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与希尼诗歌认知比较研究 - 第一章王维与希尼诗歌的认知思路

第一章王维与希尼诗歌的认知思路

王维与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一位是中国盛唐的“诗佛”“天下文宗”，一位是现代爱尔兰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们都是跨时域、超国度的诗人典范。对二者的诗歌进行认知比较研究，犹如在古代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编织连通彼此的认知网线，一条条网线织成错落有致的认知网络，读者在这些网络框架中穿越时空，释解诗人相似而又不尽相同的高远思想及其诗歌艺术。为了揭示两位诗人的诗歌艺术思想，让我们一起走进诗人的成长世界，与诗人展开心与心之间的对话，认识诗人，认辨其诗，进一步了解他们所代言的不同文化沉淀和深邃诗歌思想。通过梳理学界针对王维和希尼诗歌的认知研究成果，我们定位本研究之所在，从而解开本书的认知研究思路。

1.1 认识诗人

出生。王维，字摩诘，生于武后长安元年（701年），卒于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年），终年六十一岁。出生地有争议，但据《旧唐书·王维传》：“王维，字摩诘，太原祁人（今山西祁县）”，后“徙家于蒲（蒲州，今山西永济县）”，故太原祁为祖籍，蒲州为里贯。出生官宦“世家”，高祖、曾祖、祖父都曾做过司马，其父汾州司马王处廉，一介慈眉善目读书人。王维兄弟皆有作为，他本人官至尚书右丞，其弟王缙官拜唐代宗宰相，王繟官至江陵少尹，王紞官至太常少卿。

谢默斯·希尼（1939—2013），1939年4月13日出生于北爱尔兰，在贝尔法斯特附近的德里郡（County Derry）一个叫莫斯浜（Mossbawn）的农场里。祖辈、父辈世代务农，其父帕特里克·希尼（Patrick Heaney）在农场喂牛自耕，一副北爱失落世界里（lost world）壮实坚毅、娴熟自得的自耕农形象。全家虔信天主教，是北爱少数派族的农家缩影。可以说，王维与希尼，一个生在士大夫上流阶层，一个长在小农经济社会，他们来自社会地位的两端，很难想象他们的命运与思想会有交集。然而，时空距离并非不可逾越，地位差异也可弥合，不同的身世反而昭示艺术思想的碰撞聚焦和人生足迹的存异趋同。

慈母。高尔基说过：“世界上的一切光荣和骄傲，都来自母亲。”王维和希尼能站在自己时代的制高点，都离不开母亲给予的“生命的教育”。王维，年少时父即卒，母亲博陵崔氏抚育他们兄弟五人，王维为长子。崔氏笃信佛教，持戒安禅，“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岁”，在王维的心田上播下了禅宗的种子，对他的人生和文艺创作影响深远。他的名和字，就受母亲的影响取自《维摩诘经》，名、字连读便是“维摩诘”，期许如佛经《维摩诘所说经》中的维摩诘大居士般通达智慧。他的禅学始于禅宗北宗的道光法师，秉持“闲居净坐，守本归心”，道光圆寂后他又吸收“至人达观，与物齐功，无心舍有，何处依空”的南宗禅法，还为禅宗六祖慧能撰写碑文。《旧唐书晚年长斋·王维传》：“维兄弟俱奉佛，不衣文采。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档、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他的诗歌禅意浑化，“山中多法侣，禅诵自为群。城郭遥相望，惟应见白云”（《山中寄诸弟妹》）；讲述佛缘共修之欣悦，“老僧四五人，逍遥荫松柏。朝梵林未曙，夜禅山更寂”（见《蓝田山石门精舍》）；倾诉对寺僧生活之神往。王维参禅有母亲血脉，咏禅发自内心，禅理天机化成，徜徉宗派之间，为世人尊为“诗佛”，与“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并鼎，彪炳诗史。

希尼，其母马格尼特·凯思琳·麦卡恩（Margaret Kathleen McCann），抚养希尼兄妹九人，希尼排行老大。母亲亲和而充满活力、富有想象力，把整个家庭料理得和谐和美，全家人就像“鸡蛋裹在蛋壳里”一样相依相偎（utterly together，like an egg contained within the shell）。母亲的宽宏、热情、幽默的性格深深地扎根于希尼的骨子里，母子之间的深情陪伴激励着他的人生与创作，母子之间的日常生活也成为他的诗歌取之不尽的原料。《出空》组诗（“Clearances”）是悼念母亲的挽歌，其中第三首诗中写道：

我记得她的头曾转向我的头，

她的呼吸融入我的呼吸，我们流利削剜的刀——

一生中从来没有过这么亲密。

诗人在与母亲剥削土豆的琐事中捕捉到无声的母子亲情，呼入于我的不仅是空气，更是生命的呼吸。母亲的许多优秀宗教信仰品质，比如容忍、谦卑、敬畏、尊重在这种呼吸中成为他的处世精神信条，母亲对他的教诲熏陶远远胜过牧师的影响，这些品质为希尼日后应对北爱尔兰的种族纷争和政治抉择，赋予了植入骨髓的甄别智慧。母亲并非文学出身，但对语言和词源情有独钟，给予希尼的启蒙教育如涓涓细流滋润着他幼小的心灵，母亲时常教他记忆词缀和拉丁词根的意义韵律，这些构成了早期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它们伴随你一生”。正如希尼所回忆的那样，是母亲唤醒了他对承载着历史和神秘的词语的志趣（his awakening interest in words as bearers of history and mystery）。王维与希尼，作为家庭孩子中的老大，都有一个伟大的母亲，都在母爱中吸取营养，都把母子情融入自己的人生和艺术思想，都爱讲述自己与母亲的故事。

婚姻。常言道，夫妻像一双筷子，合在一起，才能品味生活的苦辣酸甜。对于王维而言，他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旧唐书·王维传》所言：“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新唐书·王维传》亦说：“丧妻不娶，孤居三十年。”大约开元十九年（731年），王维三十一岁时妻亡。曲终人散，王维的品味人生也因此而变，一是他“不续娶，不是因为淡漠了男女之情，而是太钟情太痴情了”，或因“受佛教思想毒害之深”，独自一人度过了余生；二是处世哲学出现转向，或亦官亦隐，或徜徉山水，或会友赋诗，或醉心佛学，一改往日的生活作风和为人之道。换言之，妻子的离去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对他的生活和艺术影响深远。

而对于希尼来说，感谢上帝赐予了他挚爱一生、相濡以沫的爱妻玛丽·希尼（Marie Heaney，原名Marie Devlin），一个来自出了好几位作家和艺术家的大家庭闺秀，一个出版了《越过九重浪：爱尔兰传奇》（Over Nine Waves：A Book of Arish Legends，1994）、《竖琴上的名字：儿童爱尔兰传奇》（The Names Upon the Harp：Children's Irish Legends，2000）等讲述爱尔兰神话和传奇著作的才女，一个在专业、思想和家庭上倾力辅佐夫君的贤妻良母。有了玛丽的支持，希尼得以访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先后担任哈佛大学博伊尔斯顿（Boylston）修辞学和演讲艺术学教授、牛津大学诗学教授，在诗歌创作上迈上一个又一个新的台阶。希尼一步步走向诗歌的最高殿堂，玛丽功不可没，夫妻之间爱情的力量在希尼的诗歌中默默体现。第一部诗集《一个自然主义者之死》（Death of a Naturalist，1966）中的《蜜月飞行》（“Moonlight Flight”）就这样写道：

下方，片片陆地，暗暗树篱，

长灰色的道路时紧时松连起

村庄和田野，如同婚礼圣带：

我们飞过微小的港湾和农宅。

新婚的他们踏上兴奋的蜜月之旅，旅途中的冒险恐惧，使两颗年轻的心彼此相依互信。机翼下掠过的村庄、田野被长灰色的道路连在一起，就像婚礼上牧师用丝绸圣带使两位新人相许终身，经历的田园风景成为他们日后创作的“思想之乡（the country of the mind）”。另一首《艾伦岛上的恋人》（“Lovers on Aran”）：

