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隐士的由来

隐士也叫“幽人”、“逸士”、“逸民”、“高士”等，《后汉书》有《逸民列传》，《晋书》、《唐书》、《宋史》、《明史》等都有《隐逸传》，《南齐书》有《高逸传》，《清史稿》有《遗逸传》，嵇康、皇甫谧有《高士传》，袁淑有《真隐传》，称呼不一，写的都是同一类人。

隐士是与“官僚”相对而言的，它的含义是说，这个人本来有道德、有才干，原是个做官的材料，但由于某种客观或主观的原因，他没有进入官场；或者是本来做官做得好好的，后来由于某种客观或主观的原因而离开官场，找个什么地方“隐”起来了，这就叫“隐士”。当隐士的如果改变行迹，进入官场，这叫“入世”；当官僚的如果改变行迹，离开官场去当隐士了，这叫“出世”。我们就从这一“出”一“入”上，也可以看出“隐士”与“官僚”的对应关系了。一般的农夫樵子是绝对不能称为“隐士”的，试想，如果一亿人里头有九千八百万“隐士”，那“隐士”还能值钱么？

“隐士”和“官僚”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是一对面貌不同、服装不同的孪生兄弟。它们彼此依存，有矛盾，也有联系，它们是被历代统治者用来统治国家、统治黎民百姓的两种政治势力。这对于某些愤恨官场、誓死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人来说，似乎是有点委屈，但少不能胜多，点不能概全，就几千年来滔滔汩汩的所谓“隐士”这种文化现象的总体而论，对其基本性质我们不能不下这样一种严峻的结论。

隐士的历史，应该和“官僚”的历史一样久远，应该是自从有了官僚，同时也就有了“隐士”。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的“官僚”与“隐士”究竟是什么样子，今天说不大清楚，因为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资料，绝大多数都是封建时代的人写的。这里面尽管也写了某些奴隶社会，甚至原始社会的人物、故事，但这些有的只是一种传说，更有些完全是带有个人目的、个人色彩的编造，所以可信程度很差。不过话又说回来，既然我们今天没有那时的材料，而只有现存的这些故事和传说，那么我们在这本书里也不妨连带着说说，只不过我们对这一部分材料不必太认真就是了。

中国最早的隐士，看来要算巢父、许由、王倪、善卷等人了。据皇甫谧《高士传》说，许由是唐尧时代的人，唐尧想把天下传给他，许由不仅不接受，而且还认为是唐尧这话弄脏了他的耳朵，于是赶紧跑到颍水边上去洗。正当许由在颍水里洗耳朵的时候，有一个人牵着牛到水边来饮，这个人就是巢父。他问许由在干什么，许由把事情向他说了一遍。巢父听了很生气，说：“你在河里这么一洗，不是把整个河水都给弄脏了吗？那让我的牛还怎么喝？”于是便只好牵着牛绕到上游去饮了。这种故事大体都来源于《庄子》，是庄周学派为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而编造出来的情节。司马迁对此是不相信的，他在写《史记》的时候，曾特意地加以辨明，剔出不要。

到了商朝末期，出过三个大隐士，即姜太公和伯夷、叔齐。据《史记·齐世家》，姜太公一辈子怀才不遇，到处碰壁，直到七十多岁了还在渭水河边上当隐士。有一天，西伯姬昌（即日后的周文王）要出门打猎，临行前占卜，得到的解释说这回获得的将不是龙、不是虎，而是一位王者之师。结果周文王在渭水边上遇到了姜太公，后来姜太公遂辅佐周武王灭掉了商朝，建立了西周王朝。关于伯夷、叔齐，据《史记·伯夷列传》，伯夷、叔齐是孤竹国君的长子与三子。老国君死后，遗命传位于三子叔齐。叔齐不受，让位与大哥伯夷。伯夷也不受，兄弟二人遂一齐离开孤竹，前往投奔西伯姬昌。当时姬昌已死，周武王正载着其父西伯的灵位，出兵东下讨伐殷纣。伯夷认为这是不仁不义的，于是前去扣马拦阻。周武王不听，终于灭掉了殷纣。伯夷、叔齐赌气地隐于首阳山，发誓“不食周粟”，最后竟自饿死了。伯夷、叔齐曾受过孔子的表扬，司马迁认为可信，于是把他们写在了《史记》“列传”的第一篇。

