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21世纪的文化挑战——“文化对话与文化误读”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1995年10月9日，一次题为“文化对话与文化误读”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图书馆平静地拉开了帷幕。与刚刚轰轰烈烈地结束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相比，这次会议并不起眼。当天的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以及第二天的人民日报、新华社电讯，都只是作为一则文化新闻进行了简要的报道。然而熟知中国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界内情的人们，却能够从会议的规模、层次和与会者所代表的国家之多，掂量出会议的分量。而会议主题所具有的文化普遍性和迫切性，无疑将会作为1995年国内文化研究的重要事件受到普遍的关注。

一、文化研究：世纪末的全球主流话语

主办这次会议的东道主，是近年在文学的跨文化研究领域十分活跃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和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参加会议的代表有来自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奥地利、丹麦、瑞士、比利时、荷兰、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巴西、葡萄牙、罗马尼亚、匈牙利、俄罗斯、印度、日本、韩国、以色列、南非、澳大利亚25个国家和地区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120多位专家学者，其中不乏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名者。在与会的60多位国外代表中，包括前来北京出席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十四届二次理事会的38位理事、主席、副主席和两位前主席等。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在中国召开理事会尚属首次，中国比较文学界举办如此规模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也属空前。12年前在北京举办过一次“中美双边比较文学讨论会”，著名学者钱锺书先生在那次会议开幕词中说过：“我们不但开创了记录，而且平凡地、不铺张地创造了历史”，并希望“参加的人会一次比一次多，讨论的范围会一次比一次广，一次更比一次接近理想的会议——真正的思想融合”。此后十多年比较文学在中国的迅速发展，以及本次会议的代表性和理论深度，都正在实践着钱先生的这一期望。比较文学在中国，不仅如著名学者季羡林所言的成为一门“显学”，成为当代中国人文学科研究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而且已毫无愧色地成为国际比较文学界一支充满活力的研究群体和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崛起，不仅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比较文学界的最重要事件，同时也使长期以来以西方为重心的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真正具备了东西合作对话的现实可能。在此一意义上，本次研讨会的召开，既是中外比较文学工作者努力的结果，同时也是潮流所致，势之所然。

中国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朱开轩、北京大学校长吴树青、北京图书馆馆长任继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吴元迈等学术界领导和知名学者出席了会议的开幕式。朱开轩主任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我认为，人类只有在平等友好的环境里相处与对话，才能实现真正的文化交流。但是由于各民族的文化、历史和社会背景不同，对话中有时难免有‘误读’，甚至发生文化冲突的现象。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这类问题，已经成为当代国际文化交流中一个令人关注的课题。很显然，正确解决这个课题，对于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将会是大有助益的。”他的这一看法基本道出了这次会议的意义所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世界局势的巨变，带来了一系列新的国际文化问题，文化上的“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已成为众矢之的，如何去建立新的国际文化关系已成为世界各国思想家和学者关注的问题。

1993年，美国当代政治发展理论权威、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所引发的争论，将这一时代的文化困扰进一步凸显在世人的眼前。在亨氏文章中那种充满文化霸权主义和冷战后新的国际冲突构想的内容后面，人们看到的恰恰是自称作为人类文明普遍价值的西方中心论的危机感。因为时代已走到了这一水平线上，它终于迫使西方人开始认真地面对与其不同类型的文化，并且开始重新考虑西方文明优势丧失后国际文化格局的演变了。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不同文化和种族的人们开始意识到，在经历了西方列强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数百年岁月之后，人类正站在一个文化新世纪的门槛上。为顺利地跨入这个门槛，有着一系列的文化交往难题等待着人们去研究和解决。譬如文化中心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的关系，文化相对主义的积极意义和局限，文化冲突与文化共处的可能性，文化对话的基础是什么，文化误读的不可避免及其正负面效应，现代性与多元文化社会的矛盾，文化转型与文化研究的重新定位等。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次“文化热”相比，这次文化讨论是在新的国际环境下的跨国际文化论战，是一次世纪性的文化之争。从会议收到的大量论文和会上发表的言谈中可以明显地体察到这一潮流的涌动。中外代表的论文所涉及的对象范围具有空前的广泛性：既有中西文化对话的案例，也有好莱坞所代表的美国强势文化与法国电影文化的论战；既有欧洲政治经济联合以后将留下的民族文化难题，也有美国、加拿大、南非诸国内部不同民族与族群之间的文化矛盾；既有东方国家如中日之间由于文化差异而招致的种种文化误读，也有由于思想、宗教和社会发展程度落差而形成的交流和沟通困难；既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跨国资本主义留下的所谓“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之类文化后遗症，也有阶级、种族和性别造成的文化错位等。作为一轮新的文化讨论，其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不仅80年代那次文化论争难与之相提并论，它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21世纪人类的文化选择。这恐怕也是本次在中国召开的研讨会能够引起国际学术界普遍关注和踊跃参加的原因。