是海洋界定陆地或陆地限定海洋？

各自从浪涛冲撞中获取新的意义。

海洋在陆地溅裂，完全的认同。

诗人将海水与陆地的相遇比喻成牵手相连的恋人，使“光”的“明亮、炫目、闪耀”与“来潮、占有、退潮”的性意象相得益彰，书写天地间最永恒的爱的旋律，这便是希尼和玛丽爱情的写照。岁月如梭，夫妻间的情感由当初的羞涩到如今的充实，我们从希尼的第五本诗集《野外工作》（Field Work，1979）中一读便知。诗人把妻子比喻为水獭，大声表白：我爱你那湿淋淋的头和出色的爬式！

感谢上帝使情感慢慢充实，

现在当我拥抱你时

我们亲近且深情

犹如大地紧贴水面。

（《水獭》，吴德安译）

诗人又把妻子喻为臭鼬，在外访学夜深人静之时，一只臭鼬的造访：“直立着，黑条纹的锦缎如同神父，在葬礼弥撒上穿的十字袍”，使诗人勾起爱妻穿过的一件黑色低胸睡衣，此时的希尼再也按捺不住对妻子的思念：

十一年后我又开始写

情书，开掘“妻子”一词

有如在储物桶上开过孔，好像它纤弱的母音

变异成加州夜晚的大地和

空气。桉树那美丽、无用的

强烈气息拼写出你的缺席。

满满一口酒的灾难后果

如同从一个冰冷的枕头上吸入你的气息。

（《臭鼬》，吴德安译）

越是思念，越发以酒消念；满满一口酒，冰冷愁枕头，思念更上眉头！即使远隔重洋，妻子的气息永远滋润着诗人，温暖着诗人迈向前方。培根最懂夫妻相守：“在人生中，妻子是青年时代的情人，中年时代的伴侣，暮年时代的守护。”希尼的精彩人生和艺术成就离不开梦幻般的情人、忠实的伴侣和守护者——他的妻子玛丽；而王维与妻子的情缘和短暂婚姻陪伴了他一路求学及第、为官沉浮、激扬诗文的青年中年时期，也给正值壮年的他带来了人生的莫大考验。

教育。清人陆世仪曰：“教子功夫：第一在起家，第二在择师。”王维和希尼虽然出生在不同社会阶层的家庭，但他们都有良好的家庭启蒙教育，也受过正规优良的学校教育，可谓起家有业，择师有道。王维，从其诗《奉送六舅归陆浑》“伯舅吏淮泗”诗行以及内弟崔兴宗的文化涵养所知，其母崔氏娘家自是有文化的官宦家庭，她当属颇有文化识见的女性。且王母丈夫早逝，她皈依佛门，“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岁，志求寂静”，修得一身清德，这些对王维的成长至关重要。据《新唐书》本传：“九岁知属辞”，能吟诗作文，王维的早慧聪灵与良好的起家教育不无关系。正如茅盾所言：“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我的母亲”，王维贵于其母的启蒙熏陶。同时，尽管王维接受的正规教育史书语焉不详，但他精诗书画乐，“有俊才，博学多艺”，其弟王缙亦诗人墨客，时与王维并称“朝廷左相笔，天下右臣诗”，盛名天下，非接受良好教育难所为也。又说王维时年十五便作《题友人云母障子》诗：“君家云母障，持向野庭开。自有山泉入，非因彩画来”，初显出众的艺术表现力；十六岁便作名诗《洛阳儿女行》，借用典故针砭权贵的骄奢淫逸、折射人情的炎凉世态，展示过人文采和气魄；十七岁便有“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千古绝唱，诗语“俗极而雅，令游子思念缠绵婉转”；十九、二十岁更有《桃源行》《息夫人》《清如玉壶冰》等脍炙人口的诗歌，为后世传颂；二十一岁进士擢第，宦游长安、洛阳二都，“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宁王、薛王待之如师友”（《旧唐书》），王维若无非凡才情和儒雅风姿，是难以与这些具有较高文学艺术修养的皇族宗子和上流权贵来往交密的。由此可见，王维的成人成才得益于慈母的言传身教、良师的谆谆教诲和益友的指点相助。

再看希尼，虽为北爱尔兰农民之子，出身学习条件与王维家庭氛围有别，但其母麦卡恩与其父帕特里克·希尼喜结连理之前，也是来自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才德俱全，教子以德行、以学业、以信仰，可以说希尼的“功名出于闺阁”，源于母亲的起家教育。正如歌德坦言：“从母亲那里，我得到的是幸福和讲故事的快乐”，这些快乐幸福的故事成了日后希尼取之不尽的诗源。与王维所受的良好教育不同，希尼接受的是现代英国教育体制下的北爱尔兰地方教育。

小学教育：1945—1951年，希尼在天主教和新教学生混合招生的安娜莪瑞什小学（Anahorish School）学习。校长贝尔纳·墨菲（Bernard Murphy）教授希尼拉丁语，“他是众多老师中启迪希尼热爱学习、并分享（像希尼这样的）明星学生取得辉煌学业的第一人”。后来希尼在诗集《站地岛》（又名《斯特森岛》）（Station Island）中的《徘徊者》（“The Wanderer”）中回忆了他，描述了校长乐于为即将升学到圣哥伦布学院（St．Columb's College）的得意门生希尼颁发奖学金的情形，也流露了当时他自己对即将“背井离乡（exile）”离开养育之地莫斯浜、又对未来充满期待的复杂心理。几年的小学学习经历，让他见证了北爱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宗教地位差异，使他感受到新教强势文化所带来的冲击，这些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埋下了疑惑的情结。希尼成名后所提及的文化殖民（cultural colonialism）可追溯于此，从当时来看他有一种自卑和不安之感，放眼长远，反而使他在吸取、平衡两种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增强了自我身份意识（sense of identity）。

中等教育：1951—1957年，随着1947年北爱尔兰教育法案的实施，希尼通过升学考试（eleven-plus examination），并获得奖学金进入位于德里的圣哥伦布学院寄宿学习。这是一所天主教学校，在那他孜孜以学，深得师生赞扬。他的老师雷蒙德·加拉格尔（Raymond Gallagher）在一个访谈中，难掩欣慰自豪，毫不吝啬地冠以希尼“文艺复兴型男孩”（A Renaissance type of boy），称赞他天资聪慧，品学兼优，全面发展。他的同学谢默斯·迪恩（Seamus Deane）、约翰·休姆（John Hume）等成为他一生的挚友和艺术的至交，圣哥伦布学院的同窗学习为他后来著书立说、发表真知灼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本人作为盖尔语协会（the Gaelic Society）的成员，每周五一次的聚会学习和在盖尔语区（Gaeltacht）的活动交流，极大地加深了他对爱尔兰天主教身份的认同。他专于语言文学、拉丁语、爱尔兰语、法语、数学等课程的学习，以优异成绩通过学历毕业考试，赢得1 000英镑奖学金，带着荣耀、怀揣梦想进入大学阶段的学习。

大学教育：1957—1962年，希尼在贝尔法斯特女王学院（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学习。在这里，他“扑在书籍上，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博览群书，如同“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文学巨匠们的著作思想使他如痴如醉，意气风发。他吸取霍普金（Hopkins）的韵律活泼、选词有力、辅音传意等风格，并活学活用于早期的创作之中，比如《进入文字的感情》（“Feeling into Words”）就把阿尔斯特（Ulster）方言中的断奏（staccato）辅音特色与霍普金的诗韵结合起来；他受到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自然语音节奏（rhythms of natural speech）、现代语言与传统诗歌形式之间的融合、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承接等诗歌技巧的启发，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创作特色——一声声情感的直白，一次次语言和感情的迸发，一种对田园气息和乡土人文的珍爱！在他的成名诗《挖掘》（“Digging”）中，祖辈父辈世代耕作的铲子被他耕耘的笔所替代，这一意象的承接精准地诠释了希尼的写作特色。课堂读书之余，他参与天主教社团的活动，秉持了他对与生俱来的天主教文化的热爱忠诚；他身处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的“官方英国文化”（official British culture）环境中，又是英语文学会和雪莉联谊会（the sherry party）的成员，吮吸着传统英国文学的精华。两种不同的文化碰撞使他具备了在夹缝中生存（fill the gap）的能力，一方面正宗扎实的英语功底使他的早期诗歌很快为英国读者所接受，诗歌里的乡土气息深深感染读者，在读者的期待中希尼正阔步迈向成熟；另一方面，长久受英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他也购买诸如《路易斯·麦克尼斯诗集》（Collected Poems of Luis MacNeice）以及辛格（Synge）和王尔德（Wilde）所著的戏曲著作来阅读，培养他对盎格鲁-爱尔兰文学的兴趣，为他今后转向爱尔兰历史和文化的挖掘提供了条件。1961年夏季，希尼以优异成绩修完所有课程，被女王学院授予了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一等学士学位。次年，在圣约瑟夫教育学院（St．Joseph's College of Education）获得教师资格证书，为接下来的任教奠定了基础。

