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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北宋词日常写实功能的发展——以北宋词序为研究视角
文学院2011(2) 宋紫筠
词为倚声文学,早期词作多是词人在游玩宴饮时应歌而作,内容多以代言体形式写春花秋月、离愁别恨,与文人生活较远,娱乐功能较强。至宋代,词逐渐成为赠别酬唱的重要载体,多有记叙日常生活的词篇,写实功能不断发展。在词日常写实功能发展过程中,词序的作用不可小觑。唐五代至宋初,词人写词多无词序,宋张先始“率先用题序,将日常生活引入词中……缘题赋词,写眼前景、身边事,使词的题材取向逐渐贴近作者的日常生活,改变了以往词作有调而无题的传统格局,也加强了词的纪实性和现实感”。至苏轼“在词中与诗一样大量采用标题和小序的形式,使词的题序和词本文构成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与张先的词题仅起交代创作的时间、地点的作用相比,苏轼赋予了词的题序以新的功能……有了词题和词序,既便于交代词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也可以丰富和深化词的审美内涵”。可见,词序的出现与发展对词的日常写实功能发展作用巨大,对词的审美风貌与内部特质变化也关系密切。本文拟以宋代词序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宋代词序的梳理研究,试图探讨北宋词日常写实功能的发展状态,进而探讨日常写实功能的发展对词作风貌的影响。
一、词序内容与日常写实功能
词序是指位于词牌和正文之间的对词作内容或词题进行补充或注释一段说明性文字,一般比词题要长,并且多是由句子组成,主要包括交代创作缘由、阐释写作对象、简述事情经过、说明创作主体等,如张先的《天仙子》(水调数声持酒听)前写到“时为嘉禾小倅,以病眠不赴府会”,再如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前“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根据唐圭璋《全宋词》统计,北宋时期词人创作的词序数量见表1。
表1 北宋时期词序创作概况
由表1可以看出,在北宋2350首词作中,有227首词具有词序,占9.7%。通过对北宋词小序的分析以及对小序内容和结构的梳理,我们发现许多词人在有意识地进行题序创作,并真实地记载了当时的创作状况与情感状态。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类:
一是说明词作所描绘对象。在《全宋词》中这类小序很多,大多是言简意赅,笔者在统计过程中将此类归为小序中。例如张先《醉垂鞭》(朱粉不须施)前小序“赠琵琶娘,年十二”,点明了琵琶娘是词人所写所赠对象,年十二是对其年龄的叙述说明。再如苏轼《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前序“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此处说明了词人所歌咏的对象是王定国的侍人寓娘。苏轼的好友王巩,字定国,因为受到“乌台诗案”牵连,被贬谪到地处岭南荒僻之地的宾州。王定国受贬时,其歌妓寓娘毅然随行到岭南。后王巩北归,出寓娘为苏轼劝酒。苏轼问及广南风土,寓娘答以“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听后大为感动,因此作此词以赞美寓娘美好的情操和高洁的品格。苏轼《水龙吟》(楚山修竹如云)序曰:“时太守闾丘公显已致仕居姑苏,后房懿卿者,甚有才色,因赋此词。”这则词序说明此词是为太守闾丘公显后房懿卿所写。
二是叙述作词缘由与写作背景。这一类词序不仅记录了词人作词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甚至情感状态,叙事性强,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词人的情感和北宋时期的社会生活、文化等。如苏轼《浣溪沙》(罗袜空飞洛浦尘)序云:“绍圣元年十月二十三日,与程乡令侯晋叔、归善簿谭汲同游大云寺,野饮松下,设松黄汤,作此阕。”点明了作词时间是绍圣元年十月二十三日,地点是大云寺,人物是程乡令侯晋叔、归善簿谭汲,事件是与程乡令侯晋叔、归善簿谭汲同游大云寺,喝松黄汤。词序记事清晰,具有强烈的写实特征。再如卢氏《凤栖梧·题泥溪驿》序云:“登山临水,不费于讴吟;易羽移商,聊舒于羁思。因成凤栖梧曲子一阕,聊书于壁。后之君子览之者,毋以妇人窃弄翰墨为罪。”从这则词序可以得知,词人在旅途中写下这阕词,并把它题在泥溪驿的墙壁上。