在各种文化接触中，文学无疑总是处在社会的前沿，文学的敏感神经总是及时反映出文化的动向，因而在文学及其有关的文化领域展开对话，无疑是切入这场讨论的重要角度和路径。作为以跨文化研究为使命的中国比较文学界及时抓住机遇，立足本土，遍邀各国学人，进行如此多文化、多语种的对话，既是对世界性文化论战的积极回应，也是不同观点和立场间的一次严肃认真的交流。其意义还在于力图超越国内旷日持久的中西古今文化之争，与国际文化研究潮流相汇合。故而会议的主题选择、程序安排和使用语言都严格按照国际惯例运作，每一专题都安排中方和外方各一名主席，发言和评议都作中外对等安排，首先从程序上就体现平等对话的原则。为期三天的会议分成三个组成部分：一场大会主题发言，16次专题讨论和一次关于“东亚比较文学史”编写的圆桌会议。在大会上作主题发言的有：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席、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吉列斯比（Gerald Gillespie），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前主席、荷兰乌特勒支大学教授佛克马（Douwe Fokkma），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乐黛云教授，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钱中文研究员。他们分别就“文化相对主义的语言与局限”“西方、东方和多元文化的文学经典”“文化相对主义与中国的‘和而不同’原则”“文化转型期价值、精神的重建：新理性主义”等论题，进行了精要的阐述。此后两天的专题讨论除上述问题外，还涉及“文化误读与文学形象”“文化对话的现实与可能”“误读与翻译”“误读与比较文学”“文化差异与误读”“宗教、历史和科学中的误读”“现代性与文化身份”，以及热门的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本土话语等问题。尤其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话题受到集中关注和较深入的讨论。

二、文化相对主义的相对性问题

对于与会的几乎大多数学者而言，以文化中心主义作为支点的“西方中心论”早已是一种被普遍唾弃的立场。尽管消除这种西方中心论的影响还需要漫长的时间，但在学理上对于这类思想的否定，作为中外学者的共识已不成问题。另一方面，关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多元文化观点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然而作为多元文化论理论支点的“文化相对主义”却存在着不少理论上的盲点和实践上的含混之处，有必要进行新的阐释、补充和界定。

首先，学者们都承认，相对于文化中心主义的立场，文化相对主义的选择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它不仅更接近文化发展的历史事实，同时也有利于描述当下文化演进的现实和未来走向。从人类历史的长期进程去观察，文化中心主义只是最近几个世纪西方文明占据主导地位后的产物，并不能说明人类文明发展的全部基本事实和总体发展趋势。至少在17 世纪以前，世界的文化发展格局并非如此。它基本上是由基督教、儒家、伊斯兰教、佛教、犹太教等多种文化在各自相对独立的发展中共同支撑着这个世界的文化进程。至于未来新世纪中世界文化的走向，也看不出任何最终会归于一个“中心”的趋向。即使是像“现代”“现代化”“现代性”这类似乎全球性的价值追求上，人们对它的内涵和前景也因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充满歧义，更何况其他。尽管由于交通和电子媒体的高速发展，世界被称为“地球村”，但各种文化间的价值距离并未因此而缩短，倒是由于获取信息的便捷和全面，使原先较少受到关注的各种文化价值的强烈反差空前明显地暴露出来，以至于亨廷顿也会预测未来国际社会的主要冲突将是不同文化间的冲突。尽管我们并不同意它的结论，但不同文化有其自身发展的个性却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且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因此即使只是为人类未来的前途着想，文化相对主义也可以使我们在自身与各种异质文化之间保持一种批判发展的张力。

但同时也应看到，文化相对主义本身也存在着深层的内在矛盾。因为从理论逻辑上分析，假如我们认定文化相对主义本身也是一种价值观的表达的话，那么根据这种理论，文化相对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并不比其他种类的价值观更优越。譬如欧洲中心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文化相对主义该如何对待它呢？如果容忍，则文化相对主义该如何去与其共存？如果不容忍，则文化相对主义的贯彻最终将是不彻底的。正如一些代表所指出的，一旦我们定下一个价值目标并试图推进它，文化相对主义的两难处境就不可避免。甚至当我们试图对眼前的文化交流的某些概念进行定义的时候，如果文化相对主义的原则在此刻彻底贯彻的话，我们将在术语概念的认同上失去沟通的可能。因为按照这一原则，我们将很难知道这些术语概念在它种文化当中是否具有与我们一样相同或者类似的语意内容。想想这有多么可怕，文化相对主义的篱笆竟然有可能把我们赶入自我文化封闭的境地。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放弃文化相对主义而去追求什么“中心”主义，但是文化相对主义的相对性和局限却是显而易见的。如何走出困扰？一些学者认为，首先必须防止把文化相对主义绝对化，在强调文化相对主义的同时，注意时时回过头来关照人类的某些普遍性。既然“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那么作为人便有许多共同的特征，有吃喝拉撒的生理需求一致性，有寻找庇护所和安全地的共同希冀，有追求和平与发展的良好愿望，有保护生态环境、反对各种污染的一致意见等。于是在千差万别的文化族群中，就会有一些基本的价值共同点。于是多元文化之间才可能有某些跨文化的“规律”可寻，未来世纪中人类的共存共处和精神提升才有一线希望。