访学美国：1971—1972年，希尼来到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分校访学进修，结识了托马斯·弗拉纳根（Thomas Flanagan）、康纳·克鲁斯·欧布赖恩（Conor Cruise O'Brien）等学者，出席了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罗伯特·布莱（Robert Bly）等主持的诗歌阅读会，一年的访学使他扩大了学术视野，提升了诗歌创作能力。1972年便出版了他的第三本诗集《在外过冬》（Wintering Out）。

纵观王维和希尼的受教育轨迹，二者走过相似的求学之路。两人都天资聪颖，苦学进取，广受称道；两人从小就受益于母亲的耳濡目染，伟大的母爱激励他们一生的艺术追求，陪伴他们一路的人生冷暖；两人都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王维的少年游学、进士及第，希尼的小学、中等教育和大学学习，为各自积累了坚实的学识积淀；两人在学业进步中，都广交学友，王维结交孟浩然、裴迪、崔颢等文人墨客以及宁王、薛王等达官显贵，希尼结识迪恩、休姆等同窗挚友以及迈克尔·朗莱（Michael Longley）、詹姆斯·西蒙斯（James Simmons）等诗人，在学术交流中历练自我；两个都在求学过程中，一展诗人身手，个人才情得到了出色的施展，预示着两位诗坛巨人的即将诞生。可以说，他们是家庭熏陶和正规教育的完美结晶！

信仰。克·达·莫利曾说：信仰是一种尝试，一种用人类语言解释超越人类现实的高尚的尝试。纵观王维和希尼的艺术人生，皆有鲜明的高尚信仰在支撑他们的行为举止和人生历程，这些都体现于他们各自的诗歌语言。王维用诗歌来解释跌宕起伏的人生事业和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其背后的信仰便是糅合于他思想中的儒、道、佛三教，起于儒，继而道，终于禅，三者各有侧重。

起于儒，王维生活在科举盛行的盛唐社会，饱读儒家孔孟经典诗书，深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儒家“忠恕”思想的熏陶，科举及第仕官，青少年时骨子里便充满“布仁施义，活国济人”的政治抱负，这些忠君报国的信仰在他的诗歌中可见一斑，比如“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庭”（《送赵都督赴代州得青字》）、“尽系名王颈，归来报天子”（《从军行》）；即使仕途受挫也心向君主，诗吟“微官易得罪，谪去济川阴。执政方持法，明君无此心”（《被出济州》），被贬之惆怅轻描淡写，报国之誓旦旗帜鲜明；更有“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凝碧诗》）的忠君信念，即便在被安禄山迫以伪官之日。儒家的孝亲、孝悌、友爱、爱人、修己等思想也深植于他的诗歌中，《责躬荐弟表》中的“临终之际，以缙在凤翔，忽索笔作别缙书，又与平生亲故作别书数幅，多敦厉朋友奉佛修心之旨，舍笔而绝”，力荐缙弟，兄弟情深，感泽后世！《送元二使安西》中的“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重情重义，皆有“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中庸》）、“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论语》）的儒家思想影子！儒家的“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等“以和为贵”思想，渗透于王维的诗歌中，或于人与自然的“天和”中，或于人与人之间的“人和”中。

继而道，随着官场挫折失意，王维转向道家的隐遁、虚静、澄澈思想，言山水自然，漠物质利益，遁世求消解。纵观王维的行止及翰墨辞章，道家思想伴随左右。据胡果雄所言，道家思想影响王维有三：一是“淡泊无为”以求身形之道。道家贵柔保泰，“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倡导去物欲致虚静以养神，重视精神依托之形体功用，王维得“无为”和“自然”之悟，其诗表现对待名物怀无所求之心态，为政持无为而无不为之信念，大有高屋建瓴、清高望远之风范。二是“虚静全真”以求心神之道。道家倡导的离形弃智、精神永恒使王维觉悟，唯虔诚自修，除却私心杂念，荡涤俗世纷繁，潜入无智无欲之心灵虚静状态，然后方能与大道混融为一，登入虚极、静笃、全真状态，拥“隐遁”、“抱素”、“全真”之宗旨行事。三是“物化大通”以求审美之道。道家的“静笃”、“坐忘”、“心斋”、“大通”的外在表现和内心感觉之契合相通理念，对于王维创作理念和美学思想，确乎是得之于心、应之以手，运斤成风而游刃有余。王维由虚静而物化大通，求得独特之审美思想，其审美之实质，在于从感性之意象引发，引起内在共鸣和特质妙悟，由此感受到心灵之愉悦、精神之满足、人格之提升、人物之合一。

终于禅，由于仕途曲折和爱妻早逝，王维由儒而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信仰泯灭，好道逃俗以清心，谈禅遁世以救心，王维的禅宗思想常和道家的虚无观念交织在一起，亦官亦隐，淡然世事，得失随缘。王维早年受母亲影响，追随北禅宗大照禅师，并与弟王缙“尝官登封,同学于大照”，持经习禅，深得北宗“渐教”佛义。随着北宗衰弱、南宗兴盛之时，王维“知南选”途经南阳，适逢南禅宗神会法师在此弘法，遂交往，深服南宗“顿悟”之旨，故转向南禅宗。他曾俯伏受教于道光禅师座下十余载，修习“禅寂”，佛在本心，其诗句“夜禅心更寂”、“欲知禅坐久”、“禅寂日已固”、“安禅制毒龙”见证熏染之深。禅宗的“无念为宗”心空境界是王维最好的思想救济和归宿，“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叹白发》），因而走向空门，醉心“空”、“闲”、“寂”、“静”，以不抗争来泯灭世间不公，以禅宗习静的方式来求得心理解脱。他晚年的山水佛理诗，以禅成诗，以诗味禅，诗禅一体，无不诉说佛教禅宗的影响。“空”、“闲”、“寂”、“静”的诗歌意境，有如“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鹿柴》）；物我两忘、随遇而安的诗歌主题，譬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终南别业》）；以动衬静、动静结合的艺术画卷，恰似“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山居秋暝》）！据上述，王维同时具备儒家进取思想、道家虚静思想和佛家空寂思想，这些信仰成就了他的因儒为仕宦、因道言山水、因佛成“诗佛”。

王维具有儒、道、佛三教的混融信仰，我们再看希尼，他是英国版图下的北爱尔兰公民，具有国家和本地区的双重身份，这背后影射着希尼的多重信条抉择，那就是宗教文化的平衡、诗歌艺术的追求、社会责任的担当。

宗教文化上，当时的北爱存在着难以弥合的两面性，新教与天主教分庭抗争，民族派与联合派对垒抗衡，被压迫者与主导阶层互不调和，农业和工业发展地区失衡，凯尔特与安格鲁-撒克逊部族对峙。尤其是爱尔兰共和军与英国政府军队的军事暴力使天主教和新教宗教文化的冲突白热化、极端化，生来信奉天主教却又接受英国正统基督教教义的希尼，身处宗教冲突的漩涡中心，一方面守护天主教之本，呼吁“北爱天主教少数派，要想赢得自尊，必须冒险打破克制，疾呼公平正义”；另一方面为民族主义者的疯狂暴反立场和冲动所彷徨。因此，他作为用英语写诗的诗人和在贝尔法斯特女王学院教英语文学的讲师，以及讲着家乡方言的天主教徒，试图在两种宗教文化的冲突之间找到某种平衡：无论是他还是北爱尔兰都不能轻易地放弃英语文化，而是利用英语文化使在英国殖民体系下宗教文化遭受剥蚀的爱尔兰宗教文化得到真正的回归，犹如基于英语文化的美国宗教文化一般贴上了美国自身的民族标签！这种平衡的观点就像“我把个人的爱尔兰情感当作元音,把英语滋养的文学意识视为辅音”，辅音与元音得到了结合。