《全宋词》中有不少词作在词牌后有叙述如“公旧序云”、“公自注云”等字样,这些序言突破了词牌词调限制,完整地留存了作词时的信息,丰富了词作的内容。从这些词序中,我们可以看出词人在写词时已经突破了此前描写酒宴歌舞的娱乐功能,而是将词人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纳入作词范围,词从酒酣之际的即兴创作慢慢朝着描写日常生活、抒发内心世界发展,日常写实功能在不断加强。
二、张先至苏轼的词序发展轨迹与日常写实功能
(一)词序的初起与日常写实功能的萌芽
北宋初期,百废待兴,内忧外患并存,在宋王朝建立半个多世纪后,北宋社会才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安定平和,词作大量产生的土壤还没形成,宋词创作尚未繁荣,在比较寥落的北宋词坛中,张先是词序的开创者。
张先性格疏放,生活浪漫,在汴京时与王安石、欧阳修、苏轼等皆有往来,在词的发展史上起过承前启后的作用。张先首先开始大量使用题目并且延长为序,有宋以来第一首有小序的词便是张先的《天仙子》:
水调数声持酒听。午醉醒来愁未醒。送春春去几时回。临晚镜。伤流景。往事后期空记省。 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重重帘幕密遮灯,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
词前有小序写到“时为嘉禾小倅,以病眠,不赴府会”。小序首先交代了写词的时间、地点和自己的身份。嘉禾,是宋代郡名,今浙江嘉兴市;小倅,小官;倅,副职。小序还交代了词人卧病,闲居在家,不想入府,心绪不佳。此词为临老伤春之作,为张先词中的名作,通过描写惜春伤春的情绪,感叹年华易逝和孤独寂寞的处境,叹老嗟卑。词中的伤春之情与小序中所反映的心绪密切相关。沈祖棻的《宋词赏析》里提到“张先在嘉禾(今浙江嘉兴)作判官,约在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年五十二。据题,这首词当作于此年。但词中所写情事,与题很不相干。此题可能是时人偶记词乃何地何时所作,被误认为词题,传了下来”。这首词的小序只有十三字,交代了词人的身份和作词时的状态,沈祖棻先生在书中提到《天仙子》一词的写作年代,便是依据张先所作的这一小序。
《全宋词》中共收录张先词165首,其中有词序的仅有5首,他的这5首词序都很简单,除了《天仙子》词序外,还有《醉垂鞭》(朱粉不须施)“赠琵琶娘,年十二”,点明词作所赠对象;《南乡子》(相并细腰身)“送客过馀溪,听天隐二玉鼓胡琴”,写明创作背景;《木兰花》(去年春入芳菲国)“去春自湖归杭,忆南园花已开,有当时犹有蕊如梅之句。今岁还乡,南园花正盛,复为此词以寄意旧词即玉联环”,点明写作的缘由,描绘写作背景;《定风波令》(西阁名臣奉诏行)“霅溪席上,同会者六人,杨元素侍读、刘孝叔吏部、苏子瞻、李公择二学士、陈令举贤良”,介绍了朋友聚会的地点及人物。这5首词的小序仅仅点明了时间、地点、人物以及创作背景,如若没有小序,我们也不难理解词作的内容思想。张先词常用题序,由题写词,记眼前之景,如“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录身边之事,“乍暖还轻冷,风雨晚来方定”具有一定的“纪实性”,这说明张先是有意识地在以自己的日常生活为中心而作词,将日常生活引入词中,词的题材范围开始由对远离创作主体的普泛化情爱之事的描述逐渐转向对贴近创作主体的日常生活环境的描写,由情感上的创造情境转向了纪实性的写境,加强了词的现实感,使得词也像诗一样具有表现创作主体自我生活世界和心灵世界的功能。北宋早期的词序就是带有记事的性质,平淡地记录了作词的时间地点人物或是写作缘由等,是日常写实功能发展的萌芽时期,用词也不甚讲究,较为朴素,并没有太多的艺术性可言。
(二)词序的成熟与日常写实功能的开拓