春秋时代的隐士，据《左传》记载有介之推。介之推与赵衰、狐偃等都是晋文公的佐命大臣，他们一同跟着晋文公在国外奔走了十几年，最后辅佐晋文公打回了晋国。晋文公取得政权后，介之推看不惯群臣们那种争权夺利，那种贪天之功以为己有，于是不告而别，躲到深山里去当隐士了。晋文公无法寻找，心想如果放火烧山，肯定可以让介之推自己走出来。没想到介之推抱木焚死，竟是宁死也没有出山。当地的老百姓同情介之推的遭遇，遂把每年阴历清明的前一天定为“寒食节”，每到这一天大家都不生火，以此来表示对介之推的悼念。春秋末期的隐士，据《论语》记载有长沮、桀溺、楚狂接舆、荷篠丈人等。据说有一天孔子在蔡国的田野上迷了路，刚好这时路边的田里有两个高大粗壮的汉子（长沮、桀溺）在那里耕作，孔子便打发子路前去询问。两个汉子说：“那边车上坐的是谁？”子路说：“是我们老师孔丘。”汉子说：“是鲁国的那个孔丘吗？”子路说：“是的。”两个汉子头也不抬地说：“他那么聪明的脑瓜还用得着向我们问路！”接着又问：“你是谁？”子路说：“我叫子路。”两个汉子说：“如今天下黑暗动乱，就如同那滔滔的洪水，到处都一样，谁整治得了？与其跟着你们先生东奔西跑地躲这个，投那个，你还不如来跟着我们干脆同这个倒霉的世道彻底决裂！”后来孔子在楚国首都的街上路过，忽然一个“疯子”（楚狂接舆）踅到了孔子的车旁唱道：“凤凰啊！凤凰啊！你的德运怎么变得这么衰弱？过去的‘圣世’已经一去不再复返，还是多想想今后的日子吧！完啦，完啦，如今的执政者危险啦！”孔子听了很有感触，刚要下车找他谈谈，可是一转眼就再也找不到了。

战国前期的著名隐士有段干木，魏文侯时人，据说魏文侯请他做官，他不做；魏文侯去拜访他，已到达门前，他避而不见，竟翻墙而走。《战国策·齐策》里写过一个隐士颜斶（chù处）。据说有一次颜斶遇到了齐王，齐王向颜斶招呼说：“颜斶你过来。” 颜斶说：“齐王你过来!”齐王不高兴地说：“究竟是国王尊贵，还是你这个士子尊贵?”颜斶说：“国王不如士子尊贵。当年秦兵攻入齐国，秦将下令说：‘柳下惠当年是这一带的名士，你们一定要保护好他的坟墓。不管是谁敢到他的坟上去割一把草，也将定斩不饶。’接着秦将又说：‘谁要是能够砍来齐王的人头，他将得到千金万户侯的爵赏。’两相比较看来，活齐王的人头似乎还比不上死士子的坟丘哪！”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值得怀疑，因为《战国策》作者写书的意图就是为了吹捧士人，夸大士人的作用，来为他自己所属的士阶层张目。但是战国时期的士人，不论是策士、文士、侠士、隐士，他们都有一种傲视王侯的习性，这一点倒是的确存在的。这个时期的思想家中有老子和庄子，他们都发表过许多非常典型的隐士言论，所以尽管当时没有人称老子、庄子为“隐士”，但后来的人们写《高士传》时却总是把他们写进去的，所以我们在这本书里也把他们归入了“隐士”的范畴。

