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代汉语诗歌写作语类运用和语象采集特色的学理透视

王昌忠

摘要：作为一种语言艺术，诗歌写作说到底是对语言的运用。现代汉语诗歌写作在语类运用方面的合理方式应是将口语和书面语加以综合；而语象采集方面是在适当借鉴、移植既有诗歌的语象的同时，更应该注重创生语象。

关键词：语言 语类运用 语象采集

一 “语言”意识与诗歌写作

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是以语言为物质原料的艺术。文学作品加工成熟后，作为原料的语言既没有消失隐匿也没有变形换样，而是原模原样地存在着；而且它们在文学作品中仍然保留着意义，文学作品的整体意义就由它们本身的意义组合、拼凑而成。显然，这与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种类不同。绘画艺术所用的原料是涂料、线条等，雕塑艺术所用的是石膏、树根等，建筑艺术所用的是水泥、砖瓦等。然而，对于加工成熟的绘画作品和雕塑作品来说，尽管涂料、线条和石膏、树根还存在着，但它们本身并不具有艺术意义，也不为作品的整体艺术意义作“贡献”，作品的艺术意义由涂料、线条和石膏、树根加工、改造、处理、变形而成的图案、形状的意义汇合、集中而成；而对于艺术品意义的建筑来说，水泥、砖瓦因为被包装、改造，原形态根本就不存在了，建筑作品的艺术意义只能由造型、外观而不由水泥、砖瓦来生成、体现。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作品以语言为原料，也以“原生态”的语言形式呈现最后的成熟形态，同时还以语言的意义完成、落实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文学作品即语言，文学创作即语言操作。因此，在西方，语言被许多作者和论者视为文学作品和文学写作活动的本质。瓦雷里指出：“实际上，无论思想关心的是什么问题，无论思想提出的是什么解决办法，其最终也只不过是（在思想能够表达它们的情况下）词语的组合、词汇的安排，它们的所有成分都乱七八糟地躺在词典里。”^[1]海德格尔说：“我语言的边界就是我诗的边界，语言是存在之家。”马拉美说：“写诗用的根本不是思想，而是词语。”

中国古典诗学由于极度侧重“性灵”“意”“气”“情致”“风骨”而相对看轻“法”“格套”“辞”等，因而中国古典诗歌不是表现出了类似西方诗学那样强烈的语言本体意识，而是有意无意地贬低、忽视着语言。“诗之道亦然，性情者源也；词藻者流也，源之不清，流将焉附？”是把“词藻”归附于、服从于“性情”之“源”的“流”。“诗先看格高，而意又到，语又工为上”将“语”置于了“格”后。“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更是为了突出“风流”而认为“字”可以“不着”。以“政治写作和群众写作”为主体的中国新诗写作由于长期置身于社会运动和时代革命的疆域，因而也没有分出“心思”来从事“语言”建设。直至1980年代中后期的“纯诗”写作，似乎憋闷、窒息得太久，一旦囚笼打开，一场报复式的“语言造山运动”声嘶力竭地暴发了：“话语大面积灾变，空洞的能指符号无限增殖与叠合，能指完全独立于所指……在这类玩弄语言叙述游戏的诗歌中，语言游戏本身和过程的快感凸现出来，几乎完全掩盖了语言的意指功能和意象或语言的表意功能。”^[2]毋庸置疑，这里“觉醒”的当然是一种病态、变异、“非诗”、“伪诗”的语言意识，如同一场闹剧，它只能草草了事、匆匆收场。在现代汉语诗歌写作中，1980年代中期以后，确有健康、正常、诗化的语言意识的真正觉醒，这体现在部分诗歌写作者、批评家的诗学立场和话语实践中。韩东曾经提出了“诗到语言为止”这一有着丰富诗学内涵的著名论断。于坚从“语感”的角度认识到语言于诗歌的价值意义：“生命被表现为语感，语感是生命有意味的形式，读者被感动的正是语感，而不是别的什么。诗人的人生观、社会意识等多种功利因素，都会在诗人的语言中显露出来。”^[3]王家新认为，“不仅诗歌最终归结为词语，而且诗歌的可能性，灵魂的可能性，都只存在于对词语的进入中”^[4]。