北宋词坛因苏轼的出现而再度发生风起云涌的改变,苏轼为词坛带来了全新的面貌,影响了一大批词人。《全宋词》中共收录苏轼词363首,其中有序的词近40首。苏轼与张先交往甚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张先启发了苏轼在词序上的创作,“苏轼等人的词大量用题序表明创作的缘起、背景,即是直接受张先的启发”。与张先相比较,苏轼的词序不局限于时间、地点、人物、背景等内容,在此基础上,他增添了更多的内容,重视对题材的扩展和对个人情怀的抒发,使得他的词更能表现其现实生活状态,词序和词作互相补充,相互呼应情感指向。
在苏轼有小序的39首词中,按照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说明酬赠对象
苏轼一生坎坷,升迁沉浮,辗转各地,天下多朋友,所以其词序多酬赠情况的说明。如其《渔家傲》词序云:“金陵赏心亭送王胜之龙图。王守金陵,视事一日移南郡”,记录了词所赠对象为王胜之,地点是金陵赏心亭,事件是送王胜之移南郡。再如词《江神子》序云:“大雪,有怀朱康叔使君,亦知使君念我也,作此以寄之。”说明所赠对象为朱康叔,当时正逢大雪,词人怀念朋友朱康叔,遂写作词寄之。再如《减字木兰花》序云:“过吴兴,李公择生子,三日会客,作此词戏之。”这首词是苏轼与老友的应酬之作,从词序可以看出作词的缘由,表现出作者诙谐幽默的一面。
2.介绍写作缘起与背景
如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序云“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小序篇幅简短,交代了时间为丙辰年的中秋夜,缘由是欢饮而醉,怀念亲人。这正是词人的日常生活情感之一——思亲。由词序到词,两者融为一体,形成一个完整的结构,词序说明背景和缘由,词的本体则书写出苏轼的内心世界。全词立足词人自身,由上阕“问”、“知”、“想”,到下阕“感”、“叹”、“愿”,把一个真实的自我展示在读者面前,具体可感,真实可触,词人书写兄弟之情,常人之事,常人之情。日常生活情景,兄弟真情的写实得到充分的显现。类似的还有其《浣溪沙》序云:“元丰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从泗州刘倩叔游南山。”寥寥数语,交代了时间,提到了人物和事件,与友人游玩本就是日常生活的常态,作者以此作词,上片描写早春的景象,下片写与友人游山时清茶野餐的风味,反映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热爱和积极进取的精神面貌。再如其词《满庭芳》序云:“元丰七年四月一日,余将去黄移汝,留别雪堂邻里二三君子,会仲览自江东来别,遂书以遗之。”词序记载了作词的时间为“元丰七年四月一日”,地点为黄州,因与黄州雪堂邻居与朋友告别而事作此词。
苏轼词中的某些小序所描写的内容与其作品本身有着相互呼应的作用,使得词作所表现出的意境更带有了日常生活的气息,如苏轼谪居黄州时所作《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词序云:“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这则小序中所写的生活琐事极其平常,在路上遇到下雨却没有携带雨具,同行皆“狼狈”,而苏轼却说“余独不觉”,与同行之人形成对比,众人因突然遇雨没有准备,心里感到沮丧,而苏轼“不觉”。词云: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首词写了词人眼前之景、心中之事,作品里“穿林徐行”、“竹杖芒鞋”等是词人对日常生活情景的描述,“谁怕”则是词人直面生活的态度,他用一种满不在乎的口吻叙述了这一事件,平淡地接受了大自然的风雨阴晴,表达了自己“也无风雨也无晴”豁达乐观的处世态度。词作情感与词序内容互相补充,词序是交代了情感抒发的背景,词作内容则是词序的内容的进一步抒写。