秦末汉初的隐士著名的有圯上老人与商山四皓。圯上老人就是张良早年避难时在下邳破桥（圯）上遇到并接受了他的赠书的那个颇有神秘色彩的老头儿。商山四皓见于《史记》，他们是秦末的隐士。当刘邦灭秦灭项建立了西汉政权，晚年想要废掉太子刘盈，另立赵王如意的时候，吕后听取张良的主意，派人请来了商山四皓，通过他们的活动，保护了太子刘盈的安全。

从遥远的荒古到西汉时代，在这两千多年中间，有记载的隐士是不多的。从这些有记载的隐士的政治态度上看，以厌恶官场，不与现实统治者合作的居多。也正由于他们人少，成不了什么大气候，所以历代统治者对他们也没有什么一贯可循的政策，基本上是任其自生自灭。尽管孔子也曾大声疾呼过什么“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但当时并没有谁来理睬他。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这引起了许多官僚与士人的不满，不少人纷纷离开官场去当隐士了，这在当时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问题，所以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很自然地就做起了“举逸民”的工作。《后汉书·逸民列传》说：“光武侧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车之所征贲，相望于岩中矣。”召集前一个王朝的反对派来为自己服务，既得实利，又获好名声，刘秀何乐而不为呢？这大概是封建王朝真正从国家的政策制度上做出的优礼隐士的开端。但东汉王朝的这种做法并没有维持多久，“自后帝德稍衰，邪孽当朝，处子耿介，羞与卿相等列，至乃抗愤而不顾，多失其中行焉”。也就是说，从东汉后期开始，脱离官场，与现实政治对立的隐士又多起来了。

我们需要分清的是，西汉后期隐士的出现，是针对王莽篡位这一个具体事件而发，而东汉后期隐士的大批出现，则不仅是针对着某一个人、某一件事，乃是与一种时代潮流、一种社会风气紧密相关了。东汉后期，前后两次党锢之祸使许多文人士大夫遭到杀戮、禁锢，许多人被迫背井离乡，东躲西藏，饱受颠沛流离之苦，这使当时很多人的心灵上都蒙了一层悲哀绝望的阴影。同时，道家思想、佛教思想大肆泛滥起来。接着又爆发了黄巾农民大起义，中国陷入了四分五裂、军阀混战的局面，社会更加动荡不定了。在以上几种因素的影响下，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们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倾向：一是颓废没落，沉湎于酒色荒淫；二是服食炼丹，幻想着飞举成仙；三是脱离人世，钻入深山野洞去当隐士。我们只要一读汉末的乐府与文人五言诗，就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几种倾向。

从这时开始，中国隐士的历史逐渐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这以后不仅在野的文人士大夫们喜欢当隐士，而且即使是现任的政府官僚们也总爱以“隐士”相标榜。他们在其位，不谋其政，对国家的大事不表态，不关心。这种行为如果在先秦、在汉代，会被人骂为“尸位素餐”；但是在魏晋或魏晋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这种行为不仅不受到斥责，反而会被人认为是一种“清高”，而那些操劳国家大事的人反而被认为是“庸俗”。这种局面的出现，是与汉魏之交、魏晋之交的政治迫害分不开的，当时许多有名的文人如孔融、杨修、祢衡、何晏、嵇康、陆机、郭璞等，都是死在了当时的政治斗争旋涡中。为了躲避这种迫害，有些人躲进深山去当隐士，如孙登、董京等；但也有许多人离不开官场，于是便整天喝酒、吃药、谈玄，反正不谈论国事，不评论人物的优缺点，这种人的代表就是以嵇康、阮籍为首的“竹林七贤”。他们这种人也说自己是“隐士”，而且调门唱得比任何隐士都高。他们说“隐于山林”的是“小隐”，因为他们是害怕经不住红尘的诱惑所以才躲到了山林岩穴之间；而能够“隐于朝堂之上”的才能算是“大隐”，因为他们内心修炼得好，不怕任何外界的干扰与诱惑。

