵之死，但并没有多说。与理查的无能相对的是亨利四世的罪行——先是篡取王位、后又违背誓言让人杀了理查。上帝使得亨利的统治不太平，以此来惩罚他，但完全的报复延迟至下一代去施行，因为亨利（与亚哈一样）自己感到了惭愧。不过亨利依然是个篡位者，这是伊丽莎白时期人们普遍接受的一个事实。霍尔记述到理查被废时约克家族立即出现的戒备。亨利五世通过他审慎的智慧与虔诚延迟了审判的日子。他从过去历史的事例中学习，选择优秀的顾问；他放逐了奸邪的同伴；他派人在威斯特敏斯特将理查重新安葬以竭尽全力为父亲赎罪。但是他的智慧却并未发现从约克家族那里来的危险。在亨利六世那里诅咒成为现实，而且是以一个小孩成为国王这种可怕的形式出现——“国家由一个孩子来治理就糟啦！”（《莎士比亚全集》[四]，页51）灾难并没有马上降临，不过新国王统治的不多几年及其后来孤僻的性情使骄傲的罪行显露在许多地方并最终毁掉了这个王国。波福主教（Cardinal Beaufort）的傲慢是法国人痛恨英国人的一个原因；培福公爵的自负惹怒了英国的同盟勃艮第公爵。最重要的是，安佐的玛格莱特，即亨利六世的妻子，加速了这一进程。她嫉妒过世的摄政王葛罗斯特公爵亨弗雷的能力与智慧，她怂恿了萨福克公爵波勒（DeLa Pole，Duke of Suffolk）的傲慢并让他密谋对付亨弗雷。葛罗斯特之死导致的兰开斯特家族统治的弱化为约克家族的傲慢提供了机会；那个诅咒在玫瑰战争中充分展现出来。约克家族的地位是暧昧不明的：它具有更高的资格，但要建立统治却不得不颠覆三代国王的先例。爱德华四世通过宣假誓解决了对他不利的正义平衡问题，即当他回英国的时候，绝不寻求约克公爵名义之外的利益。第二个假誓出自爱德华的弟弟克莱伦斯公爵。他发誓要帮助华列克恢复亨利六世的统治，后来却站在了他的哥哥一边。他与另一个兄弟、葛罗斯特公爵在图克斯伯雷战斗中犯下了谋杀亨利六世的儿子爱德华的罪行。[61]与此同时，上帝的意志在很好地照看里士满伯爵亨利·都铎，确保他在布列塔尼没有被约克家的人抓住。爱德华四世是位好国王，与亨利四世一样赢得了对假誓的延迟惩罚。不过这种惩罚降临到了他的儿子们身上。他的弟弟葛罗斯特公爵理查是个自己成就的恶人，就像亨利五世是位自己成就的完美国王；他的罪行并非出自某种激情的过度。他从一开始就不怀好意，很可能就是他密谋在爱德华统治期间将碍事的克莱伦斯公爵赶出去。当然，克莱伦斯因为假誓而得到了应有的惩罚。理查谋害两位王子是出于纯粹的恶毒。居于整个内战顶峰的这一罪行发生后不久，圣灵让已经疏远理查并开始谋求王位的勃金汉公爵想到了里士满伯爵亨利。勃金汉公爵认为亨利是兰开斯特的真正继承人，他和伊莱主教莫顿（Morton，Bishop ofEly）计划把他从布列塔尼召回，并让他娶爱德华四世的女儿。至于亨利凭什么发起反对理查这个顺位继承人与实际统治者的叛乱，这个微妙的问题在这里并未涉及。这里只是假定理查是个例外，是个完全不能适用一般规则的野兽。亨利回来了，赢得了博斯沃思的战斗，并遵照天意娶了约克的女继承人从而修复了古老的裂隙。他是一位成功的审慎的国王。新秩序要臻至完全只能通过两大家族的成功联合。到亨利八世那里这一进程才完成，他的统治是大获全胜的。