诗歌艺术上，希尼作出过一些闪光的回答：在《进入文字的情感》（“Feelings into Words”）一文中，他说“诗是自我对自我的暴露，是文化的自我归宿，诗作是具有连续性的因子，带有出土文物的气味和真确感”；诗是挖掘，为寻找不再是草木的化石的挖掘，其中《挖掘》就是他认为的第一首感情进入了文字、掘入现实生活的诗作，“世界变成了词语”（World become word）。在《舌头的管辖》（Government of the Tongue）一书中，他说“诗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看，诗的功效为零，因为从来没有一首诗能阻挡住坦克；但从另一意义而言，其功效又是无限的，让我们甄别现实与梦想的区别，在诗所表现的生活中参照现实，有所领悟。在《自我的赫利孔山》（“Personal Helicon”）一诗中，他说“之所以写诗，是为了凝视自己，为了让黑暗发出回声”，他的凝视就是把自己投入希望与现实的夹缝中，并在无意识的自我、超自然的幽冥境界中寻找答案。在《收获结》（“The Harvest Bow”）尾节中，他说“艺术的终结是和平”，诗歌的超越源于诗人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宁静让现实与超越谐和！希尼对诗歌艺术的这些回音，印证了他道明的“与我们自己争辩的是诗歌”（Preoccupations:34），这正是希尼自己在民族身份和诗人身份这两种不同的身份要求之间感到的矛盾、斗争和三思（second thoughts）。可见，对诗歌本质的追求，对诗歌与希望和社会现实之间调和的追求，坚定了希尼挖掘诗歌艺术的信念。

社会责任上，希尼的不同人生阶段都在诠释着自己的担当。在中学、大学学习时期（1951—1963），通过在德里的圣哥伦布学院盖尔语协会等组织的活动洗礼，希尼加深了对自己爱尔兰天主教身份的认同；贝尔法斯特女王学院名师、同窗好友的学术启迪以及学术团体的交流，打开了通往英国正统文化的另一扇心灵之门，肩负着对两种不同文化的吮吸、融合和思考。在圣约瑟夫教育学院和贝尔法斯特女王学院任教时期（1963—1972），目睹北爱的宗教纷争、街头暴力和政治对立，诗人挣扎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民族责任与诗歌本质的夹缝中，正如芬坦·奥图尔（Fintan O'Toole）所言：“徘徊于精神与物质之间,可见事物与不可见事物之间,承担与疏离之间,是希尼诗歌的基本面貌。”在1972年移居爱尔兰，在都柏林卡尔斯福特学院（Carysfort Teacher Training College）任教后，希尼的爱尔兰单一民族身份得到确认。随着诗集《北方》（North，1975）的出版，“自叶芝以来最伟大的爱尔兰诗人（罗伯特·洛厄尔/Robert Lowell称赞语）”就成了对希尼的一个标志性评价，民族担当进一步加强；同时，通过希尼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访学研究和在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的客座讲学，尤其是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开阔的国际视野和鹊起的国际声誉，使他站得更高来担当诗歌艺术和民族价值的双重责任。希尼曾说：“诗人在根本上是要对世界作出回答（answerability），对世界作出反应（responsibility），这在英语世界里就会使他成为一个负责任的诗人。但最重要的，是那回答的能量。这就是诗歌核心中最根本的责任”。但他也认为，“诗人的首要职责，是允许诗歌再次发生，使诗歌继续下去”。从这富有哲理的回应中，希尼的社会责任担当高远深邃、空前升华，难怪“希尼粉”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这样评价诗人：“是爱尔兰人民和世界的礼物，是我艰难困顿时的慰藉。”希尼不同阶段的社会责任担当，已成为他诗歌艺术和人生进步的阶石（stepping stone），每每拾级而上，带给世人惊喜不断！

足迹。人有言：伟人所达到并保持着的高处，并不是一飞就到的，而是他们在同伴们都睡着的时候，一步步艰辛地向上攀爬的。王维与希尼这两位伟人，一位是位居中国诗歌之巅的“诗佛”，一位是“当今世界最好的英语诗人”，纵观其人生足迹，一路历经风雨、脚踏实地走来，平凡中见伟大！

王维的人生足迹大致可用在家成长、离家赴试、官场沉浮、长眠辋川来串联。王维701年出生于山西蒲州宦官世家，深受家庭熏陶，接受了良好教育，天资聪慧，九岁即能吟诗作文，在家度过了充实美好的童年、少年成长时期。

俊才十五岁那年，便离开家乡游走两都（长安和洛阳），应试谋取功名。其间题《过秦皇墓》（时年十五）、《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时年十七）、《哭祖六自虚》（时年十八）、《息夫人》（时年二十）等诗作，名噪京师，深得王侯显贵拂袖相迎。据《旧唐书·王维传》：“（维）昆仲宦游两都……宁王、薛王待之如师友”。十九岁参加京兆府试，二十一岁（开元九年即721年），王维擢进士第，实现了一介书生苦读诗书、一朝金榜题名的壮举。

随后解谒为太乐丞，负责宫廷器乐舞蹈，从此进入了统治阶级的上流社会，随由官场沉浮。初涉官场，就因伶人舞黄狮子（专供皇帝观赏的舞蹈）而坐累，贬谪济州（今山东茌平西南）司马参军，此为王维政治仕途上遭受的第一次重大打击。在济州五、六年，饱尝生活艰辛和世态炎凉，思想上投下难以磨灭的阴影，这为后来的隐遁念头埋下伏笔。726年遇玄宗东封泰山实行大赦而得以离开济州，后辗转河南的淇水边、嵩山下，游闲长安、洛阳附近，并拜荐福寺和尚道光禅师为师，开始接近佛教，边退隐边谋职，努力东山再起。731年（时年三十一），妻不幸亡故，心灵再次留下巨大创伤。尽管厄运连连，此时的王维并不言弃，正所谓“只有一条路不能选择——那就是放弃的路；只有一条路不能拒绝——那就是成长的路”。皇天不负苦心人，734年张九龄为相，次年封始兴公，推行开明政治，王维热情高涨，献诗《献始兴公》于他，后被擢拔为右拾遗，这是人生沉沦多时后的一次绝处逢生！但好景不长，737年张九龄受权奸李林甫等人所诬陷，贬为荆州长史，王维燃起的政治热情又一次面临熄灭的危险！失去贤相提携，朝廷奸臣当道，王维遂出使塞上，赴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幕下任节度判官；奉命“知南选”，自长安经襄阳、郢州、夏口，至岭南选拔郡县官吏，途中在襄阳作诗《哭孟浩然》：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目睹朝廷奸邪腐败，感伤好友浩然离去，不愿与奸道同流合污，却又不敢与之决裂，王维再生亦官亦隐、洗身避祸之想法。“南选”归来，一边在朝廷供职，官位稳步升迁，一边购置终南山的蓝田辋川别业，半官半隐，与好友裴迪、崔兴宗等人“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天宝九载（750年），王维时年五十，慈母去世，“居母丧，柴毁骨立，殆不胜丧。”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长安失陷，当时身居给事中职位的王维来不及扈从玄宗出逃，尽管“服药取痢，伪称瘖疾”（《旧唐书·王维传》），但仍被迫以伪职。乱平后，诗人因为被逆贼拘禁期间赋诗《凝碧池》，以显对朝廷圣君的诚表忠心，以及弟弟王缙平叛有功愿削官替兄赎罪，得以保命且仅降职为太子中允。但对于一代诗人来说，这是最大的人生污点，他深感愧疚：“秽污残骸，死灭馀气，伏谒明主，岂不自愧于心？仰厕群臣，亦复何施其面！锔天内省，无地自容”，甚至叩求出家，未获准！尽管人生多坎坷，今后的路还得走下去。在他人生最后的十年中，他能感恩为官，体恤民情，廉政爱民，历任集贤殿学士、中书舍人、太子中庶子、给事中等职，直到上元元年（760年），升为尚书右丞，爬上政治仕途之巅，世人称他为王右丞！

