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门第与身份

一位六朝诗人的传记，理应从门第说起。

六朝社会是一种门第社会，虽不能说门第是六朝社会的一切，但差不多可以说六朝社会的一切，都与门第有着或显或隐的联系。

在现实空间中，门第是人们各自占有的一个位格。早于陶渊明的西晋诗人左思即云：“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所谓“地势”，即是门第。在生命的历程中，门第是一种带有先天性的决定。晚于陶渊明的刘宋诗人鲍照亦云：“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所谓“命”，在当时来讲，主要也就是门第。生命受气于天地，就其含生之性来说，本无差别，就像一大盆水中的无穷数水滴一样，看不出这一滴与那一滴的差别何在。但造化的巨手将它倾泻在大地上后，社会这个受容器却迅速将它们分别开来，给予它们种种的归宿。但是生命的个体，又并不真的像一滴水那样纯然被动，于是有改变的愿望，有抗争的心理。左思也好，鲍照也好，他们都曾扮演过最活跃、最不安分的“小水滴”的角色，但最后都不约而同地认了命，一定程度上放弃了改变和抗争的行动。

在陶渊明的诗文里面，我们没有看到他像左思、鲍照那样，经常抒发寒素不平之怀；但我们也不能确定他像谢灵运那样确然无疑地属于高门士族。而事实上，作为一个特立独行的隐士，一个超越时流的诗人和思想家，他的人生和艺术，也确实可以看作是对门第社会、门阀文化的一种超越。陶潜的整个造就，使得他最后没有像当时一般的士人那样，始终以门第为安身立命之处，他可以说是于门第之外别求安身立命之处。所以，门第及门第观念对陶渊明的影响，不像左、鲍、谢这些人那样直接。但是，即使是超越，也未尝不是一种联系。尤其是，宏观上门第作为陶渊明的生存背景而存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布置着陶渊明的人生，影响着他的思想。

在《命子》诗中，陶渊明按照当时社会中流行的门阀观念叙述着家族的历史，赞扬着他的祖德宗功：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为虞宾，历世重光。御龙勤夏，豕韦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

纷纷战国，漠漠衰周，凤隐于林，幽人在丘。逸虬挠云，奔鲸骇流。天集有汉，眷予愍侯。

於赫愍侯，运当攀龙。抚剑风迈，显兹武功。书誓山河，启土开封。亹亹丞相，允迪前宗。

浑浑长源，郁郁洪柯。群川载导，众条载罗。时有语默，运因隆窊。在我中晋，业融长沙。

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得？

肃矣我祖，慎终如始。直方二台，惠和千里。於穆仁考，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愠喜……

尧帝陶唐氏——“虞宾”丹朱……夏御龙氏……商豕韦氏……周司徒陶叔……汉愍侯陶舍——汉丞相陶青……晋长沙公陶侃——祖——考，陶渊明勾连出来的这一条生命之链，像一条长河，又像一棵巨树，“群川载导，众条载罗”。但是它却是一条虚虚实实、似断似连的生命链。将氏族追溯到古帝王，是中古士族的惯常作法，目的是要寻一个神圣的始祖，以光耀现实中的门楣，证明家族血统之高贵，而事实上，这样一种族姓的渊源很可疑。但是，当陶渊明钩沉这一条生命链时，与其说是血统的认定，还不如说是精神的承续和呼应。他从这条生命链上呼唤家族的两种精神和人格的传统，一是乘时而起，忠君勤王，建立赫赫功勋。这样的人物都在陶氏的家族史上炳焕，也在整个青史上留名。“君家旧事皆青史”，在叙述到这些列祖列宗的勋名德业时，渊明内心的激动无可名状。“逸虬挠云，奔鲸骇流”，“抚剑风迈，显兹武功”，在那个时代，这是最痛快、最显明的人生价值的实现。陶公并非纵横捭阖之人，但他从家族的功勋史上，也深深知道，建功立业需要机遇：“於赫愍侯，运当攀龙”，“时有语默，运因隆窊”。正因为这个“运”字，引出了家族的第二种精神传统：即时去归隐，保德全身。凡是这条生命链中虚线所藏的先祖，陶渊明都用“隐”的精神去呼应他们：“纷纷战国，漠漠衰周，凤隐于林，幽人在丘”，“浑浑长源，郁郁洪柯。群川载导，众条载罗。时有语默，运因隆窊”。在陶渊明看来，留名青史上的家族人物虽足以自豪，但更多的是隐德君子，包括那位“淡焉虚止”“寄迹风云”的“仁考”。乘时而起，世衰则隐，渊明这样概括着自己的家族传统，也为自己设定了两条道路。所以，历史学家们也许可以通过他们考证否定这条生命链的血脉承续，但却否定不了这精神的连续。