诗歌终归是表情达意的艺术，如果丧失了表情达意的功能——如上面提到的1980年代出现的那种纯粹语言游戏、能指迷津的所谓“纯诗”——就不能名之以诗了。“诗到语言为止”“诗歌最终归结为词语”等说法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语言、词语本身有“意义”，正是它们的意义组合、拼接并传达、承载了诗歌的意义。“得把词语和事物的对立打破，可以说，要把词语提升成事物，提升成有生命的东西。”^[5]这句话表明，“词语”与“事物”是同一、对应的，词语的功能就在于命名事物，而对事物的命名也就是指出了事物的“意义”。的确，如果不对“事物”作过于狭隘的理解，也不对“名”作过于机械、死板的理解，可以说所有词语，不管是名词、动词等实词还是介词、叹词等虚词，无不是在揭示事物的意义、在给事物命名。推而广之，诗歌，以及别的文学样式又何尝不是在以“大词”的形式给事物“命名”，从而揭示事物的意义。语言，或者词语，总是特定现实时代中的“活”人用来揭示特定现实时代的事物的意义并给其命名的；任何特定现实时代的事物都是需要语言、词语来揭示其意义、为其命名的，否则，这些事物就相当于不存在了——维特根斯坦说过：“我的世界的边界就是语言的边界！”“现实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而是词语的”，拉康这句话也可谓一语中的。“如果没有优秀的写作者给这样的时代一个命名，一个指认的‘定性’，人们对这个时代可能就会没有表达或言说的能力。当这样的诗人还没有出现时，‘失语’就成了这个时代人们普遍的境遇”，张清华认为，“这就是一个重要的诗人的意义”^[6]。这其实不难理解，从通常意义上说，诗歌是表情达意的语言艺术，这情、意总是诗人对特定现实时代的事物的情、意，或者总是在特定现实时代的境遇、精神里并以其为参照、依据而产生的情、意，所以可以认为诗人总是用诗歌在命名特定现实时代。既然诗歌所用的语言、词语都是揭示特定现实时代的意义并为其命名的，因而不同现实时代诗篇中的语言、词语就当具有鲜明的现实时代特征。这样，正如F.W. 贝特森所指出的，一部诗歌史其实相当于一部语言、词语演变史，“一首诗中的时代特征不应去诗人那儿寻找，而应去诗的语言中寻找。我相信，真正的诗歌史是语言的变化，诗歌正是从这种不断变化的语言中产生的，而语言的变化是社会和文化的各种倾向产生的压力造成的”^[7]。

二 现代汉语诗歌写作中的语类运用特色

中国新诗又称现代汉语诗歌，且不说“现代汉语诗歌”这一指称所包蕴的重要诗学意义（如王光明就对其作过深入发掘），单从其字面意义来看，就可知道它是用现代汉语为材质和原料写成的。从用语方式和语言用途观照，现代汉语可以分为书面语和日常口头语言两类。日常口头语言也就是人们平时“拉家常”“侃大山”时使用的语言，除了普通话中的口语，它还包括了“南腔北调”五花八门的方言；书面语则是著书作文的语言，翻译语言和现代汉语保留下来的文言文。当然，书面语和日常口头语言并非“井水不犯河水”，两者事实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现实中的诗歌写作，既有主张用书面语（“雅语”“奇语”）的也有主张用口语（“粗俗语”“常语”）的。中国古语所说的“诗句义理虽通，语涉浅俗而可笑者，亦其病也”主张的是用书面语写诗，而“世徒见子美诗多粗俗，不知粗俗语在诗句中最难，非粗俗，乃高古之极也”则是对口语写作的认可、肯定。中国新诗是经过革文言之命而发展起来的，“我手写我口”是中国新诗草创的宣言，“文学革命”时期提出的“白话”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日常口头语言，因而从源头上看，现代汉语诗歌主张的是用日常口语写诗。自此以后，尽管诗学动机、理由不尽相同，但日常口语写作的主张和实践也不时登台“上演”。主张口语写作的人的核心理念是：诗歌和语言是“命名”时代现实的，是与时代现实的“事物”——生存经验、处境感受、命运体验——同一的，而时代现实只是口语的而非书面语的，既如此，只有口语才能记录、呈现出时代现实及其“事物”：“这些属于俗人俗世的词汇本身就意味着日常生活，本身已包含着、溶解着心灵的种种要素。诗人的直接现实是语言；也正是这些代表着凡庸生活的语汇，为心灵提供了依据，是它们最终塑造和修改着诗人的心灵状态。”^[8]于坚从诗歌史和当下性两方面论证了口语写作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口语写作实际上复苏的是以普通话为中心的当代汉语的与传统相联结的世俗方向，它软化了由于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和形而上思维而变得坚硬好斗和越来越不适于表现日常人生的现时性、当下性、庸常、柔软、具体、琐屑的现代汉语，恢复了汉语与事物和常识的关系。口语写作丰富了汉语的质感，使它重新具有幽默、轻松、人间化和能指事物的成分。也复苏了与宋词、明清小说中那种以表现饮食男女的常规生活为乐事的肉感语言的联系。”^[9]

