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野泥深老亦耕

——傅憎享自序

《弄潮儿》书名挺好，但我不是弄潮者，对潮陌生而怯惧。与潮相比，更喜欢生养我的黑土地。父老们以大事纪年，说我是“事变”那年出生的；那是1931年，酷暑的7月6日。干支为辛未，属羊的，土命。八字注定命运不济，辛未：辛酸味。一生下来，浑身青紫，进气儿多、出气儿少。邻居大婶说：扔了喂狗吧。母亲说：要扔，也得断了气。放在地上，似乎黑土给了我力量，这口气居然至今多次要断然而未断。故而喜欢土地，也喜欢陆游诗句：“原野泥深老亦耕”。

家乡，一望无际的沃土平原。虽然远离大海，然而阿拉楚喀河却拥抱着小城；小城因之得名为“阿城”。河水，对爱水的人是爱抚、是拥抱；对我这眷恋泥土的土命人，不是热吻，而是吞噬。10岁那年，酷暑，三五同学结伴柳荫垂钓。钓竿相挨，小伙伴们一条接一条，似乎我的鱼钩儿是直的，就是没有鱼儿来咬钩。为洗酷暑，小伙伴儿们纷纷入水。我孤零零地，在柳荫下，守着直钩。上流漂下来放排散落的原木，小伙伴把粗大的原木推到我眼前，说抱上它学水万无一失。有了他们的护持，有了救生原木，胆儿壮了几分，战战兢兢地下了水。没料想，旋涡冲击原木旋转着，弃我而去。小伙伴儿没让我遭灭顶之灾，却也呛了几口河水。这是第一次，也就是最后的一次。从此，对潮、对水望而生畏。不要说弄潮，观潮也不曾，看上几眼，不说胆战，却也心惊呢！

1.我对《红楼梦》像对河水一般，只在荫下看着人们中流击水。自知钩直，连垂钓之奢想也并未萌生。仍然是偶然的机缘，1979年戴不凡先生在《北方论丛》上发表了《红楼梦》不是曹雪芹所作的长文。长文却与40年前从大森林中漂入阿什河的原木相似，把我这年近半百的人带入了《红楼梦》旋涡之中。戴先生判定是操吴语的吴侬之作，先生所据的吴语，依我之见多为北语。信笔写下了《莫将北调作南腔》。此文与悼先生的讣文同时发表在《红楼梦学刊》上。戴先生像我依恃的原木飘逝，我淹没在《红》水之中，扎挣了五六年。从六年间稚拙的论文中，选出22万字集结为《红楼梦艺术技巧论》，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于1986年初出版。书的内容包括：色彩、绘声、人心、外貌、动态、道具、退场、省笔、悬念、幽默、趣笔、谐偶、比喻、夸张、炼字、炼话，以及继承与创新、艺术之真假，等等。因为是从芥豆之微的小处谈艺术技法，出于主题的集中，戴先生未能看到的那篇《莫将北调作南腔》，未能收进，这是双重遗憾的事。

2.土命人，性畏水。有时，怕也没用，非得与水周旋不可。1947年，还是酷暑的7月，我离开了小伙伴和阿什河，投身“东北民主联军”。那时，刚满16岁，三八大盖儿比我还高呢！秋天，驻在松花江南岸的小村：聂司马。一天，深夜紧急命令，火速撤回江北。我和一块儿入伍的同乡同学王子瑜奉命检查撤离的群众纪律。还真多长了个心眼，跑步奔向村西头，从西向东逐户征求意见。刚到村东口，敌人就从村西进了村。刚踏上接应的小舢板儿，到了江心，追兵就到了江边。漆黑的夜、漆黑的江水，神秘莫测，哗哗的江水声比追兵的喊叫、枪声更可怖。我俩有幸没葬身江底，多年之后子瑜却埋葬在朝鲜的冻土中。1950年4月30日，进军海南。也是漆黑的夜、漆黑的南海。怕水的人由阿什河转至松花江，这回升级到南海。夜似乎把海扩大了，登陆艇在漆黑无际的海面，显得无着无落。越怕越吓，吃水量很浅的登陆艇竟搁浅在海中突出的礁石上。战事不容畏惧，下去推艇。顺水推舟的瞬间，重新燃火的艇身剧烈抖动，把我抖落在海里，又呛了几口水。此后，对潮、对海畏怯之心有增无减。