苏轼“以诗为词”,将词上升到“无意不可入”的自我抒情文体,其词多有缘事而发、因事抒情篇章。因词体“缘情”特质,许多内容不能于词中表达,于是苏轼多发挥词序作为散文文体的叙事功能,复杂的人生意绪也于词序中不经意间流出。如其词《西江月》小序云:“顷在黄州,春夜行蕲水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由肱醉卧少休。及觉已晓,乱山攒拥,流水锵然,疑非尘世也。书此语桥柱上。”词序记录了词人夜饮之后醉卧溪桥之上的日常生活片段,既有事情原委的叙述,又有景色描写,还抒发了偶尔的人生感悟。在其词序中,我们能读到苏轼被贬黄州时的苦闷寂寞,以及欲求于自然山水中超脱忘我的情怀。词序虽还是记叙词之写作缘起与背景,但已经摆脱了简单记叙的状态,而是具有更为丰富的人生况味,表现出词序的发展与开拓。而其词云:
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
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
词人描绘了诗情画意的月夜美景,表现出一个物我两忘的境界,抒发了词人乐观豁达的情怀。词作内容虽是抒发情怀,但由词序我们可知此词正是苏轼当时情感的真实流露,是其日常情感的写实性抒写,并非为文造情,具有强烈的写实特征。
再如苏轼的另一首《水调歌头》序:“余去岁在东武,作《水调歌头》以寄子由。今年子由相从彭门居百余日,过中秋而去,作此曲以别。余以其语过悲,乃为和之,其意以不早退为戒,以退而相从之乐为慰云耳。”这则小序记录了词人之弟要离开彭门去别处上任,临行前作《水调歌头》词与苏轼告别,苏轼“以其语过悲”,作此词以劝慰弟弟苏辙:
安石在东海,从事鬓惊秋。中年亲友难别,丝竹缓离愁。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扶病入西州。雅志困轩冕,遗恨寄沧洲。 岁云暮,须早计,要褐裘。故乡归去千里,佳处辄迟留。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惟酒可忘忧。一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楼。
词作上阕抒发功成身退的人生理想,下阕抒发归隐后与苏辙相醉忘忧的生活,词情壮怀激烈,怀才不遇之感,功名未遂之叹,起伏于字里行间。词重抒情,因缘于现实之事、身边之人、切肤之感,所以此词具有鲜明的日常写实性。
词序至苏轼已经发展成熟,词序对日常生活的记载已经极为丰富,其内容涉及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以及日常情感的深入之处,正是由于这些词序的存在,帮助读者理解词意,走近词人的内心深处,也正是由于词序的存在,我们才能深切体会到苏轼的大部分词作是其内心的苦痛忧乐之抒写,词已经由“歌者之词”变为“士大夫之词”,词已经成为文人的自我抒情诗,成为文人日常情感的最佳宣泄载体。
(三)词序的普及与日常写实功能的完善
自苏轼之后,北宋词的题序呈现出稳定发展的态势,词前有小序已为词人作词的普遍状态。在北宋后期的文坛上,占主要地位的是出自苏门的弟子,如秦观、黄庭坚、晁补之等人,李之仪、毛滂、葛胜仲等也多与苏轼有联系,受到苏轼的影响,他们也都有较多的词序流传,这些词序内容与苏轼词序较为一致,表现出强烈的相似性特征。
介绍酬赠对象的如黄庭坚《鹧鸪天》词序云:“座中有眉山隐客史应之和前韵,即席答之。”词序表明词是黄庭坚与朋友史应之互相唱和应答之作。毛滂《剔银灯》序云“同公素赋,侑歌者以七急拍七拜劝酒”,词序表明了这是记录劝酒的词作,由席上劝酒而作的词,本身就是一种对日常生活的写实记载。毛滂另有《清平乐》词序云“送贾耘老、盛德常还郡。时饮官酒于东堂,二君许复过此”,表明这是词人送友人贾耘老、盛德常还郡之作。
交代写作缘由背景的如李之仪《满庭芳》词序云“八月十六夜,景修咏东坡旧词,因韵成此”,词序记录了词人写词的时间和原因,在八月十六的夜晚,赵景修吟咏苏轼的词作,词人依韵而作此词。黄庭坚《菩萨蛮》词序云:“淹泊平山堂。寒食节,固陵绿事参军表弟周元固惠酒,为作此词。”词序较为详细地交代了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再现词人作词的状态。毛滂有《浣溪沙》词序云“寒食初晴,桃杏皆已零落,独牡丹欲开”,交代此词是为寒食时节花开花落的日常生活而作。毛氏另有一首《减字木兰花》词序云“正月十七日,孙守约观残灯。是夕灯火甚盛,而雪消雨作”,交代了此词是为孙守观灯而作,并记录了当时的天气状况。再如晁补之《满江红》序云“赴玉山之谪,与诸父泛舟大泽,分题为别”,也是记录了词人贬谪玉山,与诸父泛舟于大泽之上而写下这首词。