这就是霍尔的描述，我们将看到，莎士比亚所讲述的与此非常类似。不过我们现在要找的是有一些微小变化的一般性观念。在霍尔的描述之外，我还要加上第一章就提到的雷利和赫里福德的戴维斯的描述。戴维斯一直是特别恰当的例证，因为他完全是一个遵循常规的人。这三个版本加起来，对于受过教育的和善于思考的伊丽莎白时期的人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一定可以给出一种相当可信的记录。雷利的描述与霍尔的稍有不同。在詹姆士一世时期写作，他自然没什么必要让一切事情都指向都铎王朝或是向他们谄媚。比起都铎王朝的神话，他对历史的重复模式更感兴趣。他在爱德华二世被谋杀一事中看到了英国灾难时期的开始。[62]这种流血的斗争，“尽管有时会暂停一段，还会再次发生，它发生得如此频繁如此规模巨大，以至于我们所有的男性国王（极个别除外）都死于同样的疾患”。雷利在国王犯罪、孙子受罚中看到了历史的主旋律，这在英国历史中始于爱德华三世。爱德华将他的叔叔肯特公爵杀死，他的孙子理查二世为此受罚。亨利四世违背了誓言，同样的也是他的孙子亨利六世受到了处罚。亨利七世尽管是一位明智而审慎的国王，且是上帝处罚理查三世的直接手段，在他犯下处死斯丹莱和华列克勋爵的罪行后，他的孙子爱德华六世受到处罚而早夭。

戴维斯结合了霍尔和雷利记录中的共同点，又添加了新的内容。他从征服者威廉开始讲起，与提托的译者一样，把威廉视为模范国王之一。在极简单地掠过中间阶段之后他开始讲约翰，并把他描述成一个因为篡权而得到相应惩罚的坏国王，而不是抵制教皇贪欲的正直反抗者。爱德华一世是一位模范国王。爱德华二世被寄生虫们引上了歪路；他的儿子爱德华三世要为他被谋杀而负责，这一罪行的惩罚降临到他的孙子理查二世身上，理查二世与爱德华二世一样无能。假如理查在毛勃雷指责波林勃洛克叛国的时候能够公正处理，他可能就会成功地统治下去。亨利四世是一个有能力的篡位者。亨利五世之后谋杀理查的报应再次显现，成为孙辈为先辈的罪行遭罪的又一个例子。亨利六世是位政治上愚蠢的圣人。戴维斯把内战的大破坏记录为他的历史主线中的中心事件，而后又说起伊丽莎白女王的智慧。他对于伊丽莎白不明确说明其继任者并反对所有对王位继承权的宣称表示称赞。伊丽莎白“对事件有种犀利的眼光”，她从玫瑰战争的例子中明白，宣称有权继承王位的人是对这片土地的诅咒。戴维斯以这种方式引出了霍尔的重要主题：玫瑰战争的可怕混乱与都铎王朝和平中的美好秩序。在接下来的历史中，戴维斯把爱德华四世谋杀其弟弟克莱伦斯看作他的罪行，并针对人们如果缺乏规矩的管束会很危险这一点进行说教。一旦他们变成这样，所有独立的冒险家，对王位哪怕有一丝觊觎，都会成为威胁；[63]合法的国王为了自保不得不把他们解决掉，这样就会接连犯下罪行。他笔下的理查三世就是这位国王的传统形象——一个纯粹的恶人。亨利七世是“人们中的上帝，他不是国王而是半神半人”。戴维斯很高兴都铎王朝取代了金雀花王朝。亨利八世是另一位半神半人，他让整个欧洲在他面前颤抖。关于爱德华六世和玛丽，书中写得很少，但对于伊丽莎白的赞扬很多。戴维斯在这一历史综述的末尾指出，服从一个坏国王也好过陷入内战。接下来他简要回顾了几位国王并增加了对他们的批评，以及可以从历史中获取的一些道德原则。威廉一世表明征服一个分裂的国家有多么容易，严厉在先，而后温和有多么明智，亲自统治而不是相信手下的忠诚有多么明智。在威廉治下，“层级”得到了恰当的遵循：

