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自身的学术处境和问题意识

◎面对21世纪的文化挑战

◎历史语境与学科定位

◎学科价值理念与方法意识

◎学科身份与体制建构

◎文化壁垒、文化传统、文化阐释

◎什么“世界”？如何“文学”？

◎比较文学在北京大学

◎在韩国教比较文学

回到自身的学术处境和问题意识

从1993年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在《比较文学批评导论》（Comparative Literature：A Critical Introduction）一书中断言比较文学在西方已陷入了危机，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到2003年斯皮瓦克（Gayati C．Spivak）耸人听闻的书名《学科之死》（Death of a Discipline）干脆宣称传统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已经死亡，众多来自西方的信息似乎都在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比较文学在西方遭遇了它的类似经济危机一样的学科危机。实际情形的确似乎如此，这几年无论是北美、欧洲的研究，还是近两届国际比较文学年会上的言论已经见不到什么热点和亮点，大牌学者的身影这几年也好像不大出现在比较文学的研讨场合了。那么，这场学术危机会不会波及非西方国家的研究，会不会波及东亚的比较文学研究？看来是已经到了该由我们东亚国家的比较文学学者冷静反省的时候了。

我们当然不可能简单地做出这样的判断，以为西方的比较文学危机便是东亚国家比较文学的重大发展机会。但是，这的确是一个反思自身学术选择的合适起点。就个人而言，我宁愿把比较文学在欧美的当下危机境遇视为一种警示、一针清醒剂，它促使我们去认真思考东亚本土各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处境和未来可能。也许，我们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学科思维的新阶段，那就是必须要回到自身的处境和问题意识，根据自身学术研究的现代历史，学术成就和学术经验，进一步总结自己的学术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重新找回东亚国家比较文学研究自身的学术主体性。

接下来，我将对作为比较文学重要分支学科的比较诗学在中国的发展成就和经验做一简单介绍和分析，我的目的是要证明，尽管比较文学的学科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引进自十九世纪末的欧洲，但是，处于东亚文化语境和中国学术现代性问题意识中的本土比较文学研究，却注定有着与西方社会明显不同的文化处境和问题意识，具有属于自身特定的价值选择、认识论基础和理论逻辑起点，从而在其现代学术的研究实践中已经逐步开始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学术主体身份、价值倾向、思考角度、研究的范式结构和方法学特点等。

如果说，一百多年前的“比较文学的兴起是为反对大部分19世纪学术研究中狭隘的民族主义”（参见韦勒克[Ren Wellek]《比较文学的危机》），那么，今日比较文学的认识论基础早已经超越了这种意识，而被明确地烙上了经济发展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时代的所谓现代跨文化比较的烙印。在这种比较意识下，比较文学在关注自己学科走向和入思途径的时候，其实已经成为从文学研究的立场去参与这种世界性跨文化对话的理想途径，成为多元文化时代文学研究的最佳理论范式和方法选择之一。这也将意味着，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宿命”。

具体到作为比较文学分支学科的比较诗学（comparative poetics），如果不考虑其复杂的学科历史而只是做简略的学科概括，其实它也就是从跨文化和国际性的学术视野去展开的、有关文学理论问题的专门性比较研究。它既研究具有历史事实联系的各国文学理论关系史，也研究并未有事实联系但基于人类文学共生共创关系基础上的多元文化间的文学理论问题。它与一般意义上文艺研究的核心差别，主要就在于其特有的“跨文化”立场和从事比较研究者的“多语种”和“跨学科”的知识背景。但是，在不同的文化地域如何去开展比较诗学的研究，却无疑是由该地域文化发展的历史处境和现实价值目标所决定的。

在当代中国，文学的理论问题之所以需要从跨文化的视野去研究，至少是基于这样一些重要理由：首先是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文论之间存在的，由历史的冲突关系所造成的现代性发展落差；其次是自古以来，中国所拥有的独特的具有原创性话语特征的中国诗学和文论传统资源亟待精神延续；再就是现代中国的文学研究追求自我突破和现代性发展的欲望和策略。这样，存在落差，拥有资源，具有追赶和超越的强烈愿望，面对所谓“西方”这样一个现代性的参照系，就不得不参照、比较和对话于中西古今之间，以图通过所谓跨文化比较性的研究，去发现自身，更新自身，以图实现中国文艺研究在21世纪的现代突围。这种学科选择正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性超越和世界性融入的两大趋势。也正因为如此，不管西方是否“发明”了人们称之为比较诗学的学科，比较诗学研究在当代的中国都是一个不可回避和宿命般需求的学术命题。而且从一开始，这种比较研究就基本上没有按照正统西方比较文学学科的理论逻辑和学科范式去展开模仿性的研究，而是始终具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视野和研究的方式，并且始终沿着自身的学术路径向前推进。