如何做到既承认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同时又在共同发展中维护某些交流对话的理念一致性，保持言谈对话的规则纽带，从而在避免文化的人类分裂症的同时推动发展和繁荣，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世纪性困扰。与会学者从语言学、符号学、文化人类学、叙事理论诸方面展开研讨。乐黛云提出以中国文化中的“和而不同”原则作为对文化相对主义的阐释和发明。在这里，所谓“和”与“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对事物间关系的两种不同理解，《国语·郑语》中言：“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孔夫子在《论语·子路》中也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一方面与“同”相对，一方面与“争”相对。用来解释现代世界的文化关系，“同”则是同一种东西的相加，是某一“中心论”和单一价值观的重复，它单调乏味，没有创造力，不会带来事物的新生。而“和”则是在保持事物文化个性和文化丰富性的同时，又互为张力，协调发展，在保持多样性的统一和矛盾斗争中生生不息，不断创新。“同”与“争”相对，则意味着和平共处，以合理和平的方式竞争，通过超越各自文化的水平线去追求新的人类境界。这一见解引起中外学者普遍的兴趣。但如何在“和”与“同”及“争”之间实现一个“度”的把握，仍然是一个问题，因为不同文化的人们先天所持的精神盲点，注定很难找到“度”的一致理解，于是，其作为普遍原则的实践价值的检验就难以量化。因此就当下的文化困扰而言，当务之急还是在真正平等理性的基础上先进行对话。然而一涉及对话，误读的问题便突出起来。这是会议的另一个讨论重点。

三、文化误读的意义与限度

“文化对话与文化误读”作为本次会议的主题，不仅为相当多的论文所涉及，而且在会上引起普遍的争论。这当中既有关于对话与误读关系的理论探讨，也有关于学术史个案和文学翻译现象的分析；论文既涉及作家作品与形象研究，也涉及不同文化不同时代的文化关系总结；既有佛教与基督教在中国不同命运的宏观讨论，也有关于利马窦、伏尔泰、莱布尼兹、谢阁兰、王尔德、荣格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话；既有陶渊明、严复、王国维、鲁迅、徐志摩等与西方文化交往得失的考察，也有翻译过程中概念字句误读的新的理论阐释；甚至有由中日双方学人对中唐代诗人杜牧《山行》一诗中“坐”字的不同理解而引起的文化原因追问。在近年学术界不断深化这方面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对话”与“误读”的复杂关系，学者们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开始清理出一些一致的共识。

一般来讲，与会学者基本上都能接受这样的看法，即把异质文化当作异端和猎奇对象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如果说“对立”曾经是历史上某些异质文化彼此能共存的一种非自觉的处境选择，那么“对话”则是当今与未来文化间共存和相互促进的明智选择。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这种跨文化对话的历史和现实基础是什么？他因何种途径和诱因的刺激而发生？他的中介（如语言）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对话有可能在何种层面上得以展开？等等。

与此相关联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认识和解决文化间的所谓“误读”？人类各种文化由于历史、地域和社会的复杂差别，不可避免地会具有文化上的差异性，当两种和两种以上文化相互对话交流时，不同的文化主体对异质文化都会依照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模式去进行解读，从而产生一系列认识上的错位和对异质文化为我所需的切割和加工改造，其结果便是文化史上各种大大小小的文化误读的出现。譬如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受，近代以来中国对西方文化的理解等。大量文化史和文学史个案都表明，文化误读既会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积极作用，也会出现不该发生的负面效应。前者如中国古典诗歌和文字对西方意象派诗歌形成的作用，后者则如一些西方汉学家对待21世纪中国文化的偏见等，甚至还有不同的文化对同一异质文化的误读所产生的对立效果。正如有的学者文章所指出的，同样是对儒家文化的接受，西方启蒙思想家使他成为批判欧洲封建神学的理性之光，而日本德川幕府的思想家却将其发展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工具。因而对于文化误读发生过程中种种动因和机制的深入研究，将成为比较文化研究的重要目标。不少学者还指出，在关于文化误读的研究中，应该避免一些不正确的倾向：一种是以必然会遭到误读为理由，为保存自身文化传统的所谓纯粹性而拒绝开放和对话，重建文化壁垒；另一种是把从文化霸权主义立场出发，唯我独尊，居高临下地对弱势民族文化的曲解，竟然视为正常误读；再有则是使文化误读作为不愿认真向其他文化学习的借口，成为自以为是、走马观花、不求甚解的理由。所谓创造性误读的前提是必须去“读”，去进行深入的理解和艰苦的对话，从而再追求创造性的认识。而且这种“读”还必须是平等的和虚心的。在这里，所谓创造性误读之“误”不妨理解为领悟之“悟”。即通过“他者”的形象来认识自身和改善自身。文化交流和对话的目的，不是照搬一个原样的异质文化标本进家门，而是通过异文化来反观自身，重新发现自身，寻找更新自身的思想资源和参照系。就此而言，由长期的“读”而达到豁然贯通之“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也是21世纪文化交往中日益重要的课题。