陶渊明可考的直系祖先只有陶侃，及侃父吴扬武将军陶丹。陶丹为鄱阳人，未知出身，大约凭藉军功当了吴国的一员将领。所以陶家作为军功贵族的历史，照理说应该从陶丹算起，但西晋灭吴，使陶丹为这个家族奠立的微薄基业成为泡影。所以渊明的曾祖陶侃早年只能过着孤贫的生活，一切从头开始，但作为一个亡国将领的后裔，在西晋这样一个排斥南方人士、压制旧吴剩余势力的政权中，时势对他是很不利的。但无论是陶侃的母亲湛氏还是陶侃本人，都是那样地追求着振兴家族的事业。《世说新语》中就记载着这样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贫，与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知名，举孝廉，投侃宿。于时冰雪积日，侃室如悬磬，而逵马仆甚多。侃母湛氏语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为计。”湛头发委地，下为二髲，卖得数斛米，斫诸屋柱，悉割半为薪，剉诸荐以为马草。日夕，遂设精食，从者皆无所乏。逵既叹其才辩，又深愧其厚意。明旦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许。逵曰：“路已远，君宜还。”侃犹不返，逵曰：“卿可去矣！至洛阳，当相为美谈。”侃乃返。逵及洛，遂称之于羊晫、顾荣诸人，大获美誉。

陶侃黾勉从公，忠勤于吏事，并且也尽可能按照当时士族的要求塑造自己。上文范逵“叹其才辩”，可窥知这位以尚实行著称的东晋名臣，在青年时为取重士林，也学习过谈辩。通过这些不懈的努力，陶侃终于走进了士林，但有时还不免被中朝名士轻蔑。他被当地太守举孝廉，来到洛阳，去谒见张华，这位向来喜欢提携寒素人物的士林领袖，开始却并没有太理他，“初以远人不甚接遇”。但陶侃毕竟是陶侃，在这方面，他是有韧性的，甚至可以说是谦卑自处的，他多次去拜谒，“每往，神无忤色”，终于使张华与他长谈，并改变了对他的印象。但有一次他与羊晫同车去访东吴名士领袖顾荣，被吏部郞温雅看到，竟讽刺羊晫说：“奈何与小人同载？”可见陶侃作为东吴旧地的一个寒素之士，在中朝士林中地位很低。魏晋之际确有不少寒素之士，凭着吏能或文史实学走上仕途，有些还能取高位。但在西晋末年，这条道路差不多被堵死了，所以尽管有常人所没有的坚毅，陶侃在中朝活动的实绩仍然是微末。但是一个“逸虬挠云，奔鲸骇流”的时势到了，陶侃当西晋灭亡之时，乘上建立东晋王朝这条船，成为陶氏家族功勋史上的顶峰人物：“在我中晋，业融长沙。”

