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定现代西方哲学

任何反对大地的人，就是反对你的人，因为你是大地之子。就像树木、鸟儿也是大地之子一样，地球是你的母亲；任何生长在大地的东西都是你的朋友。

——尼采

在理性中坚定信仰

1876年就要来临了，四联剧的公演时间确定在夏天。尼采听到这个消息后清楚地知道，他必须要作一个决定了。

尼采依然生活在圣诞节和新年的强烈印象中，这无疑加深了他的忧郁。从1875年12月，他再一次病倒，可能直至新年的3月份才能从床上起来，此时他的身体非常虚弱。

1876年1月18日，他写信给格斯道夫说道：“我现在觉得写作都十分消耗体力，我会尽量写得简洁一些。这是我度过的最悲哀痛苦的圣诞节，我不得不怀疑，困扰我的是大脑系统的疾病，而另一种什么病则给我的胃和眼睛带来了痛苦。我父亲36岁时死于脑炎，我很可能也会有这种病……”

在春天快要到来的时候，尼采产生了离开巴塞尔的念头。格斯道夫提出与他同行，于是两个朋友在日内瓦湖边的奇隆安顿了下来。

但是，那里气候潮湿，空气中多少带着电荷，只要天气出现些许变化，尼采的神经就会感到疼痛。更糟糕的是，尼采在那里还深受“燥热风”之苦，这种柔和温热的风使尼采变得消沉，他的疑虑和痛苦情不自禁地便流露了出来。出于对朋友健康状况的担忧，格斯道夫被迫回到了德国。

但是一个人待着，尼采却感觉好多了。可能是天气的转变让尼采开始感觉良好，也许是他倾诉的对象格斯道夫不在身边，尼采收敛了自己的沮丧。他的脾气变好了，而好运气的意外到来使他彻底获得了一段自由的时光。

梅森伯格刚刚出版了她的《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自传》。尼采在离开时带走了这两本书。他非常喜爱这个50岁的妇女，而且喜爱之情还在逐日增加。她的生存境遇不佳，却对这种生活怀着勇气，她总是展现出美好和善意。她并不拥有非凡卓绝的才智，但是她的性情却豪爽勇敢。

尼采开始只是带着一般的期望去阅读这部作品。然而最终这部作品却吸引了他。这是对19世纪最优美的记载之一，梅森伯格经历了所有的这一切，见证了所有的世故、英雄和希望。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自传》这本书鼓舞了尼采，它让尼采安于人生，重新找回了自信并且恢复了健康。

尼采又前往日内瓦。在那儿他结识了一个朋友，音乐家桑格；还结识了一些法国人，这些法国人因为支持巴黎公社而被政府放逐。尼采喜欢他的新朋友，他喜欢跟他们交谈，尊敬这些有着健全的头脑并勇于自我牺牲的狂热分子。

随后，尼采重返了巴塞尔。他寄出的第一封信是写给梅森伯格的：

亲爱的弗罗琳，我从头到尾仔细读了你的书，我被书中的每一页所吸引了。我在你的书中看到了纯洁和爱，这让我印象深刻，永不忘怀。但这没有令我自惭形秽，我从中看到的是你的鼓舞。你轻易地穿越了我的思想，我从你的生活中读懂了我的生活，我轻易地察觉到了我的缺失是什么——它们竟然如此之多！因此我对你的感激要比我对一本书的感激多得多。

我曾经强烈地希望你近在身边，这样我可以随时向你请教一些问题，你的书感动了我，还解答了我思考中的疑问。你的存在让我发现最严肃的道德主题之一，那就是存在于没有血缘关系的母子之间的爱。它是最崇高的博爱。请赐予我一点这样的爱吧，请把我看作一个缺乏母爱的儿子中的一个吧！

梅森伯格立即给尼采写了回信：“如果我的书真能配得上你信中所描述的欢乐，我会为自己的书而感到高兴。如果我真的可以帮助你，我一定会这样做。等下个冬天来临时，你必须离开巴塞尔，去寻找一个气候更温和阳光更明媚的地方。”

收到这封信，尼采立即回信：“今天我只能说出一句话，谢谢你的邀请，我一定来。”