随着隐士队伍的急剧增加和隐士标准的大幅度降低，滥竽充数的假隐士也日益多了起来。魏晋时期的隐士，多半有一个躲避政治迫害的问题，由于这时当“隐士”的有许多是名人，所以西晋以后那些不受迫害，但是喜欢混迹于这些名人之中的赶潮流者也就渐渐地多了起来，他们不是不得已而隐，而是为隐而隐，以隐为高，《世说新语·栖逸》中就写了不少这种人。例如东晋骠骑大将军何充的弟弟何准，生于大官宦之家，却一心要当隐士。有人劝他出去做官，他说：“我现在没有出去做官，我的名望就比我做官的哥哥差了吗?”又例如大官僚孟万年的弟弟孟陋，“希慕古人，不乐仕宦”。京城里的显贵们想一睹他的风采，于是便假说孟万年病了，催他赶紧来京。孟陋急急忙忙赶到京城，只见对他围观者如堵，人们一边看着孟陋一边嗟叹说：“有这样的弟弟，孟万年真是该马上就死！”

与此同时统治阶级对待隐士的政策也有了新的特点，这就是不分真假，不分在野或在朝的隐士，一律给以褒奖，给以优待。《晋书·隐逸传》说：“自典午（即司马氏）运开，旁求隐逸。”晋朝如此，再往后的刘宋、南齐以及梁、陈莫不如此。统治者们对隐士为什么表现得如此“开明”？其一是他们看到了这时的“隐士”与朝廷对抗的已经越来越少，多数都已经是一些无才无德的庸碌之辈，甚至是一些沽名钓誉之徒，这些人对朝廷根本不可能构成任何危害。而且话又说回来，即使其中有几个与朝廷有点磕磕碰碰，又有什么了不起呢？其二，这些人标榜不想做官，不争名夺利，这和朝廷里那种无日无夜的你死我活的争权夺利，不正是一种鲜明的对照么！统治者表彰这种人、提倡他们的这种为人处世，这对于朝廷里那些贪婪的野心家们不也是一种讽刺、一种针砭么？这就是历代“正史”之所以大都写有“隐逸传”的原因。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可以“抑奔竞”，可以“激世砺俗”，可以“激清风于来叶”。更何况这样一来，统治者又可以得到一个“举逸民”、“招隐士”、“礼贤者”的美名，“上合于周公之礼、孔子之教”，何乐而不为呢？其三，这样一来，无形中就会在“隐士”中培植出一批或明或显的亲朝廷派，这些人不仅不再与朝廷对立，反而为朝廷歌功颂德，他们从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角落，都起着一种非官僚作用，一种非统治者的统治作用。这一点如果在南北朝时还表现得不太清楚的话，那么到了唐代、宋代，以至于元、明、清时，就表现得非常清楚了。

中国隐士最受宠、最春风得意的时期是在唐代和宋代。早在南朝时期的陶弘景，就曾深受梁武帝的信任，以至于被人称为“山中宰相”，但这是绝无仅有的。到了唐宋，这种情况就不胜枚举了。唐代统治者对于他那个朝代的隐士是不是真的从内心里尊敬，那是大可怀疑的。据《新唐书·隐逸传》说：“唐兴，贤人在位众多，其遁迹不出者，才班班可述，然皆下概者也。”这当然是宋朝史官的看法，难道唐朝统治者就没有这么看？但唐朝统治者对隐士们的尊崇却荣耀得很，孙思邈先后受过唐太宗、唐高宗的召见、馈赠；田游岩曾接待过唐高宗的亲自登门拜访；王希夷、卢鸿、司马承祯等都受过唐明皇的召见；吴筠、贺知章等更被请到朝廷做官。至于在地方上受到观察使、节度使等方面大员优礼相待的就更不用说了。宋代的隐士陈抟，人们明明知道他“无他术”，但宋太宗仍“待之甚厚”，赏赐有加，并“屡与之属和诗赋”。隐士种放的母亲死了，朝廷“诏赐钱三万，帛三十匹，米三十斛以助丧”。后来宋真宗把他召到京城大富大贵地住了一阵子，临走时，宋真宗还“命馆阁官宴饯于琼林苑，上赐七言诗三章，在席皆赋”。这样的荣宠，连许多宰相、大将军们也不见得有过。此外如李渎、魏野、邢敦、林逋、高怿等，有的接受过皇帝的诏书，有的接受过皇帝的赏赐，有的受到过皇帝的封谥。至于受到范仲淹、文彦博、王安石、张俊、张孝祥等一系列名公巨卿所礼遇、所举荐的，就更加数不胜数了。

