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价值理念与方法意识

一

关于比较诗学，我迄今所坚持的观点一直是，如果不考虑其复杂的学科历史叙述，而只是从当下的研究重心去加以简略表述，它其实也就是从跨文化和国际性的学术视野去展开的，有关文艺理论问题的专门性比较研究。它既研究具有历史事实联系的各国间的文学理论关系史，也研究并未有事实联系，但基于人类文学共生关系基础上的多元文化间文学理论的问题。它与一般意义上文艺研究的核心差别，主要就在于其特有的“跨文化”立场和从事比较研究者的“多语种”和“跨学科”的知识背景。

因而我以为，一个理想的比较诗学研究者，尽管拥有命运赋予他特定的文化血统和知识背景，但是在研究的立场和视野上，却始终应该是尽量超越其上的。它需要从多边文化、多种理论和多重参照的立场去审视和判断有关的文学理论问题。他虽然难以真正做到所谓的价值中立，但是，却应该能够做到时时反省自身和倾听他人。这种学科理念在当代中国文艺研究领域的出现和发展，正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中国文艺研究的现代性超越和世界性融入的趋势。

比较诗学（Comparative Poetics）学科概念的形成，主要源自现代西方比较文学学科研究的深化，也来自某些不带偏见和有着认识非西方文艺理论思想欲望的学者。譬如前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系主任克劳德·纪延，前些年才去世的法国比较文学元老艾田伯，前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席孟尔康等。但是，对于整个西方文艺研究界和比较文学界而言，这种跨文化的文艺研究却始终不可能构成热点和潮流。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出国访学研究，仔细去检索英文或者其他语种国外图书馆的著述目录，其中真正跨越西方文化所展开的比较诗学理论研究论著其实并不多见，即使有几本也缺少应有深度。这样，当我们试图像学习其他西方理论一样，把深度借鉴的目光投注于西方比较诗学研究的时候，最后带回的只是一个空瘪的行囊。

细想一下，其原因也可以大致明白。20世纪以来，西方理论在这个世界上攻城掠地，话语霸权的趋势越演越烈，走到哪里的学术讨论大致都离不开这种那种的西方或者西方化的主义和理论，话语和符号范畴离不开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或者自黑格尔、康德以来的开场白。处于这种意得自满的话语境地，不能想象，现代性理论大权在握的西方学者们能够真正弯下腰来，真正自觉平等地开展跨越性的理论研究、对话和著述。对他们来说，为什么要进行跨文化的文艺理论比较？比较什么？中国、印度、阿拉伯的文论？对方不是都在赶着学习西方理论吗？有什么理由和紧迫感不得不去比较呢？

于是，回归本土文化，反观自身，便可以慢慢意识到，一种学科意识和方法体系的建立、借鉴和发展等，其实是与学科理念和价值目标的追求紧紧扣在一起的，只有具备了明确的学科理念和价值目标，尤其是有了理论运用的所谓“实际”迫切需求时，这种学科和理论，不管其是自创的还是舶来的，才可能真正成为现实学界情不自禁的选择和追求。

而在当下的中国，文艺问题之所以需要从跨文化的视野去比较和研究，至少是基于这样一些理由：首先是中西文论之间存在的，由历史造成的现代性落差；其次是自先秦孔孟和老庄以来，我们所拥有的具有原创性的中国诗学和文论传统资源；再就是现代中国文艺研究追求自我突破和现代性发展的欲望和策略。存在落差，拥有资源，具有追赶和超越的强烈愿望，前面又有所谓“西方”这样一个已经实现了现代性的参照系，于是，就不得不借鉴，不得不参考，不得不比较，不得不游走于中西古今之间，以图通过参照和比较性的对话，去发现自身，更新自身，试图实现中国文艺研究在21世纪的现代突围。于是，比较诗学的研究，也就是文艺的跨文化研究，不管你同意不同意，也不管是不是有一套“导论”或者“体系”式的理论先介绍进来，比较诗学研究就成了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和文艺研究的某种潮流和焦点之一。