有些词序还记载了词人的创作目的,从中可见词人的文学思想与人生态度。如黄庭坚的《鹧鸪天》词序记录了他的创作意图,从词人和表弟之间的日常交流入手,再现了生活情景。词序云:
表弟李如篪云:“玄真子渔父语,以《鹧鸪天》歌之,极入律,但少数句耳。”因以玄真子遗事足之。宪宗时,画玄真子像,访之江湖,不可得,因令集其歌诗上之。玄真之兄松龄,惧玄真放浪而不返也,和答其渔父云:“乐在风波钓是闲。草堂松桂已胜攀。太湖水,洞庭山。狂风浪起且须还。”此余续成之意也。
张志和自号玄真子,曾待诏翰林,后隐居江湖,自称烟波钓徒。张志和共写有《渔父词》五首(亦称《渔歌子》),《渔父》诗一首。《渔父词》五首中最著名的是:“西塞山前白对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由于词人的表弟李如篪说张志和的《渔父》可以用《鹧鸪天》的曲调来演唱,是符合其声韵音律的,只是歌词比《鹧鸪天》少了几句,词人就续写了几句,以便于能完整地演唱出来。黄庭坚《鹧鸪天》词云:
西塞山边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朝廷尚觅玄真子,何处如今更有诗。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人间底是无波处,一日风波十二时。
词人将张志和《渔父》的词句巧妙地拆开,分别写成《鹧鸪天》上下阕开头,每阕后面又各自增加两句,形成一首全词,整体观之,既新颖,又别致。由于黄庭坚深受苏轼“以诗为词”创作理念的影响,“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便是黄庭坚所提出的诗歌创作理论,其要旨在于强调诗人要能在学习前人创作精华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创造出诗词的新意境。这首词确实也形成了新的词境,较之《渔父》原作,虽然少了那份愉悦悠然的心境,却真实地道出了词人自己的内心情感和生活感悟,具有写实性。
综观宋人词序,无论是说明酬赠对象,还是介绍创作缘起与背景,虽然有的简单,有的详细,但词序中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之记载,都再现了词人创作时的现实情况以及当时的情感状态,再现了词人的社会生活与创作状态,为考察词人、解读词作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因为词序的现实性,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词序判断与这些词序相生的词作具有强烈的写实性,从中更可以看到宋词在反映现实方面范围在日益扩大,自苏轼之后,其表现功能已经覆盖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词序发展过程也正是宋词日常生活写实功能的发展状态。
三、北宋词序的发展趋势与日常写实功能的发展
通过研究北宋词序,我们发现词序在总体上呈现出了这样的发展趋势:从数量上看,词序在逐渐增多,篇幅不断加长;从内容上看,词序记载内容更加丰富,信息含量不断增大;从风格上看,词序则由简单客观记载逐渐走向精美讲究。
(一)词序数量、篇幅与日常写实功能的发展
北宋初年,社会未能完全安定,词坛较为冷寂,早期词作也多以酒席歌筵间的娱乐助兴为主,作序者少之又少,词序无论是从篇幅上,还是内容上,都显得十分简略。真宗后期至仁宗时期,晏殊、欧阳修、张先、柳永等词人的出现打破了词坛寂寥,但有小序的词作仅张先五首、卢氏一首。但词序并没有成为一个有意识的概念,更不用说内容形式上的追求。到北宋中后期,词坛逐渐活跃,涌现了大批词人,以苏轼及苏门弟子最为代表,这一时期作有词序的词多达220首,在数量上远超北宋前期词坛。苏轼之前,张先的词序一般均很短小,最长的也不过46字,即上文所提《木兰花》(去年春入芳菲国)的小序。而苏轼创作的词序字数较多的常是几十字甚而达到上百字,例如其《定风波》(月满苕溪照夜堂)词序“余昔与张子野、刘孝叔、李公择、陈令举、杨元素会于吴兴。时子野作六客词,其卒章云:‘见说贤人聚吴分。试问。也应旁有老人星。’凡十五年,再过吴兴,而五人者皆已亡矣。时张仲谋与曹子方、刘景文、苏伯固、张秉道为坐客,仲谋请作后六客词”则有96字。再如苏轼《洞仙歌》(冰肌玉骨)序“仆七岁时见眉州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余,自言:尝随其师入蜀主孟昶宫中。一日大热,蜀主与花蕊夫人夜起避暑摩诃池上,作一词。朱具能记之。今四十年,朱已死,人无知此词者。但记其首两句,暇日寻味,岂洞仙歌令乎,乃为足之”也有91字,其《醉翁操》竟然有173字。上文提及的黄庭坚《鹧鸪天》词序则有114字。