在组建和维护东晋政权的一系列活动中，陶侃成了位重兵强的人物，太宁三年（325），他任都督荆、雍、益、梁诸州军事，领护南蛮校尉，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后又封太尉、长沙郡公，并加都督交、广、宁七州军事。这就是陶渊明所说的“天子畴我，专征南国”。但是，陶侃作为南方寒素而因军功置身显要之位，与当时处于政权中轴和文化优越位置上的门阀士族始终是隔膜的。首先，他们似乎并不想改变从前对陶侃的那种印象，没有真正尊重他的人格。《世说新语·容止》中记载这样一件事：苏峻据石头城作乱，天子被逼迁，温峤和庾亮投奔陶侃。陶侃认为苏峻之乱都是由庾家兄弟外戚专权引起的，扬言“诛其兄弟，不足以谢天下”。庾亮于是害怕去见陶侃，但温峤劝庾亮但去无妨，对庾说：“溪狗我所悉，卿但见之，必无忧也。”结果是：“庾风姿神貌，陶一见便改观。谈宴竟日，爱重顿至。”因为他是浔阳一带溪蛮聚居区的人，所以温峤在背后呼他“溪狗”。在当时，恐怕不只有温峤这样称他。其次，陶侃的功业尤其是手握兵权，对当时的门阀政权来讲是一个威胁，引起他们的猜忌，于是有“梦生八翼”，“潜有窥窬之志”这样的谣传流行，而侃也不得不表示“满盈自惧”（《晋书·陶侃传》），临终前辞归长沙封地。陶渊明也深知他曾祖当年的处境，所以在赞述陶侃时，是勋业与德行并提的，“桓桓长沙，伊勋伊德”，而作为证明曾祖德行的最重要的证据，则是“功遂辞归，临宠不忒”。他带有几分负气地说：“孰谓斯心，而近可得。”这时他一定想起那些加于其曾祖身上的流言了。陶侃与当时门阀名士们的隔膜，还在于他作为一个以吏能进入仕途、并以军功致身高位的寒素出身的人物，提倡实干精神，重力行而不尚清谈玄远。“陶公性检厉，勤于事”，“侃练核庶事，勤务稼穑，虽戎陈武士，皆劝厉之”，“侃勤而整，自强不息。又好督劝于人，常云：‘民生在勤，大禹圣人，犹惜寸阴，至于凡俗，当惜分阴。岂可游逸，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又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而不敢行。君子当正其衣冠，摄以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宏达邪！’”（《晋书·陶侃传》）西晋末虚无放诞以养望的风气大盛，经历乱世后略有收敛，但门阀士族仍然不放弃老庄浮华之风，被奉为中兴名臣的王导、庾亮、温峤之流，也多以玄雅风流自任。当时的权要人物，都得给士林一种自然与名教兼综的形象。玄言诗人孙绰《赠温峤》诗云：“既综幽纪，亦理俗罗。神濯无浪，形浑俗波。”所说的正是士林中推崇的那种名卿巨公的形象。陶侃从来就不符合这一标准，始终只是门阀士群的圈外人。同样，陶氏家族也始终没有进入门阀阶层之中。

陶侃生前没有使其家族进入门阀阶层，他去世后，家族的地位、声望有减无增。就实际权力来说，他刚刚去世，都督江、荆、豫、益、梁、雍诸军事的位置就被庾亮取代，陶侃的爵位继承人陶夏，也因杀害与其争夺爵位的弟弟陶斌而被庾亮放黜。陶侃的另一个儿子陶称，史书说他“虓勇不伦，与诸弟不协”。他曾经率领二百人到武昌见庾亮，“亮大会吏佐，责称前后罪恶，称拜谢，因罢出。亮使人于阁道外收之，弃市”。庾亮杀害了陶称后，上疏朝廷，数落他的罪责，说他“父亡不居丧位，荒耽于酒，昧利偷荣”等等，并说自己本来看在陶侃勤劳王室的分上，“依违容掩”，“思欲有以匡救”。无奈陶称“豺狼愈甚，发言激切，不忠不孝，莫此为甚”，因此为社稷考虑，不能不让他伏法。不管陶夏、陶称他们本人是否真正该黜该杀，庾亮这样做的目的，最主要是为了迅速取消陶氏家族的实力。所以陶侃本人虽曾位高兵重，甚至决定过政局，但他始终没有真正进入门阀政治的中轴，他的家族更是这样。就声望而言，侃诸子除陶范外，都没有太好的名声，给人的总体印象是强悍武勇的。连陶范也并没有为士林所重，《世说新语·方正》篇记载这样一个故事：

王修龄尝在东山，甚贫乏。陶胡奴（范小字）送一船米遗之，却不肯取。直答语：“王修龄若饥，自当就谢仁祖索食，不须陶胡奴米。”