由于找到了一个未来的避难所，尼采恢复了信心和勇气。

几天后，他给格斯道夫写信说道：“我已经找回了自己的良心。我发现了一个道理：只有在高尚行为面前人们才会产生敬仰和为之倾倒的行为。妥协？决不！获得巨大成功的保证是永远忠实于自己。在经验中我已经认识到自己所产生的影响，我知道假如我变得比以往更软弱更多疑，我就会陷入枯竭，同时陷入枯竭的还有那些许多同我一块前进的人们的心灵。”

在即将到来的危机面前，尼采需要有这种骄傲。瓦格纳的弟子们设宴款待他，尼采找借口推掉了邀请。他给瓦格纳写了一封充满激情的信。

瓦格纳立即给尼采写了几行热情洋溢的信，他谈到了宴会的情况：大家为他的辉煌事业而干了杯，而他则以幽默的答谢来作答。

尼采被这封信感动了。在看完回信的那一刻，他感到自己是完全自主的，对未来非常肯定。他释放了自己的激情，让自己不再小心翼翼，并用一种放纵的敬意思考着这段经历，权衡着瓦格纳给他带来的欢乐，他希望能够释放这种感激之情。希望幻灭之后，他还可以创作出一本充满激情的书，这本书将是他所写的所有关于瓦格纳的文字中最优美的作品。

这些思想和激发《悲剧的诞生》这本书的思想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对立。艺术不再是生存的理由，而是在为生活准备必要的休息。最后，尼采用三行咄咄逼人的句子结束了全书：“实际上，瓦格纳并不如我们所愿是未来的先知，他只是对过去作出了解释和讴歌。”

这本小册子一出版，瓦格纳就写了一封信：“朋友，你在书中展现的思想实在是太丰富了！你怎么能如此了解我呢？快到拜洛特来吧，在这里待到正式公演吧！”

7月中旬，排演开始了。那时尼采的身体并不好，但是为了欣赏每一场演出，他还是去了拜洛特。尼采到达拜洛特两天后，给他妹妹写了一封信：“我十分后悔来到了这里，至今为止，所有的事情都糟糕透了……星期一我去看了演出，它让我觉得非常不舒服，中途我便退场了。”

但第二封信的到来使她稍稍放下了心：“亲爱的好妹妹，眼下情况还不错……”不过信的结语很奇怪：“我应该长期独自生活，我要拒绝一切邀请，甚至是瓦格纳的也不例外。他发现我悄悄溜走了。”

差不多同时，她收到了最后一封信：“我一定要走，待在这儿真是太愚蠢了。音乐晚会没完没了，让我一直都怀着恐惧，但是我却不得不待在这儿。我无法忍受了，我压根儿就不该来，我要走了，不管去哪里，只要我能离开，这里的一切都是无法忍受的。”

瓦格纳将人们全部征服了，他替他们解决了谜团和令人不安的问题，而人们似乎也安于生活在这种阴影之中。人们从不思考，将灌输给他们的公式狂热地重复着。一些黑格尔的信徒们也来了，瓦格纳自封为他们的第二导师。

叔本华的所有追随者们也都在那里，有人告诉他们：瓦格纳和叔本华自成一脉，只不过他的表达体系是音乐。一些年轻人称自己为“理想主义者”、“纯粹的德国人”。

为此，尼采不再关注这种滑稽的场面，他开始观察着瓦格纳。瓦格纳春风得意，因为他已经成功了。这个人的满足比大众的满足更加让人震惊和悲哀。

尼采亲身体验并分享了这种狂喜，但同时，他也对这种快乐表现出了同情和妒忌。

另一个事件让尼采感到更加不安。他确切地知道了即将诞生的作品《帕西法尔》的真正意义所在。瓦格纳将要宣布自己皈依基督教。这样，在18个月里，尼采目睹了两次宗教皈依：罗门特多半是因为性格的软弱而沦为了命运的牺牲品；对瓦格纳而言，一切都是严肃的，一切都为了响应时代的需要。

尼采在整个《帕西法尔》中清楚地感到，新的信仰已经不存在了。他察觉到了这种由现代人一手炮制的危险，这些人对自己不自信，以至于轻易落入了基督教的信仰当中，这种信仰强大有力，能够召唤、承诺并能够给予和平。