正因为如此，早在20世纪初，也就是学科化的比较文学理论尚未引入中国以前，中国的学者们已经在自如地运用比较诗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学理论的问题了。譬如王国维1904 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1908年发表的《人间词话》；鲁迅1908年发表的《摩罗诗力说》等。据对1949年以前三百余种国内比较文学论著和论文的统计，其中可以列入比较诗学研究范畴的就在四分之一左右。而且，当时一些最优秀的文学研究成果，都是以比较诗学为代表的。譬如朱光潜的《诗论》（1942），钱锺书的《谈艺录》（1948）等。由王国维开始所建立起来的关于文学、文化和思想史研究的方法原则，所谓“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见陈寅恪《静安遗书序》）。以及钱锺书所谓“取资异国”，“颇采‘二西’之书”，通过互参互照，“以供三隅之反”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从一开始就有着自觉的学科价值理念，他们试图融古今中外为一炉，坚定地相信这样的学术价值信念，那就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而无论是东方西方，人作为所谓无毛两足动物，也都具有共同的“诗心”和“文心”，正所谓“心之同然，本乎理之当然，而理之当无疑然，本乎物之必然”。也就是说，在深层的人性和艺术的本性方面，无论中外都具有许多共同的东西可以加以对话和沟通，而中国特有的传统文论思想资源，不仅可以成为现代中国文论建设的基础和生长因子，而且于世界的文论发展也可以大有裨益。正是他们的学术理念和方法原则，确立了现代意义上中国文艺研究最有突破价值和高屋建瓴的研究思想理路。如果我们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文艺研究能够遵循这些思想和方法理念去实践，则中国的文艺研究局面会大有不同，至少绝非如今日之尴尬。

在当下，在比较诗学的学科化建设在学院内得到确立和推进的今天，则更需要进一步明确自身学科的价值目标与其以跨文化比较为方法根基之间的互动和张力关系。更需要明确我们为何而比较？我们比较什么？我们比较的价值目标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

二

无论是在认识论还是在方法学的意义上，我们都尤其不能简单地以为，只要具备相应的语言（主要是外语）工具和一定的中外理论修养，只要研究对象涉及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语言、文化和学科的文学现象比较，不管基于何种价值立场和主体局限，似乎都可以视作为比较诗学了。

事实上，任何所谓的研究，都离不开价值理念的支撑。而比较诗学学科特定的价值追求、问题意识和学术目标等，也都将会直接影响到学科方法和研究范式的有效性。也就是说，在学科价值理念与研究范式、方法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因果逻辑关系。特别是在当下所谓现代性和多元文化的语境中，“比较”如果不能建立在拆解文化中心主义，肯定多元文化共生权利，坚持价值倾向和发展担当互补共存的意识基础之上，如果没有这些价值理念的导引，那么，不管是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方法，还是跨越文化、语言、民族的比较研究，同样都不能保证推导出真正期待的贴近真相的学术性结论。简单地说，建立在此种理念基础上的真正的诗学跨文化比较研究，显然不是那种以自己作为别人观念参照系的意识，也不是一般认识论意义上的类的区分，更不是形式外壳的差异以及最基本的人性相似。要弄明白这一学术思路，尤其需要对比较作为方法论的历史建构做一些回返性的梳理。

比较作为人类思维的基本方式，可以说是无论中外都是古已有之。这种比较的起点和参照首先是人自身。古希腊哲人普罗泰戈拉就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而据说是中国最古老著述的《易传·系辞上》中也说要“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而后触类引申”，最初的人类基本上就是通过自己作为参照系去感知和区分世界万物的。随着认识的深化，这种感知和判断的过程与人类在世的经验积累相关联，经验或者说知识逐渐成为比较的又一种重要的价值参照系。《老子》第二章中就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也；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也。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西方比较论的言说者亚里士多德也认为，“若想编出好的隐喻，就必先看出事物间可资隐喻的相似之处”，而要看出相似之处就必须加以比较或者说“类比”。很显然，这里所谓比较，几乎可以说就是人类认识全部事物的方法和经验知识延伸的前提，其中甚至包括经由这样的比较去认识人自身。

不过，这种一般认识论意义上的比较，主要还是人类为了解决事物的外在普遍性类同以及类的差异问题，是关于区别人的一般性存在特征的方法学基础，是所谓人与非人、人与外部物质世界、人与自身群体关系的基本意识。所谓通过类比而明确男女老幼、大小多少、高低长短、美丑好坏……他一般不涉猎种族、信仰、语言、文化传统和终极价值等核心文化立场问题。