本来想不再研读《红楼梦》了，想从彼岸撤回到此岸。踏上土地，尽管平原一如大海也是一望无际，然而脚踏实地，心也有了着落。不料想，读《红楼梦》不能不读《金瓶梅》，这又像进军海南那夜下海顺水推舟；不因不由地，把我推向了一个新的滩头：《金瓶梅》。

3.欲研读《金瓶梅》而无书，真应了我撰文所署的“无书斋”三个字。汉字如诗，诗无达诂，实因字无达诂。会不会以为我发没书房的牢骚？会不会以为尽信书不如无书？会不会以为是胸中书多、案头书少？“无书斋”是写实的真话：室徒四壁，确实无书。先时，书虽不多，却也曾经有过。“文革”时期，被洗劫一空。从此，便没有了书，便也不再买书：买不起，也买不齐。“无书斋”是名正且也言顺的了。随着书的被抄没，人也被下放到沈阳线材厂，当了轧钢工。从1969年10月到1978年初，一干就是10年。“文革”时期及以后的一段日子，不要说个人无书，图书馆的书也封了。我老伴工作的商店与沈阳铁路图书馆比邻。她为我走后门借书，以补我无书之苦。当时可以借阅的是甲骨卜辞、吉金文字、语音方言等冷僻的书。其时，改职“更夫”，看郊外仓库，名曰库，实为库址的一片空地，看管好自己就算尽职了。值班一天一夜，休两天两夜，其实一样，都在休息。其时，凡能借到的什么书都读，饥不择食、虎咽狼吞。写出了心得《论汉语词汇规范化》和《形声字问难》两篇（分别发表在《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1期和第4期上），因为有这些文字，我才进入了辽宁社会科学院。

4.欲研读《金瓶梅》而无书。不仅我个人无书，我所在的社科院只有一部香港的坊间本，陈湘记书局的《真本金瓶梅》。印刷质量糟得很，“土兵”误植为“士兵”，“嚼倒泰山不谢土”误作“推倒泰山不谢土”之类的错误百出。“真本”似为崇祯系统之删节本，虽不足据，然无书也只好权且为据，据此写出：《论〈金瓶梅〉对〈水浒传〉的归化与异化》。怕有闪失，将文稿寄呈正在校勘崇祯本的王汝梅兄，请他据书檠正。虽则如此，今天重读仍觉汗颜：仍有“呛水”之感。读“真本”的《词话》，只有求援于辽宁大学图书馆了。我经由后门，入辽大读书了。又是酷暑。每天，按时到馆，闭馆归家。书，是特藏，锁在兴老先生的专柜里。到馆，只发给一卷，读完再换下一卷。先生办事离开正巧终卷，也只好翘首等待。只好利用待读时间，摘录卡片。渐熟，一次可借阅两卷了。突然发现，有的书页被撕走；为避嫌赶紧声明。答以缺页均登录在案，方始放下心来。尽管如此，我还是选择与先生距离最近的座位，以避不虞。经历半个月酷暑的考（烤）验，随后写出了《〈红楼梦〉诲淫辨诬——与〈金瓶梅〉比较兼论性描写》一篇长文。

继之，又写出了《〈红楼梦〉与〈金瓶梅〉求同比较异议》。我无意贬低《金瓶梅》对《红楼梦》的影响，然而不赞成简单地类比求同。相似的，未必是等同的；不应静止求同，而应以发展的观点做出动态的研究。不可以在《红》《金》两者间搞滴血认亲，《金》不是《红》的母体，充其量只不过是哺育过他的乳娘而已。在1986年哈尔滨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我讲述了上述异议。《异议》先发表在《社会科学辑刊》（1987年第1期）上，后收入香港百姓版《红楼梦大观》书中。