尼采注视着这些人，打心底对他们的欢乐表示了轻视。这些人已经到达了最后崩溃的临界点，并且是被这位所谓的大师，这位已经将他们征服的骗子亲自引往深渊的。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清醒地知道，这双强有力的手不久就要把他们带向何方。他们几乎没有宗教信仰，可是他们将立即成为基督徒。

尼采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切，这种无意识的生活场景使他感到绝望，这种绝望同中世纪那些神秘主义者在面对社会景象时的感觉一样。尼采想拯救这些处在麻木中的人，用一句话警告他们，用一声呵斥制止他们。但是没有人会听他的。他只好保持平静，掩饰自己那可怕的想法，保留下勇气，观看这场悲剧性的庄重仪式。

但是他还是不能容忍，不久他就支持不住逃掉了。离拜洛特几千米远的地方是波希米亚与弗兰科尼分界线的那片高地，尼采隐居于坐落在树木掩映的森林中的克林根布隆村。

尼采既然已经洞察了瓦格纳艺术的危险，那么他就已经想出了清楚的补救措施。他想起了自己在施泰纳巴德的思考，并再次肯定了当时所作的决定。他想清理往事，抵制形而上学的诱惑，同时放弃浪漫的艺术，保存理性的判断力，像笛卡儿一样，从怀疑开始。

尼采漫游在静谧的林间，他在森林严肃的沉静中听到了训诫：“如果我们不能从树林和山峦之中找到坚实而又安宁的精神，那么我们就必将不能平静。安静将被驱逐，因此我们不能懂得幸福，更不要谈获得幸福。我誓将安静还给人类，只有它存在，文化才能生存。”

一旦找回了自己，尼采便重回了拜洛特，他回到拜洛特的那一天，观众的兴致较他走那天要更高。此时皇帝威廉正好在去检阅演习的路上路过了拜洛特，因此他也观看了演出。他整整参加了两个晚上的音乐会，这让瓦格纳增辉不少。这简直轰动了整个巴伐利亚和法兰克尼亚，周围的人们都潮水般涌来向皇帝致敬。

尼采完整地观看完了演出，他沉默地在内心衡量着自己的评语，布伦纳注意到了尼采异常的沉默。

尼采常常在幕间或者下午离开，每个晚会的成功都会增加尼采的忧伤。在瓦格纳创造的英雄中，尼采最喜欢齐格弗里德。他在这个无所畏惧的年轻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那时，他还在笔记本上这样写道：“我们是精神的骑士，我和鸟儿心意相通，并跟随着它们。”在瓦格纳的所有歌剧里，这是他能够不遗憾地倾听的唯一一部。

帷幕徐徐落下了，交响乐消失在寂静的夜空中，观众们突然一齐起身，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喝彩声。当帷幕再次升起时，瓦格纳一个人出现在了台上。他身材瘦小，站得笔直，穿着一件双层胸襟的外衣和布裤子。他用手势示意大家安静下来。场地中便开始变得安静了。

他大声说：“我们已经把我们希望展示的一切向你们展示了。如果你们赞同我们的追求，那么你们就到达了艺术的殿堂。”

观众一次接一次地召唤着他回场。尼采注视着站在舞台照明灯中的老师，他没有鼓掌。

他想：“他在那里，我的同盟者，我的老师。他原本是荷马，但已经被柏拉图的精神滋养了。”

帷幕最后一次降落了，尼采站起了身，沉默地消失在了人群当中，就像是失事的船骸顺着流水孤独地漂向了远方。

正是在拜洛特期间，尼采下定了决心，同瓦格纳一刀两断。而且不仅仅是同瓦格纳，也是同过去的“我”一刀两断。

尼采逃离拜洛特这段时间，精神活动有如害了一场大病，拿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经历了一个“蜕皮”的过程：昨日之我已死，今日之我诞生。这当然是痛苦的。烦躁，痛悔，无地自容，其对于心灵震撼之强烈，唯有看叔本华的《作为表象和意志的世界》那次可以相比，但比那次深刻得多。这不仅是因为年长了10多岁，更因为这次精神的骤变是没有任何外在偶像帮助的，完全是一种自我解放或解脱。

拜洛特成了尼采向瓦格纳最终告别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