如今国王们和贵族们是

全体国民的真正朋友和父亲；

民众现在是诚心地服从。

爱德华一世把国家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君主政体”，这才是国家的应有之义。爱德华二世、理查二世、亨利六世和爱德华五世要么年龄太小，要么个性幼稚，都把机会让给了不道德的野心。他们是“失职国王的镜鉴”。国王必须要像太阳一样强大、主动。爱德华三世、亨利四世、亨利五世和爱德华四世是成功的、谨言慎行的国王：

这些国王从未被命运抛弃，

因为他们以应有的审慎治理国家。

国王不能过分相信别人，因为每个国家都有野心勃勃的人，而野心是没有限度的。理查三世是野心的化身。亨利七世是这个国家的所罗门。他看到外国的征服不适合一个岛国，他结合了稳固的统治与合理的政策——他了解贸易的好处。亨利八世的统治很有力，并且表现出国王特有的美德——宽宏大量。

在都铎王朝历史的这种一般模式中一定有其他的一些变化，但它们都没有这一结构本身重要。要判断这一重要性，我们可以思考英国历史的另一个重要模式，这个模式也许可以叫做辉格模式，它可能是从1688年以后开始形成的。只有这种模式的简化粗疏版本才能与霍尔和戴维斯的都铎模式进行恰当的类比——[64]我是指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儿童历史书里发现的、现在普遍被称为“1066那一切”的那些版本。这些版本在编纂和解释历史时带着一种普通人毫无防备的自负的偏见，它们对人们思想的影响是难以计量的。都铎模式有着同样的力量，但是重要的区别在于它不是通过系统的教育手段灌输给人们的，它也没有传播得那么广泛。它实际上不是一般学校学生的想法，而是伊丽莎白时期社会受过教育的更有思想的那部分人所持有的想法。在这有限的人群中，它很可能是一种主流观念。但从几乎所有编年史戏剧中都没有它的踪影就可以明显看出它的传播是多么有限。正是上述无踪无影和在莎士比亚中的存在，告诉我们不要把莎士比亚与那些没有良好教育的剧作家联系起来，而应将他与剧院内外受过最好教育的、最有思想的作家们联系起来看待。

12.反叛的原则

戴维斯的两点想法（其中一种可见于诺顿的作品中）预先提出了这一部分的问题。他认为服从一个坏国王好过陷入内战，而且一个国家应该是个彻底的君主政体，这样就把话题从以何种形式看待一段历史转移到了政治理论上。我不是历史学家，无意跟随戴维斯的这种变化，不过我要想真实地描述莎士比亚历史剧背后的观念，就不能不谈一谈有关反叛和国王地位的总体观点。幸运的是，对君主制的真正的理论阐释是在十七世纪，这一总体观念是从流行的而不是技术的源头提取出来的。此外，当时人们的想法非常明确，也非常简单，因此我需要做的也就是说明显而易见之事并将其突出强调而已。这部分的证据比前一部分要充分得多。在这里我们发现只有少数人认为近期的历史有一个清晰而有内在联系的结构，而关于反叛与君主制的正统原则是这个群体中每个部分的人都同意的观念。编年史剧通常不会将历史呈现出某种结构，不过它们会充分表现那些观念。[65]假如我们要寻找正统观念，没有比这些编年史剧更确切的地方。琳达伯里（R.U.Lindabury）已经从伊丽莎白时期的戏剧中提取出了这种正统观念（并注明仅有极少数的例外）。（《伊丽莎白时期戏剧的爱国主义研究》[A Study of Patriotism in the Elizabethan Drama，Princeton，1931]，第12章。）《为官之鉴》里也有这种观念。但不是每个人都会去剧院看戏或是读过《为官之鉴》；我更愿意从英国国教的《布道集》这一更加普及的传播载体来考察这种观念。