5.欲研究一部书，先须读懂这部书。“读书先须识字”，因为书是积字而成。我十分羡慕大家，每每从宏观上把握。小学生的我，只好从微观入手，识见皆小。生性好“拔树寻根”，一字不辨，寝食不安。《金瓶梅》是俗文化，粗粗看去，并不难懂，细细考较，又十分难懂。谓陈湘记书局《真本金瓶梅》是粗糙的坊间本，《词话》其实也是万历时的坊刻。坊间本的共同点是为了牟利，因而刊刻之误颇多。如错不纠、衍不除、夺不补，很难说读懂了《词话》。为了读懂，又是冒着酷暑，把戴校本与日本大安本比勘。高血压体表发热，体胖汗腺发达；校书时，豆粒般的汗珠顺着脊梁流淌。那时，北大、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没有出影印本的拟议；便是出版，也要自己校书，也仍然不买书。似乎是莱辛说过：“一本大书，就是一种罪过！”两种影印本，一千多元是我半年工资的总和。精印的书，他人借阅，甚是心痛，不借又开罪于人。借，又恐怕担“污染源”之名。为此，莫如校书。酷暑校书虽苦，每弄懂一个难解的字，却也乐在其中。细细体味刊刻错误的动因，也是蛮有趣味的。

二十五回“顿腹之言”，字义难明，应是“肺腑之言”。刊版时，字须反写，而正写的习惯又难于控制，反写的“肺”遂变成了“顿”。“腹”字则是“腑”的借字记音。普通的“肺腑之言”变成了难解的“顿腹之言”。

六十七回“只当利钱，不算发了眼”，发眼为发狠，形近致误。书中有相同的语证：“老儿不发狠，婆儿没布裙”。“发狠”是心黑手狠，不是陆澹安《小说词语汇释》“生发赚钱”，这是有内证的，可以前后参验。

对于无内证的，可以证之以他籍。“隔墙掠肝，能死心塌地？”虽亦通，然不符合潘金莲语境，她的一串话都是没绊（盼）无望，死心塌地不再等候西门庆了。故而此语应是“隔墙掠肝花，死心塌地！”。俗语今犹称“肝”为“肝花”，或为“肝货”（下货）之音变。谓“能”为“花”之误刊，书有内证。书中引用杜甫诗：“笑时花近眼”即误为“笑时能近眼”。

《词话》本，错误奇多。有的既无内证又无外证，正字是困难的：“宁逢虎摘三生路，休遇人前两面刀”只第四十六回一见，求之以他书，《增广贤文》“进山不怕伤人虎，只怕人情两面刀”，不全同难以为证。疑“虎摘”或为“虎拦”，形近致误。“虎拦三生路”，三生：佛家语，前生、今生、来生。宁愿三生都被恶虎拦住去路，也不愿与恶人相与，以示：“虎犹可近，人不可亲”。

根据校书所见写录之误，写出了《用字流俗：〈金瓶梅〉非文人之作》（《学习与探索》1988年第6期）。从书中用字习惯，判定《金瓶梅》为说话人的述录。我曾对钧韬兄玩笑地说：这等“错别”字，如“灌药”记音作“灌月”，在王世贞、李渔、冯梦龙、屠隆、李开先等文人的文集中找不到相同的例证，因为文人习惯于正字律词。山东籍的文人口说“灌月”，手写定是“灌药”的。

6.训诂文人之作，有书为证。而训释俗人之《词话》，“俗语无典”。中外学者慨叹：《金瓶梅》解语难。日下翠先生交给徐州国际金瓶梅研讨会的文章，把它和埃及罗杰塔碑文之谜相提并论。他担心“语言的难解将会使这难得的极其珍贵的纪念碑成为一块无字碑”。人们多以为《金瓶梅》写的是凡人小事，是里程碑之作，这不免陷入“题材决定论”的窠臼。一部伟大的作品，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金瓶梅》独异与超越，首先在于语言的贡献。里程碑的界标，理应奠定在语言上。它是以俗语写俗事，四百年来，时移俗逝、时移语变，不明其俗，便难解其语了。