坚执书面语写作的现代汉语诗歌写作者和理论家，主要是从批判日常口头语言的缺陷和弊端的角度来捍卫、维护书面语诗歌写作的，在他们看来，日常口头语言不能满足、顺应诗歌这一独特文类的艺术特质、审美品格、创作规律，只有书面语言才能承担、完成这项“任务”。1930年代初期，在一般人的理解中，“白话”“现代汉语”所指的主要是日常口头语言，梁宗岱在《文坛往那里去》中说：“我们底白话太贫乏了，太简陋了，和文学意境底繁复与缜密适成反比例”，“不能把纯粹的现代中国语，即最赤裸的白话，当作文学表现底工具”。然而，这一时期诗歌写作不能继续，也不能用文言写诗了，那么正确的做法只能是将现行的等同于日常口语的“白话”“现代汉语”“经过一番探险，洗练，补充和完善”“创造”成书面语后再“当作文学表现底工具”以“应付那包罗了变幻多端的人生，纷纭万象的宇宙的文学底意境和情绪”^[10]。在一些论者看来，“现代汉语诗歌”的内涵实质的重心应设定在“现代性”上，日常口语不具有现代性而以翻译语言为主的书面语言才具有现代性，所以是书面语言而非日常口语才是现代汉语诗歌写作的语言原料：“前一个来源（日常口语——引者注）主要是提供了一些表层词汇，但它并不构成这一语言的肌理和骨骼，理由便是它所提供的词汇不具有‘现代性’……而它的第二个来源（书面语言——引者注）才构成这一语言的‘现代性’的肌理和骨骼，构成这一语言的‘现代性’的本质。”^[11]还有一些论者，比如西川，则认为日常语言的思维方式不能契合、满足现代汉语诗歌独特的思维方式：“日常语言所透露出来的思维方式是颇为简陋的，它只涉及思维中的经验部分，而对于梦幻部分和逻辑部分则无从认识，更无法涉及。日常语言表面上以其活泼和新颖瓦解着意识形态，但其有限的词汇量所能做的其实有限，它缺乏自由的基础。”^[12]