对于这件事的性质，余嘉锡作了颇为精辟的分析：

侃别传及今《晋书》均言范最知名，不知其人以何事得罪清议，致修龄拒之如此其甚。疑因陶氏本出寒门，士行虽立大功，而王谢家儿不免犹以老兵视之。其子夏、斌复不肖，同室操戈，以取大戮。故修龄羞与范为伍。于此固见晋人流品之严，而寒士欲立门户为士大夫亦至不易矣⁽¹⁾。

由此可见，陶氏家族在当时严分流品的门阀社会里，是始终够不上士族资格的。陶侃以寒素尚实之士造成这样显赫的勋业，是时势所致，却非门阀名士们所心悦诚服，因此生前有对他猜忌的流言，死后也是尽可能消除他的影响，甚至完全无视他的功业。《世说新语·文学》所记的袁宏作赋的事，就能见出当时名流对陶侃的态度：

袁宏始作《东征赋》，都不道陶公。胡奴诱之狭室中，临以白刃。曰：“先公勋业如是！君作《东征赋》，云何相忽略？”宏窘蹙无计，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无？”因诵曰：“精金百炼，在割能断。功则治人，职思靖乱。长沙之勋，为史所赞。”⁽²⁾

袁宏这种态度，最能见出当时整个士林对陶侃及其家族的轻忽，余嘉锡在这里又作了这样的分析：

陶侃为庾亮所忌，于其身后奏废其子夏，又杀其子称，由是陶氏不显于晋。当袁宏作赋时，陶氏式微已甚。其孙虽嗣爵，而名宦不达。陶范虽存，复不为名氏所与。观《方正》篇王修龄却陶胡奴送米，厌恶之情可见。非必胡奴之为人果得罪于清议也，直以其家出身寒门，摈之不以为气类，以示流品之严而已。宏之不道陶公，亦犹是耳⁽³⁾。

陶氏家族暴兴而又迅速衰落，表面上看是因为陶侃诸子陶夏、陶称、陶斌的不肖，实际却是当时门阀政治的情势决定的，是门阀压抑寒素的最典型例子，也最能说明门阀士族及门阀政治的性质。陶渊明的祖父是夏、称等人的兄弟行，有人说是陶茂，又有人说是陶岱。陶渊明在《命子》中盛赞祖德，说他“直方二台，惠和千里”，正是一位贤太守。可是到了他的父亲，就没有仕履可叙了。这也可见陶氏家族衰落之快，其原因正是门阀的压抑。陶渊明说他父亲“寄迹风云，冥兹愠喜”，这几个字值得玩味。作为元勋之孙，贤太守之子，并且还是名士孟嘉的女婿，渊明的父亲却只能寄迹风云，身名翳如，这在当时并不是公正的待遇，陶渊明的父亲只有以淡泊自持，不向社会流露喜愠之请。并且走隐逸道路，的确是当时陶氏家族部分成员的选择。《晋书·隐逸传》所记载的陶淡，渊明本人，以及渊明的从弟陶敬德，都是一些“寄迹风云”、“淡焉虚止”的人物。这里面的原因，仍然是作为很快衰落的军功贵族后裔，在无法进入高门士族的情况下，只好选择了隐逸与业文的发展道路。

照余嘉锡的说法，袁宏作赋时，“陶氏式微已甚”，到了渊明的时候，真正只能算是寒微门第了，与王谢一流，已是云泥之隔。但是陶氏家族却并不愿意自承是寒素门第，于是就有溯姓陶唐，并援汉司徒陶舍、丞相陶斌为远祖的举措。这一谱牒，可能在陶侃生前就已撰成，陶渊明作《命子》诗时，只是据谱牒承述而已。但家族实际的寒微出身，陶公不是不知道的。

在东晋南朝时代，决定一个人的出身的，最关键是父祖两辈。《晋书·隐逸传》称：“陶潜，字元亮，大司马侃之曾孙也。祖茂，武昌太守。”未载其父名讳官职。谱牒所载，有称渊明父为陶逸（又作陶敏），曾任安城太守（一作姿城太守）⁽⁴⁾。但陶渊明本人所作的《命子诗》中没有写到他父亲的这一履历。《命子诗》写到他父亲时说：