上元二年（761年），“诗佛”辞世，长眠于他“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旧唐书·王维传》）”的辋川别业之畔！

王维的一生跌宕起伏，但最终指向诗歌伟人这不朽之高度！与王维相比，希尼的人生足迹平坦中有荆棘，上升中创卓越。我们可用家乡成长、他乡求学、移居工作、巨匠陨落来描绘他的人生轨迹。

家乡成长。希尼1939年4月13日出生在北爱尔兰德里郡的莫斯浜农场，作为九个孩子中的老大，他受到了父母的全力呵护和教养。王维从小受到其母的禅佛熏陶，希尼也同样感知母亲的天主教虔信教化，在幼小的心灵上便嵌入了天主教徒的身份。而且，父母的田间劳作，比如种植土豆、挖掘泥炭、采摘黑莓、编织收获结；家人的生活往事，比如烘烤面包、夜间驾车、水井打水、扯叠被单等等，都成为他取之不尽的诗源。王维生来天资清妙，九岁便能知书达理，但苦于史料不详，后人难于细考；而希尼同样聪明过人，六岁走进家乡的安娜莪瑞什小学课堂，开始接受长达六年的正规小学教育。在那里，他以优异成绩完成了小学学业；在那里，他与本民族的爱尔兰盖尔语结下生来之缘；在那里，他领悟到了北爱新教和天主教的本质差异。家乡的哺育和知识摄入，伴随着他的童年、少年成长！

他乡求学。带着小学里通过升学考试得来的奖学金和荣誉，1951年希尼走出了成长的家乡，开始了在德里的圣哥伦布学院长达六年的中等教育寄宿学习。在这里，他结识了后来也成为北爱尔兰著名诗人和批评家的谢默斯·狄恩；在这里，他以优秀学绩获得了国家展览奖学金（State Exhibition Scholarship）。1957年，带着奖学金和荣耀，希尼进入贝尔法斯特女王学院，在四年丰硕的大学学习阶段，如痴如醉地遨游于英语语言文学的王国。他在女王学院的文学杂志Q and Gorgon上发表了他的第一批诗歌；以第一名的成绩从英文系毕业，并摘得麦克马伦学术奖（McMullen Medal for academic achievement）。毕业后的一年里，希尼继续在贝尔法斯特的圣约瑟夫教育学院学习，并获得教师资格证书。

移居工作。希尼的工作经历是在一次次移迁中延续的，教学在北爱，移居爱尔兰，往来美英爱。首先是在北爱教学。毕业后的第一年（1962年），希尼任教于北爱巴利默菲的圣托马斯中学（St．Thomas's Intermediate School，Ballymurphy），时逢短篇小说家麦克尔·麦克莱弗蒂（Michael McLaverty）校长荐举，研学帕特里克·卡文纳（Patrick Kavanagh）的诗歌，并在女王学院业余攻读研究生学位。次年，来到圣约瑟夫学院（St．Joseph）教英语，参加由诗人、女王大学教师菲利普·霍布斯鲍姆（Philip Hobsbaum）主持的“贝尔法斯特社团”（Belfast Group）聚会，结识迈克尔·朗莱（Michael Longley）、詹姆斯·西蒙斯（James Simmons）等诗人。1965年，与玛丽·德芙琳（Marie Devlin）结婚，并出版诗集《十一首诗》（Eleven Poems）。随后出版《一个自然主义者之死》（Death of a Naturalist）、《进入黑暗之门》（Door into the Dark）等重要诗集。从事十年教学后，希尼辞去女王学院职位，举家移居爱尔兰共和国威克娄郡（County Wicklow）的格兰摩尔（Glanmore）。这次移居有多重原因，但1972年1月30日伦敦德里爆发的英国军队制造的“血腥星期天”惨案，13名平民倒在枪口下，12人受伤，以及希尼本人参加的在纽里（Newry）的和平示威游行，无疑成为他移居的催化剂。当年诗集《外出越冬》（Wintering Out）的出版是诗人对北爱宗教纷争、政治对立以及自己北爱生活无声无尽的忧虑和回答！这期间，他当过自由作家，主持过广播节目，参观了丹麦沼泽女尸。1975年，他加盟卡尔斯福特教师进修学院。次年，移居都柏林的桑迪芒特（Sandymount），出任该院英文系主任，直到1981年希尼受聘于哈佛大学。除了在北爱和爱尔兰工作之外，希尼常常往来于美、英、爱三国研学讲学。1970—1971年，他在美国任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分校客座教授；1979年在哈佛大学任教一学期，出版诗集《野外工作》（Field Work）；1982年，与哈佛大学签订五年教学协议，每年在哈佛授课一学期，讲授创作和现代诗歌课程。1989—1994年，他在英国担任牛津大学诗学教授，每年举行三场讲座。工作期间，诗人以非凡的原创成就获得很多重要奖项，其中包括199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07年凭借新诗集《区线和环线》（District and Circle）摘得艾略特诗歌奖（T．S．Eliot Poetry Prize）。

巨匠陨落。2013年8月30日，一代爱尔兰伟大诗人谢默斯·希尼与世长辞，终年七十四岁。他留给了世人丰厚的诗歌艺术遗产和高尚的人格精华。

1.2 认辨诗歌

王维与希尼的诗歌代表了东西方文化的精髓，王维是与李白、杜甫齐名的代表中国唐代文化的三大诗人之一，希尼是当今世界最好的英语诗人之一和“继叶芝之后最好的爱尔兰诗人”，他们的诗歌与养育自己的那片土地息息相连，在体裁运用、题材选择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色，但又彼此融通。

在体裁上，王维与希尼的诗歌皆有抒情诗和叙事诗。王维诗歌“达到了诸诗体并臻工妙的境界”，常有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绝、七绝、杂言诗、六言诗、骚体诗、乐府等诗体，五言律诗或绝句、七言律诗或绝句，讲究对仗平仄，言简意深，回味无穷。但影响最大的、今存数量最多的，还是王维的五言诗，人称其为“五言宗匠”。希尼诗歌以自由诗行的叙事诗风为主，正如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所言，“他的诗作既有优美的抒情，又有伦理思考的深度，能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神奇的想象，并使历史复活”。在他的16本诗集中，童年的执着回忆、日常生活的点滴瞬间、话题的“原路返回”都融入了隽永的诗行。

在题材上，二者诗歌取材广泛，自成体系。王维有边塞诗、山水田园诗、送友诗、生平诗、应制诗、游侠诗、妇女与咏史诗、佛理诗等多种素材诗歌；希尼有战争诗、乡村诗、亲友诗、沼泽诗（bog poem）、历史诗等题材诗歌。下面以战争诗、田园诗、政治诗、宗教诗、友情诗归类，简述两位诗人诗歌特色。

战争诗。王维有《陇西行》、《从军行》等许多边塞游侠之作，也有写年少豪迈、大将英武之诗；希尼则有难以回避的北爱政治纷争、街道流血、军事对抗等宗教种族冲突诗歌，比如诗集《在外过冬》（1972）就是诗人对北爱政治纷争、军事对峙，表现民族苦难抗争意象和象征的结果，所以他写诗，是“为了凝视自己，为了让黑暗发出回声”！