随着词序数量的增多与篇幅的加长,词的日常写实功能也随之发展。词序数量的增加说明相当一部分北宋词的内容描写与情感表达源于生活,是日常生活的艺术表现。如苏轼《定风波》(月满苕溪照夜堂)词序云:“余昔与张子野、刘孝叔、李公择、陈令举、杨元素会于吴兴。时子野作六客词,其卒章云:‘见说贤人聚吴分。试问。也应旁有老人星。’凡十五年,再过吴兴,而五人者皆已亡矣。时张仲谋与曹子方、刘景文、苏伯固、张秉道为坐客,仲谋请作后六客词。”这则小序交代了时间(凡十五年)、地点(吴兴)、人物(张仲谋、曹子方、刘景文、苏伯固、张秉道、苏轼)以及写作缘由(仲谋请作后六客词)。其词云:
月满苕溪照夜堂。五星一老斗光芒。十五年间真梦里。何事。长庚对月独凄凉。 绿鬓苍颜同一醉。还是。六人吟笑水云乡。宾主谈锋谁得似。看取。曹刘今对两苏张。
词作通过好友相聚的今昔之比,抒发了人生如梦的慨叹与时光流逝的悲凉。由于词序对现场的详尽记载,使得读者能够全面了解作者的写作背景和动机,对准确理解作品起到了重要作用。经考,苏轼于元祐六年七月由知杭州迁吏部尚书,顺道考察太湖水灾,来到了湖州,张仲谋等人来送苏轼北上赴任。苏轼此时已经55岁了,在想来湖州前得知从前六客会的李公择过世的消息,在词之前,其余聚会同伴也都先后离开了人世,十五年的时光就像在梦里,竟比那流水还快,上次的六客会“老人星”是张先,这一次的六客会老人星便是“一老”苏轼了。通过词序,读者更能体会词人世事变迁如流水的慨叹。词序的存在弥补了词的不足,而记述详尽的词序为读者提供了信息丰富的背景材料,更可重现词人当时的生活状态,如此长篇的词序与注重个体情怀抒发的词作一起表现出词日常写实功能的长足发展。
(二)词序内容的扩大与日常写实功能的发展
宋代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战乱纷争,经过宋太祖、太宗的励精图治,又通过真宗、仁宗时期的休养生息,北宋年间的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加之北宋崇文抑武,宋代文人生活优裕,“杯中酒常满,座中客不空”是文人共同的生活状态。北宋初期词作多写文人诗酒流连的宴享生活,张先因其词多写“眼中泪、心中事、意中人”而得“张三中”之别号。所以其词序内容多与宴会和歌妓有关。例如其《天仙子》词序“时为嘉禾小倅,以病眠不赴府会”就简单记载了词人因生病不去参加杭州太守宴会的事,内容相当简略。与之相应,其《天仙子》词“水调数声持酒听。午醉醒来愁未醒。送春春去几时回。临晚镜。伤流景。往事后期空记省。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重重帘幕密遮灯,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内容也仍然延续了花间词风,表达了作者伤春怀人之情,延续了唐五代词的抒写习惯,词序虽然真实地记载了词人作词的现实背景,但词作内容并不具备较强的写实功能,仍然是普泛性的情感抒写。
至苏轼,其词序不仅客观叙事,更是透露了词人当时特定状态下的情感态度与指向。如苏轼《水调歌头》词序“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篇幅虽然不长,却不仅交代了时间为丙辰年的中秋夜,事件为欢饮而醉,更交代了对弟弟苏辙的怀念,而词作则是对词序的进一步抒写,词云: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词人由问月、望月、探月、恨月,抒发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政治苦闷,表达了对弟弟苏辙的深切思念,更表现了诗人旷达磊落的襟怀,展示了一个真实的自我。中秋把酒赏月,由月而思人,由思人而念人间的悲欢离合,写日常之事,抒常人之情,而词作境界已然迥别,遂有“东坡《中秋词》一出,余词尽废”的赞誉。词序说明背景和缘由,词的本体则书写词人内心世界,词序与词融为一体,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结构。由张先至苏轼,词逐渐走向词人的自我抒写,词人的日常生活与情感状态成为词人表现的主要对象。