於穆仁考，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愠喜⁽⁵⁾。

门第社会中，最重父祖两辈的官职。对于渊明父的官位，不但《晋书》、《宋书》诸史不载，而且渊明自己也不交代。如果渊明父亲真是先官后隐，那在当时算是高尚之事，渊明不会一句都不提。可见渊明父亲，很可能是未曾出仕。渊明祖为太守，父为隐士，拥有这样的父、祖履历，按晋宋时代的门第标准，就算陶氏家族已经获得南方士族一员的门第身份，他最多也只能算是寒素士人。

从渊明的自叙中，可以看出其对自己寒素之士的身份是十分明确的：

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絺綌冬陈。含欢谷汲，行歌负薪。翳翳柴门，事我萧晨。春秋代谢，有务中园。载耘载耔，乃育乃繁。欣以素牍，和以七弦。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余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至百年。（《自祭文》）

吾年过五十，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与子俨等疏》）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缾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归去来兮辞并序》）

不管其家族原本的政治地位如何，到渊明自己的身上，完全是以寒庶士人自居了，其之所以自愿过在一般的士族看来是小人之事的躬耕生活，也与他的这一身份认定分不开。他自叙家贫而求仕，并且当“四方有事”的乱局仓促出仕，这种情况与他曾祖陶侃当年仕于州县的情形是一样的。汉晋时代，州县官吏多由本郡有家世背景的寒庶士人担任。陶侃与陶渊明，都属于这种身份，他们的家族虽然在中朝没有荫袭的特权，缺乏门阀士族那种起家清贵、平流进取的资格，但不等于他们就是普通的老百姓，而是往往有地方政治资源和家族背景。渊明所凭借的正是这种地方门阀的资格，但在上层的士林，就只能算是寒庶了。我们再看他的《杂诗十二首》其八：

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岂其过满腹，但愿饱粳粮。御冬足大布，粗絺以应阳。正尔不能得，哀哉亦可伤！人皆尽获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且为陶一觞。

《孟子·万章》：“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耕者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渊明用“代耕”称其为官的实质，正说明其是以“下士”甚至“庶人”自居的，以耕种为本分，正是庶人的生涯。《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云“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直以“陇亩民”自居，也是自认迹近庶民之流。颜延之《陶征士诔》赞颂渊明平生行迹，有这样一段话：

岂若夫子，因心违事。畏荣好古，薄身厚志。世霸虚礼，州壤推风。孝唯义养，道必怀邦。人之秉彝，不隘不恭。爵同下士，禄等上农。

颜氏“爵同下士，禄等上农”，与陶诗“代耕”之语一样，都出自上引《孟子·万章》。颜氏这里虽然是以赞美的口吻说渊明保持了逸隐之志，“蔑彼名级”（《陶征士诔》），但也客观地记录了渊明在当时处于“下士”与“上农”之间的社会身份。所谓“下士”，在晋宋社会，就算是“士人之末”了。《宋书·恩倖传》称宋孝武帝时担任中书通事舍人的巢尚之时说：“鲁郡巢尚之，人士之末。”可见渊明在当时虽然以隐逸得高尚之名，但实际所处的社会阶层却是士庶之间的地位。