田园诗。王维清新明秀、闲逸潇散的山水田园诗最为人推崇，像“清冬见远山，积雪凝苍翠”、“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山水胜景、“杏树坛边渔父，桃花源里人家”、“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农村生活的诗句俯拾皆是，对自然景物、风格情调、天人合一的典型捕捉，“在泉为珠，着笔为画，一字一句，皆出常境”，令人悠然神往，回味无穷。他的诗歌偏重于表现大自然的恬静之美，融诗情、画意、音乐、禅趣于一体，自己的主观思想悄然深深地渗透于山水田园中，物我两忘，悠然化机。希尼的乡村诗（country poems或landscape poetry），那令诗人魂牵思涌的“思想之乡”（a country of mind）——莫斯浜（Mossbawn），永远是主角，诉不尽诗人成长的故事。在早期诗集《一个自然主义者之死》（1966）所寄托的家族文化（patriarchal culture）里，父辈们铲草、犁地、打水、盖房、扑鱼，母亲和婶姨们育儿教子、喂牛缝纫，家乡的生活成为一生记忆、一种延续、一份虔诚、一辈子爱；在《蜜月飞行》（“Honeymoon Flight”）中，乡村也被演绎成了新婚小两口的“思想之乡”。可以说，希尼乡村田园诗关注的焦点不是风景，而是一种具有文化意义的生活方式，风景无需从完整的生活图景中分离出来作单独的审视。在后期诗集《幻视》（Seeing Things 1991）、《酒精水准仪》（The Spirit Level 1996）、《电灯光》（Electric Light 2001）里，诗人用回忆的方式重新审视乡村生活和田园风光，主题又回到了家乡，但这次并非循着当初懵懂纯真的“自然之子”记忆原路返回，而是增添了暮年智者的豁达熟虑，诗歌基调更深刻沉稳、富于理性。希尼继承了爱尔兰文学的优秀传统，其田园抒情诗极富感情色彩，具有浓郁的民族风味，蕴含丰富的哲理于日常生活，他对古希腊和英国史诗的深入研究和介绍，使他拓宽了现代诗的表现领域。

政治诗。王维的政治见解和态度贯穿于他的诗歌中，前期以唐朝新科官员身份，以朝廷的统治意识和主流话语——儒家思想规范行事，积极进取，虽遇到挫折，也百折不挠，勇往直前。比如早年的《少年行》，少年游侠、豪情报国、意气风发；青壮年时的《献始兴公》，“贱子跪自陈，可为帐下不？”，朝廷自在心中，时刻东山再起；晚年之作《与魏居士书》，秉持“君子以布仁施义、活国济人为适宜”儒学教义，回首自责“偷禄苟活”、“上不能原本理体，裨补国朝”，与朝廷同呼吸。后期目睹朝廷奸臣当道，政治腐败，虽内心不满，不愿同流合污，但不敢公开抗衡、与之决裂，只好选择与自然为伍、与佛友为伴，半官半隐避世道，啸咏终日融自我，这种为官哲学在王维后期的诗歌中比比皆是！希尼的诗歌也与政治息息相关，诗人敢于承担责任、在“夹缝”中求生存：一边是英国的政体统治和文化“洗脑”，诗人是女王陛下的一个法理臣民，另一边是北爱尔兰苦难的民族遭遇和政治斗争，“生于斯长于斯”的希尼原本就是北爱尔兰的“自然之子”，理应该为这“思想之乡”呐喊奔走！就是在这样的两难身份抉择中，希尼从祖辈父辈的传统生活方式中，在《挖掘》中领悟到了用艺术的笔去“挖掘”、去平衡、去超越！所以，诗人在《收获结》中说“艺术的终极是和平”，在《进入文字的情感》中说“我要尽文字之可能，赋予我所感受以实质和生命”，在《自我的赫利孔山》中说“我写诗为了凝视自己，为了让黑暗发出回声”！在《马厩》（“The Loose Box”）中就土地属性的问题讨论时，说主要的问题：

在于一种内部的复原，一种从对词语的

安排中而获得的紧紧把握，让你觉得

你在“脚踏实地”中，在你自己的

理解力的地面上，发现自己的脚。

（杨铁军译）

在《隐士的歌谣——给海伦·文德勒》（“Hermit Songs—For Helen Vendler”）中，诗人以爱尔兰圣徒麦考奇的口吻，回答了品性中最可贵的就是“韧性——把事情坚持到底”，“舌尖上推敲的词语，从指间划出，反复划过，默读在唇间”，时刻保持一个清醒的创作头脑和行事态度，所以希尼在诗坛是一个措辞稳重、出了名的“好好先生”。在《旁注诗十则》（“Ten Glosses”）中的第三首《桥》（“The Bridge”）中，诗人把自己不偏不倚的诗歌立场自然地融入这座“桥”之中了：

Steady under strain and strong through tension,

Its foot on both sides but in neither camp,

It stands its ground，a span of pure attention,

A holding action，the arches and the ramp

Steady under strain and strong through tension.

因紧绷而稳固，因张力而强大。

脚跨两边，但不属于任何阵营，

它牢牢站定，一道纯粹注意力的跨度，

一种留住之行动，匝道和桥拱

因紧绷而稳固，因张力而强大。

（杨铁军译）

有趣的是，这首只有五行的小诗，尾行居然重复了首行，一是为了渲染strain、tension的氛围和产生的结果，愈绷紧愈稳固，愈有张力则愈强大；二是使我们联想起首行尾行很像桥的两边及其所代表的阵营，中间的部分就是诗人及其诗歌作为桥梁所承担的责任和所秉持的连接功能。

宗教诗。王维深受禅宗思想的影响，其山水诗、酬赠诗等诗歌常常透出浓浓的禅味。那空寂幽灵，那黄昏薄暮，那花开花落，那水穷云起，那月光日影，那杯酒交友，无不寄寓诗人“妙悟”、“顿悟”的虚无之念、无我之境，禅趣与禅境化合，禅意盎然。诗人好用“静”、“澹”、“远”、“闲”、“禅”、“寂”、“空”、“无”等字样，闲适中观自然，从容中落笔端，每每作成千古佳句、通神之诗，辋川诸诗便是王维禅味最浓的组诗。诚如金人元好问所言：“诗为禅客添花锦，禅为诗家切玉刀”，王维把禅与诗完美契合，形成了独特的宗教诗风——佛教禅宗诗。希尼深受爱尔兰天主教和英国正统基督教的双重影响，其诗歌常常引证宗教传说、奇人轶事，诉说宗教纷争与政治割裂的现实与无奈。在《圣人开文和乌鸫》中，诗人引用开文在修道院孵化乌鸫的天主教故事，“吃苦而不寻求报偿”，忘掉了自己、乌鸫和那河的名字；在《格兰摩尔的黑鸟》中，黑鸟盘旋屋脊的厄运传说暗示着早逝的弟弟魂归故里；在《托兰人》中，沼泽里挖出的托兰人尸体，被赋予祭祀北欧土地女神内尔瑟丝（Nerthus）的历史神话色彩，诗人联想到1920—1924年间爱尔兰内战中被杀戮的士兵，也象征着北爱民族抗争中的死难者们。

友情诗。王维是一个重情重义之人，其诗歌常涉及官友、亲友、佛友之间的友情。官友之情多以饯送官吏赴任的别离诗来体现，比如“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送梓州李使君》）、“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送元二使安西》）；亲友之情既有相聚送别的“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送别》），又有思念家人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佛友之情就在诗歌所描写的乘舟赏景、赋诗饮酒、论佛谈经中日渐日深，可谓诗中有佛，诗中有佛友，比如裴迪就是诗人一生的铁杆佛友。希尼诗歌常以自己的家人、亲戚、朋友、邻居等为主人公，讲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问题，亲情友情自然而生，醇香味久，情真意切！他的诗中有讲述年长朋友路易斯·奥尼尔的悼亡诗《伤亡人员》，有铁汉柔情的悼母挽诗《出空——为了纪念M．K．H.1911—1984》，有回忆祖辈、立志笔耕的成名作《挖掘》，有怀念贪杯夜酒、死于非命的邻居朋友的诗歌等等。