显然，这样的比较与现代性视域下的比较诗学的问题意识关系不大，它可以作为一般人类认识论的基础，作为走出混沌未开状态，进入具有历史和文化的“人”的方法前提，但还构不成今日所谓现代条件下比较诗学学科进行比较的核心问题意识和比较的价值立场。

同时，这种现代性的诗学比较也与古典时代和文化中心主义时代的比较明显不同，在所谓的古典时代，当时所形成的任何一种孤立发展的文化体系，都十分坚定和固执地认为，只有他们才是世界和真理的代表，譬如：柏拉图的“理念”、基督教社会的“上帝”和“三位一体”；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伊斯兰教的“真主”即真理；中国思想诸家的“道”即是真理的最高体现等。在这类系统且封闭的思想体制和价值立场指导下，所谓学术追问的终极与某种被悬搁起来，神圣化的、不言自明的、永恒的价值，亦即真理是等值的。在这里的所谓比较，价值判断已经被先行的确定。那就是，上帝伟大，真主即真理，道之永恒不可改变，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一切只是理念的模仿之模仿，如此等等。在这样的价值理念支配下，比较的结果也早已经不言而喻，就算你的比较是跨语言、跨文化的比较又怎么样，结论并不会有什么真正的改变。多数也只能是以证明对方的局限和自身的完美告终。不管你愿不愿意，信仰所在，往往就难以客观，这也是从事跨文化的文学比较时需要时时加以提防的立场和倾向。

而对于现代西方比较文学的学术研究而言，他们不可避免的文化中心主义立场，同样严重阻碍了真正意义上比较理念的实现。这种中心主义思想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假定西方的一切都是先进的，而非西方社会的一切都是落后的，因此必须加以启蒙和教诲。其研究结果自然是想要消除掉非西方文化的本性和特点，抽空他们的文化精髓，然后将他们的一切都纳入西方文化的价值体系去。

直至今天，在中国比较文学这一移植来的学科的理论预设、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原则中，多少仍旧都可以找到它的痕迹。除了少数特例，如伏尔泰、歌德之外，多数的西方学人都不能摆脱这种文化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而在比较文学领域，一些人甚至自觉地去履行这一中心主义的文化准则。在他们心目中，以西方文化来替代世界各民族文化似乎已经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法国著名的比较文学家洛里哀就曾经说过：“至于近世，西方在知识上、道德上及实业上的势力业已遍及全世界。东部亚细亚除极少数偏僻的区域外业已无不开放。即使那极端守旧的地方也已渐渐容纳欧洲的风气。如是，欧亚两洲文化渐趋一致已属意中之事了。”“而民族间的差别将渐被铲除；文化将继续它的进程，而地方的特色将渐渐消灭。各种特殊的模型，各种特殊的气质，必将随文化的进步而终至于绝迹。到处的居民将不复有特异于人类之处；游历家将不复有殊风异俗可访寻。一切文学上之民族特质也都将成为历史上的东西了。”如此的“比较”，无疑与今日多元文化时代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的价值理念大相径庭。在这样一种学术氛围下，你不可能期望他们公平地对待非西方的文学及其理论；而建立在此一基础上的比较，其精神实质多数也只能是文化上的中心主义和扩张主义，它与我们今日所理解的现代意义上的比较精神仍然相去甚远。

三

我们必须要意识到，无论是今日之比较文学还是比较诗学，均完全是作为现代学术特征的所谓跨文化比较潮流的学科表现或者研究范畴之一，它其实不是比较文学或者诗学孤立的一门学科存在，而是全球进入国际化和多元化时代的一种普遍性的学科方法论潮流。

于是，除了比较文学之外，今天我们普遍都必须同时面对着大量以“比较”命名的学科现象，譬如，比较文艺学、比较史学、比较哲学、比较心理学、比较人类学、比较教育学、比较经济学、比较法学等。很显然，这里所谓的比较，绝不是简单地和随便地把任何两个东西放到一起来比较就行，而是一种代表着现代学术精神的学科研究范式和方法取向。