当然，渊明是一位习儒修道的士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庶民。渊明对自身的基本体认，是一种贫士的身份，即《感士不遇赋》、《咏贫士》等作品中所展现的这一类贫寒不得志之士。“我实幽居士”（《答庞参军》），“东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拟古》其五），“鸿雁乘风飞，去去当何极。念彼穷居士，如何不叹息”（《联句》），可见他的基本身份还是属于衣冠士人。但在渊明看来，“士”的职志在于习诗书礼义，行道以济世拯人。当他以这种标准来看待士的内涵时，他又觉得自己实际上不够“士”的资格。其《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云：“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既然不能行道，甚至连“忧道”都做不到，就只能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其所忧也就不在道，而在贫。这样的行为，当然算不上是真正的士人了。这也是他说“聊为陇亩民”的真意所在。在传统的观念中，“士”是不需要从事田耕等体力方面的劳动的，《劝农》云：“孔耽道德，樊须是鄙。董乐琴书，田园弗履。若能超然，投迹高轨。敢不敛衽，敬赞德美。”这一番话，是为因从事习儒行道而不能躬耕的那些士人说的，认为只有他们可以不自食其力。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渊明自己甘心从事农耕劳动，是在意识上自觉地从世俗理念中的那种不自食其力的“士”的身份中退下来，甘愿承认自己的庶民地位。在日常的诗文中，渊明也是每每自述“贫贱”，如“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与殷晋安别》），“驷马无贳患，贫贱有交娱”（《赠羊长史》），“重华去我久，贫士世相寻”（《咏贫士》其三），“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好爵吾不萦，厚馈吾不酬”（《咏贫士》其四）。如果说“贫”是指经济方面，“贱”即涉及身份的性质，渊明所说的贱正是指无当世的高名显爵，差不多沦于庶民之流的社会处境。在门阀社会的评价标准里，庶族士人与庶民被视为“小人”，含有人格歧视的意味。《世说新语·方正》：“刘真长、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识小人贻其餐，肴案甚盛。真长辞焉，仲祖曰：‘聊以充虚，何苦辞？’真长曰：‘小人都不可与作缘。’”这里所说的“小人”，是指不具士大夫身份的人，不是指其实际的道德修养与财富地位。渊明自认为“陇亩民”，已经超越这种以身份论贵贱的门阀社会的标准了。左思《咏史》其六借咏荆轲、高渐离表达其蔑视豪右、以人格自重的情怀：“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渊明虽然没有这样激愤之语，但其“蔑彼名级”的观念里，正包含这种轻视豪右、以寒庶自重的思想。为此，他寻找古代高尚道德的贫士、隐士的传统，确立一种“固穷守节”的贫士的行为准则，并且为被一般的士流轻视的农耕劳动找到了高尚的甚至是合乎道的依据：

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智巧既萌，资待靡因。谁其赡之，实赖哲人。

哲人伊何，时惟后稷。赡之伊何？实曰播植。舜既躬耕，禹亦稼穑，远若周典，八政始食。（《劝农》）

这无疑是庶民阶级以劳作为高尚的宣言，其实是针对当时士族社会蔑视庶民、贬之为小人的阶级歧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渊明在思想意识上与门阀士族是有着根本的差异的。其对躬耕行为和对田园生活的审美行为的达到，正是植立于这种觉醒了的庶民阶级的道德观。

渊明还具有很深的“孤介”、“孤寒”意识。其自叙孤介之志，每形于笔端：“总发抱孤介，淹出四十年。”（《戊申岁六月中遇火》）“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饮酒》其十九）“此士胡独然，实由罕所同。介焉安其业，所乐非穷通。”（《咏贫士·仲蔚蓬蒿宅》）颜延之《陶征士诔》也强调渊明的“孤介”情操：“物尚孤生，人固介立。”这种“孤介”的意识及心态的形成，虽然与其性格志趣有关，但是从社会的一方面来看，与其处于士族社会边缘、遭到门阀士族排斥的社会经历是分不开的。渊明与当时以门阀名士为主角的士族社会关系究竟如何，我们现在难以尽知。渊明本人由于其文学与操行，在当时的社会上应该也是属于名士之流的。我们甚至可以说，渊明是陶氏家族的第一个名士。他早年曾在王凝之担任太守时的江州做州祭酒。晚年也曾与王弘、谢瞻等交往，永初二年，王弘为江州刺史，饯送谢瞻、庾登之于湓口，渊明也应邀在座⁽⁶⁾，并作《于王抚军座送客》诗。但是渊明与当时的高门名士之间，是有一种隔阂的心理的，因隔阂而取自动疏远的态度。《拟古九首》其六这首诗，可能是暗寓这种情形的：

苍苍谷中树，冬夏常如兹。年年见霜雪，谁谓不知时？厌闻世上语，结友到临淄。稷下多谈士，指彼决吾疑。装束既有日，已与家人辞。行行停出门，还坐更自思。不怨道里长，但畏人我欺。万一不合意，永为世笑之。伊怀难具道，为君作此诗。