作为重要的证据，早在20世纪初，也就是西方比较文学理论尚未引入中国以前，中国的学者们就已经在运用比较诗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学理论问题了。譬如王国维1904 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1908年发表的《人间词话》；鲁迅1908年发表的《摩罗诗力说》等。据对1949年以前近三百余种中国国内出版的比较文学论著和论文的统计，其中可以列入比较诗学研究范畴的就占四分之一左右。而且，当时一些最优秀的研究成果，往往就是以比较诗学为代表的。譬如朱光潜的《诗论》（1942），钱锺书的《谈艺录》（1948）等。由王国维开始所建立起来的关于文学、文化和思想史研究的一些方法原则，所谓“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见陈寅恪《静安遗书序》）。以及钱锺书所谓“取资异国”“颇采‘二西’之书”，通过互参互照，“以供三隅之反”的研究思路，从一开始就有着自觉的，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学科价值理念和问题意识。所谓“兼收西法，参合诸家”以达到“会通以求超胜”（钱锺书语），试图融古今中外为一炉，坚定地相信“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所谓“心之同然，本乎理之当然，而理之当然，本乎物之必然”的学术理念和方法原则，都在一定意义上，初步确立了现代中国比较诗学最有中国本土文化特色的研究理路。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比较诗学学科获得了重大的学术发展机遇，很快成长为世界比较诗学学科研究的重要一翼。1979年钱锺书巨著《管锥编》的出版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该书跨越了众多语言、文化和学科界限，以广博的知识面和跨文化意识展开比较和对话。作者以《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老子王弼注》《楚辞洪兴祖补注》《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十种中国经典为对象，旁涉中英德法多种语言，千余种中外著述的材料，旁征博引，探幽索微，针对中国文论话语的表达和存在特点，力求从中探讨那些“隐于针锋栗颗，放而成山河大地”的文艺现象和规律性问题，并且将它们置于国际学术文化的语境和材料中加以现代性的处理和确认，成为这一时期比较诗学研究的里程碑。

三十年来，中国的比较诗学学科迅速发展，目前已经建设成长为一个十分成熟的学科群体。我们在国内有数以百计的学者在专门从事比较诗学研究，据不完全统计，至今已经出版了五百多种关于比较诗学研究的著作，大学和国家研究系统中都建立了许多与比较诗学相关的研究机构，三十多个大学的比较文学博士点几乎都有比较诗学的课程和专门研究的博士候选人，并且形成了华北、华东、华南、西南等不同特色的研究群体。

与比较诗学在中国发展的兴旺景象比较，这一学科在欧美国家的发育和生成，在其整个学科系列中都是属于最晚也是最不成熟的。尤其是在真正跨文化文学理论比较研究的实践范畴，他们甚至比中国人晚了好几十年光阴。20世纪初叶以来东亚以及中国的学者在比较诗学领域的自觉摸索和实践，完全有理由和有学术资源为这一学科的范式建构和方法学形成提供一些新的经验和方法。遗憾的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认真清理和总结。究其原因，恐怕是因为我们还缺乏中国最著名的社会学者和思想家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所谓现代“文化自觉”的意识，以及对于自身学术主体身份的认知信心。这使得我们的一些学者在学科理念上一味以欧美为标尺，将他者的问题当成自己的问题，将他者的范式当成自己的范式，将他者的标准视为自己学科的标准。于是，我们的一些危机意识往往不是来自自身研究，而是来自国际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界的动向，来自国际年会和美国学界的学科阶段性报告。这样，一旦欧美学界的比较文学发生问题，我们就会盲目地、莫名其妙地从心理上陷入一种学术上的危机境地。稍加理性的反省，我们都会意识到，这实在是一种既不正常，也不符合学术逻辑的奇怪现象。