教会的布道绝不是相对不受时间影响的抽象的神学作品，它们大部分都是因为各种场合出于某种现实需要而写的。例如，有关惧怕死亡的布道词是1547年出版的第一个系列中的一篇，它的目的是让那些名义上是新教徒却留有天主教对死前没有忏悔的恐惧的人获得心灵的平静。因此它们是当时观点的明证。它们的对象也是大众，“为所有人，包括正副牧师所宣讲和阅读，在每个周日和教会的每个圣日，依照女王陛下的建议对它们进行细读和监管，以求让普通百姓更好地理解它们”。它们所讲述的官方观点自然也是戏剧界所接受的，而戏剧界能够存在的理由也归因于宫廷及其外延持续不断的支持。第一个系列的布道书包含十二篇布道词（1547 年），第二个系列包含二十篇（1563年），1574年又增加了长篇布道词《反对不服从与故意的反叛》（Against Disobedience and Wilful Rebellion）。我在第一章里讲到莎士比亚很可能受益于这些布道词，还提到哈特有关它们的重要文章。

前文第[19]页引用的那段话为“有关美好秩序的劝诫”起了头，阐明了天堂、宇宙、国家中的“层级”观念，在这之后是向上帝表示感谢，“因为我们最敬爱的君王爱德华六世的议会具有虔诚的智慧与荣誉，他的臣民不论高贵还是卑微都居于美好的秩序之中”。这一秩序不仅是天堂秩序的对应物，而且其中居于统治地位的那一部分是受到上帝的直接指派的：

正如《箴言书》所写：“通过我（上帝），国王施行统治；通过我，议会制定公正的法律；通过我，国王们支配臣民，一切地上的法官实施判决。”

因此，国王与其他统治者必须“重新认识到他们的一切权力和力量不是来自罗马而是直接来自上帝这一最高力量”。[66]复仇是属于上帝的，但他们可以作为上帝的副手来使用它。这就是统治者的本质：圣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十三章里将臣民的义务讲得清清楚楚：

让每个灵魂都把自己交给最高力量的权威吧。因为在上帝之外没有其他力量，存在的一切权力，都由上帝授予。因此无论是谁，抗拒权力，就是抗拒上帝的授权。那些抗拒的人会得到惩罚。

布道者在论辩末尾将保罗的话扩展至用永恒的诅咒来威胁所有不服从的人，“因为他们反抗的不是人而是上帝，不是人的手段和发明，而是上帝的智慧，上帝的秩序、权力和权威”。这一服从的规定既适用于优秀的统治者也适用于邪恶的统治者。基督对彼拉多说，“你没有力量反对我，除非是上帝给予你这种力量”，由此证明连这个“邪恶的法官”也是从上帝那里获得权力。大卫被扫罗迫害，然而“尽管他从没有被如此激怒，他还是坚决拒绝伤害上帝选定的国王”。这才是真实的观念，煽动叛乱从来就不是正当的，

但是罗马的主教却告诉他们，在他的治下就摆脱了英联邦的一切负担和统领，也不必服从他们的国王，这显然违背了基督与圣保罗的教导。

这就是都铎王朝的简单观念，对他们自己来说十分便利，却与时代的趋势相符并日益强大。它实际上对应着我们已经提到的一种转变，即人们郑重其事的对象从宗教沉思转移到世俗事件的道德问题上去了。都铎时代的宗教性还是很强的，曾经在中世纪信仰和仪式中得到表达的宗教情感还没有被简化了的新教秩序充分吸纳。敬奉上帝的精神绰绰有余，需要合适的地方容纳；如果说其中一部分在对圣经的新的崇敬中找到了归宿，那么还有一部分加强了民众对统治者、特别是国王的感情。正是这种对统治者的宗教敬意使英国人接受甚至认可由亨利八世决定、伊丽莎白女王延续的对人们过去所享自由的大幅缩减，[67]女王的议会允许她的特权可以推翻议会制定的任何法律，国家的实际统治也掌握在她和她的私人顾问手中。同样的原因使得对女王的热爱成为活在人们心中的力量，而不至于显得荒谬。她作为国教教会的统领不仅仅是形式，而是存在于大多数英国人的心中。效忠于她不是要执行一个脾气暴躁、言语尖刻的女人任意地，或许是匆忙地或者随便地给出的命令，而是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服从是一种荣幸，质疑则难以想象。