由于历史的误会，社会大学我占了三个系：工、农、兵。当了五年兵（1947～1952年），当了八年农民（1958～1962年）（1966～1969年），又当了十年工人（1969～1978年）。我只能老实地承认，如果不是误会的历史，从生命的长度上，二十年而且是盛年，可能有效地延伸。当然，工农兵的社会大学，入乡随俗，对于以俗解语也不无益处，并不把它看成偏得，因为失去的更多。只得聊以自慰：逝去的无法追回，得到的尚有小补。

7. 身处逆境，沉重的劳动与精神的重负，只有书还可以聊作解忧消乏之药剂。辽宁南大荒的农场，入夜，蚊阵轰鸣，南北大炕排列着二十几号人，人声嘈杂。钻进蚊帐，就着帐外墨水瓶自制小油灯读书，然而帐子减弱了本已昏黄的灯光，且人声、蚊声不免使你从书中溜了出来。农工车老板儿花李子正在讲述用“箍嘴”调教野性未退的儿马。我在跟他出车时，他曾教我怎样用缰绳或皮条拴那“箍嘴”扣儿。这扣儿套在烈马嘴上如“箍”一般。

“老牛箍嘴”，书中两见：“只怕他老牛箍嘴箍了去，却不难为哥的本钱了！”（六十七回）一作钳，“都乞韩伙计老牛钳嘴，拐了东京去，只呀的一声，干丢在水里也不响！”（八十一回）吉林版《词典》误“箍”为叶的异体。《集韵》等书，叶皆为书篇名，并无“拽”“曳”之义。所以，不能据解作牛抢拽他牛口里之草。而且另文作“钳”字，有钳制、箍紧之义。然而也不是梅节所释的防止牛偷嘴的兜嘴。这个牛箍嘴，乃是偷牛贼用软套箍住嘴，使不能发声，悄无声息地把牛偷走。我如无学赶车结绳打箍嘴扣之事，也是解不出其语的。可以说：经一事，长一智也。

农工中有位穆某，人皆不称其名，据其歪嘴呼之为“穆老歪”。他机灵、手巧，自制捕兽器，每到数九，便捕捉黄鼠狼与狐狸。他不像文人称黄鼠狼为鼬，称之为黄皮子，甚或简称为“皮子”。如果，能与老穆相熟，吉版《词典》便不会把“皮子”注为“女阴”了。老穆说，捉狐狸夹子下在哪？先要“码嘎”脚踪，掌握它走的路径。《词话》也有“示马觉”一语，注家皆以文献为据解语，必然相歧。《玉篇》“示马马，莫驾切，师祭也；又马上祭也”。《说文》“师所行止，恐有慢其神也”。“示马觉”与《玉篇》《说文》所释不沾边儿，只不过借“示马”字以记口语之音。“示马”字书中九十六回又见，“示马”不可能是打所祭之神，倒是打上记号之码。老穆猎狐十拿九稳，他的经验：“码嘎”脚踪、循踪追迹之谓也。书中“示马”为码之借字，“觉”，与“嘎”音近。揣摩老穆“码嘎”之义，大略有：踏察、思摩以达到查觉的目的。

农民中，有以善骂而知名度颇高的人。车老板“花李”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骂语如珠，花样奇多，且时有新变。以骂上几天不重样自谀，人们也以之作为赞叹之语。“花李”之得名实因他“嘴抹儿”的“花马掉嘴”。赛骂，十里八村是无敌手的。这成了我写《论〈金瓶梅〉的骂语与骂俗》的潜在动力（见《学术交流》1990年第2期）。