因此，读王维的诗歌，乃寻常百姓之语，无矫揉造作之势，往往朗朗上口，妇孺皆可为知，千古传诵；诗境层层叠叠，诗、画、乐交相辉映，言尽而意幽，酒醇而味香，物我两忘；视角切入精妙，人物环境相互衬托，细工神笔，游刃有余；物变鲜活，人能通达，情到自然处，人间交情酣畅淋漓。读希尼的诗歌，诗人“常常把一幅幅生活小画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些生活瞬间既现实又超现实，既具体又抽象，既隐私又公开。他的描写精确，叙述超然，却能有力地唤起多种不同情感和看法，他把这些日常性、地方性的生活瞬间转喻成诗人或任何人常常面对的问题，因此使他的诗具有世界性。”诗人德艺双馨，是世界诗坛路标式的人物，读他的诗歌总能得到心灵的洗礼、精神的一振和神奇的力量，因为他的诗歌给人以启发和教育。正如希尼诗集《区线与环线》（District and Circle）的译者雷武铃（2016）发自内心的感悟：希尼诗歌的教育首先是一种校正、纠偏，能帮助我们重建对西方现代诗歌的认识，在肯定性的历史性话语、历史性断言或宏大叙述，和客观真实原则下的描写性、叙述性诗歌之间进行重新定位或选择。其次是关于诗歌的政治性和伦理性的认同，尽管受到来自难以调和的宗派之间的多种压力，希尼保持了一个诗人的独立性，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希尼诗歌中厚实的家乡、泥土和乡亲们这些“乡愁”，是当前连乡土故乡情都被“连根拔起”的现代诗人学习的典范。最后是希尼诗歌看似简单、“技艺难度系数”不高的简洁性语言，一旦读进去，更觉得语言味道无穷，意义丰富。“精神生活的语言词汇总是简单的、贫乏的，物质生活的语言词汇却是无限的丰富”。可见希尼诗歌对读者的教育和启发是深刻的、全方位的。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希尼善于把抽象的东西具体化，把爱尔兰有些特有的农具和农活方式用比喻和隐喻的方式表达出来，十分形象自如、鲜活易懂，比如在《格兰摩尔牧歌》（“Glanmore Eclogue”）中，“人们叫嚣着和平，鞋子却穿到了另一只脚上（And peace being talked up，the boot's on the other foot）”；在《旁注诗十则》之九《煤灰》中，诗人这样描述了烟囱冒出的煤屑：空中飞扬，晾在绳子上的白衣落满黑点，那是一次低空飞掠、一场煤灰的癫狂。

读两位诗人的诗歌，读者也会有很多相互交织的感受，但其中两点是毋庸置疑、刻骨铭心的：一是两位诗人观察生活点滴的角度是与众不同的，不管是事件性的还是乡村田园风光的细节，他们都拥有一双天才般、上帝式的慧眼在观察，往往入木三分，语惊四座；二是生活往事的点点滴滴，哪怕再普通再琐碎，诗人总会赋予它们生机和神奇，释放它们更大的能量、更亮的光芒、更强的魅力，正所谓“平地生秋兰”，诗意笃生，读者读起来峰回路转，平中添奇。

1.3 认知研究

关于王维诗歌的研究，国内成果很多，包括许多期刊论文、论著和课题研究。就论著而言，我们常见的包括如下：（清）赵殿成的《王右丞集笺注》，（清）赵松谷的《王摩诘全集笺注》，陈贻锨的《王维诗选》，陈铁民的《王维新论》、《王维论稿》和《王维诗注》，师长泰的《王维研究》，葛晓音的《山水田园诗派研究》，陈殊原的《王维》，王志清的《纵横论王维》，钱钟联、喻岳衡的《王右丞集孟浩然集》，李亮伟的《涵泳大雅——王维与中国文化》，邓安生等译注、倪其心审阅的《王维诗选译》，陈抗等的《全唐诗索引·王维卷》，黄涛的《王维》，杨文生的《王维诗笺注》，陶文鹏的《王维诗歌赏析》，袁晓薇的《王维诗歌接受史研究》，吴伟静的《王维诗传——边塞仙郎的幽篁心曲》，葛杰的《王维孟浩然诗选注》，刘宁的《王维孟浩然诗选评》，董乃斌的《王维集》，何乐之的《王维》，毕宝魁的《王维传》，陈彤、陈果的《唐代诗话》，曹胜高的《诗画人生——从王维到郑板桥》，林继中的《栖息在诗意中——王维小传》，安旗的《论叙事诗》，吴庆峰的《历代叙事诗赏析》、谭朝炎的《红尘佛道觅辋川——王维的主体性诠释》，张清华的《王维年谱》，郭谦的《盛唐十大诗人交往史录》，入谷仙介的《王维研究》，Vikram Seth的Three Chinese Poets等。还有最近几年出版的著作，比如：董乃斌、王继洪的《名家精注精评本：王维集》，王志清、袁行霈的《古代诗词典藏本：王维诗选》，毕宝魁的《人间最美是清秋——王维传》，兰雪燕的《遇见王维：一代诗佛的诗情与禅趣》，许渊冲的《许渊冲英译王维诗选》，陈殊原的《中国古典诗词精品赏读：王维》，师长泰的《王维诗歌艺术论》等。上述是笔者常参阅的著作，学界关于王维及其诗歌的研究还在继续，其他著作在此不逐一列举。

同样，关于王维诗歌的研究论文，国内也有很多，但无论是著作，还是学术论文，涉及王维诗歌的认知研究却非常少。从已有的认知研究来看，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从认知语言学的图形—背景理论出发，来研究田园诗歌中的意象意义。二是根据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尤其是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概念，探讨王维诗歌中的“门”意象在中国文化中的发展变迁及其对诗歌的无意识影响。三是从诸如容器图示、路径图示、上下图示、中心—边缘图示等的意象图式出发，来理解王维观察问题的视角、诗歌的主题及诗人的思想情感。第四种是基于Fauconnier ＆ Turner的概念合成（或概念整合）理论来解读王维的诗歌，这也是本书的研究重点内容之一。其中，李昌标、王文斌提出诗歌解读的主体间性自洽认知模式即主洽模式，即在平行型、复合型多域复合网络空间模型中，追寻以读者认知主体为引领的读者主体、文本形象和作者主体三者之间的自洽衍推，即主体间性的对话交流、角色转换和意象映射过程，探讨以读者为视角的王维诗歌多域概念整合和在线意义认知解读方式。该模式是主体自洽过程三机制“连接、冲洗和合流”的具体化运作，反映了诗歌语言、意象、思想之间的多域整合认知机制。黄滢滢以Fauconnier提出的四种概念整合网络（单一框架网络、框架网络、单向网络和双向网络）为依据，逐步解释王维诗文中“蒙太奇手法”的意义建构机制。当然，国内一些学者用概念合成理论解读了其他诗人的诗作和语篇，比如汪少华运用Fauconnier的合成空间理论来阐释诗歌中的视角化现象，认为视角空间具有独特的认知力，视角空间的建构及其整合过程可以引导我们更好地把握诗歌语言中意义的构建与解读。余渭深、董平荣认为合成空间为理解诗词的意象组合和创新提供了一种有力的、不可或缺的认知工具。吴胜军论证运用意象构建诗歌意境的过程即是诗人压缩各种重要关系，整合各种意象的认知过程。袁周敏、金梅提出，概念合成理论既可以对诗歌意象表现手法即赋象、喻象和兴象进行分析，也能对意象的组合方式即平面链和立体链进行整合。这些研究成果从概念合成的多个角度对诗歌思想进行了认知解读，成为本课题研究的基础。