周伦佑说，诗歌写作“不是以语言为目的，而是以诗为目的”^[13]。然而，诗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自然，诗的目的在于表情达意，在于“认识与反映”现实世界，在于捕捉并弥散诗意，在于营造和展现诗美。这样，选用仅仅作为“表现底工具”（梁宗岱语）和写诗之“器”的语言的标准和原则，就只应是能否达到和实现上面所说的目的，而不应是它是口语还是书面语。关于这点，不少论者都曾明确指出过。如周作人说：“世界上的事物都可以入诗，但其用法应该——任诗人之自由：我们不能规定什么字句不准入诗，也不能规定什么字句非用不可。”^[14]东峦也说：“表现于诗里的情感，只能问其真不真，而毋庸计较字句的丑不丑。”^[15]既然诗歌本身就是用来“示美示意”的，任何语言只要入诗了，肯定也就被诗美化了、意义化了。这样说来，如果非要把语言分为书面语和口语的话，为了有效、充分地示美示意，无论对口语还是书面语，在诗歌写作中如果只单方面地偏于一端而打压、排拒另一端，都是不可取的，正确、恰当的做法应该是让它们“汇”于一诗，该用口语时则口语，该用书面语时则书面语。对于现代汉语诗歌写作来说，则应根据示意示美的需要将日常口头语言（包括方言在内）、翻译语言、沿袭的文言、“探险，洗练，补充和完善”（梁宗岱语）过的口语等加以综合性运用。随着1990年代部分诗歌写作者综合性诗学意识的成熟，以及服从于他们的诗歌之意——内涵意蕴、情思经验——的综合性、诗歌审美品格的综合性、表意方式的综合性，他们在诗歌写作中对语类的运用也显示出了鲜明的综合色彩：交织、穿插、搭配、采纳口语和翻译语、文言、加工改造过的口语等书面语。我们打开1990年代的许多诗作，既不难从中找出口语的成分，也不难从中找出书面语的成分。如肖开愚旅德后所作的《安静，安静》，作为一首书写异域处境、旅居经验的诗歌，当然要运用翻译语等书面语，但其中又多处渗透着四川方言，如“雀雀儿在树枝和地上/竞相指点，吵吵闹闹”中的“雀雀儿”。而在肖开愚另一首以抵制和消解政治意识形态、彰显摆脱政治禁锢后的个人身心自由为主旨的诗歌《国庆节》里，他又将带有色情意味的日常口语夹带入了书面语中：“漂亮的检票员（她突出的嘴唇/为了有力地接吻？）”。在一首传达诗人在精神与现实之间犹疑彷徨竟分不清何真何假、何去何从的诗篇《枯燥》中，孙文波竟将“他妈的”这样的粗语引领进了书面语中：“这一来现实和想象的界限何在？/他妈的！/我于是决定停止想象，我开始对自己自言自语。”正如王光明所说，这些日常口语“经过诗歌言说者的选择和合并，带有个人情趣、意思、情感，以及时代和民族文化性格，带入文类的规约和技巧的强化，变成具体的诗歌话语时”^[16]，就化丑为美、化粗为精、化俗为雅了。

三 现代汉语诗歌写作中的语象采集特色

所谓语象（verbal icon），按照新批评派的界定，便是“指由文学表达的形象，尤其是微观的（以词语、句子为单位）的语言形象”^[17]。语象的出处取决于诗歌写作者的诗歌观念、诗学意识和所受到的诗歌“影响”。从根本上说，诗歌中的语象无非来自两个方面：移植与创生。移植指的是对既有诗歌中语象的搬移、运用。一般来说，经过长久的锤炼和积淀，各个民族都储备、收藏有大量诗歌语象，这些语象或者取自亘古长生的自然物象，或者取自古典时代“进化”缓慢的生活方式、生存空间（如农耕、游牧），它们由于能够“记录”和抒写历朝历代的生存景观、生命样态和情思经验，诗人们便反复使用使得它们天然具有了“诗意”和“诗性”优势。在中国古典诗词中，风花雪月、天空、花朵、垂柳、碧波、田园、村庄、炊烟、马车、麦子等等语象可谓司空见惯、比比皆是。由于西方特定的自然物象状况和生活方式样式，以及西方民族表情达意手法特点，“玫瑰、缪斯、豹子、天鹅，以及一种往往是非具体的、作为集合名词的鸟，以及一些抽象玄奥的、带有本体论色彩的词汇（如时间、虚无、黑暗、绝望、死，等等）”^[18]则成为了西方诗歌的语象“财富”。几乎对于所有诗人，读诗尤其是读本土与异域的经典诗作，不管是在写诗之前还是写诗之后，都是一门必修课；另外，在未写出成熟诗作之前，每个诗人的早期写作都是训练性质的写作，这种诗歌“训练”的基本手段就是模仿、借鉴、袭用自己认可的既有诗作。无论是读诗，还是模仿诗歌写作，一个重要功用就是将既有诗歌中的语象收藏、吸纳入自己的诗歌语象库中，以备“布阵”于自己的诗歌写作。因此说，诗歌写作者从既有诗歌采集语象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尤其当他所采集的语象契合、贴近所要“记录”和抒写的生存景观、生命样态和情思经验时，那就可以说是正当、合理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