8.就着自制的小油灯读书，那摇曳的光亮，把我带回了童年时代。那时，麻油、豆油、煤油灯都点过，直到上小学以后才有了电灯。常常守在灯旁看小说，也常爱拨灯，本来：灯不拨不亮么！妈妈却说：“馋人爱拨灯，懒人好哼哼”。无病呻吟，借以躲懒，拨灯并不能解馋，母亲说这话，为的是省油。我在纠正“干灯盏”“灯草拐棒儿”“灯台”等误释时，各式各样的灯都在我心底重燃。母亲的“小耗子，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又重新响在耳际。母亲，目不识丁，连名字也没有，有过乳名，然而我不应知道。户口上写的是“李氏”，就是这个姓，给人薅地时，累得也曾忘记，一时回答不出来。尽管她没读过书，她给我的知识不能说比书本上的多或少，而是书本上没有的。“小耗子”的儿歌，与陆游的“笑看饥鼠上灯檠”相比，我更爱那歌。我甚发奇想，总以为是陆游诗化了儿歌，而不可能是儿歌俗化了陆诗。母亲，嘴上常说几幅布为几“破”。这个“破”，实在是幅的音变，轻唇重唇之别，其义则一，是古音在今唇吻上的实证。成了我解“零布”隐语的钥匙。初以为，“零布”即布头，整匹用尺量，布头论块卖；或为“无尺（耻）”之义。但感到此解勉强。进而，悟到“零布”是整匹“破”下来的，如书中扯孝布曰“破孝”，布为货币之一，“零布”实乃“破货”之意也。后来把这些隐语撰文为《金瓶梅隐语揭秘》（《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5期）。

9.我爱灯，即便光很弱，也比黑暗强，小油灯伴读，照亮了心，驱散了心底的暗影。后来有了电灯，更是大放光明了。晚上为了偷读书，把灯泡儿搂在被窝里。那小油灯怎么也无法放进蚊帐里，只好挂在帐外的柱子上。所以要偷读，是母亲怕影响我身体，她不识字不反对我读书，而且见我读书便误认为学习。她是把读书与学习划了等号的。她并不知道，我看的不是“正经”，而是闲书。作业在课堂上早已完成，节约时间归己。家，不是书香门第，无书可读。用给我的零用钱去租书，每本每天一个大铜子儿，为了节省这个铜板儿，抢时间搂灯读书。母亲误会读书就是学习，然而她不会视之为“开卷有益”，我当时也不是有意追求有益，是今天回头看，才觉得开卷真是有益的。所租的书五花八门，有啥读啥，武侠、侦探之后，才是文学之作。

随着部队北战而后南征，从东北打到海南。行军作战我仍然迷着书。管理员常升迁调换，但都知道我是书迷。每换驻地，他们号房子，特地为我找一家有书的房东。于书，仍然是无法选择，不是我选书，还是有啥读啥。这时，已经有了“开卷有益”的朦胧感了。从兽医的《牛马经》到算命打卦的《麻衣神相》，一概都读。饥不择食嘛！今天，一当人们误把“三停”释为“人体全长”，《麻衣神相》立即浮现脑际，三停为三等分之一。孟玉楼面部三停，相术与画法皆谓：上停，发际至眉际；中停，眉际至鼻底；下停，鼻底至颜缘。

荒僻的山村，连《牛马经》之类的书也没有。我便读“壁报”——糊墙的旧报纸。顺着受光的最佳面，决定什么时间看哪面墙。阅罢四壁，搬来宽面的条凳，躺在上面仰读顶棚。个中乐趣，无法与外人道，也是外人体验不到的。那少头无尾的脉案医方对我写《官哥儿的病态与心态》，发挥着潜在的作用。相面圆梦之书成了后来《李瓶儿梦象与心象》的基因。《词话》中俗语有着“俗典”，“捻香的也不知，割肉的也不知”，若不是早年读过“唱本儿”我也不知内中典事。唱本儿中有《丁香割肉》的故事；而蔡顺孝母捻香捐寿之事不仅写进了唱本儿，而且也写进了《二十四孝图说》与元杂剧《降桑椹》。元杂剧是我在后来进东北鲁艺研究班研究戏剧时才读的，在当时我能读到的只是《二十四孝图说》以及作为年画贴在墙上的《二十四孝图》，这些都成了我《论〈金瓶梅〉俗语与民俗》（《沈阳师院学报》1990年第3期）的基石。

10.在工厂的十年，我曾经看过水泵房，那灯虽然是电灯，然而却由防爆网罩着，贴紧顶棚高悬。因而，能见度极低。为了填补心的空虚，在无书可读的日子里，便把全国出版的不同版本的服装裁剪书全找了来，比较其优长劣短。我利用业余时间给别人裁衣服，成了造反派头儿出身的政工组长，在大会批判“新动向”的内容。