那么，什么才是现代意义上的“比较”研究呢？支撑现代比较文学之“比较”方法的文化立场和价值理念应该如何？我们究竟又该怎样去展开所谓代表现代人类精神的文学比较？

首先，至少在中国这样一个正在追求文化现代性的后发国家里，所谓现代比较文学的“比较”，如前面一开头所说，它只能建立在坚定不移地拆解文化中心主义，肯定多元文化共生的学术价值立场，强调相对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共同发展担当的观念基础上。

其次，这样的比较，必定自觉承认事物本身内在的多样性，这也就意味着承认它们的相对性。于是，在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之时，各种外来的参照系也就变得不可或缺。因为没有参照就谈不上关系，而有了参照，比较也就不可避免。也正因为如此，作为现代精神的比较学科不仅属于比较文学，在今日现代性视域下，它同时也是更多学科的选择。因为，依据现代的知识理念，任何一种所谓的学科研究，其实都有点盲人摸象的味道。从每一个局部看去也许有道理，但从整体上却未必能够把握真相。这一方面是学科的局限性，同时也实在是人的局限性，是人的思想宿命。因为人之所以为人，在这个世界上也仅仅是一类有限的存在。

最后，由于我们恰好是处于这样一个多元参照和学科整合的时代，学术的历史告诉我们，无论你的学科研究再精深，它也只能透视事物的某些方面，而事物本身却具有多方面的性质和意义。引入一个新的参照系，就意味着有新的性质显现出来，参照无限则性质无限。因此，只有对同样的对象事实加以多学科、多文化的所谓参照性“比较研究”，才有可能接近所谓的“真相”。这里所谓现代意义上的“比较”，其实是对人的认识有限性和历史性的一种认可。是一种平等的、理性的、在外来参照系映照下的、不断有各种性质显现出来的学科认识论。进而言之，这是具有平等参照系的比较研究，是对所谓绝对真理、对所谓理论的普遍有效性，对终极价值的强烈质疑和拆解。而真正要展开这样的比较，一定而且必须建立在一个重要的前提之下，那就是有各种可以把握和具有比较价值的参照系的引入和它们之间互为参照的比较性对话。

基于这样的学科理念和价值意识，我们今天所谓现代意义上的比较诗学不仅仅要跨越地域、文化、语言和学科的疆域，也注定离不开各种“非我”文化参照系统的比照。而参与比较的任何一方，无论是作为比较的主体还是对象性的“他者”，都必须承认自己的“非中心性”和“不完美性”，承认自己的“真理有限性”，这也就意味着不同文化与理论之间是平等的、互相提问、互为参照的对话关系。由这种比较并结合其他方法范式的研究所做出的判断，也都是有限的和受到时空所局限的相对“真理”，其性质的显现由于人类历史和认识的发展演进，总是在不断地演绎发展下去，比较的学术研究也将不断前行。这也许就是所谓现代意义上“比较”研究方法的新学理内涵和价值意识吧。

文艺研究的跨文化向度和国际化特征，无疑是21世纪文艺研究的重要路径和必然选择，而比较诗学的内在理论逻辑正是要求超越单一民族文化的视野去看待和处理文艺命题，因此，它与文艺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是相吻合的。任何一种地区和国家民族的文学理论，即使是盛极一时的现代西方理论，在今天这个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在文学生产、传播、消费和评价普遍国际化的语境中，都将会遭遇到由于历史和文化差异导致的理论失效和通约性困扰，都将面临对话沟通的迫切需求。而未来的中国文论现代性命题和中国现代文艺学的建设目标，也都将依靠在古今中外文化间不断的比较、对话和沟通过程中去逐步推进。因此，尽管人们可以对比较诗学作为学科研究的理解不同，命名不同，说法不同，进入和研讨批判的方向也不尽相同，然而，大家的目标都是试图从跨文化的路径去深入文艺问题的内层，从不同角度去逼近问题的实质。就此而言，作为比较文学学科重要分支的比较诗学，此前曾经为推进中国的文艺研究现代进程有过自己的贡献，而在未来的岁月中，它仍将注定会继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1.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资料：1919—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2. 钱锺书：《谈艺录·序》，中华书局，1984年。
3. 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50页。
4. 洛里哀：《比较文学史》，傅东华译，上海书店，1989年，第351—352页。