关于这首诗所指之事，有多种说法。逯钦立先生引汤汉的注，认为是说不入白莲社的事情⁽⁷⁾。袁行霈先生注：“稷下谈士所论皆治乱之事、治国之术，如以稷下谈士比喻白莲社所信仰之佛教，不伦不类，汤说非是。”⁽⁸⁾此说甚是。诗中说“稷下多谈士，指彼决吾疑”，可见他想去加入其中的，是一个学术性的名流圈子，这个学术性的名流圈子，我认为是隐指当时门阀名士清谈集团，换言之，即当时的名士圈。渊明在思想上受到玄学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所以这种玄学名士集团对他还是有吸引力。何况上面我们说过，渊明可能是陶氏家族中第一位在当时取得名士资格的人。从本人的愿望来看，进一步加强与当时名士们的交往，无论对于他个人还是他的家族在士林中的地位的提高，都是有益的。他将要出门而又罢行的主要原因，即诗中所说的“但畏人我欺”、“万一不合意”，这正表现出他作为一位家族地位始终未曾上升到文化士族地位之寒庶士人的实际心理。作为一位文学和操行都知名于时的高士，渊明是有可能跻身当时的名士圈中的，但他也深知这个名士圈的势利情形，尤其是高门士族王、谢之流骨子里的优越感。这是他始终与他们保持着距离，最终没有进入名士社交圈的主要原因。这一切，都与他因为家世的原因而被置于士族社会边缘的处境有关。当然，对于这种被置于边缘的处境，陶渊明是不会完全被动地接受的，而是要积极地作出回应，其结果是造成世既弃我、我亦弃世的心态，主动地与当时那个由高门士族主宰的纷华炫眼的士族社会保持疏远：“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草庐寄穷巷，甘以辞华轩”（《戊申岁六月中遇火》）；“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缕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其九）“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轩冕之非荣，岂缊袍之为耻。诚谬会以取拙，且欣然而归止。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感士不遇赋》）由此可见，渊明的归隐田园，甘以“陇亩民”自处，还是有很具体的社会原因的。

渊明的文学，具有浓厚的寒素抒情的色彩。最典型的是《感士不遇赋》、《咏贫士》等作品，就是寒素抒情的传统题材。其所创造的意象，多具有象征寒素的意义，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咏贫士》其一中的“孤云”意象：

万族皆有托，孤云独无依。暧暧空中灭，何时见余晖。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西晋“寒素后门之士”郭泰机的《答傅咸诗》，塑造寒女形象以寄托寒素之悲，稍后的左思《咏史》诗，以“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这样的形象对比，来突出寒素之士对门阀制度的不平之感。这两位诗人创作的象征寒素的意象，久为学者所熟知。陶渊明这首咏“孤云”诗，人们一直只是简单地理解为个人寄托，而没有抉发出其中的社会内容。这里表现出来的深度的孤独情绪，正反映了门阀社会中寒素之士的身世之感。除了“孤云”之外，《饮酒》其四中的“失群鸟”、“孤生松”，《饮酒》其八中的“青松”，乃至于《归鸟》诗中的“归鸟”，也都可理解为寒素守节之士的象征。尤其是“失群鸟”与“孤生松”，表现出具有渊明特点的孤贞的寒素情怀：

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晨，远去何所依。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

从“失群鸟”这样的意象来看，陶渊明选择辞官归隐、离群索居，不完全像我们以往理解的那样完全是他的主动选择，这里面其实有社会的排斥。另一方面，从带有被动遭遇的“失群”，到寻找到了“孤生松”这一归宿，并且表达了“千载不相违”的志愿，则是从被动到主动，是寒素在遭遇社会排斥之后人格上的自我植立，这正是陶渊明这一位寒素士人的自觉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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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1993年，第327页。

(2) 《世说新语笺疏》，第273-274页。

(3) 《世说新语笺疏》，第274页。

(4) 参看龚斌《陶渊明集校笺》附录三《陶氏宗谱中的问题》一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5) 本文所引陶渊明诗文，均用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为避烦琐，不一一加注。

(6) 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附录二《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第287页。

(7) 《陶渊明集》，第112页。

(8) 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年，第3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