我只好改行，学过木匠，当然不是投师；工人说寻师不如访友，访友不如动手。我是偷艺，先看后干。一看二干三琢磨。从木凳到小橱，都曾打制过，现在仍然使用着。《词话》写的“长命钉”，有人说是封棺紧固棺盖与棺身之用。其实，只是象征的葬仪。男左二右一，女右二左一，三根钉子，起不到固结的作用。固结棺盖与棺体的是暗榫在起作用。那卯与榫形如蝴蝶，学名蝴蝶键。这是我在工厂学到的。我还把它绘成图，其形略如英文正反两个K字，中间楔入一个“|”字，即“K|K”。封棺，谓之“煞扣”，“|”键一打入两个正反K字之间，便无法拆开，以防止开棺盗墓。那图纸，也如同泵房的防爆灯，昏黄而高置了。我所以学裁剪、学木工，并未想去裁衣服、打制棺材，只是出于填补脑空白。工人们说：艺多不压身，大概含有知识就是力量的意味吧。

我最初接触工人，是在参军的前两年。家迁至庙头街（义为庙前街，取义与府前同）的一家商号鼎兴南后院。三进：前店、中坊、后宅。1946年共产党一来，老板举家南去，我即迁进他的住宅。这个店与作坊，是生产与经营酱菜的。课余，我也去给工人打帮手。对于《词话》中的“头醋不酸到底儿薄”是熟悉的，制醋是将发酵的原料，装进大缸，再加水淋滤，头淋最酸，依次酸度渐减；到最后便薄如水了。店员和工人们，常聚赌。手悖时，要我代“抓”牌，据说可以换手气，扭输为赢。孩提牌技不可能高于成人，而因不按成人之常规，每每歪打正着。《词话》中，有拆牌道字的牙牌令的描写，人们误此为“拆白道字”。当年得自牌场上的牌经，为我今天拆解“牙牌令”隐语起了助益作用。拆牌道字作为专节，写进了《金瓶梅隐语揭秘》一文之中。

11.人们都有童年的欢乐，我亦有过，然而忧愁更多。生不逢时，我于事变那年酷暑之日出生，生后不久九一八事变，母亲抱着我跑反。父亲体弱多病，生计艰难。这大概要归罪于住处风水不好，只因家住“烟沟”（从村名可知村之小）村关帝庙西邻。人说：住庙前不住庙后，住庙左不住庙右。以“右”为恶，由来已久。我弟兄三人，长兄增福，次兄增禄，增祥非我莫属，而且乳名“三求”，祈望“福禄祥”三者兼而有之。待到入伍，首长嫌我名字封建，建议改改，一时不知所从。又不愿意改从“三求”之乳名，恶其与“囚”同音。取谐音之字，改作“憎享”，一直叫到今天，还将叫下去。人怕犯名，憎恨享受，自讨苦吃到今时，苦还要吃下去的。从住宅的搬迁，到名字的给定，都是为着祈福。然而那福、禄、祥却躲闪着我们。一家七八张嘴，吃的烧的全靠山东大汉的祖父。他春天刨荒，松江平原荒地多的是；平原的皱褶处硬杆儿黄篙比人高，他夏秋间打“秋板子”，堆成比房还要高的两大垛。这样大度的黑土地，仍然养不活我们，三个姐姐都夭折了。母亲说：命里注定。她说婚礼坐帐那天，批八字的先生让她向左转三圈，便生三子。她说：命相，应验了。我和她谤道：你再向右转三圈儿，姐姐们也活不了；我们也死不了。为了养家糊口，父亲受雇于人，去和龙煤矿当劳工，回来染上伤寒不治而死。不是不治之症，而是没钱医治。爷爷当时正给人打短工割谷子，谷穗儿抽了眼睛，实际上一股急火，双目失明。