也正因为唐、宋时代的皇帝们特别尊礼隐士，所以在唐代也就特别兴起了一股走“终南捷径”的风气。终南山历来是个隐士、“神仙”出没的地方，因此人们就拿它来代指“隐士”。这个典故的意思是说，一些人本来是一脑门子想要挤入官场的，但由于通过考科举的道路太艰难，而且也太缓慢；而如果当隐士出了名，直接受到皇帝的召见，那不就快得多、省事得多了么？这一类人又比南朝时期的“为隐而隐”更进了一步，他们已经是非常明确地成了“为官而隐”了。这种人在唐朝风盛一时，统治者对他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加任何挑剔。这种“身在江湖，心在魏阙”的假隐士是早在南北朝时就有的，所不同的是，在南北朝时还只是一种个人的行为，而到了唐代便成为一种公开的进入官场的途径了。到了宋朝，情况有所改变，统治者们一般都讨厌这种人。以宰相宋祁、欧阳修挂帅所修的《新唐书》就鄙弃地称这种人为“放利之徒”，说他们“假隐自名，以诡禄仕”，说他们是“托默于语，足崖壑而志城阙”。

到了元、明、清时代，这时的隐士就再没有唐、宋的隐士那么幸运了。据《元史》记载，元朝隐士除个别人在元军灭宋时因给元代皇帝筹谋划策而被追封为“国公”外，一般隐士多为儒生。这些人都没有什么个性特点，这与宋代以来的注重理学，文人士大夫们多讲究读书明理、修身养性的时代风气紧密相关。元代征服者为了统治汉人，有时也对这些人加以起用。元朝末年，又出过一批有文武才干的暂隐待时的“隐士”，如王冕、刘基、宋濂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明朝开国时期的重要人物。这与汉末、隋末的情况大致相同。明朝统治者在中国古代大概是属于最不讲尊崇隐士的，明朝初年曾颁布过惩治士人不为朝廷服务的法令。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大诰》第十条就明文规定说：“寰中士大夫，凡不为君用者，其罪皆至抄扎。”这在中国的古代史上实在是耸人听闻的。到了明代中叶，据《明史·隐逸传》，当时“巍科显爵，顿天网以罗英俊，民之秀者，无不观国光而宾王廷矣。其抱环材，蕴积学，槁形泉石，绝意当世者，靡得而称焉”。意思是说：这时的人才都已经到了朝廷，别处再也没有隐士存在了。其实还是统治者们不想要这些人。与前代有所不同的是，元明清时期的民族矛盾一直尖锐复杂，宋末元初和明末清初都有相当一批隐士是出于不愿接受外族统治而走上“隐逸”道路的。这种人在《明史·隐逸传》和明代作家宋濂、高启等所写的单篇个人传记里都有很多，尤其是《清史稿·遗逸传》，共有两卷，写的几乎都是这种不满清朝统治的人。

隐士归隐的原因五花八门，隐士的面貌也应该是形形色色的，某个时期由于某种政治原因，或是由于某种风气所致，可能某种类型的隐士更多一些，但绝不可能只有某种样式的一种人，或者干脆都没有。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某个时期的材料竟是如此一边倒，一刀切，这不能说明当时真的没有别样的隐士，只能说明各朝代《隐逸传》的作者是如此选择，或这些作者所代表的当时的官方选择是如此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