君主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得到了如此加强，相应地，反叛的罪恶也被放大。当1569年那一可怕的事件发生并得到处理时，难怪教会权威在现有的布道集里又增加了一篇新的、特别长的布道词。该布道词的题目是《反对不服从与故意的反叛》，分为六部分，末尾“对于上一次叛乱的镇压表示感恩”。尽管第二篇布道词只是进一步说明第一篇的意思，并且在论证中使用了圣经里同样的段落，两篇的语气是不同的。第一篇的语气是泰然自若、有条不紊、威风凛凛而极其审慎周到的；第二篇的语气被大幅加强，明显对于叛乱可能发生感到切实的恐惧，对近期的事件还心有余悸，其戏剧化的风格把我们带进了霍尔的编年史、《为官之鉴》的世界，预见了莎士比亚早期四部历史剧的世界。观念上最有意思的扩展讲的是在坏国王统治下人们的义务。布道者说明了对反叛予以任何宽容对待的危险，不论统治者有多恶劣。首先，臣民们凭什么可以判断统治者是否恶劣？他们很容易犯错误，因为周围总是有心怀叵测的人随时准备利用处于弱势的国王，而国王之所以居于弱势，可能是因为太善良，或是错误的性别，或是在位时间太短。而且舆论总会存在异议；因此只要有一次允许针对坏国王的反叛，那么最终如何能避免针对好国王的叛乱呢？再者，是上帝而不是纯粹的巧合派遣了这样一个坏国王，他这样做是为了惩罚人们的罪行。发动叛乱是旧罪未赎又添新罪。[68]此时恰当的行为是为国王的改过而祈祷，并且更好地生活以求上帝能够原谅我们并解除惩罚。反天主教的主题也被极大地拓展了。反叛的主要因素是野心和无知，在欧洲历史中罗马教皇利用天真百姓的无知作为工具实现他对于世俗权力的野心。布道者举了很多历史上教皇的傲慢自负与苛求勒索的例子。他尤其详细描述了约翰国王在位时的英国遭到教皇的干涉，由此导致外国的入侵和本土的叛变，他问道：“假如那时候的英国人知道并理解上帝通过这些邪恶的篡权主教和暴君让福祸相依，赐福背后是惩罚，惩罚实际是赐福，那么他们还会遭受这一切苦难吗？”这个时候这种对约翰统治的理解是一种新教的传统，但有意思的是，布道词对它的表达与《约翰王的动荡统治》（Troublesome Reign of King John）里的表达相当接近。

对于叛乱可能会发生的切实恐惧可以从布道词谴责叛乱的激烈语气中看出来，例如出自第三部分接近开头的下面这段话：

叛乱对于上帝和人来说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罪行可谓罄竹难书。因为如果给叛乱这桩罪行下一个定义，它绝非指如同盗窃、抢劫、谋杀等等那样单独的一桩罪行，而是指反上帝反人类的所有罪行集中在一起的结果，它是反对国王、国家、同胞、父母、孩子、亲人、朋友以及普天下所有人的罪行；我认为，一切反对上帝和人类的罪行加在一起才是对叛乱的真正定义。（《布道集》[The Homilies，G.E.Corrie'sedition，Cambridge，1850]，页571）