爷爷目不识丁，父亲识字不多。他们备尝不识字之苦，发誓：卖裤子当袄也要供我读书。早在我进官学之前，就受私学的熏染，住南门里时后院房东便设塾训蒙。我常登上窗窥听，学童们唱读：乐于时傅、天地玄黄。听的多了，我也能顺口胡诌；屋里侃侃伐“谈”，窗外我默接：置之“何”干。儿时，接触的《庄农杂字》《增广贤文》《千家诗》成了我撰写《金瓶梅旧诗寻源》的助剂。父亲早逝、爷爷失明，便是我辍学参军原因之一。

想到爷爷，便想到他的玉米米查子云豆粥，便想到他打的柴草烧的热炕头。北风呼啸的冬夜，与爷爷共盖一张被，没有褥子直接睡在炕席上，他用身体和他烧的热炕为我驱寒，使我能够进入温馨的梦境。临睡前，他操着浓重的山东乡音，讲述他六岁闯关东的经历；告诉我寻根之处——山东登州府（好汉秦琼夜打登州的那个登州）招远县四甲游击社西北乡张家庄。他说：始祖母姓张，是张家庄瓦窑的人。而我直到如今，仍然没有机会去寻根找到那瓦窑的旧址。然而，爷爷的浓重的乡音，却在耳际生了根。“太”字他总是读成“推”字；“谁”字总是说成“黑”字。所以，“鬼酉儿上车：推丑！”“穿黑衣抱黑柱”。听来亲切。不是从视觉上审读，而是从语音的听觉上察听。语义、语构都是建立在山东方音之上的。据此，写出《金瓶梅鲁音征实》。

12.涉入《金瓶梅》研究，步入误区。我早年失学、少年从军，文学创作刚刚起步，又逢历史误会。年近半百，方始问学；知命之年尚未隶文坛学界。研读了五年《红楼梦》而转向《金瓶梅》，由一个误区步入了一个新的误区。误区，是指两书的性比较研究。中国传统，对性讳莫如深。为什么文学中（包括《金》《红》在内）有着这方面的描写，而研究的论著却寥若晨星呢？从三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半个世纪的目录里，只三十年代有沈雁冰、谭正璧少数人的有限的几篇文章，之后半个世纪成了空白。我，表面冷静，内心易热：头脑一热，贸然地撞入了误区。为什么不想想五十年噤声不置一词的原因呢？我在写作《金瓶梅与红楼梦性描写比较论》时，是慎重其事的，重新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婚姻家庭等经典著作，并以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论断了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作为文章的骨干。我的嘴是“豆芽菜没捆儿”，无秘可言，常把想法挂在嘴上，企望得到帮助与支持。没有想到“机儿不快梭儿快”，文章尚未在《未定稿》上刊布，谣诼先已蜚流。而且传到上面去了，造成了不应有的误会。致使收入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明清小说论丛》中的此文被撤下（时《明清小说论丛》已发排，编辑奉命拆版停发）。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的《未定稿》上，又被蔡国梁君选入漓江版的《金瓶梅评注》一书，并为《徐州教育学院学报》所转载，也收入我的论文集《红楼梦艺术技巧论》之中。这是我研究性的第一篇也是最后一篇。接受省领导的建议，洗手不再写性研究的文章了。原来的计划还真不小呢。拟着手将先哲时贤的有关论述编集成书，用沈雁冰的文题《中国小说内的性描写》作为书名。在此之后，拟构筑《中国性小说史》，再延伸为《中国性文化》之研究。洗手不写，不是被动的忍痛割爱，而是主动放弃的。近年来，《金瓶梅》词典，日渐增多，注家蜂起，然也积弊日显，粗疏难免。我在他人粗疏之处，从语音、语构、语源等方面，又证之以民俗，以俗解语，使民俗与语源发生学结合，撰写了《金瓶梅注疏》。意在注他人之疏，又难免自己之疏误。交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后，编辑朋友也有苦衷，以为书名古板，只好改作《金瓶梅妙语解谜》了。其姊妹篇《金瓶梅隐语揭秘》也已交沈阳出版社。