关于希尼诗歌的研究，随着希尼199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到爱尔兰，传遍世界，国外立即掀起了研究其诗歌的热潮，论著和论文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以Buttel（1975）、Curtis（1982）、Parker（1993）、Foster（1995）、Vendler（1998）、Moloney（2007）、Crowder（2007）、McCarthy（2008）、Xerri（2010）等的论述为代表（具体论著见本书附录部分）。这股希尼研究热一直没有消退，反而是愈演愈烈，这是因为在获得诺奖后，希尼笔耕不辍，不断推陈出新，接连出版了四本分量极重、屡获大奖的诗集，即《酒精水准仪》（The Spirit Level）、《电灯光》（Electric Light）、《区线与环线》（District and Circle）、《人之链》（Human Chain），这些诗集在世界诗坛再次引起轰动，催生了又一波的研究热潮和研究成果。2013年8月30日蜚声诗坛的一代巨匠希尼辞世，他的诗成为与艾略特、叶芝等比肩的史诗般的经典，人们把目光再次聚焦到这位诗人以及他留给世人的宝贵诗歌遗产，更多的研究在传递、在持续、在强化。在国内，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关注希尼诗歌的研究，其中以王佐良（1988）、袁可嘉（1990）、黄灿然（1995）、傅浩（1996）、丁振祺（1996）、张剑（1996）、吴德安（2001）、何宁（2006）、杜心源（2007）、李成坚（2007）、曹莉群（2010）、戴从容（2011）等为代表。吴德安的《希尼诗文集》（2001）是第一部较全面介绍希尼其人其诗的译著，具有开拓性的研究视野；接着，李成坚（2006）的专著《爱尔兰－英国诗人谢默斯·希尼及其文化平衡策略》、欧震（2011）的专著《重负与纠正——谢默斯·希尼诗歌与当代北爱尔兰社会文化矛盾》进一步论证了诗歌语言特征和文化内涵。可喜的是，广西人民出版社于2016年推出的希尼系列丛书，包括四本诗集和一本访谈录的汉译本，势必推动我国学术界对希尼诗歌新的认识和解读。同时，期刊论文逐年增多，研究深度不断提升。除了关注较多的关于希尼的身份问题、诗歌艺术和部分诗歌翻译之外，从认知语言学的跨学科理论视角来研究诗歌文学，认知解读希尼诗歌的在线意义，这是一个新的研究动向。李昌标借用概念合成（conceptual blending or conceptual integration）的多域性，在平行型、复合型、循环型合成三个维度，解释希尼叙事诗意的合成度：多域性为合成度提供了支配机制，合成度是多域性的具体运作。读者就是在多域性和合成度之间的支配运作过程中，解读诗人不断“挖掘”的真谛，即“叙事升华”。杨聪聪基于Barbara Dancygier对整合策略的选择与叙述视点的关系的考察，论证了叙述视角与概念整合的关系，认为概念整合理论与叙述视角在心理空间上具有相通性。循环型、复合型和平行型视角概念整合模式分别针对三种不同的叙述风格：循环型整合适用于分析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文本；复合型整合阐释了特定视角暂时替换其他视角的现象；平行型整合强调两种不同叙述视角的共存性；叙述视角概念整合模式有利于展现不同叙述视角的转换及其转换效果。这些研究为本书的理论构建奠定了一定的前期基础。

基于上述学界同仁的研究思考，本研究试图系统地构建概念合成的双域网络框架、多域网络框架，在趋同取向、求异取向层面，对王维和希尼的诗歌进行认知比较解读。同时，提出认知叙事、认知语用、认知翻译的概念合成网络框架模式。

1.4 研究框架

本书分八章。

第一章就王维与希尼诗歌的认知思路进行比较综述，认识王维和希尼这两位诗人之异同，认辨其诗歌之相通，了解国内外对诗人及其诗歌的认知研究，并说明本书的研究框架，包括理论构建、双域和多域网络合成分析以及认知叙事、认知语用、认知翻译等。

第二章从概念隐喻到空间映射再到概念合成理论的形成与完善，梳理概念合成理论的历时沿革，重点讨论双域网络和多域网络的合成方式，同时在叙事、语用、翻译等领域拓展概念合成理论，构建趋同关联、求异关联的主体间性自洽模式。

第三章在趋同、求异两个层面分析王维与希尼诗歌的双域网络合成，趋同分析表现为作者主体—读者主体间的趋同思维、王维—希尼诗歌间的趋同特色，比如田园诗（山水田园诗与乡村诗）、宗教诗（佛禅诗与神话诗）、仕途诗与身份诗、边塞诗与暴力诗等；求异分析体现为读者主体—作者主体间的趋异思维，表现为王维—希尼诗歌的深层含义解读和双重叙事运动分析。

第四章从诗歌与多域网络合成的关联性切入，在平行型合成、复合型合成、循环型合成、格律型合成等层面，分析王维与希尼诗歌的多域网络合成，其间例证两位诗人不同类型的诗歌，探索这些类型的概念合成过程及其认知规律。

第五章从不同类型的叙述视角切入，讨论叙述视角与视点压缩之间的关联，从而构建叙述视角下的概念合成认知过程。叙事诗中存在视角转换现象，通过对王维和希尼叙事诗视角转换的形式和意义释解分析，旨在发现循环视角、内外视角（转向一个或数个人物）、交替视角、诗节视角、第二人称多角色视角、多异视角等视角转换形式，及其主叙述空间作用下的概念合成过程，从而找出认知叙事角度下的诗歌解读方法。

第六章根据合作原则分析王维与希尼诗歌的概念合成，合作原则在合作者角色、合作取向（认同或冲突）、合作准则方面，为概念合成提供了变量依据，而概念合成的跨空间映射整合为作者主体—读者主体间的认同合作、冲突合作搭建了认知构架。合作原则和概念合成的结合，为诗歌文本的认知语用解读提供了新的途径。

第七章从认知与翻译的关系出发，分析王维与希尼诗歌翻译的概念合成过程。在双域网络层面，分析原语文本形象—当前译者主体之间的概念合成过程；在多域网络层面，分析原语文本形象—当前译者主体—先前译者之间的平行型、复合型、循环型概念合成。先前译者概念的提出，扩展了诗歌文本比较翻译的认知渠道，促进译语成品的有效产出。

第八章对王维与希尼的诗歌研究进行总结，在理论构建、诗歌比较分析上进一步归纳梳理，并展望本研究的应用前景和学术价值。

1.5 本章小结

本章从认识诗人、认辨诗歌、认知研究三个层面，对中西文化的杰出代表王维和希尼进行了比较介绍，对他们的出生、成长和成就有了初步了解。他们在出生、慈母、婚姻、教育、信仰、足迹、诗歌艺术等人生轨迹上，展示出了个人独到的风格魅力以及承载的民族文化思想，同时在很多方面也表现出了相似的人生阅历和诗歌特点。国内外学者对两位诗人及其诗歌的研究如火如荼，但也不可避免地突显了王维和希尼诗歌在认知研究方面的薄弱和必要性。因此，从第二章开始，我们将梳理认知语言学的概念合成理论，并以此为出发点，在第三章至第七章中，探讨王维和希尼诗歌的认知阐释过程，以及认知语言学与相邻学科的交叉阐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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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老四王紘情况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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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曾言：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王右丞集笺注》卷十七《请施庄为寺表》说:“臣亡母故博陵县君崔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岁。褐衣蔬食，持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一代名僧大照禅师即普寂，是禅宗北宗神秀的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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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ker，Michael．1993．Seamus Heaney：The Making of the Poet[M].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p.225．该书作者Michael Parker曾对包括Seamus Heaney，Seamus Deane，Michael Longley等多名学者进行系列访谈，其中对希尼老师Raymond Gallagher的访谈发生于1985年6月13日的德里，也就是希尼求学之地。
高尔基曾说：扑在书籍上，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
歌德曾说：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在贝尔法斯特女王学院学习的第三年（1959年），希尼开始用笔名Incertus在学院文学杂志上发表诗歌，比如在Q上发表的Reaping in Heat、October Thought，在Gorgon上发表的Aran。在处女诗作中采用该笔名，是出于一个年轻作者对作品的“腼腆、不够自信，仅此而已”。参见Parker，Michael．1993．Seamus Heaney：The Making of the Poet[M].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pp.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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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岭，2001，面对面的注视──与谢默斯·希尼对话[J].读书（4）：87-95。希尼在贝岭的采访中说：“有两个字，我不知道中文中有没有对应，但在英语里，有所谓的responsibility（译按：意为责任，其动词原形是反应、响应）和answerability（译按：意为负责，其动词原形是回答）。两个词的意思是一样的。我想，诗人在根本上是要对世界作出回答，对世界作出反应。”
据陶文鹏在其专著《王维诗歌赏析》（1991：2）中所说，王维被贬背后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当时唐玄宗对他的兄弟岐王李范、宁王李宪和薛王李业十分猜忌，一再排挤，而王维与三王来往密切，因而他便成了最高统治集团勾心斗角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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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发表诗篇时，希尼采用笔名“Incertus”，意为“不确定”——或是因为，刚刚开始发表诗歌，对自己的作品还缺乏足够信心；再则，在以新教徒为主的北爱尔兰，信仰罗马天主教的希尼属于容易被欺负的“少数派”。正如希尼所回忆的那样，在大街上当你说出你姓Seamus时，警察会对你特别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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