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快乐，不必正常
Why Be Happy When You Could Be Normal?

《我要快乐，不必正常》的写作洋洋洒洒，下笔如有神助。短短两周之内，我就写下了15000字。

为什么呢？

这是一本回忆录吗？不完全是。我将它看做一场有关回忆的实验。没有一个人能清晰记起自己的过去，仿佛每时每刻都被刻录在脑海中一样。如果我们真的做到了，会发生什么呢？在我们记忆的框架之上，又有怎样的存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到底在发生些什么？关于这些问题，我们总要多说、多看、多了解。

2007年夏天至2008年末，我经历过一次崩溃。2008年秋，我的一位挚爱英年早逝，在随后的圣诞节我又失去了父亲。我在农神节一月的寒风中埋葬了父亲，取消了与苏西·奥巴赫的采访，我一直很仰慕她，却从未有幸会面。到了2009年5月，我与苏西已经成为了情侣。

而后我开始寻找自己的生母——或者按我们的说法，血缘上的母亲。

为什么呢？

整理父亲的遗物时，我发现了一些文件——纸张泛黄，上面都是机打文字，像古老的抄本，或者说它带给我这样的感觉，实际上不过是20世纪60年代初的东西。这是我的领养文件，里面详细记录了被领养前的我去过哪里，究竟是谁。

我不再崩溃，苏西始终是我精神上极大的慰藉。在她的陪伴下，我可以忍受那些噬心蚀骨的创伤，探察我曾写入书中的过往（《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以求拥有自己的记忆，理解并且掌控它。

不知为何，我很早便清楚，如果你能同时将自己当作一本小说和一桩事实去解读，那么你就会更加自由。如果你是一篇故事，那么你自己可以改变它，尤其是它的结局。

我知道这样的观点已经被新自由主义的口号借用，鼓吹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百万富翁、社会名流、国家总统。而如果你无法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那就是你的错，社会正义、全球不公、阶级、种族、出身都与之无关。我们都知道，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但是……

出于某种原因，我的想象力十分丰富，选取了至关重要的方式解读自己。我知道，我可以将所有挫折和失败诉诸笔端，并在写作的过程中找寻出路。我确实做到了。

《橘子》是一本小说。它不是我自己的故事，我也不是书中的珍妮特。这就是关键所在：我成为了我自己的故事。

但是……

《橘子》付梓27年后，我曾描写过的情节和看上去被排除在外的情节，驱使我回溯自己已然知晓的旧素材，又引领我发掘我从未想到自己会渴望或者需要的新素材。

作为一名作家，我发现自己不得不直面不安，这种不安与不满不是一回事。

这个标题来自温特森太太，她曾经赤裸裸地逼我做出选择：要么离开我所爱的女孩，要么再也不要回家。当时我16岁。我们家十分昏暗、阳台狭小，后院像一个乱葬岗（那种凶手埋葬受害人的地方）。她正是在后院煞有介事地烧掉了我的书，仿佛在演一出毁天灭地的大戏，像《诸神的黄昏》一样。她问我为何这样做（“这样”是指致命地、越界地坠入爱河）。我回答道：“这让我快乐。”而她却说：“你明明可以做一个正常人，为什么非要快乐呢？”

于是我思索良久，事情是否真的符合非此即彼的二元论，如同黑与白、善与恶、白天与黑夜、快乐与正常？

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好问题，但也很残忍。它是上天的恩赐，只是有些黑暗，虽然我当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温特森太太是一位暴力的哲学家。

如果在你还小的时候，爱不可靠，你就会以为爱的本质——它的特征——就是不可靠。儿女在长大以前不会挑父母的不是。起初，你得到的爱就是你确定的爱。

我不知道爱可以有持续性。我不知道人的爱可以依赖。温特森太太的上帝是《旧约》中的上帝，他要求“儿女”绝对的爱，却满不在乎地淹死他们（挪亚方舟），试图杀掉激怒他的人（摩西），还容许撒旦毁灭最正直的人（约伯）的一切。也许效仿这样一位神，对爱有害。

没错，在与人类的关系中，上帝改变形态，也有所改进，但温特森太太不是个爱交流的人；她不喜欢人类，她从未真正改变或改进。她总是击垮我，再做个蛋糕，与我重归于好，常常在将我锁在外面的隔天晚上，带我去炸鱼薯条店，我们坐在长凳上吃包在报纸里的炸鱼薯条，看着人来人往。

我一生大多时候的行为也差不多是如此模式，因为这是我学到的爱。

加上我本身的狂野和激烈，爱变得很危险。我从不服用毒品，我服用爱——疯狂而无所顾忌的那一种爱，损伤多于治愈，心碎多于健全。我争吵，殴打，隔天又设法重归于好。我片字不留地离开，毫不在意。

爱是鲜明的。我从不要苍白的那一种。爱是用尽全力。我从不要稀释的那一种。我从不躲避爱的巨大，但我浑然不知爱可以像太阳一般可靠。日常升起的爱。

（本章原书节选内容译者：冯倩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