13.虽然接受了不再研究性的建议，然而并不连同研究食谱、开餐馆的建议也全盘接受。我一向以为《金瓶梅》是小说，应该作为文学作品，进行文学的研究。

《金瓶梅》的确写了华诞、弥月、添寿、会亲、合欢、迎上、犒下、饯行、接风、斗分资、打平合等名目繁多的大大小小的官宴、私宴。然而《金瓶梅》毕竟不是传授烹调技艺的食谱，《红楼梦》也不是；首先是供人审美欣赏的小说。小说的艺术研究，是不可以作为烹调技术对待的。特别是，中国的小说艺术，与其说是“写实的”，毋宁说是“写意的”。中国小说与其他艺术样式，同有着传统的文化基因。小说较之其他艺术样式出现较晚，不能不受着诗、画、戏曲的影响。诗画中把酒问天，谁去根究饮的是“金华”还是“竹叶”。小说更与戏文相通。画，是写意的；戏，是虚拟的。戏，以桌代筵、以杯代酒，有谁稽知菜是川宗还是鲁系。“将酒筵摆置在……”，高举觥爵，掩之以袖，从不真喝。《词话》仍然是继承、赓续了写意的艺术传统。对写意、虚拟的艺术，人们也已认同形成了审美习惯。从《词话》的“烹龙炮凤、肴如山叠”的赋赞套语中，实在无法指实烹技。《词话》，于烹技不唯不细，而是粗疏。遇到关节眼儿处，便抬出来“说不尽的肴列珍羞”。以说不尽掩盖说不清。表明着述录者为说话人，难有机会涉足上层饮筵；不能身经、目睹、口尝、舌味，只能以仰视的视角，以抽象的千般水陆、万种珍馐的虚写，代替具象的实写。因为“花儿不好写”代之以“花儿不知名”了。对此，以“说不清的肴列珍羞”为题，以《金瓶梅饮食描写疏论》为副题，对小说饮食描写艺术与烹调技术加以分疏（此文刊于《辽宁电大学报》1989年第2期）。

我在部队任创作组长，从事专业创作。转业到地方，主持过一张小报的副刊。小说、剧本、诗歌、曲艺、杂文都曾写过，然无足称道者。发表的作品，都被抄没了。现今，只遗留下来根据我的诗剧改编的连环画《金菓园》和根据我的小说改编的连环画《雨衣》这样的幼稚作品，且不是原作，只能用来哄弄我的小外孙女儿了。创作实践，使我备尝了写作的甘苦，“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知道难点，然而突破不了它；知道易点，常常屈从它。也理解创作心理与接受心理。对于《金瓶梅》，首要的是文学的研究，怎么解读与怎么写？对于文本研究的要义是：一部伟大的作品本身就说明着怎么写。我不否认，成书与作者研究是重要的。然而目前可资据以为证的材料少得可怜。张竹坡早就在《读法》中提醒人们：何必要附会一个作者呢？我从解读的过程中，从不同角度：用字、语音、民俗、诗源、隐语等中寻求内证，内证显示给人的《词话》不是文人之作，而是说话人的述录。笑笑生只不过是《词话》的编定者或出版者而已。对于这些，我拟写《金瓶梅话本内证》，草稿已写就，为了写这“自白书”暂时放下。这些不同角度的“系列论文”已集结为《金瓶梅书话》出版。

14.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人对人的研究都是最差的。人最不了解、不认识的便是人的自身。你以为我对我总该了解的吧？我对自己不敢说认识，而且认识的颇为模糊。由于认识的糊涂，导致了这篇自白的不明不白。当然是根源自我评价难之上，故而我只作自白，是自供状，而不作评价。为己立传难，既不能自嘲自损，又不能自嘘自谀；求得公允何其难啊！我总是畏怯人言，朋友指责我：“你好像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别人活着！”自我失落，当然可悲；然而只有自我，旁若无人也很可怜。为别人活着又有什么不好呢？已是耄耋，潮，不敢轻弄了；对黑土地眷恋之情仍然不减。随便地从陆游诗中断章取句，“原野泥深老亦耕”，向书法家李仲元求字，悬诸座右以自励，以示对《红楼梦》与《金瓶梅》耕耘的不敢稍懈之心。

2014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