再如，下面这段话出自第一部分接近结尾处，其中对英国和英国人的提及表明布道者心中想的是最近的那场叛乱：

对于那些臣民我们应该说些什么？我们是否可以这么说他们：他们对于上帝赐予的这样一位仁慈君主既不感激也不祷告，而是走上邪路、武装自己，集合各种造反之人，破坏长久以来的公共和平，制造叛乱而不是战争，威胁这一位宽宏大量的君主，危害他们本来应当舍身护卫的国家财产，使得英国人在英国对同胞们实施抢劫、掠夺、破坏和纵火，使得他们杀害自己的邻居和亲人、自己的同胞，[69]使得他们的恶行和贻害比外国敌人所做的、能做的还要严重得多？我们能对这些人说些什么呢？他们让自己如此反叛地对抗自己伟大的君主，假使上帝因为他们的恶行让一个异教徒暴君去统治他们，他们就会因为上帝的旨意不得不服从并为其祈祷了。（《布道集》，页560）

这一戏剧化的语气是从一开始就有的。布道词开篇即描述了伊甸园最初的服从与秩序的美好画面，以及第一位也是最了不起的那个反叛者对它的颠覆。大卫隐忍而没有反叛扫罗的美德在前面的布道词里被大力渲染，在这里以他自己与“意欲反叛的人”之间一长段想象的对话表现出微妙的戏剧性。第四部分有一处对英国编年史的很有意思的提及，这对于霍尔编年史和《为官之鉴》里对历史的戏剧性处理再适合不过，接下来是它最受欢迎和最具影响的地方：

转而去读所有国家的历史，翻一翻我们国家的编年史，想一想从前以及近前的多次叛乱；你会发现上帝从未让任何反对正当合法国王的叛乱得逞，相反地，那些反叛者都被打败、杀死或者被囚禁后以可怕的方式处决。想想那些公爵、侯爵、伯爵等等伟大的高贵的家族，你们会在我们的编年史里读到他们的名字，如今他们却不复存在了。找出他们衰败的原因，你会发现并非因为缺少封位和男性继承人才出现衰败和高贵血统及地产的浪费，真正的原因是反叛。（《布道集》，页581）

但整篇布道词最生动的是第三部分，它描述了内战的所有可怕情形和痛苦不幸。正如前一篇布道词对秩序或层级做出了最为庄重的说明，并很好地例示了《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尤利西斯演说的背景，后一篇布道词则描绘了一幅秩序混乱和内战的画面，这比我所了解的任何文字都能更好地说明莎士比亚最早的四部历史剧的背景。这里说的是再平常不过的观念，它对于学习莎士比亚或者伊丽莎白时期历史的最谦逊的学生来说也毫无新意：对内战的恐惧一直阴魂不散地困扰着伊丽莎白时期的人们，直到王位的继承得到了和平而稳固的解决。[70]不过它对这种恐惧的生动体现让我们感觉到其中表达的历史观点对于伊丽莎白时期的人们来说是最重要的。我在本章的结尾引用其中的一部分，由此可以突出重点，而且下一章的主题也必将会提到。

正如我在那次瘟疫和饥荒之前所表明过，且如今变得更加明显的是，叛乱所带来的灾难、痛苦和战争损害比任何其他战争都要严重得多、悲惨得多。因为叛乱之后不仅会有其他战争所惯有的损害和不幸，比如玉米等人们的必需品遭受损害，房屋、村庄、城镇和城市遭到掠夺、洗劫、烧坏和损毁，不仅很多非常富有的人而且整个国家都变得一贫如洗，成千上万的人被杀戮，女人和女孩们遭到强奸和摧残。从外国来的敌人实施这些恶行时，我们有正当的理由感到万分悲痛；造成这些悲剧的邪恶与我们任何一位同胞都没有关系。然而，当发起这叛乱、造成这些损害的是那些本该是我们的朋友、同胞、亲人，那些应该保卫自己国家与同胞不承受这些痛苦的人时，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臣民违背自然、反叛国王的损害和邪恶，他们本该保卫国王的荣誉和生命，哪怕为此失去自己的生命。这些国民扰乱了公共和平和国家的安宁，他们本该为保卫这安宁而牺牲自己；兄弟之间、父子之间刀尖相向，甚至彼此残害；……最终使得他们的国家因为这些损害而衰弱，成为所有入侵的外部敌人猎取和掠夺的对象，他们所有活下来的国民同胞、孩子、朋友和亲人会彻底且永远地沦为囚犯、奴隶直至毁灭，正是他们邪恶的叛乱亲手把这些人送到外国敌人的手中。（《布道集》，页575-576）