进入21世纪，作为对欧美学界比较文学学术反思的再反思，将有可能把我们的思路真正引导转回到东亚本土和中国比较诗学自身的学术处境和问题意识的起点上来。面对西方比较文学文学研究存在的危机和问题，我们的学术文化身份，我们的问题意识确立和方法学的结构重建等问题，都需要找到自身历史和现实文化存在的理由。也就是说，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一学科在西方以外的文化地域发展的历史价值和学术意义，需要找到它在东亚文化本土上兴旺发展的独特理由。

事实上，在整个20世纪，欧美的比较诗学发展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进展缓慢，由于多数情况下面对的只是具有希腊罗马本源类似性的文化传统，其所谓比较诗学，一直都局限在“文类学诗学”，即有些学者所谓“比较诗艺”的范畴。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了包括韦勒克、艾田伯（René Etiemble）、谢弗勒尔（Yves Chevrel）、迈纳（Earl Miner）、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等人的努力，才逐渐转向跨文化的文学理论比较研究，但研究成果始终是相当有限的。

而中国学者的比较诗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跨文化的文学理论比较研究起点上，即所谓“文艺学诗学”的范畴，并且如前所述，出现了众多的学术成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比较诗学三十年的努力，总的趋势是从非学科化零散研究向学科化的系统研究整体推进。状况尽管众声喧哗，但一条基本向上的演进线索和范式构建轨迹还是可以辨认清楚的。譬如，从理论概念范畴的简单1+1配对式（如迷狂与妙悟）比较，走向共同论题（如言意关系）的多方对话式探讨；从以西方理论为范式去“整合”中国文论到寻找“相切部分”和“共相”的交集互补；从野心勃勃的要建构统一“普世性”理论，到主动解构自身，尝试去搭建中国和东亚，也包括非西方理论（如印度、日本、阿拉伯）在内的，具有文化差异的多元复数理论的对话平台；从借助“理论旅行”的概念，倡导开展“国际诗学关系史”研究，进而认识到当今世界理论本身的跨学科、跨语言和跨文化特性，从而倡导广义的，包含文化思想史反思的比较诗学研究，进而倡导在中国传统文论甚至东亚文艺理论的研究上超出特殊性的局限去寻找普遍性问题，尝试主动提问和自觉建构本土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文论体系，从多元文化共创的思路去探讨各国文学理论问题等。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当代的比较诗学研究与欧美国家的研究明显不同，它的确具有自己特殊的价值取向、问题意识和发展路径，并且已经初步摸索出了一些较为适合自身文化和理论特征的研究范式和方法路径，因此，现在的确是有必要从东亚文化和中国本土的价值立场出发，去进一步加以总结和重新认识其价值意义了。

总之，文学研究的跨文化向度和国际化特征，无疑是21世纪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路径和必然选择，而比较诗学的内在理论逻辑正是要求超越单一民族文化的视野去看待和处理文学命题，因此，它与世界文学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是相吻合的。任何一种地区和国家民族的文学理论，即使是盛极一时的现代西方理论，在今天这个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在文学生产、传播、消费和评价普遍国际化的语境中，都将会遭遇到由于历史和文化差异导致的理论失效和通约性困扰，都将面临对话沟通的迫切需求。而未来东亚国家文学研究的现代性命题和发展建设目标，也都将在基于东亚文化传统和现实价值需求的基础上，在古今中外文化间不断的比较、对话、沟通和共创的过程中去逐步推进。

只要是近代以来东亚国家面对欧美所受到的文化冲击及其后果遗留的痕迹还在，研究者不进行相应的跨文化比较就难以清理出合乎历史现实的逻辑发展线索；而只要东亚文学发展的传统价值没有得到真正的世界性确认，这一艰难的对话和比较过程就将不断继续下去：而一旦东亚国家在世界文学现代发展的道路上真正找到了自己的主体性目标，它的未来发展就应该是大有可为、前途无量的！

2009年11月于西二旗智学苑

（此文是本人在韩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50周年暨2009年度秋季

全国大会以及“东亚文学与世界，世界文学与东亚”国际研讨会

上的大会主题发言，后以中文，韩文和日文三种文本发表于

韩国出版的《比较文学》年刊第46辑中，2010年5月出版）

1.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资料：1919—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2. 参见《明史·徐光启传》。
3. 钱锺书：《谈艺录·序》，中华书局，1984年，第1页。
4. 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