再比如苏轼的《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词云:
昵昵儿女语,灯火夜微明。恩怨尔汝来去,弹指泪和声。忽变轩昂勇士,一鼓填然作气,千里不留行。回首暮云远,飞絮搅青冥。 众禽里,真彩凤,独不鸣。跻攀寸步千险,一落百寻轻。烦子指间风雨,置我肠中冰炭,起坐不能平。推手从归去,无泪与君倾。
此词记载了词人一次听琵琶经历,以各种比喻表现琵琶声音之美与巨大的艺术魅力。其序曰:“欧阳文忠公尝问余:琴诗何者最善?答以退之听颖师琴诗最善。公曰:此诗最奇丽,然非听琴,乃听琵琶也。余深然之。建安章质夫家善琵琶者,乞为歌词。余久不作,特取退之词,稍加栝,使就声律,以遗之云。”由词序可知作者因何作词,为谁而写。虽是栝韩愈之诗,但是词人的个体情绪仍然表露无遗,依然表现出强烈的写实特征。就题材而言,此词很容易流入唐五代词“纤艳”之路,但苏轼以其强烈的个人体验赋予了此词浓厚的自我抒情特征。词序证明了抒情词的日常写实性。
(三)词序的精美化与日常写实功能的诗意化
早期的词序大多较为质朴,几个字即可作为一整首词的小序,例如张先的《醉垂鞭》(朱粉不须施)词序“赠琵琶娘,年十二”,《南乡子》(相并细腰身)词序“送客过馀溪,听天隐二玉鼓胡琴”等均为简单记录,质木无文,词人并未倾情于小序,谋篇布局,雕词琢句。而到北宋中后期,词序已大多变得典雅精致,如苏轼《醉翁操》序:“琅琊幽谷,山水奇丽,泉鸣空涧,若中音会,醉翁喜之,把酒临听,辄欣然忘归。既去十余年,而好奇之士沈遵闻之往游,以琴写其声,曰《醉翁操》,节奏疏宕而音指华畅,知琴者以为绝伦。然有其声而无其辞。翁虽为作歌,而与琴声不合。又依《楚辞》作《醉翁引》,好事者亦倚其辞以制曲。虽粗合韵度而琴声为词所绳约,非天成也。后三十余年,翁既捐馆舍,遵亦没久矣。有庐山玉涧道人崔闲,特妙于琴,恨此曲之无词,乃谱其声,而请于东坡居士以补之云。”这首词序以极优美的文字回忆了琅琊山水之美、泉水之动听,以及醉翁欧阳修赏山乐水的风神,并记载了东坡为补其辞的经过,叙事、写景和抒情融为一体,内容丰富,是一篇精美的词序。其词云:
琅然,清圆,谁弹,响空山。无言,惟翁醉中知其天。月明风露娟娟,人未眠。荷蒉过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贤。 醉翁啸咏,声和流泉。醉翁去后,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时而童颠,水有时而回川。思翁无岁年,翁今为飞仙。此意人间,试听徽外三两弦。
词意与词序内容相合,风格一致,典雅精美的词序表明词人对日常生活的反映也在向着诗意化的方向发展。词序的精美化与日常写实功能的诗意化逐渐形成了互补,由《醉翁操》可见一斑。
四、词序创作与北宋词日常写实功能发展的意义与价值
由词序的发展过程可见北宋词日常写实功能发展的一般状况,而北宋词渐入的日常写实功能又促进了北宋词的内容、词境和情感功能的开拓,对词体的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
(一)扩大了词的抒写范围
词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体裁,最初多写男欢女爱、春花秋月,抒情则离情别绪,内容狭窄,闺怨之作尤多。随着词序的进入,北宋词日常写实功能的发展,词的抒写范围则不断扩大。从伤春悲秋走向自我情感的言说,从女子哀怨走向士大夫的自我抒情。苏轼提倡“以诗为词”,敢于把前人用诗来写的内容题材都写进词里,使词不再局限于言情说爱、伤春悲秋,而是可以用来思乡、咏史、怀古,抒发爱国情怀,真正是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之境。胡寅在《酒边词序》中说:“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
