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里的『七七』
“家家户户,在兵荒马乱中,也都认为,与其一家团聚在一起,不如分散,各寻安全的去处,能留下一个种子,就多了一个根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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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命里的“七七”:从卢沟桥到中日八年抗战》(台湾远见·天下文化出版公司,2014),张作锦、王力行主编
去香港逛书店,买了一本《我们生命里的“七七”:从卢沟桥到中日八年抗战》,台湾远见·天下文化出版。台湾著名出版家、远见·天下文化创办人高希均,在这本书的“出版人的话”中这样写道:“一个时代的历史,其中有国家命运的颠簸起伏,有社会结构的解体与重建,有经济的停滞飞腾,更有人间的悲欢与离合。”一直以来,我们总是关心历史中国、族的命运,即使关注到个体的人,也多是帝王将相,与普通百姓无干。其实,没有普通百姓,又何谈国家、民族?没有个人的历史,又何谈国、族的历史、世界的历史?
这本《我们生命里的“七七”》中的“我们”,也就是作者们,包括了郝柏村、何兆武、齐邦媛、王鼎钧、许倬云、张玉法、星云法师等人,都是中国政坛、文坛、知识界、宗教界的名人,而在这本书中,他们还有共同的身份:抗战的经历者和历史的见证者。
作者们皆是大才高人,但这一次,他们发表的却不是长篇宏论,而是一篇篇个人的回忆文章,或者说是个人经历的抗战史。篇幅虽不长,却因撰述者的真情实感让读者在许多处都为之动容。以我个人来说,读这本书好几次都忍不住落泪。
比如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就讲了战时自己家庭骨肉分散的遭遇,他总结道:“家家户户,在兵荒马乱中,也都认为,与其一家团聚在一起,不如分散,各寻安全的去处,能留下一个种子,就多了一个根苗。”这话读起来好似轻描淡写,但个中又蕴涵了抗战岁月多少家庭背井离乡、生离死别的辛酸苦泪。
历史学家、翻译家何兆武先生在“七七事变”爆发时年仅16岁,当时是北平师范大学附中的一名高一学生。战火袭来,学校南迁,回忆当年离开北平的那个早晨,何老这样写道:“(火车站)人很多,可是静悄悄的,一点儿声音都没有,好像一根针掉到地上都听得见,整个火车站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死寂。”何老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寂静得近乎恐怖,好像空气都凝固了……有一种要亡国的感觉。”
可能有人觉得这种感觉太压抑太消极了,完全不像一些抗战题材影视剧痛快。但亲爱的朋友,真实的抗战是没有手撕鬼子、手撕坦克的,也没有人能像超人一样躲避子弹,随手扔个手榴弹就能炸下一架飞机,更没有单凭一个中国人就轻松地干掉鬼子一个大队……
亲爱的朋友,真实的历史不是影视剧和网络游戏,是从“九一八事变”至日本投降期间,中国付出了3500万人以上的死伤;是战时中国有上亿军民经常处于半饥饿状态;是“淞沪会战”时驾机撞击日军旗舰“出云号”的沈崇诲,这位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高才生,牺牲时年仅25岁;是抗战期间为了不至动摇军心,连京剧《四郎探母》都要禁演……
距离“七七事变”全面抗战已经过去八十余年了。时间不停向前,渐渐的,当年抗战的参与者、见证者越来越少。当这本《我们生命里的“七七”》里的作者也都作古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又将如何给我们的后人讲述我们生命里的“七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