有关马基雅维利，我要感谢J.W.Allen，《十六世纪政治思想史》（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in the Sixteenth Century，London，1928），页447-494。有关加尔文和胡克的引文来自这本书的第491页。在这一小节里我要说明的是伊丽莎白时期的人如何看待马基雅维利的历史学说，而不是马基雅维利主义对伊丽莎白时期戏剧的影响，我并不是要把后者降到最低限度。
有关马基雅维利与斯宾塞，可参见E.A.Greenlaw，《现代语文学》，（Modern Philology，VII），页187等。有关雷利的“无神论”可参见F.S.Boas，《马洛和他的圈子》（Marlowe and His Circle，Oxford，1929），第4章，以及M.C.Bradbrook，《黑夜学派》（The School of Night，Cambridge，1936），第1章。
雷利的《怀疑论者》的相关段落见Oldys与Birch编辑的雷利作品集（Oxford，1829），Vol.VIII，页551。参见《国家的原理》页8-21。
本段中所描述的过程在悲剧中的表现，参见LilyB.Campbell，《莎士比亚的悲剧英雄》（Shakespeare'sTragic Heroes，Cambridge，1930），页22等。
参见E.A.Greenlaw，《斯宾塞的历史寓言研究》（Studies in Spenser's Historical Allegory，Baltimore，1932），第1、2章。
参见Roberta F.Brinkley，《十七世纪的亚瑟传说》（Arthurian Legend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Baltimore，1932）。
[译注]Britons在此处指古不列颠人，或凯尔特人。
有关波利多尔的资料，我使用的是卡姆登协会的卷本（Camden Society volumes）（到诺曼征服时期之前，books1-8，London，1846；从亨利六世到理查三世，London，1844），该卷本没有涉及的部分另行参考了原始拉丁版本，Basel Edition，1570。有关波利多尔作为历史学家，参见C.L.Kingsford，《十五世纪的英语历史文学》（English Historical Literaturein the Fifteenth Century，Oxford，1913），页191等。
最容易找到的版本是J.R.Lumby编辑的（Cambridge，1883）。
关于霍尔是莎士比亚历史剧的重要历史背景，提出该观点的是C.L.Kings ford，《十五世纪英格兰的偏见与承诺》（Prejudice and Promise in Fifteenth Century England，Oxford，1925），页1-21。进一步论述的是E.A.Greenlaw，《斯宾塞的历史寓言研究》（Studies in Spenser's Historical Allegory），页7等。有关莎士比亚受霍尔影响的详细研究将在后面提及。霍尔的作品均指1809年的版本。
参见LilyB.Campbell，《〈为官之鉴〉里的都铎时期历史观》（Tudor Conceptions of History in“AMirror for Magistrat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36）。
雷利对英国历史的记述出现在他的《世界的历史》（History of the World）一书的序言中。戴维斯的记述则在《微观世界》（Microcosmos，1603）。后面引文出自Grosart编辑的戴维斯作品集，1878，I，页54等。
[译注]“1066 and all that”，指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国，结束了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建立诺曼王朝的1066年及之后的英国历史。
[译注]指英格兰北部的天主教徒Charles Neville，6th Earl of Westmorl and与Thomas Percy，7th Earl of Northumberland反对伊丽莎白一世的叛乱，他们拥立苏格兰女王、天主教徒玛丽为英国女王，结果被Walter Devereux，1st Earl of Essex击退并驱逐出英格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