与文化对话和误读研究密切相关，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中的形象学问题也成为会议讨论的又一热点。作为从文化角度切入文学研究的重要途径，形象学研究使文化与文学研究的结合成为可能，他既使文化研究有了新的对象，又使文学研究有了一个更深入的价值取向。形象学研究从所谓异国情调、形象变形、意义转换等现象出发，探讨一种文学和文化形象进入异质文化以后的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所谓“差异美学”，并且从接受—影响关系，从他者理论、乌托邦理论，从文化人类学、神话原型理论和心理学等多种理论立场出发，研究人们对异国的叙述和异国形象的创造，探讨人类在跨文化交往中如何通过差异性和多样性去建构自身和世界。这无疑是一般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转型的征兆之一。

四、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文学研究的转型

在文学研究领域中，比较文学作为具有跨文化、跨语言和跨学科研究能力，作为与国际人文研究最贴近的学科，常常能够迅速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最新信息，感知国际研究前沿的变化。近年来国际学术界比较文化研究的热潮和文化批评理论的兴起，在比较文学研究界也掀起阵阵波澜，前述形象学研究就是一个例子。如果清理一下近几年国际比较文学学术活动的轨迹，也许更能说明问题，1991年第13届国际比较文学年会（东京）的主题是比较文化意味浓厚的“欲望与幻象”，各专题研讨充满文化研究和人类学气味。1994年第14届年会的主题是“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文学”。而1997年将要在荷兰召开的第15届年会的主题干脆就是“作为文化记忆的文学”了。中国比较文学界很快呼应这一潮流，把文化研究列为研究重点，并成立了中法比较文化研究会、中美比较文化研究会、后现代研究会等分支研究团体，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也更名为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1993年，该所与欧洲跨文化研究院联合召开国际研讨会，主题为“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本次会议以“文化对话与文化误读”为题，尽管多以文学本文为研究对象，但其所追求的理论目标却无疑是以文化为目的。

如何看待这一变化，只能有两种结论：一是视为喧宾夺主，误入歧途，违背文学研究的规律和宗旨，赶不必要的时髦；另一结论则可视为抓住了当代人文研究的关键和主流。20世纪末的文学研究正面临重大调整，适应科际整合的大趋势，文学研究的概念、范围和意义都在发生变化，因此我们倾向于后一结论。

首先，20世纪的文学研究在经历了关注文本意义和审美形式的普遍朝内转向以后，至70年代末开始再次向外转，从原型批评开始，经由阐释学、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以及种种后现代批评的转变以后，表现出与社会、历史、人类学、哲学、心理学等的再次整合。一大批著名文学批评者醉心于文化批评，不少思想史家、哲学家、文化史家都频频操作起文学本文，从中寻找本学科难题的解答。科际整合使文化研究在人文研究格局中的地位渐居中心。就国内而言，许多文学研究者转向学术史和文化研究者已不是个别现象，原先仅只是作为背景的文化在文学研究中逐渐走向前台，成为重心。至于比较文学，在经历了从“表层的事实价值”向“内在的意义深究”之后，近年来迅速向“普遍的文化价值层面”推进。对于文学的文化意义的追求，使比较文学的跨文化研究价值得以充分发挥。所有这些征象都表明，文学研究的这一次向外转，不是，也不可能回返到19世纪实证主义的一般社会历史分析旧轨道上去，而是向着以“文化研究”为核心范畴的学科范式革新转变，是一种历史性的转化和提升。准此，当有人将90年代所谓“后文学时代”的全球话语认定为“文化研究”时，我们并不觉得奇怪。于是，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的转轨不仅顺理成章，而且也许还可以视为20世纪末国内文学研究更新发展的潜在话语。

1995年11月1日

（本文刊登于《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英文版

刊登于《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1997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