自苏轼之后,从村野民居琐事生活到文人墨客宴饮交游,从春夏秋冬到悲欢离合,词给宋代文人提供了抒发丰富情感的领地。亲友分离、情人伤别、宦海沉浮、追忆过往以及感伤时事等情愫均能在词中得以体现。词不仅可以用来描写闺中女子伤春、悲秋、相思等情感,词人也可以用词表示良好愿望或庆贺,也可以将自然界或社会生活中某种具体事物作为吟咏对象,也可以吟咏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也可以抒发对社会、人生的感慨或思考并展示个人胸襟抱负,还可以凭吊古迹、追念往昔人事,等等。正是由于这些词人对于日常生活写实的描写和丰富繁杂的情感,才使得宋词蓬蓬勃勃地发展,走向繁盛。
(二)开拓了词的境界
站在宏观角度上纵观北宋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北宋词发展变化的线索。词体从初期的小令到中调再到长调,词序也从无到有,从短到长,词的文本篇幅扩大,这对宋词的发展无疑是一种促进与提高。从晏殊《蝶恋花》“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到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由闲雅的惆怅到豪迈胸襟的释放,词体风格变化十分明显。词从一种娱乐助兴的方式逐渐进入日常生活,促进了词人之间的交往,互相唱和,丰富了社会生活,成为记录、了解北宋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苏轼之所以能够开创豪放词风,打破婉约词统治词坛的局面,与其词写实功能的发展密不可分。从词的产生发展到苏轼出现,已经经历了三个多世纪的发展了,从其内容上看,词的场景多是描绘闺楼内庭,情感也是以相思离愁为主,这就局限了词的发展,无论是词人还是词风,都必然会被轻柔婉丽的架构框住,不能密切联系日常写实。苏轼以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来填词,提倡以诗为词,并无意于改变词作抒情的文体特性,而是拓展词的情感功能,扩大词的抒情功能,进一步开拓词的意境,把歌者之词变为诗人之词,将词境空前扩大。
从词序的发展来看,词序的蓬勃发展使得词序不再仅仅只作为词作的附庸,而是逐渐有专属于自身的文学性特点,也逐渐向文学体裁靠拢。词序在被创作与发展的过程中,其功能也在不断地变化着:一是说明了创作的状态,对词的创作背景加以说明,包括作词的时间、地点、原因等,具有纪实功能。二是词序阐释词作的主体,对词作所描写的内容加以阐释,具有一定的导读功能。三是审美价值功能。至于北宋末期已有向长序发展之势,而后的南宋更是词序发展的繁荣时段,然而经历了繁荣之后,词序又从精致繁杂逐渐回归于平淡纪实。词序虽然不能被称为独立的文学体裁,但其在发展过程中已经逐渐开始拥有文学灵魂,作为词的组成部分,词序担当了注解补充的角色,这也是词序最基本的功能。在北宋词的发展历程中,词序并没有一直作为补充说明的存在,而是像词一样,向着文学样式不断发展和完善,渐渐表现出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词序作为词的补充,帮助读者理解词作,而词不断增强的日常写实功能与自我抒情能力则使词的境界不断提升,所以东坡词《水调歌头》才获“《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的高评。
总之,北宋词日常写实功能的发展历程与词序、词体、词境的发展密不可分。词序之于日常写实,在于能够在词作之外阐述词的文本内容,记录词人创作之态,忠实地表现出写实。词体和词境的变化发展打破了词作的文体格式与意境的限制,使得北宋词的创作不再困于旖旎缱绻的情思,不再仅仅是娱乐助兴的口头文学,能够冲破早期词人词作遗留的情感限制,拥有自身独特的魅力,其日常写实功能的发展不仅是与北宋词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也更使得词作具有了史料研究价值,使词在风格上、面貌上、意境上都达